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 第五章 大展宏图 第九十三节 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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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岁末年初，时竹的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一堆的材料、报表需要撰写，耽误了小说的更新，对各位读者致以深刻的歉意，请大家充分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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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尾师团的覆灭虽然依旧对媒体保密，不过这个消息在中、日、英等各大国的上层人士之间却并不是一种秘密，只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一贯神通广大的记者这次却没有能够从某些“消息灵通人士”那里打探到足够充分、有力的消息。

国防军和新华社释放出来的消息是局部的、经过慎重处理的，消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无非是日军侵犯我领土主权，我军奋勇抵抗，誓死保卫……至于战果，有些时候抖出个20余人，有些时候又以“近百人”伤亡这样的模糊数字予以处理。

自然，对于这样一段丑事，日本方面也是不会大张旗鼓的宣传的，陆军虽然对海军系内阁的“软弱”表示藐视，但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也并不想把惨败的原因告知于民众。就是大正天皇本人，也是在事情发生10多个小时后，才被内大臣和首相告知以经过处理的、模棱两可的消息，出乎山本权兵卫的意料，即位不久的天皇听了消息后并没有什么惊讶和发怒的迹象，反而在安详中带有一丝平静。“朕知道了，海军打了败仗，陆军也吃了苦头，你们两家总算是扯平了……”

“扯平了？……”山本在努力思索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的时候，大正又接着说道：“朕知道你们互不服气，也知道你们相互争论，我不想追究什么，只是希望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民众还等着解释呢……”

“臣惶恐，有负陛下重托！”山本忙不迭的谢罪鞠躬，等他再度抬起头的时候，却已经发现，酷似公鸭叫的玉音放送已经结束了，“现人神”早就不知去向，山本苦笑着摇摇头，只能告辞了事——这和明治天皇实在差太远了！可是，在心里评论君主难道是一个臣子的所作所为么？想到这里，他只能再度摇头。

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他觐见之前，元老勋旧们早就已经在御前召开过会议了，大正不仅得到了事情原原本本的消息，甚至还听到了更多不利、不愉快、不舒服的传言，但是这个年轻人忍住了。不但忍住了还颇有耐心和风度的听取了这批老臣的意见。有要战的，有要和的，有要先和再战的，更有要先战再和的……种种理由、事实，他聆听的一清二楚，此刻再来听山本这种注过水的汇报，当然能够无动于衷——简直是个笑话！山本刚才还诽谤大正，倘若换成是明治的性格，他这个首相今天晚上就当到头了，但就是大正，他才有雅量让老臣们争论，让首相说注水话——他微笑着，犹如看表演时的神情，最后，他只提了两个问题：“再战的话，陆军有把握一定能赢么？”、“再战的话，帝国的财政能负担么？”这两个问题问住了一干元老。对于第一个问题，萨摩派表示了怀疑，长州派却是一如既往的狂热。对于第二个问题，两派却都不吭声了，谁都清楚以日本的国力和现实财政情况已经无法再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倘若一定要坚持，那便只有政府财政破产，民众爆发动乱的前途，这个风险，元老们都哑口无言，推托道：“还是让内阁想办法吧。”

“内阁能有什么办法？”山本苦笑连连，今天上午，在他还没有进宫之前，藏相已经来向他诉苦了——大批外资银行持有的日元要求兑换为英镑、美元等外汇或黄金，大批商业银行的票据要求中央银行贴现，甚至不惜提高再贴现率，大量的国家债券、股票在市场上以不计成本的方式清空、抛光。想追究么？用不着，山本和大藏相闭着眼睛都知道是哪些人士在沽空日本，偏偏这些一个个都还得罪不起。被弄得焦头烂额的山本不由得想起谈判当中中国方面胸有成竹的回答：“日本的金融市场，乃至亚洲的金融市场会作出他们的决定的。如果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被迫停战，只能是对日本经济基础的损害。”现在形势很明了，财阀、有官方背景的列强经济代理机构已经在对日本发难了，如果任由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必将造成金融市场的深度动荡。而如果将这种消息广而告之的话，他山本自然不必说，下台是自然的，但日本的经济体系恐怕也就毁于一旦。

藏相虽然是财阀势力和金融寡头的总代表，但在心中毕竟还有一丝“忠君爱国”的影子，他劝导道：“首相大人，请容许我放肆的说一句，目前的金融局势和财政形势已经不能再支持战争了……如果我们现在收手，顶多是在货币市场和政府债务上输一笔，在目前欧战大战的环境中，还有弥补的可能。如果继续执著，哪怕打败了支那，也将因不堪重负而造成政府信用的最终破产。”

