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战乱年代，中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和文化，但历史原本并未注定西晋是一个夭折的朝代。晋灭吴时期，中原地区已经有所恢复，而晋之国力、军力仍然镇压四方，周边诸国、诸族慑于中原积威，无人敢有异动。然而晋人自己的愚蠢却葬送了自己。
1、政权主掌者存在严重问题。晋武帝灭吴后即感觉良好，认为天下大定，四海平安，随即耽于享乐，不理政事，国家政权在建立初期的开创者期间即如此玩物丧志的，晋为第一。而更严重的是，其嗣子惠帝为低能儿，却仍因宗法原因被定为皇位继承人，对于封建皇权制度这种行政运行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本身素质的行政组织体系而言，可想而知意味着什么。正如许多大臣当时即已经忧虑的，果不其然，低能的惠帝时期果然毁灭了刚刚统一的西晋。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2、恢复分封制度，诸王掌握国家武力。根据晋武帝自己的意见，他是认为曹魏灭亡是因为宗室诸王没有权力，以至于中央危局却无诸藩支持。坦率地说，这很可笑。在政治上从来就没有所谓“亲情”一说。而强势的诸藩扶持暗弱的中央，仅仅在东周早期，周王室尚有一定力量的时候才存在。而后诸强藩的发展更是周王朝结束的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或者已经久远，但西汉初年吴楚七国之乱就在眼前，飘花确实很难理解武帝的想法为何如此幼稚。估计若是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怎么也不会犯下此等低级错误。而后西晋果然毁于宗室的八王之乱，而东晋的灭亡也与宗室难逃干系！
3、《晋书•山涛传》记载：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猋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这段记载冷静地指出了西晋崩溃的最根本原因——裁汰武备。一个大国，竟然因为所谓的“和平局面”放弃武装。中央政权立刻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制裁手段。而如果不是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即便惠帝昏暗低能，即便诸王作乱，只要中央政权有武装力量存在，那么在能干的大臣的指挥管理下，即便不能迅速平定叛乱，凭借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至少能不至于祸乱过大，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王朝。然而，西晋开国的统治者就将这几个错误都犯了，其灭亡不速才真是有违天理！
之所以详述这些问题，是因为西晋当时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胡人内居。而此后为皇汉诟病的“五胡乱华”正是起源于此。
异族（主要是胡族）内迁始于西汉武帝。武帝雄才大略，征战四方，不仅要征服，还要同化。故而周边异族来降，多徙往内地与汉人杂居，或者是干脆设郡县，征发汉人前往混居，分散降胡部众，使之逐步汉化。这一方式实际上与武帝所提倡的“大一统”观念恰好符合，既无所谓民族性，实质上创建了多民族的庞大帝国。这一方针政策也被后来的东汉所继承。帝国的本质恰恰是将要将各民族熔炼为一，而事实上，这一目的至少也是部分达到了，如东汉末年的南匈奴、氐、羌等，俱都归属中央王朝统一治理之下，其部落性在数百年中消磨许多，对中原文明向心力逐渐增强。
但东汉末年的黄巾暴乱导致中原残破，尤其关中经董卓祸乱，人口锐减，原本人烟稠密的城乡十室九空。中原汉人不堪战乱，多有逃亡，除南下江左外，许多人逃亡至胡人所居的边地郡县，不仅使得胡人户口、实力增强，也使得胡人掌握了大量中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而同样由于战乱，骠悍的北方胡人显然是骑兵的最好兵员，如曹魏最负盛名的“虎豹骑”中，胡人的比例很高（南方的精锐山地步兵也同样是由蛮族充当）。而常年的胡汉杂居使得胡人基本使用汉人语文，双方生活习性也逐渐趋同。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然而，虽然胡族汉化已经成为普遍趋势，但仅仅数百年的时间并不足以完成彻底的融合，双方仍然有着实质上的区别，而中原汉人对北方诸胡的戒备心理依然严重。三国混战，各方战事激烈，人口、军队损失严重，急需户口补充，因此排胡论暂时止歇，但当西晋已经略有修养生息之时，仍然广纳诸胡部，即立为朝中大臣所批评。《晋书》记载，武帝太康元年时：
郭钦上书曰：戎狄强犷，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
元康九年，又有江统作《徙戎论》：其辞曰：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
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忲，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逷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其拓迹，谋及子孙者也。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之所以全篇引用《晋书•江统传》中的这部分记载，正是因为江作恰恰是当时汉族士大夫对异族不信任心态的共识。与汉代虽有排胡论却无人重视不同，西晋的排胡论却是实实在在的思想主流，原因何在？
