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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zer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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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2)


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屡次与其父密议,故时有“李公子胆子比天大”之说法。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单干”的。然而老爸的胆小如鼠太令他失望了,而凭他的“底气”他又无法自行其是。总之,李经方再次在老爸面前碰了壁,从此不仅对仕途,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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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父去京城之后,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专门会晤俄国专使,因李鸿章还没有



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希望“老毛子”能像帮助中国收回辽宁一样,在此万事不堪之秋,再帮兄弟一把。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北方太乱,人多眼杂,留在上海,多一个谈判的分会场。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促使慈禧早日返京,但遭到俄方的拒绝。此后的李经方,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起劲、用心了,任老爸以一当十一地与敌周旋。庚子之后,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1907年再回到他的老行当,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仕宦生涯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


  综观李家这位长公子,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老爸的办事工具而已,始终是个气不顺的悲剧人物。但要说其老爸对他完全不关心,那也不是。马关签约回来之后,全国舆论沸腾,人人声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世人妇孺皆知“李二先生是汉奸”,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卖国的事情还没办完,台湾那边的具体“画押”交接的事还得去跑一趟。李鸿章受了伤自然无法前去,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李鸿章心想这卖国的事不能再由李家干了,就推说李经方生病了,无法前去,而清廷不依。光绪皇帝别的事情粘粘糊糊,这件事情却坚决果断:“李鸿章不得推脱!”一句话,李家父子不想卖给清廷也得卖给清廷了!


  其老爸为大清王朝忠心耿耿,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累得吐血而死,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回銮”,而他李经方不肯这么做。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明白清王朝“气数”已尽,所以辛亥后张勋复辟时,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九一八”事变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满洲国”的皇帝,他也不去朝拜。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当寓公,不食周粟;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就被他那捣蛋儿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去了。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仍保持了晚节。


  死的那年是1934年,刚过了八十大寿。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还拍了纪录片电影。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于是再赶过去参加他的葬礼……


  李经方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外交事务中的那么多的重要事情———马关条约、中俄密约、随父出使欧洲……想必应有日记或是私人的档案,可惜现在无法找到。据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先生讲,“文革”中造反派从他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忠公信札》,那是一大宗李鸿章给李经方的亲笔信。信中除了关照他处理一些大家族的事情,如李凤章去世后,家中闹财产纠纷,姨太太告状告到李鸿章这儿来。别人都不愿插手,李鸿章只好叫李经方去安徽处理。还有乡下的义庄和田地的事情,李鸿章也关照大儿子去查验。更多的信则是通报情况,有清廷各方面的人事动态,也有与各国使节或洋行打交道中的问题,也有分析局势的,政治、经济、外交,无不推心置腹,毫无避讳,这正说明了李经方在其父心目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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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并没有如数发还李家。现在收藏李经方手迹最多的地方,大概是上海档案馆,有一百多封信。


  用心读书与主张“放脚”


  除了其父的影响外,李经方的成长与曾在李家的一位洋大人大有关系。此洋大人名叫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美国人,其地位在李家的洋人中仅次于德璀琳(Gustav Detring)。


  毕德格原先在美国当兵,美国内战结束前在纽约的一个骑兵团任职。此后不久,不知何故他对中国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他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并“修炼”成了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能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年外,他一直担任此职)。后来由于工作上的交往,他与李鸿章熟了,并由于佩服李鸿章的人格和精神,自愿充任了李家孩子们的英文家庭教师,由此获得了李家的信任和友谊,进而又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英文秘书和翻译。为此,他失去了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因为美国人认为,既然你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他被美国政府炒了鱿鱼,从此更加起劲地为李家和李氏本人服务,成为与李鸿章最接近的少数几位洋人之一。


  他服务于李家期间,为李鸿章用中文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并陪同其接待外宾,为其出谋献策,还为其物色合适的洋员来华供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来华后,他还亲自陪同深入山区探矿。1895年李鸿章奉命赴日马关议和时,他也是随员之一。他是个不错的参谋,尽量利用美国的关系为李鸿章四处打探消息,为其决策提供参考……李经方就是在这个人的培训下,精通了英语,阅读了大量外国报刊、书籍,一天天走向外交之路的。他的到来,使李家父子加快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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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骑校尉
  2008-3-23 14: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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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zer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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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3)


李经方读书向来很用功,淮军名将刘铭传曾讲过一个他亲见的情景。说是那年李经方在南京应秋试(考举人),刘铭传去看他,见门里无人,就直接穿堂进了内室。时李经方正在读书,专心致志,竟没有发现有人进来。刘走近一看,见其嘴角一团乌黑。再一看,原来书旁放着一盘菱角和一匙糖,他正一边看书一边用手抓了菱角蘸糖吃。可是书旁还放着一方砚台,砚台内墨汁未干。他拿菱角蘸糖时眼睛并不离开书本,所以有时蘸糖就蘸到砚台里去了,竟也浑然不觉,致使满嘴乌黑,令刘氏捧腹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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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纪泽在日记里也有李经方好学的记录。曾当时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在出京赴任途经天津的时候,前往李鸿章府上拜访,顺便与李经方长谈了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伯行(经方字)聪慧绝人,从朱静山及白狄克(即毕德格)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口颂活规,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惟余与吴挚甫(汝纶)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闻,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以成其志。”


  然而尽管李经方聪明又用功,但对八股文还是不甚得法,考进士始终未考取。除了有几年担任公使驻外,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襄办外交,担任秘书兼翻译。甲午之败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列国那次,经方也随同前往,还是李鸿章特意向皇上申请来的。为此李鸿章与李鸿藻之间还有一场舌战。此事被刘秉璋(淮军名将,四川总督)的儿子刘体智记录下来。有云:“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李经述)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高阳李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閧。未几文忠面圣,竟得所请而去,文正亦无以难之也。”说明李鸿章对经方的重视要超过李经述,尽管有李鸿藻反对,他还是坚持要李经方也陪同他一道去。刘体智(晦之)是李经方的妻弟,曾长期住在天津李鸿章家,学英语时同拜毕德格为师。居上海时在安而近路(现安庆路)时又曾为邻居,仅一墙之隔。他们还是亲家,刘家一公子刘济生娶李经方女儿李国华为妻。所以刘氏于李家旧事知之甚详,所言应属可信。


