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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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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心情汉武英雄时代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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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子今 转自:QQ读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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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年前,也就是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的七月七日,汉王朝都城长安的皇宫中,虽然宽大的屋檐遮挡了灼热的阳光,殿内依然暑热蒸腾。产后的王美人满面汗滴。汉景帝刘启用手巾为她拭去额上的汗珠,看着襁褓中的新生婴孩说:“就叫他彘儿吧!”



  我们不知道这个小皇子为什么被亲切地称作“彘”。是不是因为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显得白胖结实的缘故呢?刘彘后来正式定名,叫做刘彻。



  他,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声名最为显赫的帝王之一。他在位54年,就执政年代的长久来说,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仅次于清代的康熙帝和乾隆帝。



  在帝制时代,皇帝在位时间的长短,当然可以决定政策能不能够保持连续性。但是也不能绝对地说在位时间越长就越好。南朝的梁武帝在位46年,也不算短。可他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给历史留下显著的纪念。



  汉武帝时代就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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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一个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时代,一个民众的劳作和奋争都取得了丰厚收获的时代。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英雄时代。



  历史如同一条滔滔的长河。这种比喻,早在先秦时代就经常被人使用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论语·子罕》里的话。这位思想家面对着河上的波涛说道: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河水一样啊,日夜不停地流去。孔子的话,也可以理解为面对历史的感叹。



  历史长河的流动,并不是在每个河段都表现出同样的地理面貌和水文状况。有的地方,像长江三峡那样,江湍纡回,水势峻激奔暴;有的地方则潮平两岸阔,显得和缓平静。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谈到读史的个人情趣倾向。他写道:“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时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善也。”毛泽东的观点,不仅说明了一般人看历史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把握和理解历史文化基本脉络的敏锐的认识。他所说的“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确实是一个“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



  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其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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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作为胸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武帝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后人曾经发表过“汉武英雄”的评价。宋人王十朋参观水师训练,曾经作《观习水胜》诗,回顾了汉武帝当年操练水军,准备征服昆明的故事,其中也写道:“汉武英雄思拓边,昆眀习战遗风传。”宋代学者苏辙引述张文潜的诗作,其中也有“龙惊汉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烂漫游”的句子。“龙惊汉武英雄射”,说的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南巡的时候,亲自在江中挽弓射蛟的事迹。后来又有明人欧大任《泊枞阳眺览遂忆汉武之游》诗:“行役届皖城,放舟下枞阳。原隰郁膴膴,江波浩汤汤。忆在元封中,君王狩朱方。大江深且广,及兹一苇航。弯弧射蛟台,皇武何可当。宸游事既往,六合无回光。不见楼船还,空余蕙兰芳。”也回忆“汉武英雄射”,感叹其事既往,壮风不再。



  战国时代的文化形态,表现出不同地域存在着鲜明的差异。秦王朝的统治者表现出追求文化汇同的理想。秦始皇琅邪台刻石有“匡饬异俗”的字样,之罘刻石强调“远迩同度”,会稽刻石宣传“人乐同则”。这些文字,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克异求同的文化统一的宣言。不过,从秦末直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间文化风格的明显差别。《史记》里讲,刘邦准备任用秦王朝过去的骑士做骑将,来训练自己的骑兵部队,却遭到婉拒。被任用者说:“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曹丘生曾经对季布说:我是楚人,您也是楚人,为什么您对于我隔阂如此深重呢?体现出当时民间人际情感方面,有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汉并天下后,刘邦以齐王韩信“习楚风俗”,于是改封为楚王。又封儿子刘肥为齐王,“民能齐言者皆属齐”,老百姓能说齐地方言的,都属齐国。可见各地民俗方言仍然难以相互沟通。当时人贬低楚人的说法“楚人沐猴而冠”以及骂齐人为“齐虏”,也都表现出交通不很方便的各地区之间,人们有相互鄙视的心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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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求大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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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9-26 1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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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地区间文化的进一步融汇,是在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各地多见的秦式墓葬,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礼记·中庸》说孔子有“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理想。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可以看到,秦始皇曾经发表“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治宣传。然而文字的统一,其实是到汉武帝时代方才得以实现的。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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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长安遗址示意图



  作为我们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的汉文化,在汉武帝时代大体形成了。



  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汉中就职。后来刘邦暗渡陈仓,平定三秦,又出关和项羽决战。楚汉之争,激战数年,项羽的霸业在垓下结束,刘邦统一了天下。这个新的统一王朝被定名为“汉”。因为汉水地位的尊贵,天上的银河也被称作“汉”。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将汉族男子也称为“汉”,“汉”后来又成为男子的通称。《北齐书》中已经可以看到“汉”和“汉子”作为男子个体人身称谓的例子。《旧唐书·狄仁杰传》又出现了“好汉”的说法。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这样的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汉”成为一个雄大的民族的代号,应当和汉武帝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实现了文化融合的历史成就有关。



  汉武帝在位54年间,确实是文化建设取得非凡成就的时代。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了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最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于是“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在最多方面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创造。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除了汉武帝的卓越历史表现以外,还在于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张骞等杰出军事人才的开疆辟壤,更有着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司马相如、东方朔、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使得他们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



  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像班固所说的,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净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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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彘和他的少年生活



  2160年前,也就是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的七月七日,汉王朝都城长安的皇宫中,虽然宽大的屋檐遮挡了灼热的阳光,殿内依然暑热蒸腾。产后的王美人满面汗滴。汉景帝刘启用手巾为她拭去额上的汗珠,看着襁褓中的新生婴孩说:“就叫他彘儿吧!”


三.  “梦日入怀”神话



  刘彘的母亲王美人名叫王娡,是槐里(今陕西兴平)人王仲的女儿。


  王娡的母亲名叫臧儿,是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生了一个儿子(王信)、两个女儿。王仲去世,臧儿改嫁长陵田氏,此后又生了田蚡和田胜两个儿子。



  臧儿的长女王娡嫁给金王孙并生了一个女儿。而臧儿卜筮,得知两个女儿都会大富贵。她看这位金王孙实在没有可能发迹,决心拆散这对夫妻。后来,王娡和她的妹妹王儿姁先后都被送到了太子刘启的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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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会疑惑,王娡这样的已婚女子怎么还可能入宫呢?


