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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1891-1940）：“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贵在朝野团结图存。”这是朱德、彭德怀给张自忠题写的挽联。
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4年在天津法政学堂读书时，投笔从戎，赴奉天府(今辽宁沈阳)投奔陆军第二十镇(相当于师)团长、临清同乡车震。1916年随车震在湖南作战时，部队被击溃而回乡。1917年，车震将张推荐给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在冯部当差。1919年入教导团受训，因品学兼优，受到冯的器重。至1925年，屡升至旅长。1926年冯玉祥赴苏联访问时，有一次战斗失利，张的上级石友三归咎于张自忠拥兵不救，要予以严办。张逃至晋军。冯回部队后将他要回，仍给予充分信任，任命他为副官长，不久又调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从事部队训练，强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三十八师，任师长。1933年在喜峰口参加长城抗战，任前敌总指挥。
1935年任察哈尔省(今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主席。次年5月，任天津市长。“七七”事变后，于7月28日接替宋哲元，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今北京)市长。平津沦陷后，潜回南京。11月，任第五十九军军长，1938年调往徐州，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对日军作战。3月上旬，日军包围临沂，庞炳勋的四十军五个团被困。此前，在中原大战中，庞首先例戈，并向张自忠的师部突然袭击，张险遭不测。但张自忠不计前嫌，于3月14日率部增援临沂，从三面向包围临沂的日军发起攻击，与守军里应外合，激战七昼夜，歼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战后，升为第二十七军团长兼第五十九军军长。5月初，在碾庄，张部又歼日军三百余人。9月率部在河南潢川阻击日军12昼夜。10月，第二十七军团改称第三十三集团军，他任总司令。武汉失陷后，他转战豫南鄂北。
1939年4月，在钟祥田家集截击日军，歼其一部。12月，他曾组织部队偷袭日军指挥部，被人们誉为“活关公”。1940年5月，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此时，日军集中30万重兵由随县(今湖北随州)、钟祥、信阳向襄樊进犯。张自忠亲率三个团由宜城北上，过汉水，至枣阳截击日军，奋战九昼夜，在追击中陷入日军重围。5月16日，退至宜城南瓜店，在日军激烈炮火中坚持指挥作战。中午，左臂负伤，随后又连中数弹，壮烈牺牲。随他出征的官兵也全部阵亡。
翁文灏（1889—1971）：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领导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培育出我国第一代地质工作者；创建了新生代、地震、土壤、燃料等研究室，并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在我国地球科学各分支领域，包括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沉积学、山志学、地图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如《燕山运动》、《中国金属矿床分带理论》、《申报地图》等等。他也是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出身在浙江鄞县一个绅商家庭，自幼聪颖好学。１３岁时便考中秀才，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历史学基础。年稍长又赶上新潮流，到上海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学校”学习现代科学与外文，并到欧洲留学，就读于比利时鲁凡（Ｌｏｕｖａｉｎ）大学地质系，受到该校不少教授严谨学风的良好影响，得到很大收获。他作毕业论文时，勇于攻坚，选择该国最薄弱的岩浆岩岩石学为研究方向，用当时最先进的偏光显微镜研究解决很多问题，他完成的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材料丰富，立论清晰，且为比利时地质科学填补了空白，具有首创意义，轰动比利时地质学界，因而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历史上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我国最年轻的地质学博士（２３岁）。
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
翁文灏一生直接从事中等与高等教育工作将近２０年，为祖国科学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1912年底由比利时启程回国，次年初到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佥事，并到该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后升为教授，主讲矿物学、岩石学等课程。他与章鸿钊、丁文江是该所主要负责人和教师。该所实际上是一个地质专科学校，1913年开办时招生３０人，1916年结业时还有２２人，其中１８人获毕业文凭，这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谭锡畴、李学清、李捷、刘季辰、朱庭祜、徐渊摩、徐韦曼等。学生们都反映翁先生准备教材扎实、讲解清晰、生动。翁文灏与章鸿钊常带学生到北京西山、河北和江南等地实习。后来，他们二人把实习报告整理编纂成《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正式印行。该所学生结业时曾举办成绩展览。一些外国地质学者前来参观，十分惊叹地说：“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的第一次光彩……。”
