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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组图) 文章提交者：sekirei 加贴在 历史风云图区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_66.html 　　记忆深处的海棠花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2 顶一下 收藏本文 相关贴文 更多相关 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组图) [点击查看灌水过滤后的回复] 本帖已赚工分: 126 本帖已赚金币: 0 推荐: 超级小钢炮 03-21 21:26 奖励工分20工分: sqzr-2006 03-21 22:00 ---------------------------------------------- 贴图教程

第2楼

周恩来埋头写字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3楼

周恩来与家人及工作人员合影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4楼

永远的周恩来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5楼

自从周恩来诞辰百年之际党中央提出学习周恩来精神以来，对周恩来精神的探讨就成为人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独特形式。 　　作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第一代“大管家”，周总理“在位”26年零100天，他在西花厅时用过许多秘书，然而，到1974年6月他最后一次离开家门住院之时，西花厅里只留下四位秘书——他们分别是周恩来的秘书赵茂峰、钱嘉东、纪东和职务为邓颖超秘书但也兼管周总理值班室工作的赵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这四位秘书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多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也见证了一代伟人夫妇平凡而朴素的日常生活；他们更是坚守在西花厅一直为周总理服务到总理生命终结的人。因此，他们对周恩来精神的理解也比寻常人更广更深。 　　能够同时采访西花厅的最后四位秘书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听他们诠释周恩来精神受到的鞭策与引起的思索更多…… 　　周恩来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但忠诚始终是周恩来精神的精髓。对信仰的忠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贯穿了周恩来一生，而这种精神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赵炜是四位秘书中的唯一女性，论进西花厅的时间也数她最长。1955年1月，她从国务院秘书厅调到西花厅工作，从此与西花厅和周恩来夫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周恩来的祝福下，她在西花厅结婚；在邓颖超的呵护下，她在西花厅孕育了一对儿女。在西花厅，她从一个干事成长为邓颖超的秘书；在动荡岁月，她被周恩来点名重回总理值班室。她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在周恩来信任的目光中接受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的嘱托。她把周恩来的遗体送到北京医院，又为撒掉他的骨灰选择最适合的地点…… 　　赵炜说：“提到西花厅就感到自豪，认为那里就是自己的家，因为多少年来都是在那里工作生活的。” 　　周恩来总理对信仰的忠诚是有据可查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为寻求革命真理而奔波，随之“主意已定”；当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信仰而无怨无悔地奋斗。令人感动的是，就连在选择生活伴侣时，周恩来也把信仰放在第一位，为此在法国留学时他离开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相中了邓颖超。从此，他把生命、生活与信仰融为一体，让有限的生命升华出无限的人格魅力。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提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赵炜脑海中就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往事。她清楚地记得，1958年第一次走进周总理办公室时，就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的一部红色的电话，那是一部保密电话，由周总理提议或做出的许多重大国家决策最初就是通过这部电话上传下达。“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赵炜和周总理接触中常听他说的一句话，而这句简短的言语恰是周恩来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诚的浓缩。 　　赵炜记得，虽然居住和办公都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周总理对他办公室的门看得很严，他办公时，除了秘书有事可以进去，一般人根本不能进，连邓颖超大姐也很少进他的办公室。平时，周总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来拆，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信件秘书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误拆的情况也必须当时就封好，同时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 　　周恩来总理对秘书要求严，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遇上机密性很强的信件，他都是亲自写信封和封信，注明由某某同志专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了又要添加些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 　　工作认真，是周恩来精神中“忠诚”的又一处体现。平时，周恩来总理要求秘书汇报工作时，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因此，西花厅的秘书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从来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的无确切时间概念的含糊词，说话也不能嗦，更不能拖拖拉拉。 　　作为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时能到医院去的唯一秘书，1975年秋冬经历的几件事在赵炜脑海里烙下了深刻印迹。 　　9月20日，周恩来总理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但他打了麻醉药却不肯进手术室，特地等着赵炜把关于“伍豪事件”的文件送到医院——“文革”中有人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总理，这是1972年周恩来就此事在中央召开的整风汇报会上做的“真相”报告。但是，材料在办公室里已经放了好几年，周恩来一直没在上面签字。