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远华大案（转）(完整版)

第一节 一封举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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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下半年全国打私工作会议以后，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接受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的建议，开始大规模地销毁走私证据。远华集团营运迟滞起来。许多达官贵人为避嫌疑，减少了与赖的接触，“红楼”门前开始车马零落。

　　1999年春节后，北京有人告知赖昌星：中央接到远华走私的举报信。赖昌星非常恼怒，他清楚，那个与他叫板的人，真要置他于死地。但赖昌星决不是个能被举报信吓趴下来的人物。在集团核心层的会议上他迅速部署了应对之策，准备亲携5000万元巨款进京摆平举报信风波。他安稳人心：“大家要管好集团的业务。他算啥啊！一封举报信能撼得动远华吗？北京的事我来管，大家该做的事照常去做。”

　　这“该做的事”里边，就包括国内又有10多个香烟客户，向远华要货达30余万箱香烟。

　　远华并未停下等待命运的宰割。

　　署名为“一群申张正义的人”的举报信，于1999年春节后寄到了中南海，抬头是“致：江总书记、朱总理”。被检举人一是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远华国际集团的董事长赖昌星；一是厦门开元外贸（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陈光辉。举报信的主要内容是揭露远华集团疯狂走私的事实。正是这封举报信，搅起了影响1999年中国民众视听变化的巨大风潮。

　　这封举报信应该是最高机密，看见过举报信原件的有的即是日后指挥破案的高层领导。这封举报信在远华覆舟过程中确实起了石落惊天的作用。中央专案组在破案初期，侦查的最初线索就是来源于这封举报信。正因为举报信的内容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有关信息也就不胫而走。

　　其实，中央专案组在侦查过程中已发现，举报信的作者在举报信寄出以后，曾与厦门海关某干部交心：“我把赖胖子告了，还有你们杨头（杨前线），这下让他们都完蛋。”某干部也是被赖收买的一员，他当然将情况分别向杨前线和赖昌星作了通报。

　　应该说，举报信一出笼时就无秘密可言，赖昌星也早知道是谁举报了他。写举报信的人就是远华集团的核心成员，职务副总。此人出身军人家庭，其父官至军长。他90年代到厦门特区下海淘金，寄身福建九州集团公司，很快被老总赵裕昌器重，提携当部门主管。90年代初期赖昌星定居香港，有意在晋江故乡发展事业。他以外方代表身份担任泉州市恒利日用品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职务期间，曾于1991年6月、11月向九州公司借款508万元人民币。九州内部转账凭证上就有赵裕昌和那部门主管的签字。508万元均以赖昌星的名义用现金支票提现。因此，赖昌星的暴发，同此人其时的鼎力相助不无关系。

　　赖昌星登陆厦门发展很快，此人索性投奔了赖昌星，进入远华集团核心领导层。从1994年起至1998年，此人与赖昌星“甘苦与共”，参与操纵远华集团的所有走私活动。

　　两人还有共同嗜好：热心并沉湎于赌博。澳门葡京大酒店都曾留下过两人参赌的“大将”风采。据说，两人翻脸也是因为赌博。此位副总有一次陷身葡京赌场，只输不赢，巨款一再泄入黑洞。他让赖昌星汇款救驾。一次、两次，赖都照办了，但几千万数额还是止不住输的命运。再向赖求援时，赖作壁上观。此人为求脱身，只好将自己在香港的不动产抵押，才避免了杀身之祸，暂且幸运地走出赌场。他找赖昌星算账，声称“远华”资产至少有30％是他应得的份额。

第三节 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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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4·20”专案组入驻厦门，开始严查远华集团走私、腐败案以后，厦门就有人私下议论，要不是远华集团的副总与赖昌星反目成仇，向中央举报，走私内幕也许永远是个秘密。这种说法只反映了事件偶然性的一面，专案组成员后来与厦门本地普通百姓闲聊时听到他们抱怨：远华走私，这可是公开的秘密。早点查就好了，不至于牵涉那么多人哇！

　　确实，当时厦门岛海上船来船往，陆上车流滚滚；客商云集，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赖昌星集团以控制“通关”渠道，继而控制驾驭厦门岛上整个地区的走私活动，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典型现象。原因是赖昌星以各种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权力配置网络。厦门走私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其影响已辐射全国。

　　远华集团重点以金钱为腐蚀剂，不但腐蚀了公务员队伍、国企公职干部阵营，而且也同样腐蚀了公司内部的人员。尤其是远华集团高层负责操作走私的骨干成员们，在腐蚀他人的同时，自己的腐化程度日甚。可谓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玩弄女人陷进欲海、竟夜豪赌迷于刺激。而这一切全得金钱铺底。久而久之，集团内部为利益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日趋严重。有的走私骨干背着赖昌星轻车熟路自己搞几票走私，也变得习以为常。1999年春节后，赖昌星就多次与他的密友谈过自己的忧患：“侯小虎（集团副总）这些人心很大，都只会往自己口袋里捞钱。在外面很张扬。卡拉OK厅里给小姐小费一出手就是2000元。惹出了问题，还得公司出面去摆平。

　　赖水强、赖昌图曾愤愤不平地陈述：“远华哪里是姓赖啦？曾氏掌握财务大权。远华的钱都攥在他们手中。还有侯小虎、王双敏、王泰成等海关出来的人，哪个都捞有上亿的钱啊！”赖氏兄弟二人的话，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远华集团中的利益倾轧已到了白炽化的程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迟早都要爆发。赖昌星的走私骨干中，离心倾向日益增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认为卖命走私，所得非所值。对赖二心、微词甚多的副总×××也与自己的密友诉说赖的贪心：“做油这生意是我和开元公司的老总介绍给赖胖的，原先讲定五五分成，但赖不讲信用，实际是三七分成。我们也认了，可这三成赖还常拖着不付账。”

　　所以，随着走私暴利的膨胀，赖的集团与为他控制的走私团伙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赖昌星能够将他的走私“事业”推向顶峰，靠了一张金钱织成的关系网，他纵情享用着网内为他收买的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

　　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就是关系网内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多次为赖保驾护航，非法干预执法部门的查处。1996年，李通过关系责令深圳海关将扣押的赖昌星的一条装载价值1．2亿元的私货船放掉。该船到厦门再通过杨前线的关系办理了假转口手续，空船转口到菲律宾。而走私货物汽车、化工原料、电脑等被留在国内销售。

　　姬胜德，部队某情报部负责人，曾将远华公司挂靠为部里企业，为赖走私提供强力后盾，也曾多次出面为赖放私，并利用职务便利为赖提供重要情报。

　　这是两个已落入法网，公诸罪行于报端的重要人物。遥想赖昌星走私“事业”风光之时，曾借用了这两个人物多少权力便利。如此高层权力执掌者竟会被赖昌星玩于掌上，普通老百姓想像力再丰富也会对此事实目瞪口呆！

第五节 远华案“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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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昌星热衷于“形象工程”，1997年9月8日，88层的远华大厦举行奠基典礼，他邀请北京一家名声挺响的歌舞团前来助兴，许多著名歌星、舞星荟萃，演出“阵容”庞大。歌舞团在厦门人民大会堂连续汇演3天，还临时自编自演节目，为远华唱尽赞歌，为出巨资邀他们过来的赖老板歌功颂德。有位豪情万丈的著名女歌唱家，至今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查远华公司，她在北京几次为赖摇旗呐喊：“赖老板，多好的一个人哪，为什么要查他呢？”据说这位歌唱家与赖只数夜欢娱，赖竟给她1000多万元的“感情费”。

　　来而不往非礼也。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影印本一共印了999套，每套167本。据说***总书记访美期间送了一套给他的老师以后，这套书价值上涨到6万元以上。而能得到这一套书的决非凡人。赖昌星在北京竟然得到某人物馈赠的这一套影印本。此书于赖何用？赖的文化底蕴也消受不了这套书的文化营养。因此，赖昌星又慷慨转赠给了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接培勇接受庭审时，这套书又成了他接受赖昌星贿赂的铁证。

　　呜呼！毛泽东评点历史，历史竟以此种方式哂笑于他！这都是赖昌星作的孽啊！

　　目前，已落入加拿大警方手中的赖昌星向香港媒体透露，自己是中国所谓军方情报人员和兼职特工，并坦陈与北京某些高层官员有密切往来。赖昌星说得可谓理直气壮：我与有些官员即使有一点金钱的往来，也是正常的，中国的法律也没有说当官的不可以向商人借钱……

　　所谓“借钱”给官员，赖昌星当然不足挂齿。最有价值的当是权力利用的回报。于赖昌星称作回报的东西，在回报人那里应正名为“出售权力”。就这一点来审视远华的作为，怕是有了点青红帮的味道了。

　　现在互联网上信息乱传，国外一些通讯社也惟恐中国不乱。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专案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中国政府不敢触及高层人物，查处远华案将会草草收兵；不可能将赖昌星引渡回国；赖昌星一旦回来，可能要引爆中央大员云云。

　　这些话不能不说确实敏感。但试想，赖昌星不到案又怎能弄清真实内幕？很多微妙关系如何破译？法制社会讲究证据，人证、物证，要铁证如山。而仅凭一些现象就能够作为证据查处某些高官？有些难解的谜团在时间的延续中才能彻底解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高层对重大腐败案件绝不姑息，***总书记已将反腐败的成败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认识。***等中央领导多次听取“4·20”专案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哪怕走私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尽全力抓捕归案；一查到底，决不手软。该重判的重判，必须用重典的就用重典，坚决严惩不贷。公安部就有一个负责远华走私案海外逃犯抓捕组。

　　赖昌星因违反加拿大移民条例，于2000年11月23日被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曾明娜。他们夫妇两人日前被解禁监视居住。虽然加拿大与中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但有关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与加拿大交涉，尽快将赖引渡回国。

　　由此看来，远华案“情未了”，将会有精彩大戏揭幕。拔出萝卜带出泥。相信只要证据确凿，远华案涉及人物无论地位多显赫，职务多高级，最终都将会浮出水面，接受历史的审判

第七节 遇到强硬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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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

　　在中国，走私与反走私，腐败与反腐败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正必胜邪。

　　从举报信发出到1999年4月初被批转到海关总署，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

　　海关总署反应强烈。湛江大案其时就要公开审判，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将被送上断头台。社会对海关的种种议论风涌而起，海关总署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湛江一波未平，厦门又掀起更大波澜。

　　然而，海关总署党组立即召开署党组会议，并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纪委，立案查处厦门大案。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总署领导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大案，“一条龙”走私的背后必定是“一条龙”腐败。但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矛盾，敢于首先向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不怕流血流脓。海关总署党组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共和国的无比忠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略和巨大的勇气。

　　中纪委收到海关总署关于立案查处厦门大案的报告后，立即拟文并附有海关总署党组的报告，上报中央主管政法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1999年4月20日，中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分别批示：由中纪委、海关总署共同负责查处厦门特大走私腐败案件，其中走私问题由海关总署为主查办，腐败问题由中纪委负责查办。于是，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就有了代号，叫中央“4·20”专案。

　　根据中央指示，中纪委、海关总署、公安部等抽人员组成“4·20”专案组。组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担任。专案组又成立前线总指挥部，由海关总署一位副署长任总指挥，监察部一位副部长任副总指挥。这位总指挥是在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部署组建缉私警察队伍时，中央从公安部调任海关总署的副署长，分管走私犯罪侦查局的工作，到任也才几个月。

