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白山黑水祭(更新)

本来已经在陆军论坛发表了，为了支持深水区，再发一遍，请大家指教。

前一个帖子，由于时间仓促和本人水平有限，写得有些简陋，现整理后重发，其间多谢夏大斑斑和各位网友的意见。希望此文能做为一束香烛来献给在日寇占领的十四年间英勇不屈、前仆后继为民族解放而战死于白山黑水间我东北同胞的先辈们。

一、概述

早在1926年6、7月间，由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在东京召开过一次所谓的“东方会议”，其中心议题是策划侵华阴谋，“满蒙政策”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会后，田中义一奏呈日本天皇一份绝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提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徜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我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然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云云之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由此可见，侵吞中国、朝鲜及整个亚洲是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制定的基本国策。“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正式侵吞的第一步，是向中国正式宣战的第一枪，这完全是政府行为。虽然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军主力退出东北，使日本关东军在五日内控制辽、吉两省主要城市及大部分地区，但东北政局的变化也一直牵动着国共两党的神经。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强占满洲决议》，10月20日中共中央党刊《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周恩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文章。1932年6月24日中共在上海召开北方五省委代表联席会议。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而且“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申诉于“国联”，希望“国联”主持公道，而“国联”当时希望日军以东北为跳板进攻苏联，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两国之间的确未正式宣战。但是鉴于当时中国没有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特殊情况，战争的政治属性不能简单地以是否正式宣战为依据。当时正是由于抗日义勇军及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活动，配合了中共及国民党的申诉行为。而且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使国民党和撤到关内的东北军的不抵抗行为遭到了全国民众舆论的遣责，是直接导致“西安事变”的诱因，从而民引发了国内全面抗战的爆发。因此东北抗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东北抗战不符合战争的政治属性”之观点我不敢苟同。抗日战争在感情上是14年，在学术上也应该是14年。

东北抗战史之所以被历来史学家所忽视，是因为在这14年间，整个东北抗战由于在初期缺乏一个政权的统一领导和支持，由东北军的残部及绿林、农民等组成的抗日义勇军虽然风起云涌，最高潮时，形成30万人左右的规模。但实际上是各自为战，更缺少给养和外部援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很快被日本关东军各个击破，风流云散。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哈尔滨以东、以北，在吉林市的以东、以南共建立了11个军4万人左右的队伍，但那时华北京、津以北地区完全掌握在日军之手，抗日联军作战区域变成日军的大后方，“七.七”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地区全部沦陷，东北抗日联军与前线军队无法呼应，又陷入孤军奋战，外无援助，内无给养的境地，而且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异常悬殊。导致了1940年的冬季周保中、李兆麟带领抗联的残部两千人左右进入乌苏里江的东岸苏联境内进行隐蔽整训，接受苏联红军的编制和指导成立了中国教导旅，这时在东北境内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所以认为整个东北抗战对全国抗战的贡献有限，再加上1937年之前，国共两党忙于内战，后期鞭长莫及。而东北抗战的残酷性又导致没有大量文字资料的留存，只靠日伪军的记述及建国后生存下来的义勇军和抗联战士的口述。所以东北的抗战历史一直游离于民众关注目光之外，致使多年来对中国抗战史的这个侧面研究和宣传得不够，人们对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的英雄业绩和历史地位缺乏深刻的了解，包括现在许多生长在东北的年轻人，甚至将义勇军和东北抗联混为一谈，除了知道杨靖宇、赵一曼的名字之外，对他们的事迹以及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的历史一无所知。这实乃我中国及东北同胞之耻辱，也是对先人之大不敬也。

罗罗嗦嗦说了一大堆有些跑题，下面我们看一看“九一八”事变及东北十四年的主要抗战活动。

二、“九一八”事变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国内多有文章论述，我这里只就其前后几个主要事件作以简述。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民国政府，改易旗帜。

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巧电”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率十万东北军进驻平津。由于张学良的支持，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阎、冯失败而告终。

1930年10月，张学良在沈阳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

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组织了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行营并长期坐镇北平。

