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原创】天津封闭妓院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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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业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出现，在我国也有千年的历史。春秋初叶，齐国大夫管仲设“女闾”，成为我国国家经营娼妓的开始，也是世界官娼之鼻祖。宋徽宗带头嫖娼，妓女李师师红极一时，门庭若市。明代还出现了一部《嫖经》，成为明代人嫖妓的指南。明太祖朱元璋由于各处将官因妓生事，所以在都城设立了专门的妓院，但是严禁文武官吏入院，只许商人出入院内。国民党政府曾几度废娼，但屡禁不止。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宣布实行公娼制，使妓院公开化，娼妓合法化。千年积垢，何时才能根除？

解放初期，共和国成功地消灭了卖淫现象，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可以说，年轻的共和国以其雄伟的力量荡涤了那些人类私欲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丑恶的部分，同时，也为它的成长赢得了宝贵的纯洁环境。

早春2月的北京，我们来到一座幽静的住宅小区，专程访问了曾任天津市人民法院院长兼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的王笑一老人。已经86岁的王老思维清晰敏捷，对于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他的深情诉说，把我们带回了涤荡乌泥浊水的斗争中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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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封闭妓院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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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莹斌

天津，自古以来就是华北重镇，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南来北往的客人增多，天津的妓院也蓬勃发展起来。1949年2月，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公安局对全市妓院、妓女的分布和窑主、领家、妓女、伙友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全市妓院主要分布在9个地区，共有妓院448家，妓女2072人。全市依靠妓院为生的伙友、女佣有20000多人。这些妓院藏污纳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许多腰缠万贯之人，倾家荡产在“温柔之乡”，丧生在笑靥酥腰之下。杨柳青镇巨富石耀华，仗着祖上遗留下来的巨额财富，挟一帮狐朋狗友在南市吃喝嫖赌，以一等妓院“天宝班”为家，过着花天酒地，拥绿搂翠的生活，不料，几年后便坐吃山空，倾家荡产，加之身染梅毒，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最后倒毙于南市街头。更有甚者，甘为红颜而搏命，如军阀张作霖的部下曲香九在妓院荡产，持枪抢劫银市，被处决于南市。

卖淫嫖娼的泛滥也极大地影响了市民的身体健康。旧社会，因卖淫嫖娼导致性病非常严重。1938年1月间，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医院共检查妓女3376人，除806人因正值月经期未作详查外，其余2750人均染性病。至于交叉感染的受害者更是不可计数。据当时保守估计，全市性病患者最少达数万人之多。性病的蔓延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民族的肌体，而且引发出各种社会问题。如谦德庄一带的妓院，主要依附宝成、北洋、裕元和裕大四大纱厂而存在，工人因嫖妓而患性病者不断增多，致使工厂减产，有的车间甚至不能正常开工。由此可见天津妓院的猖獗。新中国的诞生敲响了妓院的丧钟。

一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一夜之间封闭了所有的妓院，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的轰动，也引起了天津各妓院的极大震动，许多妓院老板敏锐地感觉到“此道”在新中国不会长久了，妓院急剧减少，到1949年年底，妓院便减少到99家，妓女减少到329人，有148人脱离苦海后结了婚。但是，也有一些妓院主企图苟延残喘，认为这只是一阵风，等这阵风过去了就安稳了。他们一方面转移财产，一方面对妓女进行拉拢和威胁。广泛传播谣言，以期引起混乱。有的说：“北京把妓女关起来，不让见人，每天只给12两小米。”有的说：“北京封妓院，逼得妓女跳河的跳河，跳井的跳井，剩下的都用汽车给拉走了。”企图以此来挑唆促使妓女与政府对抗。于是，一些妓女就说：“不当妓女干什么去，嫁人没人要，做工不会干，回农村人家还不拿我当妖精？”有的说：“我们什么也不会干，要不让干这个，以后非饿死不可。”有些窑主把妓女伪装出院结婚，去做暗娼；还有的窑主明劝暗逼，迫使妓女私自迁移到旅馆卖淫。

针对这种情况，天津市公安局及时做出了部署，要求各级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同时，《天津日报》也对北京封闭妓院行动进行了真实的报道，以正视听。这样就稳定了娼业从业人员的恐慌心理。

北京的封闭妓院行动可以说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禁娼运动，天津市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北京那种暴风骤雨式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天津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先采取多种限制措施，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封闭妓院。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对处理妓院、妓女问题专门做出“严格管理限制，消灭老板领家对妓女的压榨，帮助妓女转业，以达到全部彻底消灭的目的”的决议。之所以做出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天津市委、市政府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天津市以娼妓业为主的人数约2万人，若集中封闭收容，要涉及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在刚刚解放，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必将加重人民负担，而且百业待兴，上万人的就业安置也很困难。困此，只能从天津实际出发，在“寓禁于限”方针指导下，逐步取缔和消灭旧娼业制度。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正是经过了反复思考和讨论，才做出了这一缜密的决定。

