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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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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日本电视台播出了时长约45分钟的南京大屠杀调查纪录片。

日本电视台于5月14日播出了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纪录片《南京事件2--检验历史修正主义》。

纪录片中,日本士兵描述了在1937年12月16、17日是如何杀害中国俘虏的事实,承认当时杀死数万中国人。并用CG计算机动画还原了令人心痛的枪杀现场。

铁证如山

日本士兵承认南京大屠杀

CG技术还原枪杀现场

5月14日,日本电视台(NTV)播出了时长约45分钟的南京大屠杀调查纪录片。

该片以制作组花费近四年时间从中日两国搜集到的一手历史资料为基础,驳斥了试图否认或篡改大屠杀史实的历史修正主义。

据描述,俘虏们双手被绑在身后,面对着扬子江而坐。随着响起的哨声……

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日本士兵回忆:"就任我们开枪扫射,重机关枪1分钟能发600发子弹,连续扫射了15到20分钟……弹药箱都(打)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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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不被射中,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往人堆上爬,人群堆起来有3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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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射结束后,拿着机枪和刺刀的士兵们走向俘虏群中,拿着刺刀往尸体上刺去。

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之后便是处理这无数具尸体--

" (尸体)扔进了扬子江里。原先只有十多人的时候,还能随着江水流动,等到几百人、几千人的时候就都流不动了,阻塞住了。"

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纪录片片段。视频来源:环球时报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视频中还原的历史画面让许多网友看得很难过。

近两年来,日本国内试图否定或者美化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历史罪行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刺耳。这部正视历史的纪录片,赢得了网友的尊重。

身为中国人,更应该铭记这段历史。

本片播出后,在日本观众中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网友表示,认清历史只是第一步,而把反思转化为阻止战争再次发生的力量则是每个人的使命。

如今,日本右翼对于这段历史仍然存在很多的错误认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日方能拍摄并播出这样的纪录片值得肯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捍卫历史真相、传播历史真相的纪录片或者其他作品出现。

" 我们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之前,我们应当首先建立认知共同体,首先需要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有着共同的认识。这部纪录片的播放,对于建立历史认知共同体有着积极的作用。"张建军说。

NHK曾两度播出揭露731部队罪行的纪录片

其实,这并不是日本的电视台第一次播放反省战争的节目内容。

当地时间2017年8月13日晚,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了一期带有反思意味的专题片,叫《731部队的真相》。

这部专题片首次公开了包括关东军军医部长在内的一大批731部队成员当年有关从事细菌武器研究和进行活人人体实验的认罪录音,完整地还原了当年731部队如何制造毒气弹,如何进行人体实验的滔天罪行。

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NHK纪录片中公布的731部队合影。

首次公开的731部队的认罪录音。来源:央视新闻

纪录片素材很多来自苏联对日本关东军战犯的庭审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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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承认进行人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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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队员承认将糜烂性毒气用于人体实验。

通过对长达20小时的庭审语音记录的挖掘,以及从指导者到下层士兵提供的证言分析,该纪录片揭露了日本军队的领导层,是如何以国防和国家利益为借口,展开细菌武器的开发工作,而中国和苏联民众又是如何被当成"实验材料"的残酷事实。

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纪录片中的许多庭审录音,均为第一次在日本媒体上公开。

今年1月21日晚间,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播出了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

新的纪录片采访到了"731部队"军人的家属,让他们首次听到了战犯承认罪行的录音。

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战犯柄泽十三夫的长女在视频中说:"虽然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但真的太难以想象了,太令人震惊了。"

这部再揭日军罪行的纪录片播出后,日本网友反应强烈:

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正在看这部纪录片。日本人应该了解这段历史,历史课上关于近现代史的部分应该再多些内容,中学的教科书里,最起码要提到"731部队"的名字啊。

现在NHK正在播"731部队"的纪录片,节目内容实在是太残酷。可这却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啊。

这个节目揭穿了那些不愿意面对历史事实的日本政客。德国政府能做到正视历史、吸取教训,并且重新获得了世界的信赖,日本也应该好好学学。

它们多少说明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承认历史仍然是主流的共识。

铭记历史

警钟长鸣

有人问,

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这段历史,

与你我的过去和未来相连,

经历的伤痛和不屈的抗争,

会时刻提醒我们,

这强大,来之不易;

这和平,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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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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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18/5/17 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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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眼睛雪亮的群众
      哎,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哎,痛心啊!
      那么多人是多少,在日寇那里不多啊。

      鬼子在南京应该屠杀了不少于30万人,几乎都是手里没有枪的百姓和溃兵。1万人国军阵地,小日本500人就敢冲锋,竟然可以得逞,然后缴获汉阳造等2000支。手里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在鬼子面前尚且那么不堪一击。你让吓的两股颤颤的南京百姓去反抗?我没有否定他们的反抗精神,事实上“反正是死,豁出去的人”每天都有。

      如果委员长提前5年准备和倭寇决战,不会像淞沪会战那样,用整个国运去作秀。

      一国之主,丢下首都,先于百姓逃跑,委员长举世无双,文明世界,对百姓赶尽杀绝,小鬼子空前绝后了。所以,最后,一个吃双黄蛋也是报应,到现在都没有站直,另一个被日杂到处斩首,既不能入土为安,也不能魂归故里。

      苍天放过谁!

      2018/5/17 20: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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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给果党洗白,我都会教育我的下一代,果党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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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17 11: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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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有世代血仇,永世不忘。

      2018/5/17 2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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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这场屠杀,下一场屠杀将把我们埋葬!是的,我们已挺过五千年,可是,那这一个千年呢?居安思危啊,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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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17 13: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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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2018/5/18 17:28:18

      网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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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要是和老毛子一样,拉到北大荒去种地, 不给饭吃,有反抗就杀的话,今天他们就是在用漫画讨论当年过得有多惨啦,

      2018/6/5 19: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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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楼 午夜寒风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36楼 wm198223
      问题就在于顺序。

      校长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不在北伐时候,北伐之前,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汪精卫,还有我党和左派,都是校长的劲敌,校长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执行者。就算是军队也不完全是校长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原大战。而且黄埔系内部,还有何应钦这个二五仔。

      北伐只不过是创造了一种紧张环境,让各派将矛盾暂时搁置,而孙传芳和吴佩孚的败亡,北伐的暂时性胜利则让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

      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继续等待下去,就是自己黄埔系的二五仔何应钦出来要改朝换代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校长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何应钦还敢铤而走险,大革命的时候何应钦手里的牌可多多了。

      而校长所处的时候,则更危险。武汉国民政府也好、桂系、晋系、西北系、我党也好,都是手握武装的,何应钦也有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自己的武装,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自己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一开始,校长就像你所说的,雇佣三大亨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部分骨干,因为这个时候合法的审判根本无法想象,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政府还在武汉那边,舆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控制。校长希望干掉几个领头人物,能够让过火的运动得到收敛,至少不要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了,不要扰乱北伐军的军心。

      但是之后工农运动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变成无法控制的暴动,大量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把工农运动当做剽掠财物的机会,尤其是进入大城市之后的运动变得更加过火,我党在这个时候的犹豫让校长对我党彻底失望,甚至认为我党是在背后操控过火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动乱局面是最需要的,校长的选择不能说多好,至少不差,至少让全国在1928年形式上归于一统。给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给了全国准备抗日的一个时期。试想如果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能用日语交流了。

      37楼 午夜寒风
      你前边的历史事实描述基本准确,公公在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得到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独裁者的地位。

      问题在于,一方面,公公的地位一直是在上升的,连本来由孙文指定的继承者汪精卫都已经忍让了,那么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公公通过和平(或者说联盟内的不流血的权力斗争,至少不是大屠杀的手段)获得最高权力,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本来就应该是各方势力互相牵制,协商办事的,凭什么公公必须获得绝对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呢?由此,从你给出的答案来看,公公破坏“共和”,背叛革命,企图独裁,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而“独裁”恰好是当时的国共联盟所反对的。而我们也可以推断得出,恰恰是公公的“独裁”野心的蠢蠢欲动,导致了他将屠刀挥向了反对“独裁”最大的力量——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而并非是由于过火的群众运动,那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而且他还可以以此向右派立威,展现他的铁血。只不过他没有算计到的是,他的血腥屠杀和背叛,会造成他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所以公公很明智地暂时隐退以图东山再起。我说的是“审判”,可没说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单纯的暴力永远不可能消除暴力,单纯的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的升级,恰如你之后所看到的,工农运动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暴动,这是暴力逻辑的具体体现。本来公公作为手握重兵的当权者,完全可以用权力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遏制双方暴力的冲突。但可惜的是,公公因为自身对权力的贪婪,没有选择耐心的政治运作手段,而选择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偏袒一方的暴力手段。所以,不要去为公公辩护了,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了革命阵营本就很脆弱的联盟关系的彻底破裂,作为暴力镇压的始作俑者,公公自然是必须承担其后果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38楼 wm198223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有过共和,除了蒋经国改革之后。

      孙文还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孙文个人,当然没有要求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果校长在那种万分危急的时候还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只能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

      这种例子历史上就有——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作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无可置疑的哈里发,阿里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学识都是为全世界穆斯林甚至是很多被其统治过的非穆斯林所认可的。

      阿里获得哈里发的位置的时候,对于他能够获得这个位置已经应该倒向哪一方,穆斯林分为两派。阿里没有选择完全支持一派,而是希望两派和衷共济,为此他亲自编纂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集合成一本书——就是《古兰经》。但是结果却是——两派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

      阿里最后也被人暗杀,直到他死之前,他都不希望因为他被暗杀,他的手下去攻击暗杀者所在的部族,他还表示自己如果能够痊愈就会赦免暗杀者。

      阿里成为了穆斯林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圣人和贤者,但是他死之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和内讧则让整个穆斯林世界分裂,这种对立和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校长所在的时候,完全不是我们现在和平时代能够想象的危机四伏。

      我们现在承平已久,又深处微末,这种刀尖上舞蹈的感觉我们是无法体会的。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39楼 午夜寒风
      中华民国从一开始确实实行的是共和制——总统共和制,名义上也是实行的三权分立。
      总统

      第二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第三十二条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队。

      第三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第三十六条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七条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条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第三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四十条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条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四十二条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

      临时大总统并没有实权

      2018/6/5 15: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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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楼 午夜寒风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36楼 wm198223
      问题就在于顺序。

      校长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不在北伐时候,北伐之前,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汪精卫,还有我党和左派,都是校长的劲敌,校长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执行者。就算是军队也不完全是校长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原大战。而且黄埔系内部,还有何应钦这个二五仔。

      北伐只不过是创造了一种紧张环境,让各派将矛盾暂时搁置,而孙传芳和吴佩孚的败亡,北伐的暂时性胜利则让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