1931年6月，为了讨伐石友三，张学良又调东北军4万余人进关。

至此，东北军14万精锐部队入关，留在东北的东北军数目说法不一，大至在12万--21万之间。留在辽宁的驻军最少，大约也有3万人左右。

关于“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军投入的兵力有几种说法，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一书中说日本兵为1.04万人，《太平洋战争史》一书说1.5万人，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日记附录中说一万五、六千人。经核对国内外资料，“九一八”事变时，除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共一万五、六千人之外，9月21日又从朝鲜调来三十九旅团，负责沈阳附近的警备任务。这样其兵力总数不足2万人。

被日军攻击的沈阳北大营，当时驻守着东北军精锐的第七旅六一九团、六二0团、六二一团共约7000人，旅长王以哲。

日军从1931年9月18日夜11时50分发起进攻，于19日凌晨5时完全占领北大营。七旅官兵没有抵抗就撤出了北大营，共计有320人被日军屠杀。

19日上午8时开始攻击沈阳的东大营，11时左右占领东大营。

9月18日夜至19日上午，南满路、安奉路沿线的日军全面出击，先后占领了复县、海城、营口、辽阳、铁岭、四平、公主岭和安东(丹东)、凤城、本溪、抚顺等地。

9月19日下午5时30分，日军经过短暂的战斗占领南岭，长春陷落。

9月21日，日军第二师团一部沿吉敦路东进，侵占了蛟河和敦化，这期间吉林东部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也被日军侵占。

至此，辽、吉两省主要城市及大部分土地尽落敌手。而当时东北军的兵力是日本关东军的7-10倍左右，就这样不放一枪，五天内两省尽陷。写到这里我想引用周老先生的两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一句是“出离愤怒”，一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据后来的老兵回忆，撤到锦州的第七旅官兵当接到命令入关整训时，在车站内车上、车下一片悲号痛哭之声，男儿流血不流泪，撤出东北对他们来说是多么无奈之举。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时痛心疾首啊!他对幕僚说：“‘九一八’那天晚上，如我们不理上边的命令，全旅团结一心，坚决抵抗，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了千古罪人。这也是有口难辩的呀!古语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1936年，王以哲成为第一个与中共接触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促成了以后的“西安事变”，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再来看一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九一八”前后对日军的反映：

1928年5月，日军进攻济南屠杀中国军民，蒋介石下了“不与日军构争”，“无论如何，亦需忍受”的不抵抗训令。

1931年7月间“万宝山事件”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分别于7月12日、13日以蒋介石和于右任的名义电告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如体会”。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发“铣电”致张学良，内称“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询北平张学良请示办法，张当即电告南京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答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从张学良到荣臻到王以哲当时完全执行了这个命令。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发表演说，要求“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说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要评价一下：中国当时的这位“蒋委员长”，要论人格和雄心好像还没什么太大的缺憾，但其军事水平和政治水平实在是不怎么着(念zhao，东北话，意思是不行或是傻瓜一类的)。其人缺少一种能在乱世之中纵横捭阖、掌控大局的本领，而且还总喜欢独断专行，摆出一付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同时以有心胸狭窄、怀疑一切对属下的部队到处乱插手和坏毛病。其人对东北的放弃及后来冒失躁进，匆忙中组织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是其军事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其后果是东北同胞14年的苦难及中原百姓8年的痛苦，以及黄泛区80万百姓、南京30万百姓的无辜冤魂。最后1938年10月被迫在武汉组织“焦土抗战”才扼制住日军的攻势。

假设(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能顺应民心，奋起反抗，在抗日过程中再统整全国军队，收编于其麾下。其结果必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人也不用忍受日本长期的困扰。造成3500万人的伤亡，5600亿美元的损失。唉!可惜历史不相信假设，让我们再看看沦陷后的东北。

三、“江桥抗战”

辽、吉两省陷落后(这里我插一句，吉林省这么快陷落与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投敌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锦州奔父丧，参谋长熙洽代理政务)，日军将目光投向了黑龙江省。10月1日日军诱降了东北军洮南镇守使兼旅长张海鹏，10月13日张海鹏派二个支队及一个骑兵独立团向黑龙江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进攻。当时的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但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积极主战，在沈阳陷落后，他就积极着手组织齐齐哈尔的防务。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原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省长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接到电令后即连日电饬骑兵第一旅驰援江桥。10月16日张海鹏所部开到江桥与谢珂布防的守桥军队开战，是夜守军炸毁了嫩江桥。17日张海鹏内部忽起兵变，有两团队伍反正，并回师攻击洮南城内之日军。18日张海鹏溃退洮南。19日夜，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20日，马占山宣誓就职。22日，马占山发表了对日抵抗宣言：“当以国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表达了其抗战的决心。

