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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主题:[原创]做人要不要做刘仁愿? 本文共 412 个独立IP阅读者 [回帖统计]
大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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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心情[原创]做人要不要做刘仁愿? [公社帖]

文章提交者:大汉高祖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_73.html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做人要不要做刘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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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愿,男,字士元,匈奴族,相传为匈奴右贤王刘豹的后裔。匈奴刘氏勇猛善战,刘仁愿这一族在北朝及隋长期担任省军区司令员这一级别的职务。唐初,刘仁愿以功臣之子的身份进入弘文馆,当了皇家学校的小学生,留下了“喜书法”的纪录。

刘仁愿从皇家学校毕业之后,并没有担任文官,而是进入了皇帝直属部队,担任武职,这可能是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有一次太宗皇帝出巡,刘仁愿担任护卫。当然是他认识皇帝、皇帝不认识他的那种,不过这次刘仁愿交了好运,因为徒手格杀猛兽而受到太宗皇帝的喜爱,留在身边做了侍卫。

贞观十九年,太宗皇帝征讨高丽,大内侍卫刘仁愿随军出征,立下战功,受到太宗皇帝的嘉奖。其后刘仁愿参与了大唐帝国从东北到西北的多次战争。唐高宗永徽五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朝廷派出以程知节大将军(就是著名的程咬金啦)为首的大军征讨,后来在半岛战争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苏定方、王文度、刘仁愿等人都参加了这次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无功而返,甚至为了冒领军功而屠杀了一个主动归顺的少数民族部落。我国古代文明程度远高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对这种行为是要严厉处罚的。战后追究责任,程知节被免职,因为曾经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李世民夺取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总算没有被杀头,罪魁祸首王文度因为是高宗皇帝的宠臣,仅仅给与免职流放的处分,而不是杀头。苏定方因为曾经劝阻过程知节的屠杀,尽管没有成功,但是他在屠杀之后拒绝接受分给自己的那一份“战利品”,因而未受处罚。刘仁愿因为级别相对较低,没有承担责任,而且因为此次军事行动,加深了与苏定方的相互了解。

刘仁愿其实也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将军,高宗朝曾多次作为大唐帝国的全权代表去安抚回纥、铁勒、吐谷浑、吐蕃等地。

唐征百济之役,苏定方领兵,刘仁愿随军出征。战后,朝廷将主力部队调回大陆,从北线进攻高丽。苏定方临走,派刘仁愿率领一万部队镇守百济故地。这时的百济故地,叛乱此起彼伏。刘仁愿因为兵力单薄,无力进剿,只能收缩兵力,和金仁泰率领的七千新罗兵一起守卫百济王城泗沘城。直到刘仁轨率领援军到来。

和刘仁轨一起到达半岛的不仅有援军,还有帝国宰相李义府的一封信。李义府致信帝国驻半岛最高军事负责人刘仁愿,让他找个借口把刘仁轨杀掉,如果找不到借口的话就制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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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刘仁愿实在不愿意在此时杀掉刘仁轨,因为他自己的处境实在是太困难了,因此不大可能对刘仁轨下手。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刘仁愿,如果对副总指挥兼第二师师长刘仁轨下手的话,对帝国在半岛的局面将是灾难性的。这个道理刘仁愿还是知道的。

二刘通力合作,并肩作战,逐步打开了局面。这时苏定方在北线对高丽的攻击失利,全下撤退,高宗皇帝下令南线撤军,被刘仁轨制止。请参阅第三节(做人就做刘仁轨(三)

刘仁轨的信心鼓舞了高宗皇帝,帝国政府派来援军。然后就是著名的白江口大战。战后百济故地全境平定。刘仁愿回到朝廷述职,刘仁轨主持百济故地。

**********

刘仁愿回到帝都长安,向高宗皇帝报告百济的情况。高宗皇帝夸奖刘仁愿说:“看不出你一个纠纠武夫居然写的一手好文章,每次的奏章都很有文采嘛。”刘仁愿说:“那不是我写的,是刘仁轨替我写的。我自己写不了这么好的文章。”高宗皇帝一高兴,就让刘仁轨担任了正式的带方州刺史(不用代理了),并奖给刘仁轨二环以内四居室住宅一套,还有一大笔奖金。著名评论家、大唐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上官仪听说这件事情之后评论说曰:“刘仁轨被贬官流放还能尽忠报国,刘仁愿作为方面大员能为国家举荐贤才,这就是传说中的谦谦君子啊。”

尽管被称为谦谦君子,但刘仁愿这时却要面对人生的最大危机。因为没有按照李义府的要求干掉刘仁轨,所以李义府要把刘仁愿一并干掉。这时的李义府因为在高宗皇帝面前和另外一位帝国宰相杜正伦吵架,高宗皇帝为了显示公平,而将两人一同外放。虽然是在贬官外放中,李义府在朝廷中仍然很有势力。他遥控党羽在朝中兴风作浪,陷害刘仁愿。罪名荒唐可笑却又极其恶毒,那就是说刘仁愿要拥兵自重,自己当半岛之王。这种罪名是任何将领都受不了的,刘仁愿因此几乎被杀。幸亏高宗皇帝其实还是挺聪明的,他看出了这个罪名的荒唐,不仅没有处罚刘仁愿,而且再次把刘仁愿派往半岛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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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仁愿离开半岛,刘仁轨主持百济故地时发现唐军人心浮动。一调查,找出很多问题。高宗朝军人地位下降,军功赏赐减少,士兵们大都不是自愿参军,而是被强征来的,或者是被有钱人家出钱雇来替别人参军的;这时在半岛前线的驻军因为超期服役,普遍思乡。种种原因导致士气低落。刘仁轨上奏朝廷之后,意见部分得到高宗皇帝的支持,派刘仁愿率领一支新的部队和刘仁轨换防。

刘仁愿率领的生力军到达半岛之后,刘仁轨反倒不愿意走了。他认为百济故地刚刚平定,存在着很多变数;百济人刚刚归顺大唐,人心未定,如果把老兵全部带走,新兵不熟悉当地事务,很容易发生变故。不如把老兵留下来,至少等到一次收获之后,唐军手里有了足够的粮食,同时新军也熟悉了半岛形势,更容易控制当地局势,然后自己再带着部队回朝。

这时的刘仁愿仍然对“拥兵自重”的罪名心有余悸,如果把两支部队都留下来,那不正好证明了自己“拥兵自重”吗?一向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二刘终于因为见解的不同而发生争执。刘仁轨独自上表朝廷,得到高宗皇帝批准,继续留在半岛。同时高宗皇帝对二刘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认为刘仁轨对朝廷是绝对忠诚的,而认为刘仁愿不忠。

不遵守皇帝命令的被认为是忠诚,而严格遵守皇帝命令的却被认为是不忠。这中间的关节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但高宗皇帝却非常明白。刘仁轨是因为只考虑国家利益,所以才根据前线具体情况提出不同意见;刘仁愿则参杂了私心,不敢据实报告。

顺便说一下,高宗皇帝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仅仅是性格有些懦弱,再加上身体不好,晚年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不能办公,权力才落入武则天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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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皇帝认为不忠,那还会有好果子吃?不久之后,唐军从北线大举进攻高丽。这时刘仁轨已经高升回了朝廷,刘仁愿主持半岛南部事物,受命从南线配合进攻。而名以上接受刘仁愿指挥的新罗军出于自身利益,暗中给刘仁愿捣乱。由于新罗将领金仁泰(就是曾经和刘仁愿并肩作战的那位)的掣肘,刘仁愿没有能够及时赶到前线,被朝廷以“征高丽逗留”的罪名逮捕下狱,本来是要斩首的,因为毕竟还是为帝国立下过很多功劳的,最后被流放姚州了事。

姚州是大唐在西南方的边远山区,这里帝国政府控制力薄弱,少数民族首领实力强大,曾经攻杀过,帝国政府竟不能报复。被流放到这里是一种严厉的惩罚,相当于“流放西伯利亚”。

刘仁愿被流放到这里之后,就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记录了。三百年的武家名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

