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南唐党争 [博客帖] 文章提交者:宁夫人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_73.html 党争是封建社会历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士人间结成党派、相互倾轧长期困扰着南唐政治,它形成于先主统治时期,在中主统治时期最为激烈,至后主时期又有新发展。聚集于南唐的士人可分为三类:谋求政治前途者;寻求安身立命者;生长于杨吴及南唐本土的士人。在封建时代,士人是文化的传承者。但是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依附性。唐末至五代,是武夫悍将争疆夺土的时代,原有统治秩序崩溃使士人无所适从,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剧烈动荡,也使一些士人看到要实现个人价值的新途径。淮河以南的杨吴南唐政权以其社会的安定吸引了大量士人。其中有急于寻觅新的仕进之途的南方士人,也有无法在北方立足的中原士人。他们中的一些加入杨吴南唐统治集团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人抱负。如宋齐丘好纵横之术,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四海翻腾的时代正是他施展才能的机会。投奔李昪以前,宋齐丘以一首《凤凰台诗》言明自己的志向,其中有“安得生羽翰,雄飞上寥廓”之句。韩熙载、史虚白等人来自中原,欲以南方政权为依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宋齐丘是典型游士,他以自己擅长的王霸之术助李昪成功地辅国夺权。但是,这类游士游走于统治者之间并非为了宣扬政治主张,而是以统治者的争斗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阶梯。为此,他们甚至反复于敌对利益集团之间。 这类游士历来为正统儒家不齿,荀子将其归为“仰禄之士”。游士的存在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个因素,故这些游走之士难以得到统治者长久的信任与重用。在李昪辅吴政日久、地位已稳固之后,宋齐丘处心积虑抬高自身价值,甚至与李昪勾心斗角。杨吴大和六年(后唐清泰元年,公元年),李昪流露出欲受禅代之意。周宗立即附和。宋齐丘当时正在扬州,得知此讯,惟恐被周宗抢功,急遣使者赴金陵向李昪进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并请斩周宗。此举大违李昪心意,从此,李昪与宋齐丘有隙。同年七月,李昪把宋齐丘招回金陵,以防他阻碍自己顺利代吴。宋齐求因为李昪受禅之事并非由自己首倡,故在李昪受禅的过程中表现消极。在李昪授意下,吴镇南节度使李德诚率文武官员行推戴。宋齐丘对李德诚之子李建勋说:“尊公,太祖元勋,今日扫地矣。”甚至试图阻止李德诚等劝进,南唐建立后,宋齐丘懊悔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但又以开国功臣自居,要求李昪回报以权势、富贵。李昪洞悉宋齐丘的所为,欲将宋齐丘拒于军国大政之外。宋齐丘对此愤愤不平,说:“臣为布衣时,陛下为刺史,今日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李昪心目中宋齐丘仅是个门客而已,他说道:“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李昪曾给予宋齐丘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任命他为丞相同平章事,兼知尚书省事。但是宋齐丘在任,“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亲吏视事”。其门人夏昌图盗官钱三百万,按法当处死,可是宋齐丘徇私包庇,赦夏昌图死罪。李昪闻讯大怒,昪元六年(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任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让他出镇洪州。宋齐丘到任后依然如故,“委任群小,政事不治,所居旧里爱亲坊改为衣锦坊,大启第宅,穷极宏壮。居坊中人皆使修饰墙屋门巷极备华洁,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为之空。”宋齐丘早年虽帮助李昪制定过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但他本质上急功近利。他不甘心就此离开南唐政治舞台中心,广招宾客,以扩充势力。早在杨吴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十一月,李昪归镇金陵时,留景通于扬州辅政,同时任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枢侍郎,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辅佐景通。宋齐丘于此时始招门客,陈觉、查文徽、魏岑、李征古等聚集于其门下。身为人臣而招门客、树朋党,历来深为统治者忌惮,宋齐丘此举自然加深了李昪对他的戒心。此外,宋齐丘试图通过干预李昪立嗣以重新介入朝政。据《江南录》载,杨吴大和六年(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李昪召李景通至金陵,改派次子景迁赴江都。在宋齐丘看来,景迁年幼易控制,于是推荐自己的亲信陈觉辅佐景迁,甚至对李昪盛赞景迁而贬低景通,以使景迁取代景通的地位,以便自己将来操纵朝政。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转载请注明出自铁血tiexue.net, 本贴地址: http://bbs.tiexue.net/post_2731364_1.html0顶一下收藏本文 相关贴文更多相关[原创]南唐党争 [点击查看灌水过滤后的回复] 本帖已赚工分: 1508 本帖已赚金币: 0 加准原创: szw1976 04-22 10:43 加准精华: szw1976 04-22 10:43 原创转正: 一鹤飞天 04-22 16:10 精华转正: 一鹤飞天 04-22 16:10 ----------------------------------------------0