然而，决定公布后，一部分妓院主、领家却又产生了“人民政府既不封闭，大可拖延下去”的苟安想法。一些甘心沉沦的妓女也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限制了妓院主和领家的剥削，自己可赚更多的钱了。眼前只顾赚钱，到真要取缔时再说。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居然又有部分妓院要求复业。针对这种情况，天津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

与此同时，在全市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天津日报》、《新生晚报》以及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旧天津娼业的罪恶史；揭露窑主、领家对妓女的欺凌和剥削，以及广大妓女的悲惨境遇和非人生活；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保护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决心要取缔妓院，把受压迫、受迫害、受剥削的广大妓女解放出来。通过这样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使妓院的处境愈加艰难。

胡金标，1904年生，青帮头子，其父为暗娼主。胡金标17岁时以修鞋为生，常去落马湖一带嫖娼，勾结流氓群殴，敲诈窑主、妓女钱财。一次，胡金标在赌博时作弊，被人看穿，他恼羞成怒，将揭发他的人的腿打断并用石灰将此人双眼揉瞎。胡金标就是凭着他的这种流氓秉性和残暴手段成为天津一霸。

胡金标发家致富后，便首先投资于娼妓业，把持落马湖一带妓院。为了在娼妓界站稳脚根，胡金标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流氓阎子瑞等人垂涎胡金标的地盘，想据为己有，霸占妓女。胡金标于是就勾结同伙将自己的族叔胡士成骗到自己家中用尖刀扎死，然后嫁祸于人，谎称是阎子瑞等人所杀，并买通法院，将阎等人抓捕入狱。

胡金标称霸落马湖后，便勾结人贩子从各地大肆拐骗良家妇女达数十人，逼良为娼。他对妓女十凶狠，百般虐待，稍不如意，轻则木棒皮鞭抽打，重则扒光衣服，吊到房梁上用开水烫。妓女们白天受嫖客的蹂躏，晚上则遭到胡金标的奸淫。

“七七”事变后，胡金标不顾廉耻，卖国求荣，为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充当便衣特务，当上落马湖妓女事务所所长。凡来落马湖为妓的妇女，均要先由他来实施奸淫，并由妓女的老板给他一份钱财。妓女王云卿欲逃出胡金标魔掌，被胡知道后逼迫致死。妓女“老四”、“老六”伺机逃走后，胡即勾结日本宪兵队将二人抓回，“老六”因坚决不回妓院，被日本宪兵施以酷刑，放出后惨死在家中。

解放后，杨某某向市政府控诉道：“我17岁被胡金标拐骗到天津给他当妓女，第二天就逼着我接客。钱赚少了胡金标就毒打我，我身上经常有伤。后来我得了脏病 （梅毒），他不但不给治，还逼着我去接客。每次钱赚少了，我就偷偷地找姐妹们借钱给他。要不就得挨顿毒打。我23岁时有人接我从良，胡金标讹了那人一大笔钱，还把我的东西全扣下，只叫我穿一件破大褂出门。”

陈某某哭诉说：“我在日伪期间被卖给胡金标当妓女，经常挨打挨骂。一次胡金标嫌我钱赚少了，用斧子把打我，说打死我就像摔死只小鸡，说完把我举起来摔到地上，我当时就被摔死过去。胡金标还奸污了我和好几个姐妹，王云卿就是被他奸污后又遭毒打上吊自杀了。”李耀林，1907年生，自幼不务正业，16~18岁在恒源棉纺厂做工。1929年同脚行的流氓头子为霸占脚行而发生打斗，将人捅成重伤，为此坐牢两年。出狱后即参加青帮，在大流氓头子袁文会手下跑“花会”，并给另一大流氓充当打手，设赌骗财。

李用欺诈骗来的钱财开设妓院，经营十几年。在此期间，利用非刑迫害妓女，并将妓女送给日寇蹂躏。被其迫害致死的妓女有玉兰、老七等数人。李还大肆贩卖人口，牟取暴利，被其敲诈殴打的群众无数，人人畏之如虎。

