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光绪十七年邪教猖乱内蒙古史略

清光绪十七年（AD1891）年冬十月（公历11月），发生于内蒙古东南部并波及辽宁、吉林、河北两省的金丹教武装暴乱（因起事暴徒头裹红巾为记，故而蒙古族称“红帽子事件”，当地受害汉民则骂之为“红头蛆”）事件，其性质在AD1947在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热河蒙古土地问题》文件中已做出了客观总结。但是上世纪50年代末突然有人撰文称其为农民起义并流传至今，这完全是错误的。随着80年代以来由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全市12旗县区政协联合展开的有关该事件的调查的深入，相关史料得以被不断被挖掘出来，主导者金丹教及其他参与其事的会道门的邪教本质再度浮出了水面，于是该事件的性质和真相也因此得以判定为邪教组织的一场针对内蒙古地区蒙汉平民的残酷屠杀。

这是一场结合了邪教惨无人道的本性，被邪教所利用的蒙汉民间风俗和土地矛盾、清朝地方政府在调解矛盾上的无力、蒙古上层王公擅做威福所招致的怨恨以及人类狭隘自私等诸般负面心态而形成的历史悲剧。虽然在短短四十八天内，邪教武装势力即为荡平，但为乱事波及的十几万平方公里上各种善后工作却绵延半年之久，而因此造成的蒙汉裂痕直到几十年后的民国时期依然未曾弥合……

今天，将这段历史上的人祸原貌呈现出来，不仅为了追悼那些罹难的大量无辜蒙汉平民的冤魂泣血，也有助于提醒大家，只有坚定不移的执行民族团结政策，才能不予任何心怀叵测之辈以可乘之机，才能维护中国国家内部的统一安宁，为中华民族之复兴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金丹邪教之由来

根据当时平乱后对俘虏的审讯笔录来看，金丹邪教的大首领名叫杨悦春，道光二十一年（AD1841年）生于直隶属下承德府建昌县杨家弯子（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敖汉旗沟梁镇设力虎村）。其父杨占山，祖籍山东，系当时敖汉旗贝子府的佃户，生有三子，杨悦春排行第二。据杨悦春本人口供称，他在三十多岁时遇到一个姓郭的道士，从其学了点炼丹驱鬼的法术，于是开始利用当时人们普遍迷信的弱点到处行医骗财，不久即家境大富。

郭道士一事，可见于《朝阳县志》，内中记载说，“查学好教门，原系左道，惑众邪教。光绪初年，曾在朝阳县东南方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设立教坛，传教为师者，系一道士，夜聚昼散，男女俱可入教，练成则枪不能伤，能驾云上天等术，嗣被本地豪而有识者逐之，遂潜逃至朝北及建昌县敖汉旗等地方，在杨家弯子村杨悦春家中设立教坛。”在当时，朝阳也属于直隶。可见，光绪初年在朝阳县境内设坛聚众，大搞邪教迷信活动的道士显然就是杨悦春口供内说到的郭姓道士。光绪初年在AD1875年后，在时间上也吻合杨悦春口供内所称的三十多岁遇到郭道人一事。但此人于流窜至建昌县之后的下落如何，由于当时的审理者未曾细究，因而杨的口供亦未交待，金丹道作乱时也不见郭道士现身，显然此人在传授蛊惑过杨悦春后，又不知跑到何处去继续招摇撞骗了。另外，关于金丹教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一贯道支派，因此郭道士其人之存与未存，抑或是如张角在建立太平道的时候声称的南华老仙授予天书一般，尽属杨悦春本人为减轻罪责而杜撰的子虚乌有，亦未可知。

总之，杨氏家有余财的结果就如同所有邪教头子一样，发现这是一条发家致富并可通往权势宝座的捷径，野心的种子便迎风而生，接下来建立邪教组织的行为也就水到渠成了。和历史上的许多邪教组织一样，他将总坛设立在偏僻的深山老林大黑山中，借丰盛的林木为掩护，开始以行医为名招收信徒。在当时，大黑山的西面有以喀剌沁、平泉、赤峰为中心的“在理教”（青帮），东边则有流传于锦州、义州等地的“武圣门•金钟罩”，这两个教门也属于邪教。于是，杨悦春就毫不客气的使用“拿来主义”，将“在理教”的禁烟戒酒幌子和“武圣门•金钟罩”的“入教习术能避刀枪劫数”等等荒诞不经之说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教理”，但那两个邪教经营多年，早已自成“经典”，而杨悦春不过一招摇撞骗的粗鄙之徒，哪可能自创经书，于是只能对教徒宣称有所谓的“梦首经”、“葫芦经”、“文出入法”、“梵王经”、“观音咒”等经书，然则杨氏既“授业”于道士，“梵王”和“观音”却显系佛教，正可谓不道不佛，全然是邪教所惯用的假借正统宗教以达蛊惑人心之特点。事实证明，平乱后在大黑山总坛内并未找到这些所谓的“经典”，足见其杜撰蒙骗人心之实。就是这样，一个对外号称“劝人学好”的邪教组织就这样在拼凑中出笼了，其正式全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炷香”，另有别称为“圣道门”。