汉武之时，正是汉家极盛，国力雄厚，人口众多，国民心态开放强盛，对于吸纳异族，显然丝毫无惧。且异族带来了良好的骑兵兵源和畜牧技术，对于加强汉军事力量和改进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将领和大臣甚至以有异族仆从、护卫为时尚。但东汉末年中原的战乱损失了太多的人口，相反，聚于边塞的胡族反而受损颇轻，由于中原空虚，匈奴、鲜卑、羯、氐、羌不断由塞外迁入中原内地。因此人口比例发生了重大改变，汉人不再占据绝对多数，而胡人由于得到大量的汉人加入，其实力急剧增长，当然对汉人士大夫的心理底线构成了严重威胁。
胡人内迁虽然令相当部分士大夫心怀忧虑，但出于各种局势的考虑，至少在西晋以前，根本就没有具体的处理办法。例如嘉平三年（251年），邓艾就指出了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甚至还提出对于杂居汉人的羌胡，应当逐步迁往塞外的提议。这一主张，便是日后《徙戎论》的雏形。但也正是邓艾本人，为了与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招抚了数万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出于战争时期的形势需要。而到西晋初年，由于官吏横暴，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终于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鲜卑秃发树机，氐齐万年为首的两次重大叛乱。而郭钦、江统的上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而要详细分析这“排胡论”，还是先应当将“五胡”的来源分析如下：
五胡指的是氐、羌、羯、匈奴、鲜卑，但实际上还应当加上巴蜀的棘人和南方散布的百越。
1、氐羌。氐人是中国相当古老的民族了。《诗经•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从战国到秦汉，氐人分布于甘肃东南地区及其邻近的陕西西南、四川西北。氐人部落繁多，各不统属，部分部落曾建立国家，但为汉武和曹魏先后破灭。汉武在氐人居地设汶山、武都两郡，并分徙氐人居酒泉。东汉末，曹操又前后徙武都氐人5万余出居扶风、天水。魏黄初元年（220）又有武都氐王杨仆率部内附，居汉阳郡。另有部分氐人不甘屈服曹魏，南投蜀汉。氐人主要从事农耕，亦畜养猪、牛、马、驴、骡等，板屋土墙，过定居生活。有自己的语言、习俗，自称为“盍稚”，因长期与汉人错居杂处，多会汉语。
羌族和氐族之间差别很难分析，目前多认为两者同源异派。《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显然此时已经出现氐族。目前占主流的意见认为，氐族形成单一民族﹐是部分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的状态下﹐因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以致其语言﹑经济﹑文化都发生汉化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氐人可以看作是汉化了的羌人。例如三国时著名武将吕布就是氐族出身。
而羌人则出身戎狄。相传商初羌人已向商朝称臣纳贡。殷甲骨卜辞中有“羌方”，是商西强国，常遭到商人的征讨。卜辞中有役使“羌”或“多羌”以及大量以“羌”为祭祀人牲的记载。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卜辞所说的“羌”是泛指商人俘获的西部各族人。商末，羌人曾参加灭商战争。但似乎后来又与周人发生战争。《国语•周语》载西周宣王时有“姜氏之戎”，与犬戎等共灭西周，杀幽王的即是其中的申戎（“姜”、“羌”二字古相通），其中部分被晋惠公招抚，其族人大多成为晋国在争霸战争中的重要兵源。部分延续到战国年间，称义渠之戎，为秦昭王所灭。这两部分都是早期融入华夏族的羌人部族。但居住在河湟地区的部分羌人仍处于早期氏族状态。汉初，匈奴势盛，羌人大部附属于匈奴，部分内迁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氏道(今甘肃西和西北)、羌道(今甘肃岷县南)。汉武帝刘彻辟河西四郡，切断了羌与匈奴的联系，并派军队进入湟中，设护羌校尉，总辖羌中事务。至东汉又在临羌至浩亹沿湟水屯田、移民垦种，且兴水利、修道路、缮城郭。自此，羌人与汉联系开始密切，出现汉化趋势。但因汉官吏多有横征暴敛，故羌人屡屡反叛，成为东汉王朝后期严重边患。羌人起义最后虽被镇压，但东汉王朝为此损耗大量财富、人力，为此征收的大量税负，是导致农民破产，爆发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而诸羌起义被平定后，不仅大量羌人被杀，更有许多因兵火破产，被迫成为部曲、佃户，更有许多被卖为奴婢，因而民族积怨颇深。而且诸羌叛乱的平定也仅仅是表面现象，从东汉末年一直到西晋初年，零星叛乱实际从未停歇过。
