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呼啸——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连载中）

2.129师暂不出动

115 师、120 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 师按兵不动，

迟迟没有出发。这个举动，决不是中国共产党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在国共谈判

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骤。

129 师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手里握着的一张牌。

等待谈判结果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表：1937 年7 月14 日，“七·七”事变后一个星

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 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

7 月22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

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 月22 日，在敌不断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完

毕，即以115 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 月31 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

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 月3 日，120 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

115 师之后北上。4 日，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

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

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八路军没有等待，

“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

但129 师没有动。中央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

国共两党的谈判实际上早在1937 年2 月就开始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

作。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自1937 年2 月开始同国民

党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是以其1937 年2 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

全会所提出的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础。五项国

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

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

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

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

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

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

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实际上主要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

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国共间的斗争是激烈而

复杂的。

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围绕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2 月15 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

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

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

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迫

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方

案，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

但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

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在抗日这个大的问题上限制中共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通过

合作来“消化”中共。国民党在谈判中在“合作”、“统一”上大作文章，企图通

过“合作”、“统一”达成削弱、控制甚至取消中共和红军的目的。为此，在边区

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

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把红军全部消化掉，让中共成为水上浮萍。

所以，国民党当局开始就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想把红军全部分散到国民党的各个

部队中，让红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共的抵制下，又坚持中共只能保留

1 万余人，余者遣散。这种明显损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仅中共不同意，真诚抗日

的各界人士也不答应，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同意红军改编为3 个师，保

留4 、5 万人。

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改编后的部队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国民党还要派

人在其中担任要职。

在谈判中，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为早日建成抗日统

一战线，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动提出改变苏维埃制度，

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

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但中共也清楚，和国民党打交道，无原则的让步，无限制的

让步，其结果只能使自己无容身之地。和国民党打过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对

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拒绝国民党当局派人

来控制红军的做法。其间有一个小插曲。中国共产党曾向国民党提出，我们可以交

换干部，互到对方的部队中去任职。但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厉害，“国”军的干部派

出去后，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共军赤化。对于中

共的这个提议，国民党没敢答应。

由于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达不成协议，谈判未能完全达到目的。

最使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为了将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严

令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案不准发表。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案子通过了，但

不准发表。”相反地，却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在决议案

中，反共的调子比以前低了，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让共产党失望，也不能不让

共产党有所防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华东的统治

受到直接威胁，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和中共达成协议。8 月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 个师，

每师1.5 万人。随后8 月25 日，红军即发布了改编令。

8 月31 日115 师东渡黄河。9 月3 日，120 师也挥师北上。

但国共的谈判还在继续。

早在7 月15 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亲自将中国共产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交给了正在休假的蒋介石。《宣言》中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

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

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

之后，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8 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的

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了1937 年2 月以来的第5 次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将共产党的四项保

证加以宣布，以造成共产党完全臣服于国民党的假象。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其

间，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八路军将部队开往前线。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 月28 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

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 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

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

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8 月5 日，毛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

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

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10 个师，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

后方。8 月10 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

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

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就如同下围棋一样，

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棋的毛泽东，

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8 月18 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

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

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提出的

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 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毛泽东在9 月17日给总

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方面军在外交

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 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国民

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9 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6 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问题。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 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

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

宣言》。第2 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

9 月30 日，八路军129 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友军间的“细枝末节”

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中斗争了将近10 年的国共双方，由于整个民

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

握手。

于是，原来被称为“反动派”和“匪”的军队，现在统统成了友军。

所以，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手里领取被服和军饷也就不能再说

“取之于敌”，而只能是“配发”和“领取”的关系了。“取之于敌”的说法只能

适用于日军占领区了。

但一个“友”字并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像强酸腐蚀物品一样消融得无影无踪，化

干戈为玉帛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中，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要限共、消共、融共

等等属于大局的问题，无须讲得太多，我们只来谈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

1937 年9 月，刘伯承率领129 师到达山西太原时，专程拜访了山西省主席兼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阎锡山对129 师入晋是非常欢迎的。他正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忻口会战

日益迫近，而他的力量又捉襟见肘。八路军入晋帮助阎锡山守卫山西老家，他没理

由不欢迎。“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这样的话从阎锡山嘴里说出应该说是带着

诚意的。

但当刘伯承表示“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不足10

发子弹。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时，阎锡山故作无可奈何的表示，

又使他显得不那么真诚，这时“友”字也显得很苍白了。还有一个和军用地图有关

的事件，也属于“细枝末节”问题。

“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匆匆从陕北赶到山西，装备之简陋自不必说，就连打仗

行军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军用地图都没有，使用的竟然是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

刘伯承到太原后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

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不给武器尚可让刘伯承忍耐，推脱说没有军用地图却让

刘伯承十分气愤。阎锡山可以凭着对老家山西的熟悉指挥作战，但刘伯承却做不到

这点。

七亘村第2 次伏击取得胜利后，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了129 师渴望已久的山

西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拿到这两份地图后非常高兴。一向幽默的刘伯承

看着地图说：

“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

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很小器，对日本人倒是很大方。”八路军的友军在

一些“细枝末节”上虽然不时让八路军感到“窝火”，但八路军作为友军的友军，

却经常为友军排忧解难。

八路军在正太路两侧连续的伏击行动，迟滞了日军，为防守娘子关一带的国民

党友军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刘伯承出色的指挥受到了国民党将领的一致称赞。

所以，当汤恩伯奉命率领部队到榆次一带阻击日军南下，而对形势把握不准时，

他就想到了刘伯承。

忧心忡忡的汤恩伯给刘伯承打了个电话。他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西河底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

“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问题。”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

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地方。他又问：

“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

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

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

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地打胜仗，他弄不懂。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

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

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

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但小事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

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4.向山地游击

坚持不远离山地

1937 年9 月16 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129 师向东进驻富平县庄

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八路军已在9 月11 日按国民革命

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 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己的部队为八

路军。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18 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军的称谓

似乎比第18 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本质。

9 月20 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17 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

之战略部署》。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

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

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3 天之后。

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电报中，毛泽

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而令

115 师、120 师、129 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南太行山开辟根

据地。

早在8 月10 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

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

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

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在8 月10 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地

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

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

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军3 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渡过黄河

的。8 月17 日，毛泽东又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八路军北上时，“不走平汉路而走

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同平汉路相比较，同蒲路方

向可以不远离山区，随战局的发展，可以随时转入山地进行游击战争。山西的地形

是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为一列串珠状盆地，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

临汾、运城等盆地。毛泽东选择的路线和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不远离山地。

此后，形势急骤变化。8 月中旬，关东军第2 、第15 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新编

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平、津地区，参加对察、绥两省的作战；由日本国内调来

的第5 、第6 、第10 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准备沿平汉、津浦路南下作战。

在日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 月20 日，正式确定战

略方针，划分战区和调整部署，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 个战区：在河北省和河南省北

部设立第一战区，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在苏、浙两省设立第三战区，

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长江以北）设立第五战区。

八路军的作战地域在第二战区的辖区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18 集团军（八路军），

总司令朱德。阎锡山坐镇山西是既保国，又保“家”。阎锡山是山西人，老家在山

西的东冶，从举兵起事，到独霸一方，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外人很难插手。阎锡

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即使蒋介石也得让他三分。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转眼间就成

了抗战的第一线，阎锡山的日子并不好过。毛泽东曾分析道：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

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

决的。矛盾不能解决怎么办？阎锡山准备“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蒋介石、日

本人、中共间进行周旋。

在八路军115 师、120 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后，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突破

国民党第二战区第7 集团军在天镇、阳高等地的防线，于9 月13 日占领大同。之

后，日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逼雁门关、茹越口。同时，由平绥路宣化、新保

安、怀来等地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也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

配合同蒲路方向日军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

情况的变化要求八路军必须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原计划要求八路军主力“集

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活动。

在蔚县、涞源、广灵等地被日军占领后，毛泽东判断，日军欲以大迂回姿势，

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此时如依原计划执

行，则我军将全部处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

回中，八路军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刘伯承对土生土长的军事家毛泽东是充满了感情的。早在留学苏联时，刘伯承

和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中国革命的形势。那时，刘伯承对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红

军，开辟农村根据地，当“革命的山大王”就很感兴趣。他认为，要想以弱小的力

量在反动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上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样，

毛泽东、朱德等人对刘伯承也是很信赖的。1929年中央有一封给“润之、玉阶两同

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

德。信中要求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中称：“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

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毛泽东左右为难，“不从则迹近违抗，

从则明知失败。”对于要朱毛脱离红军的要求，毛泽东在复信中婉言拒绝了。毛泽

东写道：“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

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原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

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

那是胜过我们的。”可见，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欣赏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目睹了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围剿”

的过程，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是赞叹不已。

但围绕着毛泽东到山地去打游击的思想，中共党内还曾有过一场争论。

围绕战略方针的争论

洛川会议后，刘伯承并没有停止对战略方针的思考。

洛川会议上，战略方针一经提出，就展开了一场争论。

当时“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

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红军要“进行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

着重在山地”。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

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

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

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集中为3 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

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多次反复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

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

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

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

意这一方针的，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

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

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

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 年9 月12日，毛

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10

天，于9 月21 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

报，又相距不到10 天，于9 月29 日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

“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

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三万多人。歼敌一千，自伤八

百，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打游击出身的毛泽东和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中讲道：“今日红军在决

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

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

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

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

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

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用“心是相通

的”来描述刘伯承和毛泽东在游击战与运动战问题上的认识是非常合适的。刘伯承

在行动中一贯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配合友军进行

正面作战时也是如此。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论文中，游击战全都是放在战

略地位来加以论述的，并且正是用这种思想来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

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实践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

（第一章完）

6.胜利中的教训与失误中的胜利——386 旅抗战之初

记日记的将军

“长征无日记，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我曾经不止一次的下决心坚持写下去，

但也不止一次半途而废。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惰性。从今天——1937 年8 月7 日起，

