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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1937年西南联大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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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西南联大的设立

1937年西南联大的设立

1937年西南联大的设立

1937年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

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

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

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

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

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

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

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

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

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

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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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4 9: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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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53楼 完美的借口
      我想你以前是不是也是把人家关牛棚的那种人。
      63楼 右武卫将军
      你难道是蓝衣社的后人?
      她是甘当“陈布雷”的人,知道陈布雷怎么死的吗?

      2018/10/10 11: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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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粉一枚!!!!!

      2018/10/10 10: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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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楼 怀念晚鸢
      你的观点和言辞态度怎么会这样丧心病狂?就不能文明点儿?论坛上的风气不好你这种人要负主要责任!
      66楼 灭倭驱美
      如果你在花园口遇到洪水,不要害怕,因为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火烧长沙这个事情是我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表达,是我对祖国强大的一种表达;我爱国无罪,爱慕柴尼斯”

      “然后我之前刚到台湾准备反攻嘛,有人说凯申你快接着跑吧,你当年在武汉五十个军被日本人两个军杀的尸横遍野。。。。哦一个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依然能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抱着刺刀冲锋干了美国的陆战一师你觉得牛比;人志愿军就可以?我国军健儿“歼敌一亿”就不行,我们就该死?贱不贱啊?太贱了这个”

      这个文明吧,晚妹?

      67楼 怀念晚鸢
      乱七八糟的什么意思?
      68楼 灭倭驱美
      我发现你是有选择的糊涂。只要是不利于常凯申的你都视而不见。
      你瞎说嘛,我家晚妹儿是最最“客观公正”的,最最最有“独立思考”的,而且是最最最最“思想自由驰骋”的,咋么可能是一头奴颜婢膝马屁谄媚的蒋奴呢?我不许你诬陷我家晚妹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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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0 0: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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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楼 怀念晚鸢
      你的观点和言辞态度怎么会这样丧心病狂?就不能文明点儿?论坛上的风气不好你这种人要负主要责任!
      66楼 灭倭驱美
      如果你在花园口遇到洪水,不要害怕,因为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火烧长沙这个事情是我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表达,是我对祖国强大的一种表达;我爱国无罪,爱慕柴尼斯”

      “然后我之前刚到台湾准备反攻嘛,有人说凯申你快接着跑吧,你当年在武汉五十个军被日本人两个军杀的尸横遍野。。。。哦一个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依然能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抱着刺刀冲锋干了美国的陆战一师你觉得牛比;人志愿军就可以?我国军健儿“歼敌一亿”就不行,我们就该死?贱不贱啊?太贱了这个”

      这个文明吧,晚妹?

      67楼 怀念晚鸢
      乱七八糟的什么意思?
      蒋介石毫不迟疑地走向神龛,立正起誓说:

      “我答应自今年起的5年之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如我违背誓言,任凭佛祖惩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如我在10年或者20年内不履行我对她的义务,任佛祖毁灭我的政府,并将我永远放逐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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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0 0: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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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楼 怀念晚鸢
      你的观点和言辞态度怎么会这样丧心病狂?就不能文明点儿?论坛上的风气不好你这种人要负主要责任!
      66楼 灭倭驱美
      如果你在花园口遇到洪水,不要害怕,因为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火烧长沙这个事情是我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表达,是我对祖国强大的一种表达;我爱国无罪,爱慕柴尼斯”

      “然后我之前刚到台湾准备反攻嘛,有人说凯申你快接着跑吧,你当年在武汉五十个军被日本人两个军杀的尸横遍野。。。。哦一个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依然能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抱着刺刀冲锋干了美国的陆战一师你觉得牛比;人志愿军就可以?我国军健儿“歼敌一亿”就不行,我们就该死?贱不贱啊?太贱了这个”

      这个文明吧,晚妹?