翁文灏后来长期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后相继为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实际领导了全国的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事业。但他深知培养人才是一切的基础，因而他长期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并作过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该校代理教务（代校长）。他把地质调查所作为各校师生的实习与研究基地，提供种种方便。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夏天要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地质系高班学生出外实地考察、完成生产任务和科研任务，把教学、科研、生产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安排地质调查所的专家们去各校地质系兼课，也让各校地质系毕业的高材生进入该所工作，充实该所力量。
他还十分重视地质教育的普及。1920年，他发表了《中学地质教授之商榷》一文，具体议论了在中学开设地质学课程的问题。1924年，他发表了《国文地质科学书目述要》一文，系统介绍了若干翻译引进的地质科学书籍，为地质学教材的编纂创造条件。１９２６年，他发表了《与中小学教员谈中国地质》一文，该文在《新教育评论》上连载，又汇总刊登于《科学》杂志，强调了中小学教育中应贯穿地质学的教学内容。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他在撰写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发表了很多地学科普读物，其中最突出的是普及地震这种灾害地质知识，他１９２１年考察甘肃地震后，发表了《地震浅说》、《甘肃地震谈》等科普文章，1929年还出版了科普著作《地震》（商务印书馆科学小丛书）。
在地学各分支领域里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矿床学方面，翁文灏于1916年担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矿产股长，工作重点在于矿产地质的调查研究与分析总结。他1919年发表了《中国矿产志略》巨著，对中国矿产资源分布进行了科学分类与系统总结。在充分占有实际材料的基础上，他在理论探索中取得重大成就。后来发表了很多重要论文，如《中国矿产区域论》（1919年，１９２１年）、《金属矿床分布之规律》（1926年）、《砷矿物在金属矿系列中的位置》（1926年）、《中国金属矿床生成之时代》（1930年）等等。在这些论文中，他应用地热分带，探讨了中国南部金属矿分带问题，指出锡钨钼带、铜铅锌带、锑带、汞带的存在（依序由高温——中温——低温）。他还将中生代花岗岩划分为：和铜铁有关的偏中性花岗岩及与钨锡有关的偏酸性花岗岩。前者以长江中下游为代表，后者以南岭为代表。他指出长江下游的内生金属矿床大部是接触变质矿床，以铁、铜为主，很少有锡钨钼、铅锌、锑和汞，因为长江下游断裂发育，偏中性的花岗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侵入之故。他最先提出岩浆岩成矿专属性见解，还阐明了砷矿物在成矿系列中的位置，他在我国首次提出了“成矿系列”这一术语。他对成矿规律之研究，在我国开拓了新的找矿方向，对后人有深远的影响。
在地震地质学方面，翁文灏是第一名研究中国地震地质的学者。１９２０年底甘肃发生８．５级地震，死人２０多万。他冒着危险前去实地考察。此后他系统从事地震地质之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了《甘肃地震考》（1921年）、《中国一些地质构造对地震的影响》（1922年、1923年）、《中国地震区分布简说》（1923年）等重要论文。在《甘肃地震考》一文中，他分析、统计了自８世纪以来甘肃的历史地震资料，指出地震之频度有“由盛而衰，复自衰而盛”的循环周期现象。他又指出甘肃、宁夏、青海的６个强震区震中有“往复迁移、及各区间动静循环之状”，还特别指出“甘肃东部震中则颇有旋南旋北、往复继动之趋势”。在《中国地震区分布简说》一文中，附有《中国地震区分布图》，显示了中国境内四类地震带的位置及其与大地构造、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这是中国第一张《地震区划图》。翁文灏领导地质调查所时期，克服了很大困难，于１９３０年在北平西山鹫峰建立了我国现代第一个地震台及地震研究室，由李善邦具体负责。这一研究室装备了我国第一批能测记世界大地震的仪器。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大地震都能被该台测知，该台有专门出版物与国际地震台站交换，使我国地震学的研究进入了世界行列。
在构造地质学方面，翁文灏分析研究了中外地质学者之研究成果．对中国东部，特别是六盘山以东的华北地区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进行了总结。首先，他认为中国东部加里东运动和海西运动不存在或极微弱，最重要的运动出现在中生代，特别是侏罗纪白垩纪时期，这便是“燕山运动”。他在２０年代后半期，连续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如：《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１９２６年）、《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与岩浆活动》（１927年）、《中国北部水平运动所成之构造》（1928年）、《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1929年）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主要谈“燕山运动”。他将此运动分为二期：Ａ期出现在侏罗纪末或侏罗纪白垩纪之间，压应力最强烈，形成华北各地强烈褶皱和大规模逆掩断层，又形成了华北和华中许多花岗闪长岩体，一般具接触变质铁矿床；Ｂ期出现在白垩纪或白垩纪末，运动较Ａ期弱，但也形成了华南各省之褶皱，包括南岭，故也称“南岭期”。此期形成华南大规模花岗岩体以及和它们密切相关的各种金属矿床，还形成华北、华南大规模中性和酸性火山岩。翁文灏早在１９２５年就首次在中国介绍和引进以Ａ•魏根纳（Ｗｅｇｅｎｅｒ，旧译惠格纳）为代表的活动论地质学。他先在中国天文学会上讲演，以后又在《科学》杂志１０卷３期上发表了《惠氏大陆漂移说》一文，系统地介绍了这一学说在地球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气候学以及大地测量学方面的证据。他热情地称赞该学说“理论极为新颖，其说明地质时代之海陆分布，诚有胜前人之处……”，当然，他也承认该学说“实尚未脱理论假设之程度”。自６０年代迄今，“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学说”为代表的“新全球构造”——活动论地质学风靡世界，我们当佩服翁文灏在６０多年前的远见卓识。
