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学良有 “不抵抗主义”吗？
（原文：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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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段话之前，作者还对中共现代史观作了两个“凡是”的总结：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蒋介石）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
——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蒋真正掌握国民党实权在1925年左右，而从中国现代史为开端的1919年至此之间的“一切罪过”，中共有没有“与他能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历史自有评断。蒋搞***、行***，引发国民党内部派系混战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反对蒋的***和***，如桂系、冯系等，就事论事，这种行为应不应划为“进步的”行列，读者也自会有公论。这里重点讨论“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有没有“不抵抗主义”？作者的结论是明确的：有，并且受到了 “竭力掩饰”。张有没有为蒋背“黑锅”，请看事实：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正在江西抚州剿共前线的蒋担心事件会导致全国性的抗日运动，致电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称：“发动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稳忍自重，以待机会。”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8月16日中村事件后，蒋又致电张：“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呈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9月6日，张学良遵照蒋的指示，分别致电东北边防军参谋长和政务会（注意，这就是张以后在回忆里所承认的）：“……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由上所述，这明明是张学良小弟听从大哥，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忠实执行蒋的政策，怎么倒过来反成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了？张学良何其冤哉，既背了“黑锅”，为当时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所不解，又为现在的专家学者所不容，竟被扣“不抵抗主义”的大帽，这世间还有真相，还有公理吗？
作者认为，蒋“避免冲突”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这之间的界限有这样清楚吗？且不说与日本人有着杀父之仇的张学良本就没有什么不抵抗主义（倒是蒋一直把“攘外必先安内”挂在嘴边），就算有，也不知当有人准备要打我时，我说要“避免冲突”，等到真打时，我还是“避免冲突”，束手挨打，请问这样的“避免冲突”与“不抵抗”究竟有何不同，有多大的不同？
――作者说蒋在事变后，一方面诉诸国联，一方面准备抵抗。前者是真的，后者呢？事实是数万关东军在张学良20万东北军部队的眼皮下，仅用了4个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如果说事变当天我们反应不及尚有可原，那之后那么长的时间蒋又在哪里“准备抵抗”了？
当时真正抵抗的是马占山等领导的部分警察部队和一些违抗不抵抗政策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中共领导的抗联及自发起义的民兵，而蒋忙着要中央军剿共，忙着让张学良率10万部队进关帮他打中原大战，这就是作者说的“一面同时准备抵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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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卫锦州，作者说“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而事实是从10月8日到11月底，日本关东军和伪军数次进攻锦州，但都被张学良的部队打退。由于失利，日本当局害怕引起国际反对，于28日命令关东军撤出辽西。12月上旬，日本成立了更支持军部政策的犬养毅内阁，之后日本陆续增重兵欲攻锦州。而当时的守军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政策（依然是不抵抗）和军事（不从关内派一兵一卒）支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命令东北军3个旅撤回关内。
――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作者认为“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关于第5军参战的问题，中***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在10年前即1995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册中就明确给了充分肯定和赞赏，但作者片面认为中共过去只承认19路军抗日，看来思想还是不能与“旧”俱进，有点想当然了。至于有没有“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李敖先生的《蒋介石评传》中说得很清楚。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当日军最后增兵到8万人，飞机共300余架时，第19路军和第5军总人数才不到4万人，蒋光鼐一再要求政府增兵，但都被蒋介石以“剿赤”为由拒绝。为避免中国军队被包围，他们不得已才撤退，正如张学良部在锦州最后才撤退一样。最终结果是在日本军刀下签订了妥协退让的《停战协定》。
――关于卢沟桥事变后，作者说“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这是事实。”七.七”事变后，蒋和国民政府急于与日直接交涉，并在7月12日的外交部声明中说，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还寄希望于第三方国际调停，但最终破灭。作者还说“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与事实不全符，7月26日，宋连续两次致电蒋，请求增援，蒋即复他可直令孙连仲部加入。这怎么成了“拒绝”呢？客观而言，宋确实存在着备战松懈、贻误战机的问题，但蒋和国民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蒋后来自己也主动承认：“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