  李经方一生读书用心,办事也用心,思想比他老爸还要开通。有时老爸认为是小事,他却认为并非小事。著名的英国在华船商之妻阿德波德·立德(世称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里,曾写到一段与李氏父子见面的故事,很能说明他们父子俩在某些观念上的不同。


  时为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赶出京城,外放广州当两广总督。立德夫人不是个平庸的商人之妻,而是个极其热情而执著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多次参加救济灾民的募捐,非常同情晚清妇女的“三寸金莲”之苦,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并以四处活动、组织集会和散发宣传品的方式到处宣传,力图劝说中国女人抛弃裹小脚的陋习。她从武汉到上海,再转辗香港、广州(她的丈夫是位船商,她的出行该不会太费事,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想不到那些裹脚的妇女苦头吃足,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也反映冷淡。为此,她想“从领导抓起”,想拜见一次极有名望的两广总督大人李鸿章,想利用他的支持和影响广为宣传。


  谁知即便是外国人,要见总督大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还是李经方从中帮了忙,才如愿以偿的。她先是找英国驻华总领事,请其代为引见,或者为引见帮帮忙。不料总领事说:“不行,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一个女人,这是一件有关礼节的事情。不用说我帮不了忙,连提起都没有必要。”立德夫人没有罢休,转而又请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意大利领事给她出了个好主意,介绍她走迂回路线———先给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方写封信,再由李经方安排去见李鸿章。结果此招果真灵验,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总督接见外宾的细节。


  李经方的确很有本领,善于在关键时刻“捣浆糊”,让他父亲微笑地接见了一个他很不情愿见的外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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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德夫人写道:“我给李大人(李经方)写了信,说李鸿章对于废除裹脚的赞同,定会大大地推进废除裹足运动的进程。如果星期天李总督有空,请他安排此事。届时,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将与我一同前往,再晚我就要去外地了。李大人很快就作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钟点。”


  讲到进广州两广总督府时,立德夫人写道:“坐在漏雨的轿子里,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前往李鸿章的官邸,在曲折的街道中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李鸿章的衙门。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进官宅还是第一次。现在身上又冷又湿,等着被接见,还真紧张。一开始,富尔顿大夫就说这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看来她的话应验了,不过我想,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会富丽堂皇。


  “一会儿,有人将我们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我们进厢房前路过的一个房间,里面躺着个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的官员。不久,李鸿章就派人传话说他要见我们。眼前是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边有个拴满马的马棚。穿过长廊,在接待室门口我们见到了李鸿章。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黑貂皮帽子镶着钻石,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富尔顿大夫———我的传教士朋友后来告诉我的,以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的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了他欧洲人一般的高大身材和犀利的目光。他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在屋中央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张铺了垫子的扶手椅,一个随从在旁边扶着他起坐。李大人(李经方)坐在李鸿章对面,我和富尔顿大夫坐在李鸿章左边。马可大夫在李鸿章右手靠后的地方放了张椅子。墙边立着一排男仆,这些男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来源,最重要的国家机密常通过他们泄露出去,街上的闲人得到这些消息比外交官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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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4)


“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此前可能从没接见过一位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几分钟后,他的谈笑风生就消除了我的戒备。他总是极力避开裹足———我此行要与他讨论的话题。还没提到裹脚,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谈起他们见面时说过什么话,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一定会遇到不少麻烦。我壮着胆子告诉他,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了重庆,当时我是船上惟一的欧洲人。‘你真有勇气!’李鸿章说。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样,我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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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了话锋,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不,我不喜欢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嘟哝着,‘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也是他的亲戚中,有许多人已经不裹脚了。他不信,所以我又斗胆提出他母亲。‘噢,她年龄大了,不裹脚了,’李鸿章说道,‘我想李家的女人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与这位大人物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纠缠。


  “这时候李大人(李经方)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有个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裹脚,是我的小女儿。’李鸿章显然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你想让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嘟哝着说,‘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


  “我灵机一动,能让他在我的扇子上写些东西,也算是对废除裹足运动的认可呀!他同意了。没有人帮助的话,这位善良的老人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事已高,身材高大,两个仆人扶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此后每次集会上,他的题词都被展示过,确实极有分量。李大人(李经方)很不情愿地指出我的企图,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很忙,如果能写的话,是会为我多写几句的。听了这话,我们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要送富尔顿大夫的医院一百块大洋,并坚持要她收下。仔细询问了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功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富尔顿大夫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后来,在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我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句预言。


  “李鸿章在这样的年龄上思维还如此敏锐,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才华的人,何况他还是中国人。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可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相当正确和高明的。很明显,李鸿章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对舌战的喜爱,还能不失时机地来个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这一点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毫不怀疑。我想,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慈禧一定很遗憾。她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居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由此可知,李经方起码在废除妇女裹脚的问题上,比其父要开明得多。据李经方的外孙刘绳曾(陆军部队的离休干部)说,她的母亲李国华(即李经方的小女儿)的确没有裹脚,是个开放型的现代女性。然而,总督李鸿章既然内心并不赞成女人放脚,却仍然为立德夫人书写了扇面,可见其“外交”上的灵活性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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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李鸿章对这次大不情愿的会见,与其说是关注立德夫人,还不如说是更关注为医院捐款和医院的建设(把这两个外国女人安排在一起接见,很有可能就是李经方的策略,如果仅仅一个立德夫人,李鸿章可能根本不想接见)。他把立德夫人当成小女孩应付应付,而对医院建设倒是倾注了感情。以他的老马识途,可能早在心里犯嘀咕了:叫女人放脚是件多么了得的事!女人们脚大了胆子不也就大了吗?天下不更要大乱了吗?何况女人强大了还会加入推翻清廷的行列!在他心目中,除了清廷还是朝廷!这就不能不是李鸿章的悲哀了。但是他预料的也不能算错,中国女人的裹脚布,的确不容易丢开,直到他去世数十年后才被真正抛弃。


