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再侃中法战争（十一）绝对道德的“威力”

历史真是戏剧、巧合、滑稽及讽刺的集合体！让伟大方略的提出者——张之洞同志感到无比尴尬和难堪的是：当刘爵帅在淡水取得让国人振奋的胜利的同时，北圻前线的清军却着着实实的蒙受着一场比山西、北宁失守还要惨痛的军事灾难，让我们再把历史的时钟回拨到光绪十年七月十九日（1884年9月8日）吧。

就在这一天，法军中主张稳健行事，不主张扩大战火的陆军中将米乐由于“健康原因”被召回国。好战的原第一旅旅长波里耶如愿以偿的继任法国远征军陆军司令，相比上级兼前任的米乐，波里耶显然更加像一个纯粹的军人！政治在他脑子里绝对不如“法兰西军人”的荣誉来的重要——而被“观音桥事件”所激怒的巴黎的老爷们则一心要他洗雪观音桥战败的耻辱，决不能助长“东方人的傲慢”；而波里耶本人也懋足了劲头，要用胜利来捍卫“法兰西的荣光”。

不过，还没等法军有所动作，东西两线的清军就开始贯彻起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同志的“伟大方略”起来——光绪十年八月初，整备较早的岑毓英滇军开始攻击南下；到了八月中旬，潘鼎新的桂军、粤军也开始南下——北圻的第二阶段陆战就此算是打响了！

面对两路清军的迎面压来——波里耶似乎此时并不想马上接招，倒不是他胆怯——而是作为具有近现代战争意识的军人，对敌我双方态势的把握是最基本的素质！看准了你大清国根本没有打近现代战争的资格，光后勤这条脆弱的血管就足以将大清国这个原本就不强壮的巨人的脖子掐到窒息为止——所以，精明的波里耶同志选择的是收缩兵力、以逸待劳，前沿的部队收缩，在西、东两线接连主动放弃了数个重镇，（西线的馆司，东线的船头、朗甲、陆岸等地）以空间来拉长清军原本就细如发丝的补给线，同时缩短自己的补给线——这一涨一消，清军那可怜的数量优势就会被蒸发得一干二净，饥饿、营养不良和伤病会代替法国人首先消耗一下清军的有生力量，并挫掉清军本身就不是很足的锐气，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自身休养完全的精锐之师去草割那些历经千辛万苦的疲惫之兵了！以精击疲——这就是以逸待劳的精髓——被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天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兵法精髓！只不过——在这个时候使用它的确不是中国军队——而是身为法国将军的波里耶。

法国人为收缩兵力而放弃的部分重镇很快被南下的清军占领。然后，所谓的“捷报”立刻就被六百里加急送到北京城，得此“大捷”后的北京城毫无悬案地再次陷入一片兴奋与欢腾之中，“高歌猛进、连克数地、法夷披靡”，还有什么比捷报更加让人兴奋的呢？似乎法国人也不过如此，恐怕在这个时候，为数不少的国人开始像张之洞大人一样——做起了一鼓作气将法人赶到越南“蜂腰”处，最好能再接再厉赶下大海的春秋美梦了！

虽然破坏他人的美梦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不过，不切实际“美梦”一做到底那是绝对要出人命的！身处安全的大后方，足不出户，却乐于指手画脚的“爱国大人”们哪里知道前线将士的疾苦！他们如何能想到北圻前线的崇山峻岭、丛林茂密、河流纵横会给后勤支持能力薄弱的大清国军队的行动造成何等严重的影响！满脑子的道德文章已经让他们没有多余的脑细胞去考虑这些问题——

这就是“书呆子”最让人耻笑的短处了：只见其表，不究其里——看见法国人撤退了，就想当然的认为：法夷胆怯天朝军威——我军当一鼓作气继续向前，痛打落水狗——杀他个片甲不留！可惜他们恰恰就不会想到的是：法国人压根就不是因为胆怯而后撤——而是为了更加猛烈的出拳而收回自己的拳头，我们亲爱的“爱国大人”和“爱国知识分子”们似乎并没有几个人还记得老祖宗留下的《孙子兵法》中的“以逸待劳”，也难怪——当儒家思想被人为的捧为“至圣”，而中华民族的尚武之风自宋代以来被生生阉割后，诸子百家中的“兵家”就被国家和社会的“精英阶级”定义为：武人才干的事情！可偏偏武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中没有什么地位，——区区一个文举人（左宗棠——不及第的秀才）都可以对堂堂三品武官人五人六的吆喝，居然事后还有一大群人为他开脱辩护——当“投笔从戎”蜕变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时候——那国家贫弱、任人宰割的责任就绝不应该由受到整个社会轻视甚至歧视的军人来承担！该为此负责的——恰恰是那群成天“道德第一”的文人阶级！用道德的力量去驱赶着军人们执行许多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万一军人们狗屎运好、阴差阳错的完成了——那功劳也不是军人们的，而是“主战”最勤快的“爱国文人阶级”的；若是完不成——对不起——责任可都是军人的，因为仗是你（在台面上）指挥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文人在后面指手画脚瞎指挥，战争失败的责任也必须由前线将领来负担。因为，“道德的楷模”们是不可以为过错承担责任的——道德永无谬误！