那天，就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周恩来在推车上垫着一块木板用颤抖的手在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时还注明了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几天以后，周恩来让赵炜把《国际歌》的歌片儿带到医院，重病中的他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些天，周恩来总理好像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又过了几天，他让赵炜拿来纸笔，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他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担心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 　　那一幕幕，令赵炜终生难以忘怀。 　　周恩来去世后，赵炜又在西花厅里陪着邓颖超度过了16年时光，直到最后送走邓大姐。事实上，赵炜是在西花厅工作年限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后离开这个院子的西花厅秘书。走出西花厅，赵炜在全国政协工作多年，并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务。卸任休息后，赵炜担任了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的顾问。 　　周恩来精神是由无私凝聚的，实事求是则是这一精神的基础。许多年来，周恩来对待权力的态度令中外政治家钦佩，他把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应用全部融入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宗旨中。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赵茂峰是1950年被分配到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机要处的，几年后他和赵炜谈上恋爱，随之两人被先后调往西花厅。不过赵茂峰刚去时是“过渡”，直到1956年才正式调到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组。赵茂峰在西花厅跟着周恩来工作了整整20年，无论是“精简”还是正常调动都没有他的份儿，甚至就连“文革”中他“支左”患病后也依然回到西花厅休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赵茂峰经常随周恩来出差，周恩来还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茂峰是我们西花厅里的土秀才。” 　　赵茂峰说：“虽然西花厅的两位老人家都不在了，但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依旧最高。” 　　给周恩来当秘书，赵茂峰主要负责文卫体和统战方面的工作，周总理对待工作和权力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文革”开始后，总理办公室的人少了，文件也少了许多，但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却一点没见少。那时，他经常到丰泽园去谈工作，而知识渊博的毛泽东常常会在谈话中引用一些古诗或典故。每次，周恩来回来后都把记下的古诗、典故交给赵茂峰让他去查出处，而后自己又认真记下。那些年，周恩来总理交给赵茂峰查证的小条子很多，每张条子都呈现出周恩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让赵茂峰记忆最深的还有几件事，体现出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文革”初期，周恩来经常出去开会或者接见红卫兵，开始每次都是赵茂峰整理好文件跟着去。那时候，江青正在处心积虑地找周恩来的碴，但她毕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公开施威，就屡屡把气出在赵茂峰身上。有一次，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就“支左”工作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汇报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问这条子还给不给江青看？当时周恩来说：“已经过时了，不看也罢。”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江青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对着周恩来直报怨，这让赵茂峰感到很内疚。这时周恩来很平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让不让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个秘书能决定吗？”周恩来实事求是的两句话，既摆脱了赵茂峰的尴尬，也让江青一下子无话可说。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要开碰头会，周恩来告诉赵茂峰时间、地点，让他写个通知通过中办发下去。通知依惯例发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没有发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但是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闹了一气。“你不放手，你的秘书也不放手，通知为什么不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那好哇，让赵茂峰给李讷写个检讨，说他发通知有疏漏……”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江青又闹不起来了。 　　回到西花厅，周恩来很诚恳地对赵茂峰说：“这件事是我让你办的，还让你写检讨，真是对不起。”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写检讨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赵茂峰回答。 　　看到赵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恩来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后来，他亲自审阅了赵茂峰的检讨，还把里面两个错别字改过来。 　　1975年夏天，周恩来病重再次住院，这时为了让他不再为国家大事操心，秘书们不能再去医院，所有文件都由邓大姐带过去。那段时期，为了利于周总理减轻痛苦，专家提出可以让他看一些名画分散精力。这时，赵茂峰就承担了到故宫借画的任务，他也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多次去医院服务。那段日子，赵茂峰隔三差五就去故宫借几幅明清画作送到305医院，每次都认真地填好签收单。大幅长轴在病房没法挂，赵茂峰想出个主意，在病房的门上装了一个滑轮，周恩来要欣赏画时可以前后调整距离。为了避免这些借出来的国宝有闪失，周恩来特意吩咐305医院给赵茂峰安排了一个带保险柜的房间。可惜的是，周恩来的病越来越重，后来连欣赏画都很困难了。 　　1975年12月31日，赵茂峰和钱嘉东、纪东三人最后一次见到清醒中的周恩来总理，他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的同志好。”这14个字，然后就渐渐陷入昏迷之中。 　　“我累了……”是周恩来生命临危时刻的真诚表述，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无私奉献的最后总结。 　　周恩来逝世后，赵茂峰本已调任国家计生委党委副书记，但邓颖超大姐说：“茂峰，你得给我当志愿兵，什么时候需要你就得来。还有，咱们现在改变一下，男的要到‘女家’住了。”邓大姐指的“需要”是说赵炜如果生病就让赵茂峰顶替，平时8小时之外也让他搭把手，而‘女家’就是指西花厅。就这样，赵茂峰又在西花厅住了许多年，邓颖超在人大、政协任职时的许多发言稿都出自这个“志愿兵”之手，1982年他还顶替病中的赵炜给邓颖超当了三个月秘书。赵茂峰20世纪末离休，现在家静养病躯。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勤政来践行的，而勤政是一个好干部必须的条件。当总理26年，周恩来是中国披星戴月最多的人，如果中国的干部都像他一样鞠躬尽瘁，小康社会将来得更快。  ---------------------------------------------- 贴图教程

