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原创】孔子的“中文经济”

谢谢楼主的支持！ 欢迎有空常来！

最聪明的人用道德征服人， 最明智的民族用文化征服世界！

学习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这是上个世纪中国人说的话!

现在是不是可以外国人说下这些。

国强则语言流行。

指日可待。

汉语及中华文化热全球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日深

没怎么听说过中文经济这个名词 学习下

愿文字能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联,同根同源的文字啊.

呵呵，对岸某些人的神经就是敏感，但也正常。对岸要抹去历史的痕迹，谈何容易，除了文字外，还有传统的节日等等……

太深奥了，原谅俺才疏学浅，不能发表意见，希望大家的期待尽快会实现的！！！

都属于软件，硬件是国家的山河水，经济文化都是软件！

支持一个,还有事,先走了.

以下是引用拿破仑1813 在第21楼的发言： 孔子学院现在很火爆的说

同意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学习中文 可见汉语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的通用语言，做中国人真好啊

极度深奥，看来我要好好学习

支持原创转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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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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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联邦德国前总统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的最后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即“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写道，只有当我们把一步一步地逐渐建立起国际法视为自己的义务和正当的希望时，永久和平才不至于停留在纯粹的理想上”。在康德逝世整整200年后，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仍然遥遥无期。相反，在20世纪人类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陷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之中。在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之后，西方有学者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自此之后将是普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欢欣而和谐的“一个世界”，但旋即又有学者提出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如何能够避免“文明的冲突”，逐步走向人类的永久和平？面对这个严峻而又宏远的问题，似乎康德的话并没有完全过时，即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逐渐建立起国际法”。但“国际法”如何正当地建立起来？各个国家和民族应如何承担“国际法”的义务？似乎这两个“国际”问题的答案仍潜存在人类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中，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中国、印度和缅甸的政府领导人曾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首先倡导的，其中内蕴的基本道德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华民族对于“和平”本有自己的传统理解，即“和平”乃是“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就是说，“和平”或“和谐”不是同质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共处而得其平衡。在《国语·郑语》中，史伯就曾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是说，不同的因素处于和谐的状态，事物就能繁荣发展；如果同质的因素简单相加，则事物就陷于停顿或死亡。孔子也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如何能够做到“和而不同”？此非他，乃因忠恕之道。

在5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中、印、缅的政府领导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免带有局部的“权宜之计”的性质。而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应该确立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的、恒远的“国际法”原则。

施密特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中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开展“文明的对话”而避免“文明的冲突”。他所提出的“道德重建”，就是要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所普及认可的道德“黄金规则”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全球普遍伦理，使国际社会把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从而化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实现人类的和谐。他针对那些“不太愿意接受义务或责任的读者”，引述了联邦总统赫尔左克的一段话：“亚里士多德与孔子都对权利和理论做过界定。在西方世界，权利以及公民的自由受到更多的重视，而儒家传统则更加看重伦理以及公民的义务……我对我们这两种文化所抱的希望是它们都能趋近于平衡的中点”。看来，世界和平有待于中西文化在对话中“趋近于平衡的中点”这个“中点”就是把权利与义务或责任统一起来。

在当今世界有必要更加强调义务或责任，也就是说，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单边主义的“双重标准”。最近，美国《新闻周刊》揭露出一个在国际法上实行“双重标准”的恶例，即美国司法部曾为白宫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宣称：“美国可以用国际法衡量其他国家在战俘问题上的行为，但华盛顿自己却不必遵守这些法律。”这份备忘录“虽然没有得到公开批准，但也得到白宫的默许”。它为五角大楼对战俘使用逼供手段“铺平了道路”，“这些手段最终被用到伊拉克阿布格里卜监狱的囚犯身上”。如果这样的恶例不能避免，那么世界和平就无从可言。

