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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郭成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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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罗马帝国为什么不能像中国帝国那样长久存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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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望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吉本提出的问题。吉本自己认为，一座向一个帝国扩张的城市的兴起，这样一件少有的奇怪现象，很值得人们的思索。但罗马的衰败，却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了，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
后来的学者也许与吉本的看法有所不同，似乎更为关注的不是罗马帝国的兴起，而是罗马帝国的衰亡问题。比如罗斯托夫采夫不但把罗马帝国的衰亡与西方整个古代文明的衰亡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应该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希腊和意大利的城市文明不能同化广大的乡村农民？不过，如同中国帝国存在了两千年是个基本事实一样，罗马帝国以及西方古代文明的衰亡也是基本事实。正是或主要是基于这一事实，汤因比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统一国家本身是不是就是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它本身以外的其他一些目的的手段？
在汤因比看来，罗马帝国既是古代希腊文明的统一国家，也是古代希腊社会的最后阶段。但它不是处于生长状态的最后阶段，而是已经走向衰落和解体过程之中的最后阶段，因此统一国家这个现象本身被看作是文明衰落的标志。而且统一国家自身就有这样的特征：尽管它给某些文明带来了政治上的统一性，但却是在那些文明衰落之后而非衰落之前产生的。
假如把这一观点引申开来，那就难免得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即任何文明只要出现统一国家就意味着文明的衰落和解体。当然，在汤因比所研究的20多个文明案例中，至少古代希腊文明虽然已经衰落，但是并未死亡或消灭，它有一个延续至今的“子体”文明——“西方基督教社会”，它本身则是后者的“亲体”文明。只是一种短暂现象的罗马帝国，因此处在古代希腊社会和西方基督教社会之间，并且成了前者向后者转变的一个因素。
西方基督教社会或基督教欧洲建立在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几个因素的基础之上，其实是不少西方学者的共同看法。比如在汤因比之前，基佐已经提出，在罗马帝国衰亡时，就有了几乎所有在欧洲文明的逐渐进展中结合起来的因素。它们是：作为罗马帝国遗物的自治城市，基督教社会，蛮族社会。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既然继承希腊文明的欧洲文明叫做基督教社会或基督教欧洲，那么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基督教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如同基佐已经提到欧洲文明是在罗马帝国衰亡时留下的三个因素的结合中产生的一样，汤因比也认为基督教社会的产生存在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中。不过汤因比是从广泛的即从文明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因此在他看来，从旧社会转变到新社会或从亲体文明转变到子体文明有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是：统一国家，统一教会和蛮族入侵。其中，第二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教会或统一教会之所以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教会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它在古代的旧社会里发展起来，同时又转过来发展了后来的新社会。汤因比这里所说的教会，首先是指基督教会。按照另外一些学者的看法，教会本身是基督教信仰的一种表达形式，或者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讲，教会是表现上帝的新秩序将给人类带来的变化的一个缩影。这意味着，教会不会出现在所有人类的不同文明中，或者并非所有人类的不同文明都有教会。
汤因比自己，当然认为每个子体文明的背后都有促使它同亲体文明发生联系的某种统一教会，但他实际论述最多的还是基督教会。尤其是与基督教会兴起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统一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它本身以外的其他一些目的的手段。
吉本已经讨论过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部兴起的问题，同时认为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的征服准备了条件，并加速了它的进程。对于曾经受到迫害的基督教来说，重建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皇帝的归信无疑是个重大事件，他的归信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可怀疑的，即罗马日益被基督教化。尽管如此，当代一些学者仍然谨慎地说，直到今天，罗马帝国领导权的交替到底对教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把握其中的奥妙。在政治上提供了统一的罗马帝国，似乎在完成天职，即为基督教在人类世界中实现其使命铺设了道路。
与这些看法比较起来，汤因比的观点显然明确得多。在他看来，统一国家一旦建立，它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像它本身就是目的的行为倾向，但是这种意图在长远时期内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相反，统一国家事实上只代表了社会解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如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只能是为别人服务即作为别人实现其他一些目的的手段。