之所以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地抨击着这种“绝对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并非因为这种价值观本身如何可恶，正相反——如果持这种绝对道德至上的人们个个都如徐桐（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那般 “以身作则”、“言行合一”的话，[徐桐以推崇“国学”、仇视西学著称，其“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科，桐榜二人名于门，拒见其进见。其宅在东郊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其有‘名言’一句：“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这种迂腐到‘极品’程度的家伙成了大学士、“国之栋梁”，并且还掌管着“为国取士”的‘育才’重任，国家怎么可能有活力！）……庚子年，八十矣，孝钦后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年尤骄横。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强矣！（这也是在某个时期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大肆宣扬并褒奖的“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爱国运动”！）……其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能对“拳棒抗洋枪”深信不疑——真的幻想能够借用民间的盲目排外情绪将洋人赶出北京城、赶出大清国的“极品”没几个大脑是正常的——这种逻辑堪比著名的“精神病皇帝”——德皇威廉二世。一个是大清国的“老愤青”；而另外一个则是德意志帝国的“小愤青”！）……联军破京城，桐惶惧失措，其子侍郎承玉请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礼，何如殉国？儿当从侍地下矣。桐乃投环死，承玉逃焉。为日军拘获，后奉旨正法。”可见——此人虽然顽固、守旧、迂腐得不可救药，但是至少他是严格在按照所谓的“绝对道德”的“准则”行事——并非那些嘴巴上道德唱得“巴巴的”，而实际行动却“哗哗的”刀笔吏可比——]倒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值得尊敬，至少在维护自己的信仰方面——即使这种“信仰”是何等的荒谬可笑。

但是遗憾的是：大清国当年的“主战派”们压根就没有这种“以身作则”、“言行合一”的本事，孔子制定了道德水准——至少圣人也身体力行地去执行了他制定的道德标准，但是这群“主战派”们则不然，道德标准是他们制定的没错，但是这套道德标准并不是为他们本身制定的！制定道德的是他们——遵守道德的是别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出来的道德就不可能有什么可行性——因为没有人会慎重的去制定他压根就不会去遵守的道德！

所以说在大清国——在前线打仗的是军人，而要求他们该如何如何的却恰恰是和他们极端对立的文人！可是这群可怜的军人却偏偏要被迫去遵守他们极端讨厌的文人制定的所谓的道德标准。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舆论操纵在文人的手中——“文尊武卑”的恶果在任何时候都是足够要一个国家的命的东西！

回到正题，前面也说了，对于张之洞大人提出的“伟大方略”，无论是东线的潘鼎新，还是西线的岑毓英——都只有摇头苦笑的份。一个前翰林院编修、没有任何行伍经历、没有任何战功，仅仅凭借着太后的宠信爬到两广总督位置上的门外汉指挥着他们这群办团练起家——战功卓著的领兵之人，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羞辱，不过没办法，谁让文尊武卑呢？谁让科举仕途是当时社会的唯一“正道”呢？张之洞同志虽然领兵打仗不行，可谁让他是正而八经的进士出身呢？论功名，潘鼎新不过是个举人，而岑毓英只不过是个秀才，要不是因为太平天国如火如荼而被朝廷踢回老家办团练、因功得封，那么爬到督抚之位上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呢！在科举至上的社会里，功名压倒一切，李鸿章之所以能压左宗棠和张之洞一头，有相当部分的原因是左宗棠的功名无法何其相提并论、而张之洞中进士的日子又远在李鸿章之后，（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同年中丁未科进士，那时的张之洞还在埋头苦读呢！）科举的长幼先后尊卑，又岂是我等生活在新时代的后人能够理解的呢？