      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继续等待下去,就是自己黄埔系的二五仔何应钦出来要改朝换代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校长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何应钦还敢铤而走险,大革命的时候何应钦手里的牌可多多了。

      而校长所处的时候,则更危险。武汉国民政府也好、桂系、晋系、西北系、我党也好,都是手握武装的,何应钦也有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自己的武装,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自己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一开始,校长就像你所说的,雇佣三大亨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部分骨干,因为这个时候合法的审判根本无法想象,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政府还在武汉那边,舆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控制。校长希望干掉几个领头人物,能够让过火的运动得到收敛,至少不要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了,不要扰乱北伐军的军心。

      但是之后工农运动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变成无法控制的暴动,大量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把工农运动当做剽掠财物的机会,尤其是进入大城市之后的运动变得更加过火,我党在这个时候的犹豫让校长对我党彻底失望,甚至认为我党是在背后操控过火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动乱局面是最需要的,校长的选择不能说多好,至少不差,至少让全国在1928年形式上归于一统。给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给了全国准备抗日的一个时期。试想如果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能用日语交流了。

      37楼 午夜寒风
      你前边的历史事实描述基本准确,公公在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得到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独裁者的地位。

      问题在于,一方面,公公的地位一直是在上升的,连本来由孙文指定的继承者汪精卫都已经忍让了,那么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公公通过和平(或者说联盟内的不流血的权力斗争,至少不是大屠杀的手段)获得最高权力,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本来就应该是各方势力互相牵制,协商办事的,凭什么公公必须获得绝对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呢?由此,从你给出的答案来看,公公破坏“共和”,背叛革命,企图独裁,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而“独裁”恰好是当时的国共联盟所反对的。而我们也可以推断得出,恰恰是公公的“独裁”野心的蠢蠢欲动,导致了他将屠刀挥向了反对“独裁”最大的力量——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而并非是由于过火的群众运动,那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而且他还可以以此向右派立威,展现他的铁血。只不过他没有算计到的是,他的血腥屠杀和背叛,会造成他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所以公公很明智地暂时隐退以图东山再起。我说的是“审判”,可没说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单纯的暴力永远不可能消除暴力,单纯的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的升级,恰如你之后所看到的,工农运动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暴动,这是暴力逻辑的具体体现。本来公公作为手握重兵的当权者,完全可以用权力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遏制双方暴力的冲突。但可惜的是,公公因为自身对权力的贪婪,没有选择耐心的政治运作手段,而选择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偏袒一方的暴力手段。所以,不要去为公公辩护了,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了革命阵营本就很脆弱的联盟关系的彻底破裂,作为暴力镇压的始作俑者,公公自然是必须承担其后果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38楼 wm198223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有过共和,除了蒋经国改革之后。

      孙文还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孙文个人,当然没有要求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果校长在那种万分危急的时候还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只能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

      这种例子历史上就有——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作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无可置疑的哈里发,阿里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学识都是为全世界穆斯林甚至是很多被其统治过的非穆斯林所认可的。

      阿里获得哈里发的位置的时候,对于他能够获得这个位置已经应该倒向哪一方,穆斯林分为两派。阿里没有选择完全支持一派,而是希望两派和衷共济,为此他亲自编纂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集合成一本书——就是《古兰经》。但是结果却是——两派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

      阿里最后也被人暗杀,直到他死之前,他都不希望因为他被暗杀,他的手下去攻击暗杀者所在的部族,他还表示自己如果能够痊愈就会赦免暗杀者。

      阿里成为了穆斯林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圣人和贤者,但是他死之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和内讧则让整个穆斯林世界分裂,这种对立和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校长所在的时候,完全不是我们现在和平时代能够想象的危机四伏。

      我们现在承平已久,又深处微末,这种刀尖上舞蹈的感觉我们是无法体会的。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39楼 午夜寒风
      中华民国从一开始确实实行的是共和制——总统共和制,名义上也是实行的三权分立。
      总统

      第二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第三十二条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队。

      第三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第三十六条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七条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条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第三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四十条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条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四十二条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

      临时大总统并没有实权

      2018/6/5 15: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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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楼 wm198223
      问题是我党当时对于过火的工农运动,没有明确的表态,寄希望于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和过火运动决裂,基层组织反而利用过火运动来攫取经济利益。

      比如截留北伐军军费,这就不简简单单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本身利欲熏心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党又没有断然的措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4.12对于我党因为我党很多党员也是左派人士,而更多的人被屠杀甚至是因为之前过火运动形成的一种极端的惯性,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候,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或者西班牙内战时候左派和温和右派的自相残杀一样,严酷的形势让所有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左派杀左派因为左派不够左,右派杀右派因为右派不够右,左派联合右派杀左派为了自己能够站住脚跟,右派勾结左派杀右派为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这种情况下,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屠杀就会以不可预知的速度爆发。在这里,三大亨其实很不干净,他们为了利益,纵容手下将事情彻底闹大,借机开始剽掠财物,并且最后用动乱的情况让外国列强更为倚重他们。

      校长怎么镇压其实很说明问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坐到右边,那么你能想象当时我党的那些头面人物一直在国民政府周边转转的人还能全身而退么,或者你能想象和我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没有被解除武装么。校长的转变其实开始于下野,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出了那么多,让国民政府从广东一隅之地到半个中国,结果自己却被赶走,有点像当年乔帮主一样。

      曾经想过改变中国命运的校长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改变自己。所以他寻求宋家的势力支持,进而依附于美国,以对抗左派和我党依附的苏联势力。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苏联势力,不是他不喜欢苏联,他的长子就在苏联,他的长媳还是苏联人,是因为宋家的势力在美国,而美国对于苏联态度冷漠,选择了美国就无法依附于苏联,而且美国对于领土的危险更小一些。沧海横流,斗转星移,政治人物要做什么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有时候让人无法选择或者只能选择行动的程度。

      事实证明,校长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对后来中国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冈村宁次在1939年对中国战局的评价如下:「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

      35楼 午夜寒风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36楼 wm198223
      问题就在于顺序。

      校长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不在北伐时候,北伐之前,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汪精卫,还有我党和左派,都是校长的劲敌,校长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执行者。就算是军队也不完全是校长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原大战。而且黄埔系内部,还有何应钦这个二五仔。

      北伐只不过是创造了一种紧张环境,让各派将矛盾暂时搁置,而孙传芳和吴佩孚的败亡,北伐的暂时性胜利则让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

      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继续等待下去,就是自己黄埔系的二五仔何应钦出来要改朝换代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校长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何应钦还敢铤而走险,大革命的时候何应钦手里的牌可多多了。

      而校长所处的时候,则更危险。武汉国民政府也好、桂系、晋系、西北系、我党也好,都是手握武装的,何应钦也有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自己的武装,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自己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一开始,校长就像你所说的,雇佣三大亨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部分骨干,因为这个时候合法的审判根本无法想象,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政府还在武汉那边,舆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控制。校长希望干掉几个领头人物,能够让过火的运动得到收敛,至少不要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了,不要扰乱北伐军的军心。

      但是之后工农运动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变成无法控制的暴动,大量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把工农运动当做剽掠财物的机会,尤其是进入大城市之后的运动变得更加过火,我党在这个时候的犹豫让校长对我党彻底失望,甚至认为我党是在背后操控过火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动乱局面是最需要的,校长的选择不能说多好,至少不差,至少让全国在1928年形式上归于一统。给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给了全国准备抗日的一个时期。试想如果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能用日语交流了。

      37楼 午夜寒风
      你前边的历史事实描述基本准确,公公在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得到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独裁者的地位。

      问题在于,一方面,公公的地位一直是在上升的,连本来由孙文指定的继承者汪精卫都已经忍让了,那么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公公通过和平(或者说联盟内的不流血的权力斗争,至少不是大屠杀的手段)获得最高权力,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本来就应该是各方势力互相牵制,协商办事的,凭什么公公必须获得绝对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呢?由此,从你给出的答案来看,公公破坏“共和”,背叛革命,企图独裁,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而“独裁”恰好是当时的国共联盟所反对的。而我们也可以推断得出,恰恰是公公的“独裁”野心的蠢蠢欲动,导致了他将屠刀挥向了反对“独裁”最大的力量——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而并非是由于过火的群众运动,那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而且他还可以以此向右派立威,展现他的铁血。只不过他没有算计到的是,他的血腥屠杀和背叛,会造成他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所以公公很明智地暂时隐退以图东山再起。我说的是“审判”,可没说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单纯的暴力永远不可能消除暴力,单纯的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的升级,恰如你之后所看到的,工农运动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暴动,这是暴力逻辑的具体体现。本来公公作为手握重兵的当权者,完全可以用权力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遏制双方暴力的冲突。但可惜的是,公公因为自身对权力的贪婪,没有选择耐心的政治运作手段,而选择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偏袒一方的暴力手段。所以,不要去为公公辩护了,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了革命阵营本就很脆弱的联盟关系的彻底破裂,作为暴力镇压的始作俑者,公公自然是必须承担其后果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38楼 wm198223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有过共和,除了蒋经国改革之后。

      孙文还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孙文个人,当然没有要求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果校长在那种万分危急的时候还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只能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

      这种例子历史上就有——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作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无可置疑的哈里发,阿里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学识都是为全世界穆斯林甚至是很多被其统治过的非穆斯林所认可的。

      阿里获得哈里发的位置的时候,对于他能够获得这个位置已经应该倒向哪一方,穆斯林分为两派。阿里没有选择完全支持一派,而是希望两派和衷共济,为此他亲自编纂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集合成一本书——就是《古兰经》。但是结果却是——两派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

      阿里最后也被人暗杀,直到他死之前,他都不希望因为他被暗杀,他的手下去攻击暗杀者所在的部族,他还表示自己如果能够痊愈就会赦免暗杀者。

      阿里成为了穆斯林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圣人和贤者,但是他死之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和内讧则让整个穆斯林世界分裂,这种对立和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校长所在的时候,完全不是我们现在和平时代能够想象的危机四伏。

      我们现在承平已久,又深处微末,这种刀尖上舞蹈的感觉我们是无法体会的。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你所举的穆斯林的例子也是不恰当的,阿里作为穆斯林世界公认的阿里法,他确实做了不少弥合两派的工作,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才得到两派的共同承认。实际上,什叶派和逊尼派最开始的矛盾就是起源于权力的斗争——都想取得默罕默德正统的身份。