在历史地质学方面，翁文灏对古生物学、地层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也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发表过若干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宜昌石龙辩》（１９１９年）、《中国之石器时代》（１９２０年）、《地质学上之生物进化观》（１９２４年）、《中国史前史》（１９２８年）、《扬子江中下游重要地层之比较》（１９３０年）等等。他为一些外国学者的古生物专著译写了中文摘要，如德国Ｍ．舒罗塞（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的《中国灵长类动物化石》（１９２４年）等。作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积极与协和医院合作，于1928年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由丁文江任名誉主任，加拿大学者Ｄ．步达生（Ｂｌａｃｋ）任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加强领导了北平西南郊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发掘工作。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５日，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了国际学术界，翁文灏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这一重大发现，他于１９３０年发表了《新生代研究室的组织和中国猿人的发现》及《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猿人的发现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为人猿之间找到了新的“连锁”，填补了演化上的空白。
在沉积学方面，翁文灏于１９３１年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北方河流的沉积物及其地质意义——中国北方侵蚀与沉积现象之定量研究》的长篇论文。他参考了大量文献，尤其是对台站定点观测之大量原始记录数据进行了精心选择、比较、分析、综合、推理，得出了重要结论。他对华北主要河流携带的淤泥、侵蚀的速度、平原的形成和海岸线的前进等都作了精密的计算，阐论十分透彻。后来，该文被译为日文发表。最近又被译成中文，收入《翁文灏选集》中，足见其指导作用并未过时。
在山志学方面，翁文灏于１９２５年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山脉考》。他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家关于山脉分布的种种学说进行了审视，重点批判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这一陈旧定理。他指出研究山脉应与地质学、特别是构造地质学结合起来。他提出了中国山脉的地质成因分类，并从构造地质的观点来论述中国主要山脉的分布规律。
在地理学史方面，翁文灏于１９３０年发表了《清初测绘地图考》一文，他阐述了清朝初年在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下，聘用西洋天主教士，经过七八年实地天文观测和大地测量编绘成全国一套地图——《大清一统舆图》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这“不但奠定中国地理之基础，亦实为世界地理之一大贡献”。
３０年代初，翁文灏与丁文江、曾世英等，共同编成中国一套新地图，初由上海申报馆于1933年出版，初版名为《中国分省新图》，以后又以此名或《中华民国新地图》之名，于1934年、1936年、1939年、1948年先后共出了五版，一般称为《申报地图》，该图以等高线分层设色法表示地形，深得中外学人称赞，认为是中国地理界之空前巨著。
翁文灏十分重视应用地质学、即经济地质学的研究，强调地质学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积极将地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翁文灏对我国石油地质学研究及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贡献极大。早在１９２１年，他就与谢家荣一起研究我国石油地质，并派谢家荣首勘玉门油矿。1930年，他募集捐款，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了“沁园燃料研究室”，对研究石油、煤炭及地球化学等贡献尤大。1933年，他与计荣森同去探查浙江长兴煤矿四亩墩区井下新发现的油苗，不幸发生车祸，身受重伤，死里逃生，充分体现了为科学献身之崇高精神。1938年，他派孙健初、严爽去甘肃玉门老君庙研究石油地质，成果显著。翁文灏并与周恩来商定，调派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延长县钻井队去玉门钻采石油，果然打出了大量工业油流。以后翁文灏又直接领导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油矿——玉门油矿，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且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并为解放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打下了理论基础。他发表的论文有《中国的燃料问题》（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６年）、《中国石油地质问题》（１９３４年）等。
翁文灏对于煤田地质普查方面也有不少成就。早在１９１９年，他与曹树声共同发表的《绥远土默特旗地质报告》中，煤田普查即占了相当大比重，以后他又考察了很多煤田，发表了若干研究论文，１９２６年他发表了《中国石炭之分类》及《中国煤的分类与新命名法》，提出不同类煤炭的定名和符号。１９２７年他又发表《以三角图解法表示煤的成分》一文。在１９３３年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他又与侯德封一起提交了《中国煤炭资源之新估计》的报告。他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还一度兼任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的整理专员、董事长，对该矿之整顿与改善经营贡献极大。
翁文灏于１９３０年在地质调查所内领导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其中有周昌芸、常隆庆、李庆逵等参加工作，展开全国土壤调查。１９３４年翁文灏发表了《中国的土壤与其相关的人生问题》一文，宣传了土壤学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早期学术界的重要领导者与组织者