      67楼 怀念晚鸢
      乱七八糟的什么意思?
      比你的那些臭鸡汤正经多了

      2018/10/10 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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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之前刚到台湾准备反攻嘛,有人说凯申你快接着跑吧,你当年在武汉五十个军被日本人两个军杀的尸横遍野。。。。哦一个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依然能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抱着刺刀冲锋干了美国的陆战一师你觉得牛比;人志愿军就可以?我国军健儿“歼敌一亿”就不行,我们就该死?贱不贱啊?太贱了这个”

      这个文明吧,晚妹?

      67楼 怀念晚鸢
      乱七八糟的什么意思?
      我曾祖父于1921年到1948年所带领的国民政府总共杀害约1000万中国人,排名第四。事实就是在那里,一味地否认并不会就使这些事件从历史记录里消失。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以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蒋友柏

      这看明白了吗?

      2018/10/9 23: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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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花园口遇到洪水,不要害怕,因为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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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之前刚到台湾准备反攻嘛,有人说凯申你快接着跑吧,你当年在武汉五十个军被日本人两个军杀的尸横遍野。。。。哦一个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依然能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抱着刺刀冲锋干了美国的陆战一师你觉得牛比;人志愿军就可以?我国军健儿“歼敌一亿”就不行,我们就该死?贱不贱啊?太贱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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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是有选择的糊涂。只要是不利于常凯申的你都视而不见。

      2018/10/9 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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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花园口遇到洪水,不要害怕,因为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火烧长沙这个事情是我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表达,是我对祖国强大的一种表达;我爱国无罪,爱慕柴尼斯”

      “然后我之前刚到台湾准备反攻嘛,有人说凯申你快接着跑吧,你当年在武汉五十个军被日本人两个军杀的尸横遍野。。。。哦一个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依然能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抱着刺刀冲锋干了美国的陆战一师你觉得牛比;人志愿军就可以?我国军健儿“歼敌一亿”就不行,我们就该死?贱不贱啊?太贱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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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9 22: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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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观点和言辞态度怎么会这样丧心病狂?就不能文明点儿?论坛上的风气不好你这种人要负主要责任!
      如果你在花园口遇到洪水,不要害怕,因为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火烧长沙这个事情是我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表达,是我对祖国强大的一种表达;我爱国无罪,爱慕柴尼斯”

      “然后我之前刚到台湾准备反攻嘛,有人说凯申你快接着跑吧,你当年在武汉五十个军被日本人两个军杀的尸横遍野。。。。哦一个志愿军,在零下四十度的朝鲜,依然能在齐腰深的大雪里抱着刺刀冲锋干了美国的陆战一师你觉得牛比;人志愿军就可以?我国军健儿“歼敌一亿”就不行,我们就该死?贱不贱啊?太贱了这个”

      这个文明吧,晚妹?

      2018/10/9 18: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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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53楼 完美的借口
      我想你以前是不是也是把人家关牛棚的那种人。
      你难道是蓝衣社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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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6 15: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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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4楼 怀念晚鸢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45楼 复员列兵
      西南联大的课后活动题嘛,梅贻琦一定知道标准答案,殷海光一定答得比较好。

      胎毒不过是白头鹰裤衩下蝼蚁,李老太,有啥好比的?

      50楼 完美的借口
      你在铁血,除了咬人,从来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复评。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想呈威风,这里不适合你,公交车上也不适合你,广场上现在也不适合你。
      你的民国,已经灭亡了,你醒醒,别被李凝晚忽悠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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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6 15: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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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4楼 怀念晚鸢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52楼 完美的借口
      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哈哈····突然间有种很强烈的同意感。
      哦,你在哪里接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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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6 15: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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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0楼 复员列兵
      什么是人才,当然是你们说了算。例如那个在美国回答提问的教授,你们说他是人才,但是联大却解了这个人才的聘,似乎不觉得他是人才。

      辈出的人才,据说是国民政府的宝贝。可是国民政府似乎并不如此认为。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

      三校合一,来者皆已有成就。到联大前他们不是人才,到了联大才成为‘’辈出‘’的人才。你中文甚好!