二、力求避战，能为中国抗战赢得多少时间？
（原文：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这里在变相为“攘外必先安内”正名，也是一厢情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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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如日本，这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为争取准备时间而对日妥协甚至不抵抗的理由。这种政策从长远来看，并不如作者所说的“有利于中国”，反而造成了战略上的巨大被动：“九•一八”不抵抗，使中国失去了国土面积大于日本3倍而且民族经济正蒸蒸日上的富饶东三省，事实上连日本人都没想到会这么轻易得手。长城抗战，蒋的中央军忙着剿共，不肯北上支援32军、29军；察哈尔抗战中，蒋不但不支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反而调重兵攻它，致使长城一线全为敌手，华北已无天险。松沪抗战，蒋也是不派主力增援，最后让日本扩大了在上海的驻兵权限，使得长江沿岸的首都南京、经济中心上海等政经要地均处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战略缓冲、生存和发展空间大大压缩。但是这一切，在当时是不是都是不可改变的呢？试设想，在这三处抗战中，蒋和国民政府如果坚决抗战，寸土必争，那么后果又该如何呢？以在上海抗战的第19路军、第5军和在长城抗战的第32军、第29军所表现的战斗力和牺牲精神，就可知有时决定战场胜负的并不是由两国所谓的综合实力差距所决定。同理，“九•一八”时，装备精良的20万东北军如果与数万关东军浴血一战，不管最终结果怎样，但总比不抵抗要好得多吧。
二、“以战止战”才能尽量推迟战争，才能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特别是在战争还处在局部萌芽阶段时，更应充分彻底一战，以最大的作战决心和死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挫败敌人欲扩大战争的野心，使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有侵略的企图。而欲以不抵抗、以避战的方式赢得准备的时间，只会更加助长敌人的侵略野心，更加大了抗侵略一方的战略压力。
在“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一直就有，但日本并没有完全作好与中国全面作战的准备。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东北战事的如此顺手，让日本海军部眼红，数月后便发动了128事变，但没料到19路军不执行不抵抗命令，殊死一战，打得日军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但中国政府关键时刻不增援重兵，致使本为有利的战局朝日方转变，当然最终谈和的结果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的权益更加扩大。一步让，步步让，在之后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中，中国军队每次战到最后，总是没有后援而归失败，国土一步一步沦丧。
相形之下，1938年至1939年间苏联远东军在面对日本关东军的边境挑衅时，毫不妥协，尽遣精锐，在诺门坎等战役中大败日军，使日本关东军受到极大震撼，直接导致其“北进”计划破产――“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州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宁静。”为此，苏联赢得了东方战场的安全，也就赢得了对德的准备时间，避免了东西两线备战，最大程度取得了战略主动。
更重要的是，中国越退让，其所失去的战略资源就越多，而日本人得到的资源就更丰富，他们的战争准备就比中国更充分，战略态势就更有利。在东北、华北等要地相继沦陷后的1937年5月，日本陆军部制定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把中国东北和华北正式列入日本的资源圈，明确规定该要纲是为了“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本是我们发展壮大国力的资源却成了日本发动战争和增强国力的主要动力，这就是我们要“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政策的后果。请问，这也是作者认为的 “有利于中国的”吗？
三、即使在这种所谓的“争取准备时间”过程中，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在较大程度上都在为“安内”政策服务，中国在内战中耗费了本不强大的国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个阶段的国力的发展。关于“安内”，作者认为其主要对象并非中共，他说：“即使是，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作者如果不是存心要为这个政策平反，那就是对主要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仅蒋在第五次“剿共”一次就动用了100万军队，这个规模“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与他对桂系、冯系等几次国民党内部战争动用军队的总数相持平，更不用说前四次“剿共”共动用的兵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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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你在争取时间准备的同时，日本人会是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吗？童话就是童话。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始终就没变过，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占领中国，根本不会给你这个时间。在战争时间的较量中，日本人不会睡大觉等你追，而只会跑得比兔子更快。因此，在外敌当前的紧迫形势下，是先用本不阔绰的家当打倒自己的兄弟，再想着怎么单枪独挑强敌；还是以老大的身份，主动调和、团结要分家的兄弟，等打跑强敌后再论家事，哪个对这个家更有利？