那么，金丹道的行为是如其声称的“劝人学好”吗？暂不谈其后来掀起暴乱后杀害了众多蒙汉平民，单就其立教之初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个口号纯属欺人之谈。根据当时在热河办理承平银矿事务的徐润（1838－1911）于光绪十八年亲赴大黑山实地考察的记载，杨悦春的私宅“依山造房，成村圩形式，气象排场，远非（敖汉旗）贝子府可比”，“旁有小山坡，系聚众议事之处”，所谓议事，内容为何呢？“近则一月一聚，远则一年一聚，为广敛钱粮事”。可见，所谓聚会议事不过是杨教主敛财，不然怎能造出一幢连当地蒙旗贝子府都望尘莫及的豪宅？住在这样的私人豪宅里的杨教主，其生活之腐败豪奢，则无不建立在对教徒的盘剥之上。中了邪教之毒的教徒们为了供奉教主，出去后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又怎么可能做到“学好”？邪教欺人害人之祸，由此可见一斑。

二、热河蒙汉矛盾之由来

被金丹邪教用以蛊惑人心的热河蒙汉矛盾是由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特别是土地矛盾，当追溯至康雍年间。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蒙汉隔离政策，严禁汉族出关或蒙人入关。到了康熙年间，这一禁令因全国局势的稳定和人口激增造成的土地短缺事实而渐渐取消。首先在喀剌沁旗和翁牛特旗之间开辟田庄，招徕内地汉族农民出关开荒耕种。当时，北京户部特别印制了票证，发放给出关农民做为官方允准的证据。春季出关耕种，秋后入关回乡，往来皆凭票通行。

时至雍正元年至二年间，直隶山东两省连年荒旱，于是朝廷想出了“借地养民”之策，准许内地灾民在长城以北五十里内开荒耕种，传谕蒙古各盟旗王公妥为收容，又在古北口、张家口和归化三地设立同知官来管理出关农民的户籍，以免有在逃犯人出关作乱。客观上说，蒙人可以因此收取地租之利，有助于改善生活，汉族农民也因此得以免遭荒旱疾苦，且有拨田给宅、免缴地价，轻役减赋等优惠政策，清廷因此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国内局势，可谓各得其所，多方受益，称其为善政亦不为过分。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出关的汉族农民和当地蒙族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蒙族人将这些农民称为“察噶钦”，意同汉语之“娇客”，既亲切又形象。

最初，由于官方的组织管理尚称严密，所以没出什么乱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乾隆年间的管理趋于疏离后，出关者的成分便复杂起来，许多无灾之地的人员也为了躲避税收，冒充灾民出关，加之蒙古王公贪图地租利益，默许出关农民长期居留，使得权宜之计的借地变成了长久居留，一方大量涌入，一方只入不出，结果当然是蒙地的汉族越来越多，当初的五十里耕种界线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内地民间甚至出现了专门把人送到关外去的“揽头”职业（跟现在的蛇头也差不多吧），可见当时出关潮之踊跃。据光绪年间重修的《承德府志》留下的数据，乾隆四十九年（AD1784），喀剌沁三旗和土默特二旗的汉族人口已逾55万，到了同治十一年（AD1872）达到了88万多人，80多年间增加了32万人。

人口增加了，垦区扩大了，维系着众多蒙古族生计的牧区当然会随之减少。当初的“娇客”一旦转变为剥夺自己生存空间的对手，那种好感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代之而升起的是一片反对土地放垦的呼声。当然，那时候还不存在环保观念，不过从客观上说，过度开垦破坏草原确实也会造成生态问题，只是还没人意识到而已。