日军利用伪军攻打江桥的计划破灭后，便派滨本大佐指挥的日军嫩江支队的三个大队和南满铁道守备队一部，在飞机、重炮掩护下于1931年11月4日向江桥守军发起进攻。马占山接到报告后，下令守军还击。至此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拉开了序幕。其间，日军不断增兵，而马占山只得到了洮南地区的民团及扎兰屯、满洲里的苏炳文、程志远的一部分队伍的支援。由于寡不敌众，19日马占山率领部队2000余人撤出了齐齐哈尔。历时16天的“江桥抗战”结束，马占山的部队伤亡2000多人，日军伤亡1500人，冻伤近千人。

“江桥抗战”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其意义在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热情。一时间，访问马占山将军的中外记者纷沓而至，《晨报》《大公报》等中外报纸争先登载黑龙江省抗日消息，上海卷烟厂还专门制作“马占山牌”香烟。江桥抗战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说一句题外话，马占山将军与傅作义将军的私人关系很好，马将军后来在和平解放北平的事件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因病在北京逝世)

四、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一大批流亡北平的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宣传和组织东北各界一致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多次派人赴东北各地联络和训练抗日队伍。而“江桥抗战”展开后，东北各阶层受其鼓舞，纷纷揭竿而起，成立抗日义勇军，经救国会统一编制，仅辽宁各地义勇军就有五十六路，全东北抗日义勇军已达三十万之众。如此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是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的。日本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因为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愚弄民众，以致于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来源于中国，到了近代才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的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无异于吞下一颗定时炸弹。

而且日本在侵略中国时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中国的元、清两朝的建立，都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统一北方后，挟北方民族的勇猛，乘势而下，唾手可得中原大地。而且东北对中国和欧亚大陆来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里物产丰富，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稀少，进可攻，退可守，所以，在制定入侵中国的计划时，第一步是侵吞满蒙。

可是，他们虽有成吉思汗的雄心，却无成吉思汗的才略，对扫平东北的困难估计不足。本来日军一开始就应该以重兵一举扫平东北境内的残余东北军及绿林等地方武装的所有力量。使整个东北及蒙古民众震服其淫威而不起一丝波澜。然后挟东北和蒙古民众及物质供给，分兵东、西两路合击中原，则日后整个中国的形势就不知是何命运了？(看到这里，田中义一及东条英机等在地下也一定要顿足捶胸，甚至剖腹自杀一次。而蒋总统恐怕要冷汗直冒，三个月不知肉味了)

可这些鼠目寸光、心胸狭窄又野心勃勃之辈，仅以二万余人的兵力投入到东北战场上来，初战胜利后又欣喜若狂，以区区之兵分散于东北各地，忙于扶持伪政府，干一些鸡鸣狗盗之行径。等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之时，他们才急忙补充兵力。虽然义勇军的力量最后被其镇压下去，但东北及全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及信心也被点燃，到后来整个中国变成了他们沉陷战争的泥沼。

辽宁地区的义勇军比较复杂，一部分是原东北军、公安总队中下级军官和知识分子结合，以各地农村民团武装为基础，吸收大批农民参加的抗日武装，另外是辽宁地区的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绿林首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放弃劫掠生涯，掉转枪口，举旗抗日。义勇军的名字的由来与黄显声有很大的关系。

