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的政治异动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这一变法事业仅仅经历了百日就夭折了。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结束，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已有较大推进，特别是清宫档案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对政变发生的原委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当然，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材料相当有限，而已披露的材料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加之学者的解读视角又各自有别，使得我们今天对政变内幕及有关细节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本文即是对戊戌政变原因的一些思考，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一、戊戌变法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关系

　　发动政变的最终目的是夺取自己所没有或者失去的权力。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政变前的光绪皇帝虽然已经亲政，但是权力有限，而真正的权力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俨然一傀儡。但是这一说法必须加以界定，否则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也没有必要发动政变了。因此必须明确政变前光绪与慈禧的政治关系，哪些权力归属光绪皇帝，哪些权力归属慈禧太后，以便于进一步的研究。

　　而要确定两人的政治权限，就得从光绪被立说起。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驾崩，两宫太后随即召开御前会议，与王大臣商议择立新君的问题。同治皇帝无子，因此新君必须在皇室中另立新人，以延续王朝的统治。假如择立之人英明干练，则皇朝的积弱之势必有所改变，国运日上；如所立非人，则事情必将完全相反。在此关键时刻，慈禧的态度至关重要。翁同和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其记录真实反映了慈禧当时真实的想法，翁同和在日记中写道：

　　“戊刻，太后诏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如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

　　某即爱新觉罗.载湉，醇亲王之子。载湉与同治皇帝为同辈，便于慈禧插手政务。且载湉的母亲为慈禧的妹妹，容易驾驭，实在是个合适的人选。此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是危在旦夕。即使面对这样的形势，慈禧所想到仍是自己的私利，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置国家社稷于不顾。这更为以后光绪的施展手脚埋下了障碍。

　　登上帝位的光绪帝，目睹国家的巨变，很想有所建树。但是其性格的懦弱，使他养成了惯于服从太后严命的畏惧性格，遇事不敢相抗违。有史料记载光绪“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这一记录说明光绪本身的性格，经过慈禧太后惯以严酷手段压制之后，愈加畏惧太后，以致于口吃说不出话来。这种性格更易于被人控制。

　　光绪十五年二月，光绪皇帝亲政，从这时起慈禧已不便于公开插手政务，从而从台前走向幕后。此时两人在政治上的权限又如何划分呢，主要是通过两种制度来划分的。

　　首先是事后报告制度。清代的皇帝，自雍正以后，已经不再实行御门听政制度，主要是臣子用文字的方法上呈奏折。皇帝用文字的方式下达谕旨，以谕旨来管理整个庞大的帝国。谕旨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在奏折上的朱批或或口逾来承写。因此谕旨全面反映了帝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各个方面的概况。了解谕旨，则对整个国家的事务能有充分的把握，慈禧对此进行了监控。这一报告制度早在光绪亲政前就已经确立。光绪十四（1888年）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上奏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亲政后的政务处理方式提出方案，其中有两条规定：一、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臣等另缮清单，恭呈太后慈览。至内阁进呈本章及空名等本，拟请暂照现章办理。二、每日外省折报，朱批发下后，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摘录事由及所奏批旨，另缮清单恭呈太后慈览。从《随手档》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每日“缮递”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都是在第二天进行的，无一例外。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由此又可确认，政变前，光绪帝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式有很大的处置权。但事后，即第二天，必须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太后通过类似的简要报告，大体了解京内各衙门的政事与政情以及光绪皇帝的态度。

　　其次，除了事后报告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事前请示制度。这一制度也确立于光绪亲政前。前引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续世等记：一、简议各缺，拟请于召见时请旨后，由臣等照例缮写谕旨请进，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请裁定后，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一、满汉尚书，侍郎缺出，应开，应署，及各省藩、臬缺出，拟请照现章，由臣等开单进呈，恭候简用。[5]这里明确指出“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 “皇上奏明皇太后”。至于尚书，侍郎的任用“照现章”办理，此时光绪皇帝还未亲政，“现章”当由慈禧做主。

　　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颐和园，而光绪住在宫中。而这一事前请示制度又必须要当面请示，翁同和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很多相关的记载。如二月初九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邸论枢垣缺人”，即恭亲王称军机处缺人。第二天，光绪令刑部尚书廖寿恒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翁在日记中专门注明“昨日请懿旨”。

　　《清代起居注册》来看，光绪皇帝经常去颐和园，慈禧太后也经常回西苑。两人同处一起的时间要比分开的时间长。而百日维新期间重大的决策及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在颐和园的时候决定的。从制度上来看，此应视为事前请示。唯一的例外是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两天，十八日慈禧太后离开了西苑，二十日光绪赴颐和园。这两天光绪帝先是罢免了礼部六堂官，主事王照著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二十日又新任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而这两天光绪无视慈禧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政变发生的导火索。

　　综上所述：慈禧太后之所以立光绪为新帝，目的就在于能够方便自己插手政务，垂帘听政。伴随着光绪的亲政，慈禧虽然从台前走向了幕后，但是仍然能根据事前请示和事后报告来影响政局。可是慈禧的插手政务对光绪的一心变法形成了重大的障碍。光绪要想取得变法的成功，就不得不争取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但是其破坏规则的行为，使得慈禧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