做人要不要做刘仁愿?从做人的角度讲,刘仁愿和刘仁轨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两个人最大的区别,那就是运气不同。刘仁愿没有按照李义府的要求杀掉刘仁轨,本身就是在坚持原则,而且是冒风险的坚持原则;后来之所以退缩,是被那个“拥兵自重”的罪名吓怕了。而这个罪名太大,任何一个将军都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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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刘仁愿也是因为刘仁轨的原因,才把名字留在了历史上。但在实际生活中,刘仁愿是为了要维护刘仁轨而受了牵连,并且连带刘仁愿的家族,在世家名录中消失。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本文内容于 2008-4-27 23:40:25 被大汉高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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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是根据拜根兴先生的作品再创作来的。写完之后才发现,原来再创作这么爽。用来收集和整理资料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五,只要把别人的作品用网络语言再写一边就可以了。怪不得某些“人”那么喜欢再创作呢。我以后再也不劳神费力的写什么原创作品了,把别人的作品拿来再创作多爽啊。那么要不要申请原创呢?当然要了。既然铁血喜欢把再创作当原创,我当然也要申请原创了。在别的论坛,我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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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23 2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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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帖心情

我把前面的几节稍作修改,一并贴在这里。这样可以但使这个版面上我自己的东西看起来多一些。虽然是对别人作品的再创作,我还没有达到某些“人”那么厚的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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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23 23: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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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做刘仁轨(一)

刘仁轨,字正则,男,汉族,隋文帝仁寿元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乐城乡三柱里村。这个村子在刘仁轨出生的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后来因为刘仁轨的关系,改称为三柱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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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大业年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年仅十几岁的刘仁轨沦为难民,四处流浪。尽管如此,刘仁轨酷爱学习,每当结束了一天的流浪乞讨之后,刘仁轨总要拿根树枝在地上写写划划,把当天的学习成果温习一边。我一直奇怪的是,当时的书本和学费都是很贵的,一个“丐帮”弟子是靠什么来维持学业的,莫非用了一种叫做“窃书不为偷也”的古老方法?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这时,在十八家反王中,有一个叫做李渊的人建立的唐政权脱颖而出,逐渐显露出霸主相。在唐、郑、夏三国洛阳大战中,唐军大获全胜,全取河南。坐拥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唐政权,成了当时中国的最大势力。刘仁轨生活的河南开封地区逐渐安定下来,刘仁轨本人则进入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的家里打工。

河南道安抚大使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省长,任瑰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亲戚(不是朕的)。有一天,任瑰正在给李渊写奏章的时候来了客人,就放下奏章出去会客。等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任瑰发现奏章被改动了几个地方,一下子精彩了许多,大为惊奇。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刘仁轨改的,任瑰就拿出一份赤牒,任命刘仁轨做了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民政局长。所谓赤牒,就是盖了公章空白任命书。当时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有“十八家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大大小小的各个势力在进行着激烈的生存竞争。而这种竞争,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才竞争。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地方长官发现了一个人才,如果使用“六百里加急”之类的方法请示朝廷,等朝廷把正式任命书发下来,人才可能就走掉了,所以每个封疆大吏手里面都有若干份已经盖了朝廷专用人事章的空白任命书,发现人才之后,只要在空白任命书上填写好姓名,该人才就成了朝廷命官,而不是地方长官的私人幕僚。

刘仁轨做了几年息县民政局长,调任陈仓县公安局长,这时已经是大唐太宗皇帝的贞观年间了。到任的时候有个叫袁天纲的算命先生给刘仁轨算了一卦,说:“刘局长将来可以当宰相,而且可以活到将近九十岁。”虽然袁天纲是推背图的两作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算命先生之一,但刘仁轨却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相信袁天纲的话。因为没过几天,刘仁轨就被大唐太宗皇帝抓了去,要杀头。

唐初的兵役制度为府兵制。(唐朝兵役制度)州郡设折冲府征调府兵,折冲府长官叫作折冲都尉,大致相当于军分区司令。陈仓县的地头上就驻着一位叫做鲁宁的折冲都尉。这个叫做鲁宁的不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主儿,经常干一些不法的勾当,陈仓县历任地方官都拿他没办法。刘仁轨到任之后,劝告鲁宁:你以前犯的事,我既往不咎;但是你以后不能再做犯法的事情了,否则,我就......

鲁宁的官比刘仁轨大,根本就没把刘仁轨的劝告放在眼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有一次鲁宁又干了违法的事,刘仁轨把鲁宁叫去,要依法治罪。鲁宁哪受过这个?他还觉得好笑,一个比自己小得多的官,还想治自己的罪,真是新鲜,当场就把刘仁轨臭骂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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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当官的吵架,显然是一件稀罕事,引得大批老百姓围观。刘仁轨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领着手下一班衙役,把鲁宁给乱棒打死了。

这下可捅了篓子了!地方政府迅速的把这件事情上报朝廷,报告送达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面前,惹的李世民勃然大怒,下令立即将刘仁轨就地处决!

命令发出之后,太宗皇帝余怒未息,恨恨的说:“一个小小的县公安局长,怎么敢杀我的军分区司令?!我要亲自审问他!”于是又发出第二道命令,刘仁轨暂缓杀头,抓到长安,接受皇帝钦审。

显然,刘仁轨运气不错,这第二道命令赶在第一道命令之前传达到陈仓。于是刘仁轨是活着而不是死的到了长安。这也说明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运气是绝对少不了的条件。

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钦审刘仁轨:“你一个小小的县公安局长,怎么敢杀我的军分区司令?!”刘仁轨在皇帝面前仍然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说:“鲁宁虽然是军分区司令,但他犯了法,根据大唐帝国的法律,就归我去治罪;可是他不仅不接受法律的制裁,还当众辱骂执法人员,所以我杀了他。”这时刘仁轨的运气好到了极点:在对刘仁轨进行御前审判的时候,一位重量级人物——大唐帝国监察部长魏征,碰巧就在太宗皇帝身边。

魏征对太宗皇帝李世民说:“陛下,你知道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吗?”李世民很奇怪:“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和刘仁轨有什么关系?”魏征说:“隋末,民强官弱,官府没有权威,老百姓都不畏惧官府,所以才会造反。今天鲁宁当着老百姓的面辱骂执法人员,就是给老百姓做了一个不要把政府和法律放在眼里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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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要是放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年代,肯定是反动言论,可是李世民听了却很受用,因为这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这样一来李世民看刘仁轨就不那么生气了,反而觉得他刚正,于是就提升刘仁轨做栎阳县常务副县长。

栎阳距离帝都长安很近,大量权贵在这里有利益存在,势力盘根错节。李世民任用刘仁轨这样刚正不阿的人在这里做官,可谓知人善任。

刘仁轨因祸得福,升了三分之一级官,到栎阳县走马上任。由于不会吹牛拍马,逢迎权贵,刘仁轨在常务副县长的任上一干就是十多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过着,直到有一天——

贞观十四年秋,大唐太宗皇帝计划去同州打猎,要路过刘仁轨任职的栎阳县。皇帝路过,对于地方来说是一件大事,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征调民夫整修桥梁道路,而这时收秋还没有完成呢!于是刘仁轨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劝说皇帝推迟打猎计划。这封信写得很精彩,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学习的文章之一。谨全文转录如下:

“臣闻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计,择之者圣人。是以周王询于刍荛,殷后谋于板筑,故得享国弥久,传祚无疆,功宣清庙,庆流后叶。伏惟陛下天性仁爱,躬亲节俭,朝夕克念,百姓为心,一物失所,纳隍轸虑。臣伏闻大驾欲幸同州教习,臣伏知四时搜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应时,秋稼极盛,玄黄亘野,十分才收一二;尽力刈获,月半犹未讫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直据寻常科唤,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恩,垂听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总了,则人尽暇豫,家得康宁。舆轮徐动,公私交泰。”