试作假设，如果当时“九•一八”后，蒋提出“抗战到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抗战”而令中共、国民党内部派系等诸候，一举占领政治上、军事上、舆论上、外交上、道德上的制高点，当时国内还有哪个政治力量敢冒当民族汉奸的风险去抵抗他的领导？他所要的“内部和平团结”或许就得来全不费功夫。但蒋一而再、再而三坐失良机，迟迟不调整对日政策，不能不说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从这一点而言，他最终输给毛泽东，并非偶然。再说，当时的苏、美、英、法等国对日本在东北、华北和上海的侵略损害他们的利益也表示不满，中国当时要是抗战到底，在国际上而言，是得道多助的。但我们不抵抗，幻想国联为我们主持公道，为我们争取时间，但我们忘了一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永远得不到！
三、与日谈判是不是妥协投降，能不能谈回东三省？
（原文：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日本为何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在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全民族同仇敌忾，坚决抗战，以决死的牺牲精神与强敌作战到底，大大打破了日本人的战争构想和计划，迫使其速战速决方针（该方针建立的基础之一便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在武汉会战后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这正证明了中华民族早团结，对抵御强敌就早主动，抗战的决心越坚决、越彻底，对敌人的打击就越有力、越惨痛。
从结果而言，与日接触谈判，国民政府最终没有出卖领土主权。史料表明，日在诱蒋（桐工作）的同时，也在诱汪精卫，也在诱阎锡山（伯工作）等地方实力派，但更侧重诱蒋，因为蒋的实力和影响力都是其他人不可比的。但蒋没有上当，是因为他一方面这时对日本的认识更清醒：“如果我们还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另一方面，在于当时国人的主流意见都是抗战到底，爱国华侨陈嘉庚就说过，凡抗战未胜利前谈和者，皆以汉奸投降罪论处。在此情形下，蒋与国民政府不能也不敢出卖国家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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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抗战奋斗目标的问题。作者认为，“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伪满），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事实并非如此。蒋曾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讲：“平津未收复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还说：“我们不恢复７７事变前的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该会虽然确立了继续抗战和继续持久战的方针，但其抗战的目标是有限的，并无彻底战胜日本，完全恢复所有领土主权的决心。恢复了“七.七”事变前的原状就是胜利，可见此时的蒋和国民政府，并无作者声称的“始终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这一说。事实上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相继对日宣战，这时蒋才对最终战胜日本有了坚定的信心，才正式对日宣战，“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这才含有要收复所有失土的抗战目标。
但从过程而言，其中便有不少可探讨之处。首先，作者说在抗战初期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其实出这个主意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时的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希望中国对日讲和；相反在这一阶段，苏联出于让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脱身“北进”的安全考虑，大力援华抗战）。1939年5月，卡尔向蒋的全部建议之一，便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以此为前提的谈判，谈不成，自然是幸事，一旦谈成，后果就非常严重－－等于默认日本对东三省和外长城失地的占领。因此，这样的谈判本就应一口回绝，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但“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接触”，又怎能不让时人将其与“妥协”进而与“投降”联系在一起？
其次，作者用“兵不厌诈”来解释蒋与日进行和谈的动机和出发点，认为“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实属牵强。事实是，日本诱蒋的“桐工作”从1940年2月开始到当年10月结束的8个月期间，日本并没有延缓进攻，而是以打促谈（发动枣宜等会战），或是以炸促谈（重庆大轰炸等）。当然也不是为了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事实是，汪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从1938年1月开始，到汪于该年底发表艳电，再到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前后持续了两年多，而日本诱蒋的谈判于1939年11月便已开始，到1940年2月底才命名“桐工作”正式启动。换言之，在该工作启动之前，汪就已实质上投敌了，这哪里说得上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但当时日本仍寄希望于诱蒋的“桐工作”，直到该工作破产后，才于当年11月30日与汪伪签约，正式承认该政权）的成立？
还有一点难以理解的是，真是要阻止汪的投降，蒋为什么要接受与日谈判这种与虎谋皮的手段？汪伪投日后被国人痛斥的下场，蒋又不是不清楚。而且，靠与日谈判来阻止汪的投敌，指望敌人去收拾正对自己有利的走狗，蒋会有这样荒唐的除奸想法吗？如果真是如此，那蒋得开出多大的条件才能换取日本人除去已出卖大量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汪呢？另外，如果蒋在日本主动诱和时一直旗帜鲜明地表示宁战不和与宁死不降的彻底的抗日态度和决心，那么这项桐工作的谈判怎会持续长达7个月之久？反过来说，这岂非是不打自招，作者在承认蒋对抗战到底的决心有所动摇？