1922年曾参与筹创中国地质学会，他是２６名创立会员之一，也是５名筹备委员之一，并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届副会长，以后曾当选为第３届（１９２４年）、第５届（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第９届（１９３１年）、第１８届（１９４１年）会长（理事长）。他担任了该学会第４－１４届的编辑主任，并于１９３７年获该学会设立的“葛氏（金质）奖章”第６次（１９３５年度）奖。翁文灏于１９３４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上当选为首届会长，后连任至第１０届（１９４３年），然后又任监事。他任会长之初创办的《地理学报》一直没中断过。
翁文灏和国外学者相处共事，不卑不亢，很讲实效。他一方面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反对崇洋媚外；另一方面，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Ｊ．Ｇ．安特生（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法国人Ｐ．德日进（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奥地利人Ｏ．师丹斯基（Ｚｄａｎｓｋｙ）、美国人Ａ．Ｗ．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加拿大人Ｄ．步达生（Ｂｌａｃｋ）等都平等相处，亲密协作，共同从事科研著述。
翁文灏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１９２２年他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第１３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是中国地质学家代表政府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之首例，中国提交的４篇论文中，有１篇为翁文灏独著，１篇为翁与葛利普合著。１９３７年，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１７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翁文灏于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９年先后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三、四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他对于太平洋地区中生代构造运动的成就为国际学术界充分肯定。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世界最古老的地质科学团体——英国伦敦地质学会通过决议，授予翁文灏名誉会员称号，此外，美国文艺与自然科学院、德国赫勒自然科学院、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亦先后授予翁文灏荣誉职务和学位。
翁文灏中年时期，逐步进入政界，他先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他于解放前夕完全脱离国民党政府，并于１９５１年由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以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晚年亦从事翻译著述，为祖国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他曾翻译出版了美国Ｒ．Ｒ．施罗克（Ｓｈｒｏｃｋ）所著《层状岩石的层序》（１９５５年）巨著，他又担任《地质译丛》编委。为该刊翻译发表了近１０篇文章。翁文灏于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７日以８２岁高龄辞世。
沈鸿烈（1882－1970）：字成章，湖北天门人。自幼勤奋好学，18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东渡扶桑，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1911年毕业，回国后加入民国政府海军。由海军“楚观”舰候补员起步，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海军局科员，黑吉江防舰队参谋、参谋长，尔后参与创建东北海军，官至东北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海军虽然安全撤至青岛等地，但却丧失了财政来源，军费开支遇到极大困难，官兵军心动摇。沈鸿烈巧妙设计，通过“崂山事变”不仅独揽了东北海军的大权，而且迫使当时任青岛市市长的胡若愚辞职。张学良为安定东北海军的军心，解决军费问题，遂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代理市长。“崂山事变”也使蒋介石认识到东北海军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从安定青岛局势，用东北海军制衡地方军阀、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的势力考虑，蒋介石决定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1932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职命令。
但是“崂山事变”也加剧了东北海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了1933年6月东北海军三大主力舰“海圻”、“海琛’、“肇和”南下，投奔广东军阀，从而使东北海军实力大减，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沈鸿烈也因此丧失了强有力的军事后盾。事件发生后，沈鸿烈即向中央政府提出辞去东北海军总司令和青岛市市长职务。蒋介石早已有心将东北海军并入中央海军，故同意沈鸿烈辞去东北海军总司令职务，但考虑到他仍是青岛市市长的合适人选，乃挽留。青岛市各界人士也纷纷要求其继续留任。这样，沈鸿烈结束了军旅生涯，成为专任青岛市市长的文职官员，直到1937年12月，期间对崂山开发多有建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崂山开发的步伐中止了。沈鸿烈带着遗憾惜别崂山，撤离了青岛。1949年去台湾，1970年病逝于台湾台中市，终年88岁。