  其实,汉代的风俗,和后代有所不同。



  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汉景帝的祖母薄太后,本来是魏王魏豹的女人,后来被刘邦偶然看中,收入自己的后宫。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还有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起初嫁给张临,又成了薛宣的妻子;王媪先嫁王更得,又嫁王乃始;许孊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先与冯昭仪父结合,后来又嫁了郑翁;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又嫁给梁纪等。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刘秀和她一起评论群臣,有心微察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愿意谋求撮合。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刘秀对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则表示:“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于是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告诉她事情没有办成。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其事最终“不谐”,但是湖阳公主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可以看作是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在西汉初年,有更多有关妇女改嫁的例子。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经5次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帮助操办,尽心竭力。张负于是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他家中虽然破败,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儿子张仲说: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因陈平贫穷又无所作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说: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这一婚姻。吴景超先生在《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文中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说:“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看来,“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克夫”的嫌疑,并不是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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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董家遵先生在《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中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看来,已婚并且生有子女的王娡能够入宫,并不违背当时的社会礼俗。而臧儿有信心让王娡入宫谋求好的际遇,也一定是因为王娡有比较好的个人条件。


四. 王娡的名字,大概也不是随便取的。据说有莘的女儿就叫做娡,她嫁给了著名的治水悲剧英雄鲧,被称作女娡。


  王娡入宫后,果然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她在刘启身边的身份,史书称作“王美人”,又称作“王夫人”。


  王娡为刘启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是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她的儿子,就是刘彘。


  据说怀孕的时候,王美人梦见太阳滚动到自己的怀中。她悄悄地告诉了太子刘启。太子说:“这可是贵不可言的征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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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内传》还记载了这样的传说:刘彘尚未出生的时候,刘启梦见赤彘从云中直下降入宫中,又有赤龙遮蔽殿阁门窗,又曾梦见神女捧日授王夫人。据《汉武故事》,汉高祖刘邦托梦刘启,指示这位新生婴儿应当命名为“彘”。



  刘彘还没有出生,汉文帝就去世了,刘启即位,成为汉景帝。



  怀刘彘的时候,梦见日入其怀,只是王夫人自己的陈述,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确定地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古代许多帝王都有出生的时候发现异象瑞兆的传说,真真假假,人们无从评断。明人徐应秋撰《玉芝堂谈荟》卷一讨论“帝王诞生瑞征”,列举历代“史传中所记诞圣瑞征”共计52例,这当然还是很不完全的。我们不能排除孕妇神志恍惚之间偶尔的幻视幻听的可能,但是这些“诞圣瑞征”中,大多数都应当是用来强化臣民的政治迷信的有意编造的谎言。



  古来梦日入怀的神话,除了汉武帝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孙权故事。《宋书·符瑞志上》说,孙坚的妻子怀孙策的时候,梦月入其怀,后来怀孙权的时候,又梦日入怀。她告诉了孙坚。孙坚说:日月分别是阴阳之精,是贵不可及的象征,也许我的子孙真的要飞黄腾达了!又如《晋书·刘聪载记》中记载了刘聪这样的故事:“初,(刘)聪之在孕也,张氏梦日入怀,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征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聪焉,夜有白光之异。”也说刘聪的母亲怀孕的时候“梦日入怀”,她醒来之后,告诉了刘聪的父亲刘元海。刘元海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可不要对别人说啊。据宋人王称《东都事略》卷一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出生的时候,也有“梦日入怀”的瑞兆。



  《晋书·后妃列传下·孝武文李太后》写道,这位李太后竟然几次梦见“日月入怀”,后来生了孝武帝和会稽文孝王和鄱阳长公主。《十六国春秋》卷六三《南燕录一·慕容德》又说,慕容德的母亲公孙夫人怀孕的时候,曾经“梦日入其脐中”。《北齐书·后主纪》记载,后主的母亲胡皇后梦中“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于是怀孕。这些故事,也是梦日入怀传说的翻版。



  古时候用太阳来比喻帝王,是一种宣扬政治迷信的程式。汉代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对于太阳,西汉人已经有“人君之表”的说法。《说文》说,是“君象”。《后汉书·郑兴传》中也可以看到“日,君象”的观念。《续汉书·五行志六》又写道:“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崔豹《古今注》里为帝王作颂歌:“天子之德,光明如日。”称颂帝王是太阳,是帝制时代臣民奴性意识的反映。这种政治迷信,在今天依然在人们心中遗存。汉武帝尽管是有作为的帝王,但是他也是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进行表演的。在今天的人们对汉武帝的赞美之词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说法,可见古来太阳崇拜所体现权力观的强辐射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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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胶东王到皇太子



  汉景帝为太子的时候,老祖母薄太后为他选定了一位薄氏女子为妃。景帝即位后,薄妃成为薄皇后。薄皇后不受宠爱,又没有生子。太皇太后薄老太太去世以后,刘启就废了这位薄皇后。



  刘启的大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刘荣是栗姬所生,于是被称为栗太子。



  这种子从母姓的现象,是汉代的一种特殊的风习。



  后来汉武帝的儿子刘据立为太子,因为生母是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为生母是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于是称作“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也就是他母亲的姓。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之中。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都为孙氏。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之类是也”。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也有姓氏从母的习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也说,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可以看作承认女系这种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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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景帝在身体欠安,情绪不好的时候,曾经托付栗姬照料宫中诸姬所生皇子,嘱咐道:等我百岁之后,你一定要善待他们。没有想到心地狭隘的栗姬竟然不肯答应,不仅拒绝这样的托付,而且出言不逊。汉景帝深为不满,但是并没有马上公开发作。



  长公主经常向汉景帝夸赞王夫人所生子刘彘形貌品性的美好,汉景帝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儿子。他记得王夫人怀刘彘的时候,曾经梦见日入其怀的吉兆。不过,他还尚未下废立太子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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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王夫人察知汉景帝内心对栗姬有所不满,于是暗中策动大臣提议立栗姬为皇后。主管诸侯事务和礼仪典式的行政长官大行奏事,奏文引用了《春秋公羊传》里的话,说:经文里边讲了,“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应当使用“皇后”的名号。