我听说屋子上面漏雨,只有在下面的人才知道;愚笨的人说些胡言乱语,圣人却能从中选择出有用的东西。周文王放下身份听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商汤王接受一个建筑奴隶的谋划,所以能够建功立业,一统天下。今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可是现在却只收割了十分之一、二。如今陛下要到同州打猎,地方上为了迎接圣驾整修桥梁道路,怎么着也需要调动一两万民工,那可就误了农时了。四季打猎是自古就有的天子礼仪;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必要因循守旧,非得在规定的那一天去打猎。陛下天性仁爱,关心百姓,不如把打猎日期推迟十天。等老百姓收完庄稼,陛下再去打猎也不迟啊。这样对于国家和老百姓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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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刘仁轨的文风,真是觉得和明朝那些所谓的“铮臣”有着天壤之别。明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批评甚至指责皇帝。而这种批评和指责唯一的目的就是标榜自己道德“高尚”,并借助这种“高尚”带来的名声而得到好处。唐的谏臣们和明的做法则完全不同。刘仁轨并没有指责太宗皇帝秋天打猎不好不道德,而是首先肯定皇帝是比自己高明的,但正因为皇帝高明,所以才能在自己比较愚昧的言论里挑选出有用的东西;同时还赞扬皇帝是爱护百姓的,是保护百姓利益的,因此才不会死板的、因循守旧的在天子礼节规定的那一天去打猎,而是会等待百姓收秋完成之后,才去打猎。显然,刘仁轨是在帮着皇帝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封信既然给皇帝扣上了高明和爱护百姓两顶高帽子,皇帝当然不好意思再去骚扰百姓,于是刘仁轨保护百姓利益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强烈建议所有准备给领导提意见的人,都要先学习一下这篇文章,然后再去提意见。

大唐帝国太宗皇帝看完这封信之后,给刘仁轨写了一封回信,信上说:“卿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然后在信上盖上大唐帝国的国玺,派人给刘仁轨送去。

过了几天,就把刘仁轨提升为新安县令。

刘仁轨宦海沉浮二十年,终于当上了知县大老爷。


 
  2008-4-23 23: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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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做刘仁轨(二)

刘仁轨不会吹牛拍马,逢迎权贵,安安稳稳的当他的知县大老爷,慢慢的熬资历。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年,刘仁轨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逐渐的升级升到了给事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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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明史的朋友可能知道明代的给事中是一个尽管品级较低,但却很有权势的官职,各部给事中不仅可以审核本部尚书发布的命令,而且在名义上拥有封驳皇帝下达给该部的圣旨的权力。唐的给事中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处长,虽然权势不像明朝那样巨大,但由于是在皇帝身边做事,所以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担任这一职务,那简直可以用“前程似锦”来形容。刘仁轨当了四十年官,已经六十岁了,已经不用求什么前程了,完全应当继续过他的安稳日子。只要不出什么岔子,平平稳稳的再混几年退休,对他个人是最好不过的了。在中央办公厅退休,待遇怎么着也会比在县里要强一点。

可是命运偏偏不让刘仁轨过安稳日子,他当上给事中后接到的第一单重要差事就是去调查李义府案。

**********

李义府,男,汉族,生于隋炀帝大业十年。刘仁轨要饭的时候,李义府刚出生。这个人有才学,外表上给人一种性格温顺的感觉,最擅长当面对你笑,背后捅刀子,我国超实用主义哲学派别——笑里藏刀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一次李义府因为站错了队伍,要被贬官外放。李义府有很多朋友(这种人往往会有很多朋友),所以能够提前得到消息,这下子慌了手脚,急忙求教于一位高人。这位叫做王德俭的高人对李义府说:“老弟莫慌,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你,那就是武昭仪。”李义府恍然大悟,急急忙忙向高宗皇帝递上奏章,强烈要求高宗皇帝立武昭仪为皇后。高宗皇帝这个时候正为满朝重臣们激烈反对立武昭仪为皇后而郁闷呢,收到李义府的奏章,龙心大悦,当场就赏了李义府一斗珍珠。贬官外放的事情那时不提了,在武皇后的关照下,李义府升迁极快,来了个一连串的N级跳动作。用火箭般的速度,“嗖”的一下,就成了帝国宰相。

李义府当了帝国宰相,过上了快乐的“卖官”日子,引起另一位帝国宰相杜正伦的不满(唐为维护皇权,分散相权,实行多相制,宰相常设为七人),两个人在高宗皇帝面前吵架,高宗皇帝为了表示公平,把两个人都降级为刺史(市长)。可是由于李义府上头有皇帝更重要的是皇后罩着,不上一年,李义府就又调回中央当宰相去了。就是在这贬官外放的一年里,李义府还遥控党羽在朝中兴风作浪,陷害他人。

李义府自己以“卖官”为乐,他的子弟也都飞扬跋扈。日子久了,有些事也传到了高宗皇帝耳朵里。有一次两个人坐在一起喝茶聊天,高宗皇帝随口告诉李义府:“朕听说你的儿子女婿都不知道遵纪守法,经常干些违法犯罪的事。朕都替你护着。可你也得经常告诫你的子弟,做事不要太过分,免得朕为难。”李义府一听勃然大怒,脸红脖子粗的对高宗皇帝说:“陛下这话是听谁说的?!”搞得高宗皇帝也老大不高兴:“我好心好意劝你谨慎,你倒好,还要从我这里打听这话是听谁说的?我是那翻嘴嚼舌的人吗?!”李义府听了这话,气呼呼把皇帝凉到一边,自己回家喝茶去了。——李义府就是这么牛B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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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次李义府犯的又是什么案子呢?

原来呀,李义府这人好色(呵呵)。当时洛阳有个美熟女淳于氏,因为通奸的罪名被关进大唐帝国中央政府直属监狱。李义府听说这是个美女,就让大唐帝国司法部副部长毕正义把该美女带到自己家里来,一看,原来长的比传说的还要好看,就把淳于氏留在家里当了小妾。谁知道做事不密,这件事被人知道了,满城里传的是风言风语。大唐帝国司法部部长段窦玄听说之后向高宗皇帝打报告要求调查此事。李义府当然不会把这当回事,他为了洗脱自己,就逼迫毕正义自杀。这也告诉后世的贪官一个道理,那就是:用非法的手段巴结领导,做事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更不能在酒后吹嘘自己和领导关系有多么铁的时候把这种事说出来。据说一千多年以后有个叫李鸿章的人,做这种事就比较隐秘,挪用军费巴结领导之后,还顺手把黑锅栽赃到政敌头上。

李义府以为逼死了毕正义,这事就算完了。想不到适得其反,不仅没有了事,反而弄得舆论大哗,大家纷纷要求高宗皇帝对司法部副部长之死做出合理解释。高宗皇帝没办法,只好派人去调查。派谁去呢?一抬头看见刘仁轨在身边站着,好吧,就你去吧。

刘仁轨不幸的领受了这么个倒霉差事,到底怎么调查的,有没有把事件调查清楚,有没有把调查结果报告给高宗皇帝?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仅仅是:李义府从此深恨刘仁轨,可以说是恨之入骨,甚至不惜用牺牲一支军队、葬送一场战争的方法,来除掉刘仁轨;并且恨屋及乌,要把不愿意帮忙下手的刘仁轨上司一并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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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的调查结束之后,李义府向高宗皇帝打报告,建议把刘仁轨提升为青州刺史:老刘都为帝国政府服务四十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能力也算不错,临退休升一级吧。高宗皇帝立刻批准,因为这本来就是李义府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再说没准高宗皇帝还觉得李义府人不错,不会打击报复呢。

唐朝的政治特点是外轻内重,同品级的情况下,京官的地位和影响力大于地方官。刘仁轨从给事中升迁为青州刺史,虽然品级高了,但是离开了权力中枢,非常方便李义府实施报复。

刘仁轨到任青州之后,李义府立即以朝廷的名义向青州下达命令,要求刘仁轨向半岛前线输送粮食。刘仁轨向朝廷请示:“这个时候正是海上风暴季节,补给舰队现在出发很危险。”李义府催出的加急命令一个接一个:“再不派出补给舰队,难道你刘仁轨想把前线将士们都给饿死啊?”刘仁轨被催急了,只好把补给舰队派了出去。结果果然在海上遇到风暴,船只多被损毁,死伤船夫极多,只有很少量的粮食送达了前线。

