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征文】【群英原创】远东第一监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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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第一监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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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莹斌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提篮桥监狱，这位世纪老人，本身就是一部监狱史。它目睹几个时期的兴衰，先后受英格兰人、日本人、卖国贼、国民党和新中国人民的控制，到现在他返老还童了，可以说解放后，那才是他真正的青春期。

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的提篮桥监狱，于1901年开始修建，1903年5月启用至今。这个经过不断扩建和改建，由11幢高楼组成的建筑群，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威严而幽秘。由于旧时监狱座落于华德路，故称为“华德路牢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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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上海的监狱里，不但犯人时常受到欺凌，一般的看守也不被当人看。

比如在最初正式名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的旧华德路牢监，其上层管理人员主要是英格兰人，看守一般为印度人，俗称“红头阿三”，30年代前后由中国人担任看守。

在旧监狱里看守地位比较低，工作人员使用的厕所，还分为西人厕所，华人厕所。平时对他们管理上也十分苛刻，并规定了各种规则制度。

公共租界时期，华德路牢监在1903年刚启用时，由于规模不大，常押犯数量较少，监狱最高行政官员为看守长。以后随着监狱的扩建，始设典狱长。1934年时典狱长改称狱务监督，副职称副狱务监督和助理狱务监督。30年代末，又复称典狱长、副典狱长及助理典狱长。监狱的主要行政官员由英格兰驻上海领事官的领事任命，或由领事推荐，经公共租界的警务处处长任命。华德路牢监的正副狱务监督（典狱长）大多为英格兰人出任（有现职军人、也有非现职军人）。此外，有1名美国人息姆森（系一家外国企业的小开，由工部局推荐而出任典狱长，因为监狱的行政开支都由工部局承担）。还有1名中国人系法学家严景耀，经过1935年12月在《申报》上登报公开招聘而出任副职，主要分管少年犯改造。科室人员设置一等刑务官、二等刑务官、三等刑务官或称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三等书记官。科室人员以英格兰人为主，也有少量的其他国家的欧洲人，如捷克斯洛伐克人、俄国人、挪威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统称西籍人员。同时，也有少数中国人。监房管理人员设一等看守长、二等看守长、助理看守长、看守、助理看守等。看守人员，俗称分一道头、两道头、三道头（指警服袖口上的几道横条，三道头级别最大）。他们主要是印度人（也有少数菲律宾人）。印度看守由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不同具体分两类，一是锡克族、信奉佛教；一是穆罕默德回族，信奉***教。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均不相同。1930年6月，华德路牢监有几十个印度籍看守对警务处任命的印度籍头目不满，而举行罢工，并且到外滩英格兰驻沪总领事馆进行交涉要求更换人员。事后监狱当局对参加罢工的闹事者一律开除和免职，工部局警务处另从市内各巡捕房调来52名华籍巡捕到华德路牢监充任看守，后来又陆续调了部分华籍巡捕。到同年年底，狱内共有华籍看守76名。以后华德路牢监华籍看守逐年增多。印度籍看守逐年减少，如1930年，监狱工作人员中，西籍，印度籍、华籍各占总数的13.6%、65.5%、20.9%；在1935年西籍、印度籍、华籍人员各占14.5%、38.5%、47%。1940年，西籍、印度籍、华籍人员各占12.2%、26.8%、61%。最初，华德路牢监内的工作人员的录用、招收，均由工部局警务处掌管，1936年开始，监狱可以自行决定招收。

在英格兰人管理监狱时，对监狱工作人员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纪律要求。如1936年颁布的中英文版对照的《监狱华职员规例》中规定，凡是工作人员与囚犯串通交易，与罪犯亲昵习熟，代囚犯携带信件、或代其他亲友传达信息、例队上差迟到、收受礼物或贿赂、负责、无故以暴力加诸囚犯，将本监事务、或职务及在监囚犯之消息转递本监狱职员之外任何人等18项行为者，当以违犯纪律论罪，轻者处罚，重者斥革。同时还规定科室人员不得随便进出监舍，看守人员也不得随便去科室。看守上班进入3道大门以内要搜身，目的是防止为犯人携带食品、板烟、书信等。看守人员上岗，必须穿警服，戴警帽（管少年犯的，穿便服），脚穿统一制式的黑皮鞋，皮鞋必须擦干净。上差时还须整队，由监狱高层官员检查警容警纪和着装。工作人员狱区内不准吸烟、不准饮酒、不准纳手于口袋，而且在狱内没有凳子坐，均站立着工作。看守下班离开监区，同样要进行搜身。监房的大钥匙须准时交还钥匙间。如果有一把钥匙没有收齐，所有看守一个也不准下班。监狱工作人员下班后应统一住宿于工部局指定的场所，非经上级允准，不得住宿于他处。对违反纪律人员给予罚款，直至开除。

