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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o_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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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心情元朝汉族名臣

文章提交者:roberto_1982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_73.html



刘秉忠(1216~1274)

   中国元代前期政治家。字仲晦,初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邢州在1220年即归蒙古政权统治,刘侃17岁时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1238年,辞去吏职,先入全真道,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推荐他入藩王忽必烈幕府。子聪博学多能,深受重视。1250年,他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改革弊政,建立制度,如定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对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推动作用。1260年,忽必烈称帝,命子聪制定各项制度。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聪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等官职。六年,订立朝仪。八年,建议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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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以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将营帐移到金莲川,并在1256年命刘秉忠在当地建立新城。1258年建成,定名开平,忽必烈称帝后改为上都。至元三年,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

   刘秉忠长于诗词,沉郁豪迈,在元代文学中别具一格。其作品有《藏春集》6卷传世。



史天泽(1202-1275),元初丞相,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

  史秉直之季子。天泽善骑射,勇力过人,从其兄天倪镇守直定。

  元太祖八年(1213年),蒙古军进入河北,他随父秉直、兄天倪领乡勇降蒙古军,从攻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兄天倪死,继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先后击败金恒山公武仙,围攻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境),擒斩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对巩固蒙古在河北的统治出力甚多。窝阔台(元太宗)时,他被授任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参与灭金之战。蒙哥(元宪宗)时,从攻四川。中统二年(1260年),任中书右丞相。随忽必烈(元世祖)征阿里不哥。次年,与宗王哈必赤统兵平定李之乱。至元年间,参与围攻襄樊,为元军中间突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后与伯颜率军灭南宋,中途病还,死于真定(今河北正定)。

  天泽本人是散曲作家,《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其子史樟,即史九散仙,也曾撰写过杂剧。他们都喜欢交纳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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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弘範(1238--1280) 元大将。宇仲畴,涿州定兴(今属河北)人。张柔子。中统三年(1262年)为行军总管,围李(王禀)于济南;后为万户,参与围攻襄樊之役,又从伯颜攻宋,为前锋渡江。至元十五年(1278年)任蒙古汉军都元帅,南取闽广。他使弟弘正为前锋,俘文天样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次年于压山(今广东新会南)击败张世杰所统水军,灭宋。有《淮阳集》。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祖籍为怀州河内(今沁阳)人。宋元之际学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世称“鲁斋先生”。

  许衡自幼勤读好学,因家贫无钱购书,常涉百里借书抄书。他天资聪颖,攻读中常向老师提出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先后有三位老师以“吾非其师”而辞教。

 金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兵临新郑县(许衡出生地),许衡同众人从洛阳渡河往河阳(今孟县)返乡,时值盛夏,人们又饥又渴,见路边有一梨园,都争着摘梨吃解渴,唯独许衡独自静坐树下乘凉。有人劝他说:乱世梨园无主,摘几个梨吃有何妨。许衡说: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不久,许衡赴河北大名府讲学,由于恭谨执教,求学的人很多,并匾其斋为“鲁斋”,从此号称“鲁斋先生”。

  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忽必烈出王秦中,任命许衡为京兆(今西安市)提学,许衡让各郡县创办学堂,民生8岁,上至王公,下至庶民子弟,皆令入小学,15岁俊秀者入大学。在教学中,他提倡启发式引导学生勤思考、多钻研,并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教育学生通晓礼义,懂得荣耻。

  至元二年(1265年),许衡受命议事中书省,任职期间“不为利回”、“不为权屈”,有元代“魏征”之称。他通过对历代和当代社会状况的分析,先后给忽必烈上疏五道奏章,主张实行汉法,对维护其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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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元六年(1269年),许衡受命同太常卿徐世隆拟定朝仪,接着又同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等一起议定官制,定出了中央集权机构的设置及其朝仪,减掉了一些不必要的 “冗长增置的台院”。 至元七年(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唯许衡妨意反对。许衡部国家事权无非是财、民、兵三项,今父典财民,子再掌兵权,不可。阿合马父子因野心未达,遂对许衡怀恨在心,挟嫌报复。许衡忿然不屈,以辞职表示抗议。

  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正式改国号为元,元世祖开太学,召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主持国子监。世祖亲自选择蒙古族子弟到国子监深造。至元十年(1273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许衡从政受阻,再次辞职相抗。

  至元十三年(1276年),许衡主持太史令郭守敬等人修定历法,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修成新历法,元世祖授名为 《授时历》。这部历法确定一年为 365.2435天,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所经历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颁布的当代世界上通行的《格里高利历》是一致的,但却比它要早300年。

  许衡一生以从事教育为乐,在其27年仕途生活中,刚直不阿,不附权势,八次被诏入朝作官,又八次辞归故里,躬耕桑农。至元十八年(1281年)三月,许衡在家乡病故,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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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o_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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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元朝中叶大臣。字道复﹐号秋谷。祖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父唐始徙居汉中(今属陕西)。李孟习儒学﹐通经史﹐曾开门授徒。元成宗铁穆耳即位之初﹐被选为皇侄海山(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师傅。大德元年(1297)﹐海山出镇北边﹐李孟留京师辅导爱育黎拔力八达。八年﹐随爱育黎拔力八达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十一年春﹐成宗死﹐无嗣﹐皇后伯要真氏策划临朝称制。爱育黎拔力八达闻讯赶至大都﹐李孟受命与丞相哈剌哈孙联络﹐发动政变﹐废伯要真氏。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授李孟中书参知政事。海山即位﹐李孟恐遭猜忌﹐弃官逃居许州(今河南许昌)。至大三年(1310)﹐被召回朝﹐特授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次年﹐武宗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后又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建言行科举﹐进用儒士﹐节制财用﹐罢僧﹑道官﹐多被采纳。皇庆元年(1312)十二月﹐致仕。延佑元年(1314)十二月﹐复拜中书平章政事。次年﹐与程巨夫﹑许师敬议制贡举法﹔廷策进士﹐为监试官。与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不合。四年﹐罢中书平章政事。七年仁宗死﹐元英宗硕德八剌立﹐铁木迭儿倚太皇太后答己势力擅权﹐李孟降为集贤侍讲学士。次年病故。



  虞集,字伯生,人称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寿,迁居江西崇仁县,他是元代著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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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集生于南宋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三岁开始读书。由于当时南宋垂亡,虞集全家流离于兵荒马乱之中,无法携带书籍,其母杨氏乃对儿子口授《论语》、《孟子》、《左传》及欧阳修、苏氏父子诗文。虞集从小聪慧,闻辄成诵。后来流落到长沙,才得到刻本书。此时,虞集已经尽读经书,通晓其义。家庭教育使虞集的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亡元立后,虞集先在江西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府上教书,大德初年开始进京,被荐为大都路儒学教授,继任国子助教。任教时,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各路学生风云而至,登门求教。

  元仁宗时,虞集任集贤修撰,极力主张选用深明经学和德行正派者为学官,以培养管理人材。他认为当时的学官,都是论资排辈,强加于诸生之上,有名无实,对学校有害无益。

  他论荐的人材,必先重见识。自己看不中的人,也决不因为众人称道而随声附和,以沽名钓誉。评议文章,决不欣赏那些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至于那些虚伪的奸滑之徒,文章虽妙,也不赞赏。他的这些主张,很被仁宗所器重。

  定泰之初,虞集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曾经建议以京东沿海土地听民开垦,筑堤以捍海潮。并提出:一年、两年不征翕租税,三年后看收成如何而定额征收。五年有积蓄后再任命官职,十年佩之符印,可以下传子孙。这样,即可以使东南数万民间武装,内卫京师,外御岛夷;又能发展东南沿海农业生产并保证航运正常运行,以缓和民力。虞集的这些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实行,但是后来设立海口万户计,即是采纳其说。

  文宗即位,命虞集任奎章阁待书学士。其时,文宗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仿效“唐、宋会要”,编修《经世大典》,命虞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过了一段时间,赵世延离任,由虞集独自专领其事。虞集呕心沥血,披阅两载,全书编篡成功,共八百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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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集早年斗室攻读,书“邵尧夫诗”,将书室题为“邵庵”,被人尊称为邵庵先生。虞集学问博洽,并能究极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当时江西先贤甚众,后生晚进者很少了解他们。虞集效法太原元好问《中州集》的风格,另作别集《南州集》以表彰诸位先贤。但是,由于病目,终于未能遂愿。平生著作万篇,稿存仅十二、三。所作散文颂扬皇室,推崇儒术,并要求进一步倡导理学。虞集能文善诗,诗文在当时号为大家。著有《道园学古录》等。

