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十字荣誉骑士团原创]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文章提交者：出入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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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常常有一些重大的转折关头。这时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异常尖锐，局势瞬息万变。胜利和失败，失望和追求，苦闷和奋起，以快的令人目眩的的速度交替出现，留下了发人深思的历史遗产。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便处在这样的时刻。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在是太深重了。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前赴后继，英勇反抗，都没有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一度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最后留下的仍然是一片令人难熬的黑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实环境迫使人活不下去。于是，产生了怀疑，增长了，发展了。一《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传统势力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是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许多人重新观察着，思考着，探索着，寻求新的救国真理。在这个历程的尽头，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方向。
一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旗帜下进行的。他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的大爆发。这次革命发展得极其迅猛。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的清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
新生的共和国，在许多人眼前巅立出一副虚构的壮丽前景。他们早就梦想着：一旦“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的政府来代替旧的政府”“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①（孙文《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 63页）他们深信：过去，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腐败，买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政府；现在，这个障碍已经被从前进的道路上扫除掉，一切根本改革将次第进行，诸如民主政治的进行，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等等，都指日可待，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
可是，透过表面上一派热烈的景象，冷静的观察一下，不难看到：在它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革命还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已经出现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领导这次革命中下层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他们有革命的要求，但并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心和勇气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排满二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②（胡汉民《胡汉民自传》 61页）他们对胜利的迅速到来，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在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③（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 1956年第二期）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民国的迅速建立，对他们说来，实在是喜出望外。廉价的胜利，冲昏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头脑。新得的权益，更使不少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尽快享受到手的果实，许多人结束这场革命。内部的争权夺利开始了，连军队中都出现了“纷无纪律”的状况。
原来在革命中充当主力的下层群众，这是早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来是由于下层群众的积极参加而获得推翻清政府实际力量的。抛弃了下层群众自然也失去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继续抗衡的力量，于是，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出处遇到仿佛都是难于克服的困难黄兴在一封信中甚至说“合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泊腹以谢天下”④（胡汉民《胡汉民自传》61页）
革命精神废弛了，妥协的声浪压倒一切，成为南方政府不和谐的合奏中的基调。而当帝国主义直接出面干预的时候，开始所谓南北和议后，一些革命党人就争先恐后的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妥协。有的说：“我们此时没有真实力量，所以此时对于北方政府和各国外交，不得不容忍迁就”⑤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二期有的说：“只要该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需以各省监制止”胡汉民《胡汉民自传》 64页章太炎甚至主张“无故无新，为善是以”章炳齡《至袁襄城商榷官制二》《太炎最近文录》72页公然与就官僚立宪派人合流。革命派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陷入一片混乱。
上层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过去主张立宪，敌视革命，生怕革命会触怒帝国主义，会倾覆整个封建次序。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从报》第四年第十号。只是在革命的风暴迅速遍卷全国，清朝覆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共和。张褰说道：如果在这种制度下还想保持君主制度，结果将“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张赛《辛亥九月至内阁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这话说得十分明白：他们承认共和的的目地，并不是要真正要实行共和制度，恰恰相反，只是要借此来结束革命，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因此，当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出山，清政府将大权交交给袁世凯时，他们就暗中同袁世凯勾结，穿针引线，以清朝退位，建立民国为条件，从内部施加压力，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孙中山，是比较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尽管他对帝国主义也存在幻想对袁世凯所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的本质同样认识不清，并且因脱离下层群众而缺乏足够的力量；但在当时革命群众的鼓舞下，他曾要求继续把革命向前推进，反对想袁世凯妥协。可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很快便被妥协的声浪淹没。孙中山在以后回顾到“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获援，是以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实行矣”孙文《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你04页这确实是当时的情况。
