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书引发中国的大屠杀(转帖)

鲜为人知：日本学者的书引起中国大屠杀

----《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

摘要：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了明末清初一场人类惨剧，清军屠杀十日，80万人死亡，而数百年后的日本在南京用热兵器屠杀数日，死亡不到30万。《扬州十日记》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历史价值，当年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扬州十日记》，被掩盖的震惊惨剧被揭露，让当时很多汉族人对满清充满仇恨，也导致了清朝和平退位后，革命党对满族在全国报复性大屠杀三日。本文先给出支持《扬州十日记》的资料，再进行反驳，结论是，《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意图是瓦解和分裂中国。不仅《扬州十日记》是伪造的，而且汇集明朝末期野史的《明季南略》也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以支持扬州大屠杀的谎言。因此，特写此文澄清事实真相。

一。网上流传的支持扬州大屠杀的史料

揚州十日記 明·王秀楚

西元1644年，清兵在多鐸的率領下，分兵亳州、徐州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迅速佔領了徐州、亳州、盱眙，並乘勢下淮安，奪泗州，渡淮河。四月十九日，明將許定國引多鐸師至揚州，揚州被清國水陸各路重圍。守將史可法統率軍民，堅守弧城，同時，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應，揚城告急，四月二十一日，明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形勢更為危急。史可法等堅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終因彈盡糧絕，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在多鐸百般的誘降時，史可法斬釘截鐵地說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態不可屈！”結果被慘遭殺害。史可法的部下在這種情形下，仍率余部繼續鏖戰，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清軍佔領揚州後，縱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記》就是這段歷史的忠實記錄，是清兵屠殺中原人民的罪惡見證，它永遠地將野蠻和罪惡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且看經過屠殺的這片土地上的血淋淋的場景：“..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屍..”整個文本採取雜記形式，筆者自身亦被記錄于筆端，和歷史事件整個地融為一體，在文體上有些近似于筆記小說。在當時看來，則有似是“新聞”。所有這些，似乎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不太相同，很難列入史地奇書之中。事實上，這種形式的靈活性並沒有影響到所記事實的客觀性，相反，這樣慘無人道的殺戮，由於是筆者的親聞目睹，更增加了它的真實性、可靠性，亦即歷史性。全文就像是一部目擊記。正因為此，《揚州十日記》才成為史地著述中的一“奇”。

二。揭穿扬州大屠杀的谎言

(一)。《明季南略》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

计六奇（1622年—？），字用宾，江苏无锡兴道乡（今前洲、玉祁）人。家境清贫，二次乡试不中，康熙二年（1663年）后以教学为业，并开始撰写《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书。《明季北略》共二十四卷，记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努尔哈赤堀起东北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季南略》凡十六卷，上起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记述南明史略与郑成功事迹。《明季南略》与《北略》是同时期编写的，二书资料来源广泛，单是标明出处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记》、《江阴野史》等七十余种。清代抄本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1944年甲申年，郭沫若在重庆著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即大量参考《明季南略》与《明季北略》二书，要求中共高干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鼓吹扬州大屠杀的人说：《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这句话是伪造的，其中的“廿五日”和“屠杀甚惨”是伪造的，只有“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是真的。如此篡改历史，如果不检查原文，很容易被欺骗。

《明季南略》基本是野史的大杂烩。但如此详尽的野史里面，也没有说有扬州十日屠杀，而别有用

心者却冒充作者，伪造文章，足见扬州十日的论据有多么的单薄。其中，记录了扬州破城时，一个目击者的叙述，战争过程很生动，但是，没有提他的家人或者邻里被屠杀的事。在明朝遗民手抄本的野史中没有所谓的扬州十日，在明朝遗民另一个遗民谈迁手抄本历史《国榷》中也没有所谓的扬州屠杀。注意，这里说的是手抄本，也就是说，这些资料清朝没有碰过，是纯洁的。

谈迁（1593年─1657年），明清史学家。明诸生。浙江海宁枣林（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为生。谈迁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撰写《国榷》，至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仍陆续修订。清顺治二年（1645年），又续订明崇祯、弘光两朝史事。顺治四年（1647），全稿遭窃，又发愤重写，新写《国榷》共一百零四卷，五百万字，内容比原书更精彩。其著作尚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等。

(二)。 笔记小说 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清·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安徽桐城人，人称为南山先生。桐城派文学家之一，著有《南山集》，四十五年举应天试，四十八年，中进士第一，殿试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 “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 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同族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时刊行传世。