      41楼 完美的借口
      你的回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不好。
      47楼 右武卫将军
      你的帖子,向来有政治倾向性,再完美的借口也遮盖不了你的内心
      51楼 完美的借口
      我一直说你,有证据就指出来啊,你不嫌你烦?
      你需要什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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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6 15: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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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楼 怀念晚鸢
      你的观点和言辞态度怎么会这样丧心病狂?就不能文明点儿?论坛上的风气不好你这种人要负主要责任!
      让章太炎西安事变大骂张学良,让蔡英文登上太平岛,你已经利令智昏。你会不会说真话?铁血论坛风气不好,**允许你换着马甲造谣才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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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4 14: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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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观点和言辞态度怎么会这样丧心病狂?就不能文明点儿?论坛上的风气不好你这种人要负主要责任!

      2018/10/4 14: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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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4楼 怀念晚鸢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45楼 复员列兵
      西南联大的课后活动题嘛,梅贻琦一定知道标准答案,殷海光一定答得比较好。

      胎毒不过是白头鹰裤衩下蝼蚁,李老太,有啥好比的?

      50楼 完美的借口
      你在铁血,除了咬人,从来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复评。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想呈威风,这里不适合你,公交车上也不适合你,广场上现在也不适合你。
      恼羞成怒了嘛!怼在你面前就是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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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4 12: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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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53楼 完美的借口
      我想你以前是不是也是把人家关牛棚的那种人。
      西南联大有牛棚?你的政治感很强嘛。在哪儿受的训,米利坚还是湾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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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4 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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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我想你以前是不是也是把人家关牛棚的那种人。

      2018/10/4 8: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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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4楼 怀念晚鸢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哈哈····突然间有种很强烈的同意感。

      2018/10/4 8: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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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0楼 复员列兵
      什么是人才,当然是你们说了算。例如那个在美国回答提问的教授,你们说他是人才,但是联大却解了这个人才的聘,似乎不觉得他是人才。

      辈出的人才,据说是国民政府的宝贝。可是国民政府似乎并不如此认为。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

      三校合一,来者皆已有成就。到联大前他们不是人才,到了联大才成为‘’辈出‘’的人才。你中文甚好!

      41楼 完美的借口
      你的回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不好。
      47楼 右武卫将军
      你的帖子,向来有政治倾向性,再完美的借口也遮盖不了你的内心
      我一直说你,有证据就指出来啊,你不嫌你烦?

      2018/10/4 8: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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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4楼 怀念晚鸢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45楼 复员列兵
      西南联大的课后活动题嘛,梅贻琦一定知道标准答案,殷海光一定答得比较好。

      胎毒不过是白头鹰裤衩下蝼蚁,李老太,有啥好比的?

      你在铁血,除了咬人,从来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复评。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想呈威风,这里不适合你,公交车上也不适合你,广场上现在也不适合你。

      2018/10/4 8: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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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 克尔白的石头
      再重申一遍,西南联大诞生的本身,是国家抗战不利,“诺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结果。组成联大的平津三大名校的逃亡史,堪称时代的悲剧。

      按楼主的观点,“如果有十所西南联大……”可惜,那么多大学,抗战时只能蜗居西南一隅,只有一个联大。很多教授几十年的学术成果,在逃亡路上散失一空,不得不重新梳理,很多学生,最后没能走到昆明,不幸成了那场民族灾难的炮灰。

      与之相比的,是当年延安的另一所大学:抗大。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风到现在还在深刻影响大陆高校和党校系统。几十年来虽然起点不及联大,但最终走得比联大远多了。

      当年还有西北联大, 还有设施最好的中央大学......

      2018/10/1 16: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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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4楼 怀念晚鸢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结果培养了一堆高喊“马关条约是合法条约”“我曾祖母是自愿做慰安妇”的台湾知识分子,晚妹,你是在哪里读的书?你准备和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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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 13: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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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0楼 复员列兵
      什么是人才,当然是你们说了算。例如那个在美国回答提问的教授,你们说他是人才,但是联大却解了这个人才的聘,似乎不觉得他是人才。

      辈出的人才,据说是国民政府的宝贝。可是国民政府似乎并不如此认为。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

      三校合一,来者皆已有成就。到联大前他们不是人才,到了联大才成为‘’辈出‘’的人才。你中文甚好!

