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67中门朝北－忆当年北京67中的那些事（1980年入学）

问题少年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其实我们67中学并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匪，否则届借我几个胆我也不会往土匪窝里钻，何况还有那么多不知死活的老师和学生都到那去，总不会有那么多人自愿当肉票吧。这里的土匪应该指的是校园里有暴力等不良倾向的问题学生。其实我知道这句顺口溜的时候并不认为是说我们这一届，也许是前几届的老前辈流血流汗挣来的英名啊。但后来我上大学时遇到一个铁路中学毕业的同学，一听我是67中的，马上就给我朗诵了这首赞美诗。铁路中学是铁道部的子弟学校，在西客站那边啊，现在出门坐车方便了，那时候的西客站可是不近。后来好几个大学同学都知道67中“不出流氓出土匪”。土匪具体指的是哪一届前辈已无从考证，我只能将我知道的告诉大家。

要说27年来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生活的现代化水平断然不是我们小时候可以想象的出，但要说从我长这么大，论社会治安，还真是四害横行的时候最好。打倒四人帮以后，确实是乱，到邓爷爷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发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之日，这段时间正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严打早在我初二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我们那时候小，也感觉不到，因为第一批严打的是严重的犯罪分子，都是死刑的那批，等我们上初三的那个寒假，也就是八三年春节一过，突然就开始抓人了，传的也挺玄，据说是各分局必须抓够名额，抓不够就凑。那么咱们学校有没有进去的呢？呵呵，没有，根本没那么厉害的人物。但大河涨水小河满，变化特别明显。原来自我上初一以来，校门口隔三差五的有人打架，经常能看到门口成帮成对的匪界精英们在校门口聚集。就那几天突然连影子都没了，我还挺不习惯那。紧接着学校就为各位匪界的大佬成立了个初三（1）班，由英明神武的体育组田老师亲自弹压。将原来的1班拆散，再从另外五班各抽出一批人成立了初三（7）（8）班，结果二十多年后同学聚会时就乱了套了。为什么说我们年级的这些精英是末代呢，因为后继无人嘛，我们80级的是第一批小学考初中的孩子，由于是第一批，自然就松一些，致使一批精英杀将上来，而第二年的新生人数很多，竞争也就激烈，生源也就好了，第三年的新生由于错开人口大潮，只招了四个班，当他们上高一时连外校考进来的也就一百来人，男生还不到一半，想出个帮派那只有到校外去搭伙了。而与此同时，中考也开始了，原来高中的匪界走一个少一个，而初中的又根本考不上，后来67中的生源情况也越来越好，我86年走的，以后的事不知道了。不过即使90后的问题少年还有也不能叫土匪了，再也没有那么土的匪了，只能叫匪徒了。

67中的匪界精英我看到的全是初中的孩子，大概我们入校的时候高中的匪界已被学校当局管起来了，67中当年有个镇校之宝，体育组老田，田老师是原北京青年篮球队的队员，专业运动队出来的人，一般的匪界大佬还真怵他，关键老田的一套攻心战术运用的炉火纯青，大有夏天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的磅礴气势。但老田再厉害也没有分身术，高中有他，初中就撒欢了。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匪界中人呢，借用江泽民主席对军队建设五句话总要求：政治合格，作风优良，军事过硬，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来概括的话，政治合格的标准，就是学习都不行，还不是一般的不行，基本上就是自己都不信能有什么希望同时也不许别人对他抱希望的人，但凡学习有点成色的都不会是匪界当中的人。作风优良的标准，那就是上课一般都老实不了，另外是不是对战斗作风也有要求，那肯定是越勇越好吧，军事过硬，不用解释了，是个人都明白。纪律严明，匪界还有纪律吗？呵呵，他们自己可能不觉得，但据我观察好像有，就是都尽量不旷课，不迟到早退。从我们班上来讲，几乎没有几堂课听不见他们说话的。甚至大部队出去讨伐作战，一到上课的点准能看到大部队前呼后拥的赶回来。至于保障有力，这就属于匪事机密了，反正我看那时土匪也没什么花钱地方，节约闹革命嘛。

为什么管那时的匪界叫土匪呢？那主要是他们身上带着的气息。八几年的67中周围虽然机关大院多，但那里的人也杂啊，再加上颐和园这边正好是城乡交界处，治安就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匪界里大院的孩子不多，但也不少，都是职工的子女，而大部分是城乡居民的子弟，可不是我诬蔑劳动人民，我们67中劳动人民的孩子千千万，在匪的也就几个，一般都是爹妈管不住，自己也管不住自己的主，成因那就复杂了。土是那个时代匪界的典型特征，怎么个土法呢？那就得具体到人了，