　　“4·20”专案组的初期工作，主要是对举报信内容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而开始时，近两个月的工作艰辛而又十分隐蔽。

　　任专案组前线总指挥的这位副署长原在公安部任副部长，有着30多年的从警经历，对公安工作感情笃深。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即将过55岁生日的时候，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公安部走出，进了海关总署机关大院。不到一年，又被中央点将，作为厦门前线的总指挥，挂帅侦破厦门远华走私大案。

　　赖昌星的命运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他本来想走进这间房子，却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命中注定他要与这位总指挥“短兵相接”。

　　正是这位副部长的到来成了赖昌星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成为威胁他赖昌星生存的重要人物，也成了他急切要攻关的新目标。赖开始想方设法要和这位副部长套近乎。

　　可是，北京传来的信息却令赖昌星一时无法定下应对之策。信息告知，此人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北京“网”内人士无由与该副署长接近、联络感情，更不要说为赖说情了！

　　赖昌星降低要求，只想能和他一起吃餐饭，以后的事情再说。但此人居然连机会都不给，这多少令呼风唤雨惯了的赖有些失落、不满，同时感到遇到强硬的对手，心里有些发憷。

　　厦门的谋略班子定下的策略是：密切关注，静观其变；如其不识相，定要置远华于死地，那就不客气了，也得给他找一点儿麻烦，再不行就伺机将其“灭掉”。

第九节 电脑房里抓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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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晚，方案组提前一天半，向专案组领导递交了突破方案。

　　专案组领导听取汇报，并慎重审核方案，认为分析意见和突破方案很缜密，并且表示赞成方案组的选择，将植物油走私作为突破口。

　　专案组的小江，已猫在海关总署计算机房一整天了，他买了一条面包，4盒方便面，中午都顾不上去机关食堂打饭，一边嘴啃面包一边眼睛盯着屏幕的计算机程序，寻寻觅觅，想从中找出所要的东西。

　　方案组中，小江是个计算机行家，小伙子英语也特棒，他大学一毕业就到大连海关工作，关龄4年，倒有两年贡献给了总署调查局的大案查处工作，其中湛江走私大案就花去他一年时间。他受命从海关总署计算机数据库中，调取厦门口岸1997、1998两年里所有申报植物油进口的资料。

　　应该说，海关应用计算机管理进出口资料起步较早。各口岸海关数据传输已实现网络化。我国对外公布的外贸进出口数据均由海关总署提供，准确度极高。

　　小江先输入厦门口岸代码，调取植物油申报进口资料。结果，没有发现有关数据。再以毛豆油、棕榈油、菜籽油等植物油的商品编码输入，调取从厦门口岸进境申报资料，也无痕迹。

　　另辟途径。直接输入举报信点名的12家外贸公司的代码，在全国各口岸搜寻进口植物油的痕迹，还是空白。

　　面对着显示器屏幕，小江沉思起来：数据库受病毒感染后，数据消失了？不可能！海关总署数据库属于国家机密信息储存库，防病毒的“防火墙”不会轻易被病毒所攻破。并且，总署计算机数据库属海关内部网，并未进入互联网系统，外界无由进入。

　　小江决定，再以运载工具船舶名称输入。举报信上列举的37条船舶名称，经一一输入后，竟然在厦门口岸还是没有发现线索。

　　真是计算机数据库出了问题？

　　输入其他口岸代码，调取植物油进境申报资料！一试，正常。那么，再输入船舶名称当中好记的“红宝石”、“蓝宝石”船名，以调取这两艘船在其他口岸的申报资料。

　　调出来了！上海、镇江、北海口岸到过这两艘船，载运货物为确认是植物油！

　　“厦门口岸进口植物油的资料没有进入总署计算机数据库！”小江将这一结论报告章国胜。

　　章局这时恰巧就在厦门，与专案组领导在一起。章局随即向专案组领导汇报、请示，让小江等人到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以调查进出口船舶资料的名义，从计算机数据库中查证植物油在厦门口岸进出境的资料。

　　傅处带领小江等人直奔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顺利地获取有关重要数据。电脑资料表明：1997、1998年中共有近30艘船舶运载约50余万吨的植物油抵泊厦门口岸。

　　小江还调取了原油在厦门口岸入境的船舶资料：1996年至1998年，约有690万吨原油流入厦门口岸。傅处和小江用表面的沉静掩饰着心中的狂喜，他们不露声色地向中国外代管理计算机数据库的同志表示谢意，带着一堆打印材料打道回府。回到驻地，他俩迫不及待地给头儿挂电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章局，有戏！37条船舶资料全调出来了，预申报进境口岸均是厦门，运载货物除了植物油还有大量的原油。”

第十一节 暗查厦门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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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李二人7月7日在接培勇陪同下，来到了船管科。科长吴宇波（后来查清此人沦为赖氏走私集团的共犯）介绍了船管科严密的监管操作规程。傅、李事后议论，似此监管，即使有一条未申报的游鱼通过，恐怕也会被抓住。

　　要摸清油船有无入境申报，货物进口有无报关，关键之处在于：查阅船舶申报资料、船载舱单以及海关数据库内货物报关资料。前两项的纸页资料在船管科，后3项的电子数据在技术处。调查人员的调查目标锁定在已被中国外代和“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的资料确证载油入境、靠泊厦门口岸的红、蓝宝石等5艘船舶上。离京时，章局特地交代傅、李，不准带一页纸，更不准带笔记本进厦门。船名靠脑子记。查获资料不要求复印，也不许记录。因此，他们的基本工具就是人脑。

　　船管科为傅、李调出了1998年5月、6月两个月的厦门口岸船舶进出境登记表。装订工整的15大本，记载了679艘次的船舶资料，但没有查到所要调查的那5艘船舶的资料。而这5艘船舶进、出境的准确时间就在这两个月里。

　　第二天，调查人员来到技术处，从计算机的进出境船舶预申报库（国际航行船舶进入中国境内，要在72小时内向抵泊口岸的船务代理进行预申报，24小时内向船代确报如船名、来自港口、吨位、载货舱单、拟离开日期等内容，船代则向海关等联检4单位转报上述情况）及电子舱单库中查找那5条船的信息资料。时间从1998年4月15日起，电子屏幕一页页闪过。傅、李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不断翻动着的屏面。翻到1998年5月3日这一页，船名栏出现了：“Redshappnine”（红宝石）一串英文字母，虽然没有其他内容，但傅、李两人仍是心跳明显加速，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然而他们表面始终不露声色，继续往下翻，一直翻到7月15日，共翻过901个航次、88条船舶的预申报资料，再无所获！

　　傅、李两人断定，“红宝石”轮船在预申报库中出现，完全是走私分子在外代环节留下的一处疏忽过失，或者是“红宝石”电传给外代的预申报资料那天，当班人员恰巧不是被走私分子所收买的人员，他忠实地按正常程序将“红宝石”预申报的电传内容输入了计算机，而数据一经生成就不能更改或是删除，且又通过联网传输进到了海关的电子数据库。

　　走私分子这一疏漏却没有被调查人员疏忽过去。猎人的眼睛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猎物的踪迹。

　　再调舱单和货物报关进口数据库的数据，时间段相同，又是上千个屏面翻过，但没有“红宝石”及其他4条船的资料。傅、李两人心中已肯定，“红宝石”所载进口植物油并未向海关报关。这一船植物油闯关走私的结论已成立。

　　但他们还是非常谨慎地又到船管科调阅了1998年3月24日到7月31日共计1400份进口纸质舱单。经仔细查找，未有“红宝石”影踪。

　　经过3天反复查找，他们返回北京。

　　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摆在专案组领导面前，结论是：厦门地区确定存在植物油走私的事实！

　　专案组初战方案暗查取证成功！

　　专案组将暗查结果上报，高层领导吃了颗定心丸，指示：按突破方案继续出击，一定要尽快将厦门走私黑幕撕开！

第十三节 谁是内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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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汇报，专案组领导震惊的同时异常气愤，他们与福建方面通报情况时，与会人员均是厅局级以上干部，走漏风声、通风报信的究竟出在哪里？按照行动方案，准备6月20日以后动手的计划严重受挫。海关召集的18个人已准备出发，机票已全部预订好，却骑虎难下：目标消失了，强行进攻则获胜把握很小。

　　怎么办？在温泉宾馆整整憋了两天！“4·20”专案组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全集中在一起了，前线总指挥召集这些领导反复研究，分析形势，研讨方案。

　　6月23日晚上，专案组负责人统一了意见：既然侦查小组已侦查到赖昌星还在走私，而且从多方面获知的信息可以判断：赖昌星只要气候稍有变化定会卷土重来。因为赖布置“撤退”时，对多个核心人物讲过：“出去避一下风，做好三四个月的准备，待专案组查不下去了，我还要通过法律渠道，要专案组还我个清白！”

　　因此，决定将专案组撤回北京，以缓兵之计，引蛇出洞，然后再杀回马枪，致其死命！

　　专案前线总指挥向大家布置撤退时说，侦查组要利用一切手段，先全力查破此次通风报信的内奸到底是谁。专案组撤退也不必向省市领导打招呼，因为现时敌我情况不明，就说接到北京的电话，让他们全体返回。

　　第二天，专案组大部分人员上机场回北京，章局却带着傅处飞往上海。福建省纪委一位负责同志听说后，心里很是纳闷。专案组全部撤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时，专案组中的侦查人员由于一直未露面，他们留在厦门继续侦查，并未撤走；并且他们正在为完成领导要求查清谁是内奸的任务，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布控。

　　赖昌星在香港很快知悉专案组人员撤走的消息，同时也了解到章局等人飞往上海的消息。留守厦门的远华集团的其他核心人员，在赖水强的主持下，还在继续进行他们未来得及完成的“业务”：香烟赶快出仓，汽车赶快发运，一些国外订单无法撤销的还得继续执行。

　　赖水强是赖昌星的大哥，53岁。他是1999年3月被赖昌星叫到厦门协助管理业务的。因为其时，赖昌星已发现核心层里多个成员的离心倾向，再加上举报引发的烦心事分散了他的管理精力，所以让亲哥哥披挂上阵。不过，随着形势“恶化”，赖水强的任务变成了清理业务为主：遵照赖昌星布置，把不动产该变现的变现；把车辆集中，能卖的卖掉；东卉花苑还有7套现房尚未卖出，要继续物色买主；有些项目如88层的远华国际大厦、天泉山庄房地产等或刚动工或已建成一半光景，则要全部停工。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地套现、换汇调出境外。

　　赖昌星逃亡后，协助赖水强工作的有办公室主任、赖昌星老婆曾明娜的秘书、曾明娜的弟弟等人。后来查清，从6月份始，至8月24日专案组查封远华止，赖水强先后召开了4次“内阁”会议，主要内容就是分工让各部门负责人尽快执行变现任务。

　　赖昌星比留守厦门的远华成员们更早知道专案组撤离的消息，当电话告知赖水强，赖水强将“喜讯”转告大家时，无不欢欣雀跃。这一“喜讯”再一次让这些留守功臣感到远华集团的根基深厚而且难以撼动。然而赖昌星在电话中也告诫大家：“切莫轻举妄动，应抓紧时机完成大哥给大家下达的任务。”

第十五节 第二次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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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赖昌星有条不紊地处理公司紧急事务的时候，专案组已发现其行踪。赖昌星到了厦门后便如鱼得水，侦查人员无法形影不离地跟踪，因其行动之时，除保镖外还有大群人员随从，所以难以掌握其确切行踪。专案组领导立即报告中央高层领导，呈请公安部指挥中心部署抓捕赖昌星。