  虞集晚年告病回江西,于至正八年(公元1348)五月病卒,享年七十七岁。官自将仕郎,十二转为通奉大夫,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封仁寿郡公,谥文靖。虞集生长于乱世,显赫于盛世。在教学、理学和治世等各方面的不少见解,为我们留下难得的借鉴。(晓林)



  张文谦(1261一1282),字仲谦,邢州沙河(今沙河市)人,元初紫金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元世祖忽必烈幕府重臣。他在元朝统一。元初经济恢复发展、制订《授时历》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文谦自幼聪敏,与刘秉忠是同窗好友,后曾与刘秉忠、张易、王恂、郭守敬等人一起在邢州城西紫金山共同研习天文、历法、算学等。1247年,经刘秉忠推荐,张文谦进入蒙古亲王忽必烈幕府,并为重用,成为忽必烈潜邸幕府主要谋臣之一。

  在忽必烈统一中国过程中,张文谦多次随军南下,攻伐大理。南宋等地。在军中,张文谦曾与刘秉忠等汉臣竭力劝说忽必烈放弃蒙古屠城旧制,不可嗜杀。忽必烈在张文谦等人神武不杀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本族掠地屠城的旧习,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征服地区的原有文明。

  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张文谦升任中书左丞,协助忽必烈建章立制。不久,张文谦以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积极主张轻摇薄赋,与百姓休养生息,得到百姓的称赞。在治理大名时,张文谦重用郭守敬,考察该地区水利,治理河道,发展生产。1262年涨文谦将聪明过人,博精天文、水利的郭守敬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使天赋才华的郭守敬有了一个充分施展才能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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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年,张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今宁夏、甘肃和内蒙古部分地区),整顿交治,兴学重教,积极传播汉地先进文化,使西夏落后、鄙野的羌俗为之一变。在西夏时,张文谦还支持郭守敬对唐徕、汉延等大小数十条渠道进行疏浚修复,万余顷土地得到灌溉,西夏再现“塞北江南”的景象。

  1270年,元朝中央设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张文谦以参加攻事兼任司农卿,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掌管劝课农桑、水利、乡学、义仓等事。这些农官巡行各地,劝保农桑,指导生产,不几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有力促进了元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天下后,张文谦以昭文馆大学土身份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制历工作。王恂, 郭守敬等人在张文谦的支持、领导下,率南北日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四海测验,掌握了大量准确的天文数据,于1280年完成了《授时历》的编订,将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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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1270~1329)中国元代散曲作家。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幼有义行,好读书。曾任东平学正、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前往救灾,到任4个月,劳瘁而亡。张养浩为官直言敢谏。他的一些散曲写宦海风波、世态炎凉,真切深刻,如〔朱履曲〕《警世》便是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佳作。另有些散曲写他辞官归田后的心理感受和退隐田园的生活,轻松自如的心情跃然纸上。最有名的作品是〔山坡羊〕《潼关怀古》,在怀古兴叹之际联想到百姓的疾苦。他的小令〔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套曲〔一枝花〕《咏喜雨》是在陕西赈灾时所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不多见。著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传世。据《全元散曲》所辑,今存小令161首,套数2套。



  许有壬(1287--1364) 元汤阴人,字可用。延祐进士。元统二年(1334年)任 中书参知政事。历官七朝,前近五十年。官至集贤殿大学士。至正十七年(1357年)以老病致仕。能文辞,所著有《至正集》,别编名《圭塘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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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枢(1203-1280),元初政治家、理学家,字公茂,号雪斋、敬斋。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后迁居洛阳(今属河南)。窝阔台(元太宗)时,蒙古军攻宋,他奉命与杨惟中随军延揽儒道释医卜之士,得遇名儒赵复及获程朱著作,弃官潜心研习程朱理学。后应忽必烈召至藩府,上书言治国之策,遂成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从攻大理、鄂州(今湖北武汉)等地。元宪宗七年(1257年),蒙哥与忽必烈发生矛盾,他建议忽必烈送妃主还朝,以解蒙哥的猜疑。忽必烈即位后,他历任东平宣抚使、大司农、中书左丞、昭文馆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曾参与制定礼仪。其理学思想继承程朱,无多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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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保(扩廓贴木尔),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之甥,察罕无子,养为己子,遂更名扩廓。

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组织地主武装义兵,与北方红巾军屡战屡胜,累官至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兵力控制豫、晋、陕、鲁等地。扩廓帖木儿随父征战。二十一年四月,奉其父命,以皇太子副詹事身份贡粮至京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亲与订约,朝廷对察罕帖木儿不再存疑。八月,察罕帖木儿总兵进攻山东红巾军,命扩廓帖木儿与阎思孝、关保、虎林赤诸将率精兵5万攻东平,迫使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投降。后随其父破洛南、围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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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田丰军营中被王士诚刺杀,诸将校惶惑不知所从,军中亦颇有异论。察罕帖木儿旧将、同佥白琐住遂倡言曰:“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令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犹不死也。”(《庚申外史》)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元廷起用扩廓帖木儿,拜银青荣禄大夫、右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

  扩廓帖木儿领兵柄后,率诸路军急攻益都,但城守益固,于是挖掘地道以入。十一月,破益都,城中红巾军首领二百余人波俘,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众皆被诛杀。又遣关保取莒州,于是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当是时,东至于淄、沂、西逾关陕,已无起义农民,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失去汴梁后,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既无兵力,又失去号召力。扩廓帖木儿乃驻兵于汴、洛,朝廷倚之为安。


与孛罗帖木儿的权力之争

  战争暂时停息后,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争立即激化。这场斗争既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的一种反映。

  扩廓与孛罗之争根源在察罕帖木儿与答失八都鲁。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曾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宁(今山西太原)等地,朝廷调解后双方各还本镇。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刺后,扩廓帖木儿总其兵。时孛罗帖木儿戍兵大同,屡次派兵争夺晋、冀地盘,并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张思道与李思齐在关陕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思道在孛罗支持下,设伏兵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大败思齐。二十三年六月,孛罗乘扩廓战事方休,移兵汴、洛之机,南侵扩廓守地,遣其将竹贞袭据陕西。当时陕西行省右丞答失铁木儿与行台有矛盾。恐陕西为扩廓所有,遂与孛罗相结,引竹贞入奉元(今陕西西安),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印,并予拘留。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之,竹贞战败投降。

  扩廓帖木儿为集中力量对付孛罗帖木儿,采取纵横捭阖手段,与据有江淮、势力不断壮大的宋江南行省左丞相朱元璋主动修好。早在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时,元璋就曾以都事汪河、钱祯去察罕帖木儿军中通好,察罕帖木儿亦以书报聘,元漳以前所遣使不返,未予回聘。扩廓帖木儿总领其兵后,于二十二年十二月派尹焕章送还使者,自海道南下献马。朱元璋东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西有武昌陈友谅的严重威胁,乃采取同样手段,于次年正月,遣汪河送尹焕章归汴,致书扩廓曰:“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之厚贶,何慰如之。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于双方有利。一旦各自目的达到后,这种关系就会破裂,代之以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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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内争

  与此同时,元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御史大夫老的沙,哈刺鲁人,顺帝母舅,与宦官、顺帝后奇氏高丽同乡朴不花素不和,为奇皇后和皇太子所恶。顺帝将老的沙遣回。老的沙途经大同,留于孛罗帖木儿军中。而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帮,依靠扩廓帖木儿为外援。皇太子屡次向孛罗索要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顺帝下诏削孛罗兵权、官职,令其归四川。孛罗拒不从命。朝廷下令命扩廓出兵讨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说情,并与孛罗会师。顺帝怕事情闹大,急忙下诏,贬斥搠思监、朴不花,孛罗官复原职。