      至于在1927年那个年代,社会矛盾确实非常尖锐,我不想否认,也否认不了。但我无法认同蒋公公将屠刀挥向自家的兄弟和盟友的行为。这就好比如果阿里站在什叶派或者逊尼派的一边,向另外一边挥舞屠刀一样,他的历史地位就不可能是今天这样得到两大派的共同认同,而只会作为穆斯林世界中某一个派别的头领。而蒋公公本来有机会成为阿里这样的人,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主,但遗憾的是,他选择成为了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的代表,而且他的屠杀行为,非但没有弥合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反而是使得矛盾更加尖锐化,使得工农阶级和地主、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势同水火、不死不休的地步了。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换个人来,结果也许还是会差不多。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无法为蒋公公的行为做辩护。

      屠夫,就是屠夫,无论怎么洗,也无法洗脱他双手沾满的鲜血。

      2018/6/1 2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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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楼 wm198223
      问题是我党当时对于过火的工农运动,没有明确的表态,寄希望于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和过火运动决裂,基层组织反而利用过火运动来攫取经济利益。

      比如截留北伐军军费,这就不简简单单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本身利欲熏心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党又没有断然的措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4.12对于我党因为我党很多党员也是左派人士,而更多的人被屠杀甚至是因为之前过火运动形成的一种极端的惯性,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候,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或者西班牙内战时候左派和温和右派的自相残杀一样,严酷的形势让所有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左派杀左派因为左派不够左,右派杀右派因为右派不够右,左派联合右派杀左派为了自己能够站住脚跟,右派勾结左派杀右派为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这种情况下,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屠杀就会以不可预知的速度爆发。在这里,三大亨其实很不干净,他们为了利益,纵容手下将事情彻底闹大,借机开始剽掠财物,并且最后用动乱的情况让外国列强更为倚重他们。

      校长怎么镇压其实很说明问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坐到右边,那么你能想象当时我党的那些头面人物一直在国民政府周边转转的人还能全身而退么,或者你能想象和我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没有被解除武装么。校长的转变其实开始于下野,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出了那么多,让国民政府从广东一隅之地到半个中国,结果自己却被赶走,有点像当年乔帮主一样。

      曾经想过改变中国命运的校长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改变自己。所以他寻求宋家的势力支持,进而依附于美国,以对抗左派和我党依附的苏联势力。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苏联势力,不是他不喜欢苏联,他的长子就在苏联,他的长媳还是苏联人,是因为宋家的势力在美国,而美国对于苏联态度冷漠,选择了美国就无法依附于苏联,而且美国对于领土的危险更小一些。沧海横流,斗转星移,政治人物要做什么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有时候让人无法选择或者只能选择行动的程度。

      事实证明,校长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对后来中国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冈村宁次在1939年对中国战局的评价如下:「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

      35楼 午夜寒风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36楼 wm198223
      问题就在于顺序。

      校长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不在北伐时候,北伐之前,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汪精卫,还有我党和左派,都是校长的劲敌,校长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执行者。就算是军队也不完全是校长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原大战。而且黄埔系内部,还有何应钦这个二五仔。

      北伐只不过是创造了一种紧张环境,让各派将矛盾暂时搁置,而孙传芳和吴佩孚的败亡,北伐的暂时性胜利则让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

      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继续等待下去,就是自己黄埔系的二五仔何应钦出来要改朝换代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校长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何应钦还敢铤而走险,大革命的时候何应钦手里的牌可多多了。

      而校长所处的时候,则更危险。武汉国民政府也好、桂系、晋系、西北系、我党也好,都是手握武装的,何应钦也有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自己的武装,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自己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一开始,校长就像你所说的,雇佣三大亨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部分骨干,因为这个时候合法的审判根本无法想象,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政府还在武汉那边,舆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控制。校长希望干掉几个领头人物,能够让过火的运动得到收敛,至少不要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了,不要扰乱北伐军的军心。

      但是之后工农运动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变成无法控制的暴动,大量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把工农运动当做剽掠财物的机会,尤其是进入大城市之后的运动变得更加过火,我党在这个时候的犹豫让校长对我党彻底失望,甚至认为我党是在背后操控过火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动乱局面是最需要的,校长的选择不能说多好,至少不差,至少让全国在1928年形式上归于一统。给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给了全国准备抗日的一个时期。试想如果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能用日语交流了。

      37楼 午夜寒风
      你前边的历史事实描述基本准确,公公在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得到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独裁者的地位。

      问题在于,一方面,公公的地位一直是在上升的,连本来由孙文指定的继承者汪精卫都已经忍让了,那么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公公通过和平(或者说联盟内的不流血的权力斗争,至少不是大屠杀的手段)获得最高权力,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本来就应该是各方势力互相牵制,协商办事的,凭什么公公必须获得绝对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呢?由此,从你给出的答案来看,公公破坏“共和”,背叛革命,企图独裁,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而“独裁”恰好是当时的国共联盟所反对的。而我们也可以推断得出,恰恰是公公的“独裁”野心的蠢蠢欲动,导致了他将屠刀挥向了反对“独裁”最大的力量——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而并非是由于过火的群众运动,那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而且他还可以以此向右派立威,展现他的铁血。只不过他没有算计到的是,他的血腥屠杀和背叛,会造成他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所以公公很明智地暂时隐退以图东山再起。我说的是“审判”,可没说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单纯的暴力永远不可能消除暴力,单纯的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的升级,恰如你之后所看到的,工农运动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暴动,这是暴力逻辑的具体体现。本来公公作为手握重兵的当权者,完全可以用权力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遏制双方暴力的冲突。但可惜的是,公公因为自身对权力的贪婪,没有选择耐心的政治运作手段,而选择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偏袒一方的暴力手段。所以,不要去为公公辩护了,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了革命阵营本就很脆弱的联盟关系的彻底破裂,作为暴力镇压的始作俑者,公公自然是必须承担其后果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38楼 wm198223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有过共和,除了蒋经国改革之后。

      孙文还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孙文个人,当然没有要求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果校长在那种万分危急的时候还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只能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

      这种例子历史上就有——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作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无可置疑的哈里发,阿里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学识都是为全世界穆斯林甚至是很多被其统治过的非穆斯林所认可的。

      阿里获得哈里发的位置的时候,对于他能够获得这个位置已经应该倒向哪一方,穆斯林分为两派。阿里没有选择完全支持一派,而是希望两派和衷共济,为此他亲自编纂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集合成一本书——就是《古兰经》。但是结果却是——两派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

      阿里最后也被人暗杀,直到他死之前,他都不希望因为他被暗杀,他的手下去攻击暗杀者所在的部族,他还表示自己如果能够痊愈就会赦免暗杀者。

      阿里成为了穆斯林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圣人和贤者,但是他死之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和内讧则让整个穆斯林世界分裂,这种对立和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校长所在的时候,完全不是我们现在和平时代能够想象的危机四伏。

      我们现在承平已久,又深处微末,这种刀尖上舞蹈的感觉我们是无法体会的。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中华民国从一开始确实实行的是共和制——总统共和制,名义上也是实行的三权分立。

      2018/6/1 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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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楼 午夜寒风
      你的回复恰恰证明了蒋公公的阴毒:

      1.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那么微弱,对过火的工农运动影响甚微,又为何将屠刀砍向一个“力量微弱”的政党头上去呢?反过来,如果公公真的认为共产党不足为虑,那么就没必要对共产党赶尽杀绝。如果想要镇压过火的工农运动的话,只需要抓捕或者处决那些“过火”的个人就可以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对工农运动的影响力巨大,才让江浙财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才会通过“捐助”的方法,买通蒋公公,假公公之手,镇压工农运动的领导者。

      2.在公公决定挥出屠刀之前,也即被江浙财团收买之前,也许他真的想在左右两派之间进行平衡,但在这之后,他已经选择了站在右边,放弃了左边。至于他用什么力量进行镇压,那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对其立场没有影响。公公挥出屠刀,自然是为了“控制局面”,但这个“局面”只是财团们、右派们想要的“局面”而已,是他在做出立场的选择之后,想要的“局面”罢了。以杀永远止不了杀。

      3.共产党十年夺权,我也只是一种假设,能不能成,还得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到1931年的时候,也就是屠杀发生四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江西、湖北大部,福建、湖南、贵州、陕西、山西、东北的小部分地方,建立了基本稳定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后边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再过六年,谁敢说一定不能夺权呢?

      4.至于后边的一系列举例,那纯粹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搞笑罢了。而且,税警队是1932年成立的,教导总队是1931年成立的,跟1927年的屠杀何干?请注意,我之前批判的是公公在1927年做出的屠杀了国民党党内的左派兄弟和党外的共产党,不要用事后诸葛亮式的材料来证明他之前做的是对的。

      34楼 wm198223
      问题是我党当时对于过火的工农运动,没有明确的表态,寄希望于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和过火运动决裂,基层组织反而利用过火运动来攫取经济利益。

      比如截留北伐军军费,这就不简简单单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本身利欲熏心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党又没有断然的措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4.12对于我党因为我党很多党员也是左派人士,而更多的人被屠杀甚至是因为之前过火运动形成的一种极端的惯性,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候,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或者西班牙内战时候左派和温和右派的自相残杀一样,严酷的形势让所有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左派杀左派因为左派不够左,右派杀右派因为右派不够右,左派联合右派杀左派为了自己能够站住脚跟,右派勾结左派杀右派为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这种情况下,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屠杀就会以不可预知的速度爆发。在这里,三大亨其实很不干净,他们为了利益,纵容手下将事情彻底闹大,借机开始剽掠财物,并且最后用动乱的情况让外国列强更为倚重他们。

      校长怎么镇压其实很说明问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坐到右边,那么你能想象当时我党的那些头面人物一直在国民政府周边转转的人还能全身而退么,或者你能想象和我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没有被解除武装么。校长的转变其实开始于下野,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出了那么多,让国民政府从广东一隅之地到半个中国,结果自己却被赶走,有点像当年乔帮主一样。

      曾经想过改变中国命运的校长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改变自己。所以他寻求宋家的势力支持,进而依附于美国,以对抗左派和我党依附的苏联势力。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苏联势力,不是他不喜欢苏联,他的长子就在苏联,他的长媳还是苏联人,是因为宋家的势力在美国,而美国对于苏联态度冷漠,选择了美国就无法依附于苏联,而且美国对于领土的危险更小一些。沧海横流,斗转星移,政治人物要做什么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有时候让人无法选择或者只能选择行动的程度。

      事实证明,校长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对后来中国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冈村宁次在1939年对中国战局的评价如下:「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

      35楼 午夜寒风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36楼 wm198223
      问题就在于顺序。

      校长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不在北伐时候,北伐之前,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汪精卫,还有我党和左派,都是校长的劲敌,校长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执行者。就算是军队也不完全是校长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原大战。而且黄埔系内部,还有何应钦这个二五仔。

      北伐只不过是创造了一种紧张环境,让各派将矛盾暂时搁置,而孙传芳和吴佩孚的败亡,北伐的暂时性胜利则让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