更不可理解的是，作者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但“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所以“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如果从什么“兵不厌诈”的战术层面考虑，“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不战而得失地，这当然划算（当然不可能）。但是，如果仅从日本“事实上不可能接受”的单方面态度，就能得出结论，证明这种谈判对中国有利，不能不说是作者历史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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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方而言，既然是谈判，既然是想以谈收失地，为何就不在谈判中提出对中国“更有利”的条件？比如，不但要收回“七.七”事变后的失地，还要收回东三省、收回台湾。有人会说，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但反正“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提提又何妨？要知道“取乎上，才能得其中”是中国的谈判古训呀，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在战场上打不赢，就连在谈判桌上也没有叫板的胆量。因此，所谓有利只是朝廷偏安一时的“小利”，而非国家彻底独立的“大利”。
以日方而言，假如日本当时的野心不是那么大，不是想着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而是出于国内国际压力来个激流勇退，见好就收，答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状况，双方以谈判文件形式公开承认日本在满蒙、在华北、在华东的权益，到时在白纸黑字面前，作者还能如此从容而言：“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 当然有人会说，那些失地等时机有利时再收回。但现在来看，以当时这等未战先怯和未谈先让的精神气质，东三省和台湾恐怕永无归日。好在日本也是个战略近视眼，不懂得收放与进退，最终事实上成全了蒋的彻底抗战。
还有不能忽视的是，这种谈判虽然“没有中止抗战”，但对抗战却有相当负作用。大敌当前，最忌军心不稳，导致内部分化。汪投敌后，阎锡山就曾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兆铭走早了。”汪成立伪政府后，在华东敌后的国民党军就有40万投敌。抗战的力量一时消长折冲，让时人与后人嗟叹：我们的汉奸为何总是这么多？
因此，对日的这种和谈一旦成功，只会让国人余恨，让日人开怀，所以对中国根本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日军刺刀下的与日和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能达成何种交易，其结果必然是利于日本而不可能利于中国，而达成不利于中国的谈判结果，实质就是对日妥协，对日投降。
还是那句话，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永远得不到！
四、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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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第一，翻遍毛选，特别是抗日期间的文献，毛从未在文章中将蒋定义为“暗藏的投降派”，对于什么是“投降派”，毛在1939年6月30日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当时主张“和则存，战则亡”的主和派即是投降派。他还指出，这一派“按人数来说，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这些人才是毛真正批判的投降派。作者引述毛选的注释，认为毛所指的“张精卫、李精卫”是指蒋介石，但依据作者“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的史学逻辑，连正式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都不能代替历史研究，那么区区一个受“左”的历史观影响、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作出的注释，恐怕也不能让作者就得出“照此说来，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这样的结论吧？
作者还说，中共连蒋介石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而事实是，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蒋在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接受者，否则也不会有张杨的西安事变，并直到“七.七”事变后，以蒋为领导的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才得以正式成立，不应否认，这期间中共是这条战线的最主要推动者和坚持者。
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毛个人，而且包括当时中共中央都始终坚持维护蒋的抗战领袖地位。在“皖南事变”中，毛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反共派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并且将“斗争”仅限于政治上的就事论事的揭露与批判，并没有将斗争对象扩大化，将此事追查到底（尽管他们知道是蒋下的密令），而只是要惩治具体参与事变的国民党顽固派，从而最大程度团结了抗战力量和维护了蒋抗战领袖的形象。这场事变，新四军6000余人没倒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却倒在国军的枪口下，以作者要站在民族利益至上的立场，打日本的队伍越多才越好，自家兄弟再不听话，那也是抗日的同志，为何要这样赶尽杀绝，这到底是谁在破坏团结，破坏抗战？
――作者认为“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并认为，“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实际上恰恰是作者自己的理论和逻辑难以成立。首先，毛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主和派。毛说他们是投降派，一是因为他们的抗战不到“底”，只主张用和谈收复“七.七”事变前的领土（不含东三省），而毛支持的主战派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他认为，投降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如汪精卫；一种是隐藏的，如主和派。他们要与日谈和，实质上是屈服于日本的淫威，不敢通过武力收复全部失地，以作者要站在“全民族利益”立场上的史学观，这是不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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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因为他们反共。中共对抗战最坚决，这一点，看看伪满、汪伪、日本对中共刻骨仇恨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他们几乎毫不例外都打着“反共救国”等旗号，近卫三原则中有一条就是“共同防共”）。在外敌入侵，要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下，国内的主和派还要反共，还要消耗自己本不强大的抗日力量，以站在“全民族利益”的立场来看，这不是在帮日本人打中国人助纣为虐吗？ 这难道不是投降？