解放后，黄某某向政府控诉了李耀林的罪行：“民国34年（1945年）6月日本人征召妓女慰劳他们的军队。一天，李耀林叫事务所的找我去检查身体，等检查完了，他们扣住了我。一块儿被抓去的还有好些姐妹，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哭得可怜极了。第二天早晨来了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山东潍县，一下车就把我们24个女人关进一间大屋子。日本鬼子每天给我们24张条，就是每天要受24个日本鬼子的糟蹋。日本鬼子不准我们哭，一哭就用皮鞭打。我们在那里被糟蹋了一个多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才把我们放出来。”“我被放出来后，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又带着一身的病，一路上要着饭回到了天津，我浑身都肿了，人像个鬼。可是在我到天津的第二天，李耀林就又逼着我去接客。后来我病得更重了，狠心的李耀林不但不给我治，反把我卖给了一个人贩子。”

郭某某哭诉道：“我是民国35年（1946年）因家中贫困被卖给李耀林当妓女的，解放前他对我百般虐待，解放后他也不放过我，他总威胁我，叫我每月给他一袋白面，平时还要给他零花钱，我叫他打怕了，不敢不给。”“1948年有个叫老七的妓女，怀了七个月的身孕，李耀林还逼她接客，小产了。老七没出满月又被李耀林逼着接客，后来得了梅毒，还吐血。李耀林见老七赚钱少了，对她不是打就是骂，打时用皮鞭、木棍，专打老七的关节，痛得老七跪在地上喊他爸爸。老七哭声大了，李耀林就用棉被捂住她的头打，还罚她跪搓板，一跪就是一夜。后来她病得太重了，李耀林就把老七卖给了人贩子，没几天，老七这个可怜的妹子就死了。”

李天然，1888年生。1926年加入青帮，因在北京犯下命案，逃至天津，将拐来的良家妇女青莲、红莲卖入妓院。1937年，李开设妓院、烟馆，贩卖毒品。

日伪时期，李天然卖国求荣，充任乐户公会常务理事，勾结汉奸组织“义侠队”及流氓特务，大肆抓捕妓女以媚日寇，致使不少妓女惨死于日寇摩掌之中。

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当局，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充任天津乐户总代表，妓女训练大队大队长，与国民党匪特结成“36支”。李依仗当局势力，力量急剧扩展，不久便由一妓院窑主变成为控制南方一带妓院的大恶霸。

张玉棠，1892年生。民国初年，在天津警察厅侦缉队供职四年，后成为天津青帮头子，获得大量不义之财。先后开设妓院6处，历经20余年，犯下种种罪行。张玉棠在开设妓院期间，贩卖妇女30余人，很多幼女被其收养后，十二三岁就遭其强奸，然后被逼接客。据不完全统计，被其强奸的妓女达50余人。张玉棠令妓女白天推磨干活，夜间接客，无客时则需轮流陪其享乐。张对赚不到钱或违反他的规矩的妓女异常残忍，对弱小可怜的妓女们施用种种酷刑，致使10名妓女先后被他折磨而死，有的被迫吞金服毒自杀、重病不治致残的为数更多。他从妓女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钱财，用这些钱财购置房屋达400余间，成为一方巨富。

杨草亭，1895年生。其父为妓院窑主。他年轻时在侯家后妓院聚集之地串街做小贩，因无赖成性，常用利器划伤自己脑袋讹人钱财，外号叫“破头杨四”。1929年，杨在侯家后开设妓院两处，又拜青帮头子贾长清为师，并收流氓众人为徒，称霸一方。日伪时期，杨勾结日寇及汉奸，扩大其妓院规模，新开妓院三处，并任侯家后乐户分会会长。共抓捕妓女百余人先后送给日寇，供其糟蹋。杨对妓女残暴成性，被其强奸的奸女数人，有的被迫带病接客导致大出血而死。

黄金荣，1907年生。自14岁起即成为地痞流氓，后加入青帮，拜大恶霸王桂荣为师，又与国民党中统局天津站头子王伯伦及恶霸李天然结拜为“36支”，横行南市一带，人称“黄寨主”，成为天津著名大恶霸之一。1934年黄在大福里等地开设妓院三处，对妓女百般虐待。解放后，在一次控诉会上，高某某挽起裤子，露出右腿上布满的大面积伤疤，愤怒地控诉了黄金荣的罪行。高某某揭发说：

“我18岁时死了丈夫，黄金荣逼我奶奶画押，把我卖给了黄金荣当妓女。我到妓院后，黄金荣马上逼着我接客，让我吃不生孩子的药，那药喝下去就吐，可他还硬逼着我喝。黄金荣对我们妓女非常狠，我赚钱少了就挨他打，有一次他把一盆开水浇到我身上，疼得我满地打滚，我腿上的伤疤就是那次落下的。我被黄金荣逼得没活路了，就跳了墙子河，被人救上来后，又叫黄金荣拉回去接着给他当妓女，那年我21岁。24岁那年，我实在忍受不了黄金荣对我的虐待，偷着跑了。我出去知道黄金荣饶不了我，我又到别处当妓女，最后挣了600块钱托人送给他才算完事。