问题终于反应到乾隆面前，使他意识到再放任下去蒙古那边会出问题，于是下令札撒克王公们立刻清理私留农民，如再隐瞒将遭到制裁。同时又下令严惩内地的“揽头”，“徐令民人归赴原地”，“土地逐年归还原主”。可是这个谕令在执行的时候却从三个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第一个方面是出关农民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仗着人多对抗谕令，不肯回乡；第二个方面是蒙古札撒克王公也不肯放弃地租利益，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继续包庇农民；第三个方面来自内地不断发生的白莲教起义正在出关大省河南山东一代此起彼伏，于是有大臣奏议说，如果硬逼农民回乡，恐怕他们会投入白莲教，“助教匪为逆”。此时已是乾隆晚年，无复少壮时的精力锐气，因此干脆把问题抛给蒙古王公，那意思无非是你们既然愿意留下农民就留吧，本地蒙古平民闹事就让你们自己内部解决去。皇帝这一松口，贪图地租的蒙古王公们也一边压制旗民不满，一边继续放任内地垦荒者蚕食草原。到了道光初年，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衙门甚至依照蒙古王公之请，把借地养民写入了相当于政策汇编的《则例》之中，于是权宜之计变长久之法的行为终于彻底合法化了，成为嘉道年间拓植实边的手段之一。

这一合法化在道光至同治年间又衍生出新的恶果，加剧了当地蒙汉矛盾。获得长久居留权的内地农民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也不再老实的向原来的蒙古族地主（此地主非彼地主）缴纳地租了。因为汉民日多，蒙人反而成为少数，于是部分汉民开始结连起来反客为主的欺负蒙古族，对来取地租的蒙古人轻则欺骗，重则干脆拳打脚踢，反正只要不少朝廷的税和蒙古王公的租，反而比普通蒙古族人更受保护。当时，在蒙旗境内，清廷设置的管理蒙汉词讼的“理事通判厅”主官基本上由汉官充任。乾隆四十一年，有几个厅升格为州县，就是平泉州及其下属的建昌县、朝阳县和赤峰县，和蒙旗制度平行。但这些州县官员视征收粮款多寡为政绩，缺乏调和民族矛盾的意识，所以往往在蒙汉词讼上站在汉农一侧，并不深究其中的是非曲直。再则，从地租上，官员自己也有利可图。康、雍朝的时候，蒙古地租收的是粮，乾隆朝以转运不便，依据汉农之请，改为依照粮食的市场价格折合为钱。因为多了一道变现手续，官员们的偷手机会自然增大了。既有私利在中间，官员们就愈发会偏袒汉农了，蒙人之怨言怒火，自不待言，民间对汉农的报复行为也因而发生。收不到地租又打不赢官司的蒙古族人难免纠集亲友上门强讨；被汉民殴打的蒙人反过头来报仇也不足为奇。一件两件无所谓，但随着时间退隐而聚少成多就不可小觑了。

试问一片土地如今有两个民族并存，又被人为的制造出两种土地关系，两套管理机构，两种管理办法，无异于一山二虎，欲不斗又岂可得乎？

顺便说一句，后来有的佃户甚至开始对蒙旗王爷们变起粮价花样，其中有些难免被识破，自然遭到王爷的处罚，又引发了新的矛盾。这里先说明，蒙古王爷对汉民并非亲爱，只是图地租之利，除了偏袒之外也有许多欺压，这是等级社会之通病，并不以民族为限，愿诸位读者莫生他想，别出机杼。

下面再说说导致蒙汉矛盾的另一个原因——风俗和性格上的不同。

蒙古人长居草原，性情质朴，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视角与内地汉族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这一点想必众所周知。蒙古人缺乏和内地人交往的经验，同样，内地人也不了解蒙古人。彼此的接触完全是因为一项政策而促成的，可谓不期而遇，不尴不尬。凭心而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多数都是缘于不了解。蒙古人的豪爽不拘小节落在内地人眼中难免变成粗鲁，内地人的细致敏感多思在蒙古人看来简直就是小家子气。本来互相看不顺眼这事也平常，如果有人居中调解沟通，并不难化解。但由于地方官和蒙古王公各图私利，疏于做这方面的工作，乃至放任仇视日增，此为积怨之二。

这些积怨犹如堆在荒野上的大堆干柴，而意欲点燃它的杨悦春等邪教分子一旦出现并伸出了罪恶之手，那么此后势成燎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蒙古上层王公和汉民之结仇

等级社会无处不存在上位者欺压下位者的情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蒙古王公因为地租利益而偏袒鼓励汉地人留居蒙古，但仅视之为新的剥削对象，绝不会拿他们当做朋友。这些王公、台吉、他不囊【注1】们平时在蒙民面前固然擅做威福，对管地之下的汉民当然也毫不客气。