我要坚决地把日记不间断地写下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斗时也好，行军时也

好，极度疲劳时也好，始终如一地写下去。要使这次全部抗战的事迹，没有一点遗

漏在我的记载以外。”这是386 旅旅长陈赓在抗战之初——1937 年8 月7 日于陕

西安吴写下的一段话。在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中，像陈赓一样在战争中坚持记日记的

并不多。

读过私塾、上过高小的陈赓算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之一；而黄埔一期的

学习又使陈赓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并在艰苦的征战中获得了文武双全的美称。

在八路军中，陈质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战将。

陈质的“学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军队里算是高的了。陈赓出身于湖南湘乡

县二都柳树铺一个地主家庭，还算富裕的家庭得以使他6 岁就在家里读私塾，9 岁

时，他进入邻近的七星桥谭家词堂私塾就读，开始了正式求学的生涯，两年后，他

又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为了逃避家里的包办婚姻，他只读了一年，就跑

到兵营去当兵。

写到这里，还不能算将陈质的所有“学历”都交持清楚了。因为时隔8 年后，

陈赓又重新跨进了学校，不同的是这次进的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亦文亦武的场所，

即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和黄埔军官学校。当陈赓以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身份走出黄埔大

门时，他的求学生涯才算最终告一段落。

在现在看来并不算太高的这点学历，已经完全可以使陈赓在红军和八路军的队

伍里算得上是一个小秀才了，而且以后还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了红军第一步兵学

校也叫彭杨步兵学校的校长；建国后又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长期干起了办教育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工作。这些经历大概都和陈赓的“学历”高

有关系。

陈赓的外表长得也很文气。陈荒煤在《陈赓将军印象记》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过

陈赓：

他中等身材，圆脸满是康健的红色，被那沿着脸腮而生的黑的胡子衬托着，显

得十分英武。眉浓宽而向上斜扬，眼睛望人的时候圆睁着，带着一种探索注意的眼

神，使你感到他的眼光很锐利。一口细小的牙齿，薄的嘴唇，人们常以此来断定那

性格该是属于刚毅和冷静一类的。看样子不过像30 岁的年纪，但他笑的时候，眼

角浮现了一些细小的皱招，可以猜想到他也不会太年轻了。第一次见他，我心里想

：“像一个大学生。”虽然陈赓看上去“像一个大学生”，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

的武将，而且在刚刚13 岁——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龄，就开始了军旅

生涯。

这既和湖南人在“五四”以前当兵的人很多，并且在社会上已经形成风气有关，

又和陈质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开始自由的新生活的想法有关。

陈赓受祖父的影响很大，自幼就很勇敢，性格非常倔强，读书时即“时思弃读

从戎”，对非常严格的要求他死啃书本的父亲非常不满。13 岁这年的一次包办婚

姻，使他最终走上了从戎的道路。

13 岁，还只是个孩子，陈赓以常人少有的坚毅，拖着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

国造套筒枪度过了4 年。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护法”

战争、湘鄂之战等。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参加了两次东征战斗。之后，又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起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红四方

面军工作，以后又在129 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秀

的军事干部。

陈赓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在第二次东征中他救下蒋介石一命的故事本来

就使他很神秘的经历显得更加神奇了。

陈赓负过很多次伤，在二次东征夺取惠阳的战斗中。陈赓勇敢地带领部队冲锋，

在攻占城头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脚，但他拔出弹片照旧向前冲。在率

部参加直罗镇的战斗中，陈赓又一次负伤，这一次子弹打中了他的左手拇指，但这

些伤和陈赓的两次腿伤比起来又都算不了什么，他的两次腿伤对他后来的战斗和生

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有时不得不依靠手中的棍子来支撑全身的重量。

开赴前线

陈赓率领386 旅紧随先遣队向太原开进。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兴奋不已。

到达孝匝时，“沿途群众均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有数百群众集队欢迎，歌声、口

号声不绝于耳，非常热烈。县长强邀我们赴宴，不得已只好敷衍一次。”到侯马后，

又“观瞻为之一新”。“此间总动员很忙碌，街上满布抗战标语，被征壮丁均戴有

‘民族英雄’的臂章，到处可以遇着，并有戴着少年先锋队的红符号者，成群结队

地在街上集行。我和他们攀谈，他们都说上前线打日本，情绪十分高昂。这些情形

在苏区是司空见惯的，但在非苏区是大革命时期后第一次仅见，令我感到无限的兴

奋。”10 月14 日，陈赓率772 团一部先行到达太原。他马上去八路军驻山西办

事处见周恩来。周恩来是9 月初到的太原。周恩来原是准备同博古、彭德怀一起赴

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组建长江沿岸委员会。但途中毛泽东两次发来急电，

指示周恩来立即赶赴太原、大同会见阎锡山，定下有关红军入晋后的事项。于是，

周恩来便从西安折往山西。

陈赓见到周恩来后，“知我们行动又有新的变化，原因是井陉失守，娘子关告

急，我师仍照原计划依托太行山脉，随时配合友军侧击向旧关、平定前进之敌。当

晚乘原车转正太路到阳泉下从陈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129 师主力“仍照原计划”

从太原转往正太路沿线作战，说明作战命令曾经发生过变化。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部分领导人出现了对“国民党的进步估计过高”和对

“八路军的力量估计过大”的情况。忻口会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和汤恩伯

两个纵队进入山西后，八路军总部曾经有过以八路军主力在日军侧翼主动出击，配

合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设想。但因情况变化大快，晋北前线经雁门关南进的日军已

陷代县、原平，正向忻口进逼；平汉线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陷石家庄，正向娘子关

进犯；太原已处于晋北、晋东两路日军的夹击中，由115 师政委聂荣臻领导的晋察

冀边区已成敌后，在这样的形势下，“原亦奉令北进”的386 旅，又按原计划转向

了正太路。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实行封建割据，长期闭关自守，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

修筑的都是窄轨铁路，铁路运输效率低，车行速度慢，从太原到平定只有700 多里

路程，却要走近25 个小时，平均时速不到15 公里。

陈赓率772 团到达平定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纪律甚坏，到处抢劫，十室九空。”

所以当地群众十分害怕，纷纷“奔避”。“经我们解释后，知道我们为红军，对我

们特别表示好感，不到一时，逃避群众陆续回家。”

胜利中的教训

129 师386 旅到平定打的第一仗恰恰是为解救让陈赓感到愤怒，使“群众奔避”

的国民党第3 军曾万钟部。

由于国共两军在晋北前线的顽强战斗，日军坂垣师团前进缓慢，伤亡惨重，与

忻口一线的中方守军形成对峙。至此，日军将原定的山西突破，河北迂回，改变为

河北突破，山西迂回。从河北撤出的国民党军一部、孙连仲的第2 集团军、冯钦哉

的第14 军团、曾万钟的第3 军，以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转用于防守娘子关一线。

386 旅到达平定的第二天，10 月19 日，刘伯承也经同蒲路转正太路赶到了

驻在平定的386 旅旅部。

此时，由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109 师团已占领娘子关东南的旧关，正在向

娘子关猛攻。由娘子关南侧实施攻击的日军第109 师团主力经九龙关、测鱼镇等处，

沿正太路南侧山地西犯，企图对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守军实行迂回攻击。娘子关一

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已被撕破，部分国民党军已向后撤退，国民党第3 军一部和武士

敏第169 师则被围困在旧关以南的山地，晋东的形势十分危急。

刘伯承回来后，立即指示386 旅作好侧击从娘子关右翼迂回日军的准备。

10 月20 日，陈赓率领772 团到达了娘子关以东的长生口附近的支沙口。

陈赓遵照刘伯承的指示，命772 团一部袭击板桥西北高地的日军，以解国民党

军被围之急。执行袭击任务的是772 团3 营。3 营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的279 团，

以长于追击歼敌而闻名，是有名的“飞毛腿营”。21 日夜，3 营在副团长王近山

的带领下，向板桥出发了。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是被人称作“王疯子”的虎将，改

编前任红31 军93 师师长。3 营刚过长生口，便遇到了新情况，前面板桥方向来

了一队日军，正偷偷向西进犯。此时向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一向果断、坚决的

王近山立即命令部队利用两侧山地的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

一个包围圈，一个埋葬日军的坟墓迅速地形成了。100 多名日军毫无知觉地进

入了包围圈。当日军一个不剩地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随着王近山一声“打”，3 营

所有的轻重火器同时开了火，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在八路军的猛烈

打击下，日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当曙光初露时，

大部日军被歼，只有一小部日军被压缩在长生口村的一个空场院里。

这是386 旅抗战的第一仗。兄弟师115 师首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兄弟旅385

旅的769 团初战也取得了奇袭阳明堡的胜利，386 旅的干部战士都憋着一口气，要

在抗战的第一仗中打个漂亮的干净仗。所以，当战士们向龟缩在场院里的敌人最后

冲锋时，一个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前线指挥员突然喊了一声：“捉活的！”

这个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战斗环节，往往标志着胜利的最终到来，也往往

将一场战斗的胜利推向高潮。但这次3 营面对的却是为狂热的“武士道”精神所支

配的日军，当仍然遵循着国内革命战争的老套路的八路军向残敌发起冲锋时有11

位勇士倒在了残敌的枪口下，残敌也乘机逃脱了包围圈。每当这位前线指挥员回忆

起这段往事，对死去的战友都有一种深深的内疚。

长生口战斗共歼敌50 余人，缴枪10 多支及一些弹药等军用这并不辉煌的胜

利，却是386 旅的抗战第一仗。虽然胜利中有教训，但它仍大大地鼓舞了386 旅的

士气，也使386 旅用胜利的实践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他们打的败仗真叫人佩服

为了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刘伯承9 月21 日来到了在娘子关担任正面防御的国

民党军第3 军军长曾万钟的指挥所。除第3 军外，娘子关还有国民党军的第26、27

路军。

曾万钟首先向刘伯承介绍了日军新的动向。他说，近日日军第20 师团避开娘

子关正面阵地，集中兵力和人力正向右翼的新关猛攻，曾万钟对下一步的行动表示

出极大的信心。他继续说，新关守军凭借窑洞式半永久性工事和钢骨水泥永久性火

力点进行防御，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娘子关的守军也随时准备出击支援，这样的部

署，日军是难以从娘子关突破的。

刘伯承不仅看到了曾万钟所看到的下一步，而且比曾万钟多看了一步。

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是想来个避实击虚。如果新

关也不易得手，它极可能再往南迂回。这样，新关以南的石门，则必须火速派兵占

领，严防日军偷袭。”曾万钟对坏了一只眼睛的刘伯承多看出的一步，很是不以为

然。刘伯承和曾万钟会谈之后，形势的发展正如刘伯承所料。只是曾万钟的疏忽，

殃及了129 师386 旅771 团，当然其中也有771 团自身的疏忽。

9 月25 日，日军在新关攻击失利后，派出第40 旅团5 个大队进行右翼迂回，

从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当夜，日军依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避开大路，从