 诏书虽下,搠思监、朴不花依然留居大都。这年四月,孛罗帖木儿以此为由,遣前知枢密事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大都。秃坚帖木儿兵入居庸关,朝廷命知院也先、詹事不兰奚迎战,败归。皇太子见势不妙,率侍卫军出光熙门,东走古北口,趋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秃坚帖木儿兵至清河。当时京师空虚,城中大震,诸官吏士卒奉命分守各城门。顺帝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帖木儿军营问明原委。秃坚帖木儿声称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二使反复劝解,不听。顺帝被迫交出搠、朴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自健德门进入京师,顺帝赐宴慰勉,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命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儿岭,知孛罗、秃坚复职,愤怒不已。遂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乃命白琐住领兵3万守御京师,以貊高、竹贞为中道领兵4万,以关保为西道领兵5万,合击李罗于大同,扩廓则至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以“清君侧”名义再次攻京师。前锋抵居庸关,皇太子统军迎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屯军昌平,锁住军亦抵京师,然也速军士无斗志,琐住部将杨同佥在居庸关被孛罗军杀,不兰奚战败逃走。皇太子见势不妙,回到京师,胁迫东宫官僚随他出走,白琐住扈送皇太子由雄、霸、河间,直奔太原。孛罗军抵健德门外,本拟追袭皇太子,因老的沙阻止未去。孛罗等3人进大都,顺帝于宣文阁接见,分别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未几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八月,顺帝加封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孛罗主政后,杀倚纳(与顺帝共习“演揲儿”进行淫乱活动的人)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祃等,罢三官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被皇太子拘留于太原,拒不还朝。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曰:“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儿,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元史·顺帝纪》)于是调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孛罗闻之,乃将奇皇后幽禁于厚载门外诸色总管府中,遣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上都附皇太子者,调也速南御扩廓。也先驻兵永平,举师倒戈,遣人西联扩廓,东联辽阳,军声大振。也先袭孛罗将姚伯颜不花于通州虹桥,斩姚伯颜不花。孛罗大怒,白领大军出通州,遇大雨三日而还。

  孛罗在京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顺帝极为不满,密令咸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寻找机会刺杀孛罗。和尚募得杀手6人,于七月二十九日乘孛罗入宫时,杀死于延春阁李树下,老的沙逃奔孛罗家中,携其母、妻及子天宝奴北遁,与秃坚帖木儿会合。两人谋与赵王起兵,被赵王灌醉,缚送朝廷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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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路军阀

  当顺帝在京密谋杀孛罗帖木儿之时,扩廓帖木儿派其将关保取太原。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幽诸王准备进兵京师。孛罗被杀后,顺帝诏皇太子还京。原先皇太子投奔太原时,就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与不兰奚等不从。现在还京师,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以胁迫顺帝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师30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

  既入京,顺帝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闰十月,顺帝诏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迤南一应军马,诸王各爱马应该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扩廓置分省官属,随之南下,其气派之盛大,几与朝廷相等。

  二十六年二月,扩廓抵河南,欲守父墓以终丧,心腹幕僚孙翥、赵恒献策曰:“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合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前顽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所使,不亦善乎!”(《庚申外史》)但各路军阀根本不服扩廓调遣: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为扩廓前辈,得调兵札后大怒曰:“乳臭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尔父同乡里,尔父进酒,犹三拜我然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张思道曾与孛罗结盟,也拒不受命;孔兴、脱列伯等皆以功自恃,各怀异见,要求别为一军,也不受调遣。四将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扩廓遣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北方军阀混战之际,正是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方之时。至正二十四年元璋灭武昌陈理汉政权后,称吴王,建百官,拓地江北、淮东,并准备大举东灭张士诚。二十六年五月,扩廓军与诸军阀相持于夫中,自率中军由怀庆(今河南沁阳)屯彰德(今河南安阳),彰德积粮草达10万,顺帝颇疑扩廓有异志,因屡催扩廓发兵攻江淮。扩廓遣将攻徐州,元璋将徐达分兵击退之。时元璋正发兵征张士诚,必须避免与北方交兵,因而于七月又遣使致书扩廓,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关系。扩廓面对关中诸军阀,不敢寻衅江淮,因而于十月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仲宜驻兵济宁、邹县等地,名为保障山东,实为防南师北上。双方均有避免两面作战的心态,因而均十分谨慎,虽在徐州发生过磨擦,但均未形成较大规模的交战。

 二十七年,扩廓继续增兵关中,誓必决一雌雄,李思齐、张思道等渐感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焕、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罢兵。孙翥进密计于扩廓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误听息兵之旨。且袁焕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贿其家,则袁必助我。”袁焕受贿后,果对扩廓曰:“不除张、李,终为丞相后患。”于是扩廓攻张、李益急。七月,孙翥、赵恒又进计曰:“关中四军,李思齐最强,思齐破,则三军自下矣。今关中兵将,彼此相持不决,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急抽貊高一军,疾趋河中,自河中渡河驰凤翔,覆思齐巢穴,则渭北之军可降,此唐庄宗破汴梁之策也。”扩廓从之。(《庚申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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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顺帝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动员所有兵力,南下剿杀各地反元武装。诏书命扩廓帖木儿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领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与侯伯颜达世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相,驻扎本省,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王信本部军马,固守驻地,别听调遣。“诏书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涤虑,同济时艰”(《元史·顺帝纪》)。这道诏书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自至正二十二年元军先后占领汴梁、平定山东后,立即代之以军阀混战,可谓国无宁日。元朝的军事力量用于内耗。当时没有任何人有力量把各支军阀加以统一指挥。

  诏书下后,首先在扩廓军内发生兵变。貊高的部将多为孛罗帖本儿旧部将,对扩廓本来就心怀不满。当部队行至卫辉,部将夜聚商议道:“我为官军,扩廓为总兵,用我敌南军犹云可也。今者却闻檄我们粮,星驰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于是发动兵变,胁貊高叛扩廓。貊高军攻破卫辉,杀守御官余仁辅;夺彰德,杀守御官范国英;引军至清化,闻怀庆有备,遂还彰德。貊高上奏曰:“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亲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俛首听命。乞降明,别选重臣,以总大兵。”(《元史·顺帝纪》)

  与此同时,关保也宣布脱离扩廓,上书朝廷,列扩廓罪状。关保、貊高皆察罕帖木儿老部将,关保勇冠诸军,功最高;貊高善论兵,为察罕所信任。元廷对扩廓拒不南攻江淮,而西攻关陕,又跋扈不从命,正欲削其兵权而找不到借口。貊高、关保上奏其罪状,正好是个机会。这时,皇太子用沙蓝答儿、帖林沙、伯颜帖木儿、李国凤计,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儿。顺帝以貊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

  十月,顺帝以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构兵仇杀,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与其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所有从行官属悉令还朝。凡扩廓所总诸军,其主帐由白琐住、虎林赤领之:在河南者由李克彝领之;在山东者由也速领之;在山西者由沙蓝答儿领之;在河北者由貊高领之。又命秃鲁、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率兵东来,准备南讨。扩廓帖木儿被迫交出兵权,退军屯泽州(今山西晋

正当元廷内部倾轧之时,朱元璋在消失灭了劲敌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南征北战同时开始了。十月二十一日,元璋正式下令,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一月,徐达陆续占领山东州郡。十二月,徐达军至济南,元平章忽林台等遁去。守将以城降。所俘元将官送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元璋对杨左丞等曰:“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今王保保……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明太祖实录》卷二八)这时的朱元璋已把扩廓帖木儿视为与“叛乱”无异的、专权跋扈的军阀。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明军北伐正按既定方针向大都逼近,而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无止境地你争我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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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元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领兵守城。扩廓帖木儿立即遣兵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二月,皇太子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与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夹攻泽州,顺帝下诏削夺扩廓爵邑,令诸军共诛之。扩廓自泽州退守晋宁(今山西临汾),关保据泽、潞二州,与貊高合。三月,明兵已至河南,汴梁守将李克彝遁走洛阳。至五月,明兵尽取河南,察罕帖木儿之父阿鲁温,以梁王金印出降。闰七月,貊高、关保以兵攻扩廓于晋宁,大败被俘。这时顺帝态度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称:“关保、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治。”于是两人皆被杀。是月十九日,顺帝诏罢大抚军院,杀提议成立大抚军院的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儿、李国凤等。顺帝还不自量力地作了一番军事部署:“命扩廓帖木儿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白)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藩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元史·顺帝纪》)接着顺帝即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得诏,提军由晋宁向大同。有人劝阻曰:“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遮截南军。若入云中(今山西大同),至燕京(即大部)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扩廓曰:“我潜师由紫荆口,出其不意,岂不可以图胜?”其幕僚赵恒、曩元辉则曰:“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云中,观其成败,徐为计耳。”(《庚申外史》)当时元都已危在旦夕,扩廓依然抱着观望态度,拒不勤王。至二十八日,明军势如破竹,兵临大都城下,当日夜半,顺帝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及扈从官员,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明军入大都,元亡。

拥兵抗明,退据漠北

  顺帝逃奔上都后,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0余万,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守云南。实力最强的当然是山西扩廓帖木儿,明廷亦视其为头号劲敌。