  汉景帝大怒,严厉斥责道:这难道是你所应当插嘴的吗!于是竟然将大行处死,又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



  不仅自己没有得到皇后的名号,儿子的太子地位也丢了。栗姬愈为怨怒,然而她再也没能够见到汉景帝,终于在忧懑中死去。



  汉景帝于是立王夫人为皇后,王夫人所生子刘彘,定名为刘彻,立为太子。又封皇后兄王信为盖侯。就盖侯之封这件事,汉景帝曾经与丞相周亚夫发生直接的争执。周亚夫执意坚持刘邦当年的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汉景帝却因此更为嫌恨周亚夫。周亚夫后来被免职。他去世之后,王信封侯终于成为事实。



  王宫的书香:刘德和刘余



  汉景帝的儿子中,有两位在中国文化史上留有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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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是好儒学者刘德。



  《史记·五宗世家》记述,刘德喜好儒学,山东诸儒中多有热心的追随者。《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也写道:“(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实事求是”的说法,最初就是从这里来的。



  刘德从民间用重金征集善本古籍,留下真本,将精心缮写的副本给予书的主人。于是四方各地有学问的人往往不远千里,将祖辈留下的旧书献上。据说刘德所收藏的书籍,竟然与汉王朝国家图书馆所有的数量相当。刘德好学,又注重收集书籍,重视文化建设。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最后的赞语中,还特别对河间献王刘德“卓尔不群”的“大雅”之风表示称许。



  汉景帝的儿子中另一位于文化继承有功的,是鲁恭王刘余。他以“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及“好音,不喜辞辩”著名,却因此意外地导致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发现。



  对于鲁恭王刘余“好治宫室苑囿狗马”,陈直《史记新证》写道:“鲁灵光殿遗址,出土有鲁九年所造北陛刻石(现藏北京大学历史系),盖为共王余之物,与本文正合。”



  这就是所谓“孔壁中经”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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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的墙壁,大多都是黄土夯击筑成的。谁会想到在这夯土中间,竟然深藏着文化呢?



  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夹壁中发现了古文经传多种,其中包括《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在这批简牍文书发现之后,与儒学得到发展的同时,曾经出现了搜集和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他宣布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



  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为人口吃难言。……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6. ——《汉书·景十三王传·鲁恭王刘余》



  唐人崔日知《冬日述怀奉呈韦祭酒张左丞兰台名贤》诗写道:“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又如元代诗人柳贯《尊经堂诗》:“济南耄言出,孔壁发神秘。”王逢《后无题》诗之五:“衣冠并入梁园宴,简册潜回孔壁光。”都说到孔子壁中这批经书的发现。因这次非常著名的发现,使当时的人们看到了秦始皇焚书之前宝贵的文化遗存。



  老祖母窦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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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刘彻由胶东王成为太子的地位变迁中,汉景帝的母亲,刘彻的祖母窦太后起了重要的作用。



  直到汉武帝正式登基之后,这位老太太依然对朝政有特殊的影响。



  应当说,汉武帝刘彻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这位尊贵的老妇人的宠爱、庇护、管教和限制之中。



  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窦太皇太后去世后,刘彻感叹:“这个老太太,真了不得!”卫子夫说道:“那有什么可奇怪的,老太太一辈子都呆在宫里,这宫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透着她老人家的性情哪!您没看她殿内的那些虫儿,她一走当天就都死了。”刘彻接着说:“有道理。所以老太太一辈子都信那四个字:‘无为而治。’”



  汉文帝的窦皇后,汉景帝时代的窦太后,汉武帝登基后的太皇窦太后,确实是一位“了不得”的女人。《汉武大帝》中归亚蕾的表演,体现出对这一人物心灵和性格的准确理解,把握比较到位。归亚蕾所塑造的形象,使得观众对少年汉武帝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认识,比较容易接近历史真实。



  如果我们让这位作为艺术形象的窦太后卸了妆,洗去她脸上服务于演艺的脂粉铅华,这位老人的真实的历史面貌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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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用白描笔法为我们画出了窦太后的历史肖像。



  窦太后是赵地清河观津人,出生地在今天河北衡水的东边。有人说,她的名字叫窦猗房。《史记·外戚世家》写道:吕太后时,窦姬入宫侍奉太后。太后有一次把宫女赐给各诸侯王,每个诸侯王赐五人,窦姬也在其中。因为家在清河郡,窦姬希望能够离家乡近一点,于是私下请求主管这件事的宦官:请您一定把我列在去赵国的名单里。没想到这位宦官忘了这件事,把窦姬安排到了代国。窦姬痛哭流涕,不愿意去,最终不能抗诏,被迫前往。然而到了代国,代王偏偏就特别喜爱这位窦姬。他们生了大女儿刘嫖,又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和梁孝王刘武。应当说,在《汉武大帝》里有不少表演的长公主刘嫖和刘启、刘武兄弟,从出生地来说,可以算是山西太原人。刘嫖的年龄其实比刘启大,在剧中却出现了长幼的颠倒。



  代王刘恒因为长安发生诸吕之乱,被迎入未央宫登基,这就是汉文帝。因为代王后在没进长安的时候就去世了,汉文帝即位几个月后,窦姬的大儿子刘启在刘恒诸子中年龄最大,被立为太子,窦姬也就成了皇后。吕后老太太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原先在身边伺候自己的宫女,后来竟然接替自己,成了长乐宫的主人。我们不清楚窦家女子在吕后身边工作了几年,但是从她后来的表现看,她从女强人吕后那儿,还真的学了不少东西。



  窦皇后有一个弟弟窦少君,曾经被人掠卖为奴,先后转卖十多家,流落到宜阳(今河南宜阳)山中烧炭。一次山体滑坡灾害中,一百多个同伴都遇难,只有他一人幸存。这位窦少君后来到长安和姐姐相认,他的儿子被封为南皮侯。看来,窦猗房大概并不是出身在富贵之家。