第6楼

周恩来告诫秘书：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周恩来与工作人员合影 本文内容于 2008-3-21 20:29:09 被sekirei编辑 编辑: sekirei 03-21 20:29

第7楼

大家联名写信要总理注意身体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8楼

钱嘉东是个会多国外语的才子，这使得原本学理科的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事工作者。他第一次进西花厅不久恰赶上精简，10个月后又重返这所院落。从此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驻守西花厅12年。钱嘉东随着周恩来出访过几十个国家，亲眼目睹了为人称道的周恩来外交风采，并且在以后的外交官生涯中受益匪浅。 　　钱嘉东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就是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人生有这样一段经历足矣！”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钱嘉东是最后四个秘书中唯一两进西花厅的一个，他1964年从外交部调至总理办公室，但还没等全部熟悉西花厅的一切，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年，据说是由于某位领导的秘书一次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钱嘉东兴高采烈地来，莫明其妙地走。 　　第一次离开西花厅的情景钱嘉东还记得。那是1965年的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要在前厅请办公室的所有同志吃午饭。那天的饭很简单，依旧是四菜一汤，其中一道是周总理最喜欢吃的狮子头，每人一个。吃完饭，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主动同大家一起合影，而后，“大家就散伙了”，钱嘉东被调到国务院外办。 　　恰是那一年，国际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周总理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特别多。秋冬之际，领导找原在西花厅工作的钱嘉东和马列谈话，言简意赅，只有两句：“马列留下，钱嘉东你回去。” 　　这次回来，钱嘉东成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也让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的勤政精神。在钱嘉东眼里，周恩来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他一天除了有六七个小时睡眠外，其他的时间基本都用在工作上。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周恩来通常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就寝，中午时分起床，起来后一睁眼就要把秘书叫到身边——这时他最需要了解的是在他睡眠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边穿着衣服边开始听秘书的汇报；边刮着胡子边在脑海里调整好当天日程；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他开始交办需要处理的事宜；吃着“早饭”他静心听秘书念当日参考……西花厅的秘书们把周恩来的卧室称为“一办”，把厕所称为“二办”，而他真正的办公室却委屈地成了“三办”。 　　除了“三个办公室”，车上和飞机上也是周恩来经常办公的地方，钱嘉东不管是陪着他接见外宾还是出访，总是要在车上读电报、谈事情或者给他讲解外国风俗礼仪。跟了周恩来12年，钱嘉东去的国家不少，但是有很多国家他都是随着总理谈完事就走，连那些城市的街道建筑都没看清。 　　周恩来勤政的表现之一是他在工作上的创新，让钱嘉东特别难忘的是乒乓外交时周总理处理难题时的睿智。那一次，为了打开中美封闭多年的大门，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但是来华的乒乓球队并非美国一支，单请他们不请别国代表团肯定会引起国外舆论喧嚣，怎么能和美国代表团畅所欲言，又让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国家代表团满意，这成了让中国外交家们伤脑筋的大事。后来，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圆圈排位方式——他让各个代表团围成一个大圆圈落座，在每个代表团团长前空出一个座位。然后周恩来就沿着圆圈到各个代表团跟前坐一坐，谈一谈，而唯有到美国代表团跟前他停留的时间最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随着创新的圆圈排位，周恩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橄榄枝递到美国乒乓球队手中，从此打通了大洋两岸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通道。而周恩来的勤政与创新，也成为钱嘉东外交生涯中永远的楷模。 　　钱嘉东在周恩来的最后四位秘书中年龄最大，1976年离开西花厅时已经56岁。根据邓颖超“哪里来的就回哪儿吧”的建议，他重返离开多年的外交部，而后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如今，84岁高龄的钱嘉东因眼疾已经难以辨人，但是周恩来的形象却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自律得以体现的，勇于自我批评是伟人的伟大之巅。