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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渤海国人 2005-11-02 07:52 PM 게시일: #1
民族: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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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完历史系副教授秦升阳先生的《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文章,深感中国学术界水平之低下、学术风气之恶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里面大量的缺乏起码历史常识的低级错误简直不堪入目,秦升阳先生作为副教授竟然写出如此水平低下的研究论文就不怕闹出国际笑话?秦升阳先生的《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文章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很多汉人据此文章不加仔细思索就胡乱主张高句丽史是中国历史,不仅不断闹出国际笑话,中国学术界更是遭到各国学者的一致谴责。鉴于秦升阳先生的《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文章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依据详实史料一一驳斥其谬论以正视听!
1、首先驳斥秦升阳先生的有关高句丽民族人口的错误观点。
在古代东北地区有很多原始部落,如挹娄、濊貊、沃沮、夫馀、句骊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明确的说:“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馀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沃沮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句丽大王军事失利时也曾到沃沮避难)”、“濊貊其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在《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说:“句骊一名貊耳”。从这些线索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句骊、濊貊、沃沮、夫馀”是不折不扣的同一民族!
而另外的如“挹娄”等部落则不是这样,《后汉书》:“(挹娄)其人形似夫馀,言语不与夫馀、句丽同。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挹娄就是先前的肃慎,后来的女真人,语言上和夫馀、高句丽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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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同一民族的“句骊、濊貊、沃沮、夫馀”的人口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三国志-魏书》:“句骊户三万、濊貊户二万、沃沮户五千、夫馀户七万!”,每户以五口计算,那么在公元200年左右(中国的三国时代)这同一民族的四个部落人口总数就已经是625000口!又根据《北史·高句丽传》:“太武时...(高句丽)人户叁倍于前魏时”,也就是说到了200年后的北魏太武帝时代(424~452年)光是其中的高句丽部落人口就已经增加了三倍!那么其他三个部落的人口自然也应该增加三倍!在200年时间内人口只靠自然增长增加三倍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中原地区的国家如隋、汉、唐、北宋等时代里都发生过100年内人口增加3倍以上的情况(详见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一文),北宋甚至在20年内(1003~1020年)内人口增加了50%(详见王育民:《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一文)!现代中国也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人口增加了50%。
可以说200年后的北魏太武帝时代(424~452年)“句骊、濊貊、沃沮、夫馀”这四个部落的人口总数从60万增加到了180万,在200年间人口只靠自然增长增加三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这四个部落真正融合成统一国家则是在消晚的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彻底征服夫馀国之后的事情!值得关注的是高句丽乃至后来的渤海国人一直都声称自己是夫余的后人,百济也说自己是夫余的后人,可见夫余的影响力之大。可以说夫余人是这四个部落的共同祖先也是核心,而且人数也最多!这样在公元494年夫馀国被高句丽彻底征服后这个语言相同的四个夫馀家族完全融合成了一个民族,何况他们本来就是使用相同语言的同一民族!这有什么难理解的?而且高句丽人(或夫馀人)的婚嫁、丧葬、宗教等习俗乃至语言等都与汉人截然不同(详见崔国志:《高句丽与中原风俗的比较研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明!
总结:“句骊、濊貊、沃沮、夫馀”这四个部落的人口总数在公元200年左右就已经是60万,再经200年到北魏太武帝时代(424~452年)增加到三倍为180万,之后又在494年变成统一国家(高句丽)后就已经融合成了一个民族。如此再经200年后(用相同语言的夫余人统一之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怎么不能融合成一个民族?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的668年高句丽人口大约增加到300万,在《旧唐史》里有明确记载,668年高丽户69万大约3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这20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人口只需再增加2倍(根本不需要增加6倍)左右就完全可以达到300万的规模,只靠自身自然增长可以轻而易举的达到这个规模,根本不需要用汉人人口来补充。秦升阳先生故意隐瞒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濊貊、沃沮、夫馀”人口数量,说什么公元400年左右高句丽人口只有50万因此不可能在公元668年就增加到六倍的300万,进而捏造出“大量汉人人口的补充、高句丽人不是主体”等荒谬观点以歪曲历史事实,这本身就已经丧失了作为学者的起码的学术道德!