　　8月10日晚12时30分，专案组负责人电话通知吕副局长火速赶到公安部指挥中心，并以贾春旺部长的名义，通知厦门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实施抓捕赖昌星。12时50分，吕局和刘处赶到公安部指挥中心，通过公安专线通知了厦门市公安局。但是，厦门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指挥中心的指令后，便向福建省公安厅负责人进行请示。晚上行动时，200警员分成5个组，扑向赖昌星可能落脚的5个点。而其中一组警力奔向华景园（远华地产，5层星级公寓）时，动作很大，把赖昌星“轰”跑了。

　　赖昌星落脚境内土地未超过36小时，又急急如丧家之犬，在有关人员掩护之下逃离厦门。当时由他的妻弟曾明育驾“佳美”车送到厦漳高速公路漳州出口处，赖换车和一广东人同行，直奔广深高速公路，在龙岗出口下了高速，然后再由深圳边防内线人物护送过关。照样，并无过境记录可查！

　　出动200多位警员，抓捕却以“扑空”告终！中国公安为此蒙羞。共和国为此付出政治上、经济上的沉重代价！

　　然而，此次告密者暴露无遗。

　　侦查小组通过侦查手段捕获到了告密信息，告密者之一是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原公安局长庄如顺。庭审时，庄如顺承认自己当时是冒着丢掉政治前途的风险给赖昌星打了电话。但他又辩护说，赖昌星电话中曾告诉他，那天下午4：30就有人给赖打了电话，因此，他不是第一个泄密者。抓捕的警力中也有庄如顺布置的心腹，亦即是公安队伍中的败类，按庄的密令采用“轰”的办法，警告赖昌星从华景园脱身，而且赖出逃的路线庄如顺也一清二楚。

　　另一个通风报信者，便是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

　　专案组领导闻讯无比愤怒！他们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立即采取紧急补救措施：派员赴广东，准备由广东省公安厅联络香港警方，开启两地合作办案渠道，在香港抓捕赖昌星。

　　杨前线不知从何渠道得此信息（现在仍是不解之谜）。8月13日，杨明确告知已逃到香港的赖昌星：“你要从速飞离香港，不然就要成为砧上鱼肉。”他还为赖出主意：“现在北京各部委都在搞‘三讲’。你可以搞一份材料恶心那个专案组负责人一下，让中纪委也组织人查他，使他自顾不暇，看他还有没有心思搞专案。”

　　庭审时，杨前线对通风报信不作辩解，只是强调，赖是他的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之间的交流！赖昌星可来不及搞什么专案组领导的材料了。8月14日一早，就逃离香港去了加拿大，连给他的香港公司的总管王某也未打招呼。

　　杨前线使粤港警方失掉了一次惊诧世界的合作办案的机会。但他始料不及的是，四五个小时后，自己便陷进了法网。

　　“4·20”专案组将因内部泄密而导致捕赖失利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上层震惊、震怒，紧急研究，决定动手。中央有关部门出面，在福州抓获庄如顺。在现场，庄如顺很镇静地长叹一声：“我早知道有今天。”庄被带去北京。

第十七节 总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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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电梯，推开市府会议室虚掩的大门，杨前线见到了总署监察室主任、市纪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及其他两个陌生人，并被告知，中纪委的同志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他能够配合。杨即察觉事已败露，便借口去买香烟，回身向电梯门走去。然而，市公安局局长上前拦住了他，说：“领导等着你，先进去吧，香烟我派人帮你去买。”杨被迫回到会议室。

　　那两个陌生人向他宣布：“杨前线，中纪委决定对你采取‘两规’措施，你跟我们去北京吧！”杨前线心里明白，政治前途结束了！自己的头怕也保不住了。他浑身瘫软下来。两个武警过来架起他下楼，上车后直接去了机场……

　　抓了杨前线、庄如顺，“4·20”专案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按初战突破方案，专案组从全国急调各自管辖的部门人员赴厦门集结。

　　到厦门以后，战术上如何出击？曾有两个方案同时提出：一个方案是“突破一点，而后扩大战果”。因为根据前期掌握情况，厦门博坦油库是走私油流进流出的集结地。方案是集中优势兵力拿下博坦，根据拿获的证据材料，理出下一步目标，顺藤摸瓜，就可手到擒来。方案提出者的理论根据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另一种方案是“全面出击”，打乱走私阵营以逸待劳、静观其变的如意算盘，乱中取胜。方案提出者冠名曰“群狼攻击”，夺其志、乱其魄，方可一一降之。理论解释是：兵无常法。

　　海关人员力主后一种方案。他们认为，走私犯罪自有其特殊规律。远华走私的特点是时间长，规模大。在长期运作过程中，远华走私集团已构筑成走私网络，形成走私链条。链条上环节很多，环环相扣。破其一环，其他环节正好有时间可以采取封闭措施；待你再攻下一环时，难度也就加大。而且，破其一环所取得的证据是孤证，而证实走私犯罪成立，却需要取得环环相扣的连环证据。“全面出击”就是针对走私链条上的众多环节同时攻击，令其首尾不顾，陷于包围之中。

　　专案组领导几经推敲，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他们认为，走私骨干大量逃遁，赖昌星集团已布置多次销毁走私证据。破案线索除举报信提供的材料外，仅有前期暗查中所掌握到的中国外代、上海“思图而特”办事处提供的油船资料。如果攻其一点，一旦其他环节受到震动之后再出现走人、销毁证据的事，那专案组便会陷入僵局。

　　中央领导曾给专案组负责人做过指示：要尽快捅破走私铁幕。如果一个月内尚未拿到足以证实厦门走私腐败大案存在的铁证，那么，此案极有可能胎死腹中。查处汕头走私案的专案组人员曾几进几出，但因案情错综复杂，陷入被动局面。希望厦门案子不要重蹈汕头的覆辙。

　　专案组领导清楚地意识到：专案调查一旦陷入僵局，赖昌星北京“网”内人物必然会出来说话了。如果出现此种局面，那么，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国反走私斗争就要遭受重创！其不良影响，将不仅仅是关系到国内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否复苏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命运安危的大局了。

　　1999年8月18日，在查处厦门大案的大事记里，是个值得浓墨重绘的日子。这天，除先期到达的海关缉私警察在执行侦查任务外，章国胜、吕滨等又率一帮调查、侦查人员到厦门的南京军区后勤部的万寿宾馆报到。在厦门关注大案查处的人们眼里，万寿宾馆自此染上神秘色彩。这儿成了指挥部，同时又是战斗堡垒。而这一天，也成了向厦门赖昌星走私集团发起总攻的起始日。

第十九节 开局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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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下班时间到了，专案组让开元公司的一般员工回家，但宣布纪律：一律不许向外界提供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对不准回家的人，办理了海关留置手续，实行24小时扣留。

　　海关稽查人员与开元公司财务部会计全部投入查账。傅处关照务必先要落实“红宝石”、“蓝宝石”两条船的走私证据。

　　晚上在万寿宾馆，五、六层房间仍灯火通明，除开元小组还在夜战外，其余四组人员回到驻地。

　　晚饭一吃完，4个组的组长在章国胜房间开碰头会。听着各组的汇报，章国胜自己感到心头的重压已不似先前那样压迫着心脏，他开始谈笑风生起来。

　　各组均有收获。各环节的走私证据并不像走私分子所想像的那样，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像博坦、外代、外运等出于业务的需要，走私船舶进港的线索均在报表、统计数据、年度报表中留下痕迹。东方公司组带回副总赵晓辉，实行海关24小时留置。

　　博坦组查到了“红宝石”、“蓝宝石”等油船的走私植物油卸进出103、104号罐的记录，但相应资料尚未找到。

　　外代、外运组发现厦门外轮运输公司船务部经理张北辰涉嫌销毁电脑资料、对其实行海关留置。

　　商检组发现所有进口植物油都卸在博坦油库里。举报材料中列出的37条油船，在商检的工作日记中都有记录。鉴定处处长及该处公估科副科长两人被带回驻地留置。

　　植物油甚至包括原油走私的大量痕迹，均残留在各环节的各种资料之中。赖昌星等走私分子绝没有想到：要把各环节所有业务资料全销毁是根本无可能的。当然，许多直接证据确是被大量销毁了！

　　深夜11点多，傅处来电话，要求送些面条、稀粥等半流质食物到开元去，大家已经十几个小时未吃东西了。

　　秘书小吴带人送去了一大铝桶的三鲜面条。他看着现场的气氛，似乎嗅到了一股硝烟味。大家虽有些劳累，但精神英武逼人。

　　傅处听小吴告知，博坦组已查实“红、蓝宝石”等油船的走私油卸在博坦油罐里，非常开心。

　　午夜前，查账人员从账册中查出“红宝石”等10余条船的植物油进口付汇及销售总额，和远华往来款项的线索，那是在总账中发现的。查分类账，账册已不全。再查凭证，会计人员推说已找不到了，1998年的会计凭证已归档了。追问财务部经理，该经理陈述：上半年，公司某副总派人把1998年前的会计凭证全部装袋拿走了。放在什么地方，他不清楚。

　　询问那个副总，他满头大汗，最后承认是陈光辉指使他取走所有凭证并负责销毁。但他心里害怕，未敢执行，将所有凭证和重要材料全部用麻袋装了，藏到某个仓库里。

　　傅处带缉私警察去那个仓库，起出了所有藏匿的材料。查账人员在公司财务人员指点下，很快找到“红宝石”等10余条船所载植物油交易的原始凭证资料，还发现大量西药走私的资料。这些资料已可确证“红宝石”等油船未办理海关手续，系闯关走私。初步统计，植物油和西药走私总值竟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

　　傅处立即将喜讯用电话报告章局等人！

　　开局告捷！

　　查处远华走私大案一开战，海关的精兵强将便凭着他们丰富的查私经验，触到走私大案的最敏感处！

第二十一节 包抄“博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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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博坦油库为5个攻击点之一，一是因为举报材料提及资料详细，二是大量进口油轮泊靠博坦油库，是藏匿不住的事实；厦门商界人员几乎一致认为博坦油库是中转走私油的据点。

　　8月20日，调查人员进到公司了解的情况却令人失望，业务资料已残缺不全。公司副总罗杰、油库经理林斌、职员林奇志、吴成杭等人被调查人员圈起来谈话。他们交待：罗杰曾在1998年8至9月间受侯小虎指使，让林斌、林奇志、吴成杭3人用碎纸机将成品油进出库的传真指令原件全部销毁；陈燕新指使其属下石油集团市场处处长曾鸣销毁新大地公司向石油集团转租和中转成品油的资料。林斌、吴成杭于1999年6月上旬，根据罗杰的指示全部销毁了1998年6月以前进出油库所有客户的资料！

　　雁过留声。调查人员除对涉嫌走私人员加大审问力度，从知情人口中获取材料外，取证工作抓住博坦公司的租金收入一环作为突破口进行重击。从银行往来账、销售收入明细账中查出共有22家客户租过油罐，其中7家租罐存储的是植物油。然而，仔细理一下经纬，实际付款的只有石油集团和新大地（远华操纵的空壳企业）两家，其他并未付款的公司实际上是向开元、新大地等进油单位购油的客户。

