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清入关是统一中国么？且看学者的说法
文章提交者：kdy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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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讨论。如何衡量清前期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对清军入关、康乾盛世、清代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
学者郑昌淦认为，清朝统治政策在某些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从主要的方面来说，其政策起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这突出表现为对资本主义萌芽、反封建斗争以及反理学等进步思潮的破坏、阻碍、和压制。赵轶峰认为满族社会及国家形态的落后性，满族贵族阶级统治的反动性与民族统治的狭隘性，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制度在清代发展到极点，其性质不是社会政治形态的进步，而是腐朽制度的逆转。焦润明也认为，清朝应对中国近代化的滞后负责，他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基于本民族利己主义和落后性而实行的对内摧残科学文化，对外闭关锁国的加固延续已走向衰亡的封建制度的反动政策，不能不说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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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来，学术界对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又展开了新的讨论。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05。张玉兴《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一文，专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张玉兴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作者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顾诚的《南明史》199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认为它“代表着南明史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107。《南明史》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引发了人们对清朝历史地位的新思考。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108。
二是否定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顾诚认为学术界将既成事实当成历史必然性，就本质而言和封建史学家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在他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109。
三是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顾诚在《南明史·序论》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110
清史学界对顾诚上述观点的看法不尽相同。陈梧桐对顾诚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十分欣赏，认为坚持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观点”，改变了那种把既成事实当着历史必然性的做法。纪程认为顾诚关于明清历史发展线索的论述“充分体现了是人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南明史的研究从‘天命论’、‘宿命论’的阴影之下摆脱出来，真正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顾诚对明清之际历史转变的基本理论具有明显的商榷余地。例如，在正视清朝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清廷从顺治年间就已开始，特别是在康熙帝亲政后大力实施的政策调整，《南明史》对清廷民族压迫的论述十分充分，但对其政策调整的论述却异常薄弱，就连陈梧桐也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遗憾”。然而，忽视清廷的政策调整，就不可能回答为什么清初民族矛盾最终走向缓和，清朝政权终能获得巩固，也不可能充分估计抗清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研究历史必然性问题，似乎也不宜简单化。确实，既成事实不等于历史必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从来都是，而且只能通过既成事实体现出来，它绝不可能通过后人的种种假设，或未成事实的种种可能性体现出来。17世纪中叶，在明朝政权已经极其腐败，张献忠滥杀于西南，李自成战略决策频频失误，抗清力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充满朝气的清朝取代明朝恐怕不是简单的历史偶然。承认清朝取代明朝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不等于肯定清廷民族压迫，相反，从历史的辩证与曲折运动中，人们会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就学术界对清前期历史地位产生不同观点的原因，主要源于研究者对明清之际主要社会矛盾，以及清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估计。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衡量清前期历史地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正视历史的是非。在清军入关的17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势力确实正在到来，并威胁到了中国局部边疆，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安全，但治史者不能夸大这种威胁，更不应因殖民势力的东来而改变清军入关的性质，将其争夺与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简单化为国家统一战争，更不能因清朝在康乾时期有统一之功而忽视其入关初年的民族征服与屠杀。应该说，至少在顺治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满汉民族矛盾，有清一代，“首崇满洲”始终是清朝的基本统治方针，满汉之间，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畛域始终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清朝毕竟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兴政权，在确立和维护满族(主要是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从顺治初年起，它就开始了政策调整，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民族矛盾，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家统一，并最终促成了持续百余年，以“大一统”为特征的康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之奇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康乾时期的清朝称为“盛世”，并不是后人的发明，而是历史当事者对当时繁荣景象的普遍认可。