      41楼 完美的借口
      你的回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不好。
      你的帖子,向来有政治倾向性,再完美的借口也遮盖不了你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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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 13: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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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复员列兵
      帮李老太接着抄书:

      ‘’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36位系主人,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它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

      所以美国佬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是‘’美国在华一种投资和财富。‘’

      29楼 完美的借口
      对,所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成立相关组织,控制住思想, 引导思想,不要让不良思想,不同思想发生,做一个有用的人。
      34楼 右武卫将军
      那你干嘛还要加入?
      37楼 完美的借口
      你不懂语文还是不认识字?
      干嘛不敢直接回答问题?你是不懂语文还是不懂中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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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 1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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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4楼 怀念晚鸢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西南联大的课后活动题嘛,梅贻琦一定知道标准答案,殷海光一定答得比较好。

      胎毒不过是白头鹰裤衩下蝼蚁,李老太,有啥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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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布置的课后活动题: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

      光看这些课后题,就很惭愧了。你说跟人比啥,比傻吧。

      2018/10/1 9: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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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毛泽东对外国友人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2018/9/30 19: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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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0楼 复员列兵
      什么是人才,当然是你们说了算。例如那个在美国回答提问的教授,你们说他是人才,但是联大却解了这个人才的聘,似乎不觉得他是人才。

      辈出的人才,据说是国民政府的宝贝。可是国民政府似乎并不如此认为。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

      三校合一,来者皆已有成就。到联大前他们不是人才,到了联大才成为‘’辈出‘’的人才。你中文甚好!

      41楼 完美的借口
      你的回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不好。
      陈寅恪是到西南联大前已经成为人才,还是到西南联大后才成为人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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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30 18: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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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40楼 复员列兵
      什么是人才,当然是你们说了算。例如那个在美国回答提问的教授,你们说他是人才,但是联大却解了这个人才的聘,似乎不觉得他是人才。

      辈出的人才,据说是国民政府的宝贝。可是国民政府似乎并不如此认为。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

      三校合一,来者皆已有成就。到联大前他们不是人才,到了联大才成为‘’辈出‘’的人才。你中文甚好!

      你的回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不好。

      2018/9/30 17: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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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38楼 完美的借口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什么是人才,当然是你们说了算。例如那个在美国回答提问的教授,你们说他是人才,但是联大却解了这个人才的聘,似乎不觉得他是人才。

      辈出的人才,据说是国民政府的宝贝。可是国民政府似乎并不如此认为。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

      三校合一,来者皆已有成就。到联大前他们不是人才,到了联大才成为‘’辈出‘’的人才。你中文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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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30 16: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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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36楼 复员列兵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为蒋家服务叫人才?

      2018/9/30 14: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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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复员列兵
      帮李老太接着抄书:

      ‘’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36位系主人,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它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

      所以美国佬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是‘’美国在华一种投资和财富。‘’

      29楼 完美的借口
      对,所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成立相关组织,控制住思想, 引导思想,不要让不良思想,不同思想发生,做一个有用的人。
      34楼 右武卫将军
      那你干嘛还要加入?
      你不懂语文还是不认识字?

      2018/9/30 14: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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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联大辈出的人才没有改变蒋记民国80%文盲的状况,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跳海的命运。人才刘文典被开除了,人才闻一多被暗杀了。可惜了这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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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30 13: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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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31楼 完美的借口
      人才辈出。
      比起延安抗大,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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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30 11: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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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复员列兵
      帮李老太接着抄书:

      ‘’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36位系主人,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它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

      所以美国佬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是‘’美国在华一种投资和财富。‘’