谷底小沟绕了过去，对771 团发动了突然袭击。前一天，刘伯承得知771 团在利用

当年蒋介石、阎锡山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工事备战时，曾提醒他们说：“不行，旧工

事不可靠。”由于771 团警戒下严，没有对日军的偷袭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一下子

就被冲散了，团主力不得不撤到附近的山上。形势是很严峻的，被偷袭后的10多个

小时内129 师师部及386 旅旅部与771 团完全失掉了联系。

刘伯承是在焦急地等待中度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

在刘伯承焦急等待的同时，有人却在准备看129 师的笑话。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得知此事后，从太原打来电报“慰问”刘伯

承。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你们八路军光说游击战、运动战，结果你们反被日本人

游击掉了。

国民党第2 军团司令兼第13 军军长汤恩伯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打电话给刘伯

承说：“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哪，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你们一个旅怎么行？还

是撤吧！”就在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嘴上轻蔑的微笑还没有消失的时候，771

团以自己出色的表现，以八路军所特有的顽强与机智，向他们表明，八路军不仅可

以打游击战，而且可以在阵地战中生存与作战。

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突入了771 团的阵地。771 团一开始确实很被动，上级与

下级失去了联系，自上而下的指挥已经不复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的生

存能力与战斗能力真正的被表现出来了。

771 团被冲散的各个部分自动的组成新的战斗集体，自动形成新的指挥，成排

建制的就以排为单位，成班建制的就以班为单位，总之是各自力战，形成了一个个

的堡垒，并在单打独斗中，堡垒与堡垒间逐步发生了火力联系，相互掩护着向山上

转移，利用山势在山上与日军形成对峙。

团部的通讯员战斗后更是受到一致的称赞。战斗中，团部的警卫力量被打散了，

在已经隐约能够看到鬼子身影的时候，团部仅有的几个通讯员，临危不惧，又3 次

进入团部，将团部的公文和其他东西搬得一十二净，在鬼子眼皮底下带着文件归了

队。

3 连5 班8 名战士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伤亡了7 名，仍然坚守阵地，不能动的

给能动的准备手榴弹、压子弹，没有让一个日军进入阵地。

第二天，当师部转移到北界都后，771 团被打散的人陆续归了队。虽然他们脸

上带着愧疚的表情，但他们身上的装束却着实令人羡慕：有的戴着缴获的日本军的

黄五星帽，有的穿着日军的黄呢大衣，有的把自己的枪换成了三八式步枪，每个人

手中都有一两件从日军手中缴来的战利品。

一个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新闻记者由衷地写道：他们打的胜仗倒并不叫我们怎么

惊奇，他们打的败仗才真叫人佩服。

后来，刘伯承见到徐向前时对他说了以后还说了很多次的一句话：“你培养的

队伍是打不垮的！”事后，刘伯承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给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毛

泽东看了报告之后，于10 月25 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 团七亘村受袭击，是

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

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

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这是抗战中第一封要打掉“骄气”的电报。

伏击最合算

毛泽东常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七亘村771 团被袭一事就是如此。

被袭是件坏事，但正是日军偷袭的枪声把刘伯承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七亘村附近

的这片险要的地形上，从而由一次被袭演化为连续三次的伏击，由一次小的损失发

展力连续大的胜利。

当刘伯承亲自赶到771 团被袭地点察看时，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地形给吸引住

了。从河北井陉往山西平定的小路，由石门口进入峡谷，谷深几十米，最窄处只有

3、4 米。小路蜿蜒至七亘村东，被断崖所阻，转而爬上山腰。山腰上的路只能在

陡壁上开凿而成，更是窄小、陡峭。所以，这段路被描绘为“矮处人过低头，窄处

马过卸鞍”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回到指挥所后，他迅速找来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

从石家庄、井陉方向到平定只有一条小路，七亘村是敌人的必经之路！

刘伯承迅速将七亘村的情况用电话告诉了陈赓，并指示陈赓再派人仔细侦察，

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布置伏击阵地。

刘伯承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有人说刘伯承最欣赏的是伏击，最拿手的也是伏击。

这话有一定道理。刘伯承常算一笔帐：伏击战中敌我的损夫率是多少，袭击战

中敌我的损失率是多少，阻击战中的敌我损失率是多少。因为伏击战中敌我损失率

最大，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从现有的武器装备对比的情况出发，八路军进行伏

击战是最合算的。

从七亘村回来后，刘伯承即导演了非常精彩的“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

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 师团。

七亘村第一次设伏

由川岸文三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日军第20 师团，1937 年7 月11 日在朝鲜

接到开赴中国的命令，16 日从朝鲜出发，19 日主力抵达天津。7 月底，在平津

地区作战中，20 师团是攻打北平的主力。9 月初，20 师团又与第6 、第14 师

团共同沿平汉路向南作战，至10 月初，一举拿下正定、石家庄、井陉，完成了日

本政府第一次国防会议制订的初期任务。

日军第20 师团在南下的路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沿途国民党军队层层抗击，

使日军死伤惨重。在平津地区作战伤亡的6000 余名日军、在保定地区作战伤亡的

8000 余名日军名单中，有长长的一串是属于第20 师团的。

但川岸文三郎并不为此感到愧疚。他懂得攻城夺地的道路是用士兵的血和肉，

甚至是尸体来铺垫的。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道理川岸文三郎是明白的，只要能打

到狼，作出些牺牲在川岸文三即看来是值得的。

最使川岸文三郎不能忍受的是没打到狼，反而丢掉了“孩子”。

川岸文三郎最不想得到的结果在娘子关附近因刘伯承领导的129 师的活动而发

生了。

日军为迅速突破娘子关，派出一部兵力从娘子关右翼实施迂回。25 日，在日

军的猛攻下，国民党军娘子关右翼东回村南北一线被突破，国军撤回到娘子关附近

的旧关。

从全局上看，国民党军的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要

争取局部的优势，要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战略上处于内线时，要争取战役、

战斗上的外线；战略上处于防御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

要创造战役、战斗上的速决。但国民党军在全局处于被动时，在局部仍然没有争取

到主动。东回村南北阵地的失守，使娘子关右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在局部立时处

于极端的不利，使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崩溃。

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蓄势待发时，刘伯承极其敏锐地捕捉到战机：日军为了加

紧娘子关右翼的攻击，必然要通过井陉——平定小路向前方输送大量的后勤补给物

资。抓住日军的辎重车队，打它一下子，是有把握的。

事情正如刘伯承所料：25 日下午，日军20 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

重部队约1000 余人，在距七亘村10 公里的测鱼镇宿营。

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画了一个红圈圈住了“七亘

村”3 个字，并对师部的作战人员交待道：

“就在这里设伏。切断日军20 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刘伯承将伏击任务

交给了陈赓。

陈赓接到命令后，决定以772 团一个营的兵力到七亘村设伏。

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主动请战，亲自带领3 营和特务连执行伏击任务。

王近山率领3 营来到了七亘材的南侧山地。据侦察得知，向平定方向进犯的日

军第20 师团的后方辎重部队1000 余人，现宿营在井陉县的测鱼镇，估计第二天

要经过七亘村向平定前进。

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王近山只有5 个连，而日军有1000 余人，既来不及请示，

也来不及增调部队，只有靠自己手头的力量啃这块“硬骨头”。王近山没有犹豫，

没有退缩。

果敢、坚决是王近山成为军中虎将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时这个性格特点和他很

文气的外表对不起号来。

道路两侧的的杂草、灌木和高高耸起的土坎帮了工近山的忙。

王近山将重机枪架在距道路约300 米的制高点上，将部队散布在距道路10 多

米到四、五十米不等的长满杂草、灌木的土坎上。这种蹲在敌人头顶上往下打的部

署，使部队未战已有了心理上的优势。

王近山趁热打铁，要求部队在听到冲锋号和重机枪响后，迅速地扑下山去，打

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

上午7 点多，前方侦察人员送来消息，日军辎重部队300 多人，在前后各100

多日军掩护下，正向七亘村运动。王近山迅速将情况通报给营、连指挥员，指示各

连准备战斗。各连迅速按命令跑步进入阵地。

按预定计划，12 连担任正面突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其辎重；11 连担任穿插、

阻击和包围，配给轻机枪3 挺，主要任务是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前面日军的联系；

特务连一部负责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后面日军的联系；其余为预备队。

日军没有把国民党军放在眼里，更没把八路军当回事，认为八路军只能隔靴搔

痒，丝毫构不成威胁。

所以，当10 月26 日上午9 时，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发现没有国民

党的大部队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772 团3 营的伏击圈。

日军第20 师团由平津向南一路平推过来，除了和国民党军打过几次阵地战外，

还没有品味到中国兵学的奇深奥妙。这次伏击使川岸文三郎补上了这一课。

正当他们穿行在峡谷中，欣赏着深谷中的风景时，由各种轻重武器中发射出的

弹雨倾泻到了日军的头上。

毫无遮拦，毫无退路，日军只有看着子弹把身边的人打倒，看着手榴弹在队伍

中爆炸，将带着血肉的肢体抛向空中在周围飞舞。

在一阵令日军心惊胆颤的急袭过后，王近山指挥伏击的部队和预备队冲向已经

晕头转向的日军。

冲在最前面的12 连的一个战士，在连续刺死6 个敌人后，身上除多了3 处刺

伤外，还多了3 支三八大盖。

另外一个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他将一个倒地的日军扑在身下，

用手抓，用牙咬，在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

周围的民兵和群众有组织的投入了战斗，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参加了进

来。一个叫董三元的老汉，战斗后用一挺缴获的机关枪从刘伯承手里换来了一床军

用毛毯，并被刘伯承赞为“战地老英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一部日军逃回测鱼镇外，共歼日军300 多人并