  无意之中发洋财


  辛亥革命前夕,李经方已看出清王朝的气数已尽,曾多次对他的同乡,亦是他的学生(他创办的庐州中学的学生)鲁望岩说:“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复之日可待矣!”这个“光复”即指汉人掌权。同时又劝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但是辛亥革命一旦真的到来,身为清廷旧僚的李大公子,又念起皇家的世代恩典来,似乎放不下架子去食“周粟”。而革命党对他也有看法:这个当年的“割台大臣”是存心卖国的,怎么会真正革命?于是他只能跑到上海,躲进租界当寓公。


  事实上李鸿章一死,他已是李氏家族的掌门人。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居上海,李家的各房各户、老老少少就都到了上海。李家的每一房都是连亲带故、拖家带口的,着实为上海的租界增加了不少人口。


  那时李家大房李瀚章的后代住在虹口和闸北一带;三房李经羲、李国松他们住在跑马厅以西的威海卫路;老四房最初也住在虹口,住余杭路,后来搬到小沙度路;老五房厉害,他们一开始就打入静安寺路,占据了静安寺路同孚路路口以及现在吴江路的一大片房地产,直到现在,老五房还有后代住在那里。老六房的人住得比较分散,大致是现在长宁区的范围。老二房有三兄弟,李经述的后代在威海卫路升平街;李经迈在华山路,向西发展;他李经方就安家在北站附近的安而近路(今安庆路)。后来他的妻弟刘晦之一家也到了上海,就借他家的房子住。辛亥革命后正是上海房价大涨的时候,政局一动荡,江南数省的地主豪绅都想方设法往上海租界里钻,出租房屋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李经方乐得关起门来当他的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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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5)


但他当寓公也是不得消停的,常有老朋友有事相求。以他的身份和影响,他总是帮忙的,如为盛宣怀家族主持清理遗产,为亲戚周紫珊等写悼辞,为清廷旧僚的破落子弟借钱作担保等等。他心眼挺好,总是乐意帮人家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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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周粟”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不能断的,他毕竟养了一大家子人———除了原配刘氏姐妹外(刘秉璋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过世了二女儿又娶进来),他还有五房侧室及两房洋



太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是真正的妻妾成群。两位洋太太原是他当外交官时的两个秘书,一个英文秘书,一个法文秘书,结果都成了他的夫人。还有儿子、女儿、孙子、管家、车夫、佣人……毕竟天天要花费,坐吃山空的局面总是可怕的。他就必须另想法子弄钱。好在天时地利人和,让他于山穷水尽之时,发了两笔洋财。他仗着外语好,熟人多,了解在华洋人的心态,凭他的聪明,照准外国人的钱袋,狠狠地捞了一把。 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在打仗,一些英国商人便到东方来发展。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浦江边造厂、建码头和货栈,以求交通的便利,就抢先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几百亩位于现在老杨树浦一带的江边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后来英国人在那儿建起了英联船厂,还发行过股票。这让李经方大大地开心了一阵。


  第二次发洋财是卖古董。李经方对藏书和古器物均有雅好,他的藏书直到现在,还曾被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提起。他的内弟刘晦之,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亦是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藏品以三代青铜器、甲骨龟片和藏书、藏印、藏墨为主。民国后,适逢瑞典王国的太子访问中国,并为瑞典国家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因瑞典王室三代人均对中国青铜器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来到中国就遍访公私藏家。此事被消息灵通的李经方知道了,便与内弟刘晦之合伙做了这笔生意。


  他们各自拿出自己一部分藏品,据说还向李经羲借了三件。瑞典太子面对一大堆绿锈斑驳的青铜器直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最后付给他们二十八万英镑,两人平分,各得一半,自是皆大欢喜。至于究竟卖掉些什么藏品,数量多少,中间还有谁经手,现在谁也讲不清了。解放后政府号召民主人士写文史资料时,就有人写到过此事,但只是讲通过广东路的某某古董商介绍卖的,具体器物仍是语焉不详,看来只有到瑞典国家博物馆里才能查清楚。刘晦之的儿子刘因生跟笔者谈起过此事,说是刘家很多人知道此事,是确有其事的。刚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当年瑞典王太子的孙子又来到中国访问,还提到他的祖父在上海买青铜器的事情。著名博物专家夏鼐先生也撰文讲过此事。


  李经方发洋财之后,曾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啊!”可知他原先的生活已经拮据了。发财之后,他在上海虹口置办房地产,在原先居住的爱尔近路(今老北站对面的安庆路,当时是高级住宅区)又买下一整条弄堂,大概有一百多幢房屋,自己在沿马路的地方造了一座大花园洋房。眼下那些石库门弄堂房子都已风烛残年,破破烂烂地还在,而李经方那漂亮的洋楼反倒被折掉了,盖起了摩天大厦。


  除了上海的房地产外,李经方在安徽老家还有不少产业,主要在芜湖。一部分是继承了李鸿章留下来的遗产,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置办的。他在芜湖的堂号叫“李漱兰堂”。据芜湖市房管处孔立群先生调查后撰文称:“‘李漱兰堂’曾是芜湖市房地产最大的业主,在老城外有大片土地,开路建房,客观上对芜湖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谈及芜湖的城市变迁和房地产业,必然要涉及‘李漱兰堂’。”(《芜湖文史资料》)可是文中具体列出的李氏所有的土地,不过几百亩地,且大多是城外荒地和滩涂之地。城内自家居住和供出租的房屋,倒有三四百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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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芜湖的长江边上靠近镇波塔的地方,还有一条华盛街的“尾巴”,当年整条华盛街上的房子都是李经方的。他还拥有芜湖利济轮船局和广业公司的不少股票,各地银行里还有几十万存款,这些财产,想必都与那两笔“洋财”大有关系。


