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 第五章 大展宏图 第八十七节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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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尾师团被困在包围圈中已经两天了。两天以来，包围圈构筑的愈发紧密和细致，布置的兵力也愈加从容与周到，这与国防军山东前指高效而又卓越的参谋群体是分不开的，从战略层面来加以思考的话就可以得出结论——国防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传统的军队中并没有单设参谋军官这一群体，独裁性强的、统御能力强的将军往往是一肩挑，根本容不得有同僚或者属下的争论行为，独裁性小的、统御能力弱的将军虽然往往也会发挥部下和亲信的积极性，也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成制度的参谋军官是没有容身之地的，顶多是冠以师爷、参赞等名义的人物（而且往往是文人出身）来帮助参谋、筹划，他们一般都是统兵将军的私人幕僚，和长官有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连带关系，并不是随部队的进退而进退的制度人员。

在清末新军改制后，虽然强调要向德国学习，也仿效德国模式建立了参谋制度、军事合议制度等，但由于袁世凯等人的操纵和蕴藏的野心，通常都把军队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选拔参谋、下属的首要条件是看此人忠诚于长官个人否，至于能力则是第二位的，参谋体系只有在主将认可的范围内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体制下，参谋制度往往名存实亡，无法形成其应有的保障力。更何况，在视军权为个人财产和立身安命所在的根子的体制中，如果让某人出任参谋，往往意味着对其兵权的剥夺，这是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军人所无法容忍的。于是，出任参谋的人要么是上级派遣下来监视、防范下级的监军性人员，要么是被同僚、上级所排斥的边缘性人员，要么干脆就是上级已经准备予以提拔、任用的贵胄子弟，是来走个过场，前来镀金的临时性人员。第一种参谋人员与主官之间猜疑心极重，相互间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背地里的小动作却可能弄个不停；第二种参谋人员与主官之间无共同语言，几乎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相互间除了冷嘲热讽和看热闹不会有其他；第三种参谋人员则是参而不谋，光顾着与主官进行个人关系维护了，参谋希望主官能提供一些镀金的方便，以便为将来升迁谋求资本，主官则希望借助参谋手眼通天的本事为自己在上司前美言几句，相互间只有彼此利用、彼此吹捧的关系而无忠心公事的做派。而且，在新军中，参谋官一般要比主官低两个级别的军衔，无论个人地位还是职位都与主官相差甚多，在遇有分歧的时候很难据理力争。

在辛亥战事趋于平定特别是秦时竹出任北疆巡阅使后，北疆系国防军的参谋制度就开始完整地建立和完善起来。熟谙后世军事体系的秦时竹虽然不可能在部队中设立政委一般的角色，但提高、突出助手军官的作用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国防军核心领导班子认为，要杜绝军阀现象、铲除军权为私人所有的弊端，必须贯彻四个务必：第一个是务必使部队后勤独立，使部队成为单纯的作战队伍而毋须为供应补给操心，更不给主官插手民政、干预地方事务的权限；第二个务必是指部队主要军官保持一致性、独立性和流动性，所谓一致性是指所有军官要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在紧急状态下无条件服从部队长官或高军衔长官的命令，所谓独立性是指同级主官不能拥有任免本级助手的权力，比如师长不能任免副师长、参谋长等同级助手军官的权力，以此来保证领导团体之间在一致性的基础上的相对独立和互相制约，所谓流动性则是强调军官在军队系统内的自由和有序流动，以此来打断一切小团体构建或私兵团体构建过程，只要保证士兵流动与军官流动不相互伴随就形不成兵为将有的军阀割据。