      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继续等待下去,就是自己黄埔系的二五仔何应钦出来要改朝换代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校长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何应钦还敢铤而走险,大革命的时候何应钦手里的牌可多多了。

      而校长所处的时候,则更危险。武汉国民政府也好、桂系、晋系、西北系、我党也好,都是手握武装的,何应钦也有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自己的武装,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自己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一开始,校长就像你所说的,雇佣三大亨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部分骨干,因为这个时候合法的审判根本无法想象,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政府还在武汉那边,舆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控制。校长希望干掉几个领头人物,能够让过火的运动得到收敛,至少不要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了,不要扰乱北伐军的军心。

      但是之后工农运动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变成无法控制的暴动,大量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把工农运动当做剽掠财物的机会,尤其是进入大城市之后的运动变得更加过火,我党在这个时候的犹豫让校长对我党彻底失望,甚至认为我党是在背后操控过火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动乱局面是最需要的,校长的选择不能说多好,至少不差,至少让全国在1928年形式上归于一统。给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给了全国准备抗日的一个时期。试想如果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能用日语交流了。

      37楼 午夜寒风
      你前边的历史事实描述基本准确,公公在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得到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独裁者的地位。

      问题在于,一方面,公公的地位一直是在上升的,连本来由孙文指定的继承者汪精卫都已经忍让了,那么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公公通过和平(或者说联盟内的不流血的权力斗争,至少不是大屠杀的手段)获得最高权力,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本来就应该是各方势力互相牵制,协商办事的,凭什么公公必须获得绝对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呢?由此,从你给出的答案来看,公公破坏“共和”,背叛革命,企图独裁,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而“独裁”恰好是当时的国共联盟所反对的。而我们也可以推断得出,恰恰是公公的“独裁”野心的蠢蠢欲动,导致了他将屠刀挥向了反对“独裁”最大的力量——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而并非是由于过火的群众运动,那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而且他还可以以此向右派立威,展现他的铁血。只不过他没有算计到的是,他的血腥屠杀和背叛,会造成他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所以公公很明智地暂时隐退以图东山再起。我说的是“审判”,可没说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单纯的暴力永远不可能消除暴力,单纯的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的升级,恰如你之后所看到的,工农运动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暴动,这是暴力逻辑的具体体现。本来公公作为手握重兵的当权者,完全可以用权力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遏制双方暴力的冲突。但可惜的是,公公因为自身对权力的贪婪,没有选择耐心的政治运作手段,而选择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偏袒一方的暴力手段。所以,不要去为公公辩护了,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了革命阵营本就很脆弱的联盟关系的彻底破裂,作为暴力镇压的始作俑者,公公自然是必须承担其后果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有过共和,除了蒋经国改革之后。

      孙文还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孙文个人,当然没有要求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果校长在那种万分危急的时候还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只能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

      这种例子历史上就有——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作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无可置疑的哈里发,阿里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学识都是为全世界穆斯林甚至是很多被其统治过的非穆斯林所认可的。

      阿里获得哈里发的位置的时候,对于他能够获得这个位置已经应该倒向哪一方,穆斯林分为两派。阿里没有选择完全支持一派,而是希望两派和衷共济,为此他亲自编纂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集合成一本书——就是《古兰经》。但是结果却是——两派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

      阿里最后也被人暗杀,直到他死之前,他都不希望因为他被暗杀,他的手下去攻击暗杀者所在的部族,他还表示自己如果能够痊愈就会赦免暗杀者。

      阿里成为了穆斯林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圣人和贤者,但是他死之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和内讧则让整个穆斯林世界分裂,这种对立和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校长所在的时候,完全不是我们现在和平时代能够想象的危机四伏。

      我们现在承平已久,又深处微末,这种刀尖上舞蹈的感觉我们是无法体会的。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簡稱阿里

      2018/6/1 15: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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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楼 wm198223
      就当时我党的实力,对于大革命的帮助比不上我党无法控制的过火的工农运动对大革命的破坏。

      别忘了,北伐军很多都是两湖两江地区的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袭扰,很多北伐军士兵寄回家的津贴被截留,导致北伐军内部军心不稳。

      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校长还是想要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还站在左派一边,还有其他派系的威胁。4.12的时候,校长调动的并不是自己的嫡系也不是最恨工农的两湖两江地区部队,而是福建投诚过来的人,甚至还借助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洪帮势力。校长当时作为北伐军的领导人,手里没有军队么?需要这样假手他人。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局面。

      但是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工人武装的软弱和涣散,已经后来各省所谓礼送出境打包带走的方式,让校长看到了对手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至于说我党国共十年内战时期能夺权,根本不可能。

      校长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和稅警队,都还在等着和日军决战呢,也就是说校长当时根本就没有把我党武装当做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更多的是借助我党的扩散来让中央军的势力渗透到各个地方。不然围剿的时候就不会给红军长征留一个大口子,就不会想诱导红军进入广西或者广东,更不会在湘江之战,中央军作壁上观。更典型的是当年红军入川的时候,本来刘湘有点担心,但是土城一战,刘湘主力郭勋祺所部大败红军,而红四方面军也没有太大的动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校长严令中央军尽快入川。

      33楼 午夜寒风
      你的回复恰恰证明了蒋公公的阴毒:

      1.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那么微弱,对过火的工农运动影响甚微,又为何将屠刀砍向一个“力量微弱”的政党头上去呢?反过来,如果公公真的认为共产党不足为虑,那么就没必要对共产党赶尽杀绝。如果想要镇压过火的工农运动的话,只需要抓捕或者处决那些“过火”的个人就可以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对工农运动的影响力巨大,才让江浙财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才会通过“捐助”的方法,买通蒋公公,假公公之手,镇压工农运动的领导者。

      2.在公公决定挥出屠刀之前,也即被江浙财团收买之前,也许他真的想在左右两派之间进行平衡,但在这之后,他已经选择了站在右边,放弃了左边。至于他用什么力量进行镇压,那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对其立场没有影响。公公挥出屠刀,自然是为了“控制局面”,但这个“局面”只是财团们、右派们想要的“局面”而已,是他在做出立场的选择之后,想要的“局面”罢了。以杀永远止不了杀。

      3.共产党十年夺权,我也只是一种假设,能不能成,还得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到1931年的时候,也就是屠杀发生四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江西、湖北大部,福建、湖南、贵州、陕西、山西、东北的小部分地方,建立了基本稳定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后边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再过六年,谁敢说一定不能夺权呢?

      4.至于后边的一系列举例,那纯粹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搞笑罢了。而且,税警队是1932年成立的,教导总队是1931年成立的,跟1927年的屠杀何干?请注意,我之前批判的是公公在1927年做出的屠杀了国民党党内的左派兄弟和党外的共产党,不要用事后诸葛亮式的材料来证明他之前做的是对的。

      34楼 wm198223
      问题是我党当时对于过火的工农运动,没有明确的表态,寄希望于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和过火运动决裂,基层组织反而利用过火运动来攫取经济利益。

      比如截留北伐军军费,这就不简简单单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本身利欲熏心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党又没有断然的措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4.12对于我党因为我党很多党员也是左派人士,而更多的人被屠杀甚至是因为之前过火运动形成的一种极端的惯性,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候,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或者西班牙内战时候左派和温和右派的自相残杀一样,严酷的形势让所有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左派杀左派因为左派不够左,右派杀右派因为右派不够右,左派联合右派杀左派为了自己能够站住脚跟,右派勾结左派杀右派为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这种情况下,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屠杀就会以不可预知的速度爆发。在这里,三大亨其实很不干净,他们为了利益,纵容手下将事情彻底闹大,借机开始剽掠财物,并且最后用动乱的情况让外国列强更为倚重他们。

      校长怎么镇压其实很说明问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坐到右边,那么你能想象当时我党的那些头面人物一直在国民政府周边转转的人还能全身而退么,或者你能想象和我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没有被解除武装么。校长的转变其实开始于下野,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出了那么多,让国民政府从广东一隅之地到半个中国,结果自己却被赶走,有点像当年乔帮主一样。

      曾经想过改变中国命运的校长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改变自己。所以他寻求宋家的势力支持,进而依附于美国,以对抗左派和我党依附的苏联势力。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苏联势力,不是他不喜欢苏联,他的长子就在苏联,他的长媳还是苏联人,是因为宋家的势力在美国,而美国对于苏联态度冷漠,选择了美国就无法依附于苏联,而且美国对于领土的危险更小一些。沧海横流,斗转星移,政治人物要做什么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有时候让人无法选择或者只能选择行动的程度。

      事实证明,校长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对后来中国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冈村宁次在1939年对中国战局的评价如下:「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

      35楼 午夜寒风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36楼 wm198223
      问题就在于顺序。

      校长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不在北伐时候,北伐之前,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汪精卫,还有我党和左派,都是校长的劲敌,校长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执行者。就算是军队也不完全是校长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原大战。而且黄埔系内部,还有何应钦这个二五仔。

      北伐只不过是创造了一种紧张环境,让各派将矛盾暂时搁置,而孙传芳和吴佩孚的败亡,北伐的暂时性胜利则让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

      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继续等待下去,就是自己黄埔系的二五仔何应钦出来要改朝换代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校长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何应钦还敢铤而走险,大革命的时候何应钦手里的牌可多多了。

      而校长所处的时候,则更危险。武汉国民政府也好、桂系、晋系、西北系、我党也好,都是手握武装的,何应钦也有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自己的武装,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自己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一开始,校长就像你所说的,雇佣三大亨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部分骨干,因为这个时候合法的审判根本无法想象,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政府还在武汉那边,舆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控制。校长希望干掉几个领头人物,能够让过火的运动得到收敛,至少不要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了,不要扰乱北伐军的军心。

      但是之后工农运动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变成无法控制的暴动,大量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把工农运动当做剽掠财物的机会,尤其是进入大城市之后的运动变得更加过火,我党在这个时候的犹豫让校长对我党彻底失望,甚至认为我党是在背后操控过火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动乱局面是最需要的,校长的选择不能说多好,至少不差,至少让全国在1928年形式上归于一统。给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给了全国准备抗日的一个时期。试想如果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能用日语交流了。

      你前边的历史事实描述基本准确,公公在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得到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独裁者的地位。