统一国家既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那么它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汤因比认为，惟一真正的受益者是“内部无产者”。内部无产者往往很有效地利用统一国家提供的和平环境和容忍政策，自下而上地推行一种高级宗教，并且终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甚至不仅如此，统一国家苦心创立并维持的各种组织，往往会发觉自己的历史使命起着原来创立者从未想到过的作用，即主要的受益者仍然不是统一国家而是统一教会。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按照这一观点，统一国家的衰亡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在新的创造活动中担任一个角色，但是不能维系自己的生存。或者确切地说，统一国家的存在意义，不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给统一教会提供诞生的机会。这实际意味着，在亲体文明向子体文明转变的过程中，统一国家不仅是个重要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中间环节。
就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关系而言，这个观点可能是适用的。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几乎是与罗马帝国一起发展起来的，它不属于罗马人占统治地位的罗马世界，但却是早期基督徒将基督的福音所带入的世界。根据德雷恩的研究，耶稣及其门徒都来自犹太地区的加利利乡村，当耶稣的门徒离开罗马帝国偏远的家乡之后，他们所进入的正是地中海西部的城市。保罗利用了罗马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所建设的宽阔道路，尤其是在帝国的城市建立基督教会，由此为基督教最初的福音传播设立了一种模式。
这确实有点像汤因比所说的，教会成了统一国家及其创立的各种组织的受益者。不仅如此，公元2世纪开始形成制度的教会，从历史上讲还是按照罗马帝国的结构塑造的。而到了3世纪，当罗马帝国陷于内战和混乱并且国家组织正在瓦解时，基督教会却发展成了独立于国家的被吉本叫做“基督教共和国”的另外一个社会。也许重要的是，基督教甚至到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还受到迫害，但到君士坦丁皇帝统治时期终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无论怎样解释君士坦丁皇帝的归信，基督教会成为势力强大的一种独立力量，无疑是这位皇帝归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已经不能强行压制，或者需要得到宗教的支持，总之他不得不和基督教会达成妥协。并且用吉本来的话来说，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了一项永久性的盟约。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个基本事实，基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内部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社会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因此西方从罗马帝国的兴起到衰亡这一期间发生的变化，不仅涉及罗马帝国以及古代文明的衰落问题，也涉及基督教会这另一个社会的兴起问题。尽管罗马帝国看来的确为基督教在人类世界中实现其使命铺设了道路，但似乎不能因此说所有的统一国家都是如此，尤其不能说所有的统一国家都是建立统一教会的手段。
考虑到汤因比自己已经提到，汉朝刘邦建立的统一国家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公元1911年，那就可以肯定地说，他有关统一国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观点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何况在中国帝国存在的两千年间，并没有出现过与基督教会类似的某种统一教会。在艾森斯塔得提到的中国帝国内部缺乏足以破坏既存制度框架的各种社会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宗教群体。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从中国帝国的经验看，假如罗马帝国也存在得如此长久，未必一定会给基督教会提供诞生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说，假如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重建之前就已衰亡，基督教会的成长也可能受影响，也可能不会在罗马帝国内部发展成为势力强大的“基督教共和国”。毕竟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成为占支配性宗教力量的这一变化，不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使徒时期，而是发生在此后的教父时期。
如同吉本以及其他学者所说，罗马帝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但是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多神教信仰，能够容忍而非压制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不同宗教。这无疑是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提供诞生和发展机会的一个重要条件。除此之外，罗马帝国的存在时间既不太长也不太短，似乎也是这个帝国能够成为手段而非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既使得基督教会成了真正的受益者，也使得罗马帝国领导权的交替成为可能：罗马帝国灭亡了，基督教会却在蛮族入侵中存活下来，罗马皇帝的政治帝国也变成了罗马教皇的精神帝国。
尽管如此，尽管在理论上也许可以把罗马帝国看作是建立基督教会的手段，然而正如基督教不是为罗马帝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样，罗马帝国也不是为基督教的兴起而建立的。毋宁说，这两者都是西方古代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并且在不同方面影响了后来西方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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