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視日本：從海洋帝國到產業帝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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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czs.sina.com.cn 2000年3月11日 宋宜昌
明治維新的新認識
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一些中國人把日本的明治維新同清朝中國的斷斷續續的改良相比較，似乎明治天皇的政策如何英明，使日本一躍而成了東亞強國，能与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我看起碼是不了解日本社會的結构和日本列島的地緣態勢。日本自始就給地方以相當大的自主權，領主、貴族、武士等約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精英保持著自己人格和思想上的獨立。日本武士階層一貫有擴張外侵的傳統，這從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冠名“征夷大將軍”──即遠征軍司令就可以看出。西洋殖民者強兵富國，掃平四海的攻侵精神，与日本領主武士的悍野傳統一拍即合。日本中層上層對效法西洋早已彎弓蓄勢，天皇下詔，立即成燎原之火，吹遍日本列島。
從地理上看，日本列島對海洋的依賴和喪失海權對國民的影響遠遠大于中國。日本的本土四島由西太平洋板塊与亞洲板塊擠推而成，陸地雖有縱深，皆為山岳地帶。山地高陡，平原狹窄，地區与地區之間的交通運輸量７０─８０％由近海舟船承擔。這些舟船，受政府法令限制，一般吨位較小。１８５４年美國佩里准將的“黑船”艦隊是蒸汽机帆艦，占有絕對的航速机動优勢。佩里的火炮是用鏜床加工的鋼炮和青銅炮，射程相當于日本火炮的４─１０倍，精确度高，并且使用了爆破彈，殺傷力遠超過日本的實心彈。美艦火炮置于兩舷，每艘有４０─１００門之多，由于裝填改進，發射速率几乎等于日船的１０倍，這樣，整個艦隊的活力和机動性，占有壓倒性的优勢。日本這個海洋民族，對這种海上實力极端敏感，設想外國軍艦控制了日本沿海，几乎所有藩國的生存都將受到影響，因為人口密集的沿海集中了絕大部分日本的生產和生活設施，美國艦隊能造成惊人的破坏，海運被切斷，漁民無法出海捕魚，其影響如同中國南糧漕運的大運河和近海運糧被阻斷的效果一樣。鴉片戰爭中清政府就是由于英國艦隊封鎖鎮江-揚州一段長江運河被切斷才屈辱簽約的。
答應美國條件，日本利大于損。虛設的幕府還政于虛設的天皇，僅僅走了個形式。改革維新的詔書只是一個信號，可以讓地方和精英商人放手大干，日本的干柴被迅速點燃，改革的阻力很小。其實在１８世紀末、１９世紀初，日本民間改革呼聲甚高，本多利明等思想家早就提出多种方案。天皇的順水推舟之舉算不上大智大勇，有中等智慧的政治家皆可為之。然而，其結果卻惊天動地，超出了日本人和亞洲人最大膽的預料。明治改革所釋放的日本地方和民間力量，在短時間內就徹底改變了日本面貌，頗有几分象中國這二十余年改革開放的大形勢。
從美國等西方列強的殖民角度上看，日本很象一枚非常酸澀的苦果，資源貧乏、人口眾多、地域狹小，民風既強悍又刁鑽，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無利可圖的硬骨頭。西方人是按利益和利潤原則行事的。日本沒有淪為象中國、印度式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亦不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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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忽必烈的情報軍官也告訴他：日本悍地不宜攻之。元朝遠征軍攜帶了大批農具种子机具，准備屯墾。
日本的改革，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１８７８年成立參謀本部，直屬天皇。不久，連政府的陸軍省也隸屬參謀本部，連政府都無權過問軍令事項。這就使被德川弱化的武士型中央集權，加上西方包裝，重新強加于日本。１８８０年，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明匯集所有關于中國的軍事情報上呈天皇，指出當務之急是日中戰爭。他辯護道：“財政團不能成為擴軍的理由，因為強兵是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是強兵之本。”