      问题在于,一方面,公公的地位一直是在上升的,连本来由孙文指定的继承者汪精卫都已经忍让了,那么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公公通过和平(或者说联盟内的不流血的权力斗争,至少不是大屠杀的手段)获得最高权力,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本来就应该是各方势力互相牵制,协商办事的,凭什么公公必须获得绝对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呢?由此,从你给出的答案来看,公公破坏“共和”,背叛革命,企图独裁,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而“独裁”恰好是当时的国共联盟所反对的。而我们也可以推断得出,恰恰是公公的“独裁”野心的蠢蠢欲动,导致了他将屠刀挥向了反对“独裁”最大的力量——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而并非是由于过火的群众运动,那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而且他还可以以此向右派立威,展现他的铁血。只不过他没有算计到的是,他的血腥屠杀和背叛,会造成他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所以公公很明智地暂时隐退以图东山再起。我说的是“审判”,可没说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单纯的暴力永远不可能消除暴力,单纯的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的升级,恰如你之后所看到的,工农运动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暴动,这是暴力逻辑的具体体现。本来公公作为手握重兵的当权者,完全可以用权力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形式,遏制双方暴力的冲突。但可惜的是,公公因为自身对权力的贪婪,没有选择耐心的政治运作手段,而选择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偏袒一方的暴力手段。所以,不要去为公公辩护了,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了革命阵营本就很脆弱的联盟关系的彻底破裂,作为暴力镇压的始作俑者,公公自然是必须承担其后果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2018/6/1 11: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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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午夜寒风
      蒋公公在面对割据的军阀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是军事、政治力量,而他要获得这些力量,必须从他自己所在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手中获取,而不是相反,砍掉自己在党内的兄弟和党外的盟友,却舍本逐末去寻找苏浙一带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没错,这些人也应该成为蒋公公的力量的来源,但应该是在稳固自身基本盘的前提下,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的前提下,再通过适当的让利,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哪有自毁长城而能得天下的道理?自从公公举起屠刀,挥向自己的兄弟和盟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公公在1949年的失败——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可能是1948还是1950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在1935年前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的话,例如“AB团”“反托肃反”杀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许根本不需要等到1949年才将公公赶到台湾,以当年共产党在几个主要苏区的发展势头来看,也许从1927年到1937年间,就会发生推翻蒋的统治,建立共和。

      总而言之,公公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自残根本,将自己力量的根基自己给铲除了,使得自身成为了无根的浮萍,最终的灭亡,在那一刻已经注定。

      32楼 wm198223
      就当时我党的实力,对于大革命的帮助比不上我党无法控制的过火的工农运动对大革命的破坏。

      别忘了,北伐军很多都是两湖两江地区的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袭扰,很多北伐军士兵寄回家的津贴被截留,导致北伐军内部军心不稳。

      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校长还是想要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还站在左派一边,还有其他派系的威胁。4.12的时候,校长调动的并不是自己的嫡系也不是最恨工农的两湖两江地区部队,而是福建投诚过来的人,甚至还借助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洪帮势力。校长当时作为北伐军的领导人,手里没有军队么?需要这样假手他人。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局面。

      但是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工人武装的软弱和涣散,已经后来各省所谓礼送出境打包带走的方式,让校长看到了对手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至于说我党国共十年内战时期能夺权,根本不可能。

      校长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和稅警队,都还在等着和日军决战呢,也就是说校长当时根本就没有把我党武装当做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更多的是借助我党的扩散来让中央军的势力渗透到各个地方。不然围剿的时候就不会给红军长征留一个大口子,就不会想诱导红军进入广西或者广东,更不会在湘江之战,中央军作壁上观。更典型的是当年红军入川的时候,本来刘湘有点担心,但是土城一战,刘湘主力郭勋祺所部大败红军,而红四方面军也没有太大的动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校长严令中央军尽快入川。

      33楼 午夜寒风
      你的回复恰恰证明了蒋公公的阴毒:

      1.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那么微弱,对过火的工农运动影响甚微,又为何将屠刀砍向一个“力量微弱”的政党头上去呢?反过来,如果公公真的认为共产党不足为虑,那么就没必要对共产党赶尽杀绝。如果想要镇压过火的工农运动的话,只需要抓捕或者处决那些“过火”的个人就可以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对工农运动的影响力巨大,才让江浙财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才会通过“捐助”的方法,买通蒋公公,假公公之手,镇压工农运动的领导者。

      2.在公公决定挥出屠刀之前,也即被江浙财团收买之前,也许他真的想在左右两派之间进行平衡,但在这之后,他已经选择了站在右边,放弃了左边。至于他用什么力量进行镇压,那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对其立场没有影响。公公挥出屠刀,自然是为了“控制局面”,但这个“局面”只是财团们、右派们想要的“局面”而已,是他在做出立场的选择之后,想要的“局面”罢了。以杀永远止不了杀。

      3.共产党十年夺权,我也只是一种假设,能不能成,还得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到1931年的时候,也就是屠杀发生四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江西、湖北大部,福建、湖南、贵州、陕西、山西、东北的小部分地方,建立了基本稳定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后边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再过六年,谁敢说一定不能夺权呢?

      4.至于后边的一系列举例,那纯粹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搞笑罢了。而且,税警队是1932年成立的,教导总队是1931年成立的,跟1927年的屠杀何干?请注意,我之前批判的是公公在1927年做出的屠杀了国民党党内的左派兄弟和党外的共产党,不要用事后诸葛亮式的材料来证明他之前做的是对的。

      34楼 wm198223
      问题是我党当时对于过火的工农运动,没有明确的表态,寄希望于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和过火运动决裂,基层组织反而利用过火运动来攫取经济利益。

      比如截留北伐军军费,这就不简简单单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本身利欲熏心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党又没有断然的措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4.12对于我党因为我党很多党员也是左派人士,而更多的人被屠杀甚至是因为之前过火运动形成的一种极端的惯性,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候,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或者西班牙内战时候左派和温和右派的自相残杀一样,严酷的形势让所有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左派杀左派因为左派不够左,右派杀右派因为右派不够右,左派联合右派杀左派为了自己能够站住脚跟,右派勾结左派杀右派为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这种情况下,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屠杀就会以不可预知的速度爆发。在这里,三大亨其实很不干净,他们为了利益,纵容手下将事情彻底闹大,借机开始剽掠财物,并且最后用动乱的情况让外国列强更为倚重他们。

      校长怎么镇压其实很说明问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坐到右边,那么你能想象当时我党的那些头面人物一直在国民政府周边转转的人还能全身而退么,或者你能想象和我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没有被解除武装么。校长的转变其实开始于下野,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出了那么多,让国民政府从广东一隅之地到半个中国,结果自己却被赶走,有点像当年乔帮主一样。

      曾经想过改变中国命运的校长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改变自己。所以他寻求宋家的势力支持,进而依附于美国,以对抗左派和我党依附的苏联势力。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苏联势力,不是他不喜欢苏联,他的长子就在苏联,他的长媳还是苏联人,是因为宋家的势力在美国,而美国对于苏联态度冷漠,选择了美国就无法依附于苏联,而且美国对于领土的危险更小一些。沧海横流,斗转星移,政治人物要做什么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有时候让人无法选择或者只能选择行动的程度。

      事实证明,校长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对后来中国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冈村宁次在1939年对中国战局的评价如下:「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

      35楼 午夜寒风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问题就在于顺序。

      校长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不在北伐时候,北伐之前,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汪精卫,还有我党和左派,都是校长的劲敌,校长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执行者。就算是军队也不完全是校长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原大战。而且黄埔系内部,还有何应钦这个二五仔。

      北伐只不过是创造了一种紧张环境,让各派将矛盾暂时搁置,而孙传芳和吴佩孚的败亡,北伐的暂时性胜利则让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

      这种情况下,校长如果继续等待下去,就是自己黄埔系的二五仔何应钦出来要改朝换代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校长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何应钦还敢铤而走险,大革命的时候何应钦手里的牌可多多了。

      而校长所处的时候,则更危险。武汉国民政府也好、桂系、晋系、西北系、我党也好,都是手握武装的,何应钦也有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自己的武装,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自己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一开始,校长就像你所说的,雇佣三大亨去暗杀工农运动的部分骨干,因为这个时候合法的审判根本无法想象,时间、空间都不允许,政府还在武汉那边,舆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控制。校长希望干掉几个领头人物,能够让过火的运动得到收敛,至少不要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了,不要扰乱北伐军的军心。

      但是之后工农运动没有收敛反而开始变成无法控制的暴动,大量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把工农运动当做剽掠财物的机会,尤其是进入大城市之后的运动变得更加过火,我党在这个时候的犹豫让校长对我党彻底失望,甚至认为我党是在背后操控过火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动乱局面是最需要的,校长的选择不能说多好,至少不差,至少让全国在1928年形式上归于一统。给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给了全国准备抗日的一个时期。试想如果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能用日语交流了。

      2018/5/31 1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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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楼 wm198223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时间。

      如果没有奉系军阀咄咄逼人,没有列强蠢蠢欲动,那么校长有时间。

      但是当时奉系军阀还是和日本保持了基本的和睦状态,表面上后顾无忧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将主力再次出关,强袭革命军。

      当年中原大战之后,汉卿打石友三还不算是主力尽出,坦克大炮飞机都在沈阳,军舰用不上。

      可是10天时间,石友三手下7万主力全军覆没。

      再有,军阀的产生早于校长上台,甚至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成型。当年东南互保的时候,其实中国军阀割据已经形成,老佛爷和皇帝差点被洋人点天灯,这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还在和洋人吃西餐、看歌剧、抽雪茄、喝洋酒,完全不管中央。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又有山东地利优势,却首鼠两端,居中调节,老佛爷死有死的玩法,活有活的玩法。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割据,两湖地区首义成功何尝不是另一种割据。至于清末各省宣布独立,更是割据。

      在这种情况下,自身内部就是派系林立的校长必须采取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但是在这其中,校长本人也有私心,他借着当时反过火的势头,打击自己的政敌,这其实是政治家常用的政治手段。但是从整体结果来说,当时快速完成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校长下野之后再次上台,形成对奉系军阀压倒性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完全是大杂烩,如果战场上没有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有可能像二次革命一样被奉系军阀一波带走,在整编的军队面前,我党的工农武装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可以参看秋收起义打长沙。如果让奉系军阀占据全国——那么就是日本的势力起来,这个时候张老疙瘩就算是再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让步,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没有桂冠的皇帝,这个可是袁世凯都拒绝不来的。

      31楼 午夜寒风
      蒋公公在面对割据的军阀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是军事、政治力量,而他要获得这些力量,必须从他自己所在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手中获取,而不是相反,砍掉自己在党内的兄弟和党外的盟友,却舍本逐末去寻找苏浙一带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没错,这些人也应该成为蒋公公的力量的来源,但应该是在稳固自身基本盘的前提下,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的前提下,再通过适当的让利,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哪有自毁长城而能得天下的道理?自从公公举起屠刀,挥向自己的兄弟和盟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公公在1949年的失败——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可能是1948还是1950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在1935年前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的话,例如“AB团”“反托肃反”杀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许根本不需要等到1949年才将公公赶到台湾,以当年共产党在几个主要苏区的发展势头来看,也许从1927年到1937年间,就会发生推翻蒋的统治,建立共和。