《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赞颂史可法守卫扬州、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并对清兵在扬州城破后屠城七日的罪行加以揭露。 但是，戴名世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史可法是宁死不屈，但要说他有什么英雄气概就夸张了。扬州是历史上有名的坚城，可是，清朝进攻一天不到就陷落了，不是七天，也不是十日。同时期的其他小城却可以坚守83天。而且，他手下将领大批投降，史可法自杀竟然不成，清兵入城，他又大喊“我是史可法”，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实在有做秀的嫌疑。有人问，有用自己姓名做秀的么？当然有，所谓人各有志，人的医生，有人为钱，有人为女人，有人为权力，也有人为名声。

退一步说，所谓的最有权威的《扬州十日记》，声称作者是亲身经历，也没说屠杀七日，而是五天，书中云“是日（破城后的第五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定……初二日（破城后第七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初三日，出示放赈。”因此，戴名世的“凡七日乃止”和《扬州十日记》相互矛盾。此外，这种“肆口游谈，倒置是非” 有明显倾向的人写的历史，可靠程度又有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南山集》案是震惊天下的大案子，但他的文章依然保存下来，甚至在光绪时代发行，而影响不大的《扬州十日记》为什么却在中国消失了呢？是真的消失了么？

(四)。吴嘉纪（1618年—1684年），江苏泰州人，诗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其生活近于贫苦的农民和盐民，他工诗善书，曾从事抗清的爱国文学活动。晚年隐居东淘（安丰古称）海滨，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社会矛盾。所居老屋，破败得难蔽风雨，自称“陋轩”。一千零九十一首诗歌结集即名《陋轩诗》，　曾被清廷列入禁毁书之列（见《清代禁毁书》）。吴嘉纪在《难妇行》、《挽鲍念斋》、《我昔五首效袁景文》、《过史可法相国墓》等诗中，描述了一批爱国妇女、爱国少年、爱国将士的形象。妻子是王睿，是女词人。

《扬州十日记》的80万已经被证明是谣言，吴嘉纪的冷兵器时代，几乎没什么抵抗的扬州，却杀了一百四十万。热兵器时代，日本南京大屠杀才不到30万。吴嘉纪造谣太离谱了，难怪《明季南略》没有收录。宣传扬州屠城的有心人，也觉得这个数字太吓人，因此，只引用了《过兵行》，而不敢提他的《李家娘》。实际上，吴嘉纪的诗，应该算文学作品，连野史的价值都不如，有人却把文学作品当

作历史证据。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的诗词被列为禁书，却得以流传下来，明朝遗民修的《明季

南略》等书也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单单《扬州十日记》在中国消失，后由革命党人从日本带回中国的呢？《扬州十日记》是真的在中国消失了？还是日本人伪造的，再传入中国?

四。史可法做秀，《扬州十日记》是伪书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杀后，他世袭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在位2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败，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今河南开封），溧阳侯史崇第49世裔孙。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9年），随卢象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

清朝将领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直趋扬州，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四月初五日，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三日清军至泗州（今安徽泗县），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拒绝。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

扬州战役，史可法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关于史可法，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他指挥错乱，无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为一个武将自刎怎么会不死？难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么？如果是这样，他的目的达到了。后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会做秀，亲自给史可法题词，以拉拢儒教信徒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继续作秀，历史就象是一个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高杰部官军在其子兴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总兵李成栋等带领下先后降清；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东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仰等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往海上。这时南京已经陷落，清固山额真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何况还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而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这五藩下的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都拥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为清廷征战时往往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实在很五奈，如果崇祯当年不顾儒教大臣的反对，如南宋的高宗一样南下，明朝不会败亡的如此之快。

也因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将，明清易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个，所谓满族入关的屠杀，说来说去就扬州，江阴，嘉定，这些屠杀大部分是汉人自己干的。至于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上说的杀80万，完全是谎言，因为扬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辨误 ”等书驳斥，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清朝修的正史和著名明朝遗民私人写的手抄本历史，比如谈迁的《国榷》，都没有提到“扬州十日”。扬州根本没有什么顽强的抵抗，大批军兵投降，一天不到就破城，而且，清朝军队还有下一个更最重要的进攻目标南京，为了一统中国，清朝根本没理由没必要搞所谓的大屠杀。

五。《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

(一)。明末清初，扬州有王秀楚这个人存在么？

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为什么大量的南明史料没有他生死年月日记载？

王秀楚，明末清初扬州人，曾任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作者。“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 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尚书》、《左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汉书》、《水经》、《大唐西域记》、《资治通鉴》、《百夷传》与《扬州十日记》被评为“史地十大奇书”。