曾被廣泛贊揚的日本普及教育，其動机也遠非人們所稱的那樣美好。它原本是天皇享有權利后，利用教育普及宗教，又利用宗教支撐舊制度的利己動机，很近似于主教-教會-教會學校的一种宗教情怀。１８７２年，日本成立教部省，統管一切宗教事務，要求一切神官、僧侶和儒教學者向人民進行精神宣傳，無條件服從天皇命令，結果阻力很大，教部省撤銷，無意插柳的全民教育卻結出了丰碩的果實。
甲午再探
明治改革中重要的一條，是把類似元朝那种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改良成華族（即貴族）、武士、平民三個階級，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全民族的士气和革新精神，帶濃厚軍事色彩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從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９０年，公司資金從１３４０万元躍增至１.８９億元，達１４倍；民間企業掀起類似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紡織業熱，紗錠數從５万增至２７.７万；由紡織業積累的資金投到鐵路上，鐵路長度僅４年間（１８８６─１８９0年）就增加了１0倍。這种民間辦厂修路，政府把錢用在建船造炮的局面，在當時的中國何曾有過？
早在１８８０年前后，日本軍方就將進攻的矛頭選定在中國，它的一切計謀准備均針對此目標，唯一的顧忌就是東進的沙皇俄國。日本民族目標專注，全力以赴。它利用英國擴張中与俄國的矛盾，尋求与英國結盟，讓它在遠東大打出手。１８９３年，日英改訂條約在倫敦簽字，當時英國外交大臣稱：“這個條約的性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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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個善于學習的民族，尤其在軍事和海戰這類它的擅長項目上。日本海軍選擇海洋霸主英國皇家海軍當老師，一招一式都結合了日本的特點和它的對手中國的特點。日海軍認為清朝海軍的“定遠”、“鎮遠”是大艦巨炮主義的產物，必須先擊沉它們才能取得海戰胜利。日軍沒有采用加大軍艦吨位和火炮口徑的傳統方法，而是改用快速巡洋艦提高火炮射速的方案。同時，日海軍為提高射擊精确度下了很大功夫。日海軍的宗旨就是用火炮和魚雷盡可能准确地擊中敵人，盡可能首先命中。日海軍的操練強度高于清軍數倍，從指揮官、軍校教官、隨艦工程師到士兵，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擊中敵船。而由淮軍改成的北洋水師，從官到兵不得不應付大量的人際關際，忍受整個封建制度和滿族日益墮落而造成的深重腐敗。一句話：日海軍各級官兵的素質和整体素質遠遠高于清北洋水師。
承認日軍素質高于中國官兵，的确很痛苦，很沒面子。但事實如此。日海軍采用英軍著名的“海軍條例”中的線形隊形，非常象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海戰中所完成的成功穿插，這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自信。北洋水師采用了雁形陣列，卻象奧斯曼、土耳其在雷班托海戰中的表現，是一种陸上陣地戰的海軍翻版。日軍一發現自己的炮彈無力穿透“定遠”艦的德國式厚裝甲，立即靈活地改為分割攻擊清軍右翼的弱艦。清軍沒有應對方案，本應把強艦与弱艦混編成二隊，象中途島海戰中美軍航母特混艦隊所作的那樣，在机動中截殺日艦隊后部弱艦。這樣在丁汝昌之下需要有兩名优秀的分艦隊司令，當時似也沒有想到這种變化。丁汝昌一傷，几乎不知該如何應對。這在有五百余年海盜作戰傳統的日艦隊中根本沒有困難。此外，清海軍有多种戰術可選，比如誘敵深入，圍而殲之；讓受傷的“致遠”等艦撤出戰場，由“鎮遠”殿后阻擊，海戰中的撤退是正常的戰術机動，沒有什么不光彩。
最令人困惑的是清海軍居然不采用密集的魚雷攻擊戰術。負傷的“致遠”艦上本有４枚魚雷發射管，其他大小艦艇上共有３２枚魚雷管，如果戰前能進行計算精确的集中魚雷射擊演習，選擇對日艦隊命中率高的方向齊射，絕不會一無斬獲，反而被日艦魚雷所乘。中國官兵作戰英勇，但火炮命中率并不高，能否集中打敵弱艦,“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日軍反用了這一原則）。“致遠”傷重應被掩護撤退，撞擊一法大可商量，現代海戰中几乎沒有用此法成功的戰例。如此等等。我們總是過多地比較日、清兩軍的艦艇吨位、火炮口徑，認為是 “旗鼓相當”。而較少地量化分析兩軍人員素質上的巨大差异。日本是海洋國家，有其海上的天然优勢，這种优勢胜過了軍艦吨位和火炮。實戰中，這种差距在指揮、射擊、通訊、机動、戰術、變招、損管等方面非常明顯。一支素質高的海軍打敗一支普通水平的海軍，在英、法几百年的海戰中是很經常的。