  李经方姨太太多,但儿女并不太多,只有三儿三女。长子李国焘是法国太太所生,小儿子李国烋为英国太太所生,还有个儿子李国熙,年纪不大就病逝了,有嗣子名李家骥(德之,是从老六房过继来的)。女儿是李国秀、李国华和李国芸。


  大儿子李国焘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回来在邮电部门工作,而小儿子李国烋就不争气了。他小名叫“乔治”,因其不务正业,整天寻花问柳,狂嫖滥赌,还抽鸦片烟,乡人就呼之为“小叫鬼”。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后,国民政府声称要对清末遗老的财产实行“共产”。不知小乔治出于何故,竟然里应外合,逼迫其父交出财产。吓得李经方赶紧卖掉上海的房子逃往大连。从上海出走时,还是英国太太去找了工部局巡捕房,由英国巡捕保驾才上了船的。到了大连以后的生活,主要靠上海、芜湖、合肥等地的房租收入了。他过完八十岁生日,于1934年去世时,仍留下了不少遗产。并且在1933年就立下了遗嘱,规定了这些财产的大致分配方案。


  涉及五百万英镑的遗嘱迷案


  此钦差大人大概不会想到,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遗嘱竟惹出件不大不小的案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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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6)


那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李家老二房不仅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均已去世,就连第三代的李国焘、李国熙、李国烋、李国华、李国芸也都去世了。李经方的遗嘱原件已传至李国焘的小儿子李家骁手里,当事人每人都有一份抄件。该遗嘱原件是用宣纸写成,末尾有李经方和几个子女及管家周孟文及律师的亲笔签名。此件本来“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而“文革”后竟又发还回来,已经皱皱巴巴的、满纸是水渍留下的“烟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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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的一天,几位公安人员推开了李经方最小的孙子李家骁先生的家门。但他们不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而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来者共四人,他们手持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有关公安部门的介绍信,声称是找了他大半年,已花费了上万元出差费才找到他的。在上海访问了统战部、政协、文史馆等部门,都没有线索。这也难怪,因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家骁的名字,大上海茫茫如大海,谁知道李经方这个半个世纪以前的人的孙子是谁?说来也是老天长眼,在他们心灰意冷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碰碰运气”的想法,来到了华山路派出所,因为他们听说,“华山路半条街都是李家的”。谁知年轻的派出所所长听后哈哈一笑,说:“你们这回算是找对了!李鸿章的曾孙正是我的老师,他叫李家骁!”


  关于李经方的遗嘱,李家骁手里倒真的有两份,一件是原件,一件是抄件。那原件是其祖父李经方亲笔书写的,本来由其父李国焘收藏,其父去世时交给了他。哈尔滨公安局的同志执意要看原件,还带了有关证明材料,说是这里牵涉一件大约有五百万英镑的迷案!


  李经方的这份五十年前的遗嘱被舒展开来,大家凑过头来逐一研究。上面列数了他在上海、南京、芜湖、合肥和大连的所有的房地产和股票、存款,并将其详细地作了分析,继承人是两个儿子:国焘、国烋,两个女儿:国华、国芸,两个孙子:家骥、家骍。李家骁那时还没出生,几房姨太太也各有养老费,还有律师、管家的签名(估计那时国秀、国熙已去世)。


  从中可知,这位李钦差的心眼儿还真不错,要养活的人还真不少,除了自己的儿孙、五房姨太太(陈氏、王氏、何氏、吴氏等),还有“刘四姑太太”、“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估计都是些穷愁潦倒了的晚清旧僚的亲属和无依无靠的穷亲戚。李经方生怕自己“走”在他们的前面,故在遗嘱中为他们都作了安排。


  他在遗嘱中吩咐:“刘四姑太太例给终身月费每月洋三百元,兹以太平银行股票七万元交家骥保管,以每年所得之利洋,全数付给四姑太太私用,至其终天之日为止。终天年后,此股票七万元应归重孙即家骥所出之男女美生、沪生、浦生等为学费,他人不得干涉。”又有:“所存太平银行规元银七万两,系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养老金的基本金,非至三位寿终天年时,不得收回。将来三位寿终日,此七万两收回时,以三万两归国焘,二万两归国烋,二万两归家骥,各自收管。此七万两存券,即检交国焘、家骥先公同保管之。”


  至于儿女孙子、姨太太们的所得,全都非常详细,如:“予所分授积善堂合肥东乡公租六千石左右,又临河集裕丰仓一所,及集内并附近乡间房屋,分授与孙家骥执业。惟岐王庄田租五百石左右,应当为岐王坟地祭扫之用,不归家骥私有。所有契据即检交家骥保管之。”“芜湖城内外之基地、市房每年所得基金,以全数三成之二,为吾养缮;又三成之一为国焘家用。予身后此全数三成之二养缮费,归国焘承受,又全数三成之一,归孙家骥、家骍各得其半,他人不得干涉。”诸如此类,洋洋洒洒,计有三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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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最后,人们终于发现了问题,那一条说;“吾在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有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资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


  关于这份遗嘱,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从未认真过,因为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当时他还未出生呢,不关他事。对于这一段话,他也从未听父亲解释过。那么,这回就由公安局的同志来解释他听。 原来,哈尔滨酿酒厂有个调酒师叫李国安,声称当年手里有一张若干万英镑的存折,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但上面写的是李经方的名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吃不了内地的苦,约了三个好友,想从广东偷渡香港,至香港后就靠此存款生活,结果后来因事东窗事发,四个人锒铛入狱,李国安被判了十年刑,那存折也在混乱中弄丢了。出狱后李国安重提旧事,并说那存折被造反派抄家抄去了。他写信到各级政府部门,并写信到中央统战部,要求政府帮忙寻找那存折,若能把钱取出来的话就捐献国家,因为那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的存款,一直由其父保管,其父去世时把存折交给了他。并说,此事李经方的遗嘱上有记载的……于是,人们找不到存折,就来上海找遗嘱。