当时的蒙俗中，贵族们一旦出门，所过之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蒙汉者，必须一律退避至路边，乘者下车，骑者下马，双手下垂肃立，不得有任何其他动作，否则侍从飞马立至，予以鞭笞。另外，这些贪得无厌的贵族为了从汉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地租，往往借口丈量土地，加派租税，有些强项的汉民就集结起来抗拒，双方因为这种事情，没少发生争执乃至暴力事件。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一些汉民故意隐瞒开荒的实际数字，希图少纳地租。所以有些蒙古平民地主（此地主依然非彼地主）提出丈量土地的要求也算合理，但也因此遭到反抗，总之这样的利益上的对立也构成了积怨的一部分。

这里用金丹道暴乱的策源地敖汉旗的情况做为例子。敖汉旗的前身是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AD1639）编立的敖汉部佐领，领札撒克，初代佐领班第，爵多罗君王。于康、雍、乾三朝时多有从征之军功，因此历代之中多有出任昭乌达盟长者。达克沁是在道光二十七年承袭了爵位，初为贝子，后因军功晋爵贝勒，并升昭乌达盟长兼备兵札撒克。所以，他在金丹道暴乱的时候实际上是贝勒，只不过因为最初是贝子，所以被约定俗成的说成了敖汉贝子。

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排场，尤其是在娶了满洲王爷家的郡主为大福晋后，谱摆的就更大了。偏偏这位大福晋还特别喜欢到处溜达，戏瘾又特别大，据说在娘家的时候曾经女扮男装去天桥园子里听戏。这次嫁来蒙古，愈发喜欢出游，去外面听戏也不必再偷偷摸摸。所以每次出游便似游行一般，扈从如云，声势浩荡。光绪十七年六月（公历七月），也就是金丹道暴动前四个月的一次出游，路上有一汉农因避道稍迟，侍从们立刻飞马上前，不仅鞭打了此人，甚至连其他业已避道的路人也没放过，人群顿时大乱，纷走相避之际，许多走动不灵的妇女小孩被挤倒在地，踩踏至伤。当时几乎引动了公愤。

不久后的立秋，当地汉民割取青草，以备冬天无草的时候喂食牛羊。这本来是历年常事，也是农人的应有之意。往年敖汉贝子也没怎么样。但是这次，达克沁却不知哪根筋不对了，突然派人四处搜捕割草的汉农，先夺其镰刀扁担，再加以痛殴，然后冠上私割牧场的罪名关押起来，直到当地汉民推举出几位老者前去游说，做好做歹的总算放了人。事后有人分析，这是为了报复六月间福晋出游打人遭到众人抵制一事。

根据《理藩院则例》的规定，各盟盟长只有监察各旗扎撒克王公，检举其中不法者的权力，不能插手地方实际旗务，也无权插手汉民事务。就算他认为汉民有罪，也只能向清朝设在当地的各级地方官告发，自己是不能去乱抓人。但达克沁显然自恃尚了郡主，因而妄自尊大起来。所以当时发生这些事后，蒙汉民众都很愤怒，就连王公之中也多认为他做事未免过分。话说此人当时也六十多岁了，居然还有此等火气，反应诚然夸张，也不免令人联想到人之将死，行为癫狂错乱的说法了。

虽然这样的事情未必时常发生，但当时的人难免杞忧无限之心，不久后被邪教一煽动，遂有围攻贝子府，杀达克沁之举。达克沁自己作威作福导致被杀原是罪有应得，但给予邪教煽动的口实，连累数万蒙汉百姓遇害和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惟有说此人死有余辜啦～

四、金丹道密谋暴乱

根据当时亲历其事的喀剌沁右旗人士汪国钧（蒙古名卜彦毕勒格图，1853－1921）的记述，金丹道从光绪十七年的夏末秋初就开始准备发动暴乱。但根据后来审讯杨悦春等人的笔录来看，这个时间应前推到这一年的春天。

为了制造出更大的风潮，自称总大教师的杨悦春向朝阳、建昌、平泉、赤峰、锦州、义州、宽城子等地派出了大批骨干分子进行游说煽动活动，甚至吉林和黑龙江的某些地方也发现了金丹道分子散布的传单。

煽动的内容无非是故意夸大蒙汉矛盾，捏造了许多针对全体蒙古族的谣言，其中一条就是所谓的“杀人腾地”，其意思是说蒙古人如何仇视汉族，准备在不久后杀光所有汉族，夺取所有耕地。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仅承德一带的汉人就有百万之众，数量比当地蒙古族多10倍不止。再说当时蒙古族内既无具备聚合全体威望的人，就算有，这样的人也断不会愚蠢到不计后果的去行此冒天下不不韪之事。何况当时蒙古承平日久，各盟各旗的军队尚且武备废弛，突然动员起平民来拿刀枪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这种积怨日深的时期里，这种漏洞百出的煽动居然真的让一些汉族信以为真并狂热起来。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会有人支持煽动者的！