  窦猗房后来因病失明,是真实的。她的从兄弟的儿子窦婴在平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因军功被封为魏其侯,也是真实的。司马迁还记载,窦太后喜欢黄帝、老子的“淡泊无为”的学说,在她的影响下,皇帝、太子和窦家的老少贵族们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崇黄老之学。她为了维护黄老之学的尊贵地位,让辕固生去和野猪搏斗,可见这位老太太不仅偏执,也是够狠心的。幸亏汉景帝递给这位儒生一件兵器,才使得他免于一死。《汉武大帝》把这件事安在刘彻头上,是一种艺术移植的手法,是可以理解的。儒学学者赵绾、王臧被汉武帝看重,进入执政集团上层,然而最后被治罪,在政治高压下自杀,主要责任人也是太皇窦太后。窦猗房晚年成为守旧集团的领袖,在汉王朝从“无为”到“有为”的历史转换过程中,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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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求大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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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窦猗房的丈夫汉文帝,是一个出了名的讲究节俭的皇帝。他下令薄葬,自己的陵墓霸陵因山为陵,不准启动大的工程,随葬品统统用陶器,不准用贵重的东西。但是据史书记载,后来发生过好几起在霸陵盗墓得到财宝的事情,于是有人说,霸陵其实不薄葬,汉文帝生前的表态,只是一种虚伪的宣传。后来历史学家才明白了,霸陵盗出珍宝,其实是太皇窦太后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去世后和自己的丈夫合葬霸陵园的缘故。她是一位很讲究享受的后宫主人,并且留下遗诏,把东宫所有的金钱财物都赐给了长公主刘嫖,可见对物质生活并不“淡泊”。这件事被记录在《史记》里。她去世后,汉武帝予以厚葬,是理所当然的。窦太后最喜欢的小儿子刘武,赏赐无数,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国库。刘武去世时,库中黄金仍有40余万斤。梁孝王的权力生涯大概也是以厚葬终结。后来到了东汉末年,曹操军费紧张,曾经专门组织部队发掘梁孝王墓。据说曹操专门设置了指挥盗墓的官职“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千百年来传为笑谈。中国盗墓史上的这个著名的故事,说到底,也和窦太后这老太太有关。



  十六岁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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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皇窦太后和王太后行使政治权威的日子里,少年汉武帝没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事实上,汉武帝能够大胆地独立地发表见解,作出决策,制定政策,督促落实,都是在太皇窦太后去世之后。



  等待汉武帝出场的舞台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一种重要的道具,是地图。汉武帝运筹帷幄,作出战略的决策,指挥战争的攻守,经常都有站在地图前面思考和策划的画面。地图,在当时叫作“舆地图”。



  当时的人们站在地图前面,可以了解天下形势。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地图,有些地名标示是不很准确的。甚至出现了“广州”地名。而当时并没有“广州”地方行政区划设置。其实,汉代人们的测绘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地图两种,年代都在汉武帝时代以前。地图的精确程度,已经表现出只有十几户居民的聚居点“里”。



  刘彻当时面对的全国的“舆地图”,展示着一种怎样的形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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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景帝统治的晚期,汉王朝管理的地方,大致没有超出秦帝国的疆域,东至海滨,北抵长城,西边据有今天宁夏、陇东、成都平原,南边的影响到达今天的广东。总面积大约只有310多万平方公里。不过,由于闽越国、南越国的存在,以及25个诸侯国具有合法的独立性和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晚年汉景帝能够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相当于现今陕西、甘肃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河南大部、湖北大部、山西大部、湖南西部、河北北部、辽宁中部和西部、浙江大部以及江苏的一部分、安徽的一部分和山东的一部分。这片土地的面积,大约只有204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当时汉景帝能够实际控制的地区,大致只有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五分之一稍多一些。



  这就是等待汉武帝出场的舞台。



  当时,在汉王朝管辖地区生活的人口有多少呢?



  据梁启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估计,不包括南越国和东越国,汉初人口不过600万左右。这一数字,看来是不大准确的。



  根据许多人口史学者的分析,包括各诸侯国的人口在内,西汉王朝初年的总人口大致在1800万左右。如果按照许多学者赞同的这一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的数据估算,则汉武帝即位前后,人口总数应当在3045万以上。如果按照有的学者估计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计算,那么,当时的人口可以达到3741万。有的学者推算,在汉武帝即位6年之后的元光元年(前134),全国人口大约为3700万。



  我们对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文化进行分析,不能离开人口数字这一基本国情。当时的国土资源,还没有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农耕业的发展,还有相当宽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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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面对的中国,还有和今天的中国大不相同的地方。这就是生态环境。


8 .当时的黄河流域,因为农耕开发有限,原始森林的破坏还并不十分严重。植被条件比现今远为优越。当时的水资源条件也比较好。以关中地区为例,长安附近就有密集的湖泽。当时的气候,比现今要温暖湿润一些。年平均气温大概要比现在高2℃左右。生态环境的变迁,可以对经济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汉武帝时代,稻米曾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产。东方朔说到关中地方的富足,“物产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氾胜之书》曾经详尽记述了稻作技术。董仲舒上书建议在关中推广冬小麦。《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前120)确实曾经派遣官员到遭遇水灾的地区落实冬小麦的种植面积。以行政力量大规模推广冬小麦种植,很可能与气候寒温的变化有关。



  当时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开发,比黄河流域还要落后得多。



  窦婴和田蚡



  萧何为刘邦修筑的未央宫,就这样迎来了一代新主。



  这位少年帝王最初坐在皇帝的宝座上,面对俯伏的群臣们“万岁”的欢呼,心里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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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执政的帮手。他需要熟悉军政程式的大臣辅佐自己。



  当他扫视殿下诸臣的时候,目光最后落在了谁的身上呢?



