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汉奸--周佛海之变

中国的抗战，说是打了八年。但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应该是十几个年头。在这如血如泣的漫长岁月里，为了救亡图存，从黑山白水到南疆边陲，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无数好男儿横刀立马，奋勇杀敌，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杨靖宇、张自忠等一个个鲜活的名字跃然纸上，至今还被人们敬仰与缅怀。与英雄们感人业迹相对照的是，还有不少民族败类数典忘祖，在国破家亡之时卖身求荣，认贼作父，邪恶的灵魂与丑陋的嘴脸暴露无遗，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英雄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光映日月；败类被无情地卷进了肮脏的垃圾堆，警示后人。而有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大大小小的汉奸们，不忘记他们不是为了原谅他们，而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异的怪胎，在扭曲人格的支配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的。更为了启示现在的我们，子子孙孙顶天立地，真正做一个有血性的大写中国人！

周佛海名声很大，成名很早。翻开中共党史，他的名字赫然列入一大代表其中，说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实不为过。但他真正“如日中天”，还是因为当了汉奸。汪伪政府时期，他身兼数职，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等中枢要害于一身，与汪精卫、陈公博并列为“三巨头”， 民间流传有“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之说，可谓红极一时。而且此人有个最大特点，活学活用“士择明主而事，鸟择良枝而栖”的为人哲学，一生不断以背叛主人、结交新欢为荣，把变色龙的精彩表演示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假设放到现在的社会，周先生肯定是个很受欢迎的、很标准的职业经纪人，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哪里搬。只可惜，先生早生了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

周佛海一生共有三变，组合成了他的人生三部曲。第一次脱共投蒋，由愤青蜕化成了朋克，虽然背叛了自己的早年之志，但到底还具人形。第二次卖身做汉奸，由人变成了妖，仅有的一点做人的良心也让狼掏了去。第三次由汉奸摇身一变又一度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员”，落水狗变成了脱毛鸡，但变来变去还是逃不如来佛的手掌心，最后赤条条地显了原形而认罪伏法。

第一曲，高开低走，转变是为了求荣。周佛海是湖南沅陵人，光屁股之时的小名叫“周福海”，与“张有财”、“李富贵”这样的称呼无异，不折不扣山沟沟里走出的苦孩子。周命运的转折，也离不开立志求学的老路子。1917年，刚过20岁的他，有幸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至此找到了打开人生之门的钥匙。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杰辈出，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爱国的仁人志士。本来，周佛海可望与他们一样做出骇世之殊业而登堂入室，受到后人的推祟与敬仰。人生不是没有给他机会，但他却抛弃了这样的机会，并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到头来把自己亲手交给了魔鬼。

周在日本求学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把一束马列主义的光芒，照耀到了他的心窝窝里。他受到了启蒙，并憧憬不已，按捺不住那颗青春骚动的心。后来，他又接触到陈独秀等早期的共产党人，得到了进一步影响。当年的周佛海，怀着一腔热血，用“无懈”的笔名，相继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闪耀着火花的文章，为一项开天辟地的崭新事业而鼓与呼。1921年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里，留着学生式分头的周佛海出席了中共一大，在陈独秀之后被选举为副委员长。据说，在会议期间，周佛海曾与毛泽东同居一室，二人英雄相惜，夙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历史的机遇就是这样爱与人擦肩而过，如果当时的周佛海能看出曾与他打一起过地铺的人日后能执掌乾坤，那么一生善于钻营的他一定会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说不好他也会成为姜子牙、刘伯温之类的角色，因为辅佐有功而名垂青史。

周佛海为什么会弃中共而去？一种玩笑式的说法是因为他怕老婆。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如苏妲妃VS商纣王，吕后VS刘邦，杨贵妃VS李隆基，慈禧太后VS光绪皇帝，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也是这样的贤内助。

周在日本求学多年，历练得“胸中藏经书，腹中有甲兵”，后经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部长的戴季陶的引荐，于1924年回到了正处于革命火炉的广东，适逢第一次国共合作。周先是在国民党宣传部觅得秘书一职，后又到广东大学当上了兼职教授，一个人有两份不错的职业，收入很可观。而当时中共有个规定，就是在社会上任职的党员，要把自己的一部分薪水捐出来，无偿资助党的事业。周佛海是个怕老婆的好好男人，每月的工资都如数上缴给家里。等轮到缴党费的时候，就只好找老婆讨。而杨夫人对这种只出不进的事情很不满，就鼓动他脱离这个穷酸党，另行加入财大气粗的国民党。周本来就是个小气鬼，再加上老婆的话一句胜过一万句，就这样声明脱了党。从此不但与中共陌同路人，而且成为一个坚定不摇的反分子。说来也怪，周一生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对他年轻时信仰的极度仇视。