第三个务必是指务必使部队编成保持高度的可控性。国防军最为突出的一条纪律就是部队不能自行补充军械和人员，任何部队如果军械出现损坏和缺失，必须通过总装备部系统进行调补，哪怕在战场上就地缴获物资也不得擅自补充（当然，事急从权，可是能有多少急事呢？），除了军械，人员更不能擅自补充，必须如实将人员缺口报与总参谋部，由后者从后备师中抽调已经接受过基础训练的新兵进行补充，同时必须按照地域进行搭配，防止一个师出现全是湖南兵或者山西兵的状况，而且一般也不允许补充驻地籍士兵（如某师规定驻地为浙江，如果老兵退役后要补充新兵，一般不允许补充浙江籍士兵），对军械和人员的严格控制是对付军阀化的有效法宝。

第四个务必则是务必使军官体系职能划分保持合理性与科学性，科学与社会愈进步则军队所面临的课题也日益繁多，部队内部设立的机构也日益繁多，如果将各种职权都压在主官身上，一方面冲淡了他指挥打仗、训练筹划的中心主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个人的高度集权，为了减轻主官的负担也为了削弱其附属权力，很有必要加以分权和限制。随着国防军四总部的建立，整个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开始完备起来，总参谋部负责训练与作战，总政治部负责军纪与人员升迁，总后勤部负责部队消耗性物资（非军械）和人员保障，总装备部负责装备开发与部队军械补充，这四条线从上往下就形成了四个分子系统，在部队中必然也要有所反映，每个功能模块的领导不仅要对本级主官负责，也要对其上级对口模块领导负责，在这种术业有专攻的氛围中，部队主官更多时候是作为协调者和统筹者发挥其价值，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冲淡了作战、训练指挥这个中心。比如国防军将士兵的文化基础补课和扫盲列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但如果部队主官将主要精力用来抓此事，不管成绩如何，起码不是一个合格的主官，他最应该做的，就是在本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之间进行协调，有效安排好训练和文化补习的时间和结构安排，至于如何开展，采用何种步骤和方式进行主要执行者是政治部主任及其下属。

当然，各个助手机关虽然在职权划分上是相对独立的，在领导军衔上也基本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区别。以四总部为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总是相对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要重要一些，军衔条例也规定，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由上将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和总装备部部长由上将或中将担任，就像内阁各部总长虽然级别一样、职级相等，但鉴于各部门的情况不一样，财政部、外交部总是相对农林部、监察部要重要一些，都是可以让人理解的。在军队体系中，这条规定则更为明确——在紧急状态下如果主官出缺或者不能指挥，由副主官接替其职务，然后依次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主任、装备部主任进行接替。

在国防军四总部建设过程中，秦时竹对总参谋长的任命曾经出现过犹豫，从资历来说，号称关外三杰之一的张绍曾比蒋方震更为资深一些，从能力和对战略大局的把握上来说，是蒋方震更为出色一些。考虑到蒋方震无论对于总参谋长还是总政治部主任都是合适人选，而张绍曾相对只适合总参谋部时，才做出了如此安排。不过总政治部并没有因为位置的不同而削弱对国防军参谋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贡献力量，蒋方震不仅将其在德国留学的经验和对德军总参谋部的认识都通过培训传授了下去，而且还手把手地培养了几个优秀骨干，虽然离脱胎换骨的要求还有些距离，但毕竟已经比新军时代大大加强了。至于德国教官团的教导则更离不开总政治部的参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荫昌中将发挥了他留德多年的优势，将一切安排地井井有条。