缴获了300 多匹骡马和大批的军用物资。

战场上的战利品堆积成了小山，有炮弹、子弹、通讯器材、药材、食品等等，

很多战士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呢子大衣，腰间还挂着战刀，全套的日式装备，胜利

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战斗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搬运战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

搬运。

陈赓还亲自给刘伯承挑了几匹战马。

第一次伏击是一次成功的、出色的伏击战。

第三章 在太行安家

8.师长与政委

129师第一任政委

129 师政治部主任（后改称师政委）张浩曾经在中共党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只因为英年早逝，以致后人对他了解得不多。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虽然现在林彪的名字几乎妇幼皆知，但在当

时，林育英的名字却要比林彪的名字响亮得多，实际上林彪去黄埔军校学习还是由

林育英促成的。

林家参加革命的人中，除了林育英、林彪外，还有林育南。林育南是林育英的

胞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又担任过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东方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1 年2 月7 日，在

上海龙华刑场被杀害。林家三兄弟中的林彪也曾在作战中头部中弹，造成植物神经

紊乱。大难不死的林彪，凭着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当

然，林彪后来的死与他这两个堂兄的死在中共党史上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林育英早在1922 年2 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 年秋，和李求实一起到

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年后返回中国，化名林春山。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又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7 年，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

发时，林育英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身份结识了毛泽东，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

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 年12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不幸

被捕。

被捕后，林育英受尽了各种刑罚，鞭子抽，皮带打，坐老虎凳，更残忍的是寒

天腊月被泡在冰水中，真是欲活不能，欲死无门，受尽百般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开

口。敌特对他施以13 个月之久的刑讯，终无所获，只得将其释放。

从此，林育英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常常是百病缠身。所以，林育英给人的第一

印象总是带着一种病态。后来，他被中共中央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再后来，也正是他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林育英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

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后，原本要松一口气的红军

将士，没想到又将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分裂斗争。

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实际军

权，掌握在张国焘手中。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幸运的是在长征途中它受的损失

比红一方面军要小得多，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约8 万人之众，比只有3 万多人的

红一方面军多了1 倍多。

素有权力欲的张国焘此时拥兵自重，公然另立中央，将整个红军置于分裂的边

缘。在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时，张国焘提出的却是“向南攻打成都”，与毛泽

东的主张南辕北辙，夺权野心立见。

纵观整个中共党史，可知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没有这一次斗争的胜利，

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这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林育英。

林育英于1935 年12 月及时地赶到了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场。他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只有从他嘴里讲出的

条条款款。

为防不测不给敌人留任何把柄，林育英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

滚瓜烂熟，将文件完全“印”在了脑子里，然后，以一个小商人的身份，经蒙古，

穿沙漠，到达了陕西。

由林育英来协调双方是非常合适的。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是张国焘

的老相识，他和双方都能心平气和的说上话。共产国际“七大”是支持以毛泽东为

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而不是张国焘自封的“中共中央”的路线。

同时，林育英的态度也很明确，他支持毛泽东，这样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

“中央”，而“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这场斗争中，林育英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道：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 月

间共产国际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

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

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的作用还可以从他的电报中进一步看出：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

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

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

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后，为了保密，他用了“张浩”这一化名，并在出任129 师

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时，沿用了这一化名。1938 年1 月，因为健康的原因，他

不得不离开129 师，回到延安，他的职位由邓小平接替。

回到延安后，林育英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1942 年3 月6 日他病故于延安。

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还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

个大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浩的敬意与怀念。

刘、邓都有“三起三落”

刘、邓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历经磨难，并且都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

担当重任者，往往要经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考验。当刘伯承被任命为129 师师长

时，他已经曾两度彼贬，三度出任红车总参谋长。

1932 年的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由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

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红军总参谋

长的职务。后来因刘伯承对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反“围剿”中的瞎指挥不满，李德

借口刘伯承妨碍他的工作，通过博古撤消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1934 年底的

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

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坚持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

令员。这是刘伯承第二次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后期，刘伯承随第四方面军一同行

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坚决抵制张国青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错误路线，因此，刘

伯承又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于1936 年

12 月7 日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

贺龙7 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力主席。之后，刘伯承重新复出，仍然官复原职，被

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第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对于三上两下

的经历，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一败”指南昌起义失败，

“两罢官”指被李德、张国焘撤掉职务，“三参总戎幕”指三度出任总参谋长。实

际上刘伯承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1930 年8 月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被委

任力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当时正值李立三的“左”倾

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久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

指示，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为了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贯彻国际

指示，刘伯承被派往武汉长江局任军委书记。算上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参谋长的那

一次经历，刘伯承在担任129 师师长前全部加起来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

建国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在1957 年的反教条主义

运动中再一次被打倒。

至此，刘伯承已是三起三落。

与刘伯承一样，邓小平也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

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后，于1929 年7 、8 月间，

被党中央派到了广西工作，以党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

义。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8 军，率军转战左、右江。由此，邓小平进入了

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高峰期。

随着连毛泽东都不能幸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蔓延至中央苏区，

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落”。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迁人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一整套做法并

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邓毛谢古”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一批觉悟了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的抵制和坚

决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人。

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

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

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时，是因

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才

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

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 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两起

两落等待着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 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的复出，竟

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

1971 年9 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提笔

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方面给

予了肯定。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

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加上“他没历史问

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

中浮了上来。

1975 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出。

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

能。

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13 年风雨历程。

点、线、面

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到刘伯承用点、

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新的含义。

在刘伯承的辞典中，“点”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了，点指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城

镇，线指与各个城镇、据点相连的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线，面则指点与线贯穿其

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点、线、面已经是一个战略概念，已经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

意义。日军的企图是夺点、造线、进而控面；八路军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将自己渗

透到面之中，然后切断线，最后孤立点。

八路军与日军围绕着点、线、面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日军占点时尚信心十足，日军参谋本部在战争之初叫嚷要在三个月至多在半年

内占领整个中国，表明了日军对占点确有十足的自信。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中央军为

主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并且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精锐师只比日军一个

师团的人数和装备稍逊一些，但是战斗中能够得到的上级对本级的重火器支援和空

军支援的数量的区别，使双方的作战能力的比较失去了意义。再加上国民党军特别

是杂牌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日军攻城夺寨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是十拿

九稳。日军从北向南，夺平津，占石家庄，攻太原；逆长江而上，打上海，下南京，

一直攻到武汉，最后被大山挡在了四川盆地之外。

点在日军眼里只是表明他们成功与荣誉的一枚枚勋章。

在夺点成功后，日军在线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且不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铁

路只能本省通行，与外省铁路根本不通用，而且贫穷落后的；日中国很多地方连公

路都没有，更不用说铁路了。日军为了发挥点的作用，需要修筑公路、铁路，以点

带线。为了形成点与点的联系，互相支援，就需要修路、筑路。

更艰巨的则是修路、筑路之后的护路。

交通战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主旋律。1940 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

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

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国，反

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要兵力。捉襟

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军的敌后抗日

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占领

“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129 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

11 月21 日，772 团2 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日

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十名，我

伤亡20 余名。”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20 师团川岸文三

郎恼怒不已。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 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 师与

第129 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120 师破袭同蒲路，129 师破袭正太路。

由于129 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 师对正太路连续不断的破袭，

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

在正太路遭到129 师袭击的是日军第20 师团。

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20 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对

129 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终于在12 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住气了。指

挥日军20oo 余人对129 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129 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129 师越过线去向打

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

1937 年11 月23 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赓

“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可能会突

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

24 日，129 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势倾

向的部署。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 团以一个连回道坪，

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 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771 团向大谷与榆次积极动作，

并侦察该两处情况。

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

日军要跑！陈赓的手又痒痒了。他准备第二天率772 团1 营到长凝镇附近进行

侦察并相机动作。

25 日，陈赓率领6 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进一

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

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769 团的1 连及新7 连。这

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棋时试探一下

对方的应手。

26 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27 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进

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取动作。

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1 师团，似由

太谷开来，约5000 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娘’。”

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

129 师行动在即。

但第二天，11 月28 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系长

凝之敌约200 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准备进攻的

772 团马上变为了守势。陈赓迅速组织了防御：以1 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

1 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29 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越

“线”到“点”的行动。

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南之八

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

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

实际情况是从11 月24 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5 师团、驻

太原的第109 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26 师同等各一部，

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8 路围攻。

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区的反

围攻外，还命令120 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 师一部活动于石家庄至太原铁

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度过第一个新年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战事，正面沉寂，敌不攻我，我亦不击，不解何故？

仗既不多，新历、旧历的两个年就过得欢乐、充实。粉碎了日军“六路围攻”

后，没有几天就到了阳历新年。30 日，各个部门都忙于准备食物。386 旅旅部的

管理员从辽县买回了猪肉、食品等，“准备明早大吃”。

还有一个误传的消息，也使129 师上下高兴了一阵子。不知是从哪个渠道得来

的消息，说日军第14 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磁县被炸死。土肥原贤二是一个狂

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的死自然使八路军将士非常高兴。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是在

二战结束后的1948 年，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的。

新年这天，各个村都唱起了花鼓戏，庆贺八路军的胜利，将欢乐的气氛推向了

高潮。但“剧情封建”，令人“肉麻”，“又不好禁止，拂其诚意，只好让他们唱

罢！”。到了农历新年，八路军总邓给每个人增加了一角钱菜金，作聚餐费，改善

生活。农历二十八，386 旅旅部驻地又有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使陈赓“恍惚处身太