  原来如此!而遗嘱上果真有记载!据分析,这档子事估计是真有的,因为李经方的遗嘱上其他事项,无一项是落空的。那么这个李国安的父亲又是谁呢?他与李家是个什么关系呢?既然是李经方的存折,为什么又要放在别人手里而不交给长子李国焘呢?何况这个李国安,不可能是李家之后,因为李家老祖宗即李鸿章之父叫李文安,后代的名字不可以与之有重复,更何况,这个遗嘱中并没有李国安的父亲的名字。这真是李经方留给后人的一个迷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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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7)


李家骁推想,祖父晚年在大连大概生活了九年,由大管家周孟文为其管家,但是要管的范围很广,除了上海的房地产收租,还有安徽芜湖、合肥、含山一带的房地产管理,也许周一个人管不过来,另有他人协助管理也说不定。或许李国安的父亲就是那另外的管家也说不定。问题是眼下那“秘密存折”在哪里呢?光靠此遗嘱银行那头不能算数的。看来哈尔滨公安局仍有很艰苦的工作要做。如果真有这么一笔存款的话,半个世纪的复息下来,那可真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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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李家骁态度很坦然:既然当年老爸在砸铜卖铁的时候也没想动用过这笔钱,那我们现在何必又去动用呢?如果真有五百万英镑,那也是大家族所共有的,何况此事又历经“文革”已找不到那存折,眼下连存款的银行也讲不太清楚,如何能查清呢?于是,人们就只能望着那确有记载的遗嘱发呆。


  到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哈尔滨市公安局活儿干得怎么样了,他没问。而据李国华的儿子刘绳曾先生讲,他的母亲李国华倒是真的是分到了一辆汽车和在上海成都路上的两处里弄房产。她晚年的生活,主要就是靠这些里弄房产的出租。李家骁的父亲李国焘继承了芜湖的大量房地产,临到解放时还有二百七十六栋房子,这在芜湖市的房产档案上都是有据可查的。由此推想,这份遗嘱的主要内容还是得到了落实的。只是这份存款,让大家大为迷惑!


  为了说明问题,征得李家后人的同意后,现将李经方的遗嘱刊登如下。如果将其与前面所述的、李经方等人继承李鸿章的遗产的《合同》对照来看的话,或许还能看出,其中哪些是继承来的,哪些是他自己赚来的。


  李经方遗嘱(谕单·给子国焘收执)


  谕子:国焘、国烋,五女国华、六女国芸,孙家骥、家骍等,我一生勤俭成家,所自置各处田地、房产及各项股票并各处存款,今以年老不便管理,因预为尔等分配之,所有分法条列于后:


  △ 芜湖城内外之基地市房,每年所得租金以全数叁成之贰,为吾养缮,又叁成之壹为国焘家用。予身后此全数叁成之贰养缮费,归国焘承受,又全数叁成之壹,归孙家骥、家骍、各得其半,他人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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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予所分授积善堂合肥东乡公租陆千石左右,临河集裕丰仓壹所,及集内并附近乡间房屋,分授与孙家骥执业,惟岐王庄田租伍百石左右,应当为岐王坟地祭扫之用,不归家骥私有。所有契据即检交家骥保管之。


  △ 上海英界孟德兰路基地市房,又闸北中兴路基地市房,均分授与五女国华执业,此两处道契均已过户交其收执。


  △ 大连市越后町三十九番地住宅壹所,又沙河口牛家屯永安街市房,均分授与六女国芸,当将各契据检出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存,俟其出嫁时一并由陈氏交其执管,为其私产,他人不得干涉。


  △ 南京城内外基地市房,每年所得租利暂全数归吾养缮。将来身后归五女国华及孙家骥贰人各半执业,惟花园壹所,专归五女国华私有,家骥不得干涉。所有南京契据,先检出交国华、孙家骥公同保管之。


  △ 刘四姑太太例给终身月费每月洋叁百元。兹以太平银行股票柒万元交家骥保管,以每年所得之利洋,全数付给四姑太太私用,至其终天年之日为止。终天年后,此股票柒万元应归重孙即家骥所出之男女美生、沪生、浦生等,为学费,他人不得干涉。


  △ 妾王氏给以华安水火保险公司股票贰张,每张规元银壹万两,又太平银行股票叁张,每张洋壹万元,又叁张,每张洋壹仟元,为其终身养缮。至其终天年之日,所给与以上之股票捌张,应归五女国华所得之外孙寿曾、绍曾、福曾、宪曾、绳曾等伍人收受,为学费,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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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妾陈氏,给以华安水火保险公司股票贰张,每张规元银壹万两,太仓利泰纺织公司股票陆纸,每纸洋伍仟元,为其终身养缮。其至其终天年之日,所给与以上之股票应归其所生六女国芸承受。


  △ 六女国芸,除分授以大连市越后町住宅壹所,又伏见台惠比须町、大黑町市房壹处,又沙河口牛家屯永安街市房壹处,又传家庄合股所购山地,以上各项契据均先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管,俟其出嫁时由其生母交与之,以便执业外,又六女将来出嫁时置备妆奁之款,特预为筹拨,用春晖堂名义分存于上海盐业银行、天津泰丰恒银号两处,分立存折,贰扣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管。未出嫁以前,可按月动用两存折之利息,以为其母女二人过活用费。俟将来出嫁时,由其生母陈氏将存折贰扣交与国芸自行保管之。交出后,陈氏吾本已另给有养缮,国芸不必再给与养缮以为生活。陈氏亦不得向国芸有所索取。


  △ 所存太平银行规元柒万两,系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养老金之基本金,非至三位寿终天年时,不得收回。将来三位寿终日,此柒万两收回时,以叁万两归国焘,贰万两归国烋,贰万两归家骥,各自收管。此柒万两存券,即检交国焘、家骥先公同保管之。


  △ 所有含山、和洲、芜湖县境内之田租,约壹万伍仟石左右,应以该田岁入之半,为予养缮,余壹半暂为国烋家用,予身后,国烋应承受该田产岁入全数拾成之陆,其余肆成,国焘、家骥各得其半。但国烋素有心疾,不准将该田产变卖抵押,所有……芜湖江口华盛街住宅壹所,应由国焘一人承受,他人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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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8)