“我们哪个妓女都挨过黄金荣无数次的毒打，逼着我们玩儿命给他挣钱，每人每天都要接几十次客，连裤子都提不上。在我们来月经时他就逼着我们喝草木灰水，还得去接客。有个叫老四的妓女在接客时大出血，还喘着气就叫他给扔进沟里去了。

“我们妓女白天给他挣钱，晚上还得任他强奸。他强奸的姐妹都在14~15岁。黄金荣为了控制我们，不让我们从良，每天让我们吸2包白面，他说吸完了就不会有外心。妓女有了病，他从来不给治。有个叫小老的长了鱼口疮，他还逼着小老接客，后来小老病得不行了。他说给小老去治病，结果给扔到野地里去了。有个5岁的小孩跟她妈妈要饭，黄金荣霸占了她妈妈并要她去当妓女，后来因赚钱少给打跑了。那小孩得了病，叫狠心的黄金荣用煤球烫死了。”

市公安局通过大量的调查，掌握了这些大窑主、大恶霸们的罪行。为了让全市人民对他们的真实面目有更深刻的了解，公安机关再次开展了对妓女的宣传教育工作，用窑主的罪恶发家史来启发她们的觉悟。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妓女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窑主在自己身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不禁一个个义愤填膺，想起了自己辛酸的历史，于是掀起了妓女用自己的血泪经历控诉恶霸窑主的高潮。

1951年6月15日，九区召开1500余人参加的控诉大会，对李耀林进行控诉。在控诉会上，妓女们愤怒控诉李耀林，最后，王某某代表落马湖54名妓女哭着宣读了她们写的《联名控诉书》：“我们是世界上最苦的人，旧社会的蹂躏和惨绝人寰的压迫，把我们变成了恶霸窑主的商品，使我们在人类社会中过着暗无天日的屈辱生活……共产党来了，我们才得解放。我们再也不受他们的压迫、剥削、凌辱和虐待了。我们衷心感谢政府和毛主席！我们要向恶霸窑主讨还血债，要求政府枪毙恶霸李耀林，为姐妹们报仇，为社会除害！”听着妓女们的控诉，全场听众群情激昂。会后，九区1729名群众具名要求枪毙李耀林，为民除害。

随后全市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会，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给政府写信，要求政府镇压恶霸窑主，为阶级姐妹们申冤。天津市公安局在获取了充分证据后，逮捕了一批恶霸窑主。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间，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将恶贯满盈的王士海、王凤春、黄金荣、李天然、李万有、李耀林、胡金标、张玉荣、杨草亭、杨德山、孟毕氏（女）等罪大恶极的恶霸窑主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将他们剥削妓女所得财产全部没收。

天津市对恶霸窑主的镇压，扫清了彻底废除娼妓制度的障碍，使尚未脱离妓院的妓女消除了对窑主的恐惧心理，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给那些还在等待观望的窑主们当头一棒，使其心生恐惧，害怕再继续干下去就会受到胡金标们相同的下场，于是也纷纷表示歇业、转业。

二

北京有八大胡同，上海有四马路，而在天津则有南市，南市是天津最有名的妓院聚集地。天津妓院最早开设在侯家后一带，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天津后，就转移到了南市。据1911年统计，全市一二等妓院有106户。其中，南市境内就占67户。聚华后、升平后、丹桂后是妓院的密集地。据旧天津政府解放前夕最后一次统计，全市共有妓院653户，分布在南市境内的就占40%多。南市的妓女有3000~4000人。游妓和暗娼尚未统计在内。李万有就是南市中最有名的窑主之一。

李万有出生在武清县一个庄子里，从小就不学长。长到18岁时，已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离开家到天津闯世界，在老铁桥做工，经过几年辛苦的劳作赚了一些钱后，便与人一起做起了贩驴的生意。一赚到钱，他就吃喝嫖赌。一次，他遇上了爱卿堂的妓女金玉，便迷上了她，整日往那销魂窟里钻，不久赚下来的几个钱让他连赌带嫖地挥霍光了。当他再次逛妓院找金玉时，妓院的掌班对他变了脸色，轰他出门。他一怒之下，大闹妓院，被人揍了一顿后，送进衙门，被判三个月苦刑，当众把他的小辫剪掉。出狱后，头发还没长出来，于是人们就送给了他一个外号叫“马子盖李三”。