2、羯：与氐人、羌人不同，具有深目﹑高鼻﹑多须特点的羯人与华夏族之间没有血缘联系，也不属于一个族群。羯人早期历史不可考，有的认为其属于入塞匈奴19种中羌渠之后裔(早期历史记载)，有的说是西域胡人一支（唐长孺），有的又认为与小月氏有血缘联系（陈寅恪），今天考证，其与中亚康居人之间应有密切联系，或者是康居人统治下的索戈迪亚娜人，或者就是康居人(羌渠)。入塞后的羯人仍然保留着部落组织主要从事农业﹐生活贫困。由于其主要活动在十六国时期，故情况后叙。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3、鲜卑。鲜卑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民族，其在先秦时代已活动于大兴安岭中部与北部，似乎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有承继关系，其语言、习俗与乌桓类似，或可能与乌桓有较密切的血缘关系或干脆即与乌桓实为一族两分，类似氐羌之间的关系。秦、西汉时期，鲜卑臣服于匈奴，为匈奴诸部下之一部。汉武帝大败匈奴，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鲜卑人随即南迁乌桓故地饶乐水，一部分则南迁至大泽。东汉初，乌桓内迁，鲜卑又继续南迁到五郡塞外，曾试图进袭汉朝边塞，但于建武21年为汉辽东太守祭彤大败，自此绝了进袭汉朝的念头，转为汉朝附庸。东汉数次远征北匈奴，鲜卑首领审时度势，全部大力支援。北匈奴为汉军大破，惨败之余被迫举族西迁，汉军因无法在草原长期驻留，故鲜卑进驻，并其余众，势力渐盛。东汉桓帝时,鲜卑人在其首领檀石槐领导下首次形成举族团结，制定了法令,发展了农牧、狩猎、捕鱼等业，并在仇水(今河北怀来)建立行政中心，自分其地为三:右北平以东为东部；右北平以西为中部；上谷以西为西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任用汉人，制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其势力“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尽有匈奴故地，并曾一度击败汉边军。但檀石槐死后，诸部联合瓦解，其南下侵扰活动一再为汉边军击败，尤其公孙瓒所部，对乌桓、鲜卑等部屡屡屠杀灭族。鲜卑自身又因分裂为步度根、轲比能等部，实力大为削弱，侵扰逐步停止。鲜卑分裂各部中轲比能部势力最大。袁绍割据河北时，政令严苛，当地居民因此多有逃亡轲比能部落者，轲比能部汉化速度颇快，更因这些人带来的先进生产经验逐渐强盛。但其势力仍无法与中原对抗，故归附于曹魏。但鲜卑强盛后再次试图侵犯魏国边塞，但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雄遣刺客刺杀柯比能后，鲜卑再次分裂，直至西晋时再次内迁。
4、匈奴。前文已经追述过匈奴的起源，此处继续叙述一下匈奴在西晋前的发展历程。
在北匈奴走向衰落时，南匈奴由于得到东汉的支持，接纳了北匈奴部分降众，故史称其“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六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然而，此时的南匈奴虽表面实力强盛，内部的危机却也在逐步加深，其贵族为争夺单于之位彼此攻杀不休。而东汉朝廷从中挑动，获取了大量利益，也因此引发了相当部分匈奴部众的不满，因此多次发动反汉的暴动，但大多被镇压。
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横扫天下，各地豪强拥兵自重，时南匈奴为羌渠单于在位，东汉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令左贤王将兵出征。匈奴诸部恐单于“发兵无已”，右部落遂与屠各部联合，杀羌渠。子右贤王於扶罗立，其本欲谋求东汉政权扶助，却因时局变幻，被迫率数千骑与白波军合攻河南、太原。后又卷入袁绍和袁术等的割据战争之中。公元194年，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继为单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据传刘豹即是4世纪初年建立“汉”国的刘渊之父。
呼厨泉是南匈奴最后的一位单于，其在位时屡遭鲜卑袭击。公元216年，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势力，分其众为5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但其部落结构仍基本保存，成为后来起兵的主要依托。
5、棘人。棘人来源不能完全确认，但相当部分学者考证其与古蜀人、古巴人有一定关系，三国时期巴人分支的都掌蛮很可能就是棘人的别称，或者与棘人有密切关联。但可以确认的是，棘人在三国时期在蜀国治下，并曾为蜀国提供了大量的山地步兵。蜀汉亡后，棘人回复原有生活状态，或许因棘人等蜀地诸蛮族在蜀国诸葛亮治下曾获得大量权利，生产、生活有极大进步，因此棘人始终拒绝归降西晋，屡屡叛乱，令西晋在蜀地的行政官员颇为头疼。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以上即是西晋初年的几个主要“异族”的基本情况。显然，几个主要的“异族”已经基本接受了中原主体民族的统治，但其自身民族的特征并未完全消除，除了南方的棘人有特殊性外，北方的几个异族都归于西晋的管理统治下，但并非没有民族间矛盾。一方面承认中原王朝的管理统治，一方面又存在矛盾，原因何在？不可否认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确实存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导致的生活习性的不同，但是对于南匈奴、氐这样已经半农耕、半游牧，基本形成定居的，已经长期汉化的异族来说，显然这种生活习性的不同不可能是主要矛盾的根源，那么，只能确认，主要问题确实出在中原王朝派往边疆的官吏身上。