在回味这个提议时，山本耳畔仿佛又想起了中国代表的言语：“作为邻国，我们并不愿意看到日本经济崩溃，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以巩固和平……简单的说，就是一旦双方恢复和平关系，中国央行可以抛出一部分华元头寸来回购日元，引导市场情绪重新审视日元应有的地位与价值。当然，干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我们的要求是，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放弃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然后我们以这部分头寸作为基数，使日元汇率回升到战争以前的基础，甚至可以稍高一些。这样足以弥补日本因汇率变化而导致的外债余额突然放大的损失，也能适当减轻因战争动员而造成的一部分经济负担。至于另外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可以进行一揽子协议的谈判。”

山本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了解的，但对于这个交易的利益计算却并不明了，只能求助于藏相的能力。后者经过计算认为：“精确的数字是很难得到的，但大体上却可以计算一番。首先，如果以战前汇率为100的话，每回升1%政府所欠外债便可省下约120万日元，目前日元的贬值率超过25%，那么大约就是3000万元；其次，这些天来因为汇率变动，各主要金融机构都在进行外汇头寸交易，如果能有效巩固汇率，那么至少前面我们的损失可以挽回，这部分资金规模约在1100万日元之间；第三，如果大藏省采取逆向操作，利用目前的恐慌情绪大量吃进国债、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一旦汇率回升，这部分获益当在10%以上，以目前的市场规模计算，收益在2500万日元以上；第四，各种以日元为本币作为计算的对外投资同样可以得益于汇率回升，这部分补偿大约有2400万之数……总的说来，如果能恢复到战前汇率，日本可以挽回经济损失约9000万元。”

“这么多啊！”山本感慨了一下，“顶得上海军好几年的建设费了。”

藏相在心里严重鄙视一心只想建造军舰的首相，嘴上却说：“首相大人所言极是。”

“不过支那要求我们放弃庚子赔款，这部分需要损失多少？”

“清国的庚子赔款帝国政府可以得到的份额折合日元大概为9154万元，除去已经递解的部分，目前还剩余约8000余万，分49年付清，如果计算本息，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所得的收益基本平衡，甚至还略有盈余。”

“是么？”山本挠了挠头皮，“可是这种议案怎么才能在内阁那里通过呢？怎样才能取得陛下的谅解呢？”

“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支那军队并取得决定性战果，那么目前暂时下降的汇率是会回升的，这9000万损失肯定没有原先大。但是，战争的结果很难预测，即便胜利，我们也要先期再行投入3000万以上的军费，并没有决断的把握。”说到此处，藏相深深地向山本鞠了一躬，“汇率和资本收益不能单从金钱上衡量，如果我们能取得圆满的结果，第一个好处便是经济形势和金融危机得到控制，这远比9000万元重要的多。换而言之，军事上的挫折只不过是损失个把师团和一批老旧军舰，只要国本在，要想重建乃至制造更新、更好的战舰都不在话下；倘若在财政上遭到重创，帝国在短期内决然翻不了身，两边孰轻孰重，还请首相大人三思啊！”

对于陆军师团的重建，山本没有兴趣，但一听到建造更新、更好的战舰，山本就两眼放光。第二舰队损失了几艘旧军舰固然让人心疼，但如果以此为契机营建新舰，相信海军方面是会满意的——这是一个理由充足、论证有力的前提。非常好！

远在北京城的秦时竹也在和财政总长梁士诒商讨有关的细节。

“总统，您真的打算动用央行的力量帮助日本恢复汇率？”

“怎么，不乐意还是做不到？”秦时竹笑着反问道。

“很难说。从技术角度上说，肯定办得到，甚至我认为根本不用8000万，抛出5000万头寸就足以稳定市场了。”粱士诒回答道，“目前央行已经是远东金融市场的风向标了，只要我们大规模动手，肯定有人立马跟进。在代价上说，我们可以先期买入日本国债和股票等手法予以对冲，基本上也不会损失。”

“那就是不乐意喽？”

“我心里很矛盾。如果答应日本，那么庚子赔款那几千万元就不用付了，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可是反过来考虑，目前日本财政和金融正病得不轻，我们赔不赔这庚款只是小节，它们现在的窘境才是要命。趁你病，要你命才更是王道。何况我们即使帮助了日本，也不会减轻他们对我们的仇视，将来迟早还有一战，何苦现在帮助敌人输血呢？”

“燕孙兄，输血一词，妙啊！”

“总统莫开玩笑。”梁士诒仍然一脸郑重，“虽说我搞了半辈子的财政金融，但总统的手笔一时竟是看不懂。诚然，搞垮日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这反过来并不构成我们帮日本的原因。”

“燕孙兄过虑了，帮日本也是帮我们自己。”

“奈何？”