与此同时，对监狱工作人员按任职职务之高低，也给于较高的福利待遇，对监狱工作人员普遍实行一种类似目前发工龄工资的做法。其办法是，工作人员到华德路牢监工作满一个基本年限后，如果没有违纪行为，就可以逐年发放一定的津贴，它是以年计算的，扣除基础工龄外，每满1年，就发1年津贴；每满2年，就增发2年津贴，余者类推，逐年提高，但是到一定年限后，这笔每年增加的津贴，监狱不直接发给工作人员本人，而是代他存入银行，到这个工作人员退休或辞职时，连本带息一起发给。如果某个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违反纪律、犯错误，或被开除，监狱为他代存的一笔可观的津贴费，就全部扣发。监狱把这笔津贴作为对工作人员管理中经济制约的重要手段之一。

西籍、印籍、华籍职员、看守在生活待遇上十分悬殊。在1907年前后，如英格兰籍正、副典狱长任职5年后给假期9个月，月给银子150两，假期内月薪100两，回英格兰探假期间另给旅行费。而印度籍看守每月薪水仅17两半。在30年代，西籍人员中，英籍正、副典狱长（正、副狱务监督）月薪在1000元以上（法币，下同），英籍首届典狱官800---1000元、监狱官600---800元、助理典狱官450---600元、看守长300---450元、看守195---300元、助理看守95---195元。印籍看守长的月薪150元左右，为同等职务的西籍人员的1/2或1/3，便是比华人看守长的92元又高了许多。华人看守最低，三等看守起薪仅21.5元，而三等印籍看守却有40多元。如华籍三等书记官的月薪是35元，特等书记官225元。华人职员虽然比华人看守待遇高，但是比西籍人员仍然要低不少。此外，西籍、印籍人员都是免费供给住房，住房中还配备家具和日用品。对正副典狱长一级人员，住房相当宽敞，还由公家出资雇佣保姆、厨师等。现在长阳路81---97号，3层楼的公房，当年就是英籍职员的住宅。每位监狱官每人一层或二层楼面，还有今霍山路霍山公园后面的一些小洋房，以及1934年2月竣工的爱尔考克公寓，位于今唐山路、安国路口，内有16套三间房单元和6套四间房单元，楼底有经济房和停车房，都是带家眷和外籍人员住房。

就华德路牢监而言，在解放前，它是有权人中有钱人最终解释和实行法律的工具。他们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可以在这儿制造人间地狱，阴森森的牢房、血淋淋的刑具、凶悍毒辣的狱卒、痛苦呻吟的囚犯、难以下咽的食物……当局制造出如此狰狞恐怖的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恐吓百姓，维持其腐朽的统治。

自1903年监狱起用到1942年，华德路牢监当时正式官方用名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世人俗称为“华德路的西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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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失利后，1942年的1月，倭寇派遣原工部局警务处助理处长管井喜三郎接管该监狱。原任华德路牢监华籍副典狱长严景耀继续留任，仍任副典狱长（当时称行刑补监）。监狱原来的42名上层英格兰人被关进集中营，中、下层的西籍人员大部分被调走。管井喜三郎接手后，马上按照日本的司法体制，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为“华德路刑务所”。管井喜三郎在第二年的2月高任。接任的本田清一是个军事强硬派，当然他的出任是附合当时日本决策层的统一步调的。其中本田清一为领事级，任刑务所长，菊田池原为副领事级，任行刑补监，冈庭荣为总务课长，还有7人为课长一级人员。本田清一比较重视监狱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他到监狱后，在他主持下，并抽调了严景耀、冈庭荣和一名华籍职员（日本翻译），利用一天时间，在榆林路巡捕房公开招考华德路牢监工作人员，招考对象是在上海的日本侨民，条件是身体好、年纪轻，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共录用了四、五十日本人。在正式工作前，监狱还为这些日籍人员在榆林路巡捕房组织训练，到监狱后还派了一名华籍职员给他们上课，补习中文。后来这些日籍人员大多安排出任华德路牢监各监楼的看守长和各科室的职员。此外，本田清一还公开招考了一部分中国人当监狱看守。但是日本人管理监狱后，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大大降低，工作纪律也比过去大大放松。