周恩来长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别人做到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从不允许家属和身边干部走“后门”。 　　纪东1961年从西安当兵进“8341”部队，7年后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连职副指导员。一次，他因为五分钟的精彩讲演被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相中，从此调入西花厅，一干就是8年。纪东陪着周恩来度过了“9.11事件”后难忘的6小时，亲眼见到林彪坠机后共和国总理从眉头紧皱到神情舒展。他还目睹了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务院会议，见证了动荡之后新国务院成立的历史画面。 　　纪东说：“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无需走下圣坛，他本来就在我们中间，在人民中间。” 　　论年龄，纪东在四人中最年轻；论资历，他是西花厅的小字辈儿。但是因为他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8年中留下了不少令人震撼的回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纪东原名纪相才，但是到了西花厅后好几次打电话时别人都误认为这里是“气象台”。因为怕因为误会耽误工作，纪东向领导打报告后改了名字，却没有及时告诉周恩来。有一天，纪东在给总理的电话记录上署了自己的新名，结果很快被周恩来唤进办公室。 　　“你原来那个名字挺好的，何必改呢？”周恩来认真地说。虽然纪东改名令他流露出一些不解，可是并没有对此多说。大概在周恩来看来，改名字是属于“个人问题”，没必要干涉。但是，因为周恩来那句真挚的话，令纪东对改名字的事一直后悔，现在想起来，甚至会激起心里的阵阵隐痛。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纪东对总理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承担责任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1970年，周恩来批准过一个试验项目，但是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对此事的态度，国防科委准备关停这个项目。可是，碍于这个项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国防科委的同志在汇报时绕来绕去也不明确说出停止的意见。后来，还是纪东揣摩出了那几位的矛盾心理，他凑在周恩来耳边悄悄地说：“那个试验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的。”周恩来一听，明白了汇报者的意思，他马上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我批准的，不对也可以改嘛。”一个令国防科委领导为难的问题就这样简单解决了，周恩来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行为令大家都很受教育。 　　“文革”期间，一些外国专家受到不公平、不礼貌的待遇，他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些想法。纪东清楚地记得，1973年他陪周总理参加庆祝“三八”招待会，周恩来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场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随后还向在场的一些专家个别道歉，其情真意切的话语温暖了外国专家们受伤的心，令他们十分感动。 　　周恩来的平易待人有口皆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也偶有发脾气的时候，而这种发脾气往往是对手下人严格要求的一种形式。抗美援越期间，有一次纪东接到一个电话后写成记录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没想到周恩来起床后到了“三办”马上把他叫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他指着电话记录问纪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周恩来继续斥责纪东，手都有点颤抖。批评了纪东一通，周恩来缓和下来，“跟你们这些没打过仗的人共事真难！”而后他低声嘀咕着。 　　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这是周恩来为人的一个宗旨。他要求值班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毛泽东办公室来了电话，哪怕是刚刚睡着都要叫醒他，绝不能误事。 　　周恩来对秘书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更不要认为在这里工作就高人一等，也不要用我的名字去压人。” 　　离开西花厅的时候纪东只有33岁，他先是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8年后因工作需要再次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数年后又被调到武警总部。纪东最后的职务是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警衔为少将。2002年纪东退休，现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 贴图教程