消息传到朝廷,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去查办刘仁轨。袁御史临行前,李义府给了他一个强烈的暗示。李义府对袁异式说:“像你这么会办事的人,还用发愁当不上大官吗?”袁异式心领神会,到了青州,露骨的建议刘仁轨自杀。袁御史帮着刘仁轨分析了形式:老刘这次被抓,显然是得罪了朝廷中握有升杀予夺大权的重臣,到了朝廷的司法机构里接受审判,肯定要受到对头的欺辱,说不定还会连累子孙;还不如现在自杀,一了百了。刘仁轨坚决不同意袁御史的“好意”,他说我如果真的犯了罪,自然会有朝廷的法律来制裁我;我现在自杀,那就是畏罪自杀,没罪也成了有罪了。自杀,除了会让我的仇家对头称心如意,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袁御史没有达到目的,到手的功劳没立成,对刘仁轨也很恼火。临启程的时候,袁御史亲自给刘仁轨带上镣铐,亲手给镣铐上锁,免得刘仁轨逃跑。

到了朝廷,御前亲审刘仁轨渎职案的时候,李义府得意洋洋的说:“刘仁轨犯有如此罪行,不杀他怎么对得起沉尸海底的那么多民夫?不杀他怎么对得起前线饿肚子的将士们?真是不杀刘仁轨不足以平民愤呐!”幸好这时有个叫源直心的舍人在高宗皇帝身边说了句话:“海上风暴,不是人力可以对抗的。”所谓舍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参事,主要的权力就是发言权。但是,在皇帝身边的发言权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如果没有源直心这句话,刘仁轨真就被李义府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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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源直心(他可真不愧叫这个名字啊)的发言,高宗皇帝没有杀刘仁轨,而是免去刘仁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发往半岛前线效力。

还不错,总算刘仁轨运气好,又逃过一劫。这也给人们带来一个问题:要不要坚持原则?特别是坚持原则的代价较大的时候?以刘仁轨的聪明,不会不知道即使自己调查的再清楚,高宗皇帝也不会处罚李义府,在这种前提下要不要说实话?特别是李义府仗着自己家开着黑屋子,所以总是对别人以黑屋子相威胁的时候?如果说在战争时期不能当汉奸是道德底线,那么和平时期文官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

这时,唐帝国在半岛前线的主力部队苏定方部已经撤军,只留有少量部队,由郎将刘仁愿率领镇守百济府城;百济叛军四起,将刘仁愿包围。刘仁愿请求朝廷增援,朝廷派左卫中郎将王文度担任熊津都督,率军救援刘仁愿。王文度走到半路死了。因此朝廷决定派刘仁愿代理带方州刺史,接管王文度的部队,完成原本交给王文度的任务。

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不知道是高宗皇帝,还是李义府做出的。刘仁轨明明没打过仗、根本就不会打仗啊?怎么能派他去打仗呢?高宗皇帝和李义府都有做出这个决定的可能。如果是高宗皇帝的决定,那就是他可能已经知道了刘仁轨背黑锅丢了官,给他的官职做补偿;如果是李义府的决定,那就很有可能是他知道这时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刘仁轨,就有了第二个杀掉刘仁轨的机会。

到底是谁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不知道,刘仁轨也不知道。他不仅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而且还挺高兴。接到命令时,刘仁轨还没有出海,他高兴的对别人说:“这是上天要给我这个老头子一场富贵啊!”临出海,刘仁轨特地带上大唐的历法和李唐朝廷的宗庙名讳,说了一句很牛气的话:“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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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做刘仁轨(三)

刘仁轨生活的年代,正是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当时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这三国的实力对比以及相对地理关系正好和我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相当。三国中高丽的实力最为强大,即使经常受到隋唐的进攻,高丽仍然有余力可以时不时的去向南攻击百济和新罗一下子。百济和新罗相对较为弱小,不得不各自寻找盟友:新罗结好大唐帝国,百济则为倭奴国所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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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其实很早就结好大唐。因为经常受到高丽的攻击骚扰,百济一面抵抗,一面积极寻找外援。唐高祖(不是本高祖)武德四年,百济王扶馀璋就遣使朝贡,并被唐高祖册封为带方郡王、百济王。这时唐的统一战争进入尾声,还没有完全安定中国呢。之后百济经常朝贡大唐,并起诉高丽阻断了百济进贡的道路,建议大唐讨伐高丽(这才是进贡的真正目的,大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唐太宗贞观年间,百济又转变国策,结好高丽,在高丽和倭奴的支持下进攻新罗,夺取新罗四十余城。新罗慌忙象大唐进贡称臣,同时起诉高丽和百济阻断了新罗进贡的道路,建议大唐讨伐高丽和百济(和百济的手法相同,呵呵)。中国朝廷历来以上邦天朝自居,可是上邦天朝有上邦天朝的麻烦,对既然接受了下邦小国的朝贡,当然就不能对人家的要求置之不理,否则叫什么上邦天朝。当然唐太宗也不是傻子,也不可能拿了几个贡品,就会替别人出苦力,把发兵打仗当儿戏。于是唐经常派出使者去三国劝和。在太宗、高宗两朝曾经多次派出这样的外交使团。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团团长就是玄奘大法师。当时半岛和倭奴列岛都因为受到中国的影响而接受了佛教,而玄奘大法师早已名扬天下。所以高丽、百济均极为隆重的接待了玄奘大法师,却都对大法师的停战建议置之不理。百济照样时不时的去打新罗一下子,夺他几个城。唐高宗即位之后,百济又在高丽和倭奴的支持下夺取新罗三十余城。这样,从唐帝国建立算起,百济已经从新罗手里夺走了七八十座城了。唐劝说百济无效,出于综合考量,终于在新罗的多次要求下,出兵进攻百济,救援新罗。

唐高宗显庆五年,朝廷任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十三万进攻百济,在五万新罗军的配合下,“平其国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万”,百济灭亡。按照古代家庭规模每户四到五口人计算,百济总人口应当在三百万以上。虽然和五六千万人口的大唐这种庞然大物不能相比,但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小国了,按照中国三国时期的征兵比例,甚至有能力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前提下,长期维持一支三十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一仗之所以打的这么顺手,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苏定方攻击力超强(曾经入选kdy27牌大汉族战神榜);二是有新罗军这种地头蛇做向导;三是百济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误以为得到了高丽和倭奴的支持,就可以抗衡大唐,居然要用主力和唐军进行野战,而不是像高丽那样据城固守,这当然正中苏定方下怀。

百济灭亡后,半岛南部的局势忽然变得十分混乱。一方面百济旧王室放出谣言,说唐军要把百济人斩尽杀绝,于是百济故地烽烟四起,到处都是地方武装,混乱程度远超今天的伊拉克。另一方面新罗又有谣传大唐要趁机将其兼并。为了应对传说中的大唐的威胁,新罗甚至做好了和大唐开战的准备。当新罗重臣们商议对唐作战事宜的时候,新罗王金春秋一度反对,后来在执政大臣金庾信的劝说下终于接受了重臣们的观点。金庾信劝说新罗王的话也很经典,他说:“狗是最畏惧自己的主人的,可是当主人踩着狗的脚的时候,狗也会咬主人一口。”意思是说,即使大唐救了新罗,我们也要自卫。

然而唐和新罗终于没有翻脸。或许苏定方感受到了什么,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大唐朝廷下旨苏定方撤军,是为了从北线进攻高丽。临走前苏定方派一个中级军官郎将刘仁愿和少量兵力留守百济王城,自己就班师回朝了。