  刘彻刚刚即位,就尊祖母窦太后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一个多月之后,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不久,又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亲属都受到重用,一位担任最高行政长官,一位担任最高军事长官。



  窦婴和田蚡的任命,很可能是太皇窦太后和王太后的主意,也可能是汉武帝综合平衡两位女性家族长的利益而作出的决定。但是也有汉武帝个人的倾向在起作用,因为我们看到,窦婴和田蚡,都是热心儒学的贵族。



  两个外戚家族的代表并列于最高执政集团的最高层,合作管理朝政,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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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婴是窦太后从兄的儿子,汉文帝时,曾经做过吴相,后来因病免职。汉景帝即位之后,任管理皇后和太子家事务的詹事。



  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深受窦太后宠爱。一次梁孝王来朝,兄弟宴饮。当时汉景帝还没有立太子,酒酣耳热,从容说道:千秋之后,皇位就传给梁王了。窦太后听了十分高兴。窦婴则持酒进上,说:天下者,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大汉的规矩,陛下怎么能擅自传皇位于梁王呢!



  窦太后因此对窦婴不满,甚至除其门籍,不许他入朝请安。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汉景帝任用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守荥阳,监视齐国和赵国叛军的动向。叛乱平定后,因军功封魏其侯。当时朝中地位最为显赫的,除了条侯周亚夫,就是魏其侯窦婴。



  建元二年(前139),窦婴和田蚡受到赵绾、王臧的牵连被免职。建元六年(前135),太皇太后窦老太太去世后,田蚡再次登上相位。田蚡骄横奢侈,大兴土木经营宅地,占有民间良田作为自己的庄园,又利用职权接受四方贿赂。他的家里,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



  田蚡进宫奏事,经常和皇帝相谈很久,所提出的建议大多被采纳。田蚡于是气骄志满,各郡国趋炎附势之徒们也都争着奉承逢迎。他推荐的人,有的甚至可以从平民直接任命为二千石级别的高级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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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用人权力受到侵犯,汉武帝终于表露出内心的不满。于是有一次说道:你荐举的官吏说完了吗?我也有要任用的官吏呢。田蚡又曾经请求占用官营手工业管理部门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扩建宅第,汉武帝愤怒地说:你为什么不索性占用武库之地呢!



  当初窦婴任大将军的时候,田蚡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郎官。他侍奉窦婴十分恭敬,跪侍和立侍都按照规矩,如同晚辈一般。后来因为王太后的关系,田蚡地位日益上升,往常追随窦婴的人逐渐聚集到田蚡门下。只有一个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以勇力闻名的将军灌夫依然和窦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9. 灌夫性情刚直,不愿意当面谀美权贵,行为风格表现出侠风,一诺千金。他的宗族宾客却横行乡里,当时颍川地方流行着这样的民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田蚡托一个叫籍福的人向窦婴索要长安城南一块良田。窦婴不高兴地说:虽然老仆不中用了,将军贵极一时,难道就可以仗势抢夺吗?灌夫也痛骂籍福。因此招致田蚡的怨恨。



  田蚡娶亲,太后诏令列侯宗室贵族都前往祝贺。灌夫在酒席上不满众人讨好田蚡而冷落窦婴,借酒骂座,被田蚡扣押。在朝廷就灌夫是否有罪进行的辩论中,诸臣各持一词,不能定案。太后愤怒绝食,说:现在我还在世,人家就这样欺负我弟弟,等我百年之后,还不得把他们都当成鱼肉吃了!汉武帝说:都是宗室外家,所以才在廷前辩论。否则,派一名狱吏就可以裁决了。



  后来查验窦婴为灌夫辩护的话,有和事实不符合的地方,于是窦婴也被捕入狱。窦婴曾经接受汉景帝遗诏,上面写着:“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赋予了窦婴紧急处置非常事件时可以自行决断的权力。但是遗诏只收存在窦婴家,皇家档案中没有找到存档文件。于是窦婴以“矫先帝诏”的罪名,论定罪当“弃市”。灌夫及其家属十月被处死。窦婴也于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在咸阳故城被处以“弃市”之刑。没过多少天,田蚡大病,不断地高呼谢罪。这可能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病症。据自称能够看到鬼魂的巫者说,窦婴和灌夫站在田蚡身边,要杀田蚡报仇。次年春三月乙卯日,田蚡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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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王刘安来朝时,田蚡曾经到霸上迎接。他对刘安说:皇帝没有太子,大王最贤,又有高祖孙的身份,如果皇帝去世,继任的除了大王还能有谁呢?淮南王大喜,送给田蚡许多金玉财物。淮南王刘安谋反被治罪后,汉武帝知道了这一情节,他说:如果田蚡还在,也要灭族的。



  汉武帝在当时窦婴和田蚡的争斗中其实并不偏向田蚡。最后的裁决对田蚡有利,只是因为王太后的缘故。



  唐代诗人虞世南《门有车马客》诗就“田蚡擅豪华”情形,有所感叹:“曲台临上路,高轩抵狭斜。赭汗千金马,绣轴五香车。白鹤随飞盖,朱鹭入鸣笳。夏莲开剑水,春桃发绶花。高谈辩飞兔,摛藻握灵蛇。逢恩出毛羽,失路委泥沙。”“千金马”“五香车”等句,形容竞奢侈、“擅豪华”的行为,后面几句,所谓“出毛羽”、“委泥沙”,则说他大权在握,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异己,拔擢亲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田蚡多有批评,如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五笔》所说,“于田蚡则诋其负贵骄溢,以肺腑为相,杀窦婴、灌夫”。然而洪迈认为,田蚡对于汉武帝时代抬举儒学,是有功的:“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散缺,高帝初兴,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于武帝,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说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之后,文化教育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还来不及全面恢复文化建设,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当权的都是军功武臣,汉文帝用刑名之学,汉景帝不喜欢儒学。直到汉武帝即位,田蚡当了丞相,开始压抑黄老之学和法家之学等各派学说,请来数以百计的儒学学者参与行政。洪迈肯定了田蚡在文化史进程中的表现,认为他在儒学地位逐渐上升的文化体制转型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以窦婴和田蚡为首的两个外戚集团,在两个多月之间相继被瓦解。不过,在窦婴和田蚡去世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将陈皇后贬黜长门宫,卫子夫的地位明显上升。第三年,卫子夫之弟卫青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独当一面出击匈奴,军功和威望日益显著。



  一个新的外戚集团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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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出猎