　　调查人员又向公司运作部上船办手续的所有当班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他们回忆，开元的油有很多条船运来卸进油罐，其中就有“红宝石”、“蓝宝石”轮的油卸进103、104号罐，他们认为运作部应该存有这些记录资料。结果，在运作部负责人办公室里找到了1997年以来，泊靠博坦卸油的100多条油船的卸货记录，其中厦门石油集团的进口油数量很大。

　　调查人员责令有关人员将油船资料按指定项目整理列成表格备查，缺口一处处被打开。经查库存尚有6万余吨成品油系进口油，专案组决定予以封存，责令公司交出库存油的货主名单。经核查，这些货主均在租罐客户的名单之中。

　　现任总经理瑞德，在调查人员通过翻译向他说明情况后，要求他配合专案组并提供所有资料，他表示要请示荷兰公司总部后答复。第二天，瑞德向专案组交出了储油的所有业务资料、向荷兰总部传送的电子资料的软盘拷贝。

　　至此，从博坦查获的植物油、原油走私的原始材料已经相当丰富了，博坦作为走私油的集散据点的真面目已暴露无遗，博坦公司参与植物油、原油走私犯罪事实清楚地呈现出来。

　　保税油存入博坦油罐，客户要递交海关的保税手续，非保税油进库，客户要提供海关的缴税证明。但博坦公司几年来在客户未提交海关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按客户指令装卸、储存走私进口的植物油26艘次34万多吨，走私进口的成品油166艘次近200万吨，并为走私分子销毁了客户装卸指令等证据。为此，“4·20”专案组于1999年8月23日，对涉嫌走私的64310吨成品油依法查扣，并准备进入变卖阶段；对博坦公司为走私油提供仓储、中转所收取的6000万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责令上交专案组，待案件终结再作处理。

　　对此决定，博坦公司荷兰方通过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出面向福建省政府递交了一份《反映博坦公司情况的报告》，省政府转给专案组予以答复。专案组依据查证事实驳斥了《情况》所称“公司设备被误用”的辩言，并依据法律规定，义正词严地指出博坦公司并不是什么“受害者”，而是参与走私违法勾当的涉嫌者！

第二十三节 捉拿“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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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至6月间，赖有目的地请陈吃饭，向他了解博坦油库的仓储情况。下半年，赖昌星拉了杨前线与陈燕新一起喝酒，赖提出租罐做原油的转口贸易。年底，赖要求转租博坦已租给其他客户的油罐，“一关三检”（海关、商检、动植检、卫检）和其他方面问题，由赖自己搞定，并承诺送给陈远华大酒店5％的股权。从第一次接触开始，陈先后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

　　走私油与国内油混装，目的是通过厦门石油分公司的合法销售渠道销售走私油。1997年2月，陈燕新与赖昌星派去的厦门保税区新大地公司经理王燕棣，在其办公室里签订了油罐的转租协议。赖昌星开通了这一条走私油路以后，一船又一船的走私油轻而易举流进了国内市场，大笔大笔的暴利流进了赖昌星的钱库。

　　1999年6月，听到中纪委要查处厦门走私案后，赖昌星、侯小虎均分别要陈燕新把“新大地”做油的资料销毁。8月14日，杨前线被“两规”后，陈燕新销毁了远华大酒店5％股权转让承诺书。

　　1999年9月27日，厦门市检察院批捕陈燕新。赖昌星与陈燕新的“狼狈新传”从此画上句号。

　　赖昌星走私，招数之一是把众多的国有企业推到进出口的第一线，用金钱收买这些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专案组在“围攻”博坦油库时还发现了赖昌星另一招数，即是利用军队企业的招牌，掩护其走私犯罪活动，这次被他收买的人物叫做王燕棣。线索最初是在博坦油库租金收入账中发现的，有个称作“象屿新大地进出口公司”的单位，不但自家付了几十万美金的租金，而且还代其他租罐客户支付租罐费。

　　另一个线索，是赖昌星与陈燕新谈妥转租油罐以后，是让一个叫王燕棣的人到陈燕新办公室里签了一份“转租协议”。而自1997年2月，油罐转租协议签订以后，赖昌星实际操纵的走私油品的前台角色（所有单证上的经营单位）均是新大地公司。据博坦涉案人员交待，以“新大地”名义进口的油，装卸指令却是一个叫邱允强的发出的，从未见过叫王燕棣的人。专案组领导果断决定：对王燕棣立案调查！调查人员先对“新大地公司”进行摸底。

　　王燕棣，户籍地南京，1998年前身份是军人，有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工商资料显示，他曾是华东实业总公司（军队企业）贸易二部的副经理，象屿新中原有限公司、象屿新大地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此人1995年就有在厦门从事走私活动的记录。1998年后已转业地方。

　　专案组派员赴南京执行抓捕王燕棣的任务。南京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奉命予以配合。最后摸清王当时不在南京，其行踪出现在厦门市内。抓捕组的警察立即在厦门王燕棣可能落脚的几个点搜捕。王燕棣终在厦门落网。

　　专案组领导考虑其身份的特殊背景，将其转移至深圳某地，并派出预审人员前往深圳进行审讯，弄清楚王燕棣成为赖昌星合作走私伙伴的历程。王的三家公司皆为空壳公司，实际走私活动的运作全由赖昌星走私集团控制和操纵，1997年以前主要走私香烟。经查，“新大地公司”的办公用房产权是远华公司的，搜查王燕棣办公室，找到了“新大地”与厦门石油公司签订的油罐转租协议。

　　王燕棣归案后供认，他1997年还掌握公司印章，后来就把印章交给侯小虎，看来，赖昌星花钱买断了利用王燕棣任职的三个公司的经营权，先后进行香烟和油品走私。王仅充当傀儡而已，赖昌星看中的是他的公司的军队背景！

第二十四节 “东方”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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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东方公司名义走私的成品油数量达百万吨以上，举报信列举赖昌星走私网络中的重要人物中，就有东方公司总经理曹星海，且明确指出赖昌星利用东方公司的保税库走私成品油。但是，8月20日专案组来到东方公司，一天下来工作收获是5个小组中最小的。

　　该公司已基本停止营运，办案人员找到副总赵晓辉和一个财务。1997至1998年的财务账册不知下落。东方有两个有进出口权的公司，各有自己的账册。初步翻阅发现，同安公司的业务量较大，但负责人不知去向。

　　对负责保税业务的副总赵晓辉实行海关24小时留置。赵交待的最重要内容是公司将同安保税库、刘王店的保税油库及两库的大保税手册以1000万元的代价出租给赖昌星使用。从1995年起，公司也做过油品生意，但总数加起来不超过3万吨。那100万吨的成品油是谁做的呢？赵推说只有总经理曹星海清楚，而且保税公司经理是马金森，具体的事只有马明白。

　　东方公司的业务员提供了不少有用情况，其中有在同安海关以假转口报关进行核销、东方公司进口彩色显像管、原油、钢材等物品核销不了，由远华摆平等问题。

　　报关员连惠山是个重要人物，被海关留置。

　　曹星海在莆田被侦查人员拿获归案。

　　几个重要嫌疑人先后归案后，赖昌星利用东方名义走私的问题很快被查清。

　　1988年，东方科技发展公司更名为厦门东方发展公司，全民所有制，曹星海一直是法人代表。1995年东方公司以保税手续进口9000余只彩色显像管和1万多吨成品油。1995年底海关催核，还有半数以上数量核销不了。保税油库经理李宝民找赖昌星帮忙核销，赖昌星开价300万。曹星海与公司人员核算一下，彩管与成品油未核部分要补交税款600万元左右，支付赖昌星300万元的核销费用可节省下来300万元。于是曹拍板成交。曹与赖第一次交易做成，双方收获。

　　1996年初，李宝民牵线搭桥，曹与赖互请饭局，熟悉起来。其实，赖早有自己的打算。到1996年3月，同安海关办事处主任谢东风打电话约曹星海到远华会面。赖昌星、侯小虎赴会，东方公司曹带了马金森，谢是中介，一共5人。

　　谢东风像是会议主持人，又像是说客，他首先开场，远华希望能与东方合作。远华实力很强，并且在各方面都有很过硬的关系。东方与远华合作将获益不浅。

　　曹：“如何合作？”

　　赖：“你公司同安的保税库和刘王店的保税油库一年赢利能有多少？”

　　曹：“年收入光靠仓储收费约500万元；如果自己再做一点，收入会更大一些！”

　　赖：“远华付你1000万元一年，租用你两个库，如何？”

　　曹怦然心动。东方公司领导与财务测算后，觉得划算。曹星海定下同意与远华合作，打电话告诉谢东风，建议签个合同，并告知东方公司负责此事的是保税公司经理马金森和同安分公司经理郭振钦。谢东风说：赖昌星从来一言九鼎，人很义气，无需合同约束。谈妥后，两个保税库的两本大保税手册也就归远华使用起来。

　　1996年4月、12月，曹因公司资金紧张，主动向赖要了350万元，划在保税公司账上200万元，直接划到东方欠款客户账上150万元。春节前，赖昌星又主动给了100万元现金，由赵晓辉开车亲自取回。

第二十七节 “一班人”尽数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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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查私的主战役阶段，时间一直延续到春节前夕。

　　这阶段的工作异常艰辛，查私组人员最多时增加到106人。全体人员不分昼夜核实单证，落实走私证据。办案人员到10余个进出口管理部门查阅，调取了大量的档案、单证、票据，查阅了数百万条的电脑数据，先后对200余家涉嫌走私和购买私货的企业进行调查，搜寻走私证据，140多人次赴外地取证，足迹遍及全国10多个省市，获取数百卷的笔录和书证材料。

　　在此阶段内，植物油、成品油、西药、香烟走私案查结移交审理组，查实的走私案值已达230亿元人民币，查明的厦门地区走私案值已逾400亿元人民币。“查明”走私情况和“查实”走私情况要求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湛江走私大案查明的走私案值高达110亿元人民币，但在法庭审判中依据查实的走私罪追究刑事责任，公布的数字是29亿走私案值。因为走私犯罪情况复杂。“查明”的要求是，只要认定进出口货物逃避了海关监管，就可基本判定这就是走私，但是“查实”的要求就严格多了：必须搞清谁走私，走私什么，数量多少，价值多大，怎样走私，走私的结果怎样，走私货物的走向，赢利多少等等。不然，你跟谁去算法律账？怎样认定他有罪，且罪行大小？

　　查案过程中，建议专案组并按法律程序对32人采取“两规”措施，对18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对21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对23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赖昌星集团的走私网络和相互交织的人际关系被查清。随着专案查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抓捕案犯的任务越来越重。侦捕组的职能范围不断扩大，通缉、边（境）（布）控、抓捕、技侦、协查、预审等等工作，所需人员越来越多。侦捕组最多时有89人。由查私组、内查组提请抓捕对象最多时竟达数百人之众。被抓捕归案的先后有215人，捕获率达52％，也算创下了该项记录。

　　到案人员越来越多，只进不出，给专案组造成巨大压力。

　　为此，1999年10月17日由缉私警为主体的审理组组建起来，其职能是将查私组移送的案件和嫌疑人，认真取证、准确定性、扩大战果，成熟时移送检察院起诉，直至送上法庭判罪。

　　所以，审理组的工作十分繁杂，他们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要诉罪到人。该组先后从全国各地海关42个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抽调了123个缉私警察，从全国19个公安机关抽调公安办案民警37人，组成了11个办案小组。缉私警察利用刑事执法权自己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人，先后审理了500余个嫌疑犯，将其中的319人采取强制措施。