除了用煽动诱骗手段进行人员组织之外，金丹道徒们还四出劫掠，目标以金钱和粮食为主，其目的就是为暴乱做物质上的准备。这个行为较显眼，所以汪国钧会觉察到并记录下来，认为这是暴乱准备之始。可惜如敖汉贝子之类的扎撒克王公们此时依然只顾玩乐，对这即将袭来的危机毫无觉察，只是将其当作一般的土匪看待。清廷委任的地方各级衙门虽有武官武备，但也相当废弛，带兵的汛官【注2】们即使听说有贼，也不肯出面，只等到事后才姗姗来迟，美其名曰勘查现场，了解匪情，实则是对受害苦主进行二次抢劫般的敲诈勒索。所以，当卓索图盟盟长喀剌沁旗王爷旺都特那木济勒（以下简称“旺王”）觉察这些土匪并非一般流寇，似有呼应默契之后，干脆越过平泉州和承德府，直接派人向清廷派驻热河的最高军事主官都统德福告变。但德福的武将积习并不比他手下的将领们少，所以也未予充分注意，只是碍于贡王的面子，虚应故事形式的派了一名叫全龄的翼长【注3】带上25名捕盗营的洋枪兵去平泉州捕盗。从承德到平泉州治不过90公里的路程，但这位翼长和他手下居然匪夷所思地走了半个月。及至到了平泉，全龄立刻称病，再也不肯前进半步，所以所谓捕盗，全然是画饼充饥。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旺王身为盟长，为何不调集盟内各旗士兵出战呢？原因前面说了一点，蒙古因承平日久，早已武备废弛，各盟的武备扎撒克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再说军事器械也很陈旧，所谓的火器也依然是几百年前式样的二人抬、牛蹄炮等，快入二十世纪了，弹丸还是生铁的，且铸造粗糙，出棱出角的有时候甚至卡壳。旺王虽然通过私人关系购置了几杆新式洋枪，但这点火力仅堪自保，遑论出击。

就这样，在官方的懈怠扯皮之中，时间一天一天的溜走，而杨悦春等人却在争分夺秒的为暴乱做着准备。按他们的原计划是在翌年的正月初一日以朝阳为中心举事，其他各处同党趁机作乱，彼此呼应。但结果是提前举行，地点也改在敖汉旗这里了。

促成这一变化的是来自敖汉贝子府内一名叫做王木匠的金丹道奸细送来的情报：建昌绿营驻贝子府的士兵将于农历十月初返回建昌接受检阅，而贝子府内对金丹道的活动一无所知，毫无戒备。接到情报，杨悦春如获至宝，立刻联想到近期达克沁的倒行逆施，觉得以攻击贝子府为起事第一炮较之在朝阳发动更加容易，于是加紧了对敖汉一带汉民的煽动，到处散布说达克沁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杀人腾地”，声称所有蒙古人也在磨刀霍霍，意图响应。

那么，杨悦春为何这么不遗余力的要挑拨蒙汉关系，举行暴乱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他个人野心膨胀，想做皇帝。这从攻陷贝子府后他的一系列行为即可说明。

五、金丹道起事，攻陷贝子府

杨悦春在口供上交待说，金丹道是在十月初九（公历11月10日）半夜以攻打贝子府为标志发动的暴乱，但根据徐润的实地调查，实际上是初十（公历11月11日）。其实二者没矛盾，因为当时已过了午夜零点，只是杨本人没有这种概念而已。

虽然达克沁做梦也想不到有人居然敢攻打他的府邸，但他毕竟打过仗，鉴于近日地面不宁，绿营兵又调走了，所以还是做了些常识性的防盗准备。府门在下午四点天快黑了之前就关闭了，还额外加派了几名巡夜侍卫。无如府内出了王木匠这样的内应，当夜十二时之前，已经和外面来袭的邪教徒对上暗号，悄悄打开府门，这些人一拥而入，迅速堵住了各房各屋的门户，达克沁虽然没睡，但也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被堵在屋里。然后，教徒们挨门挨户进去，不问男女老幼，高低贵贱，一律砍杀。就这样，当时在府里的人自达克沁以下，除了十七岁的长孙德色赉托布因为当时没在屋子里而在后院调马，见势不妙，越墙而逃，悉数被杀。另外，达克沁的第三子因出家做喇嘛也躲过了一劫。屠杀之后，杨悦春当晚即在贝子府内登极称帝，改贝子府为“开国府”，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龙袍穿在身上，头戴一顶被他称为五色巾的奇怪帽子，然后对在场和不在场的主要教徒大封一番，诸如“平北王”、“巡山侯”之类的头衔不一而足。然后，他下达命令说，“每到一处，应选拔丁状，编入队伍”；“凡我军民，有私自纵放蒙人或因亲朋庇护者，斩首！循情卖放或挖洞隐藏而被人出首者，立斩！其房屋家产赏予出首人”等云云。