以我们班在匪界的代表人物郑树山，翟永革，何永红，这老三位说起。郑树山是当时最招我们班同学恨的人，他是我小学同学，是从老家山东农村来的武二朗，四人帮垮台那年才来北京，属于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人，力大无比，横行霸道，说话舌头根硬，浑身上下反正跟学生二字对不上号。翟永革矮墩墩的个子，凶神恶煞的样子，但穿着却非常朴素，放在现在工地上的民工堆里，那肯定是找不着了。何永红是哥仨里长得最黑的，但老何恐怕也是哥仨里道行最深的，在班里我就不记得他发过火，但在匪界的地位肯定比另外两个高，也是个大佬级人物。说他们土，也是相对我们这些书生而言，那有没有绝对点的呢？你别说还真有，我记得本年级一班有个绰号小地主的宝贝，那是土得有点极端，模样打扮是绝对的北京庄稼人，憨厚朴实，即使匪界大部队行动，我也是一眼先看见他。但我总觉得小地主是个没有坏心眼的孩子，因为他除了土气身上并无多少匪气。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中午放学的时候，突然小地主从人群里大步流星地走出来，斜背着书包，右手拿着把刀刃短得离谱的农家刀，左手拎着根不知那捡的铁管，气哼哼的朝校门口走去，大有炸平庐山，推地球倒转之气概，一到校门口，冲两个歪坐在自行车上对他露出带着明显挑衅笑容的坏小子逼了过去，眼看一场流血大PK就要上演，没想到小地主在离目标五六米远的地方突然站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对手，来了个热点对峙，看来这位仁兄从来没有单挑的经验，一时半会还开不了荤。不一会，来了个匪界大合适佬，乐呵呵地安抚小地主：“你干吗呀，何必呢，都是弟兄，要不你给人家来个大卸八块，你又不敢是不是，算了吧，啊？”小地主真不含糊，只想了不到一分钟，拎着他那两件兵器，“忽”地转身回家吃午饭去了，倒也不怕乡亲们误会他，以为他回家找爹妈玩命呢。

我上初一时曾目睹了一次本校匪界盛事，那时正是67中匪界的黄金时代，一天我上学走到途中一座名叫安河桥的石拱桥前，那时刚刚开放，在我心里唯一的改革印象就是马路边上多出来一长串卖花生瓜子的小贩，拱桥两侧真是天然马路市场，一天到晚排开一大堆炒制的花生瓜子，香气诱人，我每每走到这都忍不住流点口服液啥的咽下。忽然间，人声鼎沸，忽见桥上出现一哨人马，前面探子跑步带路,后边的人马谈笑风声，骑车的照顾跑路的，坐11路的紧紧跟上，都像是赶时间，却又像不慌不忙地磕着瓜子。我定睛一看，原来67中发来的兵，其中初一的（也就是本年级）占了一半，桥两边的小贩赶紧捂住花生瓜子袋，那年头摆摊的都是附近的人，不怕警察，不怕工商，更无城管这一说，还就是怕这帮小混混捣乱（好在那时市场经济刚开始，匪界还没有保护费这概念），你说这么大动静到底有几千人马，呵呵，也就二十多个。不过这二十几个衣服穿的歪七扭八，个个浑身匪气的聚在一团呼啸马路，确实相当震撼，像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小不点，连中国变天的感觉都有了。事后听走在后面的同学说，这批人去了离颐和园不远的青龙桥中学，围着三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一顿爆捶，具体是何缘由，我当时也没问，现在更是无从查考了。那天当我坐在教室听着上课铃响起的时候，忽听得外面又是一阵喧哗，伸脖子一看，呵，大部队又抓紧时间赶回来了，其中一位大哥的自行车的前扛上坐一个，后车座上一个，还拉着一个，来了个一带三，匆匆忙忙向各自的教室奔去，当第二遍铃声响起时，我们班那三个已经在座位上喘粗气了。像这样的“联合攻击”我看到的还有一次，那是初二的时候，那天的课间十分钟忽然匪界的弟兄突然像获得“使命召唤”似的全往操场上跑，据说和高中的又打起来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又全都回来了。如果说上一次是东征护国，这次大概算是内部讨逆了吧。

匪界的“联合作战”好像我知道的就这两次，不过实际上有多少次我也不知道，也不知什么时候把那句赞美诗给打出来的我也不敢肯定，连我也是上大学以后才从别的学校的同学那里听来的。但就我知道的，匪界一般还不以学校分，都是以居住地分帮，从我们年级看最厉害的地方是西苑和颐和园附近的弟兄们，不过匪界内部到底谁是谁我还真不清楚，如要我揭发匪界的滔天罪行那只有看我们班这三位大佬了，在这其中我最熟悉里的就算郑树山了，我所知道的内幕都是老郑上课时嘀嘀咕咕说出来的。记得高中有一次我在颐和园邮局碰上老郑，老郑还亲切的问我：“咱班同学是不是特恨我”，我还真是激动得答不上话来，呵呵，心里明白就行。不过，现在想起老郑，不知怎么，那心里只剩下乐的份了，少年的故事，怎么全是笑话啊。