唐军撤退之后,除了百济王城泗沘城还在唐军手中,百济故地二百城几乎全部为叛乱武装所占据(简直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嘛。这些百济叛乱武装就像是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武装,如迈赫迪军之类;而我们就是美国鬼子)。这些叛乱武装中最大的两支分别是百济旧王室扶馀福信部,以及道琛和尚所部。扶馀福信为了取得对其他叛乱武装的政治优势,特地从倭奴国迎接回了在那里当人质的扶馀丰王子,立为百济王。刘仁愿被叛乱武装包围,向帝国政府求援。刘仁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领援军踏上了半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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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龙朔元年,刘仁轨率领援军抵达新罗,从新罗方向出发,救援被围困在百济的刘仁愿。当然,刘仁轨不可能知道,和他同时到达半岛的,还有李义府的一封信。李义府致信帝国驻半岛最高军事负责人刘仁愿,让他找个借口把刘仁轨杀掉,如果找不到借口的话就制造一个。

刘仁轨从来没有打过仗,却要带着几千兵力去平定十几万叛乱武装。这本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刘仁轨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大战力。史书上说他“转斗而前,所向皆下”,就是奋勇的作战,连续的获胜。

由于新罗和唐的矛盾并没有表面化,所以刘仁轨仍能够以帝国政府的名义征调新罗军。在熊津江战役中,刘仁轨指挥唐新联军,夹击道琛所部叛乱武装,叛军大败,被杀及淹死者多达万人。

经过一系列的胜利,叛乱武装终于解除了对刘仁愿的包围。但是唐军一直受到缺粮的困扰。新罗试图援助唐军,然而没有刘仁轨指挥的新罗军显然战斗力不够。新罗将军金钦率领的补给部队受到扶馀福信伏击,全军覆没,只有金钦一个人逃回新罗。

百济叛乱武装们显然也看出了唐军的窘迫,道琛和尚甚至派人送信给刘仁愿和刘仁轨,问了一个搞笑的问题:“大人们什么时候回国?要不要我们去送行?”

刘仁轨不得不亲自指挥新罗军,去进攻扶馀福信重兵守卫的真岘城。真岘城依山傍水,一边是山,一边是熊津江,两边是峭壁。这座城易守难攻,可偏偏在连接百济和新罗的粮道上。刘仁轨指挥新罗军对真岘城发动夜袭,从峭壁面攀援而上,轻而易举的攻克了此城(和解放军攻克华山的手法相同),打通了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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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在战场上的表现像极了朕手下的韩信。同韩信一样,刘仁轨也是从来就没有打过仗,意外的获得了军事指挥权,然后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战绩。当然了,刘仁轨的政治能力比韩信高的可不止一点半点。

**********

这时半岛北部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定方围攻平壤达半年之久,不能攻克,只得撤军。帝国政府对高丽的第N次攻击失利,迫使高宗皇帝不得不重新考量帝国的半岛南部政策。

唐龙朔二年,高宗皇帝下诏给刘仁愿:“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帝国已经从平壤撤军,孤城难以固守,你可以放弃百济,将军队撤退到新罗。如果新罗王金法敏需要你们帮忙守卫新罗,你们就留在新罗;如果不需要,就撤回帝国。

这时在百济的将士们都已经苦战了两年,早就盼着回家了,就像现在驻伊拉克的美军士兵们都想回家一样。收到这样的命令,大家都很高兴,只有刘仁轨站出来表示反对。这篇演说很精彩,谨全文转录如下:

“《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况在沧海之外,密迩豺狼者哉!且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当出师命将,声援才接,凶逆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薮,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拔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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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大臣出了国境,遇到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来不及请示国君的话,那就不要请示国君,自行决定好了。我们为国尽忠,怎么能为了私利而忘记国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前面呢?天子要击灭高丽,先攻克百济,为的就是要对高丽造成两面夹击之势。现在围攻平壤的部队已经撤退,我们如果再放弃百济的话,那在半岛上就没有一块我军的基地了。这样,攻灭高丽的战略构想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我们现在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占据着百济的中心位置;而百济叛军本身矛盾重重,极易发生内讧,并且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我们应当向朝廷说明百济的情况,请求水军增援,完全可以平定百济。如果撤退,万一出现不利局面,就有可能成为“亡虏”,就算能够顺利撤退到新罗,我们的地位处境也很尴尬。因此应当一面请求增援,一面固守,静观其变。

遇到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也不是小团体利益,而是国家利益,特别是整个国家的战略形态。我不知道北宋名臣范仲淹是会怎样评价刘仁轨,反正我是要把刘仁轨当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卓越典范的。刘仁轨没有中过科举,但是成千上万的中过科举的读书人读《春秋》,对《春秋》大义的理解达到刘仁轨这种程度的,还真没几个。

这些有道理的话不仅正确的分析了当前形势,而且激励了将士,所以远征军上下终于接受了刘仁轨的意见,坚守百济。

大唐高宗皇帝接到前线增援请求,决定支持刘仁轨的计划。帝国政府以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征调淄、青、莱、海四州府兵七千人,组成水师,前往百济,增援刘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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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做刘仁轨之第一次中倭战争

这时百济叛乱武装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扶馀福信袭杀道琛和尚,兼并了他的部队,成为百济叛乱武装中唯一的大规模势力。扶馀福信掌握全部权力,飞扬跋扈;扶馀福信所立的“百济王”扶馀丰仅负责祭祀工作。两个人在血缘上虽然是堂兄弟,可实际关系却相当于曹操和汉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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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馀福信由于连续被刘仁轨打败,声望下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消灭“百济王”扶馀丰,这样做一可以杀人立威,二可以根除后患。于是扶馀福信声称自己生病了,需要卧床休息,等着一旦扶馀丰来探病的时候将其杀死。谁知道做事不密,这个计划被扶馀丰知道了。扶馀丰不愿意坐以待毙,不得不冒险一博,于是率领亲信袭击扶馀福信,居然得手。这样一来,扶馀丰成了名副其实的“百济王”。

有感于自己的实力与威望不足,扶馀丰派出使者请求高丽和倭奴支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备有可能到来的唐的进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压服百济各派系武装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

倭奴国这时也立国六百多年了。当年我大汉光武皇帝的时候,倭奴列岛上的一个政权向我大汉帝国进贡,接受光武皇帝赏赐的铁剑、铜镜、如意,作为镇国之宝;同时接受光武皇帝赏赐的国名:倭,又称倭奴。倭的意思并不是矮小,而是恭顺;倭奴就是非常恭顺。这个政权得到了大汉帝国承认,非常高兴,从此自豪的称自己为倭奴。

倭奴国为了保持在列岛的政治优势,多次向大陆的进贡,并请求册封。例如倭奴王珍曾接受南朝的刘宋王朝授予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但同时刘宋王朝还授予百济王“镇东大将军”的封号,爵位在倭王之上,倭奴王对此感到十分不爽。于是倭奴国又多次向南朝的刘宋王朝进贡,终于从刘宋王朝取得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的称号。所谓“使持节”,就是经皇帝授权,代表皇帝的意思。表明倭奴王是代表刘宋皇帝统治倭奴列岛和半岛的。

倭奴国对半岛一直报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虽然在名义上取得合法统治半岛的权力,但毕竟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倭奴国仅在半岛南部取得了一小块地盘,设“任那府”侵占的土地。这时倭奴国在列岛之外取得的第一块殖民地,而这时倭奴国还没有统一倭奴列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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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那府”最终因为倭奴国的残暴统治遭到反抗而失去,而百济也因为遭受到高丽和新罗的压迫而势力大减,失去了和倭奴国别苗头的实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百济甚至卖身投靠倭奴国,成为倭奴国的附庸,连百济王的废立,都操纵在倭奴的手中。

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倭奴政权逐渐强大起来,致力于列岛的统一。当吞并了大部分的列岛势力之后,倭奴国终于觉得这个国名并不怎么好听,于是偷偷的把国名改为日本;同时也不把自己当作大陆政权的藩属,而要与大陆政权分庭抗礼。隋朝初年,倭奴王致书隋文帝,用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说法,被隋文帝轰了回去;唐朝初年,倭奴王致书唐太宗,用了“东天皇敬白西天皇”的字眼,被唐太宗轰了回去。对于倭奴国这种未经中央政府批准偷改国名的做法,BS一个。

唐攻击百济的时候,百济当然要 求救于倭奴。而这时的倭奴刚刚取得虾夷战争的胜利,基本上完成了列岛的统一,国势强盛,正处于上升期,有和大唐一较高下的政治需求。同时,倭奴国也不愿意放弃在半岛的利益。因此倭奴女王亲率大军去求援百济。不过走到半路上这个倭奴女王死了,大军只好撤退。

如果历史能够假如的话,不妨假如一下:如果倭奴女王没死,倭奴军到半岛上去刺激苏定方。苏定方可是攻击力超强,并且手里有十几万大军的......