  明军占领大都后,并没有立即出关追击残元,因为山西扩廓帖木儿威胁不除,将后患无穷。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取山西。未几,又派偏将军汤和、右副将军冯宗异(即冯国胜)增援。明军分兵两路:南路由冯宗异等率领,扩廓部将平章韩札儿、毛义来攻,与明将杨景战于韩店,明军失利;冯宗异、汤和率师下潞州(今山西长治)。北路由徐达、常遇春率领,九月下保定,十月克真定,元平章孙克义降。这时明军已形成对太原夹击的态势。在上都的元顺帝,谋复大都心切,命皇太子出屯红罗山(今辽宁兴城北),觊觎关内;为拉拢扩廓,改封其为梁王,仍为中书左丞相,命其速出兵攻大都。扩廓率军至保安,拟经居庸关,乘虚收复京城。徐达得知,与诸将曰:“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虚也。若彼还军求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常遇春又提出用精兵夜袭其营。明兵至太原,扩廓自保安还军,双方对垒,列营二十余里,相持3日,徐达果然夜袭,以扩廓部将豁鼻马为内应。扩廓仓猝不知所出,匹马只鞋夜遁,从者仅18骑。豁鼻马以城降。扩廓直奔大同。

  明师乘胜追至大同,于是猗氏、平阳、榆次、平遥、介休等地次第而下。山西尽为明军所有。时大同已为明军占领,扩廓遂奔甘肃。

  顺帝仍不死心,继续谋复大都。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1369)正月,顺帝命也速屯全宁(今年蒙古翁牛特旗西),拜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明军主力攻陕甘,顺帝以为有机可乘,命也速等南下攻大都。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从凤翔返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与副将军李文忠大败残元军队。六月,顺帝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奔应昌(今年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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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西线的明军也取得节节胜利。是年三月,明军攻陕西。时元将李思齐据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英等守关中,张思道、孔兴、脱列伯、金牌张、龙济民、李景春等驻鹿台,以保卫奉元(今西安)。明军入关后,张思道、金牌张等逃至宁夏,被扩廓帖木儿所执。明军轻取奉元,常遇春、冯宗异下凤翔,李思齐率所部十余万人西奔临洮(今属甘肃)。明军分兵攻临洮、兰州等地,李思齐以临洮降,甘肃大部分州县为明所有。五月,徐达挥师萧关,下平凉,张思道弟良臣以庆阳诈降,旋乘夜劫营,伤明将薛显。徐达命诸将会师攻庆阳。七月,扩廓命部将韩札儿破原州(今甘肃镇原)、泾州,援庆阳。八月,残元将贺宗哲攻凤翔,脱列伯、孔兴攻大同,以牵制明军,脱列伯被擒,孔兴逃绥德。庆阳被明军攻破,良臣父子被杀。

  庆阳之役后,顺帝在应昌势孤力薄,遂征扩廓帖木儿来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上奏,请顺帝速移至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刺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以后又多次催促,但顺帝仍寄托希望于扩廓,故迟疑不定。扩廓则继续屯兵甘肃,为恢复计作殊死斗争。十二月,扩廓攻兰州,俘明巩昌守将于光,命于光至兰州城下呼降,于光大呼“坚守”,被扩廓杀死。

  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1370)正月,扩廓久围兰州不下。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再征西北。他说:“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明太祖实录》卷四八)

  时扩廓已撤离兰州,纵兵四掠。三月,徐达兵至定西,扩廓退屯本道峪(在定西西北),徐达进兵沈儿峪,与扩廓隔深沟而垒,立栅以逼之。明军粮储充足,扩廓军粮乏。四月,徐达命各卫士兵昼夜轮番掠扰残元军,使之无法休息。初七夜,令军士停止骚扰,俟其军熟睡之际,袭其中军,擒获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1865人,将校士卒84500余人,获马15280余匹,驼骡驴杂畜无算。扩廓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走,至黄河得流木而渡,入宁夏奔和林。至此,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帝卒于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五月,明军兼程攻应昌,爱猷识理达腊匆匆北奔和林。

  洪武五年(1372)正月,因扩廓帖木儿军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决定出师北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冯宗异为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三道并发,共15万人。二月,徐达命都督蓝玉先出雁门,深入至漠北土拉河,与扩廓帖木儿军相遇,击败其众,扩廓遁去。五月,徐达大败,死伤数万人。是役为明军与残元军战争中明第一次重大失利。六月,冯宗异等西路军平甘肃,扫除残元军事势力。左副将军李文忠等出居庸后,进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兼程至土拉河,与残元太师蛮子哈刺章交战,元军稍却。再至鄂尔浑河,双方激战,明军追至称海,元军退去。是役,两军胜负相当,明军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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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六月,扩廓遣兵寇雁门,明指挥吴均拒之。十一月,扩廓犯大同,徐达击之,擒其武平章、康同金,获马八千余匹。

  朱元璋遣军深入漠北不能取胜,扩廓又屡屡犯边,因而转为和平攻势,争取北元归降。洪武七年夏,特遣李思齐至漠北劝谕扩廓帖木儿。扩廓待之以礼,留数日,遣归,令骑士送至界上,骑士辞思齐曰:“总兵有旨,请留物以作遗念。”思齐曰:“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曰,“请留一臂。”思齐知不可免,断一臂与之,还京而死。九月,元璋释放在应昌俘获的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刺;又赠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锦衣各一袭。但扩廓帖木儿始终不降。

  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病死于漠北。

  扩廓帖木儿少年即随其养父察罕帖木儿征战,父死,以青年总领其父军、剿灭山东红巾军。此后即成为军阀互斗的主角,且卷入元宫廷内部纷争,耗时达五六年之久,元之速亡与其不无关系。然元亡后,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明军所向披靡,徐达智勇双全,独兵败漠北。朱元璋从不轻视扩廓,“尝获其家庭,厚恩以招徕之”(姚福《清溪漫笔》)。察罕帖木儿父阿鲁温死则厚葬之,扩廓之妹以“名家贤女”收为第二子秦王妃。不可谓不优待有加。然扩廓终不降。故高岱论曰:扩廓“勇略善用兵,以逋播垂尽之势,犹能转斗千里,屡挫不衰。徐达自入中原,未尝少衄,独陇右之克甚艰,至多斩杀其部曲,则扩廓之故也。暨其祚终运迄,卒遁沙漠,而不为亡国之俘,此亦难能哉!我圣祖激励诸将,尝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岂非深羡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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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27 13:20:32
roberto_1982
军衔:海军少尉
军号: 1227201


金币: 20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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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主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未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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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上溯诛泅,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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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衰字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懦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

  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玉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 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蠢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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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调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矢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代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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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镐之下,吾学为有用矣。”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乎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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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

  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好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彼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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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朱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

  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

  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首”,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责,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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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27 13:20:46
roberto_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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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统(?—1262),字以道,或云号云臾,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大约生于明昌、承安间(1190—1200)。其家世无考,早年经历仅知道曾中经义进士。按北京大定府于贞祐三年(1215)为蒙古所占,中都也于同年陷落,此后科举会试皆于南京(开封)举行。文统中进士似应在贞祐南迁之后,时当已移居内地(益都?)。中举后似未曾担任朝廷官职,故称“布衣”。据载,他“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元史·王文统传》),又曾“聚历代奇谋诡计为一书”,儒学名臣姚枢、窦默都曾指斥他“学术不正”。从上述反对派对他的攻讦和显然含有贬意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文统虽然以经义中举,其为学并不局限于儒家。其实,这也是金朝季年北方许多知识分子的风尚,不独文统一人为然,如耶律楚材、刘秉忠都兼通天文、地理、术数、释道、医卜之学,即使以经术闻名的窦默、许衡辈,也曾“诸子百家、兵刑货殖……靡不研究”,只不过文统志趣特在法家和纵横家而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谋略、经济之才无疑比纯粹的儒学更为积极和实用,实未可厚非。