郑树山为山东人氏，是我小学同学，据他自己说，他爹原是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的司机，后来四人帮虾米后，耀邦同志去中央工作，他爹希望留在党校照顾一下家里，就这样，78年前后，小老郑来到了北京。刚来的时候，他的样子基本上和现在大家电视上看到的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差不多，只是换了新衣服。当时农村政策落实不久，农村还没富裕起来，学校老师是知青代课，一开始回城就颠了（老郑语），招呼都不打，把老郑这帮孩子全撂了，估计老郑辍学了一段日子。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匆忙安排不周到，连书包都没有，直接捧着书本笔就来上课了，不用说，学习肯定跟不上了。后来因为小学校就在党校内，老师不断帮他补课，连填鸭，带恶补，我猜可能也托了关系，总算上了初中。没想到他一上中学，立刻就开窍了，不是学好，而是学坏。

老郑小学是个显得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基本没什么心眼，但一上中学，则迅速膨胀到我们也不敢认的地步，一夜之间变成小霸王周通。我现在回想，可能是小学时连老师带同学都在老郑面前多少表现出一些优越感，班里也流传了很多老郑的笑话，刚进北京的小老郑对突然变化的环境不可能适应，心理上可能有了微妙的变化。到了中学，碰到同样在学校得不到承认的弟兄们的平等对待，就像遇到知音一样向右转了。刚开学不久，就制造了一起小血案。原来我们小学有个非同反响的小美女，名叫康丽，为什么说她非同反响呢？因为长的像个小洋人，活脱脱一个混血儿似的美人，不过她的血统里好像连回族都挨不上，大概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融合的结晶。本来女孩子长得漂亮是好事，可碰上老郑这批人就难说了。再说老郑，一上学遇到兄弟们可算见到组织了，一片丹心不知如何献给党，干脆，带弟兄们给眼睛过年去吧。我在校园篇里谈到67中厕所在校园里的地标建筑的重要，初一6班，正好挨着厕所 老郑正好带着弟兄们去“方便”地瞻仰心中最美丽的民族结晶，6班的同学经常在课间十分钟看到几个脑袋趴在窗户上痴迷地向里张望，时间长了，难免神魂颠倒，不知这哥仨怎么商量的，反正最后决定将康丽封为老大何永红的媳妇。于是，有人就要倒霉了。

话说我们国关院里一共有三个男孩考上了67中，其中一个就是高中本年级大名鼎鼎的老贼了。老贼名叫林斌，父母原意是望子成龙，文武双全的意思，一来没考虑孩子们的想象力，二是沾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光，被集团首犯叛徒林贼连累，老贼的绰号一直跟到最近同学聚会，早知道还不如直接叫林文武算了。说来也巧，老贼一上初中，正好身处凶险之地，哪呢？呵呵，和康丽同桌。百年不遇地和一个公认的美女零距离接触，老贼的感觉自然是心旷神怡，表现自然是兴高采烈，一心享受这美好时光。好景不长，有一天上午的课间，老贼正在6班门外呼吸新鲜空气，突然屁股上一激灵，好似被哪位二把刀护士打了一针，莫名其妙地一摸屁股，嗯，怎么出血了？一看，给他打针的是翟永革，陪同的主治大夫是郑树山，针头是把自制的小管叉。当然，没忘了给他留下医嘱：再跟大哥的女人拉拉扯扯，仔细自己的小命。老贼听了是欲哭无泪啊，想喊冤枉吧，不好意思，想硬挺吧，屁股还火辣辣的疼啊。

这事老郑没敢声张，老贼倒跟我提起过，但话没讲透，二十年后才道出原委。过了一阵，好像翟永革又去6班打了一个男生，一个耳光把人家鼻子打出血来了。上初三的时候，翟永革都进给各班匪首专办的初三前进班，老田亲管的1班，还不忘这事，又把谁的鼻子打坏了，好像是骨折了，这次闹大了，来两警察大白天的把老翟带走了，听说在派出所蹲了一天一宿，后来陪人家医药费了事。4班的这三位匪界精英三年忙了多少事我不知道，就这事传得沸沸扬扬，但最后也黄了。我记忆中从来没见过老何与康丽在学校对过眼，也可能是我没注意吧。不过康丽可能也是不胜其扰，初三转校走了。老郑曾经幸灾乐祸的跟我提过，老何时常被思念折磨得夜不成眠。