最近,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又出版新著《我们是谁？》，法国《问题》周刊就此书的内容发表了一篇“访谈录”。亨廷顿在此“访谈录”中指出：“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美国人制造了一个把***教与西方的碰撞蔓延到全世界的策源地，而首先承受其后果的将是美国人。”记者认为亨廷顿持如此反战立场“出人意料”，而亨廷顿的反战理由是：“西方已经不能再像一战结束后那样控制世界了。特别是穆斯林文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它将迫使西方抛弃一切硬要人们归顺同一意识形态的主张。……强迫他们变更政权既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也是不可能的”。亨廷顿的见解有其深刻之处。他提出“文民冲突”论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如果西方继续像一战结束后那样“硬要人们归顺同一意识形态的主张”，“强迫变更”他国的政权，那么，“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就会成为现实。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说：“赐之，非尔所及也。”我们但愿以后美国的当权者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有“所及也”。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有其偏误之处，即他把“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归因于当今世界的七大或八大文明的不同。而在中国的许多文化学者看来，多元文化本身并不具有“冲突的危险性”，如果处理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则可致“天下大同”（费孝通语）。在中国五千年得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得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如果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原则，那么也有望逐步走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全人类的“多元一体”。

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现在离全人类的“多元一体”或“永久和平”还十分遥远；相反，人类现正面临着冲突、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严重失衡。这种威胁的根源不在于多元文化本身，而在于多元文化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我在此愿意推荐一篇题为《即将到来的时代交战》的文章，作者失戴维·J·罗斯科普夫，发表在2004年2月1日的《华盛顿邮报》。此文作者尖锐地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一个不断老化的发达世界的利益与一个年轻和越来越失望的发展中世界的利益相矛盾”。文中有这样几段“警世”之言：

如果我们试图结束恐怖主义，我们就需要认识和消除这些紧张关系。刺激这种紧张的是南方心灰意懒的穷人与北方占据主导地位和即将步入老龄的人口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

文化与人的基本需要相比，占据次要位置。对那些试图鼓动人民的人来说，文化可能提供了一个权宣之计的战斗口号，但实际上却仅仅是装潢门面，以使普通的需要变得崇高，从而满足对经济公正的根本性要求。

我们应承认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把握一个事实，即新兴国家就业岗位的创造与发达国家的安全是相关的。

当共同的经济利益占上风和文化冲突的代价被证明太高的时候，欧洲便将自己的文化壁垒搁置起来。纵观历史，在世界各地，这就是统一和一体化的历程。因此我们不禁要得出结论；与亨廷顿相反，人口问题鸿沟两边截然不同的社会迥异的经济利益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而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结合双方的最佳资源，是防止世界发展最有把握的举措。

也许有人认为以上见解算不上深刻，但它的确指明了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的、严峻的事实；也许在西方有以上见解的人并不是少数，范可能愿意依次见解而行动的人还不是多数。依次见解而行动，就是要创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结合双方的最佳资源”，使南北双方“平等互利”地发展，逐步消除贫困，减少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经济发展地不平衡——这是战胜恐怖主义、“防止世界大战最有把握的举措”。

“全球化”已经把“小小环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把人类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管发达国家的多数人是否愿意依以上见解而行动，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兴国家就业岗位的创造与发达国家的安全是相关的”。如果依此相关性而逐步减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就有望走向和平；如果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目前的趋势就是如此），世界安全的形式就必然进一步恶化。

看来，世界和平离不开忠恕之道。发达国家需要“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所不欲饥寒、劳苦、衰乏，就应在“全球化”过程中负起更多的责任，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亦能得衣食、安逸、富足。诚如是，则实现世界和平“可运之掌上”。

孔子希望人类社会能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能够“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看来，“均无贫”应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若能“均而不贫”，就需要有一定的“自由竞争”；若使“自由竞争”不致贫富悬殊，就须引入“均无贫”的政策调控维度。只有这两个维度“趋近于平衡的中点”，世界才能“安无倾”。

总之，若要走向世界和平，除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之外，还须在经济上“平等互利”，在政治和文化上“和平共处”。也就是说，要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忠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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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弛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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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汉语方言 Chinese dialects; 汉语拼音方案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汉语拼音字母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汉语史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在广义上是指汉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作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尽管方言发音差异特别大，但是书面语言规范，没有方言差异造成的书面交流障碍。汉语的超方言性对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