这样，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终于将政权移交给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年代久远的，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了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革命，以实际上的失败告终。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2
二
可是，资产民主共和国的迷梦并没有随着革命的失败，立刻在人民心目中破产。
历史的现象常常充满着矛盾：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在表面上的一片胜利中到来的。袁世凯在取得政权后，还需要争取一些时间，来整顿自己的力量，稳定被革命强烈震撼过的旧秩序。因此，他在表面上仍然口口声声要“矢忠共和”，表示要尊重“议会的神圣权利”。这就更使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
他们继续作议会政治的美梦，认为只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可以按照法律手续，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打算。这方面的代表是宋教仁极力鼓吹“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渔夫》，前编政见 5页从而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证他们各项政策的次第实行，他天真的认为这样做後“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奠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乙受利不浅矣”宋渔夫》，前编政见 21页。因此，他把全部注意力用在扩大政党基础和进行国会选举上。宋教仁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于最高第位，这时却青云直上，一跃而称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总览了党的大权。他的政治主张在党内也确实能风靡一时，取得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是当时革命党人信奉和追求的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除了这种欧美式的代议制以外，他们也确实提不出更好的政治方案来。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有两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个是，同盟会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留日学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政法学生，他们学习了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洋教条，迷信这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的“万灵丹”；另一个，重要的是，许多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这是当上了议员，他们享受袁世凯每年赏给的五千元的高薪金顾敦鍒《中国议会史》188页一面在议会中高谈阔论，一面沉迷于纸迷金醉的生活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宋教仁“议会政治”的主张也反映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就是这种主张能够在同盟会内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之所在。在宋教仁的策划和主持下，同盟会和四个小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量旧官僚和政客入党。这不仅是同盟会和几个小党派合并的问题，而是政党性质的改变——放弃了革命，由革命党变成了一般议会中的在野党。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逐渐堕落的产物。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正在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经济地位和实在兴趣也在起着是在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即得的社会地位，从事私人投资和实业的活动。黄兴，宋教仁等人投资于银行，矿业，汽车，纺织等事业。各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纷纷仿效。例如在云南，蔡锷，罗佩金，李根源，谢濡一等都参加了东川矿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活动。这种狂热的投资场面，并不仅仅限於这些资产阶级活动家们，而是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缩影。辛亥革命胜利後，资产阶级得到一个“宁静的政治环境”，来保证他们既得的政治利益，保证他们自由的从事实业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不惜作出一切让步来求得妥协。黄兴在当时曾一度宣称的“欲专力实业，修养民力”《黄克强先生荣哀录》4页正是最好不过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为了获得并保持这种“统一”的，“宁静”的发展实业的环境，深怕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同时，他们也害怕在本阶级中被看作不安宁的罪人。于是，就积极的支持袁世凯这个独裁头子，尽力鼓吹“南北统一”和“新旧调和”。同盟会重要分子魏宸祖(原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在北京宣称“国事如何紧急，应急宜统一”“各党派不宜争持意见，国且不保，政见何有，政策何有？”黄远庸《政界内形记》《远生遗著》卷一八至九页另一个重要分子景耀月（原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说：“总以国家为前提，不以意见为竞争，方可以救国”黄远庸《北京黄花岗纪念会》《远生遗著》卷一16页当时，国家政权以落在袁世凯手中，他们左一声“国家”右一声“统一”这种“统一”只能是统一于袁世凯之手。这种国家为前提只能是以袁世凯的意志为前提。
不仅如此，为了表示和平建设的诚意，他们还说服内部，解散大批革命军队。黄兴在袁世凯严令南方撤兵时“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严加裁汰”。这种态度在他自请接触南京留守职务的通告中说得十分的清楚：“起义光复之人断无拥兵自卫之举嗣因北方言论猜忌环生，不审内容，每多臆测，以为南方存此机关，殊非国福，窃恐内讧叠起，外祸丛生”，“不如将留守机关早日取消，可使南北嫌隙尽泯，庶几行政统一，国民基础自趋稳定”黄兴《致中央和各省通告解职》《黄留守书犊》卷下 18页。他们希冀放下武器，以换的袁世凯的谅解和信任。而结果适得其反，换的的只是鼓励并便利了袁世凯进一步扑灭南方残留的革命力量。
这种迷梦，在1913年正式国会召开的前夜达到了顶峰。那时候，国会选举的结果业已揭晓“众议院中国民党参议员占半数以上，参议院中则占十分之七”邹鲁《少年的回顾》52页议会中的多数果然被国民党夺得了。一切似乎都将如愿以偿，宋教仁兴高采烈的说：“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宋教仁《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词i》《宋渔夫》后编演说词二页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共和国仿佛已经是近在眼前的，可闻到香味的果子，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摘到。
但是，历史无情的讽刺号嘲弄了他们。沉重的打击，恰恰在国民党人沉醉于欢乐顶峰时突然到来的，袁世凯的刀磨好了。于是，想晴天霹雳一样，发生了刺杀宋教仁事件。