　　对植物油案，专案组咬紧开元公司这个目标毫不放松，穷追猛打。查私组于1999年10月基本查清走私事实，将书证材料19卷、笔录材料12卷移交审理组去进行第二个环节的工作。这是“4·20”专案第一个查结移交的大案，其时已固定案值19个亿、确认偷逃税款12个亿。

　　审理组接案后，在定罪到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查私且随案移交犯罪嫌疑人24人，经补充取证、固定证据，移送检察院起诉时，以法人走私起诉开元外贸，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起诉到案罪犯10人。这10人中包括了开元公司的领导层中的副总经理陈黎岗、党支部书记蒋均生、总经理助理兼业务5部经理李瑛、财务部经理李卫华，以及保税部、子公司的经理和具体责任人员。可以说，开元外贸“一班人”被一网打尽。

第二十八节 也知留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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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骇人醒世，留给所有国营企业的当家人思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首先，法人代表陈光辉是带坏这“一班人”的罪魁祸首，他借走私牟取暴利而转移海外变为私有财产。正是他的贪欲，将好端端一个注册资金超亿元的国营外贸公司拖进了罪恶的泥坑。而“一班人”亦步亦趋，为金钱所迷惑，根本忘记了自己是公有财产的掌权人身份，最后也深陷不能自拔！

　　由于借用了远华的走私通道，开元走私植物油可以说是无本生利的买卖：自1997年5月始到第二年的6月，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毛豆油、菜籽油，做了16船次，棕榈油做了一船，走私进口植物油26．9万吨。

　　因为对外签约订货，他们向银行申请开具的是90天至180天的远期信用证，只要交纳15％的开证保证金就行，也就是一船3万吨的毛豆油，开证时只要付750万保证金以后，所有环节便可运作起来。签约后，到货在4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便是销售。由于国内客户在向外订货时便已联系好，所以油到售完。销售的钱款将订货的油款部分由远华公司通过“地下钱庄”在香港换汇打到指定账户上，再由香港汇到开元公司的开证行的账户上，待到远期信用证兑付期一到，银行划拨已到账的外汇用于兑付信用证就行。

　　开具信用证时以转口贸易单证向银行备案，因此也就不要进口批文。香港外汇打进账户，正好造成了植物油复出口了的假象。财务部便可堂而皇之地进行付汇核销手续。

　　国内销售款的另一块，即走私利润则由陈光辉指定进入某个账户。这利润的一块便可用作下一船再开远期信用证的保证金了。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哪用得着一分钱的本钱？

　　国内销售中如果开增值税发票，那增值的部分便要交上15％的增值税。陈光辉这“一班人”竟连这15％的税都不肯交给国家。他们先后多次到广东汕头潮州从地下渠道接洽上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嫌疑人姚锦潮、李土专，商定手续费为开票金额的1．4％至1．8％。案发后，姚锦潮逃亡，李土专落网。

　　首批判决的罪犯中便有李土专，被判了个死刑，已于2001年2月23日伏法。

　　国内销售完后，便由陈光辉与远华对账，分配走私利润。开元公司从走私植物油中获得非法所得超过亿元。这“一班人”业务倒是抓得很紧。他们不光是走私植物油，而且还单独利用自己公司的保税手册进口西药原料，内销牟利，然后制作假转口手续进行假核销。从1996年到1998年，开元公司用上述手法走私西药原料共20票2．8万多公斤，案值6700余万元，偷逃税1500余万元。

　　因为这是公司自己单独做的，所以走私利润当然是独得了！

　　1998年上半年，“一切都报”的时候到了，陈光辉听说中央准备下决心查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时，指使“一班人”将各部门保存的植物油走私的合同、发票、提单等单据，将与远华之间的对账单、小金库账册转移；而且指使蒋均生、吴民生到博坦油库更改传真装卸油指令单上的签名，并将原件销毁。西药原料走私的单证也由专人销毁。

　　谁知，中央专案组来得太快了，陈光辉于1999年6月独自一人逃往国外去了，而留下来这“一班人”中的胆怯者终于醒悟到共产党是决不会放过他们的，为留条后路，将转移的大量档案材料保存了下来，于1999年8月21日晚交给了办案人员。

第三十一节 可耻的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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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详述的是这些走私分子如何伙同海关败类串通起来以假（出口）充真骗取核销的。报关员连惠山以及海关被收买的败类的供词，可以把以假充真的真相还原：

　　当时，因为报关是用的东方公司手册，保税油存放的地点应该是同安、刘五店两个保税油库，所以转口复出口的报关程序应该是在同安海关报关出口，但出口船管手续得东渡船管科办理，因此同安报关出口手续要办关封转到东渡船管科去办理船舶出关手续。

　　复出口报关手续需要的随附单证出口发票、合同、出口清单，开始的四笔由侯小虎自己制作，后来的5笔由连惠山依样画葫芦，根据侯小虎提供的假出口排载单的船名、货号、提单号、单价、总价等情况制作随附单据。复出口的经营单位名称是东方发展公司。货物出库单也是根据保税手册上的进口数据填制的。走私油根本没有进库，又哪有出库之事？所以出库单也是假的。而出口排载单上所盖的厦门外轮代理公司的圆形蓝色印章是假刻的，但与真的没有区别。

　　连惠山持“齐全”单证在同安海关报关，办了关封。那么，关封到了东渡，又是如何验放的呢？

　　据东渡海关船管科关员方宽荣供认：1996年侯小虎找到方，说他有东方公司在海关同安办申领的2本保税大手册的成品油还没有核销，同安海关单也审了，只差签报关单。方宽荣就在侯提供的报关单上写“经核单证，商检数量为×××吨”或写“核凭出库单，数量无误，该船已出口”。上述出口报关单是他在侯小虎的堂弟侯占武家中批注“已办理出口”，然后从包里取出海关验讫章，在这些杜撰的假报关单上签字盖章。

　　当然，方宽荣这么干，肯定也有利可图。事后侯给方20万元。

　　那么，这些假报关单上的真船名来自何方呢？

　　走私分子是根据来厦门的油船名称，随便挑一个充数的。同安海关当然不会去核实。那么，随附在假报关单上的商检证书又是怎么来的呢？走私分子是根据进口商检单证上出现的船只，进港日期，参照这些主要内容，来制成所需的商检证明。

　　由于商检证书的法定意义，走私分子以金钱利诱把商检局鉴定处的副处长陈东林拉上“贼船”，指使他按照走私意图，随意杜撰商检证书。所附的商检证书，大部分是进口时的商检证书。

　　不料，走私分子“百密一疏”，在这个环节出了破绽。比如，商检证书上标明：某月某日，从该轮某舱卸下成品油多少吨。按说，油轮将油品“转口”出运，应该是装载油品多少吨。“卸下”都忘掉改了。再比如，明明船舶某月十几号已经离开厦门，可是商检数量证明报告反映的却是商检还在船上测油；把商检报告和口岸其他部门的单据一对，怎么同一条船，在这个时间段里，一个说已经出海了，一个却说它在口岸卸油。互相一印证，出现矛盾，其中肯定有真假。

　　但也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也有一份商检证书是出口商检证书。经提审商检主要经办人陈东林，供认这一份出口商检证书是按照进口商检证书打印，然后签名，其实根本没有到船上商检过。

　　为了查找上述16艘次船舶的出口原始记录，办案人员在海监、边检、卫检、动植检、外代、外运等部门一一查对。这些单位均证明出口报关单上所列航次船舶属于空船出境。嵩屿油库、同安、刘五店油库，也根本没有卸过东方公司的保税油，而油库的入库单以及入库单上的签名印章，全是伪造的。

第三十二节 偷梁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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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走私集团利用保税手册搞假转口，走私进口了25万余吨原油以后，发现此种手法程序复杂、繁琐。环节一多，容易授人以柄。于是他们开创第二种作业方法，简言之叫“报船不报货”，要点是“截留关封，瞒天过海”。

　　关封，是海关内部各监督环节之间对进出境货物、运输工具实施有效监管的联系凭证。厦门海关当时的船管部门和货管部门之间的作业程序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船务代理递交关封的形式实现的。赖昌星走私集团利用当时海关与船务代理公司之间计算机没有联网、海关对船舶监管与货物监管相分离的缺陷，采取只申报船舶进口，不申报货物进口的方法走私成品油68船次共计188万吨。

　　按厦门海关正常的监管程序，船舶载货运抵厦门港，船舶代理单位向口岸联检部门港监、边防、卫检、海关4个部门申报进境；海关船管部门将船舶的载货清单做成关封，交给船舶代理单位送联检中心；由海关人员输入计算机，作为海关对货物进行监管、接受申报、征税、统计的依据。货物办结报关纳税手续后，船舶代理公司持《船舶离港申报单》到海关、卫检、边防盖章，由港监凭以上部门的盖章办理船舶离港证。

　　1996至1998年，运载赖昌星走私集团成品油的油船到达厦门港后，船舶向口岸联检部门申报进境。邱允强、佘明仁以东方公司的名义办理报检手续和商检的重量、空舱鉴定。与此同时，侯小虎、王泰成在船舶代理单位具体办理船舶进境联检申报过程中，分别买通厦门船务代理公司张北辰和厦门外轮代理公司郑振泰，由张北辰、郑振泰将本应由船舶代理单位送交联检中心输入计算机的装有进口货物载货清单的关封截留，交给侯小虎或王泰成。海关货管部门没有收到关封，不了解成品油到港的情况，致使进口的成品油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侯小虎和王泰成还买通厦门港监局通航监督处处长陈友达、船舶监督处处长张端斌为走私油轮快速安排海上作业锚地及办理过驳证和危险品申报手续。侯小虎通知邱允强油轮过驳或停靠博坦油库卸油的时间。邱允强、许贻谋、佘明仁安排驳船前往外轮过驳。油轮卸空之后，船代公司登载船舶卸空的记录，并到港监、动植检、卫检、商检申报空船出境。侯小虎、王泰成持船代公司取回船舶出境联系单交由厦门海关东渡办事处船管科方宽容加盖海关3号验讫章后送回船代公司办理船舶离港签证。

　　至此，“报船不报货”，“截留关封，瞒天过海”的过程顺利实现。

　　报船不报货，截留关封，瞒天过海的手法使用得很成功。但是赖昌星走私集团的“高手”们还想追求更“简捷”和更“完美”。

　　成品油组的办案人员其时眼睛已盯住了海上直接过驳的一大批走私油。港务局管理站的副站长王权民开出的196张水陆运单可是破案的重大线索。经逐船逐票核对，统计出有69船次188万余吨成品油是在海上直接过驳内销的。

　　盯住这条线，办案人员穷追不舍。

　　69船次的走私成品油中，查实有6船次是厦门外供、外轮参与走私的。外轮公司的总经理许某进入专案组视线，被要求到专案组讲清情况。

　　许某带一个包，来到“4·20”驻地，对办案人员说，“听说中央专案组到这里查远华案子，我知道总有这么一天你们会来找我的，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了。”

第三十五节 神秘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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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做油”生意的各路“英豪”之中，有一家成功避开赖氏视线，私自做成了15．5万吨走私油。这家单位是中国船舶燃料供应福建有限（简称“省中燃”）公司。其成功“诀窍”说清楚了并不惊人，完全得天独厚于单位的特殊业务。省中燃的业务是向国际航行船舶依照国际惯例供应免税油。因此，省中燃进口保税油是天经地义的。供应免税油海关应全程监控。但是如果海关睁一眼闭一眼，你供了多少免税油，也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省中燃的当家人大胆地钻了这个“空子”。这家公司直接和厦门海关船管科的吴宇波科长做起了“生意”：你放我一吨油，我给你多少钱，完全照市场准则行事。