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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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学者在研究阐发孔子思想时，多议其仁义道德。或曰“万世师表”，或曰“大成至圣”。往往都忽略了孔子的经济观，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或虽有注意，却对孔子所言，诸多误解，没有正确地加以论述。这就造成世人以为孔子没有经济观，不谈论财利，轻视财利，甚至认为孔子把经济财利看成与仁义道德相冲突，是水火不相容的。总是举“子罕言利”，从不同角度来论断，以表示对利的鄙视。

然而，事实上孔子思想并非如此，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并非没有经济财利观念，更没有把经济财利和仁义道德看成绝对排斥对立的。纵观《论语》一书中，实已明载孔子有卓越高明的经济观。他何尝反对“取利”，不过主张“见利思义”，把经济财利的开展和仁义道德的谋求看成是有机合一的。本文拟从孔子的义利观、商业观来阐述论证孔子的经济观。

义和利的观点，在孔子之前已经现出，《国语·晋语一》日：“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又讲“不度而遇求，不可谓义”。只是孔子把义和利作为一组命题明确提出，这即是人们所共识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即所谓正当的行为、正当的事。“利”即为物质利益，有公利和私利之分。

孔子经济观在《论语》中体现出来，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主要有如下几处，现列于下：

1．《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2．《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3．《论语·子罕》：“子罕言利。”

《论语》中这几则记载，许多人未明其要旨，据之而肯定孔子是不重视经利财利的。儒家学者也总是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从不同的角度来论断。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引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说得玄妙高深。其实笔者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孔子叙述不同身份的人要追求不同的理想，谈论不同的话题。品行端庄的君子常谈“义道”，把握“义”之真谛，追求“利民富民”之公利。品行恶劣之人一味追求财利，以满足其私利私欲，是可鄙的。品德良好的知识分子——君子，他们明了义道之所以可悦，是因为他们知晓讲求义道，为人处事，所作所为都合情合理，人人或大部分人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都如此，社会才有精神文明、安定秩序，国家的一切文化教育、工农商业等等建设，才有稳定的成长和发展，人们的生命财产、经济生活才真有保障和不断的改进，这才真是人人都能得到和享有可欲的财利。在肯定义道的前提下，才是真能达致人可以开拓和享有财利的正途。不必就财利而谈财利，因为只就财利而谈利，实没有把握到致财利的更高层次的形上哲理。如果就财利而财利，结果财迷心窍，不循正途。不谈合理的义利，而误入歧途，大谈怎样可以致有不义的财利，结果变成操行恶劣、为非作歹的小人。小人就是这样专以谈论怎样可以致有不义财利为日常生活的主要话题。因为他们只晓得以种种不义的手段去谋取财利。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没有丝毫轻视财利，以谈论经济财利可耻为小人的意味。其蕴含的要旨实与一般世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君子谋道不谋食”一段，示现的是组成社会的成员必须分工合作，群策群力，才能更好地创造经济财利的增长和生活丰美的现实。在分工合作的前提下，有能力有机会读书的人，应专心致学，把心力专用于修身治国平天下。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获得真正智慧高卓、才华出众有优异才能的人来正确策划领导国家各个方面建设发展，直接间接提高全国各方面的生产力，达到国富民强。因此要想富国强民，知识分子直接从事农耕以谋食，实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谋道，是通过求学的方法来谋道。使国家在适当分工合作下，各尽其才，心力、人力、财力都全部得以最正确的运用，全民丰衣足食。所以孔子才讲君子能“学也”，则“禄”自“在其中矣”，“禄”在其中，即是“禄”在“学”中。君子正确良好的提高经济生产的学问知识，对经济生产增加财利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大于或至少不下于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之人所作出的贡献。正因如此，君子才要“忧道不忧贫”，“贫”实不是由徒然的忧就能解决的。须要用学问知识去解决才能消除“贫”。所以知识学问才是决定贫富的关键，知识学问才是真正可忧的对象。孔子此说，实与我们当今所提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子罕言利”，这是讲孔子很少谈及财利，少谈财利，并不是不谈财利，更不是鄙视财利。言的次数少未必就一定是在态度上“轻视”或“以之为耻”所造成的。可能有种种原因。而就《论语》中有关经利财利的问题看，实看不出孔子有轻财薄利或以谈财利可耻之意。据此把“子罕言利”解释成是轻视财利，以谈论财利为可耻，实是不恰当之误解。否则孔子又怎会讲“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以为之”。