  蒙古的连年进攻,使金朝在河北、山东的统治陷于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盘踞一方。当蒙古军到来时,他们多纳土归降,被蒙古统治者任为各地军民长官,许世袭统治其境,得自辟僚属,当时称为世侯。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或为寻求庇护以保全身家性命,或为乘机施展才干建立一番事业,纷纷投奔各地诸侯。文统“以游说遍干诸侯”,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后往见益都行省(山东淮南行省)李璮,“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李璮在当时各路诸侯中占有特殊地位,自其父李全以来一直据有山东半岛,根基深厚,地理位置有利,享有比其他诸侯更大的自治权;不仅“善用兵”,且能重用士人参谋军事政务,志向颇大。文统谋略超群,又与李璮结为翁婿,成为其亲信谋主,可谓如鱼得水,当能施展雄才,多有建树。但由于后来李璮的叛乱,文统在山东期间辅佐李璮治军理民的事迹多湮没无闻。《元史》本传仅载,“[李璮]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市私恩,取宋涟、海二郡,皆文统谋也。”按李璮辖境紧邻南宋部署有重兵的淮东路,蒙宋开战以来,蒙古统治者需要用他来承担东线攻防之责,李璮也借此自重,与蒙古朝廷讨价还价。蒙古朝廷多次要征调他的军队,都被他以本境防务重(“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不宜分军为由巧言拒绝,而且还多赐金、银符和银两让他奖赏所部有功将士。当时各地“诸侯”均出兵从征,人民深受签军之苦,独益都得免于征调。宪宗二年(1252)和七年,李璮出兵从南宋手里夺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涟水诸城,既扩展了辖土,又可以此向蒙古朝廷报功邀赏。文统为李璮出谋划策者必不止上述诸事,从李璮势力的壮大,忽必烈诸谋士对他的评价以及后来他被骤然重用看来,他在山东治理军民方面应极有成效,所以能声名远播。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文统,只有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而对其才干却并无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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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宗九年,忽必烈统兵攻鄂州,宋右丞相贾似道亲督诸军守御。守城宋军一夜间就树起木栅环城,阻挡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忽必烈十分赞赏,以为贾似道之能,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和张易当即进言荐举:“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以问廉希宪,希宪也说对文统才名早有所闻。次年(1260,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四月,设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原藩府中人才济济,如刘秉忠、张文谦、廉希宪、姚枢、窦默、郝经、张易等,都是多年追随他的亲信家臣谋士或早经聘问的名儒。按以往蒙古朝廷惯例,新汗即位总是首先委任亲臣掌理政务,忽必烈却选择了与他关系疏远的汉人世侯李璮的幕僚王文统,而且一下子就拔擢为主持国政的宰相,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反居其次(任左、右丞和参政)。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忽必烈博大的用人胆略,同时也因为王文统确实“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他的任相显然得到了忽必烈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和家臣廉希宪等人的支持。

  布衣拔擢,受命秉政。由诸侯幕僚一跃而为朝廷宰相,是王文统生平的最大转折点。一方面,忽必烈“授之政柄”、“委以更张庶务”,使他得以尽其才智,伸展抱负;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为权力和派系不同政见斗争的焦点。

  王文统是在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受命掌政的。自蒙古进入中原以来四十余年,一直未能建立起适应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太宗时,耶律楚材力图逐步推行汉制,改变蒙古的统治方式,但受到极大阻挠,其所定制度“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郝经把当时汉地不治的情况概括为:“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宪宗时期,“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忽必烈即位,始决意进行根本改苹,而“更张庶务”的责任就交给由王文统主持工作的中书省。中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设置十路宣抚司。当时各路长官多世侯,尽专兵民财赋之权,州县官吏皆其部属,也是子承父职。数十年来,他们上下相传,自行其政,视辖境为领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盘剥欺压。如平阳、太原路,“官世守,吏结为朋党,侵渔贪贿,以豪强相轧,其视官府纪纲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贫弱冤抑终莫得伸”,“赋役素无适从,官吏狼狈为奸,赋一征十,民不胜其困,故多逃亡”,即是典型情况。他们一方面对人民淫刑暴敛,另一方面又隐漏户计,侵蚀官赋,将“合该纳官存圄包银,并丝料粮税等差发,……私已用度,以致民间俱各征足,官司不得实用”。因此各地户口减耗,国家赋税严重受损。早在忽必烈即位前,不少谋臣就提出改革地方统治制度、限制诸侯权力的建议。中统元年五月,遂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旨在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对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即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先后所颁圣旨条画,规定了宣抚司对所管地方官吏以及户口、财赋、刑罚等各方面政务的体究权责。宣抚使、副多以忽必烈原藩府旧臣出任,或出于文统所荐举。宣抚司的设置虽不足两年(中统二年十一月罢),而治效颇佳。如平阳太原等路宣抚使张德辉,惩办了特别恶劣的官吏数十人,“拽剔吏弊,遴选官属,庶政一新”,同时整顿赋役,“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当地老人称颂“六十年不期复见此太平官府”,考绩为诸路之最。其他宣抚司也都在改进吏治、安定社会、劝课农桑和均平赋役等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二件事是完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取代原燕京“行尚书省”掌理汉地政务,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行省工作。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二年初,行省颁新政条画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涉等等地方政事都作了规定。三月,文统奉召至开平,遂与中书省诸宰执反复集议政务,奏准施行,主要有: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

  第三件事是改革五户丝制度,限制投下权利。太宗八年(1236),将中原州县民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投下),在耶律楚材建议下实行五户丝制,即每二户出丝一斤纳于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投下(宪宗时增加为国赋每户一斤,投下赋每五户二斤,故称“二五户丝”),由朝廷设官统一征收,每年按数颁给各投下,此外不得擅自征敛。但实际上各投下都径自派官向份地民户征赋,百般搔扰,且往往额外多取。投下对份地的榨取,和诸侯专权一样是当时最大的弊政。中统元年,中书省议:“诸投下五户丝科,自来就征于州郡”,“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遂奏准皆输燕京总藏,每年令各投下派官到中书省按数支取。此外,中统二年,中书省又对在诸路附籍的投下私属人户进行整顿甄别,除某些特定的投下赋役外,均令与民户一体承当差发(同上)。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钞法改革。太宗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各路都发行钞币,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乱。中统元年,在王文统主持下,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因发行新钞,真定原行银钞之价顿亏,文统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文统对实行钞法极为谨慎,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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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统当政的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理财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发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军马调发频繁,军需粮饷供给浩大,加以诸王朝会赏赐、设立新的军政机构、营造宫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库藏几无积储,因此,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权面临的紧迫大事。忽必烈将“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授以管理财政的全权。文统的理财方针是“欲差发办而民不扰”。当时主要的弊病是财赋制度混乱,地方各自为政,诸侯、投下征敛无度,官吏贪赃作弊,差发不均,多征少纳,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国赋严重亏损。针对这些弊病,中书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立十路宣抚司、改革投下五户丝制和实行统一钞法,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实户口,从实勘定各路差发总额,府、州、县、村逐级验户数物力科征,张榜晓示差发数目,县榜需开具各村人户花名及其合纳差发,使负担合理均平,不致隐漏或偏重:对各级官吏加强督责检查,以户口增、田畴辟、赋役均、差发办作为考核标准,不称职或贪赃欺弊、侵损国赋者予以罢黜或治罪;定盐酒等税法,申严私盐酒之禁,并置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等处与宋人贸易,禁军民越境私商,使课税不致流失。文统的理财政策获得了显著成效。中统二年,忽必烈召文统等行省官至开平集议政务并检查财赋情况,命文统与前燕京行尚书省臣辩论中统元年民赋虚实、比上年(宪宗九年, 1259)多寡之数,继而诸大臣会集中书省检查前省民赋,“以上年比中元数多而所入者鲜,以中元比上年户同而所入者广,论辩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后政绩优劣遂较然分明。就是说,中统元年不但没有比上年增加赋额,且有所减少。据记载,行省本欲按丁巳(宪宗七年, 1257)户籍征赋,李昶进言,由于逃户很多,这样做势必迫使现存人户替逃户补纳,加重负担,文统接受他的意见,蠲免了逃户之赋;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也向王文统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岁旱,应该量免税赋,终于说服文统,“竟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按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规定:“被灾去处,以十分为率,最重者,虽多量减不过四分;其余被灾去处,依度验视,从实递减三分二分等,科降差发,视此为差。不被灾去处,斟酌民户难易,委实偏重去处,虽多不过裁减一分。”。尽管减免幅度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统元年国家财政收入反而超过了上年。燕京帑藏起运到开平后,忽必烈检视内藏,喜甚,曰:“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也。”可以说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财目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任相两年中,文统殚精竭虑为朝廷效力,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问以钱谷大计,他“敷对明敏,虑无遗策”,这是因为他“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他兢兢业业,勤于政务。主持行省工作,与同僚“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是早”;行钞法如履薄冰,日与僚属讲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书,钱物细务,也亲为规画,指授掾属,如诸路所造狐貉衣裘,报上数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类似古史臣编制年表之法)通类比附,即可见估值高下,孰省孰费。他决定和处理政务,颇能倾听不同意见,兼采众长,并不刚愎专断,如上述采纳李昶、张文谦意见量减民赋,采纳刘肃之策许各路行用钞如数兑换中统钞,即是显例。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诸宰执集议中央和地方政事(选官、户口、赋税及钞法等),意见颇纷歧,文统曰:“何伤,取其长便者用焉。”经反复集议,始以所定军国大政上奏,皆获允准。