(二)。《扬州十日记》为什么是革命党从日本带回来的？上述的种种禁书禁诗，为什么没有在清朝失传？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这是一本仅八千字不到的小书；但此书长期被清廷禁止无法流通，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扬州十日”事件才广为世人所知，陈天华在《狮子吼》写道：“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可说是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舆论准备。《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书籍如：《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等皆予引用。

(三)。1894年，日本人帮我们“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1894年

6月11日——清军指挥官叶志超不战而走，致使日本军队占领平壤。

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开始。

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即今日中国国民党之前身)

(四)。日本学者：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

先介绍一个有趣的香港民间习俗：斩鸡头

斩鸡头又叫“烧黄纸”，是曾一度在香港流行的一种民间发毒誓的形式。仪式开始，诉讼双方跪在神案前，而对神像，点燃香烛，顶礼膜拜。然后，双方手执一张黄纸，上面写着赌咒誓言，他们高声吟诵誓言，“清心直说，并无虚言”、“若有戏言，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之类。接着，庙内执事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菜刀、砧板和雄鸡一只，一刀斩下鸡头，让鸡血洒在写有毒誓的黄纸上，再将黄纸焚烧，方为了结。　此俗起源于民间，后来法庭处理一些无头案时，利用民众愚昧的民俗心理，也采取这种形式，土洋结合，“斩鸡头，断疑案”。而且也偶有成功。1918年曾有两个大商人打钱债官司，双方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法庭调解多次不能化解，于是只好让他们到文武庙去“斩鸡头”。师爷、律师同时前去“监斩”。到了庙中，原告不肯先跪下发誓，被告也不肯跪下发誓，于是斩鸡头没斩成，回到法庭，法官因原告不肯先下跪发誓，说明他心虚、理亏，反判原告有罪，被告无罪。此案当时轰动了整个香港。此种裁决形式虽然已成为了历史，但将赌咒习俗搬上法庭也实为罕见。

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命党借机再铸国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纷纷而起。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 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全世界的民粹组织，如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哈马斯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不同只是模拜不同的神。 这样，经过明朝伪造“满江红”等的第一次神化高峰后，岳飞第二次走上神坛。 日本学者成功的挑拨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民族矛盾。你可以说日本人阴损，但是，如果你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你不能不由衷的赞叹，日本人的利害，不服气不行。 　

民国初年，鞑虏被驱除，当年的革命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没功夫接这个茬，岳飞再一次下岗。 后来日寇入侵，岳飞再次出山。“9。18”之后，周承忠，江苏嘉定人，文字学家。立马把岳飞之《吊古战场文》碑拓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的“河”，“山”二字摘出，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奇中有异于仁羲”中的“羲”下半截“我”字，配上岳飞图章，编成“还我河山”四字.

中国最伟大的人，无论文治武功，岳飞都派不上第一，这是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明白的道理，而日本学者却别有用心的制造出了这个神话。 由此推断，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扬州十日记》也最有可能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目的就是搞乱中国。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假如二战期间，德国不贸然进攻地大而寒冷的苏联，假如日本在大庆找到了石油而没有招惹美国，今天的中国相当大的土地将属于日本，至少日本在中国会有两个附属国。我没有任何贬低中国自己的抗日实力和成绩，但是，热兵器时代打的是钢铁，老蒋的不抵抗丢失东北，等于把中国的矿产和工业基地给了日本，而国民党后来制造子弹用的钢铁都要靠美国的进口帮助，国民党如此的基础要打败日本是可能的，但十分困难这本书在民国初年挑起了空前的种族仇恨，八旗子弟在全国范围内被大量被屠杀，其中有满族人，也有汉族人(汉八旗)，蒙古人(蒙八旗)。而当时，清朝刚刚宣布和平退位，全国兴的杀戮持续三天，才勉强被制止，最惨烈的是广州，长沙，武汉和西安。西方人写的毛泽东传，里面的描述是人头滚滚。这些曾经为中国开创国土1300万公里的将士们，就这样冤死于日本人的离间计。

(五)。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年7月孙中山回到日本东京，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其前身是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和广东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除此之外还有江浙光复会（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

黑龙会，日本军国主义组织，成立于1901年，解散于1945年。1901年2月23日，内田良平等人在原玄洋社基础上于东京组织成立黑龙会，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内田自任首任“主干”，聘头山满为顾问，创建会刊《黑龙》。早年目标是与俄国开战，霸占中国东三省，并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在此目标下，黑龙会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展开合作，图谋推翻中国清朝政府。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各派中国革命组织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日俄战争之后，黑龙会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先后发动或参与了对米骚动的镇压和关东大地震后对朝鲜侨民的屠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改组为大日本生产党，支持军部，鼓吹战争。1934年，内田良平因卷入昭和神圣会事件而被迫淡出黑龙会，改由头山满主持黑龙会。二战结束后，被定义为极端右翼组织，而于1945年9月13日遭美国占领当局取缔。