苏定方撤军后,扶馀福信迎接在倭奴当人质的扶馀丰回国。倭奴觉得这时一个机会,立刻派兵把扶馀丰护送回百济,立为百济王;同时募集了五千名旅居倭奴的百济侨民,作为扶馀丰的亲信部队。扶馀丰袭杀扶馀福信,夺取百济政权后,求救于倭奴。倭奴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派出两万七千大军去支援扶馀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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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仁师率领的七千水师抵达半岛后,与刘仁愿、刘仁轨会合,唐军声威大振。这也可以看出,二刘的兵力和“七千”相差不会很多(刘仁愿的兵力是一万;刘仁轨的兵力,本人推定为不多于五千),实在少的可怜。二刘正是用这少的可怜的兵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大唐的三支部队会师,商议下一步的军事计划,诸将大都要求进攻战略要地加林城。加林城位于水陆要冲,如能攻克,唐军将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战略形态。而刘仁轨建议绕过加林城,攻击其后方的周留城。因为加林城依山傍水,形势险峻,不易攻取。周留城防御力低于加林城,易于攻取;并且周留城是百济叛军首领聚集的地方,攻克周留城会使其余各城部战而下。

百济之所以会发生叛乱,并不是因为唐军在百济实施了屠杀或者别的暴政,而是因为百济旧贵族不愿意失去权力,因为释放出谣言鼓动造反;而唐军统帅苏定方虽然是杰出的将领,却不善于做地方工作,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形势糜烂。擒贼先擒王,消灭了这些领头闹事的百济旧贵族,百济局势自然会得到平定。显然,刘仁轨的计划是正确的分析,因而得到了三军诸将的一致支持。

最终的作战计划是:孙仁师、刘仁愿率领大唐陆军以及征调来新罗军进攻周留城,同时威胁、牵制守卫加林城的百济叛军主力;刘仁轨率领水师绕过加林城,直扑百济叛军后方的大本营周留城。

**********

唐龙朔三年秋八月十七日,刘仁轨率领七千大唐水师抵达百村江的入海口;八月二十七日,两万七千倭奴水师为救援周留城而抵达白江口,两军相遇,一场大战就此展开。大唐水师有两个优势:首先,刘仁轨是世界海战史上少有的天才;另外,唐军的战船比倭奴的战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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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就是倭奴的优势了。倭奴兵比大唐多,并且大都是参加过虾夷战争的老兵,倭奴指挥官阿倍比罗夫等人更是为倭奴政权赢得虾夷战争的英雄,可以称为倭奴名将了。而唐军则是刚刚从沿海各州郡征调的府兵,唐府兵制的特点是寓兵于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虽然入选的府兵也有过军事训练,但毕竟没打过仗。刘仁轨带的水师,上一次渔汛的时候还是渔夫呢。并且倭奴战线相对较短,补给也比唐军更容易。

八月二十七日,会战刚一开始,刘仁轨一面率主力列阵坚守,一面派出小分队在倭奴军四周骚扰偷袭,接连三次迫退倭奴军。这种获胜方法让倭奴军感到非常窝火,他们觉得唐军也不过如此,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击败唐军。

真正决定胜负的八月二十八日,倭奴水师总结经验,决定不顾两翼的唐军骚扰,奋力攻打唐军主阵,只要能够达成中央突破,则唐军的外围骚扰战术自然失效。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倭奴军组成突击阵形,竭尽全力的攻击唐军主阵,进展的看起来也似乎比较顺利。唐军受到倭奴军的压迫,逐步后退,“一”字阵形逐渐变成“V”字阵形,眼看就要被中央突破了。表面上看倭奴军占据优势,而实际上正中刘仁轨下怀。刘仁轨指挥唐军两翼逐渐向中间收缩,将倭奴军压迫成一团。倭奴军被进展顺利的表象所迷惑,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唐军的阵形变化,等到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倭奴战船因为过于拥挤而无法掉头转向。这时,刘仁轨指挥唐军释放出装满燃料的小船,点上火驰向已经乱作一团的倭奴舰群......

**********

白江口海战发生时,百济王扶馀丰正在倭奴水师中。当然,他是用不着冲锋陷阵的,因而并没有进入唐军的包围圈。见势不妙,扶馀丰来了个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他甚至不敢返回自己的巢穴周留城,而是坐着战船逃到了高丽。这也暗示孙仁师、刘仁愿率领的陆军一路进展顺利,对周留城构成了严重威胁。

周留城的守军在得知他们的靠山倭奴军战败,首领扶馀丰逃跑之后,迅速的失去了战意。没过几天,周留城及其周围的百济叛军及倭奴陆军就投降了。还有一部分倭奴军、百济叛军从氐礼城逃回倭奴国。战后,大唐官员将百济的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改名为“平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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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海战的影响是深远的。战后倭奴国从极度自信变成了极度自卑,从信心满满变成了风声鹤唳。倭奴国在九州岛修了一大堆防御工事,用来防备传说中的唐军打击。说一句笑话,就连刘仁轨放个屁,倭奴王也要考虑考虑:“刘大将军放了一个什么样的屁?刘大将军为什么要放屁?他是不是要用霹雳和闪电来惩罚我们?”

倭奴国的政局因为此战诱发了一系列的变化,甚至改变了倭奴国的历史走向。同时,倭奴国也失去了染指大陆的信心,他们的正规军再一次踏上大陆是在将近一千年之后。

**********

说明:

海战过程是我的推测,不可当作史实。由于没有留下足够的史料,要想还原那场海战,恐怕只有坐上时光机,亲自去看一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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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推测被刘仁轨歼灭的是倭奴军主力两万七千,而不是庐原君那一万,是因为如下考量:如果被歼灭的仅仅是一万人的非主力部队,倭奴国也没有必要变得如此惊慌失措,风声鹤唳。只有主力部队,特别是取得虾夷战争胜利的那支主力部队全部或大部被歼灭,才会起到这种效果。因此,庐原君那一万人极有可能没能赶上白江口海战,而是从氐礼城撤退的那支部队。阿倍比罗夫本人能够回到日本,不一定能够说明他的部队也能回到日本。

《日本书纪》中的鬼室福信,显然指的就是扶馀福信。《新唐书》记载此君乃是百济王扶馀璋的侄子(璋从子福信尝将兵,乃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馀丰于倭,立为王。)我怀疑所谓“鬼室”,不过是《日本书纪》中的错别字而已,应该是“宗室”才对(或者是古代日本人使用汉字时的特殊用法?有知道的朋友赐教一下)。按说《日本书纪》成书在白江口海战之后不过几十年,甚至有可能部分当事人还活着,但是《日本书纪》水平不高,很难当作信史,只能当作参考。

上毛野君稚子、巨势神前臣译语、阿倍引田臣比逻夫之类的称呼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就像是“刘都督仁愿”“刘刺史仁轨”,所以我更习惯于称之为上毛稚子、巨势译语、阿倍比逻夫......