“原因有三点：其一，战争打到现在，日本支撑不下去，我们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体面的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何苦再死缠烂打呢？其二，倘若我们不帮日本，一旦日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些军阀、财阀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发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我们，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在欧战正酣，列强对于远东商品与服务需求极大，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工商发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燕孙兄是明白人，你看看现在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格，战前又是什么价格，中日两国难道有钱不赚，白白便宜他人？日本虽然工业基础强于我国，加工、生产、制造的水平也高于我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我们控制了原材料的价格，就可以从日本的利润当中割下一大块来。”

联想到近日政府提出的出口税递增改革案的情形，梁士诒恍然大悟，这不是现成的杰作么？“只是……”他喃喃地说，“日本方面肯就范么？”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秦时竹趁热打铁，“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基本是纯收益，只是大小问题，对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推动日本的有识之士来服务于这样一种大局。我想来想去，在目前两国政府处于军事对抗和外交僵局的当口，直接面对面的谈判恐怕很难快速妥协，唯有民间的力量，让一批我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日本财阀相接触，通过他们进而影响政界的举措。燕孙兄你算一个，辑之兄（周学熙）也是一个，如果有可能，最好能把季老也请上。”

“张总理他……”

“不碍事，不碍事……”秦时竹摆摆手，“我们和季老在政治理念上有不小的差异，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但在发展经济，振兴工商、奖掖实业方面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我相信他不会拆台。中国几大财团的总老板都出马，这事情就郑重了几分。到时候就请沈先生挂名做个团长，你挑几个得力人手配合就行。”

“如果沈老肯挂帅，那最好不过了。”梁士诒心想：“南张北周、关外辽阳”若是一起出手，这事情倒还真是那么回事，话同时说回来，如果这三大巨头出面还搞不定，那在东京的政治谈判代表基本也是搞不定。

“日本方面，沈先生已经先期联系了满铁。满铁和我们有过多年的合作，彼此了解程度较深，虽然满铁是属于陆军系的企业，但对于陆军的刺刀政策尤其是目前的窘境并不是完全支持的，有不少的怨言，埋汰他们是不懂经济、不懂政治、只懂厮杀的野蛮人，这便是我们彼此接近和谈话的基础。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和山本首相做做工作，只要事情办成，我们就在日本再定几艘运输舰，请山本首相和斋藤实海相多多关照。”说到这里，秦时竹笑笑，“外事工作不能小气，该到位的就一定要妥善到位。”

有了这么明确的指示，梁士诒踏实了很多，虽然现在东京谈得热火朝天，但这不等于取代大政治家、大资本家的地位嘛！不管怎么说，北京谈判却是把舵的。当然了，说是说沈麒昌挂帅、张謇、周学熙等人为主要代表，但这并不等于让他们亲自出面谈，他们只需要笼统地商定一下大政方针即可，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操作流程完全可以由东京人员代劳，外交部的干将，都是响当当的好好生、好学生啊……陆征祥的外交部里，可是有一大批毕业于欧美，接受过最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陆总长本人，则是袁世凯时代就相熟的旧人了，相信配合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从大总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梁士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袁世凯，人还是这批人——周学熙、陆征祥、包括他梁士诒，为什么事情就能够办的不一样呢？他尝试在袁世凯和秦时竹之间做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单纯论政治阴谋和官场伎俩，秦时竹远远不是对手，但老头子为什么一次次地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连性命都会送掉；从御下的角度而言，梁士诒也认为老头子的手法虽然不那么光明，但却分外有效——只有对手下分而治之、互相平衡，才能维护上位者的尊严和一言九鼎的声音，只是秦大总统好像不太喜欢手下拆台——手下拆他的台固然不行，手下之间相互拆台不行——谁要是和这条对着干，谁就没有好下场，在这里卖弄小聪明只能是个自取其辱的结果。这样的好处是，手下干得得心应手，坏处自然也是一样——总统大权放手，甚至在梁士诒眼中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可是，总统似乎并不在意，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营造这样一种结果。民主么？梁士诒不相信，不仅自己不相信，他坚持认为秦时竹也不相信。在中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谁相信民主，谁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要以为孙大炮口口声声将“民主”喊得震天响，他其实比谁都要来得独裁和专制。一阵清风吹来，梁士诒微笑着摇摇头，心想这是怎么了，尽想这些没用的东西，赶紧把总统交办的事情办好才是正道。

有些事情其实是不能猜测的，往往你猜测了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的预测，或者说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要挽救日本的汇率和金融体系，情况确实如秦时竹所说的那样，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对中国也是必要，但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却没有告诉梁士诒——没有和盘托出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一手，相反，却是为了更好地办成事情。因为，以当时人类的智慧，即使聪明如梁士诒，也很难理解这中间的奥秘。这个奥秘说穿了一文不值，其实就是汇率与生产力的关系。