平世界，绝不像战区最前线的景象”。陈赓问老乡：你们怕不怕日本人来？老乡答

：有八路军在此，什么也不怕。一句话说得陈赓心里热乎乎的，还有什么奖赏能够

比得上这句话呢？

除夕这天，386 旅旅部招待驻地群众，“食颇丰富，农民得此一饱，大家高兴，

连残汤余菜，都没有剩下，对八路军真是心满意足。一个老大爷说：

‘长到68 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但陈赓并没有因为没有仗打而感

到轻松。

陈赓1 月22 日夜里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甚感烦闷而无聊，大约是因为

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很明显，由于我八路军动作的积极，晋东北与正

太线的交通，敌人始终不能保持安全运输，而且时常中断，这样，敌人怎么能前进

呢（美国武官的估计）？拿正太线说，由石家庄到榆次，牵制敌人的兵力近万人，

不敢动弹（不动尚不能维持交通），以致敌人正面兵力并不雄厚。在这种情况下，

晋军及中央各部休息整理，为时将逾两月，各部战斗力均有相当恢复。此时若从正

面出击，配合晋东北及我们的动作，我想至少可以克复太谷、榆次。现在同蒲正面

完全不动，阎老西又在出示禁止组织游击队、限制自卫军的通告，不知道他的葫芦

里卖的什么药。

大概是因为“烦闷而无聊”，或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

陈赓这几天的日记记得很长，字数很多，1 月9 日，1 月11 日、1 月22 日这几

天的日记，都有4 、5 百字之多，比前期日记的字数明显增多。常人有借酒消愁一

说，陈赓则可能是借日记来抒发自己对国民党军及晋军作战不力的不满。夜深人静

时，对着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奋笔疾书，直抒心臆，这时的所想、所记、所写都应

该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资料。

1938 年的元旦刚过，由于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到来，使129 师全师上

下兴奋了好几天。

1938 年1 月11 日，卡尔逊来到了386 旅驻地。为了欢迎卡尔逊的到来，386

旅能出动的都出动了，不仅如此，还动员了当地的自卫队和群众组成了还算壮观的

欢迎队伍。卡尔逊亲闻八路军反“六路围攻”的辉煌战绩，由衷他说道：

“八路军有一套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在旧的军事典籍里所无法学到的

东西。”陈赓也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日记中记道：他称赞我们部队的战略战术及

善于动员群众是世界上所仅见。他说我们386 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他认为我们

在正大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敌人迟延南犯的根本所

在。

卡尔逊还以美国人所特有的直率对八路军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八路军没

有对日军的粮站展开破坏是一个缺点。

陈赓和卡尔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谈话中陈赓将386 旅进行的几次战斗向

卡尔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当谈到八路军进行的是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三位一

体的作战，谈到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时，敏锐的卡尔逊立即明白了一切。

卡尔逊说：“作战不仅使用正规军，还要依靠游击队和自卫队，这就是全民抗

战的体现；而且也只有有了后两者的配合，才能使正规军得到更多的机动，寻觅到

敌人的要害，予以彻底的打击。”有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连一个美国人尚且能认识

到的事情，怎么到了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呢？真不知道

蒋介石是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认为抗战只应是政府的事情，

和广大的民众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民众被发动起来。

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将本应成为中国抗战的绝对主角的蒋介石变成了配角，

他不得不看着毛泽东领导着八路军在敌后唱起了主角。

会见的过程中，陈层送给了卡尔逊一柄缴获的日本小刀。当时陪同卡尔逊前来

386 旅访问的作家周立波详细地记述了这个场面：

“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陈赓同志送我一支从日军缴来的自来水笔。他还送了

一把锋利的日本短刀给卡尔逊。

“‘这把刀杀了6 个人。’陈赓同志说。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战斗中，我们

一位战士，从日兵手里夺了这把刀。刀的主人被杀了，而这同一把刀，又接连地在

它的旧主人的另外五个同伴的躯体上，接触了5 次。最后，它和他的受了几次枪伤

的新主，一同倒在地上的血泊里。但是这时日寇败退了。

使用这刀的勇士，被救了回来。

“我看着这把浸过这样多敌人的血的短刀，觉得它好像是古代侠客的匕首。刀

身很短，却非常锋利。鞘和柄都是白木做的。刀身插进鞘里的时候，柄就和鞘衔接

起来，像是一根短棍。短棍上镶嵌着几个银色的星点。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

“‘我拿了这把刀，会永远地记着你们这一旅。’卡尔逊说。

“吃饭的时候，陈赓同志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给我们，也是胜利品。这次在昔阳

七亘村战斗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食物，里面有几百罐牛肉，一千多包‘压缩口粮’。

军中正缺粮，用这些缴获物，维持了半个来月。”

两次“不同声音”

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

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

1937 年10 月8 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115 师

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这个指示，不顾中日当时

的实际军力对比，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指示

下发的一个星期后就失守了。

彭德怀回忆说：

“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

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

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

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他又说：

“10 月8 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

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这个指

示出台的时候，彭德怀正随周恩来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当

他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到他庐山会议后写《彭德怀自

述》时仍然没有搞清楚执笔人是谁。

但彭德怀仍然诚实地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

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粥时、左权等

数同志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 万，有

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

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

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华北军

分会的10 月指示，使很多干部本来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实上，由于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时间很短，很多干部辽没有真正理解和搞懂

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出发了。

华北军分会的指示一下来，大家自然认为“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战”、

“山地游击战”都是差不大多的一个东西，或是根本就没必要去分清楚，只要是打

鬼子就行。

这是第一次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

第二次“不同声音”则是“从天而降”。

1937 年11 月29 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中共的很多党政军要人，如毛泽

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静候在机场上，不时仰望着蓝天，

等待着远方的客人。

不多时，一架飞机从兰州方向飞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客人对于等待的人们来

说并不陌生。

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个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虽身材不高，讲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但此人擅长文笔，讲起后来亦滔滔

不绝。

王明第一次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

个留过苏的普通党员而上升为中共中央领导人。

缺乏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王明，在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下到一年之后，由于白

色恐怖不断地有人头落地，使王明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931 年10

月18 日，携妻子又回到了红色保险箱——苏联。

6 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已经过了多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

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路程，在完成了和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

合作后，王明又从千里之遥的苏联匆匆赶了回来，来摘“桃子”或是来实现他的领

袖欲。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当时在场的张国煮，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来描述当时王明和毛泽东等人

见面时的场面。

虽然工明第一次执掌中共领导权并没有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但毕

竟那时党是一个年轻的党，它的领导人也多是年轻人，借用列宁的一句话：年轻人

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是宽容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了。

在机场上，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

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明摆着，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

使他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没多久，王明就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在政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

歧。

毛泽东坚决地主张在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王明则

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

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王明要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问题，它已涉及到中国革命向何

处去的大问题。

实事求是他讲，王明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过一些正确意见。

王明第二次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

利呢？》以及第二天的发言中，也有一些正确的看法。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对

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由于王明的言论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形式出现的，迷惑了很多人。此后，他

又擅自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

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

1938 年5 月26 日至6 月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

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

王明深知《新华日报》的影响，《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武汉发行的

一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他禁止《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只同意印成

小册子。

这个时候是王明与毛泽东斗争的高潮。从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

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开始，理论上的较量也就同时开始了。

1938 年8 月，当又一架军用飞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时，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

代表——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

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由此，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宣告结束。随着这一变化，第二次“不同的声

音”也消失了。

ding

跳出合围圈

川岸文三郎欲捕捉129 师主力而歼灭之，但是，从红军脱胎而来的八路军在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以“打圈子”见长。想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卒兵上了

井冈山后，一个叫朱聋子的所信奉的游击哲学——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曾给

了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多红军将领是既会打仗，又会

打圈，让敌人倍感头痛。这次感到头痛的是新对手川岸文三郎。

川岸文三郎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也有一套很凶狠的招法。

为了一举消灭在正大路沿线极具威胁的八路军129 师，川岸文三即在12月22

日，指挥骑步兵2000 多人，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分成6 路，

对破路的129 师一部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

狡猾的川岸文三郎在进攻的前一天，有意派出一支队伍到松塔西北的羊头崖，

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以引诱772 团出击，为主力出击创造战机。

误以为日军要向北撤退的错觉过去后，129 师接到了总部要求配合晋察冀反多

路围攻的指示。此后全师上下对敌情的判断也由“向北撤退”改变为“敌人企图肃

清华北，巩固后方”。当时日军巩固后方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后方交通。针对这一特

点，129 师“决定在正大线全线出击”。

当时的全国形势变化很快，12 月13 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至武汉并发

表继续抗战宣言。由于攻取了国民政府首都，日军感到胜利指日可待，不仅日军在

华中攻击一波接着一波，在华北占领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巩固后方的作战。而

位置在根据地中最靠北的晋察冀边区则必然首当其冲。

陈赓率领破路部队准备到松塔以北活动时，发现情况有异，平定、沾尚、上下

尤泉等地都出现了全面戒备的日军。这时772 团1 营发现羊头崖附近有一部日军警

戒松懈，很多人在睡觉。陈赓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部，一面令各部作好战斗准备。

刘伯承得到羊头崖的敌情报告后，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将近几日的敌情作了综

合判断。当他看到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日军的动向后，立即得出了结论：

羊头崖的日军只是敌半月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和有“论兵新孙吴”之称的刘伯承斗心眼、比计谋，只能是枉费心机。

刘伯承迅速作出部署：以第772 团在内线作战，首先干松塔一线吸引日军分进

合击，然后伺机转到合击圈外或一路日军的侧背对其予以痛击。以第769 团、秦赖

支队、汪乃贵支队在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日军，配合772 团由内线转到外线。刘伯