  在太皇窦太后和王太后行使政治权威的日子里,少年汉武帝没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汉武帝18岁这年,开始了“微行”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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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在秦始皇的事迹中,可以看到有关“微行”的情节。卢生对秦始皇说:臣等寻求芝奇药仙者,辛苦多日,仍然无法得到,一定有什么原因有所妨害。据说君主应当经常“微行”,以有意避开恶鬼,恶鬼避开了,真人才能来到。现今陛下治理天下,行为过于张扬,应当低调一些。希望陛下所居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不死之药呢。秦始皇于是下令:咸阳旁边200里之内的270座宫观,统统用凌空通行的复道和两旁筑有墙壁的甬道连通起来。每座宫观里面,都分别设置帷帐、钟鼓等服务设施和美人、侍从等服务人员,不再随皇帝改变住处而反复移动。皇帝行幸所到之处,有私自泄露于他人的,一律处以死刑。秦始皇后来果然有“微行”的尝试。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他在咸阳附近的一次“微行”,却遭遇了意外。我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说秦始皇在咸阳附近地方“微行”,随行有四名武士。他们夜间在兰池宫附近意外地遇到强盗拦截袭击,当时情景十分危急。后来武士终于击杀强盗,使秦始皇脱险。事后秦始皇命令在关中戒严整整20天,严密搜索追捕相关的危险分子。



  那么,到底什么是“微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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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唐代学者解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兰池遇盗经历“微行”两个字的含义时,所引用的三国时魏国学者张晏的话,就是:“若卑微之所为,故曰‘微行’也。”就是说,尊贵的人仿照卑微的人的出行方式,这种行为,就叫作“微行”。《汉书·成帝纪》的注解中又引用了张晏这样的说法:“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说尊贵者故意从后门出宫,只带领少数随从,穿平民的服装,没有富丽华贵的车骑队列随从,又不采取清道戒严的形式,这种和身份微贱的人相同的出行方式,就叫做“微行”。



  通常称帝王或有权势的人隐匿身份,易服出行或私访为“微行”。然而汉武帝的“微行”却不仅仅是一般的出行。他的行迹北到池阳县,西至黄山宫,南猎长杨宫,东游宜春观。他经常在夜间出发,自称平阳侯,黎明的时候已经到达南山之麓,射杀野生的鹿、豕、狐、兔,往来随意纵驰,践踏百姓的农田,惹得民众愤恨,呼喊叫骂。鄠县和杜县的地方行政长官要拘捕他们,随从出示了皇家的用物,方才得以宽免。



  汉武帝曾经夜行柏谷,投宿到一户民家。问主人:有什么喝的吗?主人回答:这儿没什么喝的,只有尿!



  主人疑心他们是一伙盗贼,召集邻近少年准备以武力攻杀。女主人看到汉武帝相貌不一般,劝阻丈夫说:看这客人,不是平常人。而且他们是有防备的,不要轻举妄动。丈夫不听,她只得用酒灌醉了丈夫,把他捆绑起来,解散了约集的少年,又杀鸡做饭招待汉武帝一行。



  第二天,汉武帝回宫后,召见女主人,赐金千斤,并拜他的丈夫作羽林郎。



  汉武帝为了游猎方便,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了12处休息更衣之处。他有时还投宿长杨宫、五柞宫。长杨宫址,在今天陕西周至境内。汉武帝因为道远劳苦,又有农田,往来妨害农事,致使民间怨愤,让大臣筹划将秦阿房宫遗址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大片良田归入上林苑,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向南直抵南山。这样一来,鄠、杜两个县原有的农耕积累都将被扫荡一空,居民只能搬到邻近的各县重新开垦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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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朔进谏说:这一地方,是“天下陆海之地”,当年秦国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兼并六国,就是以这样的地方作为基本根据地的。这里的良田,号称“土膏”,每亩的地价高达一金。如果规划入皇家禁苑,国家得不到农业税收,农民也失去了养家的基本。为了扩大园林,毁坏老百姓的墓地和住宅,使万民悲痛,实在是很不合适的。而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骑着快马,驾着飞车,纵横往来,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也难以设想。东方朔列举历史上殷纣王、楚灵王、秦二世等昏暴的帝王曾经为了自己的享乐不顾百姓的危难,致使国家颠覆的教训,警告汉武帝。汉武帝并没有因为东方朔提出反对意见而震怒。他提升了东方朔的官职,赏赐他黄金百斤。但是却并不采纳他的意见,依旧按照原计划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


11. 唐代诗人钱起有《汉武出猎》诗,说到了汉武帝微行游猎的故事:



  汉家无事乐时邕,羽猎年年出九重。



  玉帛不朝金阙路,旌旗长绕彩霞峰。



  且贪原兽轻黄屋,宁畏渔人犯白龙。



  薄暮方归长乐观,垂杨几处绿烟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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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人犯白龙”,是说尊贵者处在卑微状况则不免危险的情形。《说苑·正谏》说,吴王要同平民一同饮酒,伍子胥劝谏说,这是不可以的。过去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了它的眼睛。白龙上诉天帝。天帝问道:当时你是怎样的情形呢?白龙回答:我下清泠之渊,化为鱼。天帝说:鱼,固人之所射也。如果是这样,豫且又有什么罪过呢?“黄屋”,是指帝王居处的宫室,在这里有可能也暗含陈皇后阿娇故事中“金屋”的意思。



  汉武帝行猎,真的如同后来有些人批评的,只具有游乐的性质吗?



