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原创] 评电影《东京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等１１个国家代表组成，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史称东京审判。2006年9月1日高群书执导的影片《东京审判》真实地还原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理智与疯狂、文明与罪恶之间的较量，最终，人类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为了维护正义，作了正确的抉择。

这场审判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开始进行，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共开庭８１８次，出庭证人达４１９名，书面证人７７９名，受理证据在４３００件以上，判决书长达１２１２页，可谓是史无前例，开了人类审判史上的先河。而影片编导为了能够在小小的屏幕上真实还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显然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架构安排上，影片分为两条线索：

主线索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现场，这一部分是电影主要的部分，当然描述最多，也最为精彩。审判前发生了一件事：关于法官座次安排上发生了分歧。法官团主席威廉•韦伯爵士主张按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的顺序，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当场提出异议，要求按照《日本受降书》签字顺序来安排，中国应在英国前面，并以诙谐的语言获得在场法官的赞赏。可是，韦伯爵士后来跟梅法官商量此事时，却以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和工作便利为由坚持原来座次，还劝梅博士说为了这段时间的工作愉快接受这个座次。梅博士愤怒地说，他来东京不是为了愉快，而是要为中国人因为日本的侵略而经受的深重灾难讨回公道。后来韦爵士二次同其他法官商议后都拒绝梅法官的合理要求。韦法官有理有节，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对韦爵士说了一番话：“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一直抵抗着日寇的侵略，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位抗日烈士以及无辜平民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而且中国战场极大地牵制住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寇无法与德意法西斯会合，这大大加速了二战的胜利进程。而反观英国，他们只知道逃跑！试问：中国与英国哪个国家更有资格做到那个位子上去呢？”最后所有法官心服口服，同意了这一要求。在审判席上，梅法官为中国争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他这种精神也得到其他法官由衷的尊敬。这件事其实跟影片的主题是遥相呼应的。它昭示着经受了战争蹂躏的中国，将奋发图强，去获得世界的认可，屹立于世界之林！

审判过程，那些死不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组成强大的辩护律师团，与战犯们互相响应，故意延宕时间，制造事端，使审判进展缓慢。但正义毕竟终将战胜邪恶。国际检察团与日本战犯及其律师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使这些人类的渣滓丑态百出：有的当场发疯，拍打东条英机的脑袋，被送进神经病院；有的一言不出，妄图利用英美法律漏洞逃过正义的制裁，最终却在事实面前露出可耻的原形；有的强词夺理，妄图蒙混过关，却在检察团证据充足、义正辞严的反驳中乖乖就范。最为可笑的是，甲级战犯在狡辩中竟然将中国和日本比喻为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将日本反动的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比喻为一个家庭中，哥哥为了使弟弟改正错误，而对他进行必要的教训——虽然粗鲁了点。这真是无稽之谈，当然是给人留下笑柄，让检察团正义的声音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最让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是中国检察团在关于“南方大屠杀”的专门审理过程中，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斗智斗勇、针锋相对，义正辞严，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这些战犯一开始都宣称自己无罪，检察团让已退役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出庭作证，并提供一本笔记作为证物，又让日本在东三省扶植的傀儡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还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外国友人的出庭作证，人证物证俱在，证据确凿，这些战犯不得不收敛他们的嚣张气焰，俯首认罪。看到这里，确实让人拍手称快。

最终在作出审判结果时，对于是否对七名罪大恶极的战犯处以绞刑这个问题上，法官们发生了分歧，分成赞成与反对两派，而且反对死刑的一派占了上风。为了捍卫正义，讨回公道，梅法官据理力争，以形象的比喻，充分的事实，说服了多数法官，最终以6：5的微弱优势通过对七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应该感谢这一正确的判决，它使这些战争的刽子手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预防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维护了在战争死去的生命的尊严。

影片从人物造型、言行举止、服饰以及现场布置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甚至在细节处理上也都力求认真细致，演员的表演也非常投入，相当到位，从而真实的完成了对历史的复制，使影片更具震撼力、说服力。

另一条线索是中国《大公报》一个普通记者参与到一个日本普通家庭内部冲突之中，突出了战争不单给中国等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无穷的苦痛。这条副线与主线交叉进行，一方面它进一步深化影片的主题，拓展了影片的表达深度；另一方面，又与主线相辅相成，使影片情节不致于只局限在法庭的辩论而给观众带来枯燥感、压迫感。这两条线齐头并进，相互穿插，使影片更具节奏感和观赏性。

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六十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局势日趋复杂多端，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部影片在这个时候及时推出，应该说是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