　　当初破这案子的线索来源于一个笔记本。

　　该公司负责通过中间人向海关吴宇波联系、付款的经办人，在当时实施过程中，面对几十万、上百万的无凭据钱款进出，就心存恐惧，早感觉到这笔“账”，共产党迟早会算的。因此，他对实施的每笔钱货两讫的交易过程，都作了详细笔记。笔记的内容细到时间以分计，谁吩咐、怎么联系，联系时的手机或电话号码，装钱的袋子什么颜色，钱是怎么准备的、交接场景如何等等，一切细节均记录得非常详实。

　　办案人员最后查清，省中燃在1996年2月至1998年12月间，在船舶保税油供应业务中，采用向海关行贿，以多报少加的手段，走私成品油15．5万吨，其中0＃柴油6．8万吨，180＃燃料油8．7万吨。其间通过中间人向厦门海关东渡办事处船管科吴宇波等人行贿共计人民币580余万元，其国内销售的对象涉及安井企业公司（系省中燃总经理蔡进生的儿子所在的公司）。蔡进生利用行贿的名义，暗中侵吞公款，数额巨大。

　　黄春文、吴铭兵这两个摘录笔记中出现的人物，均被归案。他们作为证人，提供了更多细节。吴宇波、方宽容、买油的王金挺等人也予以证实。重要的书证有省中燃的保税油供油月报表、过驳费报表、利润入账账目等材料。蔡进生被送上法庭审判。笔记本的作者参与走私，但被认定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赖昌星走私集团为阻碍、逃避有关部门的调查，分头就走私成品油所涉及的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销毁，加上有的职能部门资料保管不善，致使大量的书证灭失。组织和操作走私的主犯，销售走私货物罪犯后又纷纷出逃，办案人员将“两油”大案迅速侦破，其遭遇到的困难自不待言。

　　那些落入法网的走私犯，法律当然不会放过他们。“两油”案涉案人员被判处死刑的（包括死缓）就有王金挺、王可象、陈燕新、梁栋等四人，因油案而引发犯受贿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判死刑的有吴宇波、方宽荣、李土专等三人。因“油案”而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的则有几十人之众。

　　对陈燕新的罪行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

　　他身任福建省石油总公司的总经理、厦门市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他却投靠赖昌星，受贿287万元，贪污30万元，私分公款16万元，尚有702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他不但为赖昌星提供走私便利，而且自己还组织走私，偷逃税款5．29亿元人民币。此人已完全沦落为人民的罪人。

　　赖昌星猖狂走私之所以成功，正是与国企的蜕化变质的当家人，如陈燕新、陈光辉、赵裕昌、曹星海等一类人物结成了反社会的联盟。

　　如何摧毁这种联盟的存在呢？让政治家、法律专家深刻研究的课题或许太多、太大了。

第三十六节 烟潮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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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国门打开不久，那时洋烟还很罕见，有一包健牌、万宝路、三五在同事、朋友中散发一下，身价就不一样。但到了90年代，洋烟已在市井烟摊上公开露面。

　　面对大陆2亿烟民的大市场，国外烟草商岂能不垂涎欲滴！他们抢占中国烟草市场的决心和勇气，手段和方式大有无可抵挡的气势。国内的走私分子与之相呼应，一拍即合。于是烟潮滚滚而来，洋烟铺天盖地。据一份权威资料统计，席卷中国市场的洋烟，通过正当渠道进来的不足1％。这就是说99％的市场上的洋烟是走私进口的！

　　举报赖昌星集团走私的材料称，洋烟是赖昌星走私的重点商品之一。从1995年开始的4年里，赖昌星走私进口香烟赚取的利润超过25个亿。据为远华集团专门记走私收入账的会计提供的数字：1995年香烟销售收入34亿元，1996年高达48亿元，1997年为41亿元，1998年还有25亿元，1999年3月至5月最后一批烟仅进口值就达11亿元。共计赖昌星集团走私香烟国内销售总值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从海关、外代、船代、理货各环节先后调取的香烟进出口单证资料、电脑数据统计出来的数字显示，从1996年至1998年的3年间，厦门口岸以转口贸易方式进口的香烟就达300多万箱，以国内市场销售价测估，价值120亿元人民币。

　　面对如此巨量的香烟走私，专案组领导把查缉香烟走私当作重案布置给海关的这支先锋部队来查办了。

　　1999年9月7日，查私组抽调13位办案人员成立了“香烟走私取证小组”（简称“香烟”组）。

　　1999年9月25日，“4·20”专案组对赖昌星走私集团的“据点”红楼实施查抄，在503室赖昌星之妻曾明娜的保险柜中，搜出一份走私香烟的重要书证，即记载有1999年3月至5月间，“苏昌”轮等13个航次进口29万箱香烟的发烟报告。

　　专案组领导对此极为震怒。因为从时间上判断，走私活动延续至1999年的6、7月间。其时，专案组正初次到厦门。赖昌星的走私活动猖狂如此，实在是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初步认定，其走私方式为伪报品名进口。此时，侦捕组在调查海鑫堆场问题时，发现大量香烟走私线索。为此，专案组领导于10月14日决定抽出6个办案人员专门侦查此案，与侦查假转口香烟走私的办案人员同属香烟组。

　　其时，香烟组成立之初，大家对如何侦破此案都心中无数。在前10天出击博坦油库时，发现“新大地”不但走私油品，还走私香烟；9月初突审“新大地”总经理王燕棣时，获取了有关香烟走私的重要材料。

　　1995年5月至10月间，王燕棣以华东实业总公司（军队企业）贸易二部副经理的身份，借用分设在厦门象屿保税区内“华东实业象屿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名义，为赖昌星远华公司代理香烟转口贸易业务，半年内走私香烟10余万箱。赖昌星付“代理费”70万元。后因北京外经贸部来厦门专门调查香烟转口贸易是否真正出口，惊动了赖昌星，遂决定停止使用“华东象屿公司”这块招牌。

　　受赖昌星指使，王燕棣又拉了一家军队企业，于1996年3月成立“象屿新中原有限公司”。这块招牌用到1996年9月，走私香烟3万余箱。后因装运以“新中原公司”的名义进口香烟的船只“闽台二号”被深圳海关查扣，停止“代理”业务。被扣的这只船，在王燕棣受赖昌星指使到厦门海关“补办”了手续，并且在赖动用北京的关系后很快被放掉了。王燕棣得代理费100万元。

第三十九节 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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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信指出的“走柜不走货”假出口的走私手法应该是可信的。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应该去查实“空柜假出口”的犯罪事实！将目标锁定在富天船务代理的出口船舶上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即原海关人员任军。在询问海关重要嫌疑人时，大量的笔录材料都提到了任军早就为赖昌星所收买。他在海关工作期间就为赖昌星走私活动作了内应。1996年6月前，任军正是在隆港监管点任查验组长；而1996年6月后，他被调往同益码头继续搞查验工作，有50个航次的出口码头从隆港向同益的转移时间正好与任军的调动时间相一致。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调查人员找来了出具该理货证明的签发人的理货公司驻同益码头理货员张福民。当“通兴”轮两个航次的BAY位图摆在他面前时，面对自相矛盾的单证，张福民不得不耷拉下脑袋，很不情愿地开了口：我完全是根据舱单上的内容来填制理货证明的。有时，尽管单据上体现的是香烟重柜，但是从当时运输吊装的情况来看，可以判断都是空箱。因为运输重柜的集卡进码头车架不会怎么起伏；而空柜的集卡在不平的场地上驶过会跳动，并发出“哐当”的响声。吊装空箱时，其摇晃的程度比普通的重箱要大得多。另外，装上船后，船身的吃水与船舶满载时的吃水相差很大。“但是我所以出具重箱的理货证明，一方面尽量争取与舱单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同益码头的业务部经理黄山鹰关照过我，只要我按照舱单上的内容出具重箱的理货证明，他就会给我好处。我想：反正自己又不是验货的，没必要监督集装箱中装没装货。黄山鹰与黑社会有联系，自己也惹不起，便出具了重箱的理货证明。黄也没有违背诺言，每次船开走后，他都会给我2000元红包。”

　　至于“通兴”轮的BAY位图，张福民的解释是，那是大副梁×签的，“遗留”在档案中了。

　　赖昌星等走私要犯，万万没有想到在理货的档案中，会“遗留”下这一足以使走私集团因此而毁灭的“痕迹”。

　　主攻方向已经明确，同益码头集装箱部经理黄山鹰显然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

　　10月14日，办案人员来到同益码头公司。这是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码头公司。经过对公司人员职务分工的调查和梳理，将与集装箱装卸有关的集装箱部经理黄山鹰、副经理李泽平、编排员李中华带回了专案组问话。

　　被指定询问情况的两个办案人员决定采取心理战，14日晾了他们一天，使他们心理状态惶惶不安。15日开始对黄山鹰进行政策攻心。一天下来，原先尚嘴硬的黄山鹰烦躁不安，目光呆滞。尤其当他知道张福民已供认参与走私活动以后，更是几近精神崩溃。晚上，他终于将走私活动在码头的内幕全部供认出来。

　　1996年6月，相继有集旺、罗江、通兴等船舶靠泊同益码头装卸香烟集装箱出口。船舶承租方是香港富天船务公司驻厦办事处。编排员李中华第一次察觉到单据申报为香烟重柜而吊装上船的是空箱的情况后，跟黄讲“上船的都是空箱”。黄向富天船务驻厦办事处经理唐子澜提出这个问题。唐轻松地回答：“货主能报关，海关能放行，我就能运。”两天后，海关查验组任军找到黄山鹰的办公室，警告黄：“你不要乱讲，会有人揍你！”当晚再来“软”的，约黄吃饭，并明确告知：“所有装上船的集装箱的确是空箱，但报关手续齐全完备，无懈可击。你帮我做好装船的事，摆平有关人员。到时会有人给你钱的。”黄当时同意“做做看”。

待续。。。。。。

第四十节 获取书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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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从6月份开始直到1998年初结束，共有海峰山等10条船39个航次载1300余个集装箱从同益码头出口。其操作过程是：船到港前三四天，唐子澜电话通知黄，安排好泊位，并提前一天通知李中华作好准备。富天船务公司驻厦办事处的办事员陈滨在船到港后，送来假预配清单、假载货清单。船靠码头，货柜车进场。李中华安排装船、装载结束，陈滨拿海关“放行单”去办理“出口”手续，送来“船舶离港许可证”给船上，出口船舶离港。每航次后，任军送钱给黄山鹰5至10万元不等，视上船的空柜多少而定。黄每次给理货的张福民2000元，李中华2至3万，李泽平2000元。其余黄自己留下。一年半时间内，黄共收下任军给的钱200万元左右，给李中华40万，其余分给李泽平、张福民等人，黄自己得100余万。

　　1999年6月任军来到同益再次找到黄山鹰，告之中纪委专案组要来厦门了，让黄绝对不能承认以“空”代“重”出口的事实，要咬定是“重箱”。

　　黄山鹰、李泽平、李中华的突破使香烟假转口走私案件的脉络愈发清晰。他们不仅交待了富天船务公司的唐子澜、陈滨、原海关验货人员任军等人与赖昌星走私集团共同走私的涉案事实，基本完整地勾画了走私分子在同益码头的操作手法，而且还指认了从同益码头出口的39个航次是空箱报重箱出口的犯罪事实。