  也许他在政治形势尚不适宜施展个人主张的情况下,采取了这样一种韬晦的策略;也许他想通过这种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运动,释放自己充溢于胸的豪壮之情;也许他是要借取这样的类似军事演习的游戏,体验即将来临的战争生活。



  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驰逐野兽。司马相如曾经上疏劝阻说,今陛下喜欢亲临险阻,射杀猛兽,如果一旦遭遇意外,纵然勇力超群,也难以施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枯木朽株,尽为难矣”。野地里一棵枯朽的树木,都可以导致意外的发生。汉武帝对司马相如提的意见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终止了游猎的爱好。不管怎么说,驰射的锻炼是一种富有刺激性诱惑的苦行经历,这种实践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汉武帝的意志磨砺、精神锤炼和性格养成,一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武帝的文治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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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武帝纪》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武帝的画像,眉间似乎外溢出一种英武之气。然而,我们从他的目光中除了感受到一种刚毅果敢之外,还可以体会到一种文思的智慧。



  汉武帝虽然得到“武”的谥号,但是他的历史贡献除了武功之外,也包括文治的成就。



  特别有意思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武帝纪》一篇最后的赞语中,只肯定了汉武帝的文治,对他的武功甚至只字不提。他写道: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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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说,西汉王朝承接前世落后残破的历史遗存,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顾不上文化建设。汉武帝刚刚即位,就罢黜诸子百家杂说,提高儒学经典《易》、《诗》、《书》、《春秋》、《礼》、《乐》的文化地位。于是聚集海内人才,举用俊杰之士,和他们一同建立大功业。兴办太学,改定正朔,修正历法,调和音律,创作诗乐,设立封禅,礼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绪统有以承继,所颁布的法令通告,焕然而多有文采。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于是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一点儿也不过分啊!


12. 班固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不著一字,这似乎也是一种批评吧。



  受到班固高度赞赏的,是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功绩。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定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也得以基本形成。作为重要的历史标志,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



  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五笔》写道,史家往往批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然而他“实有大功于名教”。也就是说,对以儒学为总方向的教化,因汉武帝的努力得以有显著的推进。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依然压抑儒学,“帝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士,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洪迈说,汉武帝请有见识的儒学之士参与高层政治决策,又创立新的学制,奖励学术,使得儒学获得延续、改良和发展、普及的良好条件。现今人们知道儒学的基本道理,正是由于汉武帝当时的文化举措。史书称赞他“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其实并没有能够充分表彰他的文化功绩。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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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大量起用文学儒者,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有人经常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汉武帝,或者当时任何一位思想界人士,都没有说过“独尊儒术”这样的话。记述西汉历史的文献中,也看不到“独尊儒术”这样的文字。“独尊儒术”这种表述方式,出现得相当晚,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



  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应该说符合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儒学原则和法家等学说的巧妙结合。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咨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



  太学的兴立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自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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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原本私人收徒的博士确定为国家正式的教职,其私学形式于是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100人,汉宣帝时增加到200人,汉元帝时增加到1000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3000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东汉时期,太学生人数已经多至3万人,形成了“东京学者猥众”、“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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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求大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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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汉时的太学,已经形成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最高执政集团和整个官僚政体已经不能不重视太学中发出的声音。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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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儒学领袖董仲舒



  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岁远讹为‘虾蟆陵’也。”明代正德元年(1506),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1667)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光辉。



  董仲舒出身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他专心学业,据说“三年不窥园”,宅中庭园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未曾分心。他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儒学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在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见识卓越,言辞得体,为汉武帝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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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国相。江都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骄横好勇,然而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治国,得到江都王的尊重。



  董仲舒在家中闲居时,得知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殿都发生了火灾,于是借此宣传灾异学说,对现实行政自然免不了批评。草稿尚未完成,主父偃正好前来探访,出于嫉恨之心,偷走了草稿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为此召见群儒,把董仲舒的文字给各位儒生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文章,以为是“大愚”之见。董仲舒因此被捕,经过审讯定罪,应当处死,汉武帝诏令赦免。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议论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公孙弘治《春秋》之学,水准不如董仲舒。然而他善于察言观色,灵活处世,地位至于公卿。董仲舒看不惯公孙弘阿谀逢迎的作风,被公孙弘嫉恨。公孙弘听说汉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极其任性骄狂,多次谋害朝廷派来的官员,便向汉武帝建议任命董仲舒为胶西国相。董仲舒到任后,胶西王听说这是著名的大儒,对他反而十分客气。但是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终究会出问题,只好借病辞职。他回到家乡之后,也只是修学著书,并不用心于家产经营。



  宋人石介《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写道:“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儒学未必占据了压倒其他一切学派的地位。而“硗确”两字,其实也贴切地反映了董仲舒本人始终未曾显达的命运和不平坦的人生道路。



  宋代学者苏舜钦曾经写过一首《过下马陵》诗,前两句是:“下马陵头草色春,我来怀古一沾巾。”诗句表达了怀古礼贤的心意,主题是对董仲舒和他当时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纪念。此外,宋人戴复古“下马陵前感慨深”,元人王恽“下马陵前拜秋草”,谢应芳“浇酒林庄下马陵”,元人黄溍“时有北人来下马,不知秦树几啼鹃”,金人元好问“千年荆棘龟趺在,会有人寻下马陵”,以及明人黎民表“碑在千秋下马陵”等诗句,也都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使儒学成为文化正统的董仲舒的深情怀念。


  有意思的是,唐人对董仲舒墓的遗存,似乎并没有太多凝重而严肃的敬意。白居易《琵琶行》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的名句。又如僧皎然《长安少年行》诗:“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说到“虾蟆陵”时,也不免语句轻薄。这当然和唐代儒学并不一定总是摆出庄严冷穆的面孔有关,或许也反映了普通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儒学形象,原本有亲近人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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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汉长安城遗址曾经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仁义自成”瓦当,也都是体现当时文化观念的重要遗存。石渠阁,是汉代宫廷图书档案馆。这里收藏着最丰富的文化精华。《汉书·刘向传》和《儒林传》都记载,这里曾经多次举行“讲论五经”,“五经诸儒,杂论同异”的儒学学术辩论活动。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依然可以看到石渠阁夯土基址的存在。石渠阁遗址夯土台基长77米,宽65米,高8?74米,遍地散布着汉代的砖瓦残片。“仁义自成”四个字,表现出了一种以儒学为根基的文化充实感和文化自信心。



  武皇开边



  汉王朝和匈奴之间壮烈的战争,激动着两个民族悍勇男儿的热血,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画面,闪耀着刀剑的寒光。