事实上对于“取利”，孔子并非反对，而且非常重视，并有非常精辟的经济观，“见利思义”，这种观念，就是置于现今社会来讲，也还是非常符合现实人生的。只是孔子的财利观比一般的财利观要高一个层次，常人没有理解罢了。

孔子主张以义为上，即所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是说“义”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合乎“义”的事才去做，不合乎“义”的事不要去做。由此可见，孔子对“利”的态度，并非消极否定，而是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之不厌其取③。

孔子反对的是“见利忘义”，他认为只顾私利不顾道义之人是小人。这种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必定有害于人。所以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对于这种人要严加鞭挞，决不宽容。尤为重要的是，孔子所反对的“见利忘义”中的“利”是指的私利，至于公利，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是“从政”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论语·尧曰篇》载：

“子张问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作为从政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认为统治者要圣明，必须能做到崇尚的五美，摒除四恶，而崇尚的五种美善中，最居首要的就是“惠民、利民”的公利。这正是经济思想中义利观之精华。

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义与利的态度，并不是消极的否定“获利”，而是要“以义致利”。

春秋时期，鲁国的商业有一定的发展。鲁故城试掘中，从经济方面看，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说明鲁国的商业有一定基础。相应的商业交通也有所发展，鲁与齐为邻，南通楚、吴、越，西通郑、宋、卫及三晋，以及王畿。孔子周游列国，适齐、卫、如曹、适宋，过陈、蔡。特别孔子到周，自然要到洛阳地区，这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我们从孔子所经之地看，鲁国显然与当时各国的商业交通联系密切，否则孔子也不能远涉千万里了。

其实从文献资料看，孔子也并非轻视经商，而且还非常重视商政并有积极的商业理论。对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商品交换和流通明确表示赞同并鼓励其发展。《论语·子罕》载孔子与其贤契端木赐有关经商的对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把自己比作待价而售的商品，以期人们发现价值，说明孔子对经商之道有透彻的了解，深谙“奇货可居”的道理。这大概不能说孔子看不起商业，不懂商业吧。另外，孔子删《诗》却留下了“抱布贸丝”、“如贾三倍”等西周民间商业贸易现象的记载。从侧面反映出孔子对商品流通的赞许。

不仅如此，孔子还很懂得“商政”，在他短暂的仕途生涯中，治理过鲁国市肆。《史记·孔子世家》载：“粥羔豚者弗饰贾；……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荀子·儒效》载：“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者也。”这记载的是经过孔子整治的市肆商品交换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同时，孔子对商业活动中适当的投机行为，也似乎予以同情和默许，并认为是合乎于“义”的。《论语·先进》载：“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对子贡经商，曾屡次投机的评论，不但不是责备，反而寓有赞美。他赞扬子贡有胆识，能预知物价的涨落，把握时机，作投机买卖，赚取利润。对这种适度投机、，有效谋利，孔子看来理所当然合乎于“义”的，否则孔子必然要鸣鼓而攻之。

此外，孔子一行周游列国时，也是兼做买卖的。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赍于野人，得米一石焉”。“赍货”就是行道之财货。由此而知，孔子不仅不轻视商业，而且还赞扬正当的获“利”，并且身体力行。

我们从孔子的商政、经商、商业理论，以及他对商人的态度看，他对商品流通的正常发展是赞同并鼓励的，丝毫看不出他对正当经商之道的反对。

我们在论述孔子的义利观、商业观后，不难看出孔子思想中的经济观是积极和精辟的。纵观《论语》一书，孔子谈仁礼最多，其次是利，只是孔子言利总与义相结合，或对立、或包容。并主要是针对“为政”的统治者而言。而且对国家、个人，孔子也提出了明确的经济主张。

孔子追求最高理想的社会经济是“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造成一种“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但孔子是比较注重现实的，对这种理想社会也只能讲“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他对这种社会经济的出现也不抱什么希望，仅仅是有志而已罢了。