承对外线部队说：“你们兵力少，硬顶是不行的，要用正面假打背后真打的办法。

跟敌人接触后边打边退，吸引敌人前进，主力插到敌人的后方。大姑娘的屁股摸不

得，这样敌人势必回头，然后再设法打敌人的伏击。”可以看出，在整个部署中，

772 团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一切都围绕着772 团来动作。

这次129 师的反围攻作战是进入根据地后多次反“清剿”、反“扫荡”中的第

一次，对于129 师今后能否在大行山区站住脚跟至关重要。

日军的“六路围攻”开始后，正面的一路迅速扑向羊头崖地区，以一部向772

团驻地华泉村正面进攻，主力则迂回至华泉村南面。

第772 团以一部扼守华泉村东南高地，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而以主力进入村

西北高地，抗击日军。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华泉村772 团防守的高地发起了一

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非常激烈。772 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着日军的进攻，阵地

前日军的尸体越积越多，到黄昏时阵地仍在772 团手中。

与华泉村同时展开战斗的是里思村以北高地。22 日晨陈赓“未起床即闻机枪

声”，驻守里思村的772 团1 营在村北高地发现敌人，赶去指挥的是打起仗来被称

为“王疯子”的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里思村的战斗同样进行得紧张激烈，在打退

日军多次进攻后，王近山胳膊中弹，血流不止，伤势严重。

王近山带伤坚持到天黑，除了留少数部队在内线继续牵制敌人外，他自己带领

主力转到南北军城，在外线打击日军。

当772 团主力到达马坊时，又发现了有两路日军正在向马坊逼近，772 团又迅

速转到马坊东边的独堆，直到南北军城，才得到暂时的安定。第二大在三路日军的

围攻下，又迅速跳到外线，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攻。772 团在几个大的跳跃过程中，

使日军围攻独堆、松塔扑空，围攻马坊扑空，围攻南北军城也扑空。日军如无头苍

蝇，东扑一下，西扑一下，不时被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敲打一下，十

分狼狈。12 月底的大行山，冰天雪地。

得不到补充，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日军，眼看着伤病员在不断地增多，不得不于

27 日全部撤退。

这是129 师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对于129 师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建立根

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想打运动战而怀疑打游击

战是否有效，以及对在山区能否站住脚而抱有疑问的人，这一仗的胜利犹如给他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

胳膊负伤的王近山在战斗结束后住进了医院。凑巧，769 团团长陈锡联在反

“六路围攻”战斗中也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进，又从颈部穿出，虽然没有

危及生命，但吃饭却成了问题。两人住在同一个病室里，就形成了“自然分工”。

当他们自己动手炖鸡改善生活时，王近山分工吃肉，陈锡联自然是喝汤了。也许是

这一次的缘份，出院后王近山就从386 旅调到了385 旅，先任769 团团长，后又出

任旅副政委。王近山和陈锡联在红军时期曾在一个师里工作过，长征途中，俩人同

在红10 师，陈锡联任师长，王近山任副师长。在陈锡联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王近

山曾代理指挥部队打了一系列的恶仗、硬仗。他们俩人可以说是相知甚深，战友情

深。

以打仗不要命出了名的王近山这次是第三次负重伤。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共负伤

7 次，其中有4 次是重伤。第一次重伤是在他当连长时。有一次与敌人肉搏，他手

抓、口咬、脚踢全用上了，仍然不能将对手打倒，情急中，他抱着对手朝悬崖滚去。

看到王近山义无反顾的劲头，对手立时害怕了，伸出绝望的双手想攀抓住什么东西，

口中也在不停地发出因惊恐而变了声的尖叫，但等待他的仍然只有坠崖后迎面扑来

的大地。悬崖不算很高，两个人都没有摔死，但王近山的额角被尖石穿了一个洞，

疼痛几乎使他昏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忍着疼痛爬起来，将也因疼痛但已

丧失了再爬起来的勇气的对手打死。从此，王近山的额头上就有了一块没有头盖骨

遮拦的伤疤，洗澡时都不能搓洗。

第二次负重伤是在1935 年4 月，王近山当时在红10 师28 团任团长，带领

部队在四川省江油县担负阻援任务。战斗中王近山头部重伤，战士们强行用担架把

他抬了下去，送往后方。前线的情况很紧急，王近山在后方无论如何也坐不住，稍

作包扎，便立即用枪逼着战士把他抬上前线。到前线后，他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

击作战。由于工近山的到来，部队士气大增，迅速将已经冲上来的敌人反击下去，

扭转了局势，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

用枪逼着战士把自己送回前线的事只有工近山能够干出来。

由于王近山在打仗中不注意隐蔽，每每要带头往上冲，后来上级不得不布置六，

七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他要往前冲时就拉住他，他探出身子就按下他，实

在不行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让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王近山又急又火。

这次在反“六路围攻”中左臂负伤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重伤，当时，医院为了

防止感染和保住他的生命，曾打算锯掉他的左臂。一听到这个决定，王近山就不干

了，这不等于被剥夺战斗的权利了吗？王近山不同意这个方案。因此，手术时他坚

持不做全身麻醉，生怕彼麻醉后锯掉他的胳膊，他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主宰自

己的命运。

王近山第四次重伤伤得有些冤枉。那是1947 年的一天，王近山坐车去执行任

务，下慎在路上翻了车，这次王近山伤在了大腿——大腿骨骨折，当邓小平去医院

看他的时候，王近山流着泪对邓小平说：

“邓政委，我的腿断了，不能再去指挥打仗！”一个战士不能参加战斗是十分

痛苦的事情，而这件事发生在王近山身上就显得尤其的痛苦，因为对他来说打仗就

是他的生命，不能打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后来在王近山逝世后编辑出版回忆他的

文集时，很多当年和王近山一起战斗的老同志都谈到了这点。

听了王近山的话，邓小平也非常感动，他安慰王近山说：

“近山同志，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好好休息，仗还有得打的！”邓小平

临走时特别嘱咐院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王近山的腿。不久，刘、邓又专门从

白求恩医院调来一位专科大夫为他治伤。最后，战胜过多次伤病的工近山以顽强的

毅力，积极配合治疗，使伤腿得以痊愈，又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勇猛顽强的王近山也同样带出了一支勇猛顽强的部队。红军时期是能打硬仗的

93 师，抗日战争时期是骁勇善战的772 团，解放战争时期则是专啃硬骨头的中原

野战军的6 纵，哪里有王近山，哪里就会奏响一曲勇猛顽强的动人之歌，经常是在

最难啃、最危险的任务上，听到王近山的声音，看到王近山的身影。

12.连战连捷

再战长生口

日军夺取太原后，日军大本营又于1938 年1 月8 日，发出了山西南部作战命

令。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 月10 日命令第1 军：随着作战准备的完成，在平汉线方

面的黄河左岸及山西省南部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其作战部署是：首先以土肥原贤二

之第14 师团、下元熊弥之第108 师团分别攻占河南新乡、山西长治两地，然后下

元由北而南指向临汾，土肥原由东而西指向曲活，从侧后袭击临汾。以川岸文三郎

之第29 师团沿同蒲路正面推进。山冈重原之第109 师团由清徐地区沿汾离公路西

进离石，掩护第1 军的右侧日军上述战略行动的作战时间预计为2 月11 日至3 月

10 日。

就在同一时期内，蒋介石也在考虑反攻太原的计划。当时中国方面的军事部署

是：八路军的三个师正好处于日军山冈、川岸、下元三个师团的前进方向上。另外，

国民党三个军布防在长治周围；阎锡山的部队位于吕梁山区；中央军卫立煌部位于

临汾、运城地区。

这样的部署，正可一战。夺回太原，重筑以太原为中心的华北防御体系的作战

计划在蒋介石心中日趋成熟。

2 月上旬，国民党第2 战区受领了反攻太原的任务。

作战部署是：以第18 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第3 、第14、第17、第47、

第89、第99 及骑兵第4 师，组成东路军，由第2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8 集团军

总司令朱德指挥。

在这一作战部署中，129 师进入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率领129 师386 旅又来到了位于正太铁路附近的

长生口。

长生口是386 旅首战告捷的地点。时隔4 个月，战士们又重返长生口，欢欣自

豪之情，再创日军之志无不溢于言表。可是，沿途村庄断垣残壁，瓦砾成堆，景象

大变。原来是连遭八路军沉重打击的日军，打不到八路军，就拿老百姓出气。他们

每到一村，就像一群疯狗一样，枪杀群众，烧毁房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饱受

日军残害的群众见到386 旅又回来了，欣喜万分，奔走相告，说是打胜仗的部队又

回来为他们报仇来了。战士们的心中都激起了满腔的仇恨，要让鬼子用鲜血和生命

来偿还欠下的血债。

这一仗给很多老战士留下的印象是，它简直就是一次军事演刘伯承常说的一句

话，在这次作战中使很多人理解得更深了。刘伯承在一次全师干部会议上说：“我

们是战术的创造者，我们要打击敌人的弱点，可是倘若敌人并没有弱点，即应怎么

办呢？——给敌人制造弱点。”初听这句活，都懂；细一琢磨，不会用。如何给敌

人制造弱点，恰恰是战争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长生口东边的井陉驻有大部敌军，西边旧关驻有200 多日

军，倚仗坚固工事，凭险据守。井陉好打，但人多；旧关人少，但工事坚固，都是

不好啃的骨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敌人制造弱点，是刘伯承的拿手好戏。刘伯承做了如下部

署：用769 团的兵力佯攻旧关，对敌人实施包围，诱使井陉的日军出援，然后386

旅伏而歼之。只要井陉的日军一出据点，在行进中拉开距离，对于善于游击的八路

军来讲，敌人的弱点就制造出来了。

关键是要将旧关的日军诱出来，这是整个部署成败的决定性一环。

心细如发的刘伯承命令769 团：在作战中什么都可以破坏，就是不能动旧关日

军与外部联系的电话线，这根线是旧关日军的生命线，也是握在我们手中的“鱼饵”。

一切都在按照刘伯承的预想向前发展。

恰好就在与第一次长生口伏击战相隔4 个月后的1938 年2 月22 日，长生口

第二次伏击战打响了。

首先，769 团一部袭入旧关，将日军碉堡包围。已经乱作一团的旧关日军能想

起来的只有马上给井陉的日军打电话，请求增援。驻井陉的日军果然中计，迅速派

出200 多人，分乘8 辆车，增援旧关。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386 旅已经在地形十分险要的长生口设下了埋伏。