梁士诒（1869-1933）：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是北洋政府交通系首领，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要职。当时政坛主要人物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张作霖、段祺瑞、乃至蒋介石都曾看中他。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错综复杂。
梁士诒是三水白泥冈头村人，字翼夫，号燕孙。早年与父亲梁知鉴同在本乡、广州、香港一起读书。1889年，他与梁启超在佛山书院同学，当年参加乡试，同时中举人。1890年和1892年两次赴京会试不第，竟上海南归，搜罗一切新书和译本，研究财政、河渠、农业及掌故。1894年考中进士，以二甲第十五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0月，甲午战争我国惨败，他与30多人联名上书，指责李鸿章不备战。翌年升为边修，告假回乡，受聘为凤冈书院主讲。1897年会京，先后人武英殿、国史馆、编书处协修。1900年夏，颐和团运动爆发，梁士诒离京避乱，与年底回乡，仍入凤冈书院主讲，后将书院改为学校，成为三水县第一所新式学校。
1903年6月，梁士诒在北京应考经济特科，首场点为一等第一。慈禧太后听信流言，误以梁士诒为梁启超之弟，康有为又名祖诒，即所谓“梁头康尾”而予以排斥。11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听闻梁士诒通“时务”，请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介绍，把他聘到天津，任北洋总书局办，故《袁世凯兵书》多出自其手。1904年秋，唐绍仪被清廷委任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奏调梁士诒出任参赞协助。次年初出使印度，两人经数月努力，中英签订了《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期间，梁士诒派人调查印度鸦片的种植、制炼、税收等情况，写成详细报告，并拟订各种禁烟方案。12月，梁又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东三省条约，以后又设置督办五路总公所。自此，他开始涉足交通部门，逐渐形成强有力的交通系。
1906年春，梁士诒因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10月，清政府设邮传部，统辖航、路、邮、电各业，接管商务及督办大臣所管之铁路，派梁士诒接管铁路。1907年1月，梁辅助唐绍仪督办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五铁路事宜。4月，邮传部设置五路提调处，梁出任提调，主管五铁路，开始整理和发展我国交通事业。第一步是设立交通银行，解决以往借款办铁路，由外国银行分储汇划造成损失的弊端。并改提调处为邮传部铁路总局，专管各路的借款和行政，梁士诒被委任为总局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第二步是发行公债，赎回京汉铁路路权。1910年2月，又改组铁路总局，随即勘察黄河桥工，查勘广九铁路全线。他经营铁路4年多，由五路增加京奉、广九为7路，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扩展为10路。对外更改合同，收回主权，对内扩展线路，清理积弊，对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此，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已大体形成。
1911年初，唐绍仪被解职。新任邮传部部长盛宣怀因为旧怨，上奏撤消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为镇压革命，起用1908年11月被罢黜的袁世凯组阁，梁士诒亦被起用为邮传部副大臣、大臣。1912年初，他参与策划，迫清帝退位。袁世凯于3月1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长。由于他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被称为“二总统”，5月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8月下旬，孙中山进京与袁世凯会晤13次，谈论国家大事，每次梁士诒都在场，三人很谈得来。9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全权策划全国铁路建设，梁士诒则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的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铁路建设计划。
1913年初，梁士诒秉承袁世凯旨意，利用江孔殷等人挑拔广东革命人胡汉民与陈炯明的关系，唆使陈拥袁；自己又以为父祝寿之名，回粤收买粤将拥袁；他的胞弟梁士*亦在香港积极活动，致使广东军变，取消独立。南方反袁军事失败后，袁世凯急于做正式总统，命令梁士诒于九、十月间组织公民党，胁迫国会选举袁为总统。这期间，由于财政总长周学熙请假，梁士诒出任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既掌握中枢大权，又控制了交通、财政大权，被称为“梁财神”，交通集团因此进入鼎盛时期。
然而，袁世凯做梦也想做皇帝，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翌年又解散国会，倒了熊希龄内阁。5月，又取消国务院改设国务卿，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梁士诒对此表示反对而被逐出总统府，出任税务处督办，8月任国内公债局总理。本来，梁士诒并不赞成帝制，但经不起袁的打压而转向。这就是1915年6月的所谓“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经此打击，梁士诒深感“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只好从组织上、财政上支持袁世凯称帝。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7月中旬，大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帝制祸首”梁士诒、杨度等8人，梁与弟士*逃往香港避难。从年底起，执掌交通、财政的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形成了新的交通系。