1931年10月间，当时退到锦州的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组织公安总队联合当时盘据在营口、大洼 、田庄台、台安一带的绿林人物项青山(报号项忠义)、张海天(报号老北风)、盖凌香(报号盖中华)等部，击溃了亲日分子凌印清和张学成(张学良之堂弟)两支伪军，同时镇压了凌印清、张学成和他们的日本顾问。1931年11月初，黄显声为了表彰在这次行动中立功的项青山、张海天、盖凌香，委任这三人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一、二、三路司令。后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了便于管理辽宁境内的抗日武装，将辽宁地区的义勇军的组织进行了调整，统一了番号，各种抗日队伍统一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并按活动的区域和成立的先后分别加以委任。到1932年夏秋之际共委任了56路司令和27个支队，人数大约15万人。1932年6月这些义勇军被抗日救国会划分为五个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总指挥彭振国；辽南为第二军区，总指挥王化一(由李纯华代理)；辽东为第三军区，总指挥为唐聚伍；辽北为第四军区，总指挥为熊飞；辽北蒙边为第五军区，总指挥为高文斌。9月份又将5个军区分别改编为第一、二、三、四、五个军团，同时增编了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总指挥分别为刘震东、冯庸)。此时，是义勇军最兴盛之期。其中以在凤城、岫岩、安东(丹东)、庄河等地活动的邓铁梅创建的第二十八路义勇军规模最大，其最高潮时达到15000人左右。其得力助手苗可秀(出身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任邓部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在1934年邓铁梅牺牲后，苗可秀整顿旧部，另创少年铁血军。苗可秀于1935年6月牺牲后，其创建的少年铁血军一直坚持战斗到1939年春，是辽宁地区坚持抗战时间最长的一支义勇军。少年铁血军的战士，后来有不少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关于五十六路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的详细资料很遗憾一直没有查到，这里只给大家简单介绍其中的二十三路的司令：第一路项青山(项忠义)，第二路张海天(老北风)，第三路盖凌香(盖中华)，第四路耿继周，第五路张宗周，第六路李春润，第七路郭景珊，第八路徐达三［后叛变］，第九路包景华，第十一路梁希夫(梁大法师)，第十二路于百恩，第十五路唐振玉，第十六路孙秀岩，第十九路王凤阁，第二十一路赵殿良，第二十三路孙雨田，第二十四路苏景阳、李兆麟，第二十五路赵大中，第二十八路邓铁梅，第三十四路刘纯启(亮山)，第三十五路李春光，第四十八路郑桂林，第五十六路刘景文。

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主要是以驻吉林省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抗日武装。

1931年9月24日，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向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同日，驻哈尔滨的第二十六旅邢占清部也宣布抗日。

1931年9月25日，原驻吉林省城的第二十五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县，宣布抗日。

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在吉林未被日军占领前即率队退到永吉县官马山一带，9月末，在永吉县老营盘贺家大院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冯占海，字寿山，生于1889年，辽宁义县人，他的姨夫是吉林省督军张作相，并且冯与熙洽有师生之谊。冯在同义煤矿、永衡官银号及各县面粉厂中占有大宗股份。1927年冯擢升督军署卫队团团长后，进一步扩大实业投资，广置田宅，成为吉林省城少数几个富商之一。而且在当时吉林驻军中，冯部实力最强，下辖步兵三个营，骑、炮各一个营，迫击炮、重机枪、通信各一个连，官兵三千人，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系东北军的精锐。是熙洽重点想拉拢的对象。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刻，对于冯占海这样拥有大量不动产的富商来说，何去何从的确是不易决断的。)

10月下旬，冯占海在舒兰、五常一带以磕头结拜的形式收编了绿林首领宫长海、姚秉乾两支有影响的抗日队伍。到11月12日，冯占海经扩编后其兵力约有二万人左右

1931年12月，滨江镇守使兼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宣布抗日。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这时张作舟已牺牲)等抗日将领开会。会议决定由各部联合组成吉林省自卫军，公推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这支部队在保卫哈尔滨和1932年4月份下旬反攻哈尔滨失败后，于1932年5月下旬，冯占海脱离自卫军，整顿队伍，改称“吉林救国军”，并于9月份攻打吉林市，后因缺少后援而失败。

1932年2月8日，原东北军驻延吉镇二十七旅三营营长王德林，在延吉小城子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部队一律左臂佩戴红底白字臂章，上面一行书“救国军”三个大字，下面一行写“不怕死，不扰民”。王德林的部队成为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又一个传奇。

吉林境内除“吉林自卫军”和“中国国民救国军”两支主流外，从1932年夏，又兴起了宾县的孙朝阳；苇河东部的陈子鄂(农民组成)；在延寿、宾县的交界的炉匠张师傅和樊山璞的红枪会，在珠河有以地主常万祥为首的联庄会；在吉林西部扶余境内有李海青部。其中声势较大，战斗力较强的是孙朝阳和李海青部。

由于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部均系东北军的正规部队，装备齐全，又得到各地红枪会、大刀会和老百姓的支援。因此战斗力较强，曾给日军以重创。

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也同样是以驻黑龙江省的东北军为主体，以嫩江江桥抗战为起点，其代表人物为马占山、苏炳文、谢珂、张殿九、朴炳珊等。并在战斗中经常得到李海青部的支援。