党争是封建社会历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士人间结成党派、相互倾轧长期困扰着南唐政治,它形成于先主统治时期,在中主统治时期最为激烈,至后主时期又有新发展。聚集于南唐的士人可分为三类:谋求政治前途者;寻求安身立命者;生长于杨吴及南唐本土的士人。在封建时代,士人是文化的传承者。但是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依附性。唐末至五代,是武夫悍将争疆夺土的时代,原有统治秩序崩溃使士人无所适从,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剧烈动荡,也使一些士人看到要实现个人价值的新途径。淮河以南的杨吴南唐政权以其社会的安定吸引了大量士人。其中有急于寻觅新的仕进之途的南方士人,也有无法在北方立足的中原士人。他们中的一些加入杨吴南唐统治集团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人抱负。如宋齐丘好纵横之术,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四海翻腾的时代正是他施展才能的机会。投奔李昪以前,宋齐丘以一首《凤凰台诗》言明自己的志向,其中有“安得生羽翰,雄飞上寥廓”之句。韩熙载、史虚白等人来自中原,欲以南方政权为依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宋齐丘是典型游士,他以自己擅长的王霸之术助李昪成功地辅国夺权。但是,这类游士游走于统治者之间并非为了宣扬政治主张,而是以统治者的争斗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阶梯。为此,他们甚至反复于敌对利益集团之间。
这类游士历来为正统儒家不齿,荀子将其归为“仰禄之士”。游士的存在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个因素,故这些游走之士难以得到统治者长久的信任与重用。在李昪辅吴政日久、地位已稳固之后,宋齐丘处心积虑抬高自身价值,甚至与李昪勾心斗角。杨吴大和六年(后唐清泰元年,公元年),李昪流露出欲受禅代之意。周宗立即附和。宋齐丘当时正在扬州,得知此讯,惟恐被周宗抢功,急遣使者赴金陵向李昪进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并请斩周宗。此举大违李昪心意,从此,李昪与宋齐丘有隙。同年七月,李昪把宋齐丘招回金陵,以防他阻碍自己顺利代吴。宋齐求因为李昪受禅之事并非由自己首倡,故在李昪受禅的过程中表现消极。在李昪授意下,吴镇南节度使李德诚率文武官员行推戴。宋齐丘对李德诚之子李建勋说:“尊公,太祖元勋,今日扫地矣。”甚至试图阻止李德诚等劝进,南唐建立后,宋齐丘懊悔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但又以开国功臣自居,要求李昪回报以权势、富贵。李昪洞悉宋齐丘的所为,欲将宋齐丘拒于军国大政之外。宋齐丘对此愤愤不平,说:“臣为布衣时,陛下为刺史,今日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
在李昪心目中宋齐丘仅是个门客而已,他说道:“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李昪曾给予宋齐丘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任命他为丞相同平章事,兼知尚书省事。但是宋齐丘在任,“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亲吏视事”。其门人夏昌图盗官钱三百万,按法当处死,可是宋齐丘徇私包庇,赦夏昌图死罪。李昪闻讯大怒,昪元六年(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任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让他出镇洪州。宋齐丘到任后依然如故,“委任群小,政事不治,所居旧里爱亲坊改为衣锦坊,大启第宅,穷极宏壮。居坊中人皆使修饰墙屋门巷极备华洁,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为之空。”宋齐丘早年虽帮助李昪制定过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但他本质上急功近利。他不甘心就此离开南唐政治舞台中心,广招宾客,以扩充势力。早在杨吴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十一月,李昪归镇金陵时,留景通于扬州辅政,同时任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枢侍郎,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辅佐景通。宋齐丘于此时始招门客,陈觉、查文徽、魏岑、李征古等聚集于其门下。身为人臣而招门客、树朋党,历来深为统治者忌惮,宋齐丘此举自然加深了李昪对他的戒心。此外,宋齐丘试图通过干预李昪立嗣以重新介入朝政。据《江南录》载,杨吴大和六年(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李昪召李景通至金陵,改派次子景迁赴江都。在宋齐丘看来,景迁年幼易控制,于是推荐自己的亲信陈觉辅佐景迁,甚至对李昪盛赞景迁而贬低景通,以使景迁取代景通的地位,以便自己将来操纵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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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前期的发展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国内政治的腐败导致了迅速的衰落了 ----------------------------------------------腰杖三尺正义剑,胸怀报国万丈心。 他年得偿我所愿,平台射日耀中华。 刀光剑影,看英雄笑傲千古,雪月风花,为侠侣一世情缘!