在日寇铁蹄下的中国肢离破碎，悲痛地呻吟，华德路牢监也不例外，这里成为了一个关押、处决中国抗倭寇民的重要场所，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十九路军失利后，有2名没来得及撤走的伤员，一个叫霍建琼，另一个叫张仪诚，都是广东籍士兵，他们在巷战中分别受了伤，留在了地方医务所，结果被日本特务捕获，投入了“华德路刑务所”。一个叫粟原正雄的狱政官带着几个帮凶来到霍建琼、张仪诚的牢房门口。霍建琼对粟原说：“我们两个人以前是士兵，但现在已经没有武器了，希望你能将我们以战俘的待遇对待”，“好吧！开他出来，我要让他知道我的优待”，粟原向身后的一个帮凶挥了挥手。霍建琼被带到了刑务室（原独立平房，现拆除），粟原亲自动手，用铁扦穿透了霍建琼的手背，用内弯刀割去了霍建琼的臀肉，直至他昏死过去，当晚霍建琼由于失血过多死去了刑务室。这下粟原又将魔爪伸向了张仪诚。粟原将滚烫的柏油浇在张仪诚的背上，马上又浇上凉水，又把结硬的柏油从其背上剥下，连皮带肉一大块，那声声惨叫，似乎现在犹在耳边。粟原并没有罢手，一天之后他又用两根钢丝穿透了张仪诚的一双琵琶骨，还在张的胸口刺上“支那之驴”几个汉字。最令人发指的是，粟原在这一切残刑实施后还让囚医为张仪诚清创治疗，而未等张仪诚痊愈又施行酷刑，如此反复17天后张仪诚终于全身溃烂而死。当时的《东方杂志》记载有：“查上海西牢凌虐情形，人言啧啧，近年以来监毙不少，华民无不视为畏途。”

1943年8月，日寇为了进一步地统治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将公然投敌的卖国贼汪精卫推到了前台，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华德路牢监也配合这一阴谋，由汪伪政府接收，汪伪政府还假惺惺地将“华德路刑务所”改成了“上海监狱”。可是换汤不换药，它的骨子里面就是在为日寇鹰犬，屠杀抗日志士，迫害民主人士。并且在狱内施行白色恐怖，据当时的统计档案记载：当时全监在押4561名犯人，其中患病囚犯1068人，当月死亡43人，囚犯每日的囚粮实际到口8两（旧式16两/市制），囚徒常处于讥饿之中。当时的一个文员邱铁汇被汪伪政府的“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上海监狱，他做了什么呢？原因是他有几份当时重庆政府的几张《中央日报》，再加上他平时颇有一些过激言论。有份记载表明。邱铁汇、男性、41岁、皖北矿业公司驻沪办事处文员、上海籍……入监时身高1.72米、体重143斤、健康……出监时左眼已盲、左手残缺两指、体重107斤……。这些变化又是在短短14个月中发生的，他能走出监狱已是万幸，还有许多这样的人士丧命其中。这简直就是奥斯维卒集中营。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时，这个法西斯分子迫不及待地烧毁了大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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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今天上海的监狱（包括华德路牢监）又向世界展现了什么呢？它告诉人们：人道主义、人权在中国的监狱里意味着什么。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这座百年屈辱的城市。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接管旧华德路牢监。同年9月21日，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次年3月上海在苏北大丰建立上海市垦区生产管理局（后改称上海农场），关押改造犯人。

1951年，上海监狱从法院建制划归公安建制，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改称为上海市监狱。1952年6月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统一领导全市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简称劳改队）、看守所工作。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改名为上海市劳改局。次年，上海在青海省会西宁市，建立上海市西宁劳改支队（1969年划归青海管理）。70年代在位于皖南的白茅岭、军天湖农场收押成人犯。1983年7月，上海市劳改局整建制地公安转为司法行政建制，作为市属局级单位。

1994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1995年6月，按照《监狱法》的精神，上海市劳改局更名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监狱工作的职能部门，下辖各劳改支队、总队，更名统称监狱，至1999年底，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华德路、青浦、五角场、周浦、北新泾、白茅岭、军天湖、宝山、女子、新收犯共10座监狱、1座少年管教所。以及监狱总医院、警察学校、犯罪改造研究所等单位。

上海监狱陈列馆综合馆内，展览了上海解放50多年以来，监狱机关惩罚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探索，而演艺馆则展览了服刑人员创作的书法、美术、工艺制作等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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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官员的陪同下，笔者接连穿过一道道铁门，进入到华德路牢监内部。在走向上海监狱陈列馆的途中，记者对路上的窨井盖发生了兴趣。和如今上海马路上随处可见的窨井盖不同，华德路牢监内的窨井盖上的标示，有的是英文字母，有的则是繁体字。

经过介绍，记者了解到，这些窨井盖，都是解放前乃至监狱建造时留下来的，一直使用到今天。在华德路牢监内，这样的“老古董”比比皆是，比如许多监室上的锁头和钥匙，也都有百年的历史，还在完好地发挥着它们当初的作用。难怪保持着完好建筑风貌的华德路牢监，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走到一座被称为“十字楼”的建筑前，“上海监狱陈列馆”七个大字方正肃穆地映入眼中。这是中国著名书法家、解放后上海市监狱首任监狱长武中奇（曾任冯玉祥将军金石教师）题的字。走进监狱陈列馆大厅，右首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立的一块碑石，上书“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