苏炳文“九一八”事变前为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海满路护路军司令、东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1932年9月23日组织“东北民众救国军”开始公开抗日。

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打响了东北抗日的第一枪，且组织比较完整，曾给日军以重创。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在1932年夏秋之际达到高潮，从1932年11月份开始，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呈现衰落失利受挫的趋势。到1933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将近两年的艰苦战斗，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拥有30万以上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同日伪军作战中，牺牲者大约5万人左右，负伤者有8万多，自动溃散者有7万余人。在东北作战失利后进入苏联境内的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部近3万人，退入热河的冯占海、李纯华、唐聚伍等部大约3万人。此外，尚有4万余人仍然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武装抗日。

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1)敌我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1932年末，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就已经达到了8万人左右，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除步、骑、炮兵外，还有飞机、军舰及特种兵等。义勇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武器装备及军事素质上与日军有天壤之别。

(2)孤立无援。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义勇军在战场上得不到正规部队的支援，得不到枪支弹药 及军需物资的补充。而且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同日军签订的“塘沽协定”把处于敌后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断送。

(3)东北抗日义勇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义勇军由于一时兴起，人数众多，队伍庞大，成份复杂，系统不一，没有进行统一整顿，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使日军得以各个击破。

但正是东北义勇军的斗争才拖延了日军占领东北、华北的步伐，而且唤醒了民众，促进全国各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义勇军的抵抗斗争是抗日战争史上极为壮观的一幕。面对异族的入侵及政府军的退让这个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东北各族、各阶层的民众，不甘屈服，毁家纾难，纷纷自动组织不同名目的义勇军英勇御敌。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给日军以重创。当时的义勇军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据统计，东北三分之二以上的县都有义勇军的存在。他们遍布于农村、山林之中。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们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

五、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抗日义勇军的中后期，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在原抗日游击队及一部分义勇军的余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日军队。其中有许多领导人，如周保中、赵尚志、李延禄、李兆麟等同志都参加过义勇军的反日斗争。他们在义勇军抗日斗争失败后，整顿队伍、收拾败局，重新建立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和抗日联军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以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和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战斗力最强。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前身是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组建的磐石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这两支队伍由于缺少有战争经验的干部领导，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挫折，省委于1932年11月决定派当时的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工作，并指导两支队伍的工作。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1940)，河南省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到东北从事党的工作，曾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化名张贯一。1932年4月调中共满洲省委任代理军委书记。1933年初经杨靖宇的整顿后，两支游击队已初具规模，1933年7月，杨靖宇以南满游击队为基础，联合了“毛团”、“马团”、“赵旅”、“韩团”、“三江好”、“殿臣”、“四季好”、“常占”、“许团”等抗日的绿林和义勇军组织，组成了“联合参谋处”，参加的部队有3000人左右。并于1933年9月18日将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军长兼独立师师长。于1934年11月将第一军扩编到两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1936年7月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一个教导团。

1935年5月在原延吉反日游击队、和龙反日游击队、珲春反日游击队、汪清反日游击队、安图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1936年3月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下辖三个师一个教导团。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后来我们都熟悉的名字，就是安图反日游击队的创始人金日成。金日成又名金成柱，1912年诞生于朝鲜平壤万景台，其父金亨稷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流亡到中国东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金日成在少年时代便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曾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

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1936年7月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这支队伍一直活跃在吉林以东、以南、辽宁以东的地域，与日军进行了多次的激烈战斗。在当年12月份的一次战斗中王德泰不幸牺牲，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遇难，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病故。

赵尚志创建的第三军 在抗联十一个军中是最早创建的，1935年1月赵尚志在原珠河反日游击队和巴彦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创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同时联合抗联第六、九、十一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1908--1942)，辽宁朝阳县人，1925年入党，同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第二年被开除，1926年夏奉组织委派到哈尔滨、沈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赵尚志率5个人的小分队从苏联一侧进入黑龙江省珠河县开展工作，于1942年2月12日被伪装混进队伍的特务刘德山打伤后被捕牺牲。

赵尚志牺牲后，其头颅被日军割下送到长春与杨靖宇的头颅放在一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其头颅才得以安葬。赵尚志在开展抗日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了满洲省委的一些人的误会，曾两次被开除党籍。直到1982年黑龙江省委在整理烈士的材料时才发现这个问题，并恢复其党籍。