在避难期间，梁士诒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7年7月1日，张勋等人在北京拥戴清帝溥仪复辟。他在香港分别致电唐绍仪、叶恭绰、陆荣廷等讨逆。他后来听闻叶恭绰参与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交通银行提供资助，马上致电叶，由津行拔款200万元。第二件事是这一年10月，他应邀访问日本，除力主和平统一中国，还提出中日实业合作的详尽计划，如“中国提供天然及劳动力，日本提供资本和技术”等。
1918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特赦，免予追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梁士诒3月回到北京，6月被选为交通银行董事会董事长，8月，被选为安福会参议院院长。10月10日，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段祺瑞辞去总理职务，梁士诒重新活跃在北京政坛。他致力于与西南护法军政府联络，以期南北和平统一，又重新与孙中山建立联系。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他以前策划派出20万劳工赴欧洲，使中国取得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1919年1月20日，他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和战后经济委员会委员。欧战结束，世界列强腾出手来关注在华利益：由英美策动中国铁路国际共管，实行各国在华利益均占；又组织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利用贷款控制中国实业。梁士诒通电全国，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并组织铁路救亡会，发行救亡月刊。还先后发表《铁路统一谈》和《外人实行以经济亡我之危机》等文章，联合中国、交通、金城、汇业、新华、盐业等银行，发起组织中华银公司，以对抗四国银行团。1920年2月，他创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3月，再任国内公债局总理，6月，出任毛革改良会会长，9月，任华北救灾会会长，致力于振兴中国实业和救灾活动。
1920年9月，大总统徐世昌把一等火绶宝光嘉禾章授予梁士诒。12月24日，经张作霖推荐，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31日，梁士诒会见日本公使，表示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借款自办。不料外间传言他向日方借款自办，掀起反梁倒阁风潮。广州军政府也下令通缉徐世昌、梁士诒，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攻击他们“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扬言要诉诸武力。梁士诒不得不于次年1月托病请假，5月走避日本，然后第二次避居香港。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第三次组织政府，邀请梁士诒共商国是。梁选派叶恭绰、郑洪年支持孙中山，分别担任大元帅府财政部部长和次长。翌年3月初，梁士诒从香港启程赴欧美，实地考察各国战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至9月初经日本返港。
直奉战争后，段祺瑞重新执政。1925年3月，梁士诒应邀赴京参加善后会议。5月至9月，先后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银行总理、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和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1927年1月，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外交、财政讨论会，梁士诒被聘为政治讨论会会长，极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次年2月，任税务处督办。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炸死，北洋政府由此结束。梁士诒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第三次逃往香港。
1932年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国难会议”，梁士诒应邀至泸。期间发生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梁士诒以私人名义致电英国首相麦唐纳，请他联合各国制止日本暴行。由于“国难会议”延期，梁先回香港。1933年2月，蒋介石为免段祺瑞为日人所利用，把他迎接到上海。段眼见国难日深，多次电请梁士诒北上共商大计。梁3月3日抵泸后，曾会见记者，畅谈抗日要旨及后方给养问题。不久发病，至月底以不能起床，入院治疗，4月9日去世，终年65岁，葬于象洲沙。
梁士诒一生勤奋工作，政务之余或逃亡期间，不忘为社会办事。如1910年在家乡独资创办冈头职业学校；1914年8月广东发大水，他在北京发动同乡募捐，并请政府从税务拨出巨款，共计约100万元赈济各灾区；1916年第一次逃亡，他在香港办起惠民招工处，与人合资在天津创建五大公司，把土产改制出口，又建货仓代理航运业务；1918年12月，集资120万元创办戊通公司，组织船队航行于松花江、黑龙江和办理渔业。
他教子有方，大都成才。次子定蓟开办广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任经理，是广州市银行公会常务委员；五子定蜀曾任铁道部专员；六子定闽毕业于伦敦大学土木电气工程学系，曾任上海美商亚洲电气公司工程师。
梁敦彦（1857-1924）：清末外交大臣，字崧生，顺德人。早年由清廷派往美国留学。1881年回国，先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天津“北洋电报”学堂任教习。历任清廷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会办税务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后曾任北祥政府交通总长。一九一七年参与张勋复辟，任“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失败后匿居东交民巷。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卒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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