后来根据杨悦春的供词，攻击贝子府之前，他就安排下了三路主力，其中东路以王增、王福为首，引5000众专杀东土默特（今辽宁阜新）一带的蒙古营子；西路以李青山、惠代铎为首，自平泉出发，攻向喀剌沁旗（出现在海棠川的金丹道徒就属于这一路），人数约6000；北路的冯善政、李国珍“去札撒克王旗、奈曼、海林王旗一带抄杀”；杨悦春率余众居中坐镇，策应三路。

宣布完毕，他亲自指挥教徒们对贝子府及周围住户进行了彻底地劫掠，劫掠完毕即纵火焚烧，大队教徒撤退，进行对下一个目标的攻击。几天以后，其他旗的蒙兵方才赶到，但见昔日雄壮府邸已化作废墟，内中尸体已被烧成了焦碳，面目难辨，其情状惨不忍睹。查点之下，不仅达克沁一家32口俱死，连贝子府周边蒙古平民住户1000多口也被杀戮殆尽，只有十几个人或因当时不在家，或手脚麻利，得以逃生。达克沁故有取死之道，然则连平民妇女老人婴儿俱不放过，则可见邪教荼毒生灵，滥杀无辜之本色。

根据杨悦春的安排，如建昌、平泉一带金丹道最盛之处，直接由教徒出面组成部队，一路烧杀攻击各地；其他势力薄弱处，由事先派去的骨干分子煽动裹胁当地汉族百姓攻杀蒙古人。不肯附从的汉族也要杀掉。但无论哪一路，得到的命令都是抄掠杀戮。由此可见，杨悦春其人虽有做皇帝的野心，但并无才能见识，所作所为俱是盗贼行径。金丹道的其言其行全无半分农民起义的表现。

六、金丹道对喀剌沁旗的烧杀劫掠

敖汉旗贝子府陷落的第二天，喀剌沁右旗海棠川沿岸也出现了大批头裹红巾的金丹道徒。这些人先扑奔历代喀剌沁王陵（今建平县三家乡爱新里村东1公里处），大肆焚烧破坏祭殿和墓亭并挖掘陵墓寻求财宝，然后转而杀奔大城、斯罕城（俱在今建平县白山乡）、新城（今小塘乡）以及七官营子（今张家营子乡）等蒙古族聚居地进行屠杀劫掠，除了少数人逃走之外，其余蒙古居民俱被杀死。他们还从附近的喇嘛庙里抢来一些大锣和别咧（关于西藏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种又长又大的号角），一路肆无忌惮的鼓吹着，以壮大声势。

当时正在附近带兵巡逻的喀剌沁旗管带桑吉札布闻知，不仅不敢向前救援，反而丢下部队，单骑逃走。主官一逃，蒙军也无心作战，丢下牛蹄炮等沉重家伙，掉头逃走，全然不顾附近王子坟村的安危。这个村落里的平民闻讯，纷纷逃走，只剩下几个老人因为走不动拒绝连累他人。他们认为对方不过是为了劫掠，自己家里贫无余财，没什么可怕的。谁知，他们完全想错了，这些邪教徒已是一群披了人皮的野兽，人性早已泯灭殆尽，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些老人全部杀死，然后放火烧村。

这样一路向西杀过来，到了十月十八日（公历11月19日）这天，喀剌沁王府这边也听到了风声，旺王虽然事先已经派人去四处收购火药子弹，但蒙古地面上卖这些的本来稀少，故而虽竭尽全力，也只得了50多公斤火药而已。同时，又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本地豪强黄好善已经率领手下300多人倒向金丹道一方，敌人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此时，从各地逃难过来蒙汉百姓口中得知，各处尚有多股金丹道徒大肆杀掠。他们所过之处，逢人便杀，遇人即屠，无论村镇庙宇一律惨遭劫掠焚烧，还扬言自称刀枪不入，能口吐烈火，敢当者不燃自焚。一时人心震怖，未见其影，先自逃避。