      总而言之,公公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自残根本,将自己力量的根基自己给铲除了,使得自身成为了无根的浮萍,最终的灭亡,在那一刻已经注定。

      32楼 wm198223
      就当时我党的实力,对于大革命的帮助比不上我党无法控制的过火的工农运动对大革命的破坏。

      别忘了,北伐军很多都是两湖两江地区的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袭扰,很多北伐军士兵寄回家的津贴被截留,导致北伐军内部军心不稳。

      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校长还是想要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还站在左派一边,还有其他派系的威胁。4.12的时候,校长调动的并不是自己的嫡系也不是最恨工农的两湖两江地区部队,而是福建投诚过来的人,甚至还借助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洪帮势力。校长当时作为北伐军的领导人,手里没有军队么?需要这样假手他人。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局面。

      但是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工人武装的软弱和涣散,已经后来各省所谓礼送出境打包带走的方式,让校长看到了对手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至于说我党国共十年内战时期能夺权,根本不可能。

      校长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和稅警队,都还在等着和日军决战呢,也就是说校长当时根本就没有把我党武装当做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更多的是借助我党的扩散来让中央军的势力渗透到各个地方。不然围剿的时候就不会给红军长征留一个大口子,就不会想诱导红军进入广西或者广东,更不会在湘江之战,中央军作壁上观。更典型的是当年红军入川的时候,本来刘湘有点担心,但是土城一战,刘湘主力郭勋祺所部大败红军,而红四方面军也没有太大的动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校长严令中央军尽快入川。

      33楼 午夜寒风
      你的回复恰恰证明了蒋公公的阴毒:

      1.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那么微弱,对过火的工农运动影响甚微,又为何将屠刀砍向一个“力量微弱”的政党头上去呢?反过来,如果公公真的认为共产党不足为虑,那么就没必要对共产党赶尽杀绝。如果想要镇压过火的工农运动的话,只需要抓捕或者处决那些“过火”的个人就可以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对工农运动的影响力巨大,才让江浙财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才会通过“捐助”的方法,买通蒋公公,假公公之手,镇压工农运动的领导者。

      2.在公公决定挥出屠刀之前,也即被江浙财团收买之前,也许他真的想在左右两派之间进行平衡,但在这之后,他已经选择了站在右边,放弃了左边。至于他用什么力量进行镇压,那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对其立场没有影响。公公挥出屠刀,自然是为了“控制局面”,但这个“局面”只是财团们、右派们想要的“局面”而已,是他在做出立场的选择之后,想要的“局面”罢了。以杀永远止不了杀。

      3.共产党十年夺权,我也只是一种假设,能不能成,还得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到1931年的时候,也就是屠杀发生四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江西、湖北大部,福建、湖南、贵州、陕西、山西、东北的小部分地方,建立了基本稳定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后边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再过六年,谁敢说一定不能夺权呢?

      4.至于后边的一系列举例,那纯粹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搞笑罢了。而且,税警队是1932年成立的,教导总队是1931年成立的,跟1927年的屠杀何干?请注意,我之前批判的是公公在1927年做出的屠杀了国民党党内的左派兄弟和党外的共产党,不要用事后诸葛亮式的材料来证明他之前做的是对的。

      34楼 wm198223
      问题是我党当时对于过火的工农运动,没有明确的表态,寄希望于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和过火运动决裂,基层组织反而利用过火运动来攫取经济利益。

      比如截留北伐军军费,这就不简简单单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本身利欲熏心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党又没有断然的措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4.12对于我党因为我党很多党员也是左派人士,而更多的人被屠杀甚至是因为之前过火运动形成的一种极端的惯性,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候,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或者西班牙内战时候左派和温和右派的自相残杀一样,严酷的形势让所有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左派杀左派因为左派不够左,右派杀右派因为右派不够右,左派联合右派杀左派为了自己能够站住脚跟,右派勾结左派杀右派为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这种情况下,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屠杀就会以不可预知的速度爆发。在这里,三大亨其实很不干净,他们为了利益,纵容手下将事情彻底闹大,借机开始剽掠财物,并且最后用动乱的情况让外国列强更为倚重他们。

      校长怎么镇压其实很说明问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坐到右边,那么你能想象当时我党的那些头面人物一直在国民政府周边转转的人还能全身而退么,或者你能想象和我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没有被解除武装么。校长的转变其实开始于下野,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出了那么多,让国民政府从广东一隅之地到半个中国,结果自己却被赶走,有点像当年乔帮主一样。

      曾经想过改变中国命运的校长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改变自己。所以他寻求宋家的势力支持,进而依附于美国,以对抗左派和我党依附的苏联势力。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苏联势力,不是他不喜欢苏联,他的长子就在苏联,他的长媳还是苏联人,是因为宋家的势力在美国,而美国对于苏联态度冷漠,选择了美国就无法依附于苏联,而且美国对于领土的危险更小一些。沧海横流,斗转星移,政治人物要做什么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有时候让人无法选择或者只能选择行动的程度。

      事实证明,校长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对后来中国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冈村宁次在1939年对中国战局的评价如下:「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

      你要明白的是,公公之下台,恰恰在于他背叛自己的阵营投靠了自己革命的对象之后,请注意这个时间顺序,而在此之前,他的地位何曾被动摇过?他的地位一直是扶摇直上的好不!连孙文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都差不多臣服于公公了,而共产党至少在中高层都是拥护公公的,毕竟陈书记连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后一直称蒋公公是“背叛革命”的来历。

      那么在他投靠了自己曾经的革命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蒋公公被忽悠了,但无论如何,他背叛自己的阵营后,他的利用价值在他曾经的敌人看来,自然也就小了。而党内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汪精卫这一派,自然会起来反对他——痛打叛徒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翻自己政敌的旗帜啊!——联盟内被抵制,联盟外被抛弃,自然他就只能下野了。只是公公的联盟内的战友,联盟外的金主都不曾预料到,公公作为校长的号召力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没多久,公公就被自己的学生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至于说到过火的运动跟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我之前已经说了,对于过火的运动中“犯罪”的个人,蒋公公自然可以追究其犯罪行为,但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左派的屠杀,那就是公公自身的选择了——是他,选择了将屁股坐到了右派及自己阵营的革命对象一边去了——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后续反应,公公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在抗战初期,中国之所以羸弱,与公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公公是由重大责任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1927年,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他自然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2018/5/31 13: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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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这些,虽然我没有去仔细调阅相关资料,但想来应该是差不远的。但是,这完全不应该成为蒋公公发动屠杀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地位来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比如劝解地主减租减息,建立保障体制要求资本家不要过度剥削工人等等,蒋公公应该要做的是调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遇到你所举的例子,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来加强管理,处罚具体的人和事,当然,对于地主资本家一方违法的,同样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罚。但蒋公公最后的结果是将屁股完全彻底地坐到地主、资本家一方,举起了屠刀,不但杀了犯法的个人,也处罚了犯法个人所属的团体,这就是他自己丢掉了调解人的资格,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和解,这自然应该把板子打在公公的头上,而由此造成的军阀混战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公公来负责了,再然后造成国力衰败,外寇内侵的责任,也自然必须算到公公的头上了。
      30楼 wm198223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时间。

      如果没有奉系军阀咄咄逼人,没有列强蠢蠢欲动,那么校长有时间。

      但是当时奉系军阀还是和日本保持了基本的和睦状态,表面上后顾无忧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将主力再次出关,强袭革命军。

      当年中原大战之后,汉卿打石友三还不算是主力尽出,坦克大炮飞机都在沈阳,军舰用不上。

      可是10天时间,石友三手下7万主力全军覆没。

      再有,军阀的产生早于校长上台,甚至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成型。当年东南互保的时候,其实中国军阀割据已经形成,老佛爷和皇帝差点被洋人点天灯,这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还在和洋人吃西餐、看歌剧、抽雪茄、喝洋酒,完全不管中央。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又有山东地利优势,却首鼠两端,居中调节,老佛爷死有死的玩法,活有活的玩法。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割据,两湖地区首义成功何尝不是另一种割据。至于清末各省宣布独立,更是割据。

      在这种情况下,自身内部就是派系林立的校长必须采取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但是在这其中,校长本人也有私心,他借着当时反过火的势头,打击自己的政敌,这其实是政治家常用的政治手段。但是从整体结果来说,当时快速完成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校长下野之后再次上台,形成对奉系军阀压倒性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完全是大杂烩,如果战场上没有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有可能像二次革命一样被奉系军阀一波带走,在整编的军队面前,我党的工农武装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可以参看秋收起义打长沙。如果让奉系军阀占据全国——那么就是日本的势力起来,这个时候张老疙瘩就算是再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让步,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没有桂冠的皇帝,这个可是袁世凯都拒绝不来的。

      31楼 午夜寒风
      蒋公公在面对割据的军阀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是军事、政治力量,而他要获得这些力量,必须从他自己所在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手中获取,而不是相反,砍掉自己在党内的兄弟和党外的盟友,却舍本逐末去寻找苏浙一带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没错,这些人也应该成为蒋公公的力量的来源,但应该是在稳固自身基本盘的前提下,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的前提下,再通过适当的让利,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哪有自毁长城而能得天下的道理?自从公公举起屠刀,挥向自己的兄弟和盟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公公在1949年的失败——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可能是1948还是1950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在1935年前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的话,例如“AB团”“反托肃反”杀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许根本不需要等到1949年才将公公赶到台湾,以当年共产党在几个主要苏区的发展势头来看,也许从1927年到1937年间,就会发生推翻蒋的统治,建立共和。

      总而言之,公公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自残根本,将自己力量的根基自己给铲除了,使得自身成为了无根的浮萍,最终的灭亡,在那一刻已经注定。

      32楼 wm198223
      就当时我党的实力,对于大革命的帮助比不上我党无法控制的过火的工农运动对大革命的破坏。

      别忘了,北伐军很多都是两湖两江地区的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袭扰,很多北伐军士兵寄回家的津贴被截留,导致北伐军内部军心不稳。

      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校长还是想要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还站在左派一边,还有其他派系的威胁。4.12的时候,校长调动的并不是自己的嫡系也不是最恨工农的两湖两江地区部队,而是福建投诚过来的人,甚至还借助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洪帮势力。校长当时作为北伐军的领导人,手里没有军队么?需要这样假手他人。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局面。

      但是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工人武装的软弱和涣散,已经后来各省所谓礼送出境打包带走的方式,让校长看到了对手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至于说我党国共十年内战时期能夺权,根本不可能。

      校长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和稅警队,都还在等着和日军决战呢,也就是说校长当时根本就没有把我党武装当做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更多的是借助我党的扩散来让中央军的势力渗透到各个地方。不然围剿的时候就不会给红军长征留一个大口子,就不会想诱导红军进入广西或者广东,更不会在湘江之战,中央军作壁上观。更典型的是当年红军入川的时候,本来刘湘有点担心,但是土城一战,刘湘主力郭勋祺所部大败红军,而红四方面军也没有太大的动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校长严令中央军尽快入川。

      33楼 午夜寒风
      你的回复恰恰证明了蒋公公的阴毒:

      1.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那么微弱,对过火的工农运动影响甚微,又为何将屠刀砍向一个“力量微弱”的政党头上去呢?反过来,如果公公真的认为共产党不足为虑,那么就没必要对共产党赶尽杀绝。如果想要镇压过火的工农运动的话,只需要抓捕或者处决那些“过火”的个人就可以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对工农运动的影响力巨大,才让江浙财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才会通过“捐助”的方法,买通蒋公公,假公公之手,镇压工农运动的领导者。

      2.在公公决定挥出屠刀之前,也即被江浙财团收买之前,也许他真的想在左右两派之间进行平衡,但在这之后,他已经选择了站在右边,放弃了左边。至于他用什么力量进行镇压,那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对其立场没有影响。公公挥出屠刀,自然是为了“控制局面”,但这个“局面”只是财团们、右派们想要的“局面”而已,是他在做出立场的选择之后,想要的“局面”罢了。以杀永远止不了杀。

      3.共产党十年夺权,我也只是一种假设,能不能成,还得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到1931年的时候,也就是屠杀发生四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江西、湖北大部,福建、湖南、贵州、陕西、山西、东北的小部分地方,建立了基本稳定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后边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再过六年,谁敢说一定不能夺权呢?