第9楼

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关系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周恩来总理参与中日谈判

第10楼

周恩来与日本青年在一起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11楼

文/钱嘉东 王效贤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8年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此时此刻，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二者联系起来，回忆起周总理生前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大量工作和不朽贡献。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高瞻远瞩着眼未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一成立，即向全世界宣告：我国愿与一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与我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少数刚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邻国。西方国家中，除几个西北欧国家与我国建交外，绝大多数都拒不承认我国。特别是美国对我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企图扼杀新中国的敌对态度，直至22年后迫于内外形势才不得不承认现实，前来叩敲新中国的大门。 　　至于日本，当时还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不能不听命于美国，1951年在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上签字，次年又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非法的和约。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自然不具备正常化的条件。 　　但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并在历史上素有交往的近邻始终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我们并不期待在短期内有所突破，而是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相信两国关系最终是要正常化的。 　　我国的对日政策中，有两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严格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这是说，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二是正确对待两千年与50年的关系。这是说，中国人民一方面应牢记1895—1945年这50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日两国人民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史。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周恩来总理是上述政策的制定者，更是贯彻执行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初，当他开始有机会接见来自日本的朋友时，就反复向他们阐述我们的政策。 　　1953年9月，在第一次会见日本朋友、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中国愿意恢复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继续保持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外交关系，日本就会成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从而阻碍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周总理还说：“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有广阔的前途。”周总理的话通俗易懂，含义深刻，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善意和诚意：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确处理中日关系。 　　周总理也经常以这些政策教育我们自己的同志。在外交部成立时，原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后改任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同志，在他1989年写的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50年代初，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开始了民间贸易，但障碍很多，进展不大。当时总理教导我们，对日本既要正视60年(编者注：原文如此，但总理经常说的是50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长达60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总理提出了“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方针。 　　由此可见，从那时起周总理就以他的远见卓识，勾画出了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蓝图。虽然一时还无法建立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但在我国的主动努力下，还是做了两件实质上属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事：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送回了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释放了全部在华日本战犯。 　　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有大批日本人来到中国大陆，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约有130万日侨留居中国。除大批日侨在1948年前已回国外，新中国成立后留下来的还有约3万人。1950年冬，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时，周总理指示她主动同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接触。1952年底，中国发表了在华日侨情况，表示对于愿意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将予协助，日本可派团前来同中国红十字会协商。1953年1月，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简称“三团体”)首次持日本政府签发的护照来华谈判日侨回国问题，双方商定由日本政府派船接侨，中方负责日侨从住地到乘船前的一切费用，并为他们携带物品、兑换外币提供方便。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前述“三团体”的邀请回访日本时，周总理特别指示李德全团长，将全部日本战犯名单交给日方。之后经过双方的磋商，1062名日本战犯中有1017人于1956年6月至9月分批由日本政府派船接运回国，只有45名罪行严重的，被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这些战犯回国时或再访问中国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会见过他们，并鼓励他们向前看，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为中国的人道主义所感动，每个人都表示要以致力于日中友好的行动，表达将功赎罪之心。