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周佛海脱党决不是为了几块现大洋那样简单。深层次的分析一下，当初周对共产理想的热衷只不过是出自于一个年轻人的热情与好奇，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模糊，他也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热恋期一过，他的激情也就一下子潮起潮落，化解于无形了。更重要的是，中共那时还处于萌芽期，没有什么征兆显示它日后能够发展壮大。而当时的国民党却呼之欲出，渐显王者之相。周佛海是个聪明人，小算盘打得很精明。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他也就义无反顾地一路投奔到蒋某人的怀抱里去了。从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角度来看，周佛海的这次跳槽是相当成功的，毕竟从一个还处在组建创业期的不知名的民营企业，一步跨入到了国家控股的垄断集团公司，由一文不名的草根变成了扎领带的高级白领，收获多多。

党派之争，仍属内部之争，站在民族的大立场上看，周佛海为了个人往上爬，他的这种变节行为还是可以原谅的，就放他一马吧。

第二曲，群魔乱舞，叛变是为了投机。周的投蒋之旅并非一帆风顺，先是他怀里揣着戴季陶的推荐信，去武汉去面见蒋介石。但天不作美，因蒋不在武汉而没有如意。接着在第二年，老蒋搞了“四一二”政变后，随即宁汉分流，武汉的政治空气中骤然掀起了一股反蒋浪潮。如坐针毡的周佛海当即离开武汉，转路上海去追寻心目中的“圣主”蒋某人。而这一去，中途差点丢了自己的小命。周在上海码头下船刚上岸，就因被疑心为赤化进步分子，让法租界的巡捕们一路捉将进去，在大牢中整整关押了十四天。还是他的老婆在外面奔走呼号，四处打点，惊动了老蒋，才被营救出去送往南京。周到南京后，被一纸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做起了禁军教头。可惜好景不长，不久老蒋被逼下野。主子挪了窝，周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主心骨，不好在位子上继续呆下去，索性也挂了冠，一路扬长而去。

不是一番寒窗苦，那得梅花扑鼻香。没过多长时间，胡汉三又回来了，老蒋峰回路转，再执牛耳。登朝坐殿，论功行赏，念其周佛海的赤胆忠心和一路追随之苦，自是恩爱有加。从此，周佛海也否极泰来，从1927年到1939年间，逐渐被蒋介石视为可以信赖的属下和参谋，号称“文胆”之一挤进了智囊团，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一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担任过蒋的侍从室副主任和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如果不是抗战爆发，周佛海完全可以有滋有味地把官职越坐越大。生死存亡之际，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更能彻底反映出了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有的人，舍生取义，血溅七步也要显出亮剑精神。有的人，未战先怯，一枪不鸣就先乖乖做了俘虏。显然，周佛海属于卑劣的后者。

全民抗战风起云涌之时，各色人等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在动荡的大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神通和伎俩。各种势力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在组合中分解，在分解中整合，重新进行一次大洗牌，演绎了一场场让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和闹剧。从一开始，周佛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亡国论”者，因为他背后没有长骨头。日本法西斯的一进猖獗，让他吓破了胆，走了六神。我们的军队不行！我们的城市被攻占了！我们的大半个国土沦陷了！总之，积弱积贫的中国，一盘散沙的中国，又怎能与开足了马力、武装到牙齿的大日本帝国相抗衡呢？这不等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么？无谓的抵抗明摆着是飞蛾扑火么？还是早点被奴化吧，夹起尾巴做奴才，去为创建“大东亚共荣圈”去邀功献媚吧，再晚一点就搭不上末班车了。很多人与周佛海一样，就是在这种念头的支配下，铁了心去做汉奸。他们是悲观的，他们是颓废的，他们散布的是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而〈论持久战〉不是人人都能写出来的，在一片黑暗中能敏锐地捕捉到胜利的曙光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沧海横流的英雄与摇摆不定的浮萍的截然区别，就在这么一点不同上。

周佛海本来与汪精卫是有过节的，当初他为了追蒋而贬汪。早在1925年秋，周佛海为了向蒋表明自己的心迹，搞了一份《反汪反共声明》，对当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自居的汪精卫进行攻击。汪精卫闻讯后十分气愤地说:“周佛海真不是个东西，个人品质不好。他以前参加共产党，现在又宣布脱党。其实脱党也没有关系，他却又大骂起共产党来了。这种人怎么能跟他交朋友。”周佛海马上以牙还牙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党员，却要去做共产党的工具，甘愿被共产党利用，攻击国民党，攻击蒋先生，是个不折不扣吃里扒外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以后怎么能够和他共事，应该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他开除出国民党。”周最后还很精彩地总结说汪精卫是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的官僚政客，真是一语中的，画龙点睛。

看看，两人相互揭对方的老底，比泼妇骂街也强不了多少。有道是，不打不相识，他们绝不会想到10年以后，一对活冤家为了反共反蒋投日，为了一已私利出卖祖宗，还会志同道合，还会臭味相投，还会握手言欢，还会一根绳上绑两个蚱蜢。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卖国目的，才走到一起来，周佛海与汪精卫，化敌为友，同流合污了，从此被贴上了头号汉奸人物鲜明标签。

