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安石的苦楚

王中王虽贵为大姓，但老王家历史上贡献的名人并不多。远的有王莽，好歹是个皇帝。近的有王洪文，被归入“四人邦”之流。除此之外，有个王昌龄，不但能写原创，而且能加精华。还有就是王羲之父子了，据说卖一个字能换一只大白鹅。再往下数,历朝闻人就多不胜数了

王安石是了不起的大哥大，二十四岁就高中秀才，一生卓有成就，集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身，堪称奇才加全才，是王氏宗族中绽发得最绚丽的一葩花。

大凡有才华的人，大都有个很特殊的怪现象，那就是“身前寂寞身后名”，活着的时候，并不能呼风唤雨。只有等他魂归天国，入土为安后，人们才能念其他的好处，才会为他歌功颂德，才想起为他扬名立万。所以，就有“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类的话，是为佐证。

但王安石更特殊，活着的时候就有人骂，死了近千年了，还一直有人骂个不停。对他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是争议性最激烈的名人之一。

有人把他捧上了天，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中包括他的政敌，如黄庭坚说：（王安石）视福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伟人也。更有梁启超对他赞不绝口：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又说：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总之，在梁先生看来，如果王安石变法当时成功了，中国社会也许就会顺其自然地过度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美好世界。

有人却把他坠入了十八层地狱，踏上一只脚还不嫌解恨。与他同殿为臣的御史中丞吕海上疏向神宗皇帝揭老底：（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句话，不可谓不一针见血，一棒子把他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近代大文豪林语堂，是苏东坡的“粉丝”。林先生在为苏东坡作传时，因爱屋及乌，相反也就对王安石斥之一鼻，语出惊人地把其骂作“小人权谋集大成者”。南宋时更有人因偏居一隅而岔岔不平，说正是因为经过王安石的一番瞎折腾，虚耗了国力，才最终导致徽、钦二帝流落异境，忍受胯下之辱。有好事者作诗一首，发泄亡国之恨：熙宁变法谏书多，执拗行私奈尔何？不是此番元气耗，虏军岂得渡黄河？这样的恶意评价，无疑是把王安石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比那个跪在西湖边的秦某人看似强不了多少。

列位看客，了解了这些，你就不难理解后来袁祟焕被千刀万剐之日，京城百姓为什么为会啖他一块肉而争先恐后，一吐为快了。

王安石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来缘于那场历史上有名的大变法。

如果不是因为变法，王安石会被奉若神明的，并会顺理成章的青史留名，肯定不是骂名，而是扑面而来的喝彩声与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会对他顶礼膜拜，为他献上最美的一朵玫瑰花。

史上说他习百家，通六艺，学贯古今。少好读书，博闻强记，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再看无不叹服其精妙。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醉倒了多少闲客骚人。一篇《答司马谏议书》，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气呵成，浑然天成。如果抛开政治辩论性的成份和门户之见，真不失为罕见的精典华章。

犹为难得的是，一生混迹于官场的王安石，人品和口碑都均属上乘，不失为冰清玉洁的楷模。

传说中的王安石，不爱理发，不爱剪指甲，不爱洗澡，不爱换衣服，总之不爱修边幅。正如今天的大导演，爱带鸭嘴帽，爱蓄大胡子，爱留披肩发，爱叼大烟斗，那叫装腔作势。王安石日常中这些不雅的做派，并不是刻意雕饰的，而是因为他太专注于醉心的事业而疏于生活了，不是为了矫情造作，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

王安石吃饭时只吃眼前的菜，如面前放了一盘鹿肉丝，他会毫不犹豫、风卷残云地把它一扫而光。有人专门为此搞了一个小试验，等下次用餐时再把同样一盘鹿肉放在桌子上离他稍远的地方，他却一筷子也没动。事后别人问起他，他会诧异地瞪大眼睛：竟然还有鹿肉丝么？

他做人的原则性很强。想当初，他与司马光同为黑脸包公的属下，一次包公大宴宾客，给诸人敬酒。司马先生与他都生性滴酒不沾，司马光碍于情面，勉强饮了一杯。但王安石却端坐在那里，死活也不给人面子，而包大人也始终拿他没办法。这件真实的故事，还出自于他一生的死对头司马光之口。

还有，王夫人很心疼自己的老公，就偷偷买了一个小妾，在一风清月明的晚上送入了他的书房。王安石见那女子后，大吃一惊，问明原委后，坚决不让她“上岗”，不依不饶地把她辞退了，连买资都全赔进去了。