因此，对于这一派人而言，反共就是投降，并没有冤枉他们。
第二，为了批毛，作者把“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作为反共与抗日同样“坚持到底”的蒋这一派（中共称之为“顽固派”）的理论依据，并指出，“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前文已述，毛所指的“反共即投降”实质是批判当时的主和派，对蒋这一派则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因此，混为一谈的不是毛，而是作者自己，但出于对作者这种新鲜观点的兴趣，也不妨作一分析。
以现在观点来看，在内战时期，以国民党的立场，蒋怎么反共都不为过；以中间派的立场，蒋出于政权考虑，这么做也可理解。但在全民族要团结一致抵抗外敌的抗战时期，既反共又抗日，鱼和熊掌果能兼得吗？
以所谓的“大历史观”来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实质上是以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为标志的，蒋如果真采取反共和抗日可并存的政策，这不就是在破坏抗战统一战线，在挖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墙角吗？更重要的是，这条战线在抗战初期对于挫败日本的全面进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战略方针，并将日本拖入对中国战略有利的抗战相持阶段，使敌人恨之入骨，欲分化肢解之而后快，在这种强敌灭我之心不死的严峻环境下，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的政策和行径就是自取灭亡，这是不是投敌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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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是个顽固的反共派，但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欧洲战场事实上形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这条战线下，丘有没有在抗德的同时又派兵反苏呢？事实上只有白痴才这么做，道理很简单，在丘吉尔看来，意识形态的矛盾（英苏）在当时根本就不能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英德）相提并论，但是如果不全力支持苏，必然会削弱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战胜共同的敌人就会更加困难。二战中，欧亚战场上的国与国关系原则就是非敌即友，绝难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以世界“大历史观”的立场来看，如果当时丘吉尔反德又反苏，那在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眼里，还会认为丘吉尔是盟友吗？
反观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从最初“九•一八”后的“反蒋抗日”到西安事变时的“逼蒋抗日”，再到全面抗战时期的“拥蒋抗日”，可见中共并不认为在全面抗战时期抗日和反蒋“是可以并存的”，以作者要站在“全民族利益”立场上的史学观，这与“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可以并存”的政策相较，哪一个更有利于当时的全民族团结抗战？
作者认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在这里，作者将对日投降定性为中日国际矛盾，显然逻辑不通，中日之间的矛盾是反侵略与侵略的矛盾，如果一个要侵略，一个要投降，这两者还算是“矛盾”吗？恐怕日本人高兴还来不及吧。以作者的逻辑，反共与投降并不是一回事，反共与抗战可以并存，也是一点干系也没有，从这一点看，真是难为一心二用、三用，四面招架（反日、反共、反汪、反满）的蒋公了。
但当时的国人又是如何评论国民党的这种共存政策呢？在“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 “反共”磨擦事件后，全国大多数舆论都持反对意见，就可见他们都没有作者这样的见识。因为他们深知一个简单的逻辑――打虎还要亲兄弟，同室相煎的最终后果便是一一被老虎吃掉，而不是如作者认为的两者不相干。
因此，在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特定历史时期，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反共就是亲痛仇快，就是为他们准备投降开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反共就是兄弟相煎，必然使反共与反日一样积极的他们最终孤立无助，尽管主观上不想投降却客观上为敌人买了降单。
所幸的是，蒋与中共在国内国际环境的压力下，都没有将双方矛盾与磨擦公开化、扩大化，共同维系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最终赢得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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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没有任何人和政党不犯错误。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包括中共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既不能“恶其人而恶其美”，也不能“美其人而美其恶”，应以全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事实为依据，有错应批，有功应扬，才是正确的治史逻辑和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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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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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东进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