话说1938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通过暗箱操作，派人与日本秘密签订所谓的“重光堂密约”。1938年12月，周佛海追随汪精卫从昆明一路叛逃到越南河内，从此踏上了汉奸卖国贼的不归之路。历史的定论是，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主要组织者。周佛海发挥曾留学日本会讲日语的专业特长，而且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的自身优势，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二人一唱一合，那边汪精卫刚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臭名昭著的广播演说，这边作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就遥相呼应，立即发表《回忆与前瞻》热帖，共同的论调是说中国抗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战刀，立地成奸。

而且，现在有人考证，在促使汪精卫叛国的过程中，周佛海是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的。在叛逃前夕，汪曾思前想后，左右为难，一度痛苦着，一度彷徨者。这使周佛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并大为恼火，说汪精卫“无一定主张”，优柔寡断，缺乏领袖气质，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为此，掌握汪精卫性格的周佛海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在汪又想打退堂鼓之时，周故意对汪说一切听他自决，不干也罢。其结果是，物极必反，用激将法迫使汪最终下了最后的决心。

汪精卫叛国，也许还能为自己找到长期受蒋某人挤压打击，不甘忍气吞声和不堪寄人篱下的个人开脱理由，他和蒋毕竟存在着政见相左和领袖地位之争。周佛海呢，他连这点可怜的理由都找不到，蒋一向对他恩爱有加，一路提携，是他的再造父母。对汪精卫叛国，蒋可能有所预料，对周佛海叛国，蒋可能想不到。国人人性上的善于钻营、实用主义至上的特点，在周佛海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周的如意算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坚持抗战是一条道走到黑，做人就要敢于弃暗投明，敢为天下先，晚当汉奸不如早当汉奸，还能成为开国元老，何乐而不为呢？周大言不惭地为自已正名说汪精卫待他如“国士”，所以自己要做到“士为知已者死”。从这方面，他更下流，更卑鄙，更无耻。

1940年3月，群丑毕至，粉墨登场，汪伪政权建立了。周佛海欢天喜地，在日记中自吹自擂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第三曲，曲终人散，蜕变是为了自保。周佛海当汉奸后，名义上居陈公博之后为三号首脑人物，但实际上权力很大，在汪伪政权中一度呼风唤雨。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因为转眼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用周佛海自己的话说，他有两个没有预料到:一个是万万没料到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会停止进攻;二是万万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日本向英美开战，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自不量力的结果，不管周佛海的事。关键的是周佛海的第一个没想到，就是替日本人可惜，对华战争没有实行全国总动员，没有集中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卖国能卖到这个份上，还能让我等后辈说什么好呢？只能说日本人没有慧眼识英雄，没有请周佛海当帝国的战略指挥大本营的总参谋长，要不然中国早就亡国了。其实，周佛海临死都不会想到，就是还有许多中国人不会象他那样卖国做奴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决心。

眼看日本败象渐显，聪明的周佛海就又施展善变的本能，早早地为自已寻找日后的后路了，他又向故主伸出了橄榄枝，想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一种说法是重庆的戴笠策反了他，另一种说法是周主动找人到重庆接洽的。总之，周佛海在特殊时期又成了“地下党员”，设立了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日军的重要情报，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双面人物。他这样做是良心发现么？我看不是。

日本投降后，周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上海、杭州一带的伪军“维持治安”， 很好地完成了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抗战胜利后，周先是被送到重庆软禁，蒋是有意对他这个“功臣”保护起来的。但群众不答应，迫于压力，周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接受人民公审，被南京最高法院判决为死刑。这个时候，蒋站了出来，说周在抗战时还是“反水”立过功的，网开一面对他进行了特赦。蒋曾赦免过两个大人物，一个是对张学良的特赦，其结里是从“有期”变成了“无期”，下场很惨。另一个就是对周的特赦了，这一次是真心实意的。个中的奥妙，值得我们品味。

周佛海虽然被人赦免了，但阎王却向他追债。在上海的老虎桥监狱，他不久就得了重病，肌肉销尽，形销骨立，痛苦不堪。1948年12月，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早年他在上海投身于自己的理想，最后还是在这个地方油尽灯枯，转了一百八度的大圈子，还是在这里划上句话。

周一生两大爱好，一是爱财，敢把别人的捐款私吞了；二是爱女人，因为包养戏子而闹得沸沸扬扬。这都是小节，可以原谅，是男人都这样，特别这是成功男人的不二选择。但做人是有底线的，越过了这个底线是会引起人神共愤的。象周佛海，一辈子机关算尽，还是小命不保。老蒋一辈子可能做了很多错事，只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坚持了抗战，还是能赢得后人的肯定与尊敬的。要说周佛海有什么值得夸奖的地方，一个是长相英俊，另一个就是诗文很好，“春来无酒也微酣， 绿树苍烟映碧岚。 忽见桃花羞欲笑， 心随流水到江南。”这首诗，写得有鼻子有眼很生动，就是周佛海所作。蒋介石有两个“文胆”，同样是文人，周佛海不如陈布雷有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