马子盖李三出狱后，找不着事干，又没有钱，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一天，他看到东门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还有不少人围观，便上前打听。原来是清政府要招一批劳工去南非开金矿，工钱给得也多。他心一横，便报了名，远赴南部非洲。谁知，到了那儿却发现，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工钱也不多。干了一段时间后，便想出一个赚钱的主意：开赌局。每天下工后，他就坐庄开盘。谁不赌也不行，不赌的，他就寻机揍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劳工里的一霸。在南部非洲干了整整四年，他通过赌局，赚了几百块大洋。

一回国，他便直奔爱卿堂找他的旧相好金玉，可是金玉已不在那里了。他不甘心，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家妓院里找到了金玉。李万有与金玉厮混了一段时间后，便把金玉赎了出来，决定合伙开妓院。

1915年，李万有在南市西水套子租房开了一家妓院，名曰魁卿堂。开始由金玉接客，以后又花钱从外地买来三个姑娘。随着生意的红火，两年后，李万有让金玉另立炉灶，在聚华后租房，开了第二个妓院，叫做金玉堂，金玉做了掌班。

随着李万有财富的不断增加，他的妓院规模也越来越大。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先后开设了魁卿堂、金玉堂、金华堂、小香班、三元堂、新立堂等七家奸院。各妓院的妓女大多是他从外地买来的良家妇女，还有一部分租来的和搭住的。所有的妓女在接客之前，都得陪他先睡一晚。年纪太小的，先让她们跑茶客。到十五六岁时，便由他亲自给她们破身，让她们正式接客。

1927年，李万有拜梁嘴养船的林树和为师，加入安青帮。在群英后成立青帮公所，他当了帮头。公所发展很快，收了100多个徒弟。市里的徒弟平时都在各妓院干事。有当掌班的，有管财的，有的充当保镖和打手。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地成为天津卫的名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李万有的妓院就开始向日本人献媚了。不久，便当上了天津乐户公会总会长，为日本人卖命。

1944年，日本宪兵队派人找到李万有，说日本兵在各地打仗很辛苦，让乐户公会组织慰问，言下之意就是让李万有组织妓女到日本兵营。于是他分别向各区分会布置，让他们报上参加慰问的妓女名单，可是，各分会都没报上名单，一个妓女也不愿意去 ，日本宪兵队又每天派人来催。李万有情急之下，想起了警察局保安科科长张相纲，希望他能帮他解决此事。张相纲于是强制集中了30多名妓女，分别送往驻在天津东站、山东、河南等地的日本兵营。这次替日本人卖命使他担惊受怕了许多日子，深感这乐户公会会长一职凶险，便托病辞去了此职。回到群英后当伪甲长去了。在当伪甲长期间，他仍然为日本人卖命，组织各家妓院向日本人献铜、献铁、献饰品，供给日本人制造军火。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有继续经营他的妓院，直到天津解放。

三

在长达几十年的经营妓院生涯里，李万有可以说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在开设妓院初期，李万有为了能站稳脚跟，对妓女表面上还是挺好的，对她们甜言蜜语，不打不骂。可是不久，他便露出了他凶残的本性。对妓女实行残酷的管理，以便从她们身上榨出更多的钱来。

李小香，原籍山东，家乡因闹水灾，随爹爹一起外出乞讨，走到天津时，她爹爹连病带饿死在路旁。年仅10岁的她在爹爹的尸体旁哭天喊地，昏死过去。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屋里，屋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笑眯眯地看着她。原来这个人是一个人贩子。不知人世险恶的小香被此人带到了天津南市李万有的家中，卖给了李万有。

小香进了李万有的家后，做了李万有的丫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侍候李万有，为他端屎端尿，挑水做饭，什么活都干。稍有差错，便会遭来李万有的殴打。一天晚上，小香给李万有捶腿，李万有嫌她捶得重了一点，便一脚踹向小香，吓得她跪在地下连连求饶。李万有恶气难消，恨恨地说道：“今晚我没工夫打你，你就这么跪着不许动，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怜的小香就这样在地上一直跪到天亮。

五年之后，李小香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她也越来越显得漂亮了。李万有看到小香的变化，心中不禁窃喜，感到这么多年来的“投资”算是没有白费，现在到了领取红利的时候。一天晚上，李万有糟蹋了小香。半年后，小香开始正式接客。又过了两年，李万有买来几个姑娘，开设了小香班，名义上让小香做领班，但小香还得接客，大小事务实际上由李万有操纵。小香班大多都是年轻的姑娘，开业后，每天晚上嫖客们蜂拥而至，妓女们一天至少要接七八个客人，小香也不例外。由于接客过多，小香染上了淋病，疼痛难忍。李万有不仅不让医治，还逼着她带病接客。最后，小香病倒在床上，奄奄一息。李万有怕小香死在家里不吉利，便叫来两个伙计，暗授机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伙计把仅剩一口气的小香抬上了一辆板车，拉向城外，在路上小香便咽了气。那两个伙计把小香的尸体抛在东郊野外。