      29楼 完美的借口
      对,所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成立相关组织,控制住思想, 引导思想,不要让不良思想,不同思想发生,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你干嘛还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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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30 11: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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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楼 zyzno1
      楼主啊!我不懂的是,为啥要成立西南联大,那些大学为啥要跑得西南来?为啥不能在原来的地方,继续进行教学活动?请楼主为我解答以上问题。
      28楼 完美的借口
      你不也躲进泥洞吗?
      哪个泥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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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30 11: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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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复员列兵
      帮李老太接着抄书:

      ‘’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36位系主人,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它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

      所以美国佬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是‘’美国在华一种投资和财富。‘’

      29楼 完美的借口
      对,所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成立相关组织,控制住思想, 引导思想,不要让不良思想,不同思想发生,做一个有用的人。
      理解正确。师夷长技以制夷,来而不往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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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30 9: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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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人才辈出。

      2018/9/30 9: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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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复员列兵
      帮李老太接着抄书:

      ‘’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36位系主人,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它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

      所以美国佬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是‘’美国在华一种投资和财富。‘’

      对,所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成立相关组织,控制住思想, 引导思想,不要让不良思想,不同思想发生,做一个有用的人。

      2018/9/30 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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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楼 zyzno1
      楼主啊!我不懂的是,为啥要成立西南联大,那些大学为啥要跑得西南来?为啥不能在原来的地方,继续进行教学活动?请楼主为我解答以上问题。
      你不也躲进泥洞吗?

      2018/9/30 9: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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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吹联大,不如好好缅怀一下培养出更多人才的延安抗大

      2018/9/29 15: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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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联大不但深陷国共斗争的泥潭,也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夺政治权力的战场

      国共两党之外,国民党内不同派系在联大的角逐同样激烈。譬如: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为了争夺大会代表席位,国民党CC系与朱家骅系在西南联大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此之前的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朱家骅曾推荐姚从吾任河大校长,被教育部长陈立夫婉拒。姚对CC系难免心存芥蒂。陈立夫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后,试图将CC系势力打入西南联大。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CC系笼络联大政治系教授崔书琴,然后以崔书琴为桩脚,发展CC系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基础。在CC系的经费支持下,崔书琴在联大法学院举办讲演会,每次付给讲演者优厚酬金,以此笼络党员教授。姚从吾对此十分警觉。他告诉朱家弊:CC系想打入联大,不惜运用种种力量,其目的“自然是想另在联大立一‘龙头’”。为了抵制CC系势力的侵人,姚从吾建议朱家骅:由朱家骅以教育部长的名义每学期津贴联大文史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究会七八万元,仍在文、法学院举办讲演会,以资对抗。鉴于CC系每次每人送讲演费4000元,姚从吾建议将讲演费提高到5000元至6000元,每次聚餐15000元,同时编印党员教授讲演集,以此吸引和笼络联大师生。(《战时大学校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王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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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9 1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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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国民党一度控制学生自治会,并拉拢过半教授入党;中共则坚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

      国共两党在联大内部的斗争,可分为争取学生和拉拢教授两个战场。在争取学生方面,联大1939年12月12日成立了三青团第十直属分团,有团员百余人,后发展至500余人,并长期控制联大学生自治会,直到1944年该阵地才被中共攻陷。据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回忆:“(1941年)到昆明时,联大,云大一片沉寂,到处冷冷清清,联大墙上只有三青团的壁报,叫嚷什么‘军令政令统一’,‘反对封建割据’等等,看不出这里是有‘一二九’那样的革命传统的大学。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党组织好像在学校里看不到有什么活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学生自治会选举完全被三青团包办了,当选出是他们的人,名叫周大逵,我看了很气愤。……在四四年学生自治会改组以前,学生自治会,系会、级会,几乎都是三青团把持的。当时我们的进步壁报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此我们就搞了一个壁报联合会,来抵制三青团的控制。……我们在有群众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夺取那些合法的系会、级会的领导权。一个一个级会,一个一个系会,逐个争夺,做了很多工作。”