原来毫无思想准备的国民党人在突然到来的袭击下，立刻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孙中山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抛弃了一度产生过的对袁世凯的幻想，匆匆地中断了对日本的访问，赶回上海，召开军事会议，力主讨袁。但是另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黄兴等竭力反对，主张“稍缓用兵”，“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竢后国民大会发表後，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生？”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四期蔡元培，汪精卫等也奔走南北，竭力谋求在妥协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至于歌声都督和国会议员，由于对既得利益的恋栈，响应孙中山主张的更是廖若星辰。辛亥革命到这时，时间刚过去一年。但是，金钱和地位对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老说，是一帖最有力的腐蚀剂。他们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意志，为了力保自己的都督，议员，官员的位置，不惜作出一切妥协。孙中山的战斗号召，不仅不能号召他们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反而换来了一片“孙大炮”的讥讽声。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阶级，此刻也抛弃了自己的政党。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有过天真的幻想，以为这是他们发展实业的大好机会。他们生怕袁世凯的反对会破坏他们发展实业的大好机会，因而，对孙中山的起义普遍报着反对的态度。当时有人在报纸上透露过他们这种心情：“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之商人然也，即外国商人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扰。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顾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葵丑战事汇录》时评15页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产生自己的“狄克推多”，酒吧希望转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祈求在他的庇护下，得以平静的发展自己经营的实业。这种希望最后注定是要落空的。
广大下层群众，在辛亥革命后早已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脚踢开。就在国民党党员担任都督的南方各省，下层群众也同样不曾得到多少实际利益，有的只是残酷的镇压和日益增长的苛捐杂税。因此，在他们看来，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冲突只是一群官僚政客与另一群官僚政客的争权夺利，跟他们并不相关，自然不可能有多少热情起来给国民党以支持。
一年多前曾经鼓动起全国规模的革命大风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几何时，已处于分崩离析和完全孤立的境地，环顾四周，找不到多少支持和援救的力量。
于是，在袁世凯的诸路进军和对南方军人的暗中收买下南方各省一度进行的独立和抵抗很快烟消云散。这个失败，严格的讲，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在国民党中自行瓦解中崩溃下去的。江苏，安徽，江西，广东的失败，首先都是由内部的叛变，广东第二师师长苏慎初，混成旅旅长张我权武力逐走了都督陈炯明，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也强行胁迫都督柏文蔚下台。湖南和福建原来态度就不坚决报着首鼠两端的观望心理，等到前述几省失败后，就自己取消了独立。湖南都督，谭延凯在取消独立的通电中厚颜无耻的说“湖南宣告独立，水到渠成，延凯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凯不居其功”《邹永城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国民党的议员们不在妄想凭着议会中的大多数来约束袁世凯，只是一心恋栈自己的地位。他们竭力向袁世凯献媚，甚至有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出面，宣布削除黄兴等人的党籍，表示自己和这个事件无关。谢彬《增补订正民国政党史》56页但是，南方军事行动一结束，袁世凯对他们就不必再讲什么客气了，回过头来，立即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就这样，昙花一现，烟消云散。
这一次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腐败得这样快，怎么还能希望由他来领导革命前进呢？他们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等待着他们的只是失败。这以后，孙中山继续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可是，这条路越来越窄了。他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过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过西南军阀，往后有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过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一连串的失败失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根本没有能力来领导中国革命。许多人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物语张回忆录》109 110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还在无产阶级对它从理论上进行批判以前，已经由实践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国人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才从连续不断的失败中取得教训，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政治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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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3
三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了，可是，烈士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这次革命对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也消除不掉的。就在表面上令人难忍的暂时沉寂背后，它所引起的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映，却在继续向前推进。
首先，辛亥革命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并且一举结束了支配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来被看作“天的儿子”，“神的替身”的皇帝，居然被打倒了。“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被号不容情的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孙中山在制订《临时约法》时坚持写上“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一切不能不在人们思想上激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影响只要读一读陈独秀在1918年所写的，《偶像破坏论》就可以强烈的感受到。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重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国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得的君主，好像以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少吗？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五卷二号居然君主这尊从来被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一旦被看穿後，可以打倒；那么人们合乎逻辑的联想到:其他种迷信和偶像，不是同样可以破坏吗，也可以打倒吗？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的这个历史功绩，应该受到足够的评价。亲身经历过革命的林伯渠同志，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议论。他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常常是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41年10月10日