  △ 合肥城内四古巷住宅壹所,归国焘、国烋、家骥叁人各得伍开间,楼房壹进。家骍应得东宅叁开间,楼房前后贰进。至花厅、轿厅、门房、厨房、厕所及余屋,均由国焘等肆人公用之。但此住宅无论何人,不准变卖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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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芜湖马政滩沿江滩地,应归国焘及家骍承受。





  △ 芜湖四合山砖瓦厂基地、机器、房屋及其余山地,应归家骥承受。


  △ 利济轮船局资本洋叁拾万元,分作叁拾股,赠与周孟文拾股,计洋拾万元。自留贰拾股,洋贰拾万元,为生前养缮费,身后授与国焘伍股,计洋伍万元。授与国烋伍股,计洋伍万元。授与家骥家骍各伍股,各计洋伍万元。国烋素有心疾,所分授各产或现款,今由予委托周孟文为监察人,督察其各产财政出入,国烋一切须听受周孟文支配,不得违抗。如不遵从孟文,可代表予随时以法律裁制之。至利济轮船局统作资本叁拾万元,既已按股分配,每年所得余利结至年终,按股照分。平时皆不得支借,所有局中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由孟文、国焘、家骥公同管理之。国烋素有心疾,一概不准干预。


  △ 高懿丞所押之上海荆州路道契之基地房屋,洋柒万元,期限伍年,期满无利取赎,将来期满取赎时,此柒万元应给大女所出之外孙男杨寅即大森宝杨澂、即二森宝每人各贰万元,外孙女二宝、四宝、六宝各壹万元,以为纪念。押据检交国焘、家骥公管之。


  △ 合肥城内所有市房基地,系予陆续购买置,为岐旺坟地之祭产,应归国焘、家骥、家骍等公同管理之。每年以城内所收房租及岐旺本庄麦稻租款,专为祭扫之费。如有所余,公同存钱庄储积,不得擅行私用。至祭产田房之契据,应归国焘、家骥、家骍等公同保存,国烋素有心疾,不准干涉。


  △ 周太夫人祭产之桐城县境内稻租,约贰仟石左右,又安庆省城内市房拾余所,皆系积善堂公产内分授与我者。以我为长房故也。以上田房之祭产,应归国焘、家骍承受管理,以后永归子孙之长房者继续管理,他房不得干涉、争论。所有以上之契据,即检交国焘保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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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浦口滩地归家骥承受,契据即检交其保管。 △ 上海西润圩滩地,应归国焘、家骥、家骍公同承受。契据由以上叁人公同保管,如将来出售所得价洋,叁人公分之。 △ 运漕镇所有市房基地,全数给五女国华,契据各件即检交其收执。


  △ 芜湖广业公司房产之股票,系妾何氏私产。又予名下之华安水火保险公司股票壹张,计规元壹万两。系妾陈氏私款所购,不过票面由予出名。孙家骥系何氏之承继孙,又为陈氏之兼祧孙,广业公司及华安公司股票,应归家骥承受,所有以上股票当检交家骥收执,他人不得干涉。


  △ 予自留正钞现款分布于天津泰丰恒银号,及福康银号,及借与鲍廷九等,专为吾养缮,身后应在此现款内提出伍万元,由国焘、家骥、家骍叁人经理吾丧葬,一切用费其余现款,收回时无论多少,应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公同按股摊分之,不得争执。


  △ 芜湖裕中纱厂所欠济远公司之款,系吾经手所代借,并为负责保还人。裕中所欠之本利久不归还,济远公司责成负责保还人代为归还。该公司将来裕中还款时,应由我收受。将来无论收到多少,应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共分之。 △ 安徽水东官矿局所欠宏远公司之款,亦吾经手所代借,并为负责保还人。该矿局所欠之本利久不归还,宏远公司责成负责保还人负责代为归还。该公司将来官矿局还款时,应由我收受。将来无论收到多少,应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共分之。


  △ 宝兴铁矿公司押款及新旧借款归还时,无论多少,吾在日自用之,身后由国焘、国烋、家骥、家骍肆人共分之。


  △ 周建吾所押宣城田捌百余亩、洋叁万元,此款系国烋之生母私款,由吾出名。押借与周建吾者,不意本利久不归还。吾已将叁万元私行垫还与国烋之生母。将来周建吾来归款时,此叁万元可给与国烋。周建吾押据及宣城田契,即检交周孟文与国烋之生母公同保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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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吾在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行名)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有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盗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


  △ 国烋之生母给与洋伍万元,以为养膳。国烋已经分授财产,仍应自尽其孝养之职。


  △ 妾吴氏给与洋贰万叁仟元,为养老基本金,交其自行经理。因其子女无出,身后即以此款基本金为其丧葬之用。


  △ 此谕单正本应由湖芜湖律师崔祥鸠保管,另照缮附本六份,国焘等六人各执一份,以资遵守。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伯行亲笔 子:国焘、子国烋 女:国华、女国芸 孙:家骥、孙家骍 律师:崔祥鸠证明 见证人:周孟文


  天下第一等孝子李经述


  李经述(1864—1902)字仲彭,号澹园,是李鸿章的二儿子,实为亲生的大儿子,为赵氏夫人所出。他生下来就长有两颗牙齿,眼睛很有神,亲友们都感到很惊奇,认为大概是龙子下凡。曾国藩见了对李鸿章说:“此公辅器也”,预言将来必成大器。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其父固亦如此,此子必肖其父。”李家上下的喜气洋洋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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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9)


  可是人们的话有时并不灵验。李经述后来既无其父之寿,更没有其父的功名,甚至还不如他的长子李国杰名气响,只是作为一个著名的孝子留名后世(清史列传中把他列入孝友传)。其实世人不知,他还是个很有才气的诗人,其父李鸿章在世时对他的诗就很赞赏,而他性格内向,深自韬晦,并不轻易拿出示人,人们也就无从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直到他去世后,他的长子李国杰整理他的遗物时,才惊讶地发现,其父竟有如此华章存世,于是编入《合肥李氏三世遗集》,人们这才看清了这位“澹园”大人的文人胸襟,可知他是个才华横溢、很有天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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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极强的诗人。