其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又名张寿*(1910--1946)辽宁辽阳人，1932年入党。1932年末辽阳第二十四义勇军失败后，李兆麟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33年曾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先后到珠河县等地帮助当地党组织创建抗日武装。

东北抗日联军在1936年到1937年队伍达到了高潮期，共计组成十一个军的编制，大约4万人左右。这十一个军又整编成一、二、三路军，分别在南满、哈尔滨以东、哈尔滨以北地区活动，其中第二路军的总司令是周保中。周保中原名奚李元，字绍黄(1902--1964)，云南大理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赴苏学习军事。1931年9月回国，同年12月经中央派遣到满洲省委工作。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1936年3月编成，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活跃在哈尔滨以东密山和亚布力一带。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1936年2月编成，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任胡仁，下辖3个师。活跃在牡丹江穆棱一带。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936年9月编成，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代)，下辖4个师。活跃在佳木斯以北的兴山。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1936年11月编成，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石泉，下辖3个师。活跃在乌苏里江的西岸饶河富锦一带。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1936年9月编成，军长谢文东［后叛变］，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下辖6个师。该部队来源于东北民众救国军。活跃于通河、方正以东。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1937年1月编成，军长李华堂［后叛变］，下辖3个师。该部队来源于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活跃于依兰、汤原以东。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1936年冬编成，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政治部主任王维宇，下辖10个团。活跃于五常以南、舒兰以东。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1936年首先编成抗联独立师，师长祁致中。1937年10月编成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辖1个师。活跃于亚布力以北。

东北抗联的战士所处的环境非常艰苦，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李兆麟曾写过一首《露营之歌》，其中第四段有这样的句子“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1937年日军调重兵对抗联队伍进行长达三年之久的“大讨伐”，由于缺少给养，抗联队伍大量减员，由原来的4万多人，到1940年末的不足二千人。在整个讨伐期间抗联战士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的殊死搏斗，著名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在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的同时，抗联的许多战士和优秀指战员，也将他们的热血抛洒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1940年12月，东北抗联的第一、二、三路军余部陆续撤到中苏边境苏联一侧进行隐蔽训练。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的中国教导旅正式组建完成，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编制1500人。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副参谋长崔石泉，下辖4个教导营。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二营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信泰；第三营营长许亨植，后为王明贵，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营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泰，政治副营长季青，旅以下还有2个直属教导连，无线电连、迫击炮连。抗联在进行隐蔽训练的同时，仍然不断派遣小分队深入东北各地侦察敌情，袭击敌伪据点和交通运输线，一天也没有停止战斗。1945年8月，抗联主力部队配合苏军出兵东北，参加了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东北的战斗，在抢占战略要点，肃清敌伪残余，建立东北人民自卫军，建设东北政权，以及迎接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结束语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在这里对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的具体战斗经过只能略过不写，而只是挑选重点部分作以蜻蜓点水式地叙述其梗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看过的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对东北这段抗战历史反映的非常少，大概是因为东北抗战的复杂性，导致其政治特点不够鲜明，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东北的民间，尤其农村许多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出生的的老人都还记得义勇军和抗联战士的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老北风”的故事，传说他白天能打天上飞鸟的眼睛，夜里能打百米远的香头，多高的院墙也挡不住他(不好意思，嘿嘿，现在看来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老百姓对英雄的尊敬)。也讲过抗联战士被日军俘虏后，被枪打死，然后再将头颅砍下示众等血腥镇压的场面。而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许许多多战斗故事，每一个都使我热血沸腾。具有刚烈、强悍民风的东北人与日军斗争的场面，每一个都令人回肠荡气。东北民众在抗战的十四年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不可一世的锐气，消灭了日军一大批的有生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仅从日军陆军省于1936年3有18日公布的日军伤亡数字来看，从1931年“九一八”至1935年末，日本关东军伤亡数字为：战殁者4200人，伤病者17.13万人。加上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统计的1936年至1937年9月，日军死伤2662人的数字来看，从1931年到“大讨伐”开始时的1937年日本关东军死伤病共计17.82万人。日军隐瞒的数字有多少？我们还不得而知。

因此在抗战的十四年间东北的先辈们用他们的鲜血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让我们向他们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