      拉拢教授入党方面,表面看来,国民党似乎成效显著。王奇生在《战时大学中的国民党》一文中估计:联大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超过一般教授加入国民党。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除了证明国民党的拉拢工作有力之外,也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些教授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这种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时重新入党,他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时说:“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但联大教授中,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而仅出于个人前途而加入者,也不乏其人。姚从吾在私下里曾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教授入党数目上的优势,似乎很难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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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9 15: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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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最为后世称道。人们倾慕教授们恪守学术自治,也赞美国民党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实际上,这个问题甚为复杂。如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所说:“当时在联大的政治力量十分庞杂,有特务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势力,有张国焘的所谓非常委员会的特务势力,有托派的势力,还有鼓吹第三条道路的美国的隐秘活动。”正因为联大实际上已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秘密较力场,故而从外观看来,即貌似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以国民党对联大学术的控制为例。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姚从吾主张“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首途。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人。讲座本身确实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但所谓“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并不那么清高、纯粹。国民党此举并非出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说到底还是出于笼络之需。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在演讲报酬。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于演讲者来说,不无小补。

      姚从吾“以学术领导党务”的办党方针,在联大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他在担任区党部书记一年后自我总结说:“一年前联大教授多以名列党籍为讳,今则自承为党员者日多。联大党务已引起各方之注意。”1944年姚从吾第二次连任区党部书记时,认为“党与团在联大信用已著”,“党在联大之基础,已大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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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9 15: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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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片面的描述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西南联大师生们一直与国民党作对抗或者国民党宽容大度让西南联大成为一方净土。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内部的积极发展已是众所周知,国民党其实也没有对西南联大听之任之,同样努力试图加以控制。1938年陈立夫出长教育部,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对青年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执行与陈立夫致相同的路线,即通过教授,在大学开展党务和团务的工作,以求统制师生。联大教授、史家姚从吾曾建议朱家骅,在教职员与学生中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可吸收入团。“青年团若欲成功,应以吸收纯洁好学之英秀分子为主旨。故选收基本同志,实宜以勤学能文为最要。才智之士皆集于吾党,则一切成功可期矣。”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亦同意: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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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9 15: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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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别说日本的帝国东京大学,连帝国台北大学也赶不上。这些大尸到了台湾,压制本地人,后来蒋家王朝倒台了,台湾大学也不再供着民国大尸了。

      2018/9/29 13:26:20
      • 军衔:陆军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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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回复:1937年西南联大的设立

      摘自“西南联大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楷模”!

      瞧瞧,你又在篡改历史!

      2018/9/29 9: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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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啊!我不懂的是,为啥要成立西南联大,那些大学为啥要跑得西南来?为啥不能在原来的地方,继续进行教学活动?请楼主为我解答以上问题。

      2018/9/28 2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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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李凝晚,你得好好学习你家蒋公公的著作了,很明显,你对它,很不尊重啊: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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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8 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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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右武卫将军
      从对这所学校的回忆看,教育依然以理论性教育为主,当时是抗战非常时期,这所学校对于军事等急需的实用科技教育却严重偏少,从老师到学生,相当比例把学校当作土砖建立起来的象牙塔,仍然沉浸在小圈子的空谈中。

      西南联大被一些人抬到如此高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这是一所文科性大学,中国文人几千年的空谈,加上新式教育大大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师生关系的利用,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众星捧月的良好感觉。对于学生来说,傍上名师的好处是实在的,文人和学生的共同需要不但制造了一堆大师,还制造出西南联大的崇高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西南联大的政治取向,尽管现在一些人拼命吹捧西南联大教授们怎么以“独立人格”互相勉励,然而实际上西南联大是胡适帮的私家花园,教师里1/2以上是国民党党员,比现在大学里的共产党员比例高得多。各种反共洗脑活动在西南联大之频繁,是当时中国其他学校所不能比拟的。经过胡适苦心控制的西南联大,尽管广告被胡适做到天上,然而教育出的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丝毫没有忘记在日本人面前望风而逃。如果要说一些人为什么要念念有词西南联大其实并不存在的什么“独立”、“宽容”,那只是和胡适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样——反共!