六。《扬州十日记》错误百出

最致命的错误是，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说，“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是，史可法当时并未到白洋河。应延吉《青磷屑》卷下。

“扬州十日”被清兵屠杀八十万人的由来，此说极不可信。《明季南略》卷三云：“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根本没有八十万。据《〈扬州十日记〉证讹》》作者考证，扬州城当时人口不会超过十万人（作者罗列详细的数据和图表）；吴子辉著《扬州建置笔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有专门介绍历代扬州府县人口的篇目，其中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扬州各州县的总人口为８１万人，当时扬州所辖州县十座。明末扬州城池不大，容纳不下８０万人。

结合《扬州府志》所刊扬州府城池图，复制当时扬州府城池的示意虚线内为旧称宋大城处，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约10里， 计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按照正方形进行计算，其结果是：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图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7平方米，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减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扬州府领属三州七县，它们是高邮州、泰州，通州，江都县，仪真县、泰兴县、宝应县、兴化县、如皋县、海门县。县附府治扬州府和江都县在同一境内。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的编户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变化都不大。无论整个扬州府还是江都县一县的编户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基本是在1：5这个数字上下浮动。这和我国的多数比较发达地区编户丁口人数的比例基本一致。

万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内，扬州全府丁口减少约42万人。万历以来，灾祸频仍，崇祯以来，战乱加剧，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减少是必然的。由于扬州府衙始终和江都县在同一处，就人口数字而言，府县为一。从江都县一县的登记来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时期的丁口数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于成化、嘉靖二朝。约减少了三万左右。

百年左右时间里，江都县减少人口约三万，扬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减少人口约42万。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共十个单位，平均起来，每个单位减少约四万人。江都县所减少的人口数字也是接近的。

自洪武以来，全府丁口最多时是万历六年(1578年)，也仅有81万余人。扬州府和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属除政府机构外，并不另有自己直辖编户丁口。就人口而言，府县为一，而江都县全部人口(包括郊外)从未达到过十万。

王秀楚在《记》中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曙杀，而扬州城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杀光，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更何况事实上不可能杀光。

《扬州十日记》一文自身的矛盾

（一）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因皇上“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遂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皇帝进讲六经。昭连在《啸亭杂录》卷二《启心郎》条记载说：“国初满臣不解汉语，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按即满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这都反映了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治，在语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难。1644年以前，清军虽曾数次入关，但停留时间都比较短暂，满汉语言障碍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进入江南地区，战事紧迫，没有学习汉语的条件，而且清军从未到过江南地区，江南（扬州）话比北方话更难于听懂，即便是讲汉语，用汉文的汉人，也不易听懂，更何况刚过淮河的清军。另外一方，即扬州人，多数人听北方话也会感到困难，时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间，不是仍然存在着互相听不懂的情况吗？，更何况清军讲的是“满语”呢！王氏却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听“满兵”讲话和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讲话情节。如“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王秀楚不仅能听懂满语，并且能和“满兵”相问答，现将这段话摘抄如下：

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饰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黄色，包括明黄、杏黄和金黄的衣物的，这里却是说是穿黄色衣服，岂非大谬）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

从这段流畅的对话中，怎能感觉到这是“满兵”用“满语”于江南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直接交谈呢！扬州人讲的话，不但清军将官可以听懂，“满卒”也听得懂。如记一“满卒”对其兄进行敲索时，其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又如在“满卒”污辱妇女时，被辱妇女说：“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将受辱时，他对“满卒”说：“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而这个从未到过江南地区的“满卒”对各类内容的扬州话都听得懂，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不一一例举。

此处须说明一点，《记》中所能讲汉语的“满兵将”系指满州旗之兵将而非汉军旗之兵将。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汉军旗兵将，同时《记》中多处明确写道：“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

（二） 扬州城破后，南明总兵刘肇基曾率兵进行巷战，史书不乏记载。而王秀楚根据自己的“目睹”记二十五日城破时情况是：“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指清军）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紧接着他从家中出来，又看见“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在硝烟弥漫、喊杀震天的战斗之际，清军竞携带妇女从容地走在城上，将士们挨户索钱，这是有悖情的。

