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与其“口水抗日”不如反省自己研究敌人（版主已阅）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了日后大举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反观我们自己，在日本战败后，居然放弃了日本的赔款，局势稳定后，又放回了不少日本战犯。上演这样的“仁义”大戏，很多人无法认同啊！要知道日本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而我们却这样轻易将全民资产和发展基金给放弃了！这个难道不比要日本跪下来道歉更值得反思的吗？历史学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还原和探索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利益的争夺和调整，免得温情脉脉的道理说教，没有蒙蔽对手却蒙蔽了自己，到头来培养出了落下千古笑柄的“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地主为了挽救清王朝濒危的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用于壮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终于，在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组建完成，其中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最为雄厚。但是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舰只，军队的管理模式却依旧陈旧、僵化。这支舰队自组建以来就很少进行训练演习，舰艇也不知保养，以至于炮管上经常晾满水兵的袜子，炮筒中一摸一把黑灰。曾有一位日本将领参观舰队后说：“这种舰队，吨位再大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有了舰队却不训练呢？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舰队的存在与发展。在他们眼中，这支舰队只是用来向世人显威的、自欺欺人的工具。再加上慈禧大搞“万寿庆典”挪用了海军的军费，极度紧缺燃料、弹药成为舰队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腐败与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经济决定一切，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生产力必将导致经济的衰弱，从而把民族、国家引向败亡的深渊。

如果悲痛不能化为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还是当自己反思自己？日本不肯道歉不肯下跪还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我们除了叫叫嚷嚷，我们还应该干些别的吗？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件灿烂的外衣：正义。同时我们还相信一个神话：正义必胜。然而，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实力就要被欺负。软弱无能不能赋予我们正义，只有反抗，才是正义！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救中国人民”，然后“革裨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正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十八省之豪杰》，宗方小太郎持笔）。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征服支那”充满“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文明的进步，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在他们的文献中，他们自称为“神州”。

在我们对日的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行”归划到“军国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民”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其实这种想法不仅是幼稚，而且非常的危险。军国主义固然在塑造人性，但是“主义”本身更是由人所创造，更是由人所实践的。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追求制造了军国主义。毫无疑问，当年活跃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得益者，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军国主义背后更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如果非要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那么他们不是因为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只是因为战败而受害！

网络上的“愤愤”们骂人最狠的词就是“汉奸”，当年伪军数量远远大于日军数量，这是个奇耻大辱。究竟什么是“汉奸”，其实弹性还是很大的。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曾经频繁互指汉奸（由于共产党军队没有参与正面抗战，被国民党指责；国民党全线溃败后出现了很多投降论派，也被共产党指责）。将误国，卖国责任一骨脑归于“汉奸”，这个是在对集体责任的规避。在战争中，平民在敌人的刺刀下苟且偷生已是不易，为了生存，不得不当了“顺民”。平民服从占领军，不应当是被看作卖国行为。关键在于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汉奸？往往是因为社会的中上层，那些所谓的“精英”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对于将失去的利益的恐惧，而对侵略者的自愿合作，也就是因为他们被侵略者认为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利用。当那些有权有势，手中有兵有枪的“精英”们投敌当了汉奸了，我们还能指责那些手无寸铁的，忍辱偷生的“草根阶级”吗？

“口水抗日”其实误国。1895年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营提交的中国政情报告，他对中国那些“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滔滔皆是也”的主战派根本不屑一故。这些以翁同稣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平时“爱国分贝”很高，大大压缩了本来可以回旋的外交空间。一旦战败，把责任全部一股脑推向李鸿章。其实他知道，当时不平等条约不签也得签，只要不在自己手里签就好了。于是和谈的重担和必然日后招来的“汉奸”骂名全部由李鸿章承担了。翁同稣根本不了解当时的实情，没有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喜欢高谈阔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众多“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间谍工作，他们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的中国情报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当时的日本，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国情！后来的抗日战争，日本人的军用地图居然详细到每个小村庄，每个小溪，甚至一座小桥都标记出来。以至后来国共内战，中国军队抛弃自己的军用地图而改用日本绘制的军用地图。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孙子兵法里的最重要的一条，我们的敌人做到了，我们在这方面难道不应该向我们的这个敌人学习？

我们做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现在应该做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吧？与其“口水抗日”，不如静下心来研究日本。不了解自己的敌人，就谈不上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