      14楼 干死长春排长
      战友辛苦,为你的坚持奋斗点赞!
      必须揭穿李凝晚虚伪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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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8 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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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胡适曾在《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中怒怼:

      “因为小学教育太不普及,所以中学教育更成了极少数富家子弟的专有品,大学教育更不用说了。 今日大多数升学的青年,不一定都是应该升学的 ,只因为他们的父兄有送子弟升学的财力,或者因为他们的父兄存了‘将本求利’的心思勉力借贷供给他们升学的。”

      历史学者、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也进行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中国教育的受众是分三六九等的——贫苦的农工子弟,连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都没有;能升入中学的,出身“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者居多; 大学更是“上层社会”的地盘,被大地主,金融资本、工业资本阶级垄断。

      陶希圣思想偏保守,反对阶级斗争,后来还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但是上面那段,满满的“阶级分析法”。可见当年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有权有钱才有书读、才能升学,这就是民国教育的真相。这一点别说中国人,连老外都很快看得清清楚楚。

      1931年9月,应国民政府之邀,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研。外国专家们敏锐地发现,中国的学校里充斥着富家子。不仅大学、中学如此,即便在带有普惠性质的小学,学生也往往来自“上等及中等阶级”。

      富家子有实力享受贵族式教育,没问题;但政府理应搞基础教育,让普通人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至少能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这是起码的社会公平。

      然而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都少之又少 。因为政府自己就缺钱。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陷入长期的财政危机,囊中羞涩,教育经费被严重拖欠。南京国民政府呢,从成立那天起就“亏本运营”,财政支出远超财政收入。

      那么,钱都花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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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8 9: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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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15楼 怀念晚鸢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蒋介石对教育的举措,没有什么特别的,古代兵荒马乱的时候,皇帝都还继续搞科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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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8 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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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youhunlang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在三楼已经回顾了部分联大科技成就,可以参考一下。另外:教育的确可以也应该带动科技,但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能够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很有长远考虑的。蒋中正强调战时教育应做战后看就是希望培养将来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中国落后世界很远,奋起直追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教育全体国民首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是将来建设发展的基础。

      2018/9/27 7: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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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右武卫将军
      从对这所学校的回忆看,教育依然以理论性教育为主,当时是抗战非常时期,这所学校对于军事等急需的实用科技教育却严重偏少,从老师到学生,相当比例把学校当作土砖建立起来的象牙塔,仍然沉浸在小圈子的空谈中。

      西南联大被一些人抬到如此高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这是一所文科性大学,中国文人几千年的空谈,加上新式教育大大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师生关系的利用,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众星捧月的良好感觉。对于学生来说,傍上名师的好处是实在的,文人和学生的共同需要不但制造了一堆大师,还制造出西南联大的崇高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西南联大的政治取向,尽管现在一些人拼命吹捧西南联大教授们怎么以“独立人格”互相勉励,然而实际上西南联大是胡适帮的私家花园,教师里1/2以上是国民党党员,比现在大学里的共产党员比例高得多。各种反共洗脑活动在西南联大之频繁,是当时中国其他学校所不能比拟的。经过胡适苦心控制的西南联大,尽管广告被胡适做到天上,然而教育出的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丝毫没有忘记在日本人面前望风而逃。如果要说一些人为什么要念念有词西南联大其实并不存在的什么“独立”、“宽容”,那只是和胡适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样——反共!

      战友辛苦,为你的坚持奋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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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7 1: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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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问一晚妹一下,按照你说的,如此高大上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为当年的中国抗战到底出了什么力?众所周知,大学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二战中,美国(你心目中的灯塔)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的参与到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几百所美国大学都参与其中,还有很多武器的研发都有各大学研究所的影子,其他英国也罢,苏联也罢,各大学都很好的发挥了国家科研基地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贡献,反观晚妹无比敬仰的西南联大,除了无病呻吟的喊几句以外,实际上做了什么?人家说战争是科技最好的催化剂,看二战各国的科技历史,科技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科技成果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观中国,按照晚妹的说法,350名教授啊,不用他们去搞什么飞机大炮,就拿步枪来讲,别的国家都进行了最少一代的更新,都从拉栓式向半自动甚至全自动步枪迈进,而中国呢,还是中正式,到国民党逃离大陆还是中正式,8年的时间,350名教授,到底做了什么?没错,国家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但那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本国,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整天坐而论道,空谈,研究什么杨贵妃处女什么的问题!