老郑除了为弟兄们献爱心，在班里也没忘了给自己散点德行，谁一不小心碰了他，或惹他生气，难免让他吓唬教育一番，是哥仨最招本班人恨的一个。如果说老贼坐的位置是凶险之处，那我的位置就是最难受之处，也好不到那去，因为旁边就是老郑。和我在一块的还有两位难友，在我前面的祁红利和在老郑前面的鲍林。他们俩都是军大（现为国防大学）院里的孩子，小学同学，都是4班艺术界旗手式的人物。祁红利长得眉清目秀，看着文文静静的，可是个捧哏的高手，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半天，他在下面一接话茬，笑声立刻绕梁三日。还有两绝就是起外号和贫嘴，对此我甘拜下风。而鲍林呢，三国演义绘画插图的爱好者，也可以说是发烧友，他所有的课本都画满了被大江淘尽的英雄，临摹的是小人书。而我，则是作文的高手，从初一到高三，作文本被语文老师拿到各班宣读，反正年级里没下过一，二名。但我们这些本事在老郑这都没用啊，属于秀才遇到兵了。老郑当时已像个大小伙子了，而我们是还是小学7年级的初中生，不是一个层次啊。老郑崇拜暴力，而我们还就是怕这个，老郑也是吃定我们了，时不常拿我们练一练。我记得有一次，老郑一时兴起，非要跟我做个游戏，他张开食指和中指为剪刀状，让我把指头快速往里伸插再退缩，看谁反应快。我哪有那么傻啊，自己送死，坚决不干。老郑一方面赌咒发誓点到为止，并扭过头去顺便练练直觉灵敏，一方面威逼利诱，迫使我不得不屈从他的淫威。好在我留了个心眼，待他转过头去，便拿块橡皮伸进他的两指之间，老郑两指一夹，顿生差异，怎么没反应啊，使劲，再加力，还没反应，好老郑，把二指猛地往怀里一带，反手一撅，大拇指甲再往下一抠，奇怪，回头一看，乐晕。我拿回橡皮一看，你奶奶的，那指甲印得有2厘米深，这要是我手指，哼哼, 后果怎堪设想。

我们这三个难友里，鲍林是第一个倒霉的，我记得初一第二学期，突然一有一天老郑对鲍林大发雷霆，说是这事要跟鲍林没完，准备怎样怎样，连骂带吓唬，一时间，我们周围几个人都愣住了，忙问鲍林什么事，可鲍林却大大方方叫我们别问了，大概意思是个误会，没什么事。我们那时也是小孩，心眼也不够用，加上老郑在班里一向霸道，因此也没觉得有什么。后听说是鲍林说了老郑什么不利的话，使老郑被人揍了一顿，据说是被打得曾站不起来了。他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找鲍林算账不可。我们一听老郑挨揍，心里乐开了花，谁还管鲍林是死是活，再说我们也管不了啊，再说鲍林那几句话能让老郑被揍的起不来，那何妨多说几句，多揍他几次不就解决了嘛。没过两天，鲍林托病不敢来学校了。

就在鲍林生病的那个星期天，我出门帮家里买点东西回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们家的大家长－我爸，北京大学的教授，平常即使对领导尾巴都能翘上天的大老爷，居然正经八百地陪两个小孩兴高采烈地亲切交谈。那二位是谁呢？都是我小学同学，一位是101中学80级女生都忘不了的小花花太岁，美少年邝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郑。当时我脑子真是一片空白，这二位谱也算不小了，不过何事来登三宝殿？后来知道，老郑是遇到麻烦，慌不择人，先找邝晖咨询，后来不知怎地想起我来了，邝晖出了个鬼主意，说是要找我问问有关政治课的问题（我是政治课代表）。我们家老教授一听，当时就特自豪，没想到儿子上中学没几天，就成了学习顾问了，还有人上门咨询，那将来，还不那个啥，立刻对小二位热情接待，视为上宾。

我把二位让进我那小屋一问，老郑这样那般地一说，原来事情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院也有一位匪界大哥，名为许小京，不过人家属于领袖式的精英，在67中也算经营多年，不知是不是留级的原因，居然还在上初二。老郑不知从哪听说许大哥也有一个“媳妇”，要去看看比何永红的“媳妇”怎样。万没想到，看了以后没几天，不知为何大哥居然开始追究此事，非要讨个说法，用的办法也是老一套，威逼利诱。鲍林不知是如何被卷进去的，反正被大哥选为污点证人，一通逼供信之后，确定老郑不怀好心，的确干过这个，想过那个，于是老郑被爆捶两大嘴巴。要知道当时大哥们比不了现在的小流氓，随便上上网都能混上个女人，那时大哥们的所谓媳妇不但没过门，而且十有八九不认账，大哥看上那位作媳妇，不过是来个爱情宣言，再用暴力确保恋爱优先权。要是早就生米做成熟饭，大哥那会这么上心，康丽的同桌哪能这么倒霉，大哥的女人哪能那么不经看。