  治国方针的分歧与派系斗争

  忽必烈对文统的见识、才能和政绩极为赞赏,至有相见恨晚之叹,屡屡召见,多所顾问。中统二年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忽必烈有意摧文统为丞相,召宋子贞、张德辉、杨果等征询意见,杨果等奏,“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文统辈经画其间,则省事成矣。”就是说,文统才干超群是无可否认的,但因他是新进之人,若摆为首相,会引起旧臣不满,不如用史天泽可以服众,而让文统等实际筹画政务。于是以史天泽为右丞相,文统遂仍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可见其对文统的敬重和信任。随后决定史天泽等一部分省官留在开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统为首行中书省事于燕京,诏“管民官、管军官、鹰房、打捕、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并听行省从宜处置”。文统向皇后、太子辞行,“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刘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对任用文统当政,窦默、姚枢等一帮儒学派谋臣自始就不以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窦默问有无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荐以深契程朱理学闻名的许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却将政务委付给以权谋智略著称的王文统。文统受命于国用急迫之际,自以理财为头等大事,力求速收实效,故颇主功利之说,这和窦、姚、许等人“以义为本”的主张正相对立。文统与忽必烈素无因缘而骤掌大政,许衡则完全被冷淡,有十多年顾问资格的窦默仅任翰林侍讲学士清职,曾长期效力于藩邸、以治平自许的姚枢也只授东平路宣抚使,为此姚枢竟不愿入觐陛辞,诡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于是由政见不同开始演变为权位上的矛盾。据载,文统与中书左丞张文谦也有不和,“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文谦)遂求出,诏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文谦也是老资格的藩府侍臣,对位居文统之下未必服气,加以意见不尽一致,难免发生争执。但他也是实务派,又与支持文统的刘秉忠为同窗好友,而且文统也接受了他提出的量免灾区税赋的意见,从《中堂事记》的记载看来,他们合作还比较融洽,未见他有不利文统的言论。

  中统二年四月诸臣集开平,文统以政绩(尤其理财方面)显著更受忽必烈器重,几乎言无不从。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文统呼声甚高,而姚、许等都没有被提名。大约就在这时,窦默上书忽必烈,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很明显地对文统进行了不指名的猛烈抨击。但忽必烈正倚重文统,仍任为平章政事,并特加慰勉,使行省事于燕京。文统于开平私第置宴与诸官话别,姚、窦、许皆应邀出席,然而此时双方矛盾已十分尖锐。六月,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入朝时,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谓“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忽必烈问:“然则谁可相者?”窦对:“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忽必烈颇轻许衡,不悦而罢。姚枢、窦默都是忽必烈旧臣,许衡名声颇大,文统担心他们屡在帝前进言于己不利,因奏以姚为太子太师,窦为太子太傅,许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窦默屡攻文统不中,颇惧,欲依太子以避祸,与姚枢都接受了任命诏书,独许衡以为不可:尚未正式立太子,岂能先有师保。于是三人同辞新命,退还诏书,遂改以姚为大司农,窦仍翰林侍讲学士,许授国子祭酒。不久,窦默、许衡均辞职归家。文统赢得了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胜利。中统二年下半年的政事也多有可道者,如罢诸路所役民夫还之州县,河南、怀孟等处军马牧地大部分听民耕垦,核实新增户口和措置诸路转输法,诏诸王、贵戚不得擅取官物和私自断决民间词讼,修筑燕京旧城,免民间赋税等等,其中应有不少出于文统之谋画。

李璮之乱与文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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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统三年二月三日,李璮发动叛乱,使文统陷入了杀身之祸。在此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世侯)张宏曾秘密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之迹十条,其中与文统有涉者为: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张宏认为:“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并指出免益都市马一条尤可见文统与李璮交结,因此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以事属机密,但令勿泄。从张宏所揭诸条看来,文统在中央当政,确有偏袒李璮之处(如许用益都官银赏其本部军功,命自领益都盐课等,皆见《元史·世祖纪》)。据《元史》本传,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与李璮是翁婿关系,有音信往来是情理中事,说他“教璮为逆”则并无确凿证据。文统写成书面材料回答忽必烈的质问,具体内容不详,只知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并没有承认上述指控。本传接着记载:“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洛水(当为涟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这段记载的头一句颇费索解,柯绍忞仅于其下加“为逻者所获”(《新元史·王文统传》),仍未能解释李璮何以将文统写给他的三封信送还。信的内容未载,只举出隐晦的“期甲子”(甲子为中统五年)一语。据文统自辩之言判断,李璮很可能向他透露过反蒙的意图,文统大概只是以隐约言辞含糊答之,既没有明确反对(如果反对则可证明无罪),也没有表示赞成(如果赞成则无辞以自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事先知李璮有反心而没有向忽必烈报告,就足以构成有罪。但似不至于死罪,故文统虽承服而不肯自言“当死”。忽必烈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示以上述三封书信,问“文统当得何罪?”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无将”语出《春秋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圄叛逆(君亲),可见作为主要罪证的三封书信,最多只能断为“有反状”(诛王文统诏书中语),找不出通谋造反的实证。只有张柔大声说“宜剐”,忽必烈命诸臣“同辞言之”,于是都说“当死”。二月二十三日,遂以“同谋’罪诛文统及其子荛。

  文统虽因受李璮叛乱牵连而被处死,但当时人多承认,“元之立国,规模制度,…出于文统之功为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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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璧(1220—1276),字宝臣,金大同府(治云中,即元大同)怀仁人。璧祖上历世不显,母李氏尝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读书。”璧兄年长后学佛。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1242年,二十三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驻牧之处。当时渡漠北去的儒人不多,赵璧以接对精敏受到忽必烈厚遇,命王妃亲制衣服以赐,见面时但呼“秀才”而不名之。他曾奉忽必烈教令驿驰中原,征聘流落在各地的旧金名士至藩邸辅政;姚枢、王鹗等人就是由他罗致的。他还在漠北为蒙古生十人讲授儒书。这个时期,他的蒙古语逐渐精熟,曾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后来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金末丧乱,云代地接朔方,赵璧居于此间,或即有感于时势,渐习北语,稍后遂能因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相沟通的需要而跻身新贵的行列。他的际遇,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1251年,忽必烈兄长蒙哥即大汗位,召赵璧问治。璧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闻之不悦。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元史·赵璧传》)。是年,他受命“总六部于燕”,即担任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燕京大断事官行署(燕京行尚书省)的必阇赤。“总六部于燕”即行尚书六部于燕,这是当时用来翻译燕京大札鲁忽赤助手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与他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回回人赛典赤、匿昝马丁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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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年,忽必烈以燕京大札鲁忽赤昧于政事,汉地不治,乃因朝觐请分河南一地而试治之,蒙哥许之。忽必烈遂命璧与“朝贵莽噶拉”、汉人世侯史天泽为使,经略河南。时河南甫罹兵乱,民不聊生。有刘万户者,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敢行:百姓多呼之为翁。璧至,即按问恃势为虐的刘万户党羽董主簿,立斩之。刘万户受惊吓,卧病而卒。它若屏盗贼、造楮币、均赋税、立屯田。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称”。

  1257年,蒙哥因忽必烈得汉地民心而忌之,遣阿兰答儿钩考河南、陕西等忽必烈铃辖地区诸官府金谷。钩考官在河南百计罗织,汴府官属无所逃祸。时莽噶拉以国族得免;史天泽是先朝勋旧,也难以加罪。三名“河南经略使”中,赵璧的处境最为险恶,人为之惧。但他仍然镇定自若。每诣钩考官辩析文案,都据理力争。钩考官怒,则“端立拱竢;怒已,复辨如初”。钩考结果,谓璧勒扣“赏物”。忽必烈不得不出面相保,代他归还所谓被克扣的财物;又把他调离河南,去做忽必烈汤沫邑怀孟路(治今河南沁阳)的总管。