时至今日，他们的子女还在继承着父辈的遗志，为日中友好出力。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以上这两件事留下的影响，深深扎根在老一辈日本人民的心里，在一定意义上，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民间的往来往往与政府的态度分不开，政府态度好，民间往来就容易些，政府态度不好，民间往来就较困难。 　　那么为什么在中日关系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可以从民间着手呢？这主要是因为，与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政府的态度相反，在日本民间存在着对中国友好、希望与中国交流往来的巨大积极性。日本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顺应历史潮流，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往来，认为这才是日本的出路。所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日本就相继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协会和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等一系列对华友好组织。1953年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日本社会各界、各阶层，包括社会党、日共等革新政党，以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相继投入到了促进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的行列，甚至在执政的保守党内，也有开明有识之士，主张和支持发展中日关系。 　　面对这一形势，为了挫败美日政府的反华行径，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航道，周总理审时度势，从现实可能出发，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这实际上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开展中日民间关系，无疑首先要从经济方面着手，特别是“贸易先行”，这最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周总理是怎样指导和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1952年4月，周总理指示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南汉宸和雷任民，邀请三位出席会议的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女)、帆足计和宫腰喜助访华。三位议员不顾日本政府的限制，从莫斯科直接来到中国。中日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金额不大意义却非同一般，正是这三位日本朋友的勇敢行动，打开了中日友好的大门。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三位议员访华的消息立即轰动了日本。人民急切地期待从他们那里听到有关新中国的第一手情况。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却以“违反护照法”为名，限制他们组织群众集会并扬言要惩处他们。高良富到外务省门前静坐，要让群众评个谁是谁非，从而挫败了日本政府的阴谋。 　　莫斯科经济会议后，中日双方先后成立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是这时成立的。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时，周总理让廖承志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这不仅出于侨务工作的需要，也是着眼于同日本代表团接触。因为廖承志熟悉日本情况，有不少日本朋友。日本代表团团长是当时鸠山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高达之助，此人在日本侵华时曾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周总理同高的会谈正是经过廖承志同志安排的。会谈从日本当时的处境、开展中日贸易的必要性和步骤，一直谈到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和双方面临的困难等等，彼此推心置腹，使高受到很大的触动。60年代初，高连续两次应周总理邀请访华，为打开岸信介内阁造成的中日关系僵局做出了贡献，并同松村谦三一起成为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创始人。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开始后，连续签订了四次民间协议，双方还互办了商品展览会，提出了民间协议、政府支持、官方挂钩的设想。 　　然而，以民促官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起伏的。 　　正在两国民间交往蓬勃发展的时候，岸信介于1957年2月上台执政。他一改鸠山、石桥内阁的积极对华政策，进一步亲美反华，甚至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他无视已谈妥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拒不批准互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机构，企图搞“政经分离”，只捞取经济实惠。在后来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政府不仅不严惩暴徒，反称“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构不成刑事案件”，罚款500日元了事。此事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陈毅外长发表谈话，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破坏协议。为了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中方宣布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不再延长民间渔业协定，中日贸易一时陷于中断状态，其他方面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针对岸信介政府阻挠与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恶劣行径，周总理提出了要继续中日贸易和友好关系，日本政府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第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统称政治三原则。同时还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指出不讲政治，只讲经济是行不通的；一面对中国抱着露骨的敌意，一面想从中日贸易中捞一把，是肯定办不到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中日贸易中断后，一部分靠进口中国的中草药和农副产品维持生计的日本中小企业濒临破产。日本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1960年因主张中日友好被右翼杀害)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事务局长岩井章来华，反映中小企业的困难；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总理的高达之助也托人给周总理带信说情。