“臣本迂愚，未更兵事，仓卒受任，设施为难，惟有仰禀圣谟，殚诚竭力，以忠义激士民，以重赏鼓勇士，以和衷联诸將，以广听收群策……”（张之洞《粤东海防大略情形疏》）在自己的这份奏折里，张之洞承认自己“未更兵事，仓卒受任”，前四字是实话，而后四字则是故意示弱——不要忘记他是被外放的“前清流”中唯一一个官到督抚的人，政治手腕之高明自不用说，而更加不要忘记的是：他是踩着李鸿章的老部下张树声的头爬上了两广总督的位置——并且成了张树声郁愤而死的间接罪魁祸首——再不谦逊点——估计淮系的那帮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天煞星可以直接将他张之洞开膛破肚、挫骨扬灰了！但是，谦虚管谦虚——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张南皮指手画脚的欲望——要说到他指手画脚的直接受害者——到头来还是得算在前线那些不知名的普通大清国年轻士兵们的头上！

尽管摊上这么一个不知兵事的白痴——潘鼎新和岑毓英也只能硬着头皮南下——不惜犯着以劳对逸的兵家大忌来执行着新任总督大人痴人说梦的臆想！而且他们更加清楚的是：就算有幸打败了法国人，头功自然是总督大人的，但是如果失利，作为上级的张之洞是不会为他们承担半点责任的——本来嘛，就算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断然没有什么让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的道理，（即便是是个正常人都知道是错误的十年文革，也必须把七分罪责推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头上，“领导人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笔者简直是佩服死韩非子的定义了——）那么在大清国，就更加没有总督给巡抚、提督承担责任的道理了！更何况张之洞大人还是太后老佛爷的红人宠臣，如果指望着张之洞大人和他们这些前敌将领们一起承担责任，那唯一的结果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既然得罪不起，那就只能“捋顺毛”了——不过，再怎么豪情壮语也丝毫缓解不了实际困难造成的巨大麻烦，后勤供给供应不上本身就是入越清军行动的最大制约，特别是近军线的南移，离后勤基地越来越远，原本就吃力的补给线更是不堪重负，以至于当西线清军进驻馆司、东线清军进驻船头、朗甲的时候，即便张之洞大人的方略再伟大，前线部队也再也没有向前走一步的力气了！（如果要问大清国军队的遭遇给我们人民军队带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至少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通畅有力的后勤保障对维持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是何等的重要，当年江总书记给人民军队提出的二十字方针中的最后四个字“保障有力”笔者绝对举双手赞成——必要的话，再举双脚支持也行！）

其实老潘和老岑大可不必出此下策，把自己拉到极限然后眼睁睁地等着法国人来砍——他们的大军只要撤回边境要地作重点防御，然后留下小股部队以游击战法骚扰、疲惫法军。这样一来，自己如今面临的困难将一个不剩的丢给法国人，而随着补给线的缩短，粮草、弹药、医药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而且又可以腾出多余的时间空间成本来进一步厚集兵力加以防御，断不会再出现在越境那种由于后勤限制而导致兵力不敷使用的尴尬窘境，而且由于就在国门口打仗，凝聚起士气来比在越南人的土地上容易不知多少倍，即便在那个没有什么国家意识的年代，“守家”这个口号还是比“卫国”更加管用些。（要知道西线的清军大部分来自云南，而东线的清军绝大多数招募自两广，都是靠近战区的省份。）

可是，就是这种“旱涝保收”的策略却根本不能被当时的国家舆论所容！自1840年以来——大清国一直就受着洋人的窝囊气，特别是1860年那次，京城被占，圆明园被毁，（虽然英法联军仅仅来得及烧毁圆明园的木质部分，而位于“福海”中心岛上的那些压根就没有机会烧掉，而是在事后被老百姓逐步拆成今天这幅德行。但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国人对洋人的仇恨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举国上下到了“逢洋必反”的地步，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洋人就是魔鬼，就是洪水猛兽，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洋务派个个都是二毛子，大逆不道！而这种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仇恨导致了最终庚子年的排外情绪大爆发！当然，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已经够厉害的了——这种社会舆论的精髓在于：后退等同于怯战！就是畏敌如虎！就是懦夫！孙子兵法中的“退战计”和“走为上”等未战先退的行为在当时的舆论中等同于叛国，实乃十恶不赦！