  1258年,忽必烈统东路蒙古、汉军攻宋。璧受任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从行。翌年,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宋贾似道请遣近侍相议。璧请行,遂在三千兵卒护送下至鄂州城,登城与宋将议。贾似道托足疾不肯出见,乃约再议而还。至秋,蒙哥在四川前线受伤病死。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与贾似道在鄂州城下议和之后班师,赵璧随之北归。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他亟须依靠汉地的财赋人力北讨与他争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但当时中原地区因“新供蜀兵,府藏空竭”。因此,在即位当天,他就任命了三名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负责官员,赵璧与祃祃、董文炳同在选中。他们的汉语官号,《元史·世祖本纪》等,称为“燕京路宣慰使”。惟据同时代的实录文献,其职务实际上是“行六部于燕”,也就是燕京大必阇赤。赵璧在蒙哥初年已经担任过此职,历以现在大约是很得心应手的。碑传说他“经画馈运,相继不绝”;“手校簿书,得豪贵侵盗逋负钱数万计,乘舆北征,民不扰而军用足”。正因为他在供给北边用兵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统元年(1260)七月建立“燕京行中书省”作为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分支机构时,赵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员奉诏赴上都议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础上正式确定中书省编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继而又将新旧省官重行分划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两部份。

  赵璧当仍分省于燕,担任平章政事。《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条载赵璧于中统元年任该职,此实为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同条中统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则漏载赵璧其人。

  中统三年,益都汉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调军往讨,命璧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他的职责,主要仍是为合必赤宗王及史天泽指挥下的讨李军组织供需饷馈。故而战争结束后,璧即回到中省,李璮遗留下来的“益都路行省”建制则由撒吉思接管。李璮之乱牵连到他的姑丈、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王文统与李璮结谋案发,引起忽必烈对朝中一批汉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陕西行省政务的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在这时受人诬告被召回朝廷。赵璧却在这当口向忽必烈进言,谓王文统原系廉希宪、张易所推荐,遂至大用。忽必烈闻奏,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见廉希宪。据记载廉希宪事迹的碑传资料,赵璧此举,乃妒希宪勋名使然。中间是否另有其他缘由,今难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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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乘汉人世侯心怀余悸的时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治,省并郡县,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赵璧行省于南京(即开封)、河南府(治洛阳)、大名、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卫辉(治今河南汲县)、彰德(治今河南安阳)、怀孟等地,实施地方官制的改革,历时二阅月,而后回京报命。

  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把阿合马专领的理财机构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由此引起中枢机构里人事的大变动。当时元廷免去了所有宰执,重新予以任命。中书省里的汉人乃至汉化很深的色目人如廉希宪,多被排除出来。赵璧从这时去职,直到至元四年正月,才有新的委任,即担任枢密副使。按当时建制,枢密院由太子真金兼使职,置副使两员,实际掌握院事。赵璧以一个汉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似乎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他素无治军经验,这时突然担任军职,总令人觉得颇为蹊跷。他毕竟还是忽必烈最见亲信的少数几名旧人之一。因此虽然由于阿合马势力的上升而被挤出中书省,忽必烈还是为他安排了这么一个足以显耀其身份地位的新职务。据其神道碑称,命下之时,“舆情为公郁”。说明时人也都十分清醒地看到,这其实不过是赵璧在政治上失势的信号。

  无论如何,在此以后,赵壁居然也真带起兵来。至元六年,朱荆湖统帅吕文德遣人到元廷约降。忽必烈乃诏璧驰驿襄樊前线,与都元帅阿术议可否;俄而命壁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当时元军正在围困襄樊。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汉水溯流来援。时值汉水暴涨,阿术又卧病新野。赵壁恐夏贵乘夜潜,袭破围城的元军,于是在元军结集区的南线据险设伏。璧往返督察,衣不解带七昼夜:并深入元军前沿踏勘敌情。夏贵果然择夜奔袭而来。赵璧得报,领单骑连夜山行,赶回伏区从事临战动员。不久宋军抵达元军伏击处,受到掩击,又慑于元军大事张扬的声势,不敢继续前进。至明,阿术扶病勒大军至,宋军溃退。璧率水军追贵舟师,大败之。

 七年,因高丽权臣擅废国王另立,忽必烈从襄樊召回赵璧,改授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驻牧辽西)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高丽。时高丽原国王已在元军支持下复位并赴阙面质。璧与头辇哥议,密奏元廷,建议遣兵将高丽王送归,使复国于古京,以安兵息民为上策。忽必烈从之。八年,赵璧还国,升中书右丞。十年,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自四年以后,他先被调出中朝,而后又以低于中统、至元之初曾任文职的官位回到中书省,直到这时才恢复原先的地位。

不过他重回中书省之时,仍是以理财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势力鼎盛之日。所以神道碑说他因为“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看来他虽然也想勉为其难地扭转当日时局,但终究还是难以一施抱负。十三年七月,赵璧死于平章政事任上。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尽我意”之许。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个“秀才”,但其实却“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样唯务空谈,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势,他仍能居中书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职多年。这与他个人的才性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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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属山西)人,是元代著名的河防大臣,也是一位在治理黄河上卓有成效的水利专家。

  贾鲁从小就有抱负,勤奋好学,长大以后,表现了过人的才能。元延右、至治年间,他两次考取乡贡。廿八岁时,任东平路儒学教授,又被选为丞相东曹椽、户部主事。后又奉诏专修辽、金、宋三史,担任宋史的局官。书成后选任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考绩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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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鲁担任中书省检校官后,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改革时政的、长达数万言的主张。他指出:“十八河仓,近岁沦没官粮百三十万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贫民流合宜合先正经界,然事件重大,非处置尽善,不可轻发。”兼并土地是造成封建社会土地荒芜、贫民流徙的根本原因,贾鲁的万言书完全切中时弊。可惜在元朝那样政治黑暗的社会里,这些意见统治阶级是决不会采纳的。

  元惠帝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白茆堤、金堤相继被冲决,沿河的郡、邑一片泽国,老百姓流离失所,许多青壮年逃奔他乡。元惠宗很忧虑,派人实地观察,又到处访求治河的方案。后来,元惠宗任命贾鲁为行都水监。

  贾鲁领受任务后,立即循着黄河,考察地形水势,沿途调查研究,行程往返几千里,绘出了精细的治水图,同时提出了两个治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修筑黄河北堤,以罅黄河横溃。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用工节省。第二个方案是“疏塞并举”,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因势得导。既要筑堤防止黄河决口,又要疏导河水,让河水沿河东行,返归故道。这个方案,当然是费工,但是效益比前一种大得多。后来,由于贾鲁调迁为右司郎中,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付诸实施。直到至正九年(1349年),右丞相脱脱复出,在讨论治河的方案时,脱脱经过慎重比较后,采纳了贾鲁的第二个方案。

  公元1351年,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序二品,授以银章。贾鲁受命后,率领河南、河北诸路军民,又调汴梁,大名士三路民工,共计十五万人,加上军队二万多人,组成一支庞大的治黄大军。当年四月开工,七月将河凿成,八月就决水走黄河故道,九月舟船通行,十一月,用秫秸、土石等修成的护堤以及沿河的堤坝也全部完工,黄河之水又沿故道奔流。贾鲁的治河方案得到实施后,元惠宗召见贾鲁,贾鲁将河平图献上。满朝大臣纷纷奏请褒扬脱脱、贾鲁的治河功绩,元惠宗采纳了这些意见,并命令翰林丞旨欧阳玄亲书了河平碑,详细记录了这次治河的情况,表彰脱脱及贾鲁的治河功绩,并将此事载入史册,让后人永远纪念。

  贾鲁在右司任职时,曾经对时政改革提出了二十一条措施,并亲自在任上积极推行,他调任都漕运使后,又提出改革漕事二十条建议,朝廷只采纳了其中的八条,并没有把他提出的措施全部付诸实施,后来,黄河还是发生了水害。这次决口,黄河之水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又祸及济南、河间,毁坏两漕司盐场,给国计民生带来很大的损害。

  由于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参加修河的民工首先揭竿而起,爆发了红巾军农民大起义。贾鲁也曾随从脱脱围剿过徐红州的巾军,最后死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终年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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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世袒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之廷辩,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辩论失败,均被罢官,世诅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他上任的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世祖“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元史·世祖纪十》)。

  十二月,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被世祖采纳实行者有:一,解除百姓私相买卖金银之禁,听民间从便交易;二,怀孟等路竹货系百姓栽植,官府拘禁发卖,使民重因,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竹监,从民货卖收税;三,江湖鱼课已有定例,贫民采捕,恃以为生,而官府到处拘禁,今后听民采捕;四,站户供给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由国家支给;五,关于盐法,每引价钞本只15贯,国家未曾多收,但“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以致卖到80贯,贫民多不得食,今“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值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六,关于酒课,“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则“向之岁课,一月可办”(《元史·世袒纪十》)。