为了防止妓女外逃，李万有在每个妓院里都安置了他的青帮徒弟充当打手。妓女们进了妓院就像进了牢狱一般，是很难逃出去的。

小桥是李万有用200元从乡下买来的，刚刚16岁，正处妙龄，长得楚楚动人。李万有便把她据为己有，供自己享乐，百般蹂躏。小桥不堪其辱，便侍机逃跑。一日，她乘上街买菜之机逃走，李万有得知后，马上派出手下人马四处搜寻，最后从武清县把小桥抓了回来。李万有为了杀鸡吓猴，便叫来各妓院的领班和部分妓女，命令打手当众把小桥的双手反剪起来，又用绳子扎死她的裤管，然后弄来一只猫，塞进她的裤裆里，同时命令打手狠狠地抽打她。两个打手每人手持一条皮鞭轮番抽打，打得小桥在地上来回滚爬，那猫也在她裤裆里面乱抓乱咬，不一会儿，小桥便昏死过去。等打手们把那猫放出来时，只见小桥身上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下身也被猫抓得鲜血淋淋。小桥在床上整整躺了十几天才能下地。刚有好转，李万有就又让她正式接客。

李万有不仅对妓院的妓女心狠手辣，丧尽天良，对自己寡居的儿媳妇也不放过，干出灭绝人性的乱伦之举。

小红本是李万有的儿子李兆庆的媳妇，结婚后不久，李兆庆就因吸毒过多而死，留下了小红和一个早产的孩子。一天晚上，李万有乘小红睡觉之时强奸了她。不到一个月，又被李万有送到妓院去接客。

李万有是一个老天津，他深知自己若要在这天津卫长期立足，没有一个好的靠山是不行的，他除了投靠日本人和伪警察局外，还结交了臭名昭著的大土匪、大汉奸、敌伪津海道“剿匪”司令柳小五。柳小五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为了讨好柳小五，李万有为他在日本租界建了一座柳公馆，并把妓女莲花送给她。柳小五有一个怪癖，专爱糟蹋小脚女人。李万有得知后，便命令其手下四处搜寻缠足的姑娘。最后在河北某县找到一个农户家的女儿，名叫红梅。为了得到红梅，李万有设下一条奸计。红梅的父母正在忙着找婆家，李万有于是派人给媒婆送去钱和布料，让她对红梅父母亲讲，天津一布衣掌柜膝下只有一子，为人忠厚老实，生意兴隆，家境颇为盈实，与红梅正好匹配。红梅父母信以为真，便把女儿嫁了过去。红梅被接到天津后，立刻被送到李万有处，李万有派人专门看管，给红梅买来绫罗绸缎，并派裁缝为她量体裁衣，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同时又在英租界购置了一座新公馆。柳小五一回到天津，便把红梅接到公馆，急不可耐地要寻欢，红梅此时才知上了当，死也不从。然而终因力不从心，被柳小五强奸了，比此红梅被囚禁在这深宅大院之中，成为柳小五的玩物，没过多久，红梅便因精神抑郁染上了肺病，饮恨而亡。

天津的解放无疑敲响了李万有们的丧钟，但是他们还是心存幻想，认为：“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没有取消过妓院。虽然共产党坐了天下，可能不能坐得长还是回事呢。就算坐得长了，共产党也是人，离不开咱们这行当。不管什么时候，妓女永远是妓女，离开妓院就别想活。”李万有一方面表示要主动交待，服罪认罚，企图掩盖其累累罪行，可以从轻发落；另一方面，李万有威胁自己手下的妓女，不准她们揭露他的罪行。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们不辞辛劳，深入到妓女中间，做思想发动工作，宣讲党的政策，为她们消除思想顾虑，大胆揭发李万有的罪行。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法院很快就掌握了李万有的种种劣迹和罪行。

1951年7月10日，李万有被押上了审判台，天津市人民法院向他宣读了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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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天津市虽然废除了娼妓制度，但是卖淫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游妓暗娼们还在猖狂地进行着卖淫活动。为什么在市政府宣布禁止卖淫嫖娼，废除了公开的妓院和妓女之后，游妓暗娼仍然像一股浊流在暗中流淌呢？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妓女长期在腐朽淫秽的生活之中，卖淫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恶习，突然离开她们熟悉的生活，她们还是很难适应的，对过去仍然有着许多留恋，于是一有机会便暗操旧业。同时，天津市仍然有一支庞大的嫖客队伍，这为游妓暗娼提供了充足的市场，为她们的卖淫活动提供了客观存在的基础。二是当时天津市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妓女的全部转业，妓女的解放上，对于她们转业后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同时，又没有对游妓暗娼活动的明确处理法规，抓到之后只是靠单纯的教育和罚点小米了事，打击力度不够，致使游妓暗娼们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