左首，占据了整个大厅的左侧。连同脚下的石板地砖，是整体搬迁而来的厦门路监狱大门，纹路斑驳、历尽风雨的厦门路监狱大门，是从1870年开始，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公共租界凌驾中国主权之上、建立半殖民地司法和监狱系统的历史见证。而大厅正中的“狴犴”塑像，正不怒自威地瞪视。在传说中，狴犴为龙之四子，似龙非龙，似虎非虎，性刚猛、喜诉讼，被奉为监狱的象征。

走过大厅后的走廊，两侧分别是大型浮雕，反映了解放前革命志士反抗统治阶级利用监狱进行镇压革命的斗争行动，以及解放后人民政府专政工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监狱工作方针。

现为上海监狱陈列馆馆址的十字楼、楼高6层、因楼的结构呈十字交叉状而得名。十字楼在设计上，每层楼面均有东西和南北两条走廊，在中间交汇成一圆形中庭，上下中庭全部打通一直到楼顶，加上玻璃顶盖，便于采光。而为了防止各种意外，每层中庭之间都铺设坚固的铁网。而围绕楼梯间也铺设了全封闭的铁丝网。

在领略了十字楼设计上的坚固和周密后，记者从第一个展区开始，在参观的过程中，回顾着上海监狱的历史沧桑。

我们现在看到的华德路牢监是1935年扩建完成的建筑，拥有4600余间监舍、可容纳8000余名囚犯，可以说这样一座远东大监狱是完全能和上海这个远东大城市相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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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公共租界（现在相当虹口区的位置）工部局的3个外国人由1名翻译，1名掮客引导来到了阿尔考克路（ALCOCK ROAD）的一所民宅，主人冯竹山出迎并马上叫人请来了冯桂林、韩和尚等人。这是一场工地买卖的签约式。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双方各拿出了2份契约，没有许多的客套，双方几乎坐下就签。冯竹山、冯桂林、韩和尚作为这几块工地的拥有人首先在2份中文契约上用小楷笔签了名，然后又在2份英文契约上按了手印，画了十字。双方各执中英文契约1份。其中那份中文契约上内容为：

上海工部局所修造阿尔考克路地区

并建华德路，向原住地居民冯竹山、

冯桂林、韩和尚三位先生购买地基

…… ……

冯竹山、冯桂林、韩和尚自愿以每

分土地200元实标售出，无有反悔

双方签字

光绪廿七年捌月初四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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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原始地契3份也同时交给公共租界的工部局。

1901年，经过周密的计划，工部局终于着手建造监狱了，先后从伦敦请来了监狱管理的专家、军事堡垒设计专家，经过测量土层，清理地面等等事先准备建起了一垛墙壁，暂作界墙。由5辆“加斯牌”汽车向这里运送石料、水泥、木材、钢筋等建筑用料。由英格兰人布鲁斯·柯克为总监工首先修筑了监狱的大门，在当时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工仪式，到场的有60余人，工程办事处的地址为华德路117号（WARD ROAD 117#），就是现在的长阳路147号，在此柯克凡还残酷地带领120余个工人奋力工作，他对于一点小问题决不马虎，甚至于1个拐角圆度如何也要来自过问。在监楼建到2层时，有1个印籍工作因在隔壁上少用了2根钢筋被柯克愤怒地推下2楼，所幸印人并未重伤，因柯克的严厉，上下工人都加倍地小心，工程进行得非常仔细、精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幢监楼至今保存得如此完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鲁斯·柯克的精工细作。

1903年的5月，在没有任何庆典的情况下监狱正式悄悄地启用了。当时仅有2幢监楼，共480余间囚房。首批关押于此的是372个华人囚犯，他们所犯的罪行有盗窃、诈骗、抢劫等。最初的犯人伙食待遇等等都是参照英格兰本土的，吃面包（黑燕麦）、喝罗松汤（以萝卜洋芋为主），囚犯们甚至戏称这种囚牢生活为“外国官司”。当然，好景不大，日子开始难过了，一是由于囚徒的增加，二是由于当局发现这样的囚牢生活缺乏震慑力。随监狱管理人员的增加也使得监内的恐怖气氛增加了，因为狱卒越多整治犯人的手法也日益繁多。在1930年前，各级监管官吏30余人全部都是英格兰人，另外有印度看守员310余人，世有称为“红头阿三”，还有少数的白俄旧贵族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来沪充当监政助理。当然，华人看守虽然被运用，但他们的待遇仍然是监狱管理员中最差的。

在这基础上，1935年由于社会的动荡，人民对现政府的不满，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监内常常人满为患。当局在1906年增购的土地上增建成了更大，更完善的牢房和监中管理员宿舍。我们现在看到的华德路牢监基本就是1935年增建后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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