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原创]过年

伴随着飞舞的雪花，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新年——春节已经慢慢地走进我们，还有两个星期就要过年了。过年，还真是一件好事情。

很小的时候过年，期待的是能够吃上白面馍，还有那对于儿童来讲的数目不菲的、可以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压岁钱。一个男孩子盼望过年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能够开心的放鞭炮，并在大年初一早上捡拾鞭炮，然后在那几天的时间里比谁的炮多。家里过年买的鞭炮，尽管被父母早早的藏了起来，而且藏得很难找，可是仍然还是被调皮捣蛋的我找了出来，偷偷的拆开，摘下几个然后偷偷的尽量恢复原状，想尽办法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拿出去一放，立即就引来了众多小伙伴羡慕的眼光。受到刺激的他们也回到家里偷偷地找，慢慢的，就有了鲁迅先生笔下描述的那样：“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新年也一步步地靠近，起码氛围是被我们营造的足够了。

陕西的过年从腊月开始就慢慢地进入筹备阶段，扫房子、贴窗花、蒸花馍……关于这些活动民间都有顺口溜来订好那天做什么，可惜自己却忘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一年过年前，母亲告诉我“今年再不要你爷爷给你的一块钱，要就要他的银元”。原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勤劳的爷爷积攒了不少的银元，有一部分在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花完，1968年的时候，因为渭河一次大的水灾，将几十块银元存放在了我姑妈的家里，当我向爷爷提出来这个不是很过分的要求的时候，爷爷就笑眯眯的答应了我。偏偏那年腊月三十下午爷爷去了一次别人家的茅房（在农村经常这样），结果一个不小心，竟然把那一块银元掉在人家的茅房中，幸亏在那天晚上他及时发现，去找时发现银元安然无恙的在地上躺着。大年初一一大早，给爷爷奶奶磕了头，如愿以偿的拿到了现在我家里唯一的一块“现大洋”——“袁大头”，像电视上演的那样：用指甲轻轻地捏住一边，然后用嘴在另一边使劲一吹，“曾”的一声响。很是好玩，现在再一次将这一块“大洋”拿出来把玩，感受到的是一股暖暖的亲情，仿佛又一次看见了爷爷那笑弯了的双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爷爷奶奶也已经故去十年了，物是人非，亲情却始终不能被时光隔断。少年时的我哪里能感受到这些？“袁大头”好玩，却不能被我拿出去“流通”，所以兴奋劲一过，还是有一点懊悔：早知道不能花，还不如要一块钱去花过瘾呢。

当兵的第一年是在部队过的，年三十晚上吃的是速冻饺子，还没有吃饱。（这里不是说每个部队都吃不饱饺子，只是我们那一年因为没有弄好饺子馅，就买了速冻的水饺，谁知道我们饭量那么大，吃得太多了，结果买了230斤饺子，200个人吃，竟然没饱，怨谁？）所以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想法一下子就有了，除夕的晚上熄灯就寝以后，不争气的眼泪就无声的流了下来，又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也不能和家里通电话，不能及时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亲的情况。后来节日刚刚过去，父亲的信就来了，说在春节过得很好，见到了某某人，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看着信，又一次流了泪。还好如我在《坐火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当兵的第二个春节，我开始回家探亲，虽然时间很短，却终于能感受到那浓浓的亲情。

上班以后，由于自己是独生子女，加上刚上班那几年，从事的是烧锅炉向千家万户供暖的工作，锅炉只要运行，就必须要人来值班。为了我让我能够安心工作，父母在家早早的准备好了各种物品，专程上山和我过年，那时候单身，还好别的车间都放假了，所以他们上山还有地方住，这样子过了几年，成家以后，工作发生了变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可是由于工作需要，车间依然安排加班，每年春节，父母都还是上山来过，按照父亲的说法：过年，就是要以家人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过年！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对于过年的感觉慢慢地竟然有些淡漠了起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衣服也几乎挂满了衣橱。生活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收压岁钱的孩子变成了发压岁钱的大人。过年前早早的就给孩子买好了新衣服，自己的衣服是只要干净就能穿着过年了。女儿却对于过年十分期盼了起来，近几年她的爷爷每年都要给她买许多的摔炮，这种爆竹十分安全，我经常拿在手里捻响，每当这时，女儿就流露出很羡慕的样子。过年了，她也能吃到不少的各种各样的水果糖，对于她吃糖，我虽然极力反对却总因父亲的娇惯而无济于事。

新的一年马上到来，军团的聊天群也远不如平时那么活跃了。人们都要回家，去感受那浓浓的亲情，尽管寒风料峭，十六个省市普降大雪，可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一票难求的局面依然是思亲的人心头难以抹去的痛。不管路有多么遥远，多么艰险，总要回家，回到亲人身边，去过年！

值此春节即将到来之际，18向铁血的各位战友以及长城的各位战友致以节日的问候：祝贺大家新年好，万事如意，阖家欢乐，过个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