话说老郑吃了哑巴亏，这口气怎能咽得下去。对许大哥是有心造反，无力反扑，只好拿鲍林出气，按他那意思鲍林就是被活活打死也不应出卖他老郑。于是他放出风说是鲍林造谣，致使自己被人打的起不了床了，坚决要鲍林赔偿损失，金额100元，鉴于当年教授也就拿120多，决定适当减免，最后决定执行标的为20元正。然后自己亲自要这笔账。鲍林东拼西凑也不知从哪弄来7块多零钱给了郑树山，好像被榨干了油水，不敢来上学了。当然，不敢上学的原因自是不会向家长隐瞒了。家长知道此事，那还不就简单了，当即向学校反映，并准备保留追究老郑法律责任的权力。老郑一听法律责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搞不好吃官司，那叫敲诈勒索，原来的理由都用不上啊。跟老师解释半天，老师一口咬定你拿人家钱了，要老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郑这下慌了神儿，这也不好问自己家长啊，匪界大概出的主意不外乎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之类的好看不好用的办法，只好东问西问，问到我这来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老郑是怎想的，但总归是让我第一次过了法律顾问的瘾。那时我虽然也不知那页纸就是法律，好在老郑更是白丁。我看出老郑是害怕了，干脆再添油加醋地扯一通淡，反正不扯白不扯。遗憾的是我都不记得我说什么了，不知老郑还有没有点印象。总之，我给老郑指了条路，退钱，道歉。 我记得老郑决定采纳我的高见后，还在我家楼道里不放心地问来问去，无外呼“他们不会咬我这个抓我那个吧？”，瞎说八道一个多小时，我爸还纳闷呢，现在这小孩对政治课怎么那么上心啊？

老郑后来给我描述他去鲍林家道歉的历险记，他从老师那打听到鲍林家的大概地址，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走进那部队大院（好像是军大，国防大学），没5分钟就转向了，透着老郑山里孩子的那根筋，一路狂喝鲍林之名号呼将过去。开始还有点招呼人的意思，可越喊越烦，后来那语气变得越来越生猛，那谁知道他是去赔礼的？还以为日本鬼子搜山来了。你还别说，就他这么喊，还真把八路给喊出来了。只见某栋楼上的一扇窗户忽然打开，探出一个脑袋，回应道：“谁找鲍林？”

“我”

“你是谁？”

“我是郑树山”

“你在下面等着”

老郑一听，可算松了口气，总算找到了，快他妈累死我了。他到不觉得自己喊声比较怪。不一会，从门洞里出来个穿军装的，好像是鲍林他哥，那人家根本不把老郑放眼里，嘴上叼根烟，喷云吐雾地走到老郑跟前，好像是刚看见有个人站在那，连忙怕浪费似地把烟狠吸几口，不慌不忙地把烟扔到地上，踩灭，然后，一万个瞧不起地眯起眼睛看这老郑，鼻孔里喷着烟，轻轻地问了一句：“怎么着？”

后来的弟兄们看好了，这句就叫“叫板”，原指京剧里演员起唱前的一句道白，琴师根据这声叫板打鼓起音伴奏。经演化，成了四九城里混混们打架时的黑话，翻译过来就是“开打”。老郑一听心里一愣，怎么还要打我呀？我不是赔礼来了吗？于是非常委屈地喊了一句：“我道歉来了”。人家一听还愣住了，压根没想到老郑还有这一招，反应过来后，来了一句，“上去吧”。将老郑领入家门。后来的事就落了俗套了，有脑子的人自己想吧，反正最后是皆大欢喜，误会全消。不过从此后，老郑再跟谁过不去也不敢讹人家钱了。

鲍林的事算是过去了，但后来我的麻烦又来了。现在写点回忆啥的最困难的就是细节，我和老郑的那段“不了情”终生难忘，但麻烦的是想不起缘起为何。好像是我说了老郑什么不该说的秘密，具体是什么那谁还记得啊，反正是老郑觉得特别丢人的事，好像是匪界有人拿此说事，搞得老郑是大光其火，坚决追查，并要严加惩办，结果问来问去，目标锁定了祁红利和我。印象中这事好像还真是我干的，跟祁红利怎么扯上的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一天课间，老郑把我叫到一大群人中间，让我和祁红利对质，周围都是匪界的弟兄，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对答的，模模糊糊好像最后也没搞清楚，除了老郑审讯水平有限，另外加上本人说谎从不脸红，比说真话还真，结果是老郑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很夸张地挥手抡圆了打了我一个小嘴巴，倒是没打着我，但把我吓了个半死，老郑还留下话：“等老子搞清楚看我怎么整你。”那意思是我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其实老郑说完也就完了，在匪界面前摆足了姿态，也就完事了，后来也没再提这事。可他哪知道，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要是不采取点措施，小命不保啊。于是开动脑筋，想办法给老郑下个套，来个借刀杀人，想办法给老郑争取个勒令退学什么的，一来保住性命，二来也是为民除害。不过那手段看来多少有点卑鄙，好像我们这事同年级的就没人知道，一直到高中毕业。现在公开，谁要有意见请同学聚会的时候提，不来就保留意见吧。