至于有人说他是个“扒灰佬”，与自己的儿媳妇私通，那完全是他的政敌们在别处寻找不到破绽，无奈之下，唯有借此向他身上泼脏水。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率性真直的人，一个有棱有角的人， 外加一点点可爱味道的人。他一生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点，包括他的对手，都是发自内心承认的。

王安石错就错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顶着重重压力去搞变法，由此引火烧身，由此面目全非，一路走来招之漫天非议，“争执于朝，谩骂于野”，并最终由小天鹅变成了丑小鸭。

他为什么要变法？他变法是为了谁？

也许从开始那一起，他就明白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并会因此身败名裂。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昂首阔步，永不回头，任凭十头牛也拉不回，最后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人送雅号“拗相公”。

等闹到地老天荒的那一天，不但朝堂上下、后宫内外齐声对他讨伐，而且曾与他惺惺相惜的司马光、苏东坡也与他反目成仇。犹为可悲的是，连自己的两个亲弟弟，也不能理解他的苦衷，并对他进行反戈一击。

他到底触犯了谁的利益？变法又为他自己挣得了什么利益好处？是名声还是地位？是金钱还是美女？好象都不是。

有人搞改革，是为了升官求荣，是为了敛财置地。正象钻入王安石变法班子的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抱着这样那样的目的而成为“柿油党”的，他们与阿Q做的美梦如出一辙，变法的核心就是为了钻营投机。而王安石自己，打死他也不是。

变法开始的那一年，他四十七岁，这在古时差不多已到了夕阳红的季节，而他本人也早已名声、地位显赫，且朝野上下好评如潮。他纯属吃饱饭撑得慌，无事找事干，换成一句现在的时兴话，那就是他太想“干事创业”了。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一个理想，是为了拯救大宋帝国，更是为了天下百姓。

他的“青苗法”、“免役法”，他的“保甲法”、“将兵法”，都是为了理财安民，更是为了富国强兵。变法的初衷，变法的动机，都是尽善尽美的，都是无可挑剔的。

王安石变法，出自于“天下为公”。而看不起他的人，如苏洵，又是怎样的为人呢？苏洵人生未达时，在《上韩丞相书》中乞怜：嗟呼，岂天下之官以洵故而臃也？这名话讲得既动人又很有水平，不由得不令人佩服他“八大家”之一的风采，并非是浪得虚名。

但变法推行的结果，本来的“安民之法”却变成了“扰民之法”，变了样，走了味，也因此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

好的政策，还需要好的执行力和好的执行者。当今余世维博士写了一本书，讲的就是“执行”二字。要不然，就会歪嘴和尚念歪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王安石变法执行的过程中，遇倒的最大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本来好端端的东西，却变成了执行官员以权谋私、捞取好处的道具。关于这方面的例子，资料多的是，在此就不多述了。

这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最大的悲剧，更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剧。这也是从这场失败的变法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最大教训。

失败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一条，还有很多。如作为王安石个人，意志力特强，坚如磐石，正象他的名字一样。他做事提倡的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但我们知道，优点过于突出了，往往会变成缺点。改革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政治智慧，而有时候后者更显得突出重要。王安石是个彻头彻尾的君子，他在一个点上犯了正、反两方面错误。一是不讲究策略，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不分左、中、右派，一律“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做到积极争取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对派。搞到最后，结果是在朝不能得到元老派的支持，在野不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群起而攻之。二是他做事过于仁义，过于光明磊落，对自己的对手只是驱逐于野，至多是加上排挤，而没有一棍子打死，没有做最坚决地斗争，给了反对派卷土重来的机会。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时，其中有“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二条，最为精辟。

王安石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司马光，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一个有为，一个无为，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这真是“既生亮，何生瑜”。但有一点，他们二人是相通的，那就是为国为民，他们都相信自己做的是铁肩担道义的伟大事情。

司马光的眼光过于狭隘，王安石的眼光过于超前。有人一语中的：天还没有亮，而王安石却起了个大早。

王安石心里很痛苦，司马光心里也很痛苦，他们的心里肯定都是最苦的。“坏人台上唱戏，好人台下哀声叹气”，恰恰相反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都不是坏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人。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既不能互相理解，更不能得到天下人的理解。

但最苦的人其实并不是他们，是那个最倒霉的苏东坡。改革派说他是元老派，元老派坚持他是改革派。新人认为他是旧人，旧人把他划为新人，总之谁也没把他看成是自己人，只好一生颠沛流离，搞得里外都不是人。一片凄风苦雨中只有自己哀叹自己：身如不系之舟，心如已灰之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最最苦的是咱中国人，为什么这个社会想做点事情就这么难？为什么自古以来实行改革总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为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雄主义总是抗不过“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