其次人们对这次革命曾抱有如此热切的期待，并且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并且失败得这么快，如此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活剧一幕接着一幕上演。中国的现状没有得到一点改善。国家的处境反而一天不如一天下去“充塞社会之空气”依然“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一卷一号。这一切，迫使许多爱国者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不能不严肃的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新的出路。林伯渠同志在回顾自己当时的思想历程时，这样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1010
就这样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未能可以说：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不会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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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4
四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那是一个青黄不接，令人特别难熬的日子。革命正处在退潮中。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需要寻求新的道路，可是，新的出路是什么？一时又没有立刻找到答案。
在这些日子里，很多人陷于消沉，悲观以至绝望的境地，有的人对现状充满了愤慨，牢骚满腹，使酒骂座，结果却仍然一筹莫展。有的人退入书斋，终日在故纸堆里爬梳，聊以排遣自己的烦闷。有的人竟削发为僧遁迹山林“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到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吴玉章 106页
可是现实生活不容人们长期消沉下去，革命虽然失败了，原先导致革命发生的那些矛盾一个也没有削除，相反到更加激化。历史不可能长期的踏步不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条件更不允许它这样。
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时不够成熟，暂时填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留下的空白，站在历史的潮流前列的，只能是一小批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民主派。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这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政治思想，并没有跃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围，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对现实的不满更加强烈，并不象资产阶级有那么多实际利益得失的顾虑，从而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反封建斗争推进到比较彻底的地步。
这场斗争的帷幕，是由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首先揭开的。它以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出发点，响亮的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阶级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的对立物就是“专制”和“愚昧”。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野蛮统治遗留下来的恶果。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从西方搬来一整套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是，他们当时把重点放在推翻清政府上，建立共和国体这个目标上，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纲常礼教，并没有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扫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後，在革命宣传中更加突出了“反满”这个口号。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竭力推崇所谓“国粹”，以为只要提倡“国粹”，人们：“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泳不可抑制”章炳麟《演说录》《民报》第六期这就更模糊了人们对封建传统意识的界限。这确实是辛亥革命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既然问题在客观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专制和愚昧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突出的现象，它自然要一次有一次的重新提出来。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人痛切的认为，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的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而这一切又同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那一套的太大太深有关系，从而感到大力破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必要。他们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时，往往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到这里。
同时，民国以来，北洋军阀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又竭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一股复古的倒退逆流。袁世凯当国时，通令全国要“崇圣尊孔”。他的忠实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在呈文中坦率的说出了袁世凯的心里话他说：“十岁至十五岁时偿欲未盛，灵性初开，教之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听自由平等之演说印入脑筋，故虽杀家破身，趋之若鹜；闻事亲敬长之正论深入心理，亦必守死善道，甘之如饴”，“果能改良以读经为本以余力习有用之科学，即勘乱之上策，治病之良方也”《生活日报》1914年5月17日以此相呼应一群封建余孽也发起孔教会，孔道会，发刊《孔教会杂志》呈请以孔教为国教。袁世凯死后，康有为有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北洋政府的宪法草章竟公然载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社会上下充斥这一派樽空读经的恶浊空气。这也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将批判矛头集中的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粗略地说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在《青年杂志》发刊的头半年，他们的宣传还比较平和，着重两个方面：一方面，宣扬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权力声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的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一卷一号从而反对封建礼教鼓吹的“忠孝节义”这些“奴隶之道德”。另一方面，宣称“奋斗乃人生之职”，“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陈独秀《抵抗力》《新青年》一卷二号。鼓舞人们进取奋斗，反对消极悲观和苟且自了的思想。
从一九一六年二月发表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起，《新青年》等刊物上接连刊载了一系列更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如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集中火力，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特别是三纲五常等学说，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一九一七年，从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开始，《新青年》批判的面更广了：“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理论(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六卷一号钱玄同甚至主张“欲费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四卷四号