天津市的游妓暗娼们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第一类是黑舞女，也就是没有舞女许可执照的舞女，又名“交际小姐”，总数约100名左右。她们活动的场所多是舞厅、舞会。她们自恃长相姣好，追赶时尚，常常打扮成高雅、脱俗的“学生”、“小姐”，以谈情说爱为手段进行卖淫，她们或在舞厅、舞会及附近招客，或在旅馆饭店勾引，或经人介绍。其主要对象多是中上层资本家、商人及高级职员。

第二类是“马路天使”，总数约200名。她们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商业繁华地段，如劝业场、滨江道一带，时间多在晚8：00以后至凌晨2：00。她们招嫖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有四种：一是靠皮条客拉客。皮条客们一般到了晚上都纷纷出笼，见到单身闲逛的男人，就上前搭讪。价钱谈好后便拉嫖客至游妓居住地点。二由“领家”介绍嫖客，这类“领家”均为原来妓院的老板。三靠旅馆茶房招引嫖客，这类茶房原本多是妓院的伙友，与妓女非常熟悉，相互勾结，在旅馆内开房间为暗娼们卖淫提供场所，从中渔利。四是游妓暗娼们亲自出马，一到晚上，或三五成群，或两人一伙，以书包、报纸、抱小孩等为掩护，在人多的地方以借火、问路等多种形式与嫖客调笑，讨价还价。“马路天使”们的卖淫地点有季节性的特点。夏天，她们多在马路、公园、胡同、河边等处随时野合；冬天，则把嫖客带到家中，或上旅馆茶房。

第三类是清音艺员。天津解放后，妓女、舞女纷纷转向清音，尤其是北京封闭妓院后，天津的清音艺员骤然猛增，其主要来源就是妓女和舞女。据调查当时六个班社102名清音艺员原为妓女的就占一半。这些清音艺员本性难移，淫心未除，卖淫情况非常严重。据清音委员会统计，全部清音艺员中卖淫者达70%左右。清音艺员卖淫的对象多为中小资本家，其中以五金、像胶及新兴化学工商业主为最多，其次是一些上海、东北的行商及本市有较高收入者。清音艺员活动的场所主要在演出地，以介绍“点片”为接触嫖客的媒介，一般点四个歌片以上即随客外出。她们卖淫的地点开始多在旅馆、咖啡馆及家内，后发展到嫖客家里，三轮车上，去外地开房间等。清音艺员的公开收入不是很高，不能满足她们奢华的需要，而卖淫所得收入要比她们的公开收入多几倍以上，因此，在清音艺员中，卖淫现象十分普遍。

第四类是歌舞女。天津解放初从事此种职业的人为401人，到1953年还剩59人，其中舞女44人。这类人员都有营业执照，相貌身材较好，以前多为“饭店小姐”、“交际花”，也有一些是堕落的年轻学生。她们活动的地点主要为歌舞厅。歌女以“点片子”，舞女以“作台子”为两性接触的媒介。歌女点五个片子以上即可随客外出。舞女解放初作五个台子即伴客外出。这类人员卖淫所得收入比公开收入高两三倍以上，相当可观。

妓院被取缔之后，这些游妓暗娼们就成了危害社会，腐蚀心灵的主要病毒。她们不像妓院的妓女那样坐等客人上门，而是主动出击，因此危害很大。暗娼们为了拉拢引诱嫖客，用尽了各种下流手段。夏天的时候，她们在公园、河边、马路、胡同等行人游客密聚的地方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争拉嫖客，搂搂抱抱，放浪形骇，不避人目。冬天的时候，她们在旅馆、客店吃喝打斗，一片乌烟瘴气。由于卖淫者大多是年轻女子，使得一些嫖客见到年轻女子便上前搭讪，求欢寻爱，致使许多良家妇女不敢外出，许多繁华地区几乎成了良家女子的禁区。此外，卖淫嫖娼造成的私生子、弃婴、堕胎等社会问题也十分严重。同时，游妓暗娼还妨害婚姻家庭。许多家庭因此导致夫妻成仇、打架离婚，有的嫖客甚至为暗娼而抛妻弃子。暗娼的大量存在也使性病蔓延。暗娼们大多都染有性病，由于他们是秘密卖淫，不能集中定期检治性病，自己也不愿到医院去检查，所以性病的传播更难控制，导致大量交叉感染。