南唐前期的发展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国内政治的腐败导致了迅速的衰落了
就会自己打自己!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南唐建立后,宋齐丘自度失势,极力称赞颇受李昪宠爱的景达。虽然两处记载有出入,但宋齐丘干涉李昪立嗣之事必然有之。李昪为人精明,严忌后嗣受制于人,权衡再三,仍立景通为嗣,宋齐丘的计划适得其反。徐温在世时,反感宋齐丘。至徐温去世,李昪欲重用宋齐丘,而宋齐丘自以为资望尚浅,自请归隐池州青阳县九华山,李昪再三召请,最后遣长子李景通人山相邀,宋齐丘才肯出山。宋齐丘的故作姿态,被南唐士人传为笑谈。李昪出身于社会底层,精明务实,其政治经验来自长年斗争的积累。他看透了宋齐丘,对其真实心理了如指掌,并以此来控制宋齐丘的行为。在宋齐丘赴洪州任镇南节度使前,李昪亲赠锦袍,说:“锦衣昼行,古人所贵。”宋齐丘果然深以为荣耀,到任后,身着锦袍办公。游士赖以存在、活跃的土壤是动荡的政治环境,故在霸府体制中活跃一时。 李昪建唐后,力求社会安定,致力于结束霸府体制。宋齐丘之类的游士逐渐失去了最适合他们的活动的社会环境。李昪统治时期,南唐士人间已有矛盾冲突。宋齐丘受到李昪的抑制,但其门下已聚集了一批士人,这些士人大多地位不高,他们依附“国老”宋齐丘,以图晋升。宋齐丘及其门人正在形成一股影响南唐政治的重要势力。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封建朝代共有的现象。尚未彻底摆脱霸府体制影响的南唐朝廷中,这一现象更为显著。李璟继位后,其亲信、原元帅府掌书记查文徽、冯延嗣及校书郎魏岑等进入南唐最高统治集团。这些新进官员在朝廷中毕竟势单力薄,他们结交宋齐丘集团,以巩固地位。宋齐丘也欲利用李璟身边的这些近臣重新发挥自己在朝政中的影响。他们官居高位,冯延嗣之弟延鲁升任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魏岑、查文徽都官至枢密副使。南唐朝廷的人事变动引起朝野不满,陈觉、魏岑、查文徽、冯延嗣、冯延鲁在南唐被人合称“五鬼”。江西观察使杜昌业说:“国家所以驱驾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称旨,遽跻通显,后有立功者,何以赏之!”宋齐丘及其门人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影响南唐朝政。“文武百司皆布朋党,每国家有善政,其党则但言‘宋公之为也’,事有不合群望者则曰:‘不用宋公之言。’每举一事,必知物议不可,则群党竟以巧词先为之地,及有论议者,皆以堕其计中。”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李璟懦弱无主见,在陈觉等人的鼓动下,贸然发动对闽、楚的战争,使国力耗尽。宋齐丘等人不择手段,刻意钻营,自然为人不齿,被时人视作小人。宋齐丘集团受到来自南唐朝野的强烈抵制。福建战败后,江文蔚上书,弹劾冯延嗣、魏岑,言词激烈,结果被贬为江州司士参军。同时弹劾冯、魏的韩熙载也被贬为和州司马。孙晟面责冯延嗣:“君常轻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艺不如君也,谈谐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亲贤门下,期以道义相辅,不可以误国朝大计也。”以韩熙载为代表的一些胸怀大志的北方士人也来到南方,以施展政治抱负。 来到杨吴南唐寻求出路的士人,其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其中有儒学名家,也有久困场屋的潦倒文人。在门第观念仍相当严重的唐末五代时期,不同出身背景的士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历事四朝十君的五代名臣冯道,出身低微,后唐时官拜端明殿学士、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他大力提拔孤寒士人,抑制所谓唐末衣冠。上层士人对此不满,工部侍郎任赞讥嘲冯道说:“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兔园册》是当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儿童启蒙读物。冯道闻言答道:“《兔园册》皆名人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士人的不同境遇也在士人之间造成差距甚至仇恨。唐天祐二年,公元902年),朱温将唐朝官员三十余人集中至滑州(治今河南滑县)白马驿处死,其谋士、屡试科举不中的李振建议:“此辈尝言清流,可投之河,使为浊流也。”朱温依言下令将这三十余人投入滔滔黄河。白马驿事件反映了唐末五代之际上下层士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南唐建立,李昪迫切需要的是能帮助他健全国家体制的士人,一批博古通今的士人被吸收进南唐统治集团。江文蔚是后唐进士,南渡避乱。南唐建立,任主客郎中,拜中书舍人,是南唐初年礼仪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这些士人都与宋齐丘之流格格不入。