      4.至于后边的一系列举例,那纯粹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搞笑罢了。而且,税警队是1932年成立的,教导总队是1931年成立的,跟1927年的屠杀何干?请注意,我之前批判的是公公在1927年做出的屠杀了国民党党内的左派兄弟和党外的共产党,不要用事后诸葛亮式的材料来证明他之前做的是对的。

      问题是我党当时对于过火的工农运动,没有明确的表态,寄希望于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和过火运动决裂,基层组织反而利用过火运动来攫取经济利益。

      比如截留北伐军军费,这就不简简单单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本身利欲熏心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党又没有断然的措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4.12对于我党因为我党很多党员也是左派人士,而更多的人被屠杀甚至是因为之前过火运动形成的一种极端的惯性,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候,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或者西班牙内战时候左派和温和右派的自相残杀一样,严酷的形势让所有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左派杀左派因为左派不够左,右派杀右派因为右派不够右,左派联合右派杀左派为了自己能够站住脚跟,右派勾结左派杀右派为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这种情况下,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屠杀就会以不可预知的速度爆发。在这里,三大亨其实很不干净,他们为了利益,纵容手下将事情彻底闹大,借机开始剽掠财物,并且最后用动乱的情况让外国列强更为倚重他们。

      校长怎么镇压其实很说明问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坐到右边,那么你能想象当时我党的那些头面人物一直在国民政府周边转转的人还能全身而退么,或者你能想象和我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没有被解除武装么。校长的转变其实开始于下野,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出了那么多,让国民政府从广东一隅之地到半个中国,结果自己却被赶走,有点像当年乔帮主一样。

      曾经想过改变中国命运的校长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没有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改变自己。所以他寻求宋家的势力支持,进而依附于美国,以对抗左派和我党依附的苏联势力。他之所以没有选择苏联势力,不是他不喜欢苏联,他的长子就在苏联,他的长媳还是苏联人,是因为宋家的势力在美国,而美国对于苏联态度冷漠,选择了美国就无法依附于苏联,而且美国对于领土的危险更小一些。沧海横流,斗转星移,政治人物要做什么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有时候让人无法选择或者只能选择行动的程度。

      事实证明,校长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对后来中国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冈村宁次在1939年对中国战局的评价如下:「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

      2018/5/30 15: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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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楼 wm198223
      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让国家进入新的内战边缘了。

      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

      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1927年2月6日)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36~237页。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59页。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汉阳机器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年2月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2页。

      武汉还有国民政府存在,还有一整套制衡过火革命的措施,其他地方,则完全处于过火状态。

      而且北伐过程中看似顺风顺水,所谓的三大军阀,只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张作霖幸存,不是没有原因的。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军队都是一小部分关键少数控制的一帮乌合之众,很多地方所谓的望风披靡其实是换了一个东家。很多地方比如福建、比如湖南,都是原来的军阀继续掌权,这次干脆连用竹竿挑掉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都免了。

      而且就算是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比较明显的有校长的黄埔系,李白黄的桂系,冯大帅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而内部还有各个派别,比如同属于黄埔系的何应钦的南派和原属保定的陆派,还有其他派系。而国民党党内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他政治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势同水火,相防如盗贼。

      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北伐,要继续和衷共济是不可能的,张作霖表面上退缩,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作为中国军阀的老油条,张老疙瘩就是要等国民党内部分裂甚至火并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后来汉卿也是执行了类似的路线,只不过汉卿昏了头,居然先发动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人,在东北的两大外国阵营都被他得罪光了,汉卿又为了征讨石友三的蝇头小利而将东北军主力倾巢而出,当然给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27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这些,虽然我没有去仔细调阅相关资料,但想来应该是差不远的。但是,这完全不应该成为蒋公公发动屠杀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地位来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比如劝解地主减租减息,建立保障体制要求资本家不要过度剥削工人等等,蒋公公应该要做的是调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遇到你所举的例子,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来加强管理,处罚具体的人和事,当然,对于地主资本家一方违法的,同样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罚。但蒋公公最后的结果是将屁股完全彻底地坐到地主、资本家一方,举起了屠刀,不但杀了犯法的个人,也处罚了犯法个人所属的团体,这就是他自己丢掉了调解人的资格,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和解,这自然应该把板子打在公公的头上,而由此造成的军阀混战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公公来负责了,再然后造成国力衰败,外寇内侵的责任,也自然必须算到公公的头上了。
      30楼 wm198223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时间。

      如果没有奉系军阀咄咄逼人,没有列强蠢蠢欲动,那么校长有时间。

      但是当时奉系军阀还是和日本保持了基本的和睦状态,表面上后顾无忧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将主力再次出关,强袭革命军。

      当年中原大战之后,汉卿打石友三还不算是主力尽出,坦克大炮飞机都在沈阳,军舰用不上。

      可是10天时间,石友三手下7万主力全军覆没。

      再有,军阀的产生早于校长上台,甚至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成型。当年东南互保的时候,其实中国军阀割据已经形成,老佛爷和皇帝差点被洋人点天灯,这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还在和洋人吃西餐、看歌剧、抽雪茄、喝洋酒,完全不管中央。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又有山东地利优势,却首鼠两端,居中调节,老佛爷死有死的玩法,活有活的玩法。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割据,两湖地区首义成功何尝不是另一种割据。至于清末各省宣布独立,更是割据。

      在这种情况下,自身内部就是派系林立的校长必须采取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但是在这其中,校长本人也有私心,他借着当时反过火的势头,打击自己的政敌,这其实是政治家常用的政治手段。但是从整体结果来说,当时快速完成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校长下野之后再次上台,形成对奉系军阀压倒性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完全是大杂烩,如果战场上没有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有可能像二次革命一样被奉系军阀一波带走,在整编的军队面前,我党的工农武装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可以参看秋收起义打长沙。如果让奉系军阀占据全国——那么就是日本的势力起来,这个时候张老疙瘩就算是再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让步,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没有桂冠的皇帝,这个可是袁世凯都拒绝不来的。

      31楼 午夜寒风
      蒋公公在面对割据的军阀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是军事、政治力量,而他要获得这些力量,必须从他自己所在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手中获取,而不是相反,砍掉自己在党内的兄弟和党外的盟友,却舍本逐末去寻找苏浙一带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没错,这些人也应该成为蒋公公的力量的来源,但应该是在稳固自身基本盘的前提下,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的前提下,再通过适当的让利,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哪有自毁长城而能得天下的道理?自从公公举起屠刀,挥向自己的兄弟和盟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公公在1949年的失败——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可能是1948还是1950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在1935年前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的话,例如“AB团”“反托肃反”杀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许根本不需要等到1949年才将公公赶到台湾,以当年共产党在几个主要苏区的发展势头来看,也许从1927年到1937年间,就会发生推翻蒋的统治,建立共和。

      总而言之,公公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自残根本,将自己力量的根基自己给铲除了,使得自身成为了无根的浮萍,最终的灭亡,在那一刻已经注定。

      32楼 wm198223
      就当时我党的实力,对于大革命的帮助比不上我党无法控制的过火的工农运动对大革命的破坏。

      别忘了,北伐军很多都是两湖两江地区的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袭扰,很多北伐军士兵寄回家的津贴被截留,导致北伐军内部军心不稳。

      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校长还是想要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还站在左派一边,还有其他派系的威胁。4.12的时候,校长调动的并不是自己的嫡系也不是最恨工农的两湖两江地区部队,而是福建投诚过来的人,甚至还借助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洪帮势力。校长当时作为北伐军的领导人,手里没有军队么?需要这样假手他人。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局面。

      但是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工人武装的软弱和涣散,已经后来各省所谓礼送出境打包带走的方式,让校长看到了对手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至于说我党国共十年内战时期能夺权,根本不可能。

      校长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和稅警队,都还在等着和日军决战呢,也就是说校长当时根本就没有把我党武装当做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更多的是借助我党的扩散来让中央军的势力渗透到各个地方。不然围剿的时候就不会给红军长征留一个大口子,就不会想诱导红军进入广西或者广东,更不会在湘江之战,中央军作壁上观。更典型的是当年红军入川的时候,本来刘湘有点担心,但是土城一战,刘湘主力郭勋祺所部大败红军,而红四方面军也没有太大的动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校长严令中央军尽快入川。

      你的回复恰恰证明了蒋公公的阴毒:

      1.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那么微弱,对过火的工农运动影响甚微,又为何将屠刀砍向一个“力量微弱”的政党头上去呢?反过来,如果公公真的认为共产党不足为虑,那么就没必要对共产党赶尽杀绝。如果想要镇压过火的工农运动的话,只需要抓捕或者处决那些“过火”的个人就可以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对工农运动的影响力巨大,才让江浙财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才会通过“捐助”的方法,买通蒋公公,假公公之手,镇压工农运动的领导者。

      2.在公公决定挥出屠刀之前,也即被江浙财团收买之前,也许他真的想在左右两派之间进行平衡,但在这之后,他已经选择了站在右边,放弃了左边。至于他用什么力量进行镇压,那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对其立场没有影响。公公挥出屠刀,自然是为了“控制局面”,但这个“局面”只是财团们、右派们想要的“局面”而已,是他在做出立场的选择之后,想要的“局面”罢了。以杀永远止不了杀。

      3.共产党十年夺权,我也只是一种假设,能不能成,还得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到1931年的时候,也就是屠杀发生四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江西、湖北大部,福建、湖南、贵州、陕西、山西、东北的小部分地方,建立了基本稳定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后边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再过六年,谁敢说一定不能夺权呢?