除此之外，另有1000多人组成所谓“巡山会”，对朝阳、建平之间的山林进行扫荡，搜杀逃入其中避难的蒙民，大有斩尽杀绝之势。据汪国钧记载，“适有蒙古未及逃出者，三十、五十成群，以为潜逃之计，路遇三五贼党，皆不敢还手，匍匐哀告，终不见恕，一一引颈受刃，不敢少移也”。

翌日，敖汉旗下闲散王公察克都尔札布逃来喀剌沁王府避难，知其府邸也已被金丹道徒攻陷焚毁，属下200余人俱以被害，自己仅以身免。当日傍晚，桑吉札布逃回，带来了王陵被毁的噩耗。旺王当然不免悲恸，但大敌当前，绝非沉湎哀恸之时，也只得暂忍悲愤，先派人再赴热河都统处告变，然后召集闲散王公和王府官员商议招兵守御和安抚流亡这两件当务之急。安置难民的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由王府出面组织难民暂住在附近各家各户，其食宿费用待平贼之后，由王府统一偿还。至于招兵，难民之中的健壮者早已同仇敌忾，本地人为求自保，应募者亦十分踊跃，数日间已得500之众。惟有以何人领兵迎战，却因风传金丹道擅妖术邪法，刀枪不入，因而蒙官无不踌躇。

正在为难之际，忽有人来报说辅国公林沁多尔济（以下简称“林公”）到。此人乃喀剌沁右旗七代札撒克色棱的旁系后人，素有胆勇之名，善使一杆十三响的西洋快枪，纵马飞驰之际亦能弹无虚发。他数日间并无消息，众人只道他也遭了金丹道的毒手，今日听说前来，无不大喜。果然，林公入内即开门见山，主动请缨出战。旺王大喜，当即授以作战全权，又派管旗章京达兰台，笔切齐（书记官）阿拉木斯敖齐尔并王府侍卫首领金圈尔等为副手，助他迎敌。

林公出战是在十月二十日（公历11月21日），随从500多人都得了喇嘛在佛前求的护身神符。为求必胜，喀剌沁王还请出了府内供奉的速勒迭（蒙古传说中的战神）神旗授予达兰台，命他背负在身后。迷信神旗固然于战事无补，但那时人人都迷信，由此也足见喀剌沁王将此次出征视为决定生死存亡之战。然而这面神旗却在平乱后又引发了一段蒙汉风波，却是每个人所始料不及的。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林公所部一路西进，傍晚时分抵达龟尾巴沟（今喀剌沁旗龙山镇南），捉得十几名金丹道奸细，经审讯得知，敌人主力就在前方不远。于是林公下令放缓行军速度，警戒前进。翌日无事，二十二日（23日）到达距王府百里处的松树梁（今喀剌沁旗龙山镇与十家乡交界处一山梁），遇到了一群蒙汉难民，多为老幼，至此多已无力行走，困顿无助，相抱痛哭，悲声数里相闻。蒙地11月酷寒无比，山上积雪已有30多厘米，不计其数的冻死者尸体僵卧道旁，令人辛酸。更有不忍睹者，其中竟有些孕妇因路途颠簸而分娩，新生儿连一块包裹的布都无法得到，只能在呱呱坠地后接受冻死的命运，此邪教荼毒生灵之罪行，令人发指！

蒙军见此情景，无不怒火填胸，先前还担心邪教妖术厉害的人也暂时抛弃了恐惧，士气一时高涨。林公向难民询问盗匪的情况，得知其部约千余，目前正在一家叫做“上烧锅”的酒坊内修整，看样子是打算留在那里吃午饭。林公命留下十名蒙兵协助难民前往王府投靠，自率大队进发到十家子（今十家子乡政府所在地），在此吃罢午饭，出击攻敌。

