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四年寻觅，重考大克鼎的出土时间——左宗棠的另一面

姜　鸣

　　2001年11月17日是星期六，我客寓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吃罢早饭后有点儿无所事事，我拿不定主意到哪里去消磨上午的空闲。信步走出酒店大门，在搭上出租车的一刹那，我决定了去向———到琉璃厂一游。

　　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耀着大地，琉璃厂依然半古不新。我照例从东向西，将每家旧书店新书店逐一造访，但不光顾那些卖假古董、工艺品和新旧字画的铺肆。一圈下来，全无斩获，不免有些失望。忽然在顶西头，发现新开出一家装饰典雅的“文化遗产书店”。

　　我走进这家中国书店所属、兼带有展示文献字画各种版本书籍和出售旧书两种功能的特殊书店，不经意间，发现店堂中张挂着一件卷轴，正是我到处苦苦寻访的旁证，不由两眼发亮，欣喜若狂，差一点喊出“踏破铁鞋无觅处”来！

　　这是一卷裱有西周大克鼎金文拓片的挂轴，拓片下面，是晚清官僚兼著名学者李文田亲笔撰写的释文，文后有简单的跋语：

　　郑盦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

　　我要的，就是“光绪十五年五月”这七个字。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的幽幽光线，投射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古代宝藏。其中最显赫的位置，陈列着著名的西周大克鼎。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是商周青铜器中的重器，也是上博全部青铜藏品中之最大者。它造型敦厚，纹饰精美，体积宏大，鼎腹内有铭文28行共290字，记载了周王令贵族克出纳王命，并赐以命服、土地和臣妾的内容，为研究西周晚期土地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大克鼎原由清代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著名金石学家潘祖荫（字伯寅，号郑盦）收藏。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它连同另一件重器大盂鼎，—起捐赠给国家。现在，大盂鼎收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则是上博引为骄傲的镇馆之宝。

　　上博展厅的说明牌上这样写着：

　　大克鼎

　　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

　　189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

　　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到各种金石学著作，都说大克鼎出土于1890年即光绪十六年。我对这个结论却有怀疑。那是在四年之前，当时我偶然注意到潘祖荫死于1890年，而同时又恰巧看到陕甘总督左宗棠与袁保恒讨论向潘祖荫赠送大盂鼎的信件，以及《秦前文字之语》中所载晚清金石名家陈介祺与潘祖荫谈论大盂鼎从西安运送京师时的种种细节，于是我的眼前似乎掠过一道闪电，脑中忽发奇想，认定在19世纪的交通运输条件下，住在北京的潘祖荫要收藏一件当年在陕西出土的巨型文物，几乎没有可能。所谓光绪十六年出土之说，定有舛错。

　　左宗棠向潘祖荫赠大盂鼎，是向潘祖荫感谢救命之恩。这段佳话，起自咸丰九年的一个著名故事。当时，左宗棠尚未发达，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做师爷。左宗棠是个恃才傲物的人，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监司大员向骆秉章汇报工作，骆让他们向左师爷请示，他也当仁不让，隐操湖南政柄，甚至代拟的奏折不经骆秉章过目就直接向朝廷拜发。而左宗棠的功名，不过是个举人。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载，署理提督，永州镇总兵樊燮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只好去见，但未向左宗棠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可见左宗棠的飞扬跋扈。刘成禺又说，樊燮回老家后，书“忘八蛋滚出去”六字木牌，置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规定儿子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他的儿子樊增祥果然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成为晚清大名士，又官居江宁布政使，署理过两江总督，当然这是后话。

　　左宗棠的举动犯了官场的众怒。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情事，可以就地正法。当时，肃顺将情况告诉门客高心夔，高又告诉湖南名士王闿运，王告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与左宗棠是同乡，即请王闿运求救于肃顺。肃顺表示，此事必须有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我才能说话，郭嵩焘即与同值南书房的大臣潘祖荫商量，潘祖荫为此上奏赞扬左宗棠，肃顺也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也纷纷保荐，最后朝廷竟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湘军军务，以后又让他自己招募军队，去浙江作战。一场风波之后，左宗棠居然因祸得福，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开始飞黄腾达。民国学者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提及此事，认为潘见义勇为，不计祸福，方能解左氏之狱。他评价说：“同光间朝士，朴干推文祥，精毅推阎敬铭，若好贤勤事，表里不欺，则祖荫其人也。”

　　同治十二年底，户部左侍郎潘祖荫因事受革职处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却一直惦记着曾在自己落魄时给予帮助的朋友。他知道潘祖荫嗜青铜器如命，恰好在陕西访得大盂鼎，即命主管西征粮台的袁保恒购下赠送潘祖荫。大盂鼎自道光初年出土后，数十年间在研究金石彝器的学者中被视为难得一睹的宝物，通高102.1厘米，重153.5公斤，腹内有铭文291字。然而潘祖荫却疑为赝品，对接受这份礼物犹豫不决。所以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从中可以看出潘祖荫对于收藏重器时决不轻率从事的风格。次年，潘祖荫改变主意，亟亟欲得盂鼎，左宗棠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这是左、潘友谊中的一段佳话。潘祖荫获得大盂鼎后，请著名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81×81毫米的巨印“伯寅宝藏第一”，以表达欣喜自得的心情。

　　我从潘祖荫在收取左宗棠馈赠大盂鼎时审慎的态度，推断他不太可能在临死之前，匆匆出资收藏当年出土的大克鼎，其实只是一种假设。为了证明这个假设，我查阅了潘祖荫庶弟潘祖年在其兄去世后不久编撰的《潘祖荫年谱》，发现《年谱》光绪十五年条下明确地记载着：

　　是年得善夫克鼎，大几于盂鼎埒。……兄嘱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

　　同时我也发现，所谓光绪十六年出土说，源自罗振玉在其撰集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书（1930年出版）“克鼎”条中，记载听说于琉璃厂商人赵信臣。赵信臣告诉罗，“此器实出岐山县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他本人“尝为潘文勤公（即潘祖荫）亲至任村购诸器，言当时出土凡百二十余器，克钟、克鼎及中义父鼎均出于一窑中，于时则光绪十六年也”。然而法门寺的地点并不在岐山县而在扶风县，故罗氏在此项考证中先犯了一个地点错误。这种口碑传说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又据1934年出版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35《陕西金石志》称，克鼎系“光绪十六年秋扶风任村任致远挖土得之，由苏子贞……运归潘文勤公。此鼎发现之处若土室，然共得钟、鼎、尊、彝等器七十余件，唯克鼎暨四喜钟最大，铭文亦二百余字”。《续修陕西通志稿》对于法门寺究竟在本省哪一个县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出错，但所称“光绪十六年秋”依然不对。因为潘祖荫本人死于该年12月。又据今人姚芳藻在《古鼎悲欢录》一文中称：“大克鼎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被天津柯氏购得，他（潘祖荫）再从柯氏那里重金购买来的”，将大克鼎的出土、转手、再转手归入同一个年份，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可见，学术界对于大克鼎的出土年份的考订，就是从这些二手材料里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