什么？和他们讲道理？和一群除了“仁义道德”的口号之外屁事都不懂的白痴讲后撤的道理——不啻为“鸡同鸭讲”。也就是说——亲爱的军人们就连分兵防卫两翼的行为都是怯战，以至于在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道德要求下，大清国的军官们压根就不敢用诸如“迂回”，“包抄”等最基本的兵法，只能催动部队正面攻击前进——稍一违反——京城里的那帮根本就没上过战场的言官御史们就会拚了老命一般疯狂的写着弹劾这些有违他们“道德准则”的军人们的奏章，如果是后退的话，不论是战略后退还是战术后退，在这群刀笔吏的眼睛里统统是临阵脱逃——那还了得——不弹劾得你抄家问斩就已经够意思了！刘爵帅一放弃基隆，立刻就有卑鄙小人者如朱守谟、处心积虑者如刘璈、心胸狭隘者如左宗棠开始开动舆论的机器大肆攻击，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战略撤退夸张到了不战而逃甚至其心可铢的地步！三十六计的“走为上”直接被爱国的道德踢进了垃圾堆——从而就硬化成了“许进不许退，后退就是卖国”的道德准则，不过，制定这种准则的人却不需要去遵守——道理再清楚不过：制定军人道德的家伙不是军人！

既然没有办法前进了，那就只能原地驻守，可是原地驻守就算法国人乐意——国内的主战派却不跟你乐意！人家压根就不可能听进去军人们提出的什么实际困难——即便这个困难再现实、再触目惊心，在主战文人的眼睛里——这些都是属于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就可以克服的“小问题”。你跟他们提困难，人家会用一大堆诸如“有志者、事尽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下附，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之类的“典故”来给你“洗脑”。成天钻研八股文的文人脑袋里哪里会有什么现代战争、现代后勤、现代战术、现代谋略。（《孙子兵法》他们都没往眼睛里放还指望他们有什么开明眼光呢？）不过话说回来，即便驻扎在北宁法军按兵不动，国内的主战派也不像嗑药一般催促进军，现有的战线对大清国军队来说也根本没有保持的能力。恶劣的后勤和奇高的病死率迟早会“帮助”法国人把他们面前的敌人“消灭”殆尽。（前提是清军不添兵）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收缩战线不为国内舆论所容，进兵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可怜的北圻清军只能以固守现有战线的方式眼睁睁的“迎接”法国人即将发起的进攻——

长久以来，国人评价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时候总喜欢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来考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一般都会成为当时主流舆论褒扬的对象，即便他的实际领兵作战能力确实是不怎么样——如同宋末元初之文天祥、明末清初之史可法，庚子之徐桐、李秉衡。（不过有意思的是：后世对文、史二人褒赞有嘉，而恰恰对徐、李二人嗤之以鼻！笔者个人认为：论带兵之低能，文天祥堪比李秉衡；论冥顽不化，史可法直追徐桐，两对‘道德楷模’实在是半斤对八两。）讽刺的是：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去分析各方面遗留下来的史料，就不难（尴尬地）发现：这些‘道德楷模’在抵抗侵略的战斗中所发挥的真正力量却是微不足道的！文天祥所组织的义兵在死守钓鱼城的军民面前（论作用）是如此的渺小——之所以钓鱼城军民没有像文天祥那样青史留名——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最终在抵抗了蒙古军前后长达二十年（1258年秋至1278年）后为保全全城军民的性命而举城归降蒙元，不符合所谓的“忠义道德”；史可法在扬州的‘不作为’比起阎应元在江阴的死战又不知道矮了多少截——之所以史可法比阎应元更加名垂千古——就是因为史可法被俘后所表现出的气节比破城时就战死的阎应元更加符合‘道德至上’的胃口，更不能忽视的是：史可法堂堂‘阁布’的身份远远高于阎应元区区一个‘典史’，一个高级别的“民族英雄”显然更加容易被树立起来——因此，在‘扬州十日’的血光之下，江阴八十一天的坚守只好埋没其中、黯然失色；以国学大师自居的徐桐在对国家贡献方面又如何及得上被他陷害致死的徐景澄分毫——只不过因为国家上层对义和团近乎变态的推崇让这个老头子差一点就戴上了‘民族英雄’的高帽子；而只知道驱动着士兵冲向对方的机枪大炮口而自己却先于部队逃跑的李秉衡则根本就是秉承清流分子“光说不练”、“一上战场就掉链子”的“优良传统”，为当时国人所唾骂和不齿——可是一小撮来自李秉衡老家的文人们依旧在不遗余力的将其往“民族英雄”的行列里死乞白赖地硬塞——唯一的理由就是那老丫挺的当年是最最坚定的‘主战派’，而‘主战派’这个词在他们看来等同于正义和爱国！（更有甚者还有在15年抗战过程中任何一场死战到底、拼到全军覆没的战斗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场守军最终因弹尽而投降的衡阳保卫战。而在衡阳因为英勇卓绝的抵抗赢得了敌人的尊敬的方先觉将军——不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在公开或者背地里遭受着相当一部分自诩为‘无比爱国’的国人之白眼！但是笔又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这群‘无比爱国’的国人‘有幸’遇到当年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老兵的话——但凡这些老兵只要手脚还利索——定会非常‘爽快’地左右开弓——给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不分清青红皂白的‘愤青’的脸蛋上‘赏赐’一对响亮而又清脆的耳光！身子骨再硬朗点的——直接再照胸口蹬上一脚，踢到大门外去也——）