　　富天公司租用的转口香烟的船舶又是哪个公司的呢？从外代提供的舱单显示，用来装香烟出口的集装箱箱号都有明显特征，即以“SAXU”开头，继以8位阿拉伯数字。办案人员了解到，此箱号代表的集装箱属于香港中亚航运公司。

　　查抄中亚的结果，发现富天船务公司是用从中亚公司租用来的船舶装载香烟出口，租用的船舶有罗江等。但是，从电脑中调出的集装箱动态资料反映装香烟的集装箱都是以重柜形式从厦门出口。可也有重要的收获：翻阅中亚公司驻厦办留存的纸面单证、往来传真件的结果发现，在通兴9608、9618等五个航次的釜山“开航报告”中，有被涂改液涂改的内容，对着灯光看，是用英文打印的一行小字，意思是“××轮××航次于某年某月某日在韩国釜山卸下空箱××箱，同时装上重箱××箱”。核对报关单、舱单、载货清单等资料，发现卸下空箱的数量与在厦门申报出口的数量一致，时间也与出口时间加航行时间相符。这是办案人员第二次找到的确认空箱出口的纸面证据。

　　中亚驻厦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吴某、经理刘某被带回专案组问话。吴某，台湾籍居民，在香港中亚工作，派在驻厦代表处主管业务。吴、刘两人均表示愿意配合专案组说清问题。

　　吴、刘分别被责令将涂改内容翻译复原。

　　专案组领导听取案情进展情况汇报后，决定由吴、刘通知香港总部，必须由其驻釜山办事处全面报告富天承租中亚船舶由厦门至釜山的航次的装卸货物的真实情况，否则，将因其涉嫌参与走私活动而被取消在大陆营运的资格。

　　中亚香港总部极为重视传递过去的中央“4·20”专案组的信息，派出人员前往釜山处理专案组交办事宜。一周后，吴某、刘某向香烟组递交了一份“通兴轮1996至1998年间在釜山港卸、装货的统计表”传真件。传真件中列明通兴轮3年间在釜山港的12个航次卸下空柜，一个航次在日本那霸港卸下空柜，一个航次在香港中转时卸下空柜。经核对其他资料（包括从通兴轮上搜查到的航海日志），至釜山港靠泊时间、集装箱数量完全相符。这是一个证明空箱出口信息量最大的书证材料。

第四十一节 证言与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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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船务公司的全面突破拓宽了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的思路：赖昌星集团尽管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销毁走私证据的犯罪活动，但仅限于厦门地区且是与之有共同利益的单位和部门。而在厦门地区以外，走私活动遗留的痕迹应该比较完整地保留着。

　　为此，办案人员在突破中亚的同时，又派出两路人马飞赴福州、深圳调查取证。

　　福州一路主要是获取“海峰山”轮的假出口的证据。该轮的船东是福建省轮船总公司。福建轮船总公司提供了反映海峰山9702X航次向总公司报告的船舶航次、运载情况的“船舶、航次动态日报表”和“生产实绩汇总表”。这两张报表上清楚地记载着该航次从厦门港运载空箱出口的有关数据。办案人员找到了该航次的船长邵某、大副吴某，两人均证实了装上船的是空箱的事实。

　　深圳一路主要是寻找通兴轮其时的行踪，准备上船查抄。通兴轮的船东是烟台救捞局，被深圳通海公司长期承租，期间曾有若干航次承租给中亚，中亚又转租给富天。

　　办案人员到了深圳后得知通兴轮将在防城港停靠，就急飞防城。由于1996至1998年间航行的船长、大副一个也不在当班，而且船上交出的资料也未有有用的东西，办案人员不得不亲自重新查抄。翻遍了船上的各个角落，最后在6个储藏室的3个中抄出了极具价值的资料：通兴轮9612、9706N两个航次的韩国釜山港的理货单；大副梁×的个人工作笔记本，上面有7个航次的离靠港时间、装卸货物的实际情况，其中6个航次明确记着在釜山卸下的是空箱，而9606N航次记载着重柜卸下，但有涂改液涂后重新记载的明显痕迹；航海日志中有两个航次记载了卸下的是空箱。应该说，此行收获颇丰，至少是得到了通兴轮共10个航次在釜山、那霸港卸下空箱的书面证据。

　　11月中旬，办案人员飞赴烟台，找到了1996至1998年间涉嫌参与走私的2个船长、3个大副并带回厦门，让他们对留存于口岸有关单位的出口舱单、载货清单以及理货单等书证进行确认。他们确认的结果是：通兴轮整船运装香烟从厦门出口的16个航次的单据中，除9707N和9712N的大副梁某的签名是真的，其余全系假冒签名。而同益码头的理货员张福民证实，假冒签名系富天船务驻厦办事处陈滨所为。9707N和9712N的单据上假签名曾被梁某于无意中发现，陈滨花去数千元买通梁某自己签上真名。不想，这成了参与犯罪的记录。

　　梁某笔记本上9606N航次的记录涂改为重柜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通兴轮上富天船务派驻了一个台湾籍的退休老船长江某为航运监督。江在9606N航次期间发现梁记载厦门口岸装上空箱的情况，个别对梁施以利诱，仅以1000元代价就买走了作为一个大副的良心，梁先用涂改液涂掉原来记载的真实情况而改写上重柜的字样。并且由于江的监督，航海日志上几个航次均伪记上重柜装卸的内容。而有的大副既不愿违背良心，又不敢冒犯江某，干脆不记装卸内容。有两个航次在中转港口那霸和香港卸下空柜的情况被客观地记上了。

　　老船长杨某回忆他轮值船长的航次结束后，自己都要列一件“某某航次终结报告”，内有用油量、装卸货的真实记载，主要用于向中亚结算费用。当晚12点，办案人员再次查抄中亚驻厦代表处，终于获得9702X、9704N、9705N、9706N4航次的“航次终结报告”，证实了4航次在厦装空箱上船，在釜山卸空箱下船的事实。

第四十四节 再查“车轮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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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与腐败是孪生兄弟。

　　走私进口高级轿车，从中国海关打击走私的档案中可以发现，订货、运输、上岸、上牌照、上路通过关卡等所有走私环节全都充满着腐败的气息！所以，在所有的走私商品中，能引起老百姓痛恨的当是走私汽车！

　　查处远华集团走私汽车案，“4·20”专案组中的查私、审理、侦捕组的海关关员和缉私警察同样不可幸免地遭遇了重重挫折。尽管一波三折，但这次行动有八部委协同作战，有党中央作坚强后盾，最后还是一举查实赖昌星集团走私汽车3588辆的犯罪事实，案值17亿人民币，涉嫌偷逃税款高达10亿人民币。

　　“4·20”专案办案人员在前期暗查和前10天攻坚战中，就已发现赖昌星犯罪集团走私的重头戏在“两油”、“香烟”和“汽车”三大类商品方面。走私汽车的负责人是赖昌星的小弟赖昌图。

　　因此，中央指示“大兵压境”后，1999年9月7日便组建了查处汽车走私办案组，调配人员10余人。后因调查进展迟缓，而其他方面又急需人力办案，第一次组建的“汽车组”暂时解散。

　　可是，群众举报汽车走私的材料却一件又一件被送到专案组领导的案头。其中福建老干厅寄来了署名检举信，提供汽车走私的具体线索；泉州一群众把准备已久的材料直接传真给专案组；有的举报材料还附上走私单位的营业执照、销售私车业务员的名片，甚至走私分子的照片等等。

　　专案组领导将举报材料批给侦捕组，要求予以侦查核实。负责同志在上面签署意见：对这些线索应组织专门人力进行认真核查，以便找到远华进行汽车走私的突破口。

　　侦捕组岂敢怠慢，配出得力缉私警逐一核实举报内容。侦查结果表明：举报材料上的内容基本属实，并获知走私嫌疑人大都在泉州地区活动。当时已是1999年10月份了，其他组提出的抓捕对象也有许多人同样集中在泉州地区。这不足为怪，因为晋江、石狮是赖昌星的“老巢”，是他走私的发源地和根据地，远华集团纠集了一大批参与走私的晋江、石狮籍走私分子。

　　对散居在城乡的涉案人员，一个个去摸哨逮人费力耗神不说，还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没等你抓一两个人，其他走私嫌犯定会脚底抹油———开溜。侦捕组决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拟定出一个在泉州地区集中抓捕嫌犯的计划。专案组领导也认为此方案可行，签字批准“泉州111”行动计划（1999年11月1日集中抓捕嫌犯的行动代号）。

　　“泉州111”行动计划应该说是缉私警在查办“4·20”专案期间第一次大的战役行动，因计划的完整和部署的周密，其成效非常显著。仅抓捕到案的汽车走私嫌犯就有22人，其中嫌疑人庄良满、蔡恩惠、朱为银3人后来均被移送起诉。

　　为了趁热打铁，侦捕组歇息喘气都顾不上，马上又对22个汽车走私涉嫌案犯初审突破。22人全都招供。他们零零碎碎的供词串成远华汽车走私的基本脉络，包括走私汽车自香港发货，进境后拉到海鑫堆场，又转移至远华塘边电子厂后面的铁皮仓库，以及办理牌照、如何上路的过程。

　　侦捕组很快将这些信息汇总成报告送给专案组领导，领导立即召集查私组、审理组、侦捕组开会，再次把组织力量调查汽车走私当成专案“重头戏”，郑重摆到议事日程上。前线总指挥在会上当场表明看法：“汽车走私查不清楚，对中央领导、对‘4·20’专案、对人民群众都不好交待。”

第四十五节 查处工作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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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录和书证材料所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奔赴香港从货物发运地“追源溯本”，通过明查暗调，获取了1996年1月至3月香港远华公司租用“闽台2号”、“闽台4号”轮先后5个航次出口588辆汽车到厦门的货物舱单。舱单上写明国内经营单位为厦门象屿新中原公司，进口环节采用闯关方式走私进口汽车332辆，以伪报品名方式进口汽车172辆，以假转口方式进口汽车84辆。

　　这是个重大的收获。但是走私汽车到哪儿去了？如何上牌照？谁在具体操作？也就是说，走私事实存在，但落实不到具体人头上，向谁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解决不了。

　　在查私组第二次组建“汽车组”进行调查的同时，审理组的老吴发现了厦门机电设备总公司开具了700余张缉私汽车交易专用发票的重大线索。这家公司是厦门市被指定惟一能开具缉私汽车交易专用发票的单位，凭专用发票汽车便可到车管所上牌照。

　　700余张发票涉及15个省、市、区，远到新疆、西藏、内蒙、辽宁等地。这条线索意味着700余辆走私汽车有了上牌照的机会。

　　汽车走私环节多，从进口到最后挂牌上路“环环相扣”。为此，老吴做了一份调查汽车走私的计划，集查私、公安、金融、纪委之合力，抽调60余人组成“大军团”联合作战，一环套着一环，要彻底清查汽车走私案。

　　然而，此计划的要点是沿着700余张发票“顺藤摸瓜”，先找到走私车的买主，再通过买主挖出走私分子。

　　侦查局副局长吕滨明确发表意见：此计划是查全国的走私汽车，到头来有多少走私汽车能归到远华集团头上，尚是个未知数。查下去的结果是费大力而不一定有好结果。

　　此计划已胎死腹中。

　　到1999年底，“两油”组、香烟组均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成果显著，并陆续将卷宗移交审理组，进行第二环节的工作，可汽车组却连连受挫。