  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奏称,他曾言除“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尚未施行而内外多有非议,他请求与台、院官面议。世祖让他直接奏陈,于是他又提出几项具体办法:一,“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二,钞法虚弊,“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三,“于杭、泉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四,“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祟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五,“宜令各路主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六,“可于各部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七,“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与。”卢世荣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世祖除对羊马官营放牧一条表示还要考虑外,其余各条都准许付之实施。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反对者必定不少,卢世荣对世祖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让他放心,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

  卢世荣又奏请罢行御史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廷臣多以为不可,世祖仍从其言。二月,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

  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或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元史·崔彧传》),以忤旨罢职。皇太子真金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大不以为然,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干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裕宗传》)。加上他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四月初,在卢世荣所上的奏章中,再次表明他内心的忧惧,他希望得到丞相安童的更多支持,并盼世祖能“与臣添力”。回说“朕知之矣”。并皆从其奏事。

  四月初八日,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其中说到:“今取本人所行与所言已不相符者,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陈天样建议宜将卢世荣“本人移置他处,量与一职,待其行事果异于前,治政实有成效,然后升用未以为迟。”世祖乃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他们二人同赴上都。到了上都之后,在对质和审问过程中,卢世荣承认了一些错误,如“不白丞相安童,擅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等。但加给他的罪名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卢世荣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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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水精宫道人等,南宋理宗宝祜二年(1254)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吴兴(今属湖州),系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元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故而人们每以其籍贯、官职、谥号等称之为赵吴兴、王孙、鸥波、荣禄、集贤、翰林、承旨、魏公、文敏等。

  他的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青少年时期(一岁至三十三岁)。赵孟頫青少年时期是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南宋王朝其时已如大厦将倾,朝不保夕。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又系偏房丘氏所出,在封建大家庭中地位较低。虽然刚成年时赵孟頫以父荫补任真州(今属江苏镇江)司户参军,可是连这顶微不足道的乌纱帽也没戴多久,便随着南宋的灭亡而丢失。二十三岁正值壮志凌云之际,他却闲居里中,无所事事。

  在其母亲的激励下,赵孟頫向当地名儒敖继学习经史,向钱选学习画法,经过十年的发奋努力,学问大进,成为“吴兴八俊”之一,声闻遐迩,达于朝廷。

   其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 当尖锐,尤其江南为南宋故地,知 识分子反元情绪异常炽烈。元世祖 忽必烈接受御史程文海的建议,让 他到江南搜访有名望的知识分子, 委以官职,借此笼络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矛盾,稳定民心。赵孟頫这个有学问的宋室后裔自然成为元廷笼络的重点对象。他盛情难却,而且此时他已闲居里中多年,为生活所困,亦有施展抱负之愿。于是在半推半就中告别妻小,登上北去的旅途。

二、出仕元朝和总管济南府时期(三十三岁至四十一岁)。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然而赵孟頫高兴得未免太早,他的得宠引起许多蒙古族大臣的妒忌;而且元世祖对其特殊礼遇,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已,并非真心实意。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仅为文学侍从一类的闲职。随着元世祖的年迈,皇室政局莫测变幻,为了躲避是非,免遭奇祸,赵孟頫力求出任外官,终于在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赵孟頫尽力想做个好官,他平冤狱,办学校,以德感人。但仍受到蒙古官员的中伤,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他能否进入史馆亦成是非之争。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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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病江南时期(四十二岁至四十六岁)。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寄于山水、诗文、书画,颇感自在。他时常到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活动,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有时则隐居于管夫人家乡德清,在东衡山麓的“阳林堂”静心欣赏文物书画,阅读前人佳篇,朝起听鸟鸣,日落观暮霭,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这四年赵孟頫在暂时摆脱宦海风波后,艺术修养、书画技艺却与日俱增。他以唐人、北宋古画为楷模,为友人写山水、绘人物、作花鸟、画鞍马,抒发胸中纵横逸气,妙趣蔼然;他为佛寺道观书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行楷多王羲之笔意,如花舞风中,云生眼底,潇洒遒劲;他还考订编辑了《书今古文集注》,并将自己历年诗文辑成《松雪斋诗文集》。戴表元评之曰:“古赋凌厉顿迅,在楚、汉之间;古诗沉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虽然朝廷曾任命他为太原路汾州知州,但赵孟頫对此离乡背井的官职毫无兴趣,托人说情后,没有去上任。只是应召一度赴京书写《藏经》,完成任务后又力辞翰苑之任,悄然南返。

四、任江浙儒学提举时期(四十六岁至五十六岁)。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见《元史·百官》),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在江浙当文化官员,无疑对赵孟頫书画诗文技艺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更为优越的条件。他利用公务之暇,广交文人学士、书画家和文物收藏家,遍游江浙佳山秀水,心摹手追,创作进入旺盛时期。他在江南文化人中的声望也随着“儒学提举”之职而更为隆盛,许多人依附其门下,求教问艺,赵孟頫俨然成为江南文人首领。尽管元廷没有重用他,多年不见升迁,但赵孟頫乐此不疲,为三教人土作画书碑,兴儒学,跋古画,访文物,诗酒雅集,兴味盎然。四方文士来浙者,亦以能登门造访、结识赵孟頫为荣。

五、再次赴京时期(五十七岁至六十五岁)。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这年冬天赵氏夫妇来到北京,赵孟损拜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朝夕与商琦、王振鹏、元明善等才艺之土相处,侍从于皇太子左右,谈论儒学文艺,颇为相得。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管夫人亦被封为吴兴郡夫人。皇庆元年(1312),仁宗又借改元之庆,封赠赵孟頫父、祖,并“恩准”赵孟頫返乡为先人立碑修墓。同时,夫人管道异也回家建造了“管公孝思楼道院”。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损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推恩三代”;管夫人也被加封为“魏国夫人”。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元仁宗把他譬作唐朝的李白、宋朝的苏轼,称他“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见《元史》),并屡赐钱钞及贵重裘皮等物,以示恩宠。有些蒙古族官员不理解仁宗有意宣扬赵孟頫来缓和民族矛盾的用心,结果往往遭到仁宗的训斥。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时时在皇帝左右活动。其妻也经常出入内廷,成为皇后的座上客。赵氏的门生,如虞集、杨载、唐棣、朱德润等,在其荐举下也纷纷进京做官,而许多政治地位较高的北方书画家,包括色目人、蒙古人书画家如高克恭、康里子山、李仲宾等,多与他有交往,一些较年轻的画家,如黄公望、商琦、柯九思等,也拜在他门下。外国使臣、僧人,则以能求得赵氏墨宝为荣。赵孟頫虽官居一品,但仍须经常奉敕亲自撰写大量的制、表、经卷、墓志、碑文、颂词等,还要忙于日常书画应酬,忙忙碌碌,几无闲暇。他对自己的双重处境颇有感慨,扪心自问,不禁悲从中来,曾写下《自警》诗曰:“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赵孟頫认为,自己因出身亡宋宗室,政治上受元廷摆布,成为“花瓶”,做了一些没有选择余地的违心事,或许也不为同代人所理解,心情矛盾而惭愧;但是在艺术上,他通过自己辛勤努力,诗文书画作品却可流传后代,颇堪自慰。管道昇也认为丈夫这种忙忙碌碌、受人使役的处境没有意思,曾填《渔父词》数首,劝其归去。其一日:“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延佑五年(1318),管夫人脚气病复发,经赵孟頫多次请求,次年四月,方得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夫人病逝舟中。赵孟頫悲痛万分,相濡以沫的管夫人撒手西去,给了赵孟頫很大的打击,他对官场的虚名,也因此彻底看破。

六、晚年居家时期(六十六岁至六十九岁)。由于丧偶,长途跋涉,操理丧事,赵孟頫晚年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延佑七年,仁宗特遣使臣赐衣缎,并召赵孟頫返京,但此时赵孟頫因病不能长途跋涉了。次年英宗即位,再次遣使召赵书写《孝经》,赵以年迈体弱要求致仕,终于得到朝廷的应允。此时赵孟頫耳鸣眼花,颓然老矣。但他倾心于佛、道之旨,以书写经文为乐,并写下许多书画作品和题跋。他认为“人谁无死,如空华然”,因而在平淡中度过光阴。英宗至治二年 (1322)六月,他逝于吴兴。临死还观书作字,谈笑如常。享年六十九岁。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终于安息了。赵孟頫死后,其子赵雍等将他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阳林堂”别业东南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