原本‘主战’抑或是‘主和’只不过是策略问题，本没有什么大是大非之分，在事关国家命运社稷安危的紧要事件的看法上出现分歧甚至是根本上的对立也属于正常现象——可是当这两者分别被扣上“爱国”和“卖国”的大帽子的时候，评说两种观点的标准的平衡就被冲击得支离破碎！本来嘛——有谁会乐意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呢？而这顶‘卖国’的帽子却恰恰将很多原本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以及弯路的‘言路’扼杀在了摇篮之中！而这种行为恰恰是导致大清国在甲申年、甲午年以及庚子年的三场战争中大损失、大失败、大崩溃的总诱因——

也许很多人会很不服气，难道爱国有错吗？确实，爱国没有错——但是不等于基于爱国的前提所干出来的事情件件都是没有错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日本浪人侮辱了一个中国姑娘后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群殴致死，这叫‘见义勇为’，惩恶扬善；但是如果这群中国人的报复对象不是那个施暴的浪人，而是另外一个和此事毫无干系的日本人（甚至是日本女人）的话，那么这种行为等同于犯罪、而施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行为的人和那个日本浪人又有什么区别？

从古到今被广为传颂的爱国文人们，往往都是一身傲骨，但是实际能力却大多不敢恭维！文天祥在痛斥吕文焕的同时似乎不曾想过，如果襄阳城交予他来守——能否像吕将军那样，在前有重兵、后无后援的情况下苦苦死守五年（1268年——1273年）之久呢？从文天祥的指挥能力来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史可法在扬州保卫战中对于防御布置方面的“不作为”（一窍不通、如何作为）也充分说明史阁布除了一身傲骨之外一无所有！傲骨再傲，也不过是个人修为的高尚，永远也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抵抗力——傲骨炼成容易，而国家危难时刻能出现挺身而出、力撑大厦于将倾、力挽狂澜于不倒的人——其数量却远远不及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无一丝救国之材的“道德楷模”来得多！而后世的宣传机器所对准的——恰恰不是凭一己之力默默抗敌的‘抵抗派’，而是“我主战、别人抗战”的“主战派”们——

既然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注定了道德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对于身处抗敌第一线的将领们而言，除了遵照这条不知兵的文人们定下的“道德规矩”谨慎行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这也就注定了甲申年之潘鼎新、王德榜，甲午年之叶志超、卫汝贵，庚子年之聂世诚、罗荣光的悲剧命运。这些将领或战败、或战死，其主要原因固然是面前敌人的强大——但是，自己人在幕后用‘道德’的‘武器’指手画脚、干扰指挥——也是不可忽视的诱因之一！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动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

以上一段是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所发的感慨，一般被国人当成是在为自己的罪责开脱，可是细细一看就可以发现，老李并不是仅仅在为自己开脱，大清国的“主战派”们的表现明白无误地证明着“平日讲求武备，动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不可复收”这段血淋淋的事实，不过因为人家是“主战派”，又人多势众，因此“法不责众”，非但不责，还要千古流芳，因为当时的道德准则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这种“道德准则”的压迫下，可怜的前线军人们将在法国强敌和后方舆论的双重包夹下为了军人的荣誉和勇气做着无畏但是无谓的苦苦挣扎——

笔者联想起了多少年来中国足协对自己足球队总是下着一次又一次好高骛远、不切合实际的目标，（最让人耻笑的是韩日世界杯中的赢一场、进一球！也不看看同小组的都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主儿）总结起来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对于足协的那群天生就没碰过足球的白痴（外行领导内行在国内无处不在——一群对专业一窍不通的白痴可以凭借着一己之好恶、大言不惭的对一群专业人士呼来喝去）来说——只要有态度，水平次一点是可以原谅的！正所谓能力可以培养，可是态度必须端正——可是偏偏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一次又一次的被羞辱，却依然不以为警示……

将鄙夷的中指送给“绝对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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