中日在山东地区的交战，既是双方国力和战斗意志的较量，也是各自部队参谋系统的较量。日本陆军师法德军，也强调对参谋制度和军官的建设，但日军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部队主官良莠不齐，有很多主官并不知兵。他们往往是优秀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对于保持军队团结和向心力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指挥训练和作战上却相当差劲，特别是一批贵胄子弟和通过陆军大学出来的高级指挥官，只有夸夸其谈和纸上谈兵的本事，对于实地操作并无心得，而且往往过于强调精神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发现，日军主官不会带领部队进攻、不会指挥部队布置防御阵地、不会领导部队进行有意识地独立自主作战，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战前吼上一嗓子，胡扯什么杀身成仁、皇军天下无敌的鬼话，除了让人热血沸腾外基本弄不出合适的战术指挥，他们是不错的部队偶像却不是一个合适的部队领袖。在这个体系中，日军参谋军官往往具有更大、更为权威的决定性意见，甚至是担负了主要的作战指挥任务。但是，无论哪一个层面的日军陆军军官都没有摆脱片面强调武士道精神的窠臼。留学日本的蒋方震对此有很好的概括：“……日本陆军的整套制度，虽然号称学习德国军队的精华，但在我看来却是不折不扣的皮毛学法……日军在作战中，过于强调精神因素，过于强调价值观念对于战斗结果的影响力，丝毫没有意识到在现代军事发展浪潮中，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兵器进步过程中科学所扮演的关键意义，这种忽视与漠然最终造成了战略或战术层面上的被动，并带来了不可预料的后果。”中日山东之战，可以视为蒋方震这席话的最好注脚。

由于神尾本人并不在包围圈，因此担负主要指挥责任的是神尾师团参谋长净法寺五郎少将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主要指挥职能，以他为首的神尾师团参谋群制定了“西南虚攻，东北实攻”的作战方案，希望能在不借助援兵之力的情况下跳出包围圈。这个计划虽然是仓促制定，但也不失周详，实中带虚，虚中有实，单从表面看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可惜的是，国防军拥有的技术优势打消了这个方案的全部优势——首先，国防军无线电侦缉水平的高超使得日军的一切电文都变成了明码，甚至于在军舰上的神尾还没有看到译电之时，山东前敌指挥官夏海强已经看到了完整的电文和部署命令；其次，国防军拥有的空中优势使得鬼子的任何调动全部一览无遗，鬼子固然也相应布置了高炮和对空机枪阵地，但那玩意只能对付笨拙且缓慢的轰炸机，对于高高在上、轻盈灵活的侦察机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在山东平原上任何大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在国防军的掌控之中；最后，国防军拥有的装甲力量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战术布置。

故事进程的顺利几乎超出想象，当神尾师团执行虚实结合的攻击任务时，中间联络兵力薄弱的只剩下一个不完整的联队，净法寺五郎少将等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个缺陷，只是考虑到以劣势兵力还要发动主动进攻，不得不将中央担负联络的兵力削减到最低限度，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即便是这样的部队，也足够抵挡住国防军24小时的进攻力量了，只要保持着这样一个联络通道，一旦实攻打开局面后，担任佯攻任务的部队就能迅速通过联络通道撤走。更何况，在主攻和佯攻发动后，国防军的力量必定会被牢牢牵制住，哪里还腾得出手来攻击本方虚弱点？在这种自以为是的自大情绪中，一个带有鲜明弱点的作战计划出台了。

战机稍纵即逝，倘若没有料敌先机的技术优势，国防军根本不具有发现敌军缺陷的机会，倘若没有过硬的战术能力，即便发现了这一缺陷，也很难给予对方致命性的打击。但是，日军没有想到，国防军不但有这份高明，更有这份能力——山东前敌指挥部和大本营的意见惊人一致，不必理会日军所谓的虚实进攻，他们打他们的，咱们打咱们的——出动卫戍师，用最精锐的装甲兵在敌人最虚弱的腰上捅出一个窟窿来！

总体上的防御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进攻战；整体上的稳步推进，但不放弃局部优势下的快速穿插。大本营是这个意思，前敌指挥部也是这种打法，这才叫英雄所见略同！在战事还没有大规模展开的时候，国防军已经投入了战役预备力量，准备给予敌人雷霆一击了。