早晨6 点，从井陉增援旧关的日军进入了长生口伏击区内，埋伏在道路两侧的

386 旅771 团和772 团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

经过5 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 余人，俘敌1

人，缴获步枪50 余支，炸毁汽车5 辆。剩下的3 辆汽车，载着少数残敌窜回井陉。

战斗结束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一时出发，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拂晓前开始部署。4 时许，旧

关发生激烈枪声，知769 团已到、开始袭击了。至6 时，尚未见敌援兵到来。正在

焦急之际，忽然前面传来枪声，这时候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敌人约200 余，一部乘

车，一部步行。我军突然开火，敌先头第一部汽车即被我击坏。结果共缴获迫击炮

2 门，重机枪2 挺，步枪数支，击毙敌人约百余，俘虏1 名，其西部警备队长荒井

丰吉少佐亦被我击毙。残敌仓皇溃退，直抵井陉城下。我未能将其全部消灭，实为

憾事。

陈赓还反思了此次战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此次战斗，优点为迅速、坚决、突然。战斗性质是遭遇战，我先头部队刚到阵

地，尚未部署，即与敌遭遇。我先敌占领要点，MG（注：机关枪）先敌开火，攻击

迅速，完全合乎遭遇战要求。但此次战斗缺点亦多，1.包围部队动作犹豫；2.火力

组织不好，无侧射人力的组织；3.暴露；4.参谋工作与后勤工作大差。战场救护运

输组织不好，增加受伤者的痛苦，个别部队给养保证不良；对侦察工作——审讯俘

虏，检阅文件不注意；通讯联络差。

刘伯承在战斗结束后，在更高层次上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

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些，是不怎么合

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

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虽然129 师为配合反攻太原在正大路破击的过程中打得非常出色，但由于日军

开始进攻临汾，这一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准备反击的国民党各军滞留于长治地区。

当日军占领长治后，第129 师则奉命返回晋东南。

为配合友军在晋南的作战，129 师又在积极地寻找战机。

地图上一道划错了的线

就在刘泊承看着地图，逐渐将目光停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时，

陈赓也正在为伏击战场的选择而煞费苦心。

陈赓正在沉思，旅参谋长周希汉进来将潞城的敌情，向陈赓作了汇报。

根据最新的侦察报告，潞城的日军兵力己增加到3000 多人。

陈赓听完后，点了点头，缓慢他说，“晤，馒头大了，我们兵力不足，要没有

个好地方，就更不好吃哇。”伏击地点的选择，紧紧地缠住陈赓，驱之下去。陈赓

又将脑袋埋人红一道。蓝一道的地图中去。

第二天上午，386 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当陈赓和386 旅政委王新亭向在座

的干部讲述完当前山西战场的形势和师首长的意图后，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议论起伏

击战场选择的问题。

当大家的目光在讨论中逐渐聚集在神头岭这一点时，陈赓并没有马上作结论。

作为伏击战场，这里非常有利。

从地图上看，通过神头岭的公路是伏在一条深沟里蜿蜒西行的。两旁山势陡峭，

既便于隐蔽部队，又便于出击。纵观整个邯长线，也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伏击阵地

了。

陈赓虽没有马上点头，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是很欣赏这一地点的，

但他还是问了一句：“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这一句，把十几个干部都给问住了。

大家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

“这不是纸上谈兵吗？”陈赓笑了起来。“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于

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

看地形好不好？”于是，在派出侦察小组之后，旅团的十几个干部立刻跨上马，随

同陈赓，向南驰去。

陈赓穿着在长生口战斗中缴获的大衣，骑着大洋马，走在最前面。他一向谈笑

风生，可是，那一天，却总是似在考虑着什么，完全不像平时那么爱说爱笑，就连

马上就要和他分开的参谋长周希汉，也没有捞着机会和陈赓多说几句。

不久前，386 旅新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准备南下林县、辉县，开辟豫北根据地。

周希汉被调到补充团任参谋长，为了锻炼部队，陈赓要补充团打了这一仗再走。同

时，因为旅部人手不够，他又要求周希汉等部队进入伏击地区后再去就职。周希汉

马上就要和陈赓分别了，他非常想和陈赓再说几句，但又不愿打断陈赓的思绪。

按照师里的要求，这次战斗386 旅要一次摆开3 个团，没有好的地形是不行的。

一路上，虽也有几处险要地形，但对于3 个团来讲，还是狭窄了一些。

到了公路附近后，他们下马观察，只见邯长大道跨过浊漳河，蜿蜒而来，一会

儿跌落深谷，一会儿又爬上山腰、穿过山坳。公路上，不时有三、五辆日军的汽车

驰过，扬起阵阵黄土。

翻过一座山后，神头岭顿时呈现在眼前，眼前的景象却使前来看地形的陈赓等

人大吃一惊：实际地形和地图上标识的截然相反！公路根本不在山沟里，而是在山

梁上！

完全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大家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不来看一看，不仅

师里的任务无法完成，恐怕还会和鬼子遭遇在这光秃秃的山梁上。真险呀！

公路铺在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

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什么隐蔽物，仅有一些过去国民党部队布下的

工事散存于路边。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侧有个十来户

人家的小村子——神头村，再往西，便是潞城了。

看到这，不少人的眉头皱了起来。这样的地形根本不适合打埋伏，因为在这样

的地形上既下好隐蔽，又难于展开，北面的深沟，又使预备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搞不好，和日军胶着起来，反使自己陷入被动。

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陈赓这时终于说话了。

“怎么样，这一趟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陈赓用鞭梢朝公路指

了指说。

十几个人一同议论起来，有的忍下住骂起国民党的地图来。772 团政委肖永智

说：“差点没上地图的当。”771 团政委吴福善说：“那些家伙，只吃饭不办好事。

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在别人议论纷纷之际，陈赓仍在继续观察，

似乎在数那一个一个的已经废弃了的工事，又好像在想着别的什么心事。过了好久，

他才胸有成竹的转过身，对大家挥挥手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凡的，人

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么？”回到旅部时，天已经黑了。吃过

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在哪打了。有人主张在这里打，有

人主张在那里打，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干秋，无法统一。

陈赓一直在听着讨论，没有插话，等到讨论告一段落时，他才站起身来，以非

常洪亮的声音说：“我看，这一仗还在神头岭打好。”“还在神头岭？”好多人大

惑不解。

“对，还在神头岭。”陈赓继续说。“看问题要从全局看，不要只看一面，对

不对？”陈赓和政委王新亭交换了一下眼神，王新亭对他点了点头。

周希汉后来回忆道：当时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神头岭怎么会是一个好的伏击地

点呢？

陈赓好像看出了大家的心思，离开座位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神头岭附近的地形

说：“不要一说伏击就只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

没有它，仗还是要打。”陈赓的分析使想不通的人逐渐地发生了动摇和转变。

他分析道：一般讲，神头岭打仗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

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

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 多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

到工事里，隐蔽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山梁狭窄，

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

说到这里，陈赓将手杖往桌子上一架，提了个问题：“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

利呢？”771 团团长笑道：“我看是淮先下手对谁有利。”“对哇，只要我们做到

突然、勇猛，这不利的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了！”要打好神头岭伏击

战，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预备队一定要在战斗发起后及时地加入战斗。这是因为正

面战场有限，一下摆不开三个团，就要有一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隐蔽到沟的另一侧。

陈赓问772 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2 营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40 分钟内冲上

公路。

2 营是有名的“飞毛腿团”。

叶成焕十分自信他说：“半个小时内保证冲到！我觉得预备队运动问题不大。”

又有人问：“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直没说话的政委王新亭这时发言了，他

是支持陈赓的。他说：“那得看怎么说呀，看来最危险的地方，实际却最安全，这

样的事还少么？”陈赓和王新亭一唱一和，接着说：“打仗，本来就是有几分冒险

的事嘛！

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说到这，他举了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

“诸葛亮的主城计下也是冒险吗？如果一点险也不敢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

还有什么戏好看？”几句话，好像一副清凉剂，使处于焦灼之中的十几个人通体舒

畅。

周希汉回忆说：听了这些分析，我们好像从狭窄的山沟里一下走到了平原上，

视野突然开阔，心里豁然亮堂了。

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仗，就在神头岭打。

具体部署如下：771 团在左；772 团在右，埋伏于路北；补充团设伏于神头岭

对面，并确定由771 团抽出一支小部队向路河村方向游击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

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772 团3 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

一切都布置妥当，陈赓似还有些不放心，自言自语地说：“潞城有3000多敌人，

我们的兵力是有点不足。”他突然扭头说：“叶成焕，你们再抽一个连出来，做到

潞城背后打游击去！”叶成焕听到一个“撒”字，就明白了陈赓的意图。这是要

“示形于敌”，拖住日军的一条牛腿。

神头村争夺战

战场上最激烈、最令指挥员关注的地点在西头。

西头的300 多日军乘隙龟缩入神头村，企图依据房屋、窑洞固守待援，伺机接

引东头的日军一起向潞城逃窜。日军若在村里站稳脚，就等于让这股残余的日军占

领了“桥头堡”，形势就会变得对担任进攻的772 团极其不利。

此时，战斗能否达到预想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对神头村这一不满十户人家的小

村子的争夺战。

就在周希汉考虑怎么办时，陈虚已从设在申家山的指挥所来到了772 团指挥所。

陈赓对772 团非常熟悉，可以说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陈质马上问772 团团长叶