古倭奴国和今天的日本关系复杂,不是本文的主要讨论内容,这里仅使用主流说法。至于本文称之为倭奴国而不是称之为日本,是因为那个时期我国官方就是这么称呼大海东面的那个国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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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做刘仁轨之光荣退休

我虽然用的是演义体,但能用史实的尽量用史实。不过有些东西在史书上的记载本来就是矛盾的,我就免不了要自由发挥一下。例如我国史书不管是新旧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记录有白江口海战火烧倭船。但《日本书纪》对火烧只字未提,只说有倭兵跳水而死。“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这就是一大矛盾。考虑到我国史书的可靠性远高于日本货,所以采用了火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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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用演义体,因为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需要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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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说完,正文继续。

在白江口海战前后,孙仁师、刘仁愿率领的陆军也陆续攻克了周留城附近的叛军据点。百济叛军在水陆两方面失利,更重要的是倭奴海军的失败使得他们失去了盼头,陆续投降。百济遂告平定。

战后右威卫将军孙仁师领着他带来的兵返回朝廷,刘仁愿也跟孙仁师一起回帝都长安述职。半岛南部事务由刘仁轨主持,掌管百济故地,并协调新罗。

刘仁轨在踏上半岛之前根本就没打过仗,而是当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官,治理地方是他的老本行。这时的百济故地由于战乱已经非常残破,打仗当然是要死人的,因为打仗影响耕作,缺粮导致的饥荒要比打仗死的人多好几倍。刘仁轨一面派人掩埋尸体,一面在百济故地建立行政机构,由当地豪族、部族首领担任官员。行政机构建立后,在刘仁轨的部署下开展工作,整修道路桥梁,修复水利工程,给赤贫者提供粮食援助,以村组为单位组织他们恢复农业生产,使百济故地慢慢的恢复了一点生机。大唐宗庙立于百济故地,实现了刘仁轨“颁大唐正朔于海表”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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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愿回到帝都长安,向高宗皇帝报告百济的情况。高宗皇帝夸奖刘仁愿说:“看不出你一个纠纠武夫居然写的一手好文章,每次的奏章都很有文采嘛。”刘仁愿说:“那不是我写的,是刘仁轨替我写的。我自己写不了这么好的文章。”高宗皇帝一高兴,就让刘仁轨担任了正式的带方州刺史(不用代理了),并奖给刘仁轨二环以内四居室住宅一套,还有一大笔奖金。著名评论家、大唐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上官仪听说这件事情之后评论说曰:“刘仁轨被贬官流放还能尽忠报国,刘仁愿作为方面大员能为国家举荐贤才,这就是传说中的谦谦君子啊。”

从这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高宗皇帝和太宗皇帝的区别。刘仁轨打了胜仗,没什么奖励;文章的好,才得到升官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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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阿拉伯帝国崛起,吞并波斯帝国,成为西方的霸主。我国史书记载:“是岁,大食击波斯、拂林,破之;南侵婆罗门,吞灭诸胡,胜兵四十馀万。”不久之后,两大帝国将要互相感受到对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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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知道朝廷是要继续攻打高丽的,于是在百济故地屯田,开始战争准备,以便于随时从南线夹击高丽。这时大唐帝国在半岛南部的驻军人心浮动,刘仁轨调查之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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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建国之初,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普通士兵立下战功,县官都会亲自把立功喜报送到家里;战功的赏赐也很丰厚,战死者多能得到追赠官爵。太宗一朝后期,主政方向逐渐转为文治,军人地位下降。到了高宗时期,这种现象越发严重。当兵打仗要为国家拼命,吃苦受累流血流汗,立下功劳得不到赏赐,战死者的不到抚恤。显庆五年之后,政府不再纪录出征者的姓名;有些人战死了,家里人竟然不能知道,更别说得到抚恤了。过去打仗是有勋功的,现在战士们的勋功要由地方官确认才能算数,很多士兵的勋功都被埋没掉了。这样以来,有钱、有势力、有门路的人都想办法逃避兵役。政府征募不到强健有力的人当兵,征集来的士兵进入部队还没打仗呢就已经是老弱残兵了,还没出发就已经出现逃兵了。战前将领们许诺给士兵们很多赏赐,战后因为从朝廷领不到足够的钱而无法兑现。现在戍守半岛的这批士兵,出发的时候官府告知他们只要准备一年的用具就可以了,可是已经打了两年的仗了,政府还没有确定他们的归期。国家把这支兵力留在半岛,是为了要夹击高丽的;可现在这种状况,别说夹攻高丽了,就连守住百济故地都是个问题。刘仁轨把发现的问题报告高宗皇帝,建议提高军人待遇,奖励有功人员。

这是一个有关国家根本制度的大问题,他实际上指出了府兵制已经面临崩坏的危机。当然,这个时候刘仁轨还处于官卑职小的地位,像改革国家根本制度这样的大问题,不会他一说就会发生效果。高宗皇帝经过政治考量,决定派刘仁愿领兵回半岛去,把半岛驻军和刘仁轨一起替换回来。这样至少能够部分解决半岛驻军的士气问题。

刘仁愿这时也升官了,他带着部队和右威卫将军的头衔回到半岛南部,和刘仁轨交接防务,没想到刘仁轨竟然不同意。刘仁轨认为,自己在百济故地的屯田才刚刚开始,连一次收割也没有呢。百济人刚刚归顺大唐,人心未定,如果把老兵全部带走,新兵不熟悉当地事务,很容易发生变故。不如把老兵留下来,至少等到一次收获之后,唐军手里有了足够的粮食,更容易控制当地局势,然后自己再带着部队回朝。这样对国家利益是有好处的。刘仁愿才不赞同刘仁轨的说法呢,他说:我在帝都长安的时候受到朝廷大员们的攻击,说我要拥兵自重,自己要当半岛之王;我几乎因此被杀。你这样做,岂不是正好证实了我“拥兵自重”的说法?我现在只能执行朝廷的明文命令,决不能改变。

按照刘仁轨的方案,老兵们和刘仁轨本人都是要作出牺牲的。刘仁轨说: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要“知无不为”;已经知道了国家利益所在,怎么能只顾私利而不去做呢?不过刘仁愿并不为刘仁轨的道理所动,因为“拥兵自重”这种帽子对于他未免大了一点(事实上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受不了的大帽子)。

一向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二刘终于因为见解的不同而发生争执。刘仁轨独自上表朝廷,得到高宗皇帝批准,继续留在半岛。刘仁轨一边治理百济故地,一边用外交手段协调半岛和倭奴列岛各势力之间的关系,为那个既定的目标做着积极的准备。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刘仁轨的人生轨迹再一次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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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也就是白江口海战之后过了两年,高宗皇帝封禅泰山,刘仁轨帅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四国的使者赴会,朝贺高宗皇帝。这个耽罗,是半岛和倭奴列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国,在各势力之间的夹缝里苦苦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中国古代的历届帝国政府均以上邦天朝自居,最喜欢万邦来朝的局面。大唐高宗皇帝当然也不例外。封禅泰山是重要的国家大典,刘仁轨领着一帮小国代表来给助兴,使得高宗皇帝觉得很有面子,龙颜大悦,当场提升刘仁轨做了大唐帝国武装警察部队总司令。刘仁轨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得到的奖赏却微乎其微,还是靠写文章的功劳才把刺史前面的“代理”两个字去掉;这次因为给皇帝长了面子,一下子就进入了朝廷大员的行列。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对于大部分领导来说,你为公司、为单位做的贡献再多再大,也没有给领导装面子的功劳大。

刘仁轨做了朝廷大员,有一个人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这个人叫袁异式,就是当年劝刘仁轨自杀的那位监察御史。袁异式由于没有达到李义府“会办事”的标准,一直不能升官,这个时候还在当监察御史呢(呵呵)。刘仁轨知道以后请袁异式吃饭,当场拔剑将酒杯辟为两半,对袁异式说:“我若还把当年的事挂在心上,就让我和这个酒杯一样下场!”