史家公认，西晋建立初期，由于重新统一了天下，社会渐趋安定，经济有所恢复，社会矛盾略有缓和，但与曹魏、蜀汉不同，司马氏作为叛逆执掌政权，完全依赖士族门阀集团的力量，缺乏威望，也缺乏曹操的改革精神，建立初期就已经腐败横行、残暴无道，因此，社会矛盾很快即再次激化，而各异族进入中原本就原因复杂，既有中原人口因战乱严重损失，出现大量空白形成的自动填充，也有统治者为了增加人口和军事力量的主动迁移。但无论如何，迁移人口都是比较复杂而困难的，尤其在古代迁移，必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大损失。被迁移者绝大部分并不情愿离开故土，而在迁移后如果非但不能得到休养生息，反而还要遭受残酷盘剥，则必定发生严重的暴动。西晋腐败的政治，正是导致大规模叛乱的根本原因。
叛乱的导火索是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即自元康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晋皇室诸王争夺中央朝权的内乱。因其代表人物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故称八王之乱。这场争夺中央政权的斗争。一开始不过是宫廷政变，但到后来，由于中央政权的软弱，各方势力纷纷登场，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百万大军混战。社会经济严重倒退，政治体系近乎分崩离析。此后一系列的事件和后果，无不与八王之乱有根本的关联。那么，八王之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飘花认为：八王之乱实际上反映了晋初两个基本矛盾。而八王之乱的根源，就在这两个基本矛盾中。
1、皇权和地方豪强门阀的矛盾。
这一矛盾自东汉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三国战乱恰恰就是这一矛盾的最集中体现。西晋虽然结束了三国战乱，但完全没有结束地方豪强宗族对地方实际掌控的局面。甚至司马氏自己就是从门阀发动叛乱篡逆了曹魏政权，而曹魏政权覆没的根源正是因为曹魏试图削弱、控制豪强门阀势力，而在司马氏篡逆的过程中，显然得到了其他豪强门阀势力的大力支持，如贾氏等显然是司马氏代魏的有力襄助。然而，当司马氏自身上台后发现，原本的助力正是其未来的潜在威胁。而这毫不奇怪，统治权不容分享。封建皇权制度要求的是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行政、组织必须自上而下无条件执行，而门阀制度则是封建制度的变种延续，其掌握地方政权，拥有私人武装，建立坞堡，私设部曲，隐匿逃户，收养死士，各霸一方，不仅使得中央皇权对地方的控制无法实现，而且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税收主要来自农业税和人头税），对中央封建皇权的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和挑战。西晋初年，武帝等对门阀采取的是打拉结合的方针，但是武帝本人在平吴之后不思进取，耽于享乐，并未对门阀势力采取进一步措施。而诸门阀虽慑于中央政权平吴余威，但暗地动作并不少。八王之乱中，所有的起事藩王都得到了门阀势力的各种支持，这些门阀从直接的角度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族选择代理人，为今后争取政治、经济利益；从间接的角度说，是为了摧毁皇权的权威性。皇权的权威一旦被摧毁，则能取代的就只能是拥有强大势力的门阀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2、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权和皇位继承人选择的矛盾
中国的宗法制度严格规定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确实有利于保证宗法社会的结构稳定性。然而秦代以后，实行的是专制皇权制度，而非旧有的封建制度。之所以周代以前无法形成专制皇权制度这样的高度集权，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无法支持这样的行政制度，无法支持构成这样行政制度的统治集团，因此，分封制就是必须的。而秦汉以来，生产力的发展构建了能够中央集权的统治阶层，因此，才会出现了秦代行政体系的伟大变革。然而，专制皇权制度对于集权制度的领袖个人资质有着相当的要求。缺乏个人资质的领袖很难形成稳定、协调运转的行政体系。凡而极易因无法正常控制权力而引发内部矛盾，造成持续的政局混乱。然而西晋武帝的选择充分暴露了一个封建皇权制度的根本缺陷——专制集权的高度发展，导致君主一人的命令就足以强制通行，即便其明显危害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却无人能够阻止。其结果就是，西晋由一个白痴接掌了最高权力，事实上，这权力也就相当于空缺，等待有能者争夺了。而“八王之乱”中的诸王恰恰处在一个有能力争夺的合适位置上，如此天下，不乱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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