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与中国当代外交

侠义精神与中国当代外交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国家层面的交往，始终也没有远离对公道、正义这些道义目标的追求。统一王朝时期的对外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礼仪邦交的学术模型。

国际关系从来不是纯粹利益的勾心斗角和交换，一国对外之交往，也必然在权力和道义构筑的坐标系中展开。小国如此，而大国更是当然。

金庸对话五千读者：“现代社会需要侠义精神”

****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宣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当代体现，也是中国对未来世界的承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发挥如此重要的积极作用。

几年前，金庸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现在中国最缺的是侠义精神。更有人认为，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丧失了侠义精神。但是，当****报告提出公道和正义的目标追求时，我们能认为这是无本之源的论断吗？显然不是。相反，侠义精神从春秋战国至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深入骨髓的一种精神特质，并且在当代成为中国外交思想中的道义内涵，发挥着重大的价值力量。

《辞源》解：侠客，指急人之所难，出言必信，见义勇为的人。……唐人及后来的武侠小说则专指武艺高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士。侠义并不随着武士阶层的消失而消亡。侠士们虽然停止了舞刀弄棒，但是侠义精神却在时代的变迁中延续下来。侠义精神就是对弱势群体关注的精神，对自然法中存在的正义和平等价值的肯定。这是一种不畏强暴的朴素的价值观。

对侠义精神不能做狭隘的理解。尽管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侠义精神是种传统美德。

侠义精神认为在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先验的“公道”。《尔雅》说“公”即“无私也”。儒家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法家（韩非）说“自营为私，背私为公”。秉承这种思想而行事，就是公道的。故此，《汉书》说到公道的价值时说“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佛家也讲匡扶正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公道和正义的追求，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理解之，即国家应该去“私”，“私”是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和冲突的根源。欲立正义和公道，则必先去除私利。

反对者或许会拿出宋襄公仁义之师败北的典故，反对仁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价值。其实宋襄公的仁义是妇人之仁，是极端的、懦弱的仁义。当侠的精神和仁义结合后，就不是仅仅有恻隐之心的妇人之仁，而是君子之仁了。当孟子告诉梁惠王“仁者无敌”的时候，是指一种匡扶正义的积极的君子之仁，是一种侠的精神的仁义。这种仁义，心存仁义的终极关怀，不畏强暴，敢于挑战霸权，同时讲究策略。有多大的胸怀，就做多大的事情。中国的目标是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具有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侠义胸怀。当代中国的侠义主张，该是这层含义罢。

需要指出的还有，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从来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纯粹的马基雅维里式的、霍布斯式的人人为我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历史。外交也从来不是片面的现实主义或者片面的理想主义。一个大国，丢失道义的目标追求，虽可称霸一时，但必然走向灭亡。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即是证明。而美国自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以来，即以一种高于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价值主张称雄于世。即便今日，在反恐的普遍化中，美国仍然自认为肩负着拯救自由世界的使命，这个高姿态就是美国式的侠义精神，是一个帝国成其为帝国的重要理由。只是，美国往往是自以为是而已。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侠义精神可以归入所谓的软实力的构造中去。运用软实力其实比运用硬实力更难。在如何构造这个软实力的问题上，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目标的合理设定和权力的合理运用。以荆轲刺秦王的侠义之举为例：假如设定刺秦的目标不符合当代国际关系所召唤的合作共赢的现实，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美国重新定位，确定其世界作用的性质，以及其对中华崛起的价值。而自身力量的运用方面，也应吸取荆轲的教训，即追求侠义精神必须具有足够的智慧，不能做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