按军事常识论，清军既夺取扬州，战役的目的已达到，自然应弹压保守之，而王氏在记叙五月初一的情形时，除描述了清军的抢杀外，并记有：“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县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记述初五日情形时，城内仍然是“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胜利之清军竞能容忍“兴平兵”和土匪之流任意进出府城，对其肆意抢掠也不闻不问，这也予情理不合。

（三） 王氏在其书中有三处提到清军将领，记叙亦颇详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记其兄之遭遇时云：“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动云负担，赏以千钱，仍付给令旗放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清军并非毫无军纪的野蛮之师。其二，在同一天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还些清军既是强盗--任意抢杀，又是菩萨--救贫赈灾，先当强盗，后做菩萨。以抢来的钱再施舍给原主。这样的记载不禁使人怀疑。其三，二十九日与他谈话的红衣青年将领，曾劝慰他“幸勿自毙”，还给他“几件衣服”和“金一锭”，当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饭后，就亲自将他带到一宅院，命人给他家烧鱼做饭，他吃饭后，还允许他把鱼和饭带走去喂受伤的哥哥。这又叫人怎么理解呢？

（四） 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记事中引用“满卒”话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这里不谈他何以能如此透彻的理解满语，就征朝鲜一事，史书记载颇详，后金（清）与朝鲜共发生战争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1627年）正月，由贝勒阿敏率兵远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这次是由清太宗亲征，两次征战，均无“掳妇女数万人”之事，即《李朝实录》也无此记载。且当时称“朝鲜”，不称高丽。

（五） 自古以来，兵火相连。扬州烈火，王氏屡屡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后，城中竟然还存有“督镇（史可法）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未受任何损失，供清军用它来赈济灾民。《记》中甚至还有这样记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说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昔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观此，给人印象是清军只在城外活动，只是在白天活动，夜晚竞无守城之兵，城外不知为谁家之天下，竞会有人在清军“屠杀”的时候，夜入城内送死。这哪里是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扬州城？

上述几点，仅举荦荦大端者，给观全文，矛盾重重，破绽百出，这样的记录，怎能成为严肃的史料？

《扬州十日记》是孤证。历史研究讲究“孤证”不为证，这和自然科学研究类似，要有可“重复性”。但是，中外史学家竟然集体失明，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这话应用到这里实在最合适不过了，太对了。丑化清朝，激化民族矛盾是外国人分裂中国的目标；而民国的国民党要讲究政治正确，更要宣扬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扬州十日记》这个文章被捧为经典，也就可以理解了。《扬州十日记》的错误实在太多了，远不止上面提到这些，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相信经过互连网真假文章洗礼的网友们，一定会发现《扬州十日记》伪造的有多么拙劣。

据说，《扬州十日记》幸好传到东邻日本，并得以保存，清末留日学生才在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于是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留日学生便埋头把它抄写下来，在东亚和南洋一带自费大量出版，然后冒死运回国内，散发给广大民众，使之成为革命的助产士。《扬州十日记》在经过漫长的沉寂之后，终于以新的价值和面貌重现于世。 自那以后，《扬州十日记》开始了它问世以来最为炫目的时期。光绪年间国内出版的《明季稗史汇编》，收录了包括《扬州十日记》在内的晚明史料十六种，也即《烈皇小识》、《嘉定屠城纪略》。这些史料成为革命党人的号角。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记载，《明季稗史汇编》版的《扬州十日记》，就有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尊闻阁刻本、民国二年（１９１３）中华图书馆影印本和商务印书馆印本等。《扬州十日记》的版本还有国学扶轮社的《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上海书店的《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西风社的英汉对照本，以及陈恒和书林的《扬州丛刻》本。晚清时代的《扬州十日记》，通常与邹容充满纳粹种族主义思想的《革命军》一道刊行，激发民众的反清情绪。

结论：《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如果这本书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其内容也被日本人篡改了，因为，数字夸大并不是主要问题，古代对军队人数和杀人数量没有什么精确的概念，经常夸大，什么百万雄兵，什么张献忠屠杀四川6亿人(六万万有奇)。《扬州十日记》的问题是来自对中国一直有野心的日本，其内容不符合事实的太多，比如，作者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说，“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是，史可法当时并未到白洋河。还有把当时的朝鲜称为高丽，这些足以证明日本人传过来的《扬州十日记》是伪书。日本人目的达到了，清朝退位，外蒙古独立，日本自己在南京进行了真实的大屠杀，却不认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犹太人被屠杀，人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和亚洲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可在西方却没几个人知道；郑成功在漳州大屠杀73万人，史料丰富，我们却没几个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