这些游妓暗娼同时还是危害新中国政权的“糖衣炮弹”，使许多干部丧失了革命斗志和人格。在“三反”、“五反”中发现，仅清音茶社的清音艺员引诱公安、税务、铁路、工会及公营企业等工作人员下水者达50余人。如公安总队三团干部米某某在一清音艺员身上花去现款达1000多万元，导致贪污犯罪被逮捕。有的不法资本家，为大量盗窃国家资财，看准了一些人的弱点，用暗娼来拉拢腐蚀干部，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盗窃、渎职而入狱。

因此，在取缔了妓院之后，天津市就把扫黄的重点放在了清除游妓暗娼上了。

为了彻底清除游妓暗娼，天津市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摸底。市公安局通过深入调查，对各类游妓暗娼的思想状况作了具体的分析。黑舞女、“马路天使”没有职业，专以卖淫为生，普遍厌恶体力劳动，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亦有少数为生活所迫而堕落者希望能脱离此道，过上正常的生活。清音艺员在清音茶社卖唱，有较优越的条件，收入较多，生活舒适，陷入腐朽淫乱的环境中不能自拔，亦有一部分人受恶势力控制难以摆脱。歌舞女则看到舞厅业日渐萧条，料想此种职业不会长久，因此转业的念头十分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天津市从事秘密卖淫活动的人数较多，且她们的家属及子女也占很大比重，同时受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不可能采取统一收容的方法，只能从实际出发，标本兼治，逐步加以取缔。

第一，公安机关依据《管理旅栈行业暂行规定》和《公共娱乐场所暂行管理规定》，加强了对旅店、客栈、舞厅和茶社的治安管理。公安机关直接管理清间委员会，对现有清音艺员、歌女、舞女普遍进行登记，发给会员证，不准吸收和发展新会员，非会员演出一律禁止，根本上取消清音茶社、歌舞厅的“点歌片”、“作台子”制度。并规定歌舞女不准有猥亵行为，不准在饭店、旅馆“接客”，以此来限制这些有合法身份的暗娼们的卖淫活动，促使她们自消自灭。对旅店、客栈规定不准留住游妓暗娼，发现旅客携带妓女住宿必须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严禁旅店行业人员代客招妓。

第二，对已掌握的控制、逼迫、容留妇女卖淫的黑社会势力进行严厉打击，先后打掉了一批流氓团伙。同时，公安机关还加强了对繁华地带的治安管理，经常组织对游妓暗娼们经常活动地带进行巡查和清理，有效地限制了游妓暗娼和嫖客的活动。

第三，同民政、妇联、救济、卫生部门联合行动，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对游妓暗娼的卖淫行为进行批判，指出危害，指明只有从事正当职业才是出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暗娼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转业，经过妥善安置，有的进入了文化团体，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回了原籍参加生产劳动。

第四，集中力量，重点出击。天津南门外宝庆西里是游妓暗娼聚集之地，已有30多年的历史，被人们称之为“暗娼窝”。暗娼多为地痞、流氓、青帮分子所控制。天津解放初期，这里有暗娼主38人，暗娼54人，本市及外地卖淫的游妓100多人。天津市公安局决定端掉这个淫窝。首先，召开各种类型的群众会、座谈会，采取攻心战术，号召游妓暗娼放弃这种肮脏的营生。户籍民警结合户查对问题较为严重者进行帮助教育，并要他们保证不再从事卖淫活动。其次，对6名有罪恶的暗娼主及时进行了打击处理。派出所还组织了治安巡逻小组，在夜间盘查行人，查获嫖客。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暗娼主表示拥护政府改革，从此洗手不干。许多暗娼要求参加劳动，重新做人。街道和派出所及时组织她们进行生产劳动，并举办妇女识字班，提高文化水平，树立新的人生观。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宝庆西里绝大部分从事卖淫活动的人都结束了可耻的卖淫活动。

1956年7月，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津分会《关于收容安置游妓问题的请示》。公安机关迅速对那些恶习不改的暗娼进行了收容教养。收容后，加强思想教育，进行劳动技能训练，检查和医治性病。收容时间一般为4至6个月，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教养完毕后，将她们全部安置到救济分会所属的缝纫厂，在到厂后3个月内全部生活费用由政府负担，劳动收入归个人。经过教育改造，这些游妓暗娼们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天津的扫黄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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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莹斌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小记】

这是我多年来往返天津等地采访数十人而积累下的初稿，也是正在编写的《20世纪初大陆妓院史话》的一个章节，这本书预计明年4月出版，当下我截取其中一部与同好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诚恳地提出修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