  李经述五岁开蒙,聪颖异常,加上赵氏夫人督课甚严,从小养成读书习字的好习惯,日必尽数卷,读书常能过目不忘,十二岁的时候已能写得一手好字。稍长开始学习写诗,渐能工古今体诗,人称笔下有晚唐笔风。他尤其对历代史实感兴趣,对各个王朝的兴衰治乱之原因,爱作究底式的研究,对清朝的朝野掌故也非常留心,写下了数万字研究心得,如《历代户口盛衰论》、《五胡乱晋论》、《元代海运论》等篇。


  他的书读得不错,跟他父亲一样,二十二岁时就考中了举人。在此前后,他的诗文写得漂亮极了。如他的《昆虫十咏》,从眼前的小小凤蝶虫蚁,竟联想得出神入化,横扫万里——— 《蜂》:大义君臣重,辛勤日两衙。积香成世界,工酿度韶华。 假子春分粟,真王晓课花。专房竟腰细,岂独楚宫夸。 《蚁》:百万骁腾众,丸泥托奥区。资生劳负戴,立国遘征诛。 应雨阴阳协,旋天日月趋。胡为慕膻味,也效世人愚。 《萤》:微火初秋见,辉辉喜夜晴。疏帘能出入,小草亦光明。 暗度流虚白,高飞点太清。自从隋苑散,长趁读书声。 《蠹鱼》:谁复知鱼乐,游行此大观。以书为性命,于古得波澜。 粗涉千篇易,遥传尺素难。丛残殊厌饫,枵腹笑儒冠。 《蚯蚓》:薄暮空阶寂,孤行喜就阴。屈身虽有迹,出处本无心。 侯应金风肃,生资土德深。当前求易足,乐性且长吟。


  ......


  显然,他是观察过蚂蚁打仗、蜜蜂酿蜜、秋虫清唱的,但他笔锋一转,就写到了人间现世了,什么君臣大义、百万兵马、楚宫细腰,都在小小的昆虫世界里活灵活现,令人眼界大开。最是亲切温馨者,莫如《蠧鱼》一首,他在下半段里跟蠧鱼悄悄谈心,告诉它自己的读书经验:“粗涉千篇易,遥传尺素难”;又和蠧鱼相顾而笑,蠧鱼是吃饱了大笑,作者是苦读后的苦笑……诗人高雅善良的心性,就这样自然流露出来。自然,他的读书生活是优裕而寂寥的,他的《夏日即事》诗道出了他的日常生活和情怀。有云: 翛然不觉久离群,寂处心情淡似云。 竹院焚香风易度,蕉窗倚枕雨先闻。 病多本草譒都熟,暑渴清茶饮亦醺。 自笑日长消底事,诗魔却与睡魔分。 他的纪事诗则写得大气磅礴,可惜留下的太少。不知李国杰在选诗的时候怎么搞的,仅仅保留了几首。他在《光绪十五年正月举行归政典礼,懿旨赏家大人用紫缰,异数也,献诗恭贺,即用篑斋先生原韵》中写道: 据鞍矍铄气犹雄,曾见垂鞭紫禁中。 令典敢希宗胄制,中兴还念老臣功。 诏承丹凤恩荣被,辔勒青骢德望崇。 惟祝圣朝长偃武,衮衣坐镇拨皇风。 除了感念清廷的恩典,天下中兴不忘老臣之功之外,主要还是希望“归政”后的清廷能够“长偃武”,不要打仗,而要真正的天下承平。 最令人感慨的还是他的咏史、怀古诗。大概是他参加江南乡试那一年,从试场出来后,他顺便游览了南京和合肥一代的名胜古迹。面对六朝故都和淝水之滨的残石断垣、长街短亭,历代兴亡,俱在眼前,他感慨万分,一口气竟写了五十多首怀古诗,朝野掌故,豪门盛衰,信手拈来,如行云流水。如:〓 《教驽台》:隔河待架千钧弩,演阵先登百尺台。 不羡穿池教水战,直思捍海射潮回。 将军老去雕弓踑,铁佛迎归宝刹开。 日暮秋风吹败草,萧萧尚带箭声来。 《别虞桥》:汉军歌罢骊歌起,茫茫千秋桥尚存。 银烛双行将进酒,红妆一剑解酬恩。 离筵难忍虞兮泪,芳草如招楚些魂。 幽恨惟余一溪水,至今呜咽向黄昏。 《秦淮渔唱》:新歌艳煞杜韦娘,红板桥低泊画航。 渔笛数声杨柳碧,繁华世界已清凉。 《牛首烟气》:废宫芳草自年年,望断晴岚欲暮天。 唯有青山双角在,依稀尚带六朝烟。 《长干故里》:大长干连小长干,殿宇相望亦壮观。 绿野人家千万户,子孙谁是晋衣冠。 《来燕名堂》:堂上已无王谢客,堂前燕子尚来归。 情深故主难抛却,羞向他人门户飞。 ...... 这些诗不仅展示了他的才情,而且融入了他的史学观点,可知他的确是费了不少案头功夫的。


  但他中举之后,试场的运气就不行了。1886年,他以荫生资格赴京参加廷试,没有通过。虽未被录为进士,但成绩亦佳,被朝廷选为内用员外郎,又蒙赏戴花翎,有了名义上的头衔。这种头衔只是说明一个人的资格,不等于实授,常常属于“候补”地位。因此李经述实际上只是获得了一个四品官的资格,仍住在他父亲在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里用功读书,准备来年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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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李鸿章奉命东渡议和,李经述要求陪父一起去,李鸿章不同意,要他在家安心复习功课,“令赴试礼部”。可是那时李鸿章已因甲午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成全国众矢之的,势利的考官讨厌他,李经述也跟着倒了霉。据说他的试卷已经进入被录取的一档,在拆封登记名字的时候,考官一看是李鸿章的儿子,就把他的卷子扔了出来。李经述没想到在考试时竟然如此沾了老爸的“光”———文章本已入围,而且“拟高魁”,但考试主持人与李鸿章有宿怨,不惜乘李鸿章倒霉的时候再扔你一块石头。于是暗地里把李经述的卷子换了下来,易以他卷,于是李经述再次榜上无名,其心情自然更加郁闷不畅。不久又闻其父在马关遇刺,惊愕之余,想去探望又不允成行,只能独自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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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骑校尉
  2008-3-23 14:39:52
panzergu
军衔:中国海军少将