毋庸讳言，清朝的盛世，只是相对以前各代而言，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就落后局面之形成，必须承认，清朝统治者所厉行的专制统治，所推行的一系列保守政策，无疑加快了落后的进程，加深了落后的程度。但也应该看到，历史责任绝不应当仅仅由一代人承担。事实上，中国的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的拉大，不过是对数百年落后历史的一次总结罢了。如果我们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康雍乾三帝，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否定清朝繁荣局面的出现与存在，进而否定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当然，学术界对一些重大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虽然在相当时期内各种意见不可能达成一致，但讨论本身却推动着人们对清朝历史认识的深化。并促进了有关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
3．明清战争。明清战争一直是清前期研究的重点之一，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如萨尔浒之战、辽沈战役、宁远大战、松锦大战等)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明清之际政治军事形势，一些学者仔细分析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明朝、农民军和清朝三大力量的相互关系。朱诚如认为，清入关前，辽沈地区满汉人口大量交流，杂居共处，最终使辽东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根据地。否则，就没有对明战争的胜利122。对明清战争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著《明清战争史略》是国内研究明清战争的第一部著作，该书认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包括入关后)，从根本上讲是双方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全面斗争，而不能说是民族战争，尤不能说成是民族征服战争。李鸿彬也比较强调明清战争中清朝夺取政权，明朝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张玉兴则以萨尔浒之战为例，证明此役为明朝中央政府对后金“地方叛乱”的征战。薛虹则提出八旗满洲对明朝的战争是“民族征服”战争。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学术界还对清入关前政治体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经济文化之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对此，笔者将在下面有关专题中予以评述。
清军入关与抗清斗争。这是改革开放20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山海关之战及清初统治政策，抗清斗争与复明运动。
吴三桂降清与山海关之战在明清鼎革历史上是十分关键的事件。刘凤云在《清代三藩研究》中对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她认为“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实行了追赃助饷的政策，这一有别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策，体现了农民政权的阶级本质，因而它与吴三桂的阶级利益格格不入，这是他降李复叛的根本原因”125。刘风云认为吴三桂降清，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清军入关，二是清朝击败农民军，占领北京。“山海关之战，是清朝定都燕京，完成一统基业的关键一战，尽管其中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可忽视吴三桂降清的重要作用，而山海关战后十天，清军便进入了北京”126。李光涛着重考察了山海关之战中的力量对比，他提出：山海关之战，尤其是4月21日之战，即清人尚未合战之日，有关上数万乡勇之众，以及吴三桂所率关宁的精兵，亦足以制“贼”。再由此推之，则4月22日之役。多尔衮即不出一兵，似亦不足为轻重。李光涛特别指出，4月21日，关内外同时并急，而多尔衮之“乘虚直捣”更是势所必至，真所谓“东呼西应”“请亦来不请亦来”。吴三桂于此，“顾东不能顾西，御贼不能御虏”，于是乎世所谓之“吴三桂请清兵”，也就在这种委屈求全之下而实现了127。对山海关之战的意义，顾诚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是清廷统治者向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关于入关初年清廷的政策措施，不少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评述。王戎笙指出：清军入关后，战火从长城内外延烧到大江南北以至全国，满洲贵族所进行的战争，完全丧失了正义性，入关后的战争，是入关前掠夺战争的继续。与此同时，王戎笙也指出，在军事征服取得明显效果时，清廷随即采取措施，医治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主要是用怀柔政策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些措施在当时收到一定成效，到乾隆年间，满汉民族的差异缩小了，当年那种激烈的对抗消失了，虽然矛盾还存在，但民族间的和睦无疑是大大促进了。清初的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虽系长期研究的老问题，但仍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新的探讨。李洵在《论清初圈地、投充、逃人三事》指出，圈地是满洲贵族建立其初级封建制庄园的一种土地掠夺过程，它不但给内地社会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而且对于满洲各种势力本身，也并未得到什么实在好处，因为农奴制生产方式和内地的传统方式相距甚远，互不适应。而投充的大量实行，严重影响到国家赋役的征收，势必引起皇帝和贵族之间的权益冲突。投充和逃人两者都是清朝入关后圈占大量土地之后引起的劳动力争夺问题，是农奴制生产关系和内地发达的封建制生产关系间冲突的表现。
本文内容于 2008-3-13 22:05:06 被kdy27编辑 [点击查看灌水过滤后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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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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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急速之隼 在第3楼的发言：
孛尔只斤铁木真和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我们都能让他们成为民族英雄,那我们为什么要阻止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成为我们的大英雄呢?就因为成吉思汗吞并中国后又开拓了疆土——其实是开拓的蒙古帝国疆土,他难道是为中国开拓的?就因为满洲人霸占了我国后也开拓了疆土？满清是为我们而开拓了疆土吗？他是把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弄成满洲人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包围起来，免得我们东山再起。照这么说，日本开拓的疆土还更大呢，包括朝鲜和东南亚，我们要是不阻止日本来对大东亚汉字文化圈进行大一统，我们现在的版图会更大。到时候我们又会说，日本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倭族人活动的范围，所以中日战争是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