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陈独秀鲜明的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杂志》一卷六号“其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可怪者”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三卷六号“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不可能之事”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吴虞更加直截了当的写道：儒家提倡的那种“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其流毒成不减于洪水猛兽”并且指名痛斥孔子“盗丘之余祸及万世”吴虞《家族主义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二卷六号。这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之论。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这里有他那段用血泪写下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号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篇，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的鞭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是无以伦比的。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声势浩大，威力猛烈，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帮助许多人从原来麻木不仁的沉睡状态下惊醒过来。于是，过去被当作神物一样，从来不敢怀疑的问题现在敢于大胆怀疑了。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也敢于去设想了。这就起了巨大思想解放作用。它扫清了地基，为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重要的准备。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新青年》还特别重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力求改变过去那种“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争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的状况要求“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一卷五号在《新青年》的有力推动和影响下，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更使这个运动触及的社会面比辛亥革命时更加广泛，从而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想洪流。
这些，都正是辛亥革命所缺少或不足的。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但是，也要看到：当时站在运动前列的，毕竟还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派。这个运动，初期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可以说，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继续和深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明白声言“余故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三卷四号”他猛烈的抨击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正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共和制度。他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三卷三号因而，尽管在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愚昧上是勇敢的，但他本身并没有给中国人民指明新的道路。
他们用来反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也是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学说。他们把个人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公然鼓吹利己主义，写道：“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即无由至社会之发达。”“国家为达小己之荆响而设”“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一卷二号他们激烈的反对奴隶道德，着眼点也是在于它妨碍了个人的自由与独立。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府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回复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一九一六》《青年杂志》一卷二号自然，在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不可能有别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这种“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学说来反对封建传统意识，反对专制和愚昧，它在这个转折的时期中仍然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的着眼点终究还是各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解放，也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从根本上说，仍然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道路。
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常常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而是什么都不加批判的拜倒。《新青年》上有文章写道“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作榜样。”“适用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政治道德文学，就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应该虚心去学才是正办”钱玄同《随感录》《新青年》五卷三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与巴黎和会的准备召开，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欣喜若狂，把它看作“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他们十分起劲于抽象的大谈什么“正义”“和平：”与“人道”。在《新潮》上有的文章写道：“政治的‘德莫克拉西’者，今日当以美国现任大总统威尔逊氏所高唱之人道主义为代表《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新潮》一卷五号陈独秀为《每周评论》所写的《发刊词》甚至把威尔逊奉为“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他还鼓吹：东洋各国可以在巴黎和会上联合提出一个“人类平等一律不得歧视”的意见，说是“此案若是能够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陈独秀《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与要求》《每周评论》第二号
这是一个过渡。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站在当时潮流前列的激进民主派所带表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的阶级地位是不稳定的；一部分可能向资产阶级转化；另一部分可能向无产阶级转化。新文化运动发展演进的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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