军号: 337994
头衔: 功勋尉汴州天池侯爷


金币: 3702 枚 / 排名:1875
铜钱: 1 个

工分: 566727 / 排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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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子鼎立(10)


  李经述生活的前三十年,是其父功成名就、整个李氏家族蒸蒸日上的时期,按说他席丰屦厚,大可意气风发,无所顾忌,而他却夏不葛,冬不裘,自奉极俭。他的笔下也毫无狂放之言,反而好发哀婉沉郁之声,于时局艰危时时在心,与当时一些玩蛐蛐蝈蝈的纨绔子弟绝然不是一码事。他的后人在他的《行状》中讲他:“历代史事,兴衰治乱之源,无不悉心研究,尤所讲究本朝掌故,即使稗官野史,亦参考无遗。”可知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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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述的母亲赵氏常年患有肝病,经年不愈,发起病来剧痛不止。每逢这时,李经述总是衣不解带地服侍在旁,亲尝汤药,无微不至,想方设法为母亲减轻病痛。他到处打听治病良方,有一次听说这种病要用亲生儿子的肉和药以进,病才能治愈。李经述信以为真,真的从自己的手上剪下一块肉来,和进母亲的中药里煎熬,呈送老母。可惜母亲的病并未好转,终于1892年撒手西去了。李经述悲痛欲绝,每念母恩便要伤心哭泣,每哭必喘,以至于常常昏厥过去,身体遂大亏。


  李经述真正帮清廷做的事大概只有一件,即1896年其父奉命出使英、法、德、俄诸国时,清廷念及李鸿章年高远役,特降旨令李经述和李经方随侍在侧。李经方同时兼翻译,李经述则加三品衔,以参赞官的名义随行。李氏父子此一行行程达数万里,历时半年多,无论行至哪里,李经述总是老爸身边的高级侍卫,饮食起居调理周至。回国后仍是在家闭门读书,深自韬晦,澹泊寡营,超然于时评之外,亲朋故旧见其远离官场,书生一个,也就不敢轻售其私。


  庚子年间,北方兴起义和团,烧洋楼,杀洋人。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前,慈禧太后一边急急带了光绪皇帝向西逃跑,一边连发“十二道金牌”到广州,要李鸿章立马北上收拾残局。当时李经述正带着家眷避乱南归,到达南京时未及上岸,就听说老爸已到达上海,于是急忙调转船头再奔上海。到了上海,李经述坚决要跟老爸北上。李鸿章眼看北方混乱,京城内已是洋人的天下,不忍儿子跟着去受罪,何况这次是去与洋人谈判的,李经述并无几年外交经历,还是不去为好,于是一定要其留下。


  1901年秋,李鸿章与十一国的公使的谈判结束了,人也倒下了,住在贤良寺里,咳嗽常带血。李经述听说后急忙带着长子李国杰前去探望,李鸿章已卧床不起了。李经述不愧是个大孝子,每天在父亲跟前服侍,昼不甘食,夜不交睫,连续五十多天寸步不离,每天还要烧香吁天,宁肯以自身相代。


  这年11月7日,其父经不住长期的劳累和疾病的折磨,还是咽气了。李经述痛不欲生,自觉未能保住父亲的生命,实为儿子的无能,遂欲以身殉父,后经家人环跪相劝,方才作罢。但他的身体从此垮了,每念必哭,每哭必喘,每喘必汗,焦肝灼肺,渐渐形在神亡。他自觉不久于人世,于1902年2月11日写下遗书,历言心境忧危,家声恐难仰绍等等。一周之后,他也随其父仙去了。此时距其父逝世只有一百天。


  其乡亲有感于他的孝行,由直隶布政使周浩和按察使杨士骧等上呈事实,请求李鸿章的接班人、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褒奖。清廷闻知亦为之震动,尽管两宫皇太后刚刚“回銮”,万事未定,亦特为降恩褒扬其嘉行,准其列入国史孝友传。他承袭其父的侯爵爵位,由他的长子李国杰再次承袭。最后其后人葬其在李家的故乡合肥东乡,距离合肥仅二十里的茅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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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经述文笔优雅,感情充沛,手书《澹园日记》十一册,是他一生最后的日记,记录了他在京城贤良寺随侍老父身边所见的、最后的生活起居诸事,世人从不曾获见,家族内部也多读不懂。从民国到解放,清代遗物虽不合时宜了,但毕竟是祖先遗泽,他的后人还是把它深藏秘锁起来。


  说起这十一册《澹园日记》,李经述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又出现了大麻烦,让他的子孙后代们很是紧张了一阵子。


  那是十年浩劫初期,上海的造反派整天在街上烧烧打打地“扫四旧”。这部日记当时在他的孙媳妇卞慧卿(李玉良的夫人)手里,他家那时住在威海路旁边的升平街。老太太为了全家的安全,亲手处理了很多李家故物,而这部《澹园日记》,为祖先亲书,实在不忍心烧掉,就设法秘密送往南京,因为大儿子李道秉和大孙子李永炜都在南京,想必南京的“形势”比上海要好一些。谁知南京也不安全。李道秉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市电力部门任高级工程师,眼下早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戴在头上。他一生办事谨慎,父亲去世后,他与二弟李道、三弟李道成了家里的台柱子,每月各自把工资分出一部分寄给母亲,因为母亲要生活,下面还有三个弟妹要读书。他对母亲的话从不说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