中國打敗了，人們气憤可以理解，然而沒有下工夫分析找出原因，并在一個長時期內下苦功大价錢改正，那就辜負了甲午英烈的一腔熱血。 日本海軍的素質在日俄戰爭中再次顯現，并在二戰中予以發揮，讓一個大陸民族去深刻理解海洋民族是困難的，反之亦如此。
日俄戰爭再評估
甲午戰爭后，日本獲得了清政府２億兩白銀賠款的大輸血，產業和資本急劇膨脹。１０年之間，工厂增加５.２倍，資本金增加3.3倍，使用動力机械的工厂增加5.9倍，紡織工業增長尤快，產品和資本已開始輸出。１９００年，八幡制鐵所開始投產，使用強制中國供給的大冶鐵礦石，初步形成把中國作為日本原料產地和輕紡市場的產業殖民戰略。１８９７年１０月，日本以中國戰爭賠款為基金，實行金本位制，雖然對外貿和商人不利，卻一步到位与西方列強的國際資本接軌，便利外國資本進入日本。到１９０３年，日本的陸海軍工厂動力已經增加了５倍，１９０９年，又變成２４倍。日本已經變成由輕紡工業積累資金突擊發展軍火重工的一個极端軍國主義的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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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擴張，与正在遠東擴張的沙皇俄國正面相撞。日本依然未能將北進調整為深遠南下，而堅決選擇了對俄開戰一途。
整個日俄戰爭，日本海軍大占优勢，并且把這個优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再度証明日本海軍的素質遠在俄國之上。無論炮擊、魚雷攻擊、艦隊指揮、損害管制、士气等海戰要素，日本都胜對方一籌。借用李鴻章當年的一句話：“彼系島國，以水為家，船炮精練已久，非中國水師所能驟及……”
值得推敲的到是日本的陸軍戰略。日本海軍的武士道精神，精兵殲敵戰略与制海權理論暗合，集中兵力、集中火炮魚雷（后來的海軍航空兵），是殘忍的刻苦訓練形成的高精度命中率，殲滅了敵人主力艦隊就控制了海洋。海洋再大，但敵方失去艦隊就全歸自己了。而陸戰則不然。陸地遼闊，山川密布，人口民族眾多，殲滅一支敵軍他可以重新組建（軍艦打光了一時難以再造）居民組成民兵游擊隊，山區是良好的游擊戰場。如果敵人軍隊撤向深遠后方，就必須分并占領廣大領土，保障漫長的補給線网，同時鎮壓占領區的公開和暗藏的敵人，這就要消耗大量的兵力、物資，而為了保障這額外兵力，又要分配大量人力和資源。隨著戰區的擴大，戰爭時間的延長，只要敵方不停止抵抗，戰爭就變成了日本人的無窮盡的絞肉机。日本的軍隊、工業經濟、金融財政遲早要被消耗殆盡。這就是持久戰給日本投下的長長陰影，而招引敵方持久戰的是日本軍閥和軍火重工集團無止境的貪婪胃口。
日本奪占朝鮮台灣之后，北上西進南下。意欲以中國東北為基地鯨吞俄國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占領中國、印度支那，直至印度，重溫７００年前成吉思汗祖孫三代霸業之夢。無論它怎樣徹底地進行動員，無論它的武士和民眾怎樣效勞效死，都是极難作到的。這中間隔著巨大的空間、漫長的時間、人口民族文化距离，還有運气等因素。日本想利用它現代化早走一步的時間差，加上海洋机動性和武士決戰精神，只能得逞于一時，斷無長遠之可能。
日軍攻克旅順口要塞之后，又發動沙河戰役和奉天（即沈陽）戰役，沉重打擊了遲鈍保守的俄軍，但把戰線推進到四平一線就深感气力不濟。１９０５年８月，俄軍在滿洲的兵力達７８.８万，還有濱海區１５万軍隊支持。日軍約為７５万，卻留出１５万人部署在南滿和朝鮮北部，因而在一線部隊并無力繼續攻擊。即使渡過松花江占領哈爾濱，在西起齊齊哈爾東至三江平原的遼闊戰場上，仍然無力大規模殲滅俄軍主力，最終解決戰斗。只要西伯利亞鐵路一天不斷，俄軍就能源源不斷地把兵力兵器從烏拉爾山以西地區調來，迫使日軍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泥潭。俄國沙皇与其說害怕日本人，不如說更害怕革命。當軍事中心移向遠東時，空虛的歐洲部分隨時可能出現變局，在歐洲持續了一個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風暴如果真延及彼得堡，那對一小撮皇族才真是毀滅性的。后來的１９１７年的事變也証明如此。沙皇簽約輸掉南滿，畢竟是中國之地，還有報仇机會。而日軍和日本朝野則從日俄戰爭得出一個沒有任何時空限制的結論：只要日本敢干，它就是天下的主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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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SAS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