事情的缘起是初一期末考试前，学校为了保证考场风气，公布了一系列考场纪律和违反纪律的惩办条例。再加上班主任赵老师的一通吓唬，大意是作弊者可能遭遇不测，最终会被开除。她大概没想到作弊的弟兄们根本没听见，倒是我仔仔细细放到脑子里去了，别忘了我旁边是谁，嘿嘿。当然，学校还有另外一规定，连续两学期有四门主课不及格的也要退学，现在看这条纯粹扯淡，不过是督处孩子们抓紧学习的小花招而已。但当时可是我阴谋的主要依据。

我的计划是：我将帮老郑打小抄，然后将此事捅出去，搞他个四门不及格带作弊，齐活。

你还别说，初中我记得能几门不及格的还就是匪界中人，主课就别说了，另外需要下点功夫背的课，如历史，地理，政治，人家也能弄个三，四十分，作弊除外。老郑自初一做了我的同桌，每当考试鲜有不抄我的时候，我也鲜有敢不帮忙的时候。别人作弊一般也就问个答案而已，但老郑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得从头到尾的干，否则跟没抄一样。平常小测验他到不在乎，可这次他就不能不在乎了，自掘坟墓似的提前跟我打好招呼，让我的计划毫不费力地拥有了充分必要的条件。

让他作弊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才能捅出去，要是当场抓住，我也得完蛋，帮人作弊与作弊者同罪，要想让他东窗事发 ，还得另辟蹊径。于是乎，我在卷子上下了点功夫，第一，是在答题时安排一些莫明其妙的错别字。第二是答题时省略个别字，使一些无关紧要的句子变成病句。这足以让老郑的答卷变成标准的作弊卷。考试时老郑一般都是把我的卷子拿过去，趴在桌子上拼命写，时间就是生命啊，我做完就没剩下多少时间，他哪有时间改我的病句和错别字？就这样，考试结束了。

我的计划完成了，而老师也毫不含糊地发现了老郑作弊。但说起来还一波三折，我记得每年期末我们都得在校耽误几天，什么期末总结，大扫除啊，暑期安排，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拿期末成绩单。我记得这天课间，赵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偷偷地问我郑树山是不是考试的时候抄了我的卷，那我能说不是吗？为了慎重起见，老师还和我核对了一下具体细节，比如哪门考试，抄了多少时间等等，最后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别声张，免得郑树山欺负我。

等事情敲定，我回到教室，一看到老郑气呼呼地坐在那，心里不由得打起鼓来，不知怎地一下想起鲍林的下场，也不知刚才老师和我说话是不是被老郑看见了，这要弄不好我可就是鲍林第二。我小脑袋瓜一转，计上心来，藏起心中喜悦，一脸懊丧地走向我的座位。不等自己坐稳，故意嘀咕一句：“完了，我真是倒霉透了。”

老郑一回头，我忙加一句：“老师问咱们作弊的事，我也挨批了，还不知道考卷是不是零分了。”万没想到老郑突然炸了，双目圆睁瞪着我说：“是不是她刚才也问你了？”我一愣，怎么？刚才老师已经问过老郑了，怪不得他气呼呼的。紧接着老郑怒火万丈地站起来就要找老师论理，仿佛一个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地站了起来。其实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他以为监考老师也没逮着他，谁敢说他作弊，这俗话说得好，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场没逮到，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让，他倒没想到兄弟我背后打了他一枪。眼看老郑真要去找老师，可把我吓破了胆，我可是刚在赵老师那把老郑扎了个底儿掉，这要是一吵起来，赵老师会觉得我跟老郑一个鼻孔出气，刚说完就和老郑串通，这不是首鼠两端嘛，那还不给我几个好果子吃。而老郑这边马上就会知道我已把他卖了，我估计立码就得光荣了。虽然当时没带镜子，但我肯定脸色已变得没人色了。

我赶忙起身想拉住他，嘴里还说：“你这样一去不是把我卖了嘛。”老郑一听这话愣了一下，我旁边有一个同学们都忘不了的少林俗家女弟子刘卫红，当时可算本年级著名的人物，人家少体校武术班的，还上过当年最畅销的《武林》杂志的封面，她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搭话说：“郑树山，你真没劲，你看我们院三儿那才叫义气，说进局子就进局子，替别人顶了，那才叫义气。”

老郑又一愣，但脑子实在转不过来，把我的手一甩扬长而去。我一看大事不妙，阴谋要穿帮，估计一会赵老师就得怒斥我这个两面三刀不是东西的家伙，赶快坐下来编瞎话，刘卫红还在旁边一脸不屑地骂老郑：“什么玩意儿，真没起子。”