诚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汇率都是和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汇率是货币的国际价格，生产力要得到体现，必然需要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决定货币内在价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其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汇率是生产力在货币领域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他的汇率指数（指相对指数，不是指绝对数值）就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他的汇率指数肯定不会高。个中的逻辑非常简单：生产力水平高＝制造能力强＝等于商品种类丰富、技术含量高＝等于富有市场竞争力、市场需求大，为了换取生产力水平高国家的商品，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只能千方百计地获取高水平国家的货币以便完成交换，而一旦对高水平国家货币的需求超过平衡点，就会推动该国货币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场就是汇率的上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需要制造2亿条裤子才能换回一家波音客机，如果以劳动时间来衡量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关系如果反过来推导，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在生产力水平一定期限内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汇率水平与商品竞争力成反比，高汇率容易窒息以该种货币作为本币计算的单位商品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汇率和生产力水平决不是等价的。前者只是后者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有可能真实，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决不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总体而言是一条上下波动频繁，长期平均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曲线，不能认为高汇率指数就等价于高生产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汇率能与生产力水平截然分开。比如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汇率就显得没有用处，一旦实行价格管制，汇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对应反射将很快失真。例如以秦时竹穿越前的世界为例子，在和平时期，美国本土是不可能生产廉价服装的，从汇率的角度来说那样远远不划算，本土2个美元可能连条裤腿都做不出来而如果进口2美元就可以买一条裤子了，但在战争时期，货币只有纸面上的意义，美国如果需要这种物资，不要说2美元，让他用20美元自己造一条裤子都行——一切为了打赢！可是如果没有国际交换，叫20美元还是2美元有什么区别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美国和新加坡都是所谓的高汇率指数国家，但在战争条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国内生产来替代因战争而绝迹的进口产品，而后者却没足够的原材料、能源与人员来实现这一点，只能发傻！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争条件下，美国是生产力发达国家，新加坡是生产力落后国家，甚至要比大多数国家都要落后。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工业化基础，是制造能力但不是汇率水平和金融发达程度。

但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在战争条件下交战国仍然可能存在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汇率就发挥出对于生产能力的调控作用——高汇率指数国家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性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国家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秦时竹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中，广场协议后的日元汇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日元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辆，日本的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日元计价水平的提高，日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强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的工业企业纷纷将自身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等落后国家进行再发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虽然日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中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的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元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元汇率水平的结果只能是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增强日本的工业品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在外国货币计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内阁绝大多数成员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日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元大幅贬值，中国以日元为单位计算的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国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日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在偿付外债的时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的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企业可以凭藉较高的汇率水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的日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中日两国的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但却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秦时竹等穿越派看来，这样做的最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笔债。另一个时空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诱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算盘打得不错——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样的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目的几乎就要达成了，却因为国际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弱肉强食却是天经地义。日本这个国家的危险性在于，它的工业实力、制造业水平每增长一分，它对外侵略扩张的危险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复日本汇率指数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恢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能有效的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当然如果过分抬升日元指数，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损害，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净债务国，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债务压力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实力来进行翻脸不认人，关键还在于力度的把握。中国有远比日本丰富的资源、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成本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不需要通过扭曲汇率杠杆就能实现，何苦要冒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来加以变更呢？况且，日元汇率的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只不过是暂时的政治产物，一旦事态平息，迟早会恢复原位，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体现，强行压制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奏效。

电波频频往返于东京和北京之间，双方都是聪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费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释说明。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提了个好建议，虽然不能挽回对华战争的损失，但起码能够体面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损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人的要价也很聪明，以远期的战争赔款作为即期的战争补偿，隐约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在交涉层面上却是异常的谦虚——这场战争并不是中国所想要的，是日本内部一部分不愿意看到中日友好、不愿意中日相互提携的人的所作所为，中国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而“不得不”予以反应，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经过藏相的耐心解释和一干经济界大佬的劝说，山本首相对于体面结束战争，巩固内阁地位保持了倾向性意见，但他同时担心：陆军这边如何安抚？为了表示诚意，他可以下令在山东沿海附近转悠的舰队返航，但对于已经在朝鲜登陆的2个师团，他找不到适合的办法予以劝阻。事态发展到这里，局面已经很清晰了——陆军派希望能够利用此次事件来推翻海军内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有两种方式，一是搞臭山本本人，攻击山本贪婪、胆小、虚伪，这是立竿见影的方法，可惜没有找到太多有力的证据；二是树立陆军的功勋，通过朝鲜军、关东军的相互配合，利用日军的优势在东北扳回局面甚至造成更有利的局面，这是效果明显的手法，但却耗费浩大，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权衡之下，长州派认为还是采用第二种方法较为妥当，第一种手法或许可以迅速推翻山本本人，却无法改变海军和政党势力依旧掌握大权的格局，急于扳回局面的寺内正毅下令陆军加速进军。“要让海军那批胆小鬼看看，陆军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

乌云压压欲摧城！一场新的战事即将在黑土地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