成焕：“村边是哪个排？”“7 连1 排。”叶成焕答道。

“是蒲达义那个排吗？”“是。”问到这里，陈赓点了点头，对叶成焕说：

“命令1 排，不惜一切代价，把村子给我拿回来！”蒲达义的一排一贯勇猛顽强，

能打硬仗，曾多次受到陈赓的表扬。

1 排的20 多个人在蒲达义的率领下，以机枪人力和一个班在正面掩护，以两

个步兵班从侧面攻击敌人。两个方向的战士以迅猛顽强的动作，连续攻占了两幢房

屋，仅以伤亡5 人的代价，取得了打死打伤几十个鬼子，把日军逐出村外的战绩。

但神头村关系着这股日军的生死存亡，鬼子一出村，马上又掉转头进行反扑。由于

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

就在1 排要顶不住时，叶成焕率领8 连及时赶到。双方的所有武器都用上了，

子弹、手榴弹、炮弹不断地在仅有的十几间房子周围爆炸，双方在房子周围展开了

激烈的拉锯战。

难得在指挥所里待上几分钟的陈赓，这时又拄着拐杖到了神头村里，一边观察

村外的情况，一边挥着手杖向冲过身边的战士们喊：“快上，把敌人给我赶到山梁

上去！”这时一颗炮弹在附近轰然炸响，一间小草屋燃起熊熊烈火，陈赓的手杖也

被爆炸的气浪震落，飞出去很远。警卫员急得直喊：“旅长，这里危险！”陈赓抖

了抖身上的泥土，取下眼镜一边擦着一边说：“你老跟着我于什么？快上去告诉大

家，决不能再让敌人占一个窑洞、一间房子！”“不安份”的陈赓，把叶成焕急得

满头大汗，他要保证陈赓的安全，但他又拿陈赓毫无办法。他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尽

快结束战斗。所以，他也不管陈赓了，把盒子枪一举，大喊一声：“消灭敌人，冲

呵！”残余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很快就被全部消灭。

经过两个小时的反复肉搏，除少数敌人乘隙逃出伏击圈窜回潞城外，共毙伤俘

敌2500 多人，毙伤和缴获敌骡马600 余匹，缴获长短枪500 余支，弹药一万余发。

周希汉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神头岭战斗时写道：“枪声停息了。公路上，滚满了

敌人的尸体，厚厚的灰土，几乎都成了血的泥浆。看到那些野兽们最后遭到应得的

下场，真感到痛快、解恨。”半个月后，响堂铺战斗所缴获的敌人大批文件中，提

到神头岭战斗，无不余悸犹存，谈虎色变。

战斗结束后，周希汉送给陈赓一件让他爱不释手的礼物——一架崭新的照相机。

陈赓接过照相机，高兴他说：“嗬，照相机，这也是武器呀！用敌人送来的机

子，我们可以拍些照片，给报纸、杂志发表，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知道：这就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陈赓说干就干，他见相机里装有胶片，便对准狼

藉满地的膏药旗和横七竖八的敌兵尸体，连拍了好几张。其中有这样一幅：一个小

土堆上，一个战士正踩在一面膏药旗上，向东眺望。

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照片。当时在场的战地记者曾经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场面：

战士转过身来，腼腆地笑了笑，立即把红缨枪和刚刚缴获的三八枪朝跟前一收，

胸脯一挺，昂然远望，让旅长拍照。收进镜头的场面，正是整个战场的写照。在他

后面，起伏的群山，绵延无尽，结成千屏万障；在他前面，则是蜿蜒的邯长大道，

公路上，被打得起人的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残烟缕缕，余烬未灭。远处，771 团

那边，枪声还在疏疏落落地响着，残余的敌人看来还在作垂死挣扎。但是，现在神

头村一被我们夺回，这边的敌人被消灭，东头的敌人即便是每个人都长有三头六臂，

也别想逃脱灭亡的命运这次闪电式的围歼，打得日军丧魂落魄，异常震惊。日军惊

恐之余，称这次战斗是“典型的游击战”。日军的随军记者本多德治逃脱后在《东

奥日报》上撰文说：

“神头村附近的战斗也正是它的典型战例。”还是这个记者又写道：“连喘息

的时间都没有，……一两千在前方高地棱线上露出来的脸，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

敌汽的心和睁着眼的眼光，都可清楚的看到了。”日军在神头岭惨败的消息迅速地

传遍了整个部队，第108 师团下元部队一个军官于3 月23 日在《阵中日记》中写

道：“据潞安兵站友部的情报，日前辎重受袭的原因是没有警戒而休息，计战死者

z90 名，战伤者40 名，失踪60 名，纸币15 万圆全部被夺去，108 师团这样的

损害是从来没有的。此外警备1 小队也全灭了……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

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陈赓也在日记

中记述了这次战斗，但记述的却是胜利者的喜悦。3 月15日，战斗发起的前一天，

他写道：晚9 时开始接敌，大家都兴高采烈，情绪非常高涨，均抱着必胜的决心。

明月当空，照耀如同白昼，好像是为我们这次夜行特别预备的，夜行甚肃静，不闻

偶语声与咳嗽声，只有脚步声、马蹄声，踏着碎石声与上山的急喘声相应和。这是

一群民众英雄，不顾疲劳，准备壮烈牺牲，上前线奔袭日寇的英雄行动。

3 月16 日：

当时神头岭村附近，日寇死尸满沟满野满屋，胜利品遍地皆是，纸张书画随风

飞舞，似天女散花，庆祝我们的胜利一般。

3 月17 日：

由长治增援潞城之敌约干人，黎城出动亦300 余人，向神头岭东西对进。

经过一小时的炮击及飞机轰炸，才敢进入神头岭。随后以机枪、大炮、飞机向

我申家山射击轰炸，终日不停。以数十辆汽车搬运死尸，亦终日不停。入晚，我771

团又派出一小部向神头岭虚袭，并毁赵店桥。敌复枪炮声大作，恐受惊又不小也。

很久以后，提起这次战斗，他还非常高兴他说：“这次部队的确隐蔽得好，事

前连当地的老百姓都根本不知道。当时看着真是壮观，一声军号一吹，人忽然都出

来了，给鬼子个措手不及，四个钟头就把仗打完了。战场上敌人遗弃的尸体真是漫

山遍野，好些都是矛子当胸刺个对穿；还有些都是头上有个窟窿，全是用手榴弹砸

的。这次敌人的尸体用100 多辆汽车整整搬运两天。”

阎锡山的老乡

129 师成立后，徐向前并没有随大部队一起行动，而是跟着周恩来一起到了山

西。因为徐向前也是山西五台人，是地地道道的阎锡山的老乡，所以，军委希望徐

向前能够利用老乡关系，走走“后门”。

山西省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经济、交通

都比较落后。自从阎锡山成为了山西的土皇帝后，五台地区就开始流传着这样一个

说法：“县不如镇，镇不如村。”所谓“县不如镇”，是指五台县不如东冶镇，由

于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很多，比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所谓“镇不如村”，

是指东冶镇不如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材，阎锡山的旧宅高墙大院、豪门深宅，绝非一

般的县城衙门可比。

徐向前出生的村子与阎锡山的老家仅一河之隔，叫永安村。解放前，山西人只

知道有河边村，而不知有永安村。解放后，虽然河边村名声依旧，但它终究失去了

昔日的显赫，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而永安村却随着徐向前声名远播被整个山西

人所熟识，并且山西人力有了徐向前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将山西彻底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帝国。阎锡山时代的任

何一个山西人几乎都要受到阎锡山的影响，徐向前也不例外。

当徐向前考入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后，才知道这所师范是阎锡山创办的，具有准

军事教育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军文兼备的人才，以便准备力量同其他军阀抗

衡，巩固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该校校长自然也得是阎锡山的心腹。校长赵戴

文，秀才出身，和阎锡山一块闹过“革命”，任过阎锡山军第4 混成旅的旅长，在

山西颇有些名气。此人能文能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虽然学校带有很强的封建

色彩，但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初步的军事训练，还是为徐向前今后的军事生涯打下

了一定的基础。让阎锡山没想到的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已经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

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很多共产党人都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

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不得不举起抗日的旗帜，摆出一副“守上抗战”的架

式。即使这样，八路军在阎锡山的地盘上抗日，也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商和解决，

于是中央决定派中共的谈判专家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前往阎锡山处与之谈

判。据徐向前自己说，这次能够与周恩来一起去，完全是因为他是山西五台人，沾

了与阎锡山是老乡的光，并且在晋军中有很多熟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阎锡山从辛亥革命时算起已统治山酉有20 多年了，一向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

不许其他政治势力侵入。“七·七”事变前，他奉行亲日反共政策，1936 年初，

红军东渡黄河抗日，就曾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

阎锡山防了“共”却没有防住“蒋”。

蒋介石军队此时乘机以“剿共”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经营了20 多年的独立

王国。蒋介石窥视山西很久了，一直出师无名，这次总算找到了借口。

红军返回陕北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不撤走。这时阎锡山才明白什么叫“引

狼入室”。他曾经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就

成为抗战的最前线，山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有人用“在三十鸡蛋上跳舞”来形容阎锡山当时的处境是很形象的。对日本，

不能抗得过人，以免激怒日本人；不抗也不行，否则无法向山西民众交待；对蒋介

石，拒蒋则自己势单力孤，难以完成“守土抗战”的艰巨任务，迎蒋则无异于引狼

人室；对共产党，既要反共，又要将共产党作为暂时的同盟者。阎锡山确实是在三

个鸡蛋上跳舞，或者说是在“玩火”。

在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的同时，徐向前则利用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

中任职的同学、同乡的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这段时间虽然不是打仗，但徐向前却忙得不亦乐乎。同乡宴后是私人拜会，然

后又是小型座谈、校友会、群众集会等活动，徐向前是“逢请必到，逢到必讲，逢

讲必宣传抗日”。

因为是阎锡山的“邻居”，徐向前不得不到五台县去做统战工作，以致于错过

了抗战初期很多“游击”日本兵的机会，直到1938 年4 月的响堂铺战斗，他才有

机会一显身手，指挥129 师主力，打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