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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九一八事变反思:买办经济才是一切罪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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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反思:买办经济才是一切罪孽的根源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日本为了摆脱危机从中国东北先开了刀,制造了“9·18事变”。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伤亡极其惨重,影响极其恶劣,所以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很有必要认真反思“9·18事变”的教训。

▌1931年中国能抵抗吗?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

那么东北军能打仗吗?同样可以。就在“9·18事变”后不久,驻黑龙江的东北军22旅在双城车站袭击日军天野旅团,杀伤日军600~700人。但是上述个别部队的孤军奋战都因为得不到主力的支援而失败,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协同作战和大量的后勤保障。同样是东北军,1937年吕正操指挥的第691团奉命掩护几十万“国军”南撤,691团完成断后任务后决定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坚持了8年游击战。无数事实证明,东北军是能打仗的,但是蒋的不抵抗主义断送了国家、断送了军队。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打的问题。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

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1931年日本国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汽车增长20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他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偿失。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但在所有时期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9·18”以后的每次民族危机中,中华民族都曾经站在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已经知道不抵抗主义和消极防御是一条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黑暗道路,那么光明的道路是什么呢?

那就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和平时建设和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战争时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使战火危及国土!

延伸阅读: 王牌特工 景冈山 血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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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18/7/8 11: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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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道理,正常人会思考,炮粉撒泼打滚。

      2018/7/14 19: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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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九一八事变反思:买办经济才是一切罪孽的根源我支持!!!回复:九一八事变反思:买办经济才是一切罪孽的根源

      2018/7/13 20: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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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得太好了,可惜能想到这个的,没人支持!

      2018/7/11 17: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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