没过几分钟，只见老郑很低调地走回教室，躁眉搭眼地坐到自己位子上不吭气了，看来是知道人家要赃有赃，要双有双，只好闭上嘴认倒霉了。紧接着赵老师义愤填膺地走进教室,手里的书本猛地往讲台一率，砰的一声，全班吓了一跳，立刻全班肃静，目光迅速集中到老师脸上，只有我除外，我刚编的瞎话让她这一声躁音给弄丢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好赶快返工再编。这时，老师喷着怒火的声音在教室了响起：“有人猖狂，再猖狂狂不过事实，再猖狂狂不过真理。”

全班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不知赵老师怒斥者为何人，接着，一声炸雷响到我头上：“胡宁，你怎么回事？”

我的妈呀，我这瞎话还八字没一撇呢，如雷灌顶的怒吼把我的脑子搞得一片空白，紧接着我一抬眼，一句瞎话已飞了出去：“我问他有没有抄我的”。

这话一出我立刻后悔，我仿佛已听到全班同学心里发出的冷笑声。郑树山打小抄什么样谁不知道，没我的配合他根本抄不成。上帝保佑，估计刚才老郑跑去和赵老师大喊大叫，已经把她给气蒙了，居然没听出这话有多么不合理，当场驳斥：“你问骗子黑白，他能告诉你吗？天真！”

我一听老师居然接受我的瞎话了，立刻做幡然醒悟状，“惭愧地”低下了头。赵老师当即宣布，放学后我和郑树山留下来接受调查。期末我们一般只上半天学，而且两节课的时间足够忙完，十点多就放学了，赵老师先让我在教室外等着，她和郑树山先谈，大概是让郑树山坦白从宽吧。我一看这事有点玄啊,大概老郑态度好的话就挺过去了.我绕到教师的另一边透过窗户往里看,还没等我看清楚,只见赵老师忽地站起来举起手中的书本"哐"的一声拍在地上,好像还喊了句什么,完后就气呼呼的出来了。好像是进了哪位校领导的办公室去了,领导们一看赵老师受了这么大委屈,不知老郑干了什么,一股脑的全拥了出来,连人保的王大胡子都跟出来了。我这通乐啊,行了,事儿办完了。过了一会一位慈祥的女老师走过来告诉我可以回家了。

啊,多么蓝的天啊。

第二天老郑跟没事人一样来了,但气势却无影无踪了。我当然忘不了装孙子,一个劲唉声叹气,大有天灭我曹的感慨,把老郑给烦得不得了,好像还有几个帮腔的,其中有一个就是祁红利,至于刘卫红她们还真是为我鸣不平呢,最后老郑一句"有什么事都推给我"才让我们闭了嘴。大祁怕我太天真,还偷偷叮嘱我,就推给丫的。

不出所料，不一会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赵老师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就是当年一毛五一本的工作笔记，对我说：“郑树山的事校领导都过问了，啊，也跟他谈了，人保的王老师也负责问他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你就不用替他瞒着了，我问你什么你就实事求是的说就行了。”说完就开始了。实事求是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添油加醋的本事大大的，再说我也不能把自己卖了吧，按事先准备好的说了一遍，当然也不忘提提老郑其他的德行。那天我可是开了眼了，过去听说过速记，现在亲眼看到，只见赵老师运笔如飞，先在本上写下："本班学生胡宁说”几个字，然后我说的每一个字飞快地出现在本子上，我说的速度并不慢，但每一个字如实出现在纸上，最后让我在本子上签下我的名字。一不小心，本子掉在地上，我赶忙捡起来，翻开递给老师，猛然一行字跳入我的眼帘－“本班学生祁红利说”好家伙，这还有他的事那，呵呵。这时，赵老师好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我“你怎么还帮这种人作弊啊？”

当然我这瞎话早就预备好了，是为了郑树山不失学呀，要不然他怎么办啊。赵老师一听就感动了：“唉，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但你也要看看他是什么人啊，这种人，他跟你不一样啊”

本以为老郑几门不及格而且还作弊，板上定钉是到头了。可没成想最后的结局是给了他个记过处分完事。这对老郑来讲算什么呀，最终还是昂首挺胸地跟我们一起混到了初三。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候的小九九根本没什么用，上班以后才知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可后来我的小九九又玩不转了，尽中人家的暗箭了。

初中后两年，匪界对班里的影响越来越坏，有劲都使到课堂上了，自然就越来越招人恨了。我记得初二的一天下午，我们班的黑板上就出现了一条用粉笔写上的标语：“以下是4班全体同学的的心声，打到害群之马何永红，郑树山，翟永革，刘ＸＸ”最后一个人名是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她是因爱上了一个外校的坐山雕而著名的。但我好像记不起她在我们班有什么劣行，不过就是学习差而已。今年元旦聚会时有的同学张冠李戴地把第四个名子封给了我们班的小耗子王颖峰，而王颖峰也觉得没有疑义，这说明咱班同学真的对她没什么印象了，也说明人家还真有点冤。也是到二十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标语是我们班的川妹子唐军写的，多少年过去了，但我还是对唐军的举动感到钦佩。但当年我就知道这是无奈的举动，包括现在对这种现象也是很无力的，而我们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柮壮成长，认识到社会的复杂，面对光明死角里的晦暗，修正对生活的认识，从梦想到现实距离就在这样的生活里逐渐缩短，而我们也就渐渐长大了。