按照政治三原则，本来必须日本政府先改变对华政策，才能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从中日友好出发，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周总理决定开辟“照顾物资”的途径，绕开双方的外贸单位，两国工会作为联系渠道，继续同中小企业开展贸易，也称“个别照顾”。 　　1960年8月，周总理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进一步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周总理向铃木解释说：过去我们想通过民间协议发展贸易关系，但岸信介政府不但不承认民间协议，不保证民间协议的实施，反而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协议。我们不能容忍，只好将中日贸易往来停了两年多，决定今后一切协定必须由两国政府缔结，因为民间协议没有保证。但是没有政府协定不等于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双方可以在企业、公司之间签订民间合同。合同履行得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长期合同。中日贸易中断后，日本中小企业有困难，中国提出了“个别照顾”的办法，叫做“照顾物资”，今后还可以继续下去。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扩大。 　　周总理相继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既体现了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也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的原则，从而打击了亲美反华势力，支持了对华友好力量，调动了包括部分上层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以民促官，并使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的备忘录贸易阶段。所谓半官半民，就是民间协议得到政府的同意。 　　中日贸易中断期间，西欧国家抢占中国市场，中欧贸易迅猛增加。日本经济界担心失去中国市场，要求继岸信介之后上台的池田内阁及早采取行动，改善中日关系。自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如前首相石桥湛山、曾任农林大臣和文部大臣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以及高达之助等人相继访华，同周总理会谈，探讨打开僵局,发展中日关系的途径。周总理根据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及时提出，中日不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友好，改善关系，还要逐渐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并着重阐述了我国在台湾问题上坚定不移的立场。 　　松村、高回国后，迫使池田内阁于1962年5月做出了不受美国制约，自主开展对华贸易的决定，同意通过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并默许松村、高负责开展这一工作。1962年10月中日双方签署了长期、综合性贸易文件，称之为《备忘录》，以示同以往民间协议的区别。备忘录的内容是经过两国政府同意的，实际上已接近政府间协定的性质。所以说，从1962年起，中日关系向前跨出半步，进入了半官半民时期。1964年双方互设了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并互派了常驻记者。双方提出以积累渐进方式改善中日关系，即：不仅是贸易关系，也要面向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备忘录贸易会谈中，特别加入了政治会谈，主要是推动日方接受我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逐步排除在这方面的干扰和困难。1971年2月举行备忘录贸易会谈时，中美关系已见解冻迹象，谈判因而比较顺利。日方在会谈公报中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都是不能容许的；日蒋“条约”本来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方一直借口日蒋条约是1952年以来日本外交依据的基础，不敢碰它。这时首次同意将其列入公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接着公明党访华时，又在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日中邦交的五项原则。社会党、民社党、日中议联代表团也相继在同中日友协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支持中方这一原则立场。后来，周总理把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归纳为中日复交三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尚未成熟，但随着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被提了出来，双方进行了探索并为以后的成功解决打好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经济方面民间往来日益扩大的同时，中日之间在文化、艺术、体育、卫生乃至政界、工会等各个方面的民间往来，或半官半民的往来也日益发展。1955年、1959年两位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石桥湛山分别访华，主要都是为了探讨发展中日关系问题。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后藤钾二访华。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他访华目的是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双方在商谈会谈纪要的内容上发生激烈争执，我方人员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而且要求把政治三原则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连顺序都不能变，谈判因而陷入僵局。周总理得悉后，立即把有关人员找去开会，批评他们的做法太“左”了。周总理指示，会谈要看对象，看要性质，原则也不能一概照搬，强人所难。后藤先生明确提出“要根据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简称‘国际乒联’)章程，整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就是要从国际乒联中把台湾赶出去，恢复我们在国际乒联中的地位，这就是在体育界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由于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及时纠正，才使双方圆满达成协议，我乒乓球队参加了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从而促成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推动了中日、中美建交。这是周总理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又一范例。 　　据一位专门研究周总理与中日民间外交的学者统计，从1953年7月1日至1972年9月23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周总理共会见日本客人287次，323个代表团次(或批量客人)。在周总理会见的外国客人中，日本客人一直占首位。周总理经常教育我们：“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周总理会见的日本客人中既有各界要人、知名人士，也有满手老茧的普通农民，以及稚气未退的青年学生。  ---------------------------------------------- 贴图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