孔子在“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实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所追求的则是“为国以礼”，“货力为己”的小康社会。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对国家而言，孔子主张要有富民利民的经济政策。《论语·尧曰》载：“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圣明，必须做到崇尚五美，摒除四恶，而所崇尚的五种美善政事中，最居首要的就是“惠民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统治者要为民施政，因地制宜的制定利民富民之经济政策。重视全民经济财利的发展提高。孔子这种经济观其先进合理之处即是，统治者只制订经济政策，但不要管束、拘限人们自由开发农工百业之途径，使人们从事经济建设的才能得以最大的发挥。

在具体的经济措施中，孔子则主张统治者要轻役薄赋、散财于民以富民。他特别反对统治者滥增赋税，加重人民负担。孔子的弟子有若曾代表孔子表达过“薄赋税”的思想。《论语·颜渊》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另据《左传·哀公十一年》之记载看，孔子则明确提出要“薄赋敛”。孔子这种薄赋税，散财于民之主张，其目的是让民富，以达君富，造成一种国泰民安之社会，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孔子也主张轻役，减少人民对国家的服役时间，以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成果。因此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对于个人而言，孔子则主张“富之”。他认为只有使人们生活富裕，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准和精神风貌。《论语·子路》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这段记载看，孔子把让人们“富之”置于“教之”之上，可见他对能使人们“富之”是怎样的肯定和重视了。

对统治者的富，普通百姓的贫，这种社会现象，孔子则主张要通过均平财富来加以解决。因此孔子讲：“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孔子的均平财富，实是均富，不是要求统治者把他们现有之财富拿来分给人们，而是要统治者“节用”和“薄敛”，让大家各取所值分得合理的劳动所得。

综上所述，我们在论证了孔子的义利观、商业观及对国家个人致富获利的主张后，不难看出，孔子思想中的经济观是非常积极和精辟的。他主张对国家要有富民利民的经济政策，对个人应有以义为上、以义致利的经济观，这也正是孔子经济观中的精华。总之，孔子的经济思想是整个孔子思想的组成部份，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不能囿于片面，认为孔子没有经济思想，甚至轻视经济财利，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否定孔子的经济思想，势必难以全面、深刻和正确的研究孔子思想。虽然在整个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其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远不如“仁义道德”那么大，但对于当时商品经济远不如现代发达的历史情况下，其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它对当时社会经济观念，特别是经商之道的正确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其中不少精辟观点，对于当今商品经济商度发展的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他的“以义致利”、适度投机等观点，同样值得我们当今时代的人们借鉴，尤其是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不顾一切道德的人，更应该摒除旧习，在经济活动中，应把“义”放在首位，以“义”指导获利。

孔子的经济思想中，始终是把“义”放在重要位置，在讲求仁义道德的前提下获利。由于过分囿于仁义的某些限制，使其经济观显得不那么完善，同时也部份地限制其经济思想的影响和作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局限。孔子毕竟是时代造就的思想家，他思想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风貌和追求。因此在研究孔子经济思想过程中，应当把它放在整个孔子思想体系中进行全面研究，不能孤立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之外片面地研究其经济思想。本文的宗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孔子的经济思想作一初步研究，以期引起人们对孔子经济思想的重视，能对孔子的经济思想在整个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有全面的认识。鉴于学识，文中错误，幼稚之处难免，仅此求证于学者。

照说，中文经济不会等同于孔子经济，二者不会有太多的关联。孔子不过是浩瀚中华文化中的一滴水，为什么要无限夸大他的作用呢。

虽然在封建社会他的地位很高，那也是一代又一代儒生们给他累积出来的光芒。

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他也应该和所有的封建社会的名人一样，恢复他本来的面貌，也就是不要再把他当神一样来膜拜。

我就不相信，那么多的孔子学院，就是真正在学习孔子的东西，不过是打着孔子的招牌，学习现代化的知识吧。就像我们的马列学院，学习的不都是理论知识吗？而国内形形色色的孔子学校，则更是徒有其名吧，如果学生们不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怎么才能够考上大学拉，起码现在教育的最中结果是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