说到匪届最后的结局颇有点讽刺喜剧色彩,虽然本章前文已谈到67中匪界的结局，但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补充一些。随着中考渐渐临近，学生和家长对初三毕业班的风气越来越不满。北京67中是归北京海淀区教育局管，但周围这几个大院对学校的影响也不是闹着玩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是这些大院的子弟，而有一半的老师也是这些大院的家属。这样，家长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很快的到了学校。由于升学率和学校自身的需要，终于对老郑他们下手了。学校的措施是，把原来的一班解散，新成立了七班和八班，从各班抽掉了一批成绩中等的同学去了新班，同时也把各班的班型缩小，把一些成绩一般的分别插入各班，平均各班的学习水平。抽调学校最优秀的老教师担任新班的班主任，如八班班主任齐老师，七班的黄老师，都是当年67中德高望重老先生，这样，新班的同学可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冲顶，越过龙门。另外，把一批学习还可以的同学插到各班，相对也可提高各班升学率。当然学习最差的直接调入新成立的不用考虑升学率的一班，匪界精英们被一网打尽，还有个别不学习的孩子亦有幸成为匪界一员，如我们班的小淘气王颖峰。体育组田老师成为聚义厅的大王，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从此我们班的几位在那一学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记忆，不知忙什么去了。

我对匪界最后一点记忆是快毕业时，前进班的同学突然宣布要为建设母校五讲四美的精神文明贡献力量，干嘛呢？就是在校门口劝阻穿奇装异服的同学。这在今天看来有点缺德冒烟的行动，当年可是社会主流，虽然改革开放好几年了，可跟今天还是差个十万八千里。学校就把这不得人心的工作交给同样不得人心初三一班去干，这本身就是让我至今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老郑他们自然是不干这亏本的买卖，具体执行的是新一班的一个男孩，原来三班的一个小匪首，他叫什么名字我当年就不知道，因为他有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外号——二老婆（大概没人敢当面叫他吧）。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带个写着值日的红袖标，拿着体育组喊操用的半导体扩音喇叭，站在门口。80年代在67中上学的同学不知还是否记得那个尴尬的身影。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二老婆公正执法的样子，那是时代最佳写照，可惜没有影像留下。

不过他公正执法也就是摆个样子，所谓公正与他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奇装异服并无一定规章可依。主要指裤子，如喇叭裤，牛仔裤，上身可就不好说了。记得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我们年级的邹淳，好像是五班的，穿着牛仔裤骑车进校门正好撞在枪口上，他连忙对二老婆说,这可是美国放牛娃穿的，是无产阶级的裤子。过一会儿，我看他在车棚里放车呢。可另一天我又看到一个初一的小女孩穿着牛仔裤高高兴兴地来上学，被二老婆拦个正着，女孩本来就害羞，加上又是初一的小宝贝，碰到这事那还想得起像邹淳那样贫嘴，立码转身哭着回家换裤子去了。还有一次，我看见二老婆拦住一个高中的美丽女生，她上身穿了一件类似豹皮花纹图案的腈纶外套，正和二老婆争论这是不是奇装异服。可当我一进教室，就见欧阳丽穿着一模一样的外套踏踏实实地坐在那和人聊天呢。

67中的土匪最后一次亮相终于定格在二老婆那永远身影上。从此，一个年代结束了。08年元旦，我们初三四班的老同学在分别了20多年后终于重新相聚，而我们自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老郑他们的消息了，四班其他同学也不知他们的下落。大概老郑，老何他们大概也没把自己当成四班的一员，因为在这个集体里，他们显得太另类了。但少了他们，四班的记忆就不会完整。

应了那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老郑毕业后到公交公司当司机去了，而他却是我们这一群小孩中进步最大的，我上高中时人家已是中共预备党员了，现在某公交公司汽车修理厂的工会任职，是党委成员了。

无巧不成书，前几天我坐公交车下班居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是何永红。他的脸上除了多了岁月的风霜外，基本还是那样子。我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他一回头还没看清是谁就招呼我：“来来来，快坐快坐”，恍惚间仿佛老舍名著《茶馆》里那个王掌柜来到我面前。我和他聊起小时候的事，他给了我一句话：“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是一瞎胡闹”。他原来开个影楼，现在已不干了。坐车去接孩子，我问他为何不在离家近的地方选个学校。他说必须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自己小时候没好好学习，现在说什么也得让孩子上好学。

翟永革现在带着一批电工承包建筑工程，在唐山那边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