2、“所拥有的总兵力”和“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秦升阳先生在《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一文中经常偷换概念用某一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数量来直接计算出改国的人口,比如广开土王谈德在公元400年左右的几次对百济的战争中用兵常是5万左右,他就据此以“十人一兵”的比例胡乱下结论说当时高句丽人口只有50万?!他这是一种极其低级的学术错误,可以说是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十人一兵”的这个常用比例是指古代国家总人口和“所拥有的总兵力”之间的比列,绝不是国家人口和“在某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之间的比列!这是非常关键而重要的问题,但是秦升阳先生故意偷换了概念。如果按秦升阳先生的逻辑,唐朝动用30万兵力攻打高句丽,他是不是得得出当时唐朝人口只有300万的荒谬结论?!即使唐太宗用30万兵力攻打高丽的危急时刻高丽也只动用了15万军队(由高延寿、高惠真指挥)去应敌,而根据历史文献当时高句丽所拥有的总兵力是30万。也就是说在最危急时刻高句丽也只动用了50%的兵力!又比如在1010年辽圣宗攻打高丽的时候所动用的兵力是40万,而当时大辽的人口是900万左右(详见王育民《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一文),那么按“十人一兵”的这个常用比例计算的话当时大辽所拥有的兵力应该是90万左右,也就是说大辽下大决心全力攻打高丽的时候也只动用了45%左右的兵力。因此用“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数量”来直接计算出改国的人口是一种违背常识的非常低级的错误。世界上没有在局部战争中动用全部兵力的那种傻瓜,怎么也得留下50%或者更多的兵力以守卫其他要塞或者守卫首都等等以防万一。用这个标准重新再看看公元400年左右的高句丽人口及用兵情况,比如东晋太元十年(385年)高句丽故国壤王伊连出兵4万袭掠辽东郡(今辽宁省辽阳市)打败了后燕的军队、东晋隆安四年(400年)谈德派出步骑5万人打败了入侵的倭人援救了新罗国、又在东晋义熙三年(407年)他又派出步骑5万攻打百济,可以看出这些都不是很危急的战斗,因此高句丽不可能拿出所有兵力去打,顶多动用50%左右的兵力而已。而高句丽竟然能拿出5万多兵力去打这样的不是很危急的战争,这说明当时高句丽的总兵力应该是10万以上,也就说当时(407年)的高句丽(此时还没有征服扶余国)人口绝对不止是50万而应该是100万以上!这是起码的历史常识性的问题。
3、高句丽人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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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文献高句丽人的最终去向主要有三处:渤海、新罗,去唐朝的几乎为零。
说高句丽人的去向之前首先得弄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高句丽国灭亡的问题:只是征服了一个国家的首都能不能算是灭了这个国家?因为高句丽这个国家太特殊了,高句丽国一到战时其兵民都会进入各自的山城以山城为单位形成独立的战斗力量,自主性很高。但是一到和平时期这些兵民又都从山城中全部出来相互保持紧密联系而自动变成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很多人认为公元668年平壤城被攻克就等于是高句丽灭亡,可是按新罗国的《三国史记》记载看当时平壤城虽然被功克,但还有安市城、北扶余城、辽东称、赤理城等18个城从来都未被攻克过,还在发挥各自的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平壤城等11个城被唐暂时攻克。又据新罗《三国史记》载总章二年(669年)王之庶子安胜率众人投奔新罗并在那里开展抗唐战斗,结果导致唐设在平壤的安东都督府被赶出来不断向西迁移,最后安东都督府竟被赶到了辽东(见《旧唐史》)。
次年670年剑牟岑举反唐旗杀死支持唐的法安也开始了抗唐复国运动,高丽遗将高延武和新罗薛烏儒等更是过鸭绿江攻打已经撤退到辽东的唐军,唐军大败。为了报复,671年唐朝派高侃率兵功打安市城,但是未果,后又功平壤城又未果。672年再次功平壤城也未果。高丽各地的反唐运动此起彼伏把唐军打的疲惫不堪元气大伤,三次大举攻打高丽的战争也已经把唐朝弄得国力严重虚弱,唐已经坚持不了,于是在677年授原高句丽君主高藏为辽东都督,封之为朝鲜王,放回辽东“以安余民”,唐企图利用高藏来统治高丽故地。唐同时还把前几次被抢掳到中国的30多万高句丽人全部都大规模放回了高丽故土,如《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二卷》:“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新唐书·高丽传》也云:“仪凤二年(677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至此在中原地区已经没有高丽人了,都回到了高丽故土!而秦升阳先生故意隐瞒这个史实而只字不提,真可为是丧失了作为学者的起码资格。
又根据《旧唐书》:“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可以看出此时位于辽东的安东城里早就没有高丽人,以致于高藏想“谋叛”也只能和安东城里的靺鞨联手。所以此次被移民(也是最后一次的移民)的人应该多是安东城内的靺鞨人,因此数量也应该很少,以致于史书里根本都没有记录移民人数,如果数量庞大肯定会载入史册。如果跟他一起“谋叛”的靺鞨人数庞大的话他的那次“谋叛”肯定也会大获全胜,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人数多的一方往往会取胜。但是他们没有成功,说明当时参与“谋叛”的靺鞨人数少的可怜。而且“其贫弱者”还都被“留在安东城傍”,因此实际移民的人数应该少的可怜。高藏至安东“谋叛”而“事觉召还”的时间是他到达安东后的第四年(开曜元年,681年)的事情,虽然这些参与某叛的少量靺鞨人是被迁移到内地,但是唐朝对安东地区高句丽人的“安抚”政策没有变,唐继续派已经降唐的高句丽贵族为傀儡而实施安抚政策,如《旧唐书》:“高藏以永淳初卒,赠卫尉卿,诏送至京师,于颉利墓左赐以葬地,兼为树碑。垂拱二年(686年),又封高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698年),进授左鹰扬卫大将军,封为忠诚国王,委其统摄安东旧户,事竟不行。二年(699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指高句丽遗民)!”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谋叛”应该不是指直接率军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