聚集于南唐的各类士人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史虚白世习儒学,至金陵后,听说宋齐丘当政,当即对人宣称:“彼可代而,李昪称帝后,来到南唐陈陶“世居岭表,以儒业名家”相矣。”境内,“闻宋齐丘秉政,几所进擢不惬士论,自料与宋齐丘不合,乃筑室于西山,日以诗酒为事。”士人间的相互诋毁在南唐长期存在。韩熙载以书法闻名于南唐,宋齐丘撰写碑文,常求韩熙载代为书写,韩熙载每每“以纸塞鼻,或问之,对曰:‘文臭而秽。”士人间的冲突还表现在国家制度的具体设定上。李昪复姓后,欲行南郊祭天之礼,宋齐丘提出按《春秋》之制,于四月上辛日行礼,博学多识的关中士人常梦锡驳道:“案礼,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鲁候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时。’宋齐丘仍强词夺理,而李昪急于行礼,听从了宋齐丘的意见,而常梦锡因多知典故,一直被李昪看重。 关于南唐士人间的尖锐对立,有人总结道:“南唐之士亦各有党,智者观之,君子小人见矣,或曰: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冯延嗣、延鲁、魏岑、查文徽为一党;孙晟、常梦锡、萧俨、韩熙载、江文蔚、钟谟、李德明为一党。而或列为党与,或各叙于传者,何哉?盖世衰道丧,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类不合,故自小人观之,因谓之党与,而君子未尝有党也。”南唐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以宋齐丘为中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除此以外的士人虽与宋齐丘等尖锐对立,但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他们对这个政权并无归宿感与责任心。一旦政治上遭受挫折,便选择了全身自保的处世方式。史虚白之归隐山林、韩熙载之放荡不羁实则是殊途同归的行为,甚至与宋齐丘等人的急功近利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五代十国时期“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政治现实,使当时的所谓贤人君子“皆自引于深山大泽之间,以不仕为得”。在当时人看来,史虚白等人的纵情山水、诗酒,远避名利场,胜于一意钻营的宋齐丘之流。韩熙载等人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得到了当时清议的推崇。五代士人身处乱世,能够安身立命已属不易,对大多数士人来说力求独善其身,注重个人操守已是道德标准。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0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南唐建立后,宋齐丘自度失势,极力称赞颇受李昪宠爱的景达。虽然两处记载有出入,但宋齐丘干涉李昪立嗣之事必然有之。李昪为人精明,严忌后嗣受制于人,权衡再三,仍立景通为嗣,宋齐丘的计划适得其反。徐温在世时,反感宋齐丘。至徐温去世,李昪欲重用宋齐丘,而宋齐丘自以为资望尚浅,自请归隐池州青阳县九华山,李昪再三召请,最后遣长子李景通人山相邀,宋齐丘才肯出山。宋齐丘的故作姿态,被南唐士人传为笑谈。李昪出身于社会底层,精明务实,其政治经验来自长年斗争的积累。他看透了宋齐丘,对其真实心理了如指掌,并以此来控制宋齐丘的行为。在宋齐丘赴洪州任镇南节度使前,李昪亲赠锦袍,说:“锦衣昼行,古人所贵。”宋齐丘果然深以为荣耀,到任后,身着锦袍办公。游士赖以存在、活跃的土壤是动荡的政治环境,故在霸府体制中活跃一时。
李昪建唐后,力求社会安定,致力于结束霸府体制。宋齐丘之类的游士逐渐失去了最适合他们的活动的社会环境。李昪统治时期,南唐士人间已有矛盾冲突。宋齐丘受到李昪的抑制,但其门下已聚集了一批士人,这些士人大多地位不高,他们依附“国老”宋齐丘,以图晋升。宋齐丘及其门人正在形成一股影响南唐政治的重要势力。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封建朝代共有的现象。尚未彻底摆脱霸府体制影响的南唐朝廷中,这一现象更为显著。李璟继位后,其亲信、原元帅府掌书记查文徽、冯延嗣及校书郎魏岑等进入南唐最高统治集团。这些新进官员在朝廷中毕竟势单力薄,他们结交宋齐丘集团,以巩固地位。宋齐丘也欲利用李璟身边的这些近臣重新发挥自己在朝政中的影响。他们官居高位,冯延嗣之弟延鲁升任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魏岑、查文徽都官至枢密副使。南唐朝廷的人事变动引起朝野不满,陈觉、魏岑、查文徽、冯延嗣、冯延鲁在南唐被人合称“五鬼”。江西观察使杜昌业说:“国家所以驱驾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称旨,遽跻通显,后有立功者,何以赏之!”宋齐丘及其门人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影响南唐朝政。“文武百司皆布朋党,每国家有善政,其党则但言‘宋公之为也’,事有不合群望者则曰:‘不用宋公之言。’每举一事,必知物议不可,则群党竟以巧词先为之地,及有论议者,皆以堕其计中。”