又过了一年,唐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我国超实用主义哲学派别——笑里藏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义府死在流放地。李义府由于上头有高宗皇帝那个著名的老婆罩着,第一次贬官外放不上一年,就又调回中央当宰相去了。就是在这的一年里,李义府还遥控党羽在朝中兴风作浪,陷害他人。李义府这一次被流放期间,朝廷里的诸位大员们还提心吊胆的怕他回来继续作恶,现在总算放心了。一个死人,再坏也害不了人了。

这一年的刘仁轨是官运亨通,不仅被晋升为右相,而且高宗皇帝还想起了他以前的战功,封他做了男爵。算命先生袁天纲关于刘仁轨可以当宰相的预言,终于实现了。刘仁轨从最基层的公务员干起,混到青州刺史这种中级官员,差不多用了四十年时间;而被罢职免官之后,从平头百姓的“白衣”,到进入大唐帝国的核心领导层,一共才不过五年。说明这时的刘仁轨已经精通官场潜规则了。这时别说李义府已经死了,就算他还活着,也未必是刘仁轨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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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年,高丽王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高宗皇帝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时机,派遣大军对高丽发动了第N+1次攻击。

高丽王国在半岛三国中势力最强,当然和老大帝国比起来还是差很多。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丽的统治者对这一差距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曾多次对高丽发动攻击,每一次高丽都收缩兵力,据城固守。就像缩进壳子里的乌龟一样,让帝国军这只大老虎毫无办法。虽然听起来不大威风,但效果出奇的好。这一点比百济的统治者强多了。再加上超级好的运气,好几次帝国军就要攻克平壤了,可是帝国内部发生叛乱,只得撤军。

不过这一次高丽的运气显然是用完了。大唐帝国派出了一个豪华的阵容,由八十岁的老将李绩(就是传说中的徐茂功啦)担任远征军总指挥,这时李绩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担任一种叫做“司空”的虚衔,相当于国家名誉副主席;右相刘仁轨担任远征军副总指挥;旗下将领薛仁贵号称“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大批名将率领潮水般的大军向高丽扑去。反观高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内讧而人心惶惶;下层民众则由于连年饥荒而士气低落;再加上内讧的失败者投靠了大唐。高丽王国终于毫无悬念的落幕了。

这一战由于是李绩领衔主演,刘仁轨作为副手没有突出表现。战后,刘仁轨称病请求辞职,获得高宗皇帝批准,光荣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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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008-4-23 23:37:04
大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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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做刘仁轨之再主朝政

百济、高丽相继灭亡,半岛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罗之所以臣伏于唐,其目的本来就是请求唐讨伐百济和高丽,称臣只是手段而已。现在,这个目的已经不复存在,新罗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大唐是不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因此,矛盾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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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百济二百余城,有将近一半是数十年间从新罗手中夺取的。百济灭亡后,新罗不可能不生出收回故土的愿望,当然,进一步取得百济全部故地更好。而唐又不可能满足新罗的这一愿望,于是新罗就做了一些手脚,试图赶走唐军。具体的做法就是:派遣一些新罗人,穿上百济的服饰,向唐军挑衅,借以挑起和激化唐和旧百济人民的矛盾。这还是苏定方大军在百济的时候采取的行动。

唐召回苏定方的大军后,在百济故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派部族首领担任担任都督、刺史、县令。为进一步稳定百济故地局势,唐甚至派遣末代百济王扶馀义慈的太子扶馀隆担任熊津都尉,以招抚旧百济军队。而百济和新罗是有世仇的,为了避免新罗打击扶馀隆,高宗皇帝特意降下诏书,命新罗王金法敏和扶馀隆结盟。当时刘仁愿和刘仁轨都还驻扎在半岛,两人主持了这个结盟仪式,金法敏和扶馀隆签署盟约,铸成金书铁契,收藏在新罗宗庙里。

新罗对这种包办婚姻十分不满,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免不了要做一些手脚。唐灭高丽之役,新罗虽然也奉诏出兵,但却大量收容高丽部队,并有和唐军抢地盘的嫌疑。

唐灭高丽之后,将其故地设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一州、一百县,任用当地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县令,这些都督府,统归安东都护府管辖。同时,唐高宗把新罗国设为鸡林州都督府,任命新罗王为都督兼国王(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鸡林州都督、乐浪郡王、新罗王,一个足够长的头衔)。这样,整个半岛都纳入大唐的羁縻州体系中。

对于半岛形势,新罗和大唐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攻灭百济之役中,新罗是出了大力的;在攻灭高丽之役中,新罗也是出了兵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现在一点地盘也没捞着,对于这个结局新罗当然不能接受。并且新罗放眼望去,管理百济故地的还是百济人,管理高丽故地的还是高丽人,在新罗眼中,半岛局势其实没啥变化,仅仅是多了一点大唐驻军而已。在唐军主力撤退后,留守的兵已经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因此,在刘仁愿离开百济故地之后,新罗王金法敏就毫不犹豫的宣布废除包办婚姻,将大唐派遣回来的熊津都尉扶馀隆打跑,占领了百济故地。在新罗人看来,这不是在攻击大唐,而是在攻击百济。因为扶馀隆本来就是百济太子,如果没有唐军攻灭百济,就该是他继承王位统治百济,现在攻击他,不就是攻击百济吗?

在占领百济故地的同时,新罗还在暗中支持高丽遗民的反唐运动,大量接受流亡到新罗的高丽人,并占领了一些高丽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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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王金法敏曾经长期入质大唐,并在朝廷担任官职,对唐的真实意图不可能不知道,不过用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办法,可以多少减轻一些大唐的愤怒。

尽管如此,高宗皇帝还是愤怒了,他可能不在乎这些百济、高丽的土地,但是却不能容忍堂堂天朝上邦的颜面受损。高宗皇帝下诏剥夺金法敏的一切爵位和职务,册封金法敏的弟弟金仁问为新罗王,因为这个时候金仁问正在朝廷当人质。同时派遣大军讨伐新罗。派谁担任大军统帅呢?这个人需要会打仗,最好还熟悉半岛局势。想来想去,高宗皇帝想起了刘仁轨。刘仁轨不是退休了吗?他是病退的,退休以后不久,病就好了,于是又被高宗皇帝召回去当官。一纸诏书传下,刘仁轨再一次披挂上阵,重新踏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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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从北方进入半岛,很快就驱逐了高丽故地的新罗势力,并攻克了新罗北方重镇七重城。在丢失了七重城之后,新罗终于确认是刘仁轨来了。新罗人在刘仁轨手下打过仗,刘仁轨的利害,他们是知道的。在确认了是刘仁轨领兵之后。新罗立刻宣布投降。

新罗王金法敏长期在长安朝廷当官,对天朝上邦的颜面有着深刻理解。他不仅宣布投降,而且遣使朝贡谢罪。高宗皇帝的面子得到了保护,就赦免了金法敏,让他官复原职。这时金仁问还没抵达新罗呢,半路上又被追了回来,新罗王也当不成了,被改封为临海郡公。空欢喜了一场。

当然,高宗皇帝也不好意思让这个退休返聘的老头子白忙活。刘仁轨被册封为公爵,他的儿子和侄子共三人因军工被封为上柱国。上柱国在北朝及隋都是很大的官,有“生为上柱国,死为阎罗王”的说法。唐朝官位膨胀,职务贬值(现在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上柱国也由元帅级贬值为少将级。尽管如此,老百姓仍然把上柱国当作是很大的官,刘仁轨的老乡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荣耀的事情,就把他出生的村子改名为乐城乡三柱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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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现在尉氏县有没有这个村子了,如果没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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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王金法敏由于深刻领悟了天朝上邦的颜面,于是一面不断的进攻百济和高丽故地,一面不停的向朝廷上表称臣,进贡谢罪。百济故地由于连年的战乱,已经没有力量抵御新罗的进攻了,唐册封的带方王扶馀隆甚至不敢回百济。而唐册封旧高丽王高藏为朝鲜王,高藏回到高丽故地试图脱离唐的控制,被唐召回并流放;再加上高丽遗民或者逃往新罗,或者被唐迁往内地,使得高丽故地也无力抵御新罗的进攻。这样,新罗逐渐驱逐唐的势力,迫使唐军撤退到大同江以北,安东都护府撤退至辽东。

高宗皇帝又大大的不高兴了一回。不高兴的高宗皇帝决定再一次讨伐新罗。就在即将出兵的时候,大唐帝国首席宰相张文瓘正卧病在床,听说帝国要出兵讨伐新罗,抱病来见高宗皇帝,劝说不要出兵,理由是:现在新罗虽然搞一些小动作,但毕竟不是要和大唐彻底翻脸,还仍然不停的向大唐进贡;大唐也不是要亲自统治半岛,而仅仅是要维持服从于大唐的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