毕竟胜负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七、恶战上烧锅

约午后1时许，蒙军与从上烧锅出来的金丹道匪遭遇，林公正欲指挥开火，有人来报说发现两侧山林内有不明身份者数千人。林公也不免吃惊，生怕是敌人的伏兵，若是如此，敌人数量岂非近十倍于己？诚恐众寡悬殊，落入包围。连忙命人再去仔细探察，方才弄清，竟然是跟在金丹道匪徒后面看热闹的闲人——中国人看热闹的习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去了这场虚惊，林公审度地形，见左面山势险要，为战场制高点，一旦控制则可居高临下，掌握主动权。又见金丹道匪已经兵分两路，其中一路已经向山顶攀去，遂当机立断，命阿拉木斯敖齐尔和金圈尔率300人迅速登山。蒙军都是当地人，仗着熟悉地形，虽后发而先至，抢在敌人之前占领山顶，而此时金丹道匪刚刚越过山腰。原来，对方为首者做道士打扮，骑了一匹黑马，因此攀登不便，其众又不敢超越，因此耽误了速度。那道士见蒙军已经占了山顶，也不惊惶，挥舞手中的小黑旗子，口中念念有词。蒙军见状，又想起那些可怕的传说来，一时人人脸上色变。金圈尔胆子稍大些，首先开了一枪，但未击中道士。这下蒙军愈发胆怯，虽有人跟着连发几枪，但手头颤抖，因此依然不曾击中。阿拉木斯还算镇定，命令不必理会道士，先打其他匪人，于是枪声又响，几名金丹道徒应声而倒。蒙军们这下胆子壮了些，于是继续开枪，又打倒了十几个。凑巧的是，其中有一枪打偏了，却射中了道士胯下的黑马。马一倒，道士也滚落在地，刚刚爬起，金圈尔就再发一枪，这次果然打中，其他蒙军见道士原来也能中弹，胆气大增，对着他连发十几枪，顿时打成了筛子。这下，蒙军气势大盛，再不恐惧妖术，人人奋勇向前，先枪后刀，冲杀一阵，将金丹道匪打得死伤枕籍。

山上那边打的顺手，山下右路林公这边却景况不妙。蒙军虽然用枪射倒了许多金丹道匪，但毕竟只有200人，终于被对方冲了上来，将蒙军分割成几段。尤其是当他们发现林公和达兰台是蒙军首领后，专门围攻二人。林公枪法虽准，但终究只有一人两只手，因而很快就被迫改换格斗肉搏。所幸者，其身边猎户出身的扈从，武艺高强，远者弓箭，近者刀斩，方保暂时无虞。

达章京原本武艺也不错，但身后背负了神旗，因此动作不灵，几次险些就被砍倒，肩头终究还是挂了彩。眼见情势愈发危急，左路蒙军已经杀散了对面之敌，向这边包抄增援而来，一排枪击过来，令金丹道匪倒毙多人。匪徒们见同伙已遭到挫败，也就丧了胆气，抛下同伴的尸体后向上烧锅院内逃去。

那时的酒坊，操作基本上都在户外，因此院子极大，残匪们逃入其中，打算凭借院墙继续负隅顽抗。从山上败退后先逃进去的匪徒心慌意乱，干脆直接封死了大门，全不顾后来者死活。蒙军见一时打不开院门，就追击未能逃入的匪徒，将其一一击毙，然后包围酒坊，继续攻击。有的蒙军攀上了院外的大树，发现院内正中间摆了张八仙桌子，一个道士站在上面，也拿着面小黑旗子，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念咒画符。有了山上击毙道士的经验，蒙军也不再害怕，有人对着道士就是一枪，当即将其打得倒撞下桌子，手刨脚蹬了几下就不动了。其余蒙军一齐开火，其中一枪恰好命中匪徒们囤积在院子角落里的火药袋子，顿时引发了巨大的爆炸，轰塌了院子和房屋的一角，造成了巨大的火焰腾起，烧得匪徒们惨叫不已，没受波及者也乱了阵脚。蒙军趁势沿墙纵火，不断放枪，将匪徒们打得晕头转向。有的翻墙想逃走，也被一一击毙，有的躲进屋子里，又被火烧死。还有些脑子稍微清楚点的跳进酿酒用的取水井和水缸，被攻进去的蒙军一一搜出，做了俘虏。

至下午4时，除了几十名匪徒侥幸逃脱，100多匪徒就擒之外，1000多名匪徒之中的大部都被格杀。蒙军方面经查点，死亡两名，伤三人。死者之一还是因为自己使用枪械不小心造成了炸膛。

从战果而论，上烧锅之战对数量超过2万的金丹道匪而言并未伤其筋骨，但因此而一举打破了刀枪不入的传言，大大提升了蒙军的士气，对今后的作战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如果林公等人乘胜追击，原可解救更多被邪教荼毒的蒙汉平民，但这几位蒙古上层人物却不思进取，反而抱持了见好就收的态度，就此引兵撤回王府。林公嫌天气太冷，就此推病不出，达兰台本已受伤，更又借口。旺王只得重新命将出征。这一番更迭下来，时间就耽误了三天。只因这三天，又造成了数千无辜平民惨死在邪教的屠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