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战的文官与懦弱的武将——献给诸位“热血青年”
文章提交者：浩荡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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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的武将
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喜欢鼓吹战争的居然是一群文人，而真正的将领们反而显得相当爱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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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德国上下都信心百倍，议员们鼓吹好战的论调，希望能称霸欧洲。然而德意志统一的功臣、军事家毛奇，却在 1890年他去世的前一年，在德国国会严厉警告这些侈谈战争的文人政治家，认为现在欧洲各国军备都很强，不可能在一两次战役中被击败投降，因此一旦开战将 是极大灾难。他甚至用诅咒的口气说：“ 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据美国驻东京大使日记中回忆，在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9 个月后，日本内部曾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用武力结束战 争; 一派则认为要巩固已占有之地，靠时间和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奇怪，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居然是当时的日本首相领导的一帮文职人员，而日本陆军 头目们却显得颇为温和，赞成后者，理由是兵力不足以征服和保住更大的地区。
我国历史上，文官好战、武将懦弱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到了清朝，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晚清书生往往放言高论，如张謇、文廷式等，都极力主战。甲午 战争时期，是朝廷在战和问题上矛盾最激烈的时候，而当时主和的，却是武人出身的李鸿章。这看来似乎与我们的常识背离：好战黩武的人物，通常难道不是一个脾 气暴躁、精力充沛的武人形象吗?
一道分水岭
清朝的政治家们就已经发现，中国历朝历代，以南宋为分水岭，之前是武将好战，到南宋以降，却一变而为儒生好战，和武人更换了立场。而且往往在 时局危难、需要武人镇定局面的时候，书生却表现得尤其好战，慷慨激昂乃至痛哭流涕。巧合的是，南宋以下八百年直到晚清，却一直是汉人武力不振的时期; 而 其中最危难的南宋和晚清，书生好战特别突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说，在宋朝以前，中国王朝的军队都是由专业军人，也就是武将们统率的。在那个时候，文官如果想要插手军事，只 有披上铠甲，亲自参军去。汉唐是中国武力最强盛期，在那一时期也出现过书生好谈兵的风气，但却并不像后世的文人那样夸夸其谈，比如说东汉的班超原本像他的 兄弟班固一样想要学着写史书，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便不再废话，直接投笔从戎、戍守边塞。那时候文人打仗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封侯和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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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宋朝起，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皇帝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了朝廷里的文 官。明朝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都注意到了，中国的“ 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
但这些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往往是名节，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不论是否有利国家，求 和一定是耻辱和必须否定的，所以往往试图在政策和军事行动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的条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卖 国。
结果明明应该由专业武将拿主意的战略战术，被这些把气节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外行文人一搅和，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南宋以后，汉人建立的王朝在军事上屡屡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为了气节而战
当然不能否认，有些文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的确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勇气和高风亮节，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军事，如明末史可法守扬州，虽然他是 忠臣，却可惜并非名将，以军事观点看，他当时的部署是完全失败的。所谓“ 临危一死报君王”，死节便是失败的文人主战派能免于愧疚和指责的最后避难所。
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入现代文明之后，文人仍然在政府里占据统治地位，仍然可以对军事指手画脚，把将军们调理得团团转。他们主战的情绪 往往在军事和政治上给武将造成制肘。因为其看待军事问题的角度是非技术层面，而往往是道德层面的，常常使军事行动更缺乏回旋余地，例如江西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时，虽然守势有利，但迫于被指责为“ 卖国求和” 的压力，不得不采用军事冒险进攻，结果遭致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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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时，虽然印度内部资深的将领普遍不赞成和强大的中国开战，但总理尼赫鲁受到议员们狂热爱国情绪的煽动，并 屈服于这种压力而不得不执行“ 前进政策”。而当印军溃败后，新德里却又一片恐慌，先前好战的议员们纷纷指责印军将领的无能，先前他们不肯多拨预算给军 方，而此后则“ 几乎想要多少就给多少”。主战的文人在战前指责武人怯懦; 战败后又指责武人作战不力——这不独印度如此，甲午战争中的晚清“ 清流” 也是如此。
天真的文人
文人何以主战? 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一、认为军事将领不值得信任，没有气节; 二、不能从纯军事技术的角度考虑战略，坚信战争中意志比物质重要; 三、多数未经历战争，不理解战争的残酷程度。
1867 年，当普鲁士的铁血首相俾斯麦谈到“ 一次德法战争在不太远的时间内就会发生” 时，曾不无讥讽地暗示他的一些同胞过于狂热地鼓吹 民族荣誉，以驱使人上战场，但战争其实远比他们想的要残酷，“ 要是任何时代的外交大臣都追随其最高统帅去出征，历史上的战争就一定会少一些。”
俾斯麦这里所讥讽的，正是文官对军事的无知。“ 许多文官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要发动的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文官政府的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到战争中去。”
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刚爆发时，微分几何之父加斯帕· 蒙日登上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慷慨激昂地宣布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最先受伤的两个士 兵，他要看到贵族们的人头落地，等等。但实际上他却是十分文弱的书生，不要说看人头落地，他甚至不愿意人们当他的面杀一只鸡。纳粹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在纳粹 德国时期主持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但他在东欧参观一次枪决现场时却呕吐起来，并说厌恶看到鲜血，希望以后以略微不那么恐怖的方式处决之——于是有了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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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60 年代末期，日本兴起“ 海军热”，因为日本陆军在二战中的残忍，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本国人民，都成为可怕的象征，而看起来 不那么血腥的海军却代表着传奇浪漫的梦想。同样，坐在飞机上扔炸弹的人，心里肯定没有当面用刺刀杀死一个人所受的冲击大。这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当远离杀戮 现场时，对这种行为就变得麻木起来，伤亡只有数字上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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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官员位置错位，专业不对口，往往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