　　远华集团本来就是个走私智囊团、专业户，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必然牵出一大批的走私参与者。这些走私参与者又将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扯出五花八门的走私线索。

　　侦捕组于1999年10月18日将远华的“代总管”赖水强抓获，施以富有成效的攻心策略。赖水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率先向专案组靠拢，表示要有重大立功表现。专案组于12月29日为赖水强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感受到政策温暖的赖水强，返回晋江烧厝老家后第一个举措便是向专案组递交了一份“1997年全年远华集团走私汽车收取水费明细单”。这份明细单一直由赖水强慎重保管着，他之所以“和盘托出”，是想用此举来明证自己戴罪立功的决心。

　　明细单上详细列有：走私汽车到货日期、车主姓名、柜数、车辆数、应收水费数。并附有一表，横排是汽车名牌，如奔驰、丰度、亚洲龙、佳美、凌志等不下20余种，竖排是车主姓名，表格中填写着数量；最后还有统计：多少柜、多少台车，云云。

　　这份几十页码一大沓的明细单确实叫专案人员如获至宝，因为它无疑是赖水强交给专案组的一把破解远华集团走私汽车活动的钥匙，是对缉私警掌握政策转化罪犯工作的最高回报。

　　这一沓明细单落在赖水强手中，还有一段走私集团内部走私主犯之间利益倾轧的故事。

第四十八节 特权和腐败的双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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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查，一是查明走私车上牌方式和认定的最少数量。省内进口汽车采用“外省转籍登记”，走私分子以伪造的走私汽车罚没证、罚没发票以及走私汽车的相关资料到辽宁、吉林、两湖、广西、新疆、内蒙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办理走私汽车牌照；也有走私分子就在本地购买罚没证后办上牌手续；也有的通过军转地办好牌照；还有走私分子买通广西、内蒙的交管部门，直接派人到福建办理牌照。办好牌照后，过户到福建省；同时收买福建各地负责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的车管所有关人员，以最快速度办好过户手续，并开具车辆的临时车牌，以便走私汽车一到就可上路。此类办证的有3700辆，套用国产组装手续办证的有7108辆；使用本省没收证明书办证的有882辆，共计11690辆。经调查比对鉴定后反复排除，可认定为走私车的至少有6827辆（赖昌图自己承认1996年至1998年3年间远华走私汽车总数大约在6000至8000辆之间）。

　　这样，走私汽车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法上的牌照，在什么单位和个人手中使用，都被查得一清二楚。

　　二是为走私汽车固定了犯罪证据。譬如，经过法定机关，如海关总署调查局、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工商总局，鉴定不法分子用于上牌的罚没证明真假，其结果海关出具的罚没证假证比例50％，为213份，公安部鉴定的假证比例为15．7％，32份，工商总局鉴定假证的比例为85．5％，有1083份。这还仅是对厦门、泉州、漳州3市调取的1896份罚没证明甄别的结果。这些假的罚没证明就是犯罪证据。对国产组装汽车的7560份合格证甄别的结果，就有5499份是假合格证或被倒卖的合格证。

　　对不法分子在外省市使用的罚没证情况鉴定，假证比例更高。

　　三是牵出许多案中案和腐败线索。全省行政和执法部门一直在使用的无牌无证汽车共有800余辆！这是特权和腐败的双重表现。

　　以这么多假罚没证、假合格证，办了走私汽车的牌证，车管部门却还有种种理由辩解。实质上赖昌星犯罪集团的走私主犯们心中有数，没有这些车管部门的鼎力相助，他们的汽车走私决不会这样便当，规模也决不会搞得如此之大。这是过失？是渎职？还是放私？

　　厦门市机电设备总公司开具的缉私汽车交易发票共863份，其中有143份未填写没收证明书号码，有178份使用的是外省没收证明，有20份没收证明书号码同时开出两份甚至3份不同车型的缉私汽车交易专用发票。更邪乎的是，漳州市、厦门市公安部门某些人竟敢以假案情上报申领走私汽车没收证明。无独有偶，厦门市京华、福源两公司也以假案情上报申领了200余张没收证明，且直接提供给远华集团用于走私汽车上牌照。其具体经办人有一个还是福源公司总经理的助理，仅他一人就为3个汽车走私货主办了23部汽车的罚没手续。

　　这些执法部门和单位为什么敢冒法律之大不韪，帮助走私分子千方百计地搞罚没证呢？当然是利益驱动。因为每辆奔驰、宝马车的罚没证代价是23至25万元，开票费1万元；每辆佳美、皇冠的罚没款是13至15万元，开票费6000元。汽车办理牌证的漏洞为什么敞开着？也是利益所驱使。汽车上牌的非法得利远远超过走私汽车和倒卖汽车的得利！所以连汽车走私者都说，车管部门和我们共分走私利润，他们得到的比我们还要多！

第四十九节 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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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的取证都在进展，犯罪嫌疑人也纷纷被追捕到案。但是，境外组织货源、订柜装车、租船发运等环节的侦查越到后期越成为最难啃的骨头。

　　境外取证的关键人物有两名：一是赖昌图，他是远华集团汽车走私的负责人；二是香港远华集团的职员章阿妹，她是境外汽车订货发运制单的具体经办人。

　　赖昌图已于2000年2月29日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这是侦捕组利用政策攻心做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赖昌图到案后有感于专案组领导兑现政策的诚意，积极坦白罪行，交出大量汽车走私的证据，交待汽车走私整个操作过程。再印证其他案犯的交待，“汽车组”其时已对汽车走私境外操作的全过程基本有所掌握。

　　但章阿妹是境外具体经办人，是个重要证人，她必须到案。章阿妹其兄章阿山，是远华国际大厦筹备处负责人，已被“请”到专案组。专案组要与章阿妹对话必须通过其兄作为联络的桥梁。

　　章阿山的妻子曾是个羽毛球国手，获取过世界比赛女单冠军。

　　这是“汽车组”掌握的有关章阿妹亲属关系表。那么，如何利用好章阿妹的亲属做工作，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缉私警办案讲究先摸透工作对象的心理状态，然后有的放矢，以达到预期效果。

　　材料显示，章阿山是被赖昌星看中的项目管理人才，负责88层远华国际大厦的筹建工作。自1997年成立筹备处以来，章阿山一门心思全扑在那幢标志性建筑物的宏伟蓝图上去了。至少这段时期内远华走私的事情他插不上手。

　　但是，他有一个同学，叫卢健，听说做过不少走私汽车生意。材料上还说，章阿妹也曾与卢健一起做过走私汽车生意，并注明此事有待查实。

　　章阿山参与汽车走私与否，这是个必须弄清楚的首要问题。

　　而章阿山自从被“监视居住”以来就一直喊冤叫屈，他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希望专案组尽快查清他的问题，以便早日回家与妻儿父母团聚。而章阿山到底有没有参与汽车走私，只有其妹章阿妹，和他的同学卢健说得清这个问题。

　　“汽车组”办案人员调研有关情况后，觉得条件成熟，可以直接与章阿山见面、对话了。

　　章阿山急切希望其妹回来说清问题，以证明他并没有参与走私活动，充其量只是个“掮客”，占些小便宜。

　　办案人员又走访了章阿山的家，向他母亲、妻子讲明章阿山目前的情况，而能够说清他的问题的，是他在香港的妹妹章阿妹。章阿山的母亲、妻子听完以后，似乎见到了希望之光。他们当即表示要尽快与章阿妹联系，并且协助办案组做好其思想工作。

　　两天后，办案人员再次找到章阿山：“你的提议我们已向领导汇报过。”

　　“领导怎么说，有希望吗？”他已沉不住气了。

　　“基本同意，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你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为你毕竟获取了不义之财；二是要章阿妹至少在电话里向专案组表明自己愿意回来的诚意，哪怕是在邻近香港的深圳，与办案人员接触，实事求是讲清你的问题，讲清她自己的问题。”

　　“让我与家里电话联系，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做我小妹的工作。”

　　办案人员把电话递给章阿山，他迫不及待地拨着号码……

第五十二节 香港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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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远华集团走私的588辆汽车，在证据方面虽然有香港查到的出口舱单和在厦门口岸查实的闯关、伪报和假转口的材料印证，认定其走私不成问题。可是货主是谁？车在何处？两大问题却因时间久远难以落实下来。再有一个难点始终难以逾越：588辆走私车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无处落实。这就和“三月风暴”中自查出来的走私汽车对不上码。

　　赖水强交出的1997年的走私汽车收取“水费”的明细单上3588辆汽车的定性，经过“解剖麻雀”、“三月风暴”、“劝降成功”，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汽车入境的通关环节、转关环节、运输环节、上牌环节的取证也都进展顺利，又担心这3588辆汽车的侦查重蹈588辆汽车查处的覆辙：有案诉不了罪，有罪诉不了人。

　　章阿妹的积极配合和所交待的情况，使专案组对汽车走私香港出货的操作情况更加清楚。可为了诉罪到人，还必须取到香港两方面的证据，一是香港发车的集装箱号，二是每辆车的发动机号码与车架号。只有这两方面的证据到手，才能使证据链完整起来，才能与赖昌图、章阿妹等人供述的境外操作过程的证言彻底印证起来，最终才能把罪犯送上法庭！

　　专案组在研究赖水强提供的“水费”明细单时，发现“岳麓山”9704航次的这张单子的顶端有传真给厦门的时间，为1997年12月29日8点46分；还有一个香港的传真号码：852－55129102。他没有放过这组不起眼的数字。经香港方面查证，确认是香港杏怡贸易有限公司的传真号。

　　赖昌图确认后说明，杏怡公司的负责人为陈振德，外号“阿德”，香港14K成员。他是远华集团境内汽车客户在香港定购汽车的货源组织者和在香港进口汽车、出口汽车的申报人，且走私汽车的装箱操作也是他。

　　因此，2000年3月底，汽车组第一次派员赴港取证。第一次赴港取证人员，在香港方面配合和支持下，调出了杏怡贸易有限公司1997年3月至8月间，共18次申请出口汽车的报告，上有列名的汽车牌号，如奔驰、宝马等，以及出口的数量。申请出口的抵达国是新加坡，因为厦门不许进口汽车，走私分子必须到新加坡去绕一圈。18份申请单上出口汽车总数量为1716台。

　　到3月底，章阿妹供述了大量汽车订货、装柜、申报、租船等情况，尤其是讲到1997年8月，杏怡公司走私被香港海关关注以后，陈振德立即注销了杏怡公司，并同时又注册了香港金兴贸易有限公司，继续运作汽车走私的情况，使“汽车组”办案人员感到，第一次赴港取证存有缺漏；而且随着案情的发展，取得香港出口的集装箱号、汽车的发动机号和车架号的重要性日益迫切起来。

　　2000年7月，经专案组领导批准，办案人员第二次赴港。老李他们施展“感情外交”功夫，在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员的交谈中，反复陈述有关证据在走私犯罪查处中的重要作用，不厌其烦地介绍厦门远华集团汽车走私的特点是伪报品名，要予以办成铁案，必须取得诸如集装箱号、汽车发动机号、车架号等关键证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香港方面同意协助，并从申报出口许可证资料方面下手，将杏怡公司申请出口的34张许可证项下的1716辆汽车，金兴公司申请出口的50张许可证项下的3159辆汽车的集装箱号、发动机号、车架号一一抄出。老李他们最终满载而归。

　　远华集团汽车走私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是个无懈可击的铁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