包围战进入了第三天，天气好得令人有些陶醉。在前后两端的日军拼死进攻时，卫戍师装甲团的隆隆轰鸣声已经碾到了敌人最虚弱的腰部防线。从下定战役决心到部队调整到位，卫戍师只花了一天的时间用于准备，当排成进攻纵队的1式战车发出怒吼时，鬼子草草构筑的防御工事还潦草地不像个模样。几个用沙包泥土堆砌起来的所谓机枪掩体，在37mm战车炮的轰击之下很快就被摧毁干净，仿佛就不曾发生一样，草草掘就的战壕、封锁沟被战车轻松地驶过，所有妄图负隅顽抗的敌军都被重达16吨的庞然大物碾成了一堆尘土。跟随在战车后面前进的，则是无数手执钢枪汇聚成洪流的步兵队伍，他们得益于战车的掩护，一方面用手榴弹和枪榴弹打扫位于战车射击死角的敌人，另一方面则毫不犹豫地将枪弹倾泻在妄图对付战车的日军士兵身上，让那些“嗤嗤”冒着白烟的手榴弹送这些敢死队上路。偶尔有稀稀落落的日军炮弹落在人群中，但很快这些火炮就遭到了无情的压制和打击。卫戍师如同一把烤得滚烫的小刀，轻而易举地切开了一块奶油。

对冲、穿插，经典的训练场景，只不过训练伙伴换成了日军。在不安、紧张过后，战斗气氛变成了兴奋和亢进，然后再是从容不迫和有条不紊，新兵们在克服了最初的窘迫后，开始得心应手地享受起他们的战斗过程来。几乎是一边倒的屠杀！当进攻力量投放于整条防线的某几个结合部时，守御的力量迅速崩溃了，犹如一条蜿蜒的堤坝被打开了口子，洪水从缺口中汹涌扑来，然后是整个堤坝的动摇和崩溃。这种穿凿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原本就千疮百孔的防线压根就没有还手之力。日军防线上的士兵害怕了、动摇了，有人向后逃跑，有人茫然不知所措，前者被毫不留情地撂倒，后者则被紧随其后的步兵俘虏，稀里糊涂地做了国防军的俘虏。

造成日军崩溃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归根结底是两条。第一，进攻的突然性。日军没有料到国防军在“苦苦”应付本方进攻的时候居然能够如此迅即和有效地投入大军进攻；第二，进攻的压倒性。日军猜测国防军可能会用战车配合进攻，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战车这种革命性武器对于战场态势的压倒性优势。所谓战车适应性差、防御力薄弱、生存力低下的谣言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被击得粉碎，所处的平原位置则更是将战车的机动性与进攻性发挥地淋漓尽致——这几乎就是最理想的作战场所。当然，日军在防御上的种种错误也奠定了自身的失败。他们没有构筑小正面、大纵深的防御体系，相反却把大部分兵力摆在庞大的防御正面上，一旦被击穿根本毫无还手之力；他们没有挖掘宽而深的战壕和封锁沟，这固然是因为时间不够，但对于战车越障能力的低估是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根据战车的防御力进行针对性的火力布置，当步枪弹、机枪弹打在战车身上如同挠痒痒一般无效时，当笨拙的山炮、野炮压根就无法命中运动中的战车时，当一贯寄予厚望的“肉弹”攻势被战车支援步兵无情粉碎时，战车就成为独步战场、纵横无敌的利器了。

崩溃、逃散、消亡，这三部曲构成了北条联队的真实写照。北条联队长在剖腹身亡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联队仅仅支持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完蛋了，而这个时候他的求援电报才刚刚发出。他更没有想到，其余的联队也步他的后尘而消亡殆尽，他只知道他的联队创下了一个记录——成为日军历史上第一支被缴获联队旗的部队。

5个小时以后，当战场逐渐沉寂下来的时候，日军已经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被国防军卫戍师分割成互不联系，相互孤立的两个部分。无论是实攻也好，佯攻也罢，统统都是包围圈中的猎物，而此时日军则刚刚把部队从进攻线上抽调下来，准备接应北条联队呢！

经过第三天的打击，鬼子控制的地盘下降到了东西不到40里，南北不足50里的狭小地带，即便是这样一块小的地盘还被卫戍师硬生生地在中间插了一竹杆，真不知道4万来人在缺衣少械、粮饷不济的情况下还能撑多久？

算总账的日子就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