      2018/9/26 9: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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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联大刚兴起不久的时候,襁褓中的宋振中就被囚禁在蒋介石的监狱中,晚妹盛赞联大“自由”“学术”的时候,不远处年幼的宋振中却永远失去了自由,也没有享受上学读书的机会。晚妹马屁蒋介石的民主自由时,宋振中却被蒋介石的特务一刀刀地捅死,年仅九岁。

      我只想问问一天到晚谄媚蒋介石的李凝晚,你这个人还有良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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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5 23: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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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页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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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5 23: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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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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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5 23: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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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

      ————————

      第一,这个美国教授是谁?叫啥名?有啥学术成就?

      第二,联大八年,可曾造出富国强兵的一件物事?北大清华三十年,却为今天中国的崛起造就多少人才,晚妹,逢共必踩,这就是你的“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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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5 23: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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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怀念晚鸢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

      晚妹,这种大学,在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你们美国哪所大学的教授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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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5 23: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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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偌大的中国,居然放不下一张书桌!!

      2018/9/25 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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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衔:陆军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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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学潮发生后,

      ‘’傅斯年秘密地向联大的部分教授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冯友兰

      ‘’傅斯年博士至少把局势控制住了。无论是云大的熊校长还是联大的叶企孙代常委都没有表现出多少主动性。‘’--------美国驻昆明领事馆

      ‘’我所办的,除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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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4 23: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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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李老太接着抄书:

      ‘’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36位系主人,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它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

      所以美国佬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是‘’美国在华一种投资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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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4 21: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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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申一遍,西南联大诞生的本身,是国家抗战不利,“诺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结果。组成联大的平津三大名校的逃亡史,堪称时代的悲剧。

      按楼主的观点,“如果有十所西南联大……”可惜,那么多大学,抗战时只能蜗居西南一隅,只有一个联大。很多教授几十年的学术成果,在逃亡路上散失一空,不得不重新梳理,很多学生,最后没能走到昆明,不幸成了那场民族灾难的炮灰。

      与之相比的,是当年延安的另一所大学:抗大。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风到现在还在深刻影响大陆高校和党校系统。几十年来虽然起点不及联大,但最终走得比联大远多了。

      2018/9/24 18: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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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着。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2018/9/24 16: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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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这所学校的回忆看,教育依然以理论性教育为主,当时是抗战非常时期,这所学校对于军事等急需的实用科技教育却严重偏少,从老师到学生,相当比例把学校当作土砖建立起来的象牙塔,仍然沉浸在小圈子的空谈中。

      西南联大被一些人抬到如此高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这是一所文科性大学,中国文人几千年的空谈,加上新式教育大大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师生关系的利用,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众星捧月的良好感觉。对于学生来说,傍上名师的好处是实在的,文人和学生的共同需要不但制造了一堆大师,还制造出西南联大的崇高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西南联大的政治取向,尽管现在一些人拼命吹捧西南联大教授们怎么以“独立人格”互相勉励,然而实际上西南联大是胡适帮的私家花园,教师里1/2以上是国民党党员,比现在大学里的共产党员比例高得多。各种反共洗脑活动在西南联大之频繁,是当时中国其他学校所不能比拟的。经过胡适苦心控制的西南联大,尽管广告被胡适做到天上,然而教育出的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丝毫没有忘记在日本人面前望风而逃。如果要说一些人为什么要念念有词西南联大其实并不存在的什么“独立”、“宽容”,那只是和胡适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样——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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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4 11: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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