李璟懦弱无主见,在陈觉等人的鼓动下,贸然发动对闽、楚的战争,使国力耗尽。宋齐丘等人不择手段,刻意钻营,自然为人不齿,被时人视作小人。宋齐丘集团受到来自南唐朝野的强烈抵制。福建战败后,江文蔚上书,弹劾冯延嗣、魏岑,言词激烈,结果被贬为江州司士参军。同时弹劾冯、魏的韩熙载也被贬为和州司马。孙晟面责冯延嗣:“君常轻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艺不如君也,谈谐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亲贤门下,期以道义相辅,不可以误国朝大计也。”以韩熙载为代表的一些胸怀大志的北方士人也来到南方,以施展政治抱负。
来到杨吴南唐寻求出路的士人,其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其中有儒学名家,也有久困场屋的潦倒文人。在门第观念仍相当严重的唐末五代时期,不同出身背景的士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历事四朝十君的五代名臣冯道,出身低微,后唐时官拜端明殿学士、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他大力提拔孤寒士人,抑制所谓唐末衣冠。上层士人对此不满,工部侍郎任赞讥嘲冯道说:“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兔园册》是当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儿童启蒙读物。冯道闻言答道:“《兔园册》皆名人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士人的不同境遇也在士人之间造成差距甚至仇恨。唐天祐二年,公元902年),朱温将唐朝官员三十余人集中至滑州(治今河南滑县)白马驿处死,其谋士、屡试科举不中的李振建议:“此辈尝言清流,可投之河,使为浊流也。”朱温依言下令将这三十余人投入滔滔黄河。白马驿事件反映了唐末五代之际上下层士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南唐建立,李昪迫切需要的是能帮助他健全国家体制的士人,一批博古通今的士人被吸收进南唐统治集团。江文蔚是后唐进士,南渡避乱。南唐建立,任主客郎中,拜中书舍人,是南唐初年礼仪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这些士人都与宋齐丘之流格格不入。聚集于南唐的各类士人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史虚白世习儒学,至金陵后,听说宋齐丘当政,当即对人宣称:“彼可代而,李昪称帝后,来到南唐陈陶“世居岭表,以儒业名家”相矣。”境内,“闻宋齐丘秉政,几所进擢不惬士论,自料与宋齐丘不合,乃筑室于西山,日以诗酒为事。”士人间的相互诋毁在南唐长期存在。韩熙载以书法闻名于南唐,宋齐丘撰写碑文,常求韩熙载代为书写,韩熙载每每“以纸塞鼻,或问之,对曰:‘文臭而秽。”士人间的冲突还表现在国家制度的具体设定上。李昪复姓后,欲行南郊祭天之礼,宋齐丘提出按《春秋》之制,于四月上辛日行礼,博学多识的关中士人常梦锡驳道:“案礼,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鲁候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时。’宋齐丘仍强词夺理,而李昪急于行礼,听从了宋齐丘的意见,而常梦锡因多知典故,一直被李昪看重。
关于南唐士人间的尖锐对立,有人总结道:“南唐之士亦各有党,智者观之,君子小人见矣,或曰: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冯延嗣、延鲁、魏岑、查文徽为一党;孙晟、常梦锡、萧俨、韩熙载、江文蔚、钟谟、李德明为一党。而或列为党与,或各叙于传者,何哉?盖世衰道丧,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类不合,故自小人观之,因谓之党与,而君子未尝有党也。”南唐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以宋齐丘为中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除此以外的士人虽与宋齐丘等尖锐对立,但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他们对这个政权并无归宿感与责任心。一旦政治上遭受挫折,便选择了全身自保的处世方式。史虚白之归隐山林、韩熙载之放荡不羁实则是殊途同归的行为,甚至与宋齐丘等人的急功近利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五代十国时期“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政治现实,使当时的所谓贤人君子“皆自引于深山大泽之间,以不仕为得”。在当时人看来,史虚白等人的纵情山水、诗酒,远避名利场,胜于一意钻营的宋齐丘之流。韩熙载等人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得到了当时清议的推崇。五代士人身处乱世,能够安身立命已属不易,对大多数士人来说力求独善其身,注重个人操守已是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