  汉武帝时代最突出的历史表象之一,是汉王朝对匈奴进行了成功的远征。这就是我们前面曾经引录毛泽东所说的,“汉武征伐匈奴”。



  用兵匈奴



  戈壁大野,忽然扬起腾天的尘雾,地面有如轻雷滚动。远看旌旗鲜亮,大队的骑兵飞驰而来。——这是2100多年前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常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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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王朝和匈奴之间壮烈的战争,激动着两个民族悍勇男儿的热血,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画面,闪耀着刀剑的寒光。



  汉武帝时代最突出的历史表象之一,是汉王朝对匈奴进行了成功的远征。这就是我们前面曾经引录毛泽东所说的,“汉武征伐匈奴”。



  如果没有汉武帝精心组织和指挥的这一军事行动,汉王朝的政治地图,北面总是残缺的,破损的,移动的,变化的。



  匈奴游牧部族联盟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压迫着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匈奴骑兵甚至侵扰过长安邻近地区。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为严重、最为困难的问题。



  汉武帝作为具有非凡胆识和气魄的帝王,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反侵略战争。可以说,汉朝被匈奴欺负了几十年,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真正还手。由于对于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为目的的战争的性质。



  陕西咸阳杨家湾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经过清理,在11个陪葬坑里,出土了583件骑兵俑,1965件各种人俑。骑兵军阵十分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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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马昂首翘尾,胸宽体阔,骑士个个抬头挺胸,右手握持兵器,左手牵缰勒马,大都背弩负,部分身着甲胄。杨家湾汉墓的墓主,是文景时代的一名将领。陪葬坑骑兵军阵模型,体现了汉武帝之前汉王朝骑兵部队的风采。可以想见,汉武帝时代使用于征伐匈奴战事的骑阵,应当有更精良的装备,有更高昂的士气。



  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计划引诱匈奴人进占马邑(今山西朔县),以汉军30万人伏击,企图一举歼灭匈奴军主力。汉军的计划被匈奴单于察觉。他发现原野上只有散布的牛羊群,却看不到放牧的汉人,便下令攻击一处汉王朝的边防据点,抓捕到一名军官,经过审讯,得知了汉军的计划,于是匆忙中途撤回全军。此后,匈奴屡屡犯边,汉军也多次发动反击和主动的进攻。



  元光六年(前129),匈奴入上谷(郡治在今北京延庆西南),汉武帝派遣4将军各率万骑击匈奴于胡市下。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进军至于龙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



  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派卫青率3万骑兵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进攻匈奴。卫青斩敌数千人。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攻入上谷、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汉武帝命卫青率数万大军从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迅速向西北挺进,一举攻占军事要塞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切断了占据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所部与匈奴王庭间的联系。随后卫青率军又沿黄河西进,直下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完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所部的战略包围。匈奴在河南地的防务全线崩溃之后,白羊王、楼烦王只得率残部逃出塞外。卫青以收复河南地的战功,封为长平侯。


15. 丧失河南地的匈奴贵族连年率部袭扰汉边境。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再次派遣卫青出击匈奴。卫青部经朔方(郡治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出高阙,北出边塞六七百里,奔袭匈奴右贤王部成功。卫青在军中被拜为大将军,取得了统率各路诸将的权力。这次战役的胜利,确保了朔方郡的安全,又切断了匈奴单于主力与占据河西地区的休屠王、浑邪王所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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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朔六年(前123),大将军卫青将6将军兵10余万骑在春二月和夏四月两次出定襄击匈奴。



  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2千余里,在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59人,官吏63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



  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连续胜利,使得西北边境上的威胁基本解除。然而活动于汉王朝北边东部的匈奴左贤王的军队,始终没有遭受过沉重的打击,仍然在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诸郡侵扰边地。而且匈奴主力退居大漠以北,以其具有飘忽若飞、出没无常的高度机动性方面的优势,依然威胁着汉王朝北部边地的正常的农耕生活。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发动了远征匈奴的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发,向北直进千余里,战胜匈奴伊稚斜单于的主力,推进到位于阗颜山(在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霍去病率军从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轻装疾进,长驱二千余里,在大漠击溃匈奴左贤王的主力,进军至狼居胥山(一说即今蒙古克鲁伦河之北的都图龙山),祭姑衍山(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而还。



  这次战役的胜利,使汉王朝在与匈奴的军力对比上占有了优势,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扭转。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汉军占领了从朔方至于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已经无力向汉王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与匈奴军事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移到西域方向。



  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从此能够安心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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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



  唐代诗人杜甫的名作《兵车行》借“武皇”事迹,批评当时的执政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虽然是借古讽今,但是诗句也显露出他和他周围的文人阶层对汉武帝战争行为的态度。



  唐人沈彬有《塞下三首》:



  塞叶声悲秋欲霜,寒山数点下牛羊。



  映霞旅雁随疏雨,向碛行人带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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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骑不来沙路失,国恩深后海城荒。



  胡儿向化新成长,犹自千回问汉王。



  贵主和亲杀气沉,燕山闲猎鼓鼙音。



  旗分雪草偷边马,箭入寒云落塞禽。



  陇月尽牵乡思动,战衣谁寄泪痕深。



  金钗谩作封侯别,劈破佳人万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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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冷榆关过雁行,将军寒笛老思乡。



  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



  戍角就沙催落日,阴云分碛护飞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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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求大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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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 730196
头衔: 爱在∮南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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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



  “金钗”“佳人”一句,说远征者背后的闺怨,是诗人常用的反战笔法。而“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句,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战争的意义,认为“中国”的人力财力不宜轻视,而新得疆土则荒凉无用,不值得以战争手段夺取。“阴云”、“落日”,“乡思”、“泪痕”,“雪草”、“寒笛”,以及所谓“旅雁随疏雨”,“行人带夕阳”等等,总的基调是悲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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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司马扎的《古边卒思归》,通过农人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汉武帝军事政策的批评:“有田不得耕,身卧辽阳城。梦中稻花香,觉后战血腥。汉武在深殿,唯思廓寰瀛。中原半烽火,比屋皆点行。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徒令执耒者,刀下死纵横。”所谓“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是普通百姓的意识,而与身居“深殿”,“唯思廓寰瀛”的帝王不同。



  北宋名相王安石的《汉武》诗也涉及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



  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



  君王不负长陵约,直欲功成赏汉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