      4.至于后边的一系列举例,那纯粹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搞笑罢了。而且,税警队是1932年成立的,教导总队是1931年成立的,跟1927年的屠杀何干?请注意,我之前批判的是公公在1927年做出的屠杀了国民党党内的左派兄弟和党外的共产党,不要用事后诸葛亮式的材料来证明他之前做的是对的。

      2018/5/30 10: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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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确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抗战初期的失败,确实有力量对比的问题,中国之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方面确实落后很多,这个无需否认。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北伐”高歌猛进的关头,却把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和自己的兄弟——国民党左派——活活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却也是蒋公公一手制造出来的。

      至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势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蒋公公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杀友屠兄,才会造成这些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历史上本就存在的军阀,但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军阀在北伐中不是被做掉很多了吗?假以时日,何愁军阀不灭?

      我也做一个历史假设:如果蒋公公不将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和兄弟,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适当调解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过度尖锐,则“北伐”应该可以在1928年或者最迟1929年上半年结束,实现中原地区和东北的统一,然后北望蒙疆,西收藏青,此时蒋公公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势必如日中天,则1931年的日本岂敢发动“东北事变”?没有了“东北事变”,而国家复兴可期啊!

      25楼 wm198223
      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让国家进入新的内战边缘了。

      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

      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1927年2月6日)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36~237页。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59页。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汉阳机器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年2月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2页。

      武汉还有国民政府存在,还有一整套制衡过火革命的措施,其他地方,则完全处于过火状态。

      而且北伐过程中看似顺风顺水,所谓的三大军阀,只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张作霖幸存,不是没有原因的。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军队都是一小部分关键少数控制的一帮乌合之众,很多地方所谓的望风披靡其实是换了一个东家。很多地方比如福建、比如湖南,都是原来的军阀继续掌权,这次干脆连用竹竿挑掉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都免了。

      而且就算是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比较明显的有校长的黄埔系,李白黄的桂系,冯大帅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而内部还有各个派别,比如同属于黄埔系的何应钦的南派和原属保定的陆派,还有其他派系。而国民党党内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他政治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势同水火,相防如盗贼。

      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北伐,要继续和衷共济是不可能的,张作霖表面上退缩,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作为中国军阀的老油条,张老疙瘩就是要等国民党内部分裂甚至火并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后来汉卿也是执行了类似的路线,只不过汉卿昏了头,居然先发动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人,在东北的两大外国阵营都被他得罪光了,汉卿又为了征讨石友三的蝇头小利而将东北军主力倾巢而出,当然给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27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这些,虽然我没有去仔细调阅相关资料,但想来应该是差不远的。但是,这完全不应该成为蒋公公发动屠杀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地位来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比如劝解地主减租减息,建立保障体制要求资本家不要过度剥削工人等等,蒋公公应该要做的是调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遇到你所举的例子,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来加强管理,处罚具体的人和事,当然,对于地主资本家一方违法的,同样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罚。但蒋公公最后的结果是将屁股完全彻底地坐到地主、资本家一方,举起了屠刀,不但杀了犯法的个人,也处罚了犯法个人所属的团体,这就是他自己丢掉了调解人的资格,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和解,这自然应该把板子打在公公的头上,而由此造成的军阀混战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公公来负责了,再然后造成国力衰败,外寇内侵的责任,也自然必须算到公公的头上了。
      30楼 wm198223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时间。

      如果没有奉系军阀咄咄逼人,没有列强蠢蠢欲动,那么校长有时间。

      但是当时奉系军阀还是和日本保持了基本的和睦状态,表面上后顾无忧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将主力再次出关,强袭革命军。

      当年中原大战之后,汉卿打石友三还不算是主力尽出,坦克大炮飞机都在沈阳,军舰用不上。

      可是10天时间,石友三手下7万主力全军覆没。

      再有,军阀的产生早于校长上台,甚至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成型。当年东南互保的时候,其实中国军阀割据已经形成,老佛爷和皇帝差点被洋人点天灯,这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还在和洋人吃西餐、看歌剧、抽雪茄、喝洋酒,完全不管中央。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又有山东地利优势,却首鼠两端,居中调节,老佛爷死有死的玩法,活有活的玩法。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割据,两湖地区首义成功何尝不是另一种割据。至于清末各省宣布独立,更是割据。

      在这种情况下,自身内部就是派系林立的校长必须采取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但是在这其中,校长本人也有私心,他借着当时反过火的势头,打击自己的政敌,这其实是政治家常用的政治手段。但是从整体结果来说,当时快速完成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校长下野之后再次上台,形成对奉系军阀压倒性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完全是大杂烩,如果战场上没有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有可能像二次革命一样被奉系军阀一波带走,在整编的军队面前,我党的工农武装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可以参看秋收起义打长沙。如果让奉系军阀占据全国——那么就是日本的势力起来,这个时候张老疙瘩就算是再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让步,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没有桂冠的皇帝,这个可是袁世凯都拒绝不来的。

      31楼 午夜寒风
      蒋公公在面对割据的军阀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是军事、政治力量,而他要获得这些力量,必须从他自己所在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手中获取,而不是相反,砍掉自己在党内的兄弟和党外的盟友,却舍本逐末去寻找苏浙一带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没错,这些人也应该成为蒋公公的力量的来源,但应该是在稳固自身基本盘的前提下,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的前提下,再通过适当的让利,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哪有自毁长城而能得天下的道理?自从公公举起屠刀,挥向自己的兄弟和盟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公公在1949年的失败——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可能是1948还是1950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在1935年前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的话,例如“AB团”“反托肃反”杀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许根本不需要等到1949年才将公公赶到台湾,以当年共产党在几个主要苏区的发展势头来看,也许从1927年到1937年间,就会发生推翻蒋的统治,建立共和。

      总而言之,公公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自残根本,将自己力量的根基自己给铲除了,使得自身成为了无根的浮萍,最终的灭亡,在那一刻已经注定。

      就当时我党的实力,对于大革命的帮助比不上我党无法控制的过火的工农运动对大革命的破坏。

      别忘了,北伐军很多都是两湖两江地区的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被过火的工农运动袭扰,很多北伐军士兵寄回家的津贴被截留,导致北伐军内部军心不稳。

      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校长还是想要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还站在左派一边,还有其他派系的威胁。4.12的时候,校长调动的并不是自己的嫡系也不是最恨工农的两湖两江地区部队,而是福建投诚过来的人,甚至还借助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洪帮势力。校长当时作为北伐军的领导人,手里没有军队么?需要这样假手他人。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局面。

      但是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工人武装的软弱和涣散,已经后来各省所谓礼送出境打包带走的方式,让校长看到了对手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至于说我党国共十年内战时期能夺权,根本不可能。

      校长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和稅警队,都还在等着和日军决战呢,也就是说校长当时根本就没有把我党武装当做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更多的是借助我党的扩散来让中央军的势力渗透到各个地方。不然围剿的时候就不会给红军长征留一个大口子,就不会想诱导红军进入广西或者广东,更不会在湘江之战,中央军作壁上观。更典型的是当年红军入川的时候,本来刘湘有点担心,但是土城一战,刘湘主力郭勋祺所部大败红军,而红四方面军也没有太大的动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校长严令中央军尽快入川。

      2018/5/30 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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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楼 wm198223
      提前5年??

      1930年,中国还在打中原大战,整个中原大战,校长最后是胜利了,但是只能说是惨胜。

      而且还是以东北军入关为前提下的。

      整个华北都在东北军的环伺之下,这种情况下,校长要首先防着汉卿反水,别忘了,中原大战的时候,校长三请汉卿,汉卿才在最后时刻磨磨蹭蹭出关,汉卿的东北完全是国中之国,全国都有国民党党部和统计部门,东北没有,全国重要机构负责人任命都在中央过一遍手续,东北没有,全国各省大事至少事后知会中央,汉卿制裁了杨宇霆这样天大的事情,校长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看报纸知道的。而且汉卿出关并不是帮助校长收人头干掉阎老西、冯大帅,而是以所谓调停的面目出现,礼送阎老西和冯大帅离开。如果不是冯大帅手下的韩复渠和石友三反水投校长,冯大帅完全有可能回到西北,伺机再起。就算是被打败了的阎老西,也不过是蛰伏山西,伺机而动。

      还有呢,西北三马一直蠢蠢欲动,南方呢,川军刘湘所部取得了重大胜利,金木水火土五家归水的局面基本形成,如果不是校长支持其他四家,刘湘就成了新的四川王;江浙何健对于中央表面上支持,实则面和心不和,一直想着长沙王的感觉,贵州的王家烈算是被收拾了,可是旁边的龙云还是半个云南王的感觉,两广更是化外之地,南天王陈济棠一直想着自立,桂系的李白黄三人更是整日想着桂系再次崛起。就算是韩复渠和石友三,对于校长也是礼貌接受但是不完全受领导。

      当时全国处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盘太少,国军的力量还要分兵防御这些国家以内的敌人。

      23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确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抗战初期的失败,确实有力量对比的问题,中国之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方面确实落后很多,这个无需否认。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北伐”高歌猛进的关头,却把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和自己的兄弟——国民党左派——活活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却也是蒋公公一手制造出来的。

      至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势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蒋公公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杀友屠兄,才会造成这些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历史上本就存在的军阀,但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军阀在北伐中不是被做掉很多了吗?假以时日,何愁军阀不灭?

      我也做一个历史假设:如果蒋公公不将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和兄弟,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适当调解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过度尖锐,则“北伐”应该可以在1928年或者最迟1929年上半年结束,实现中原地区和东北的统一,然后北望蒙疆,西收藏青,此时蒋公公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势必如日中天,则1931年的日本岂敢发动“东北事变”?没有了“东北事变”,而国家复兴可期啊!

      25楼 wm198223
      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让国家进入新的内战边缘了。

      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

      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1927年2月6日)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36~237页。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59页。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汉阳机器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年2月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2页。

      武汉还有国民政府存在,还有一整套制衡过火革命的措施,其他地方,则完全处于过火状态。

      而且北伐过程中看似顺风顺水,所谓的三大军阀,只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张作霖幸存,不是没有原因的。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军队都是一小部分关键少数控制的一帮乌合之众,很多地方所谓的望风披靡其实是换了一个东家。很多地方比如福建、比如湖南,都是原来的军阀继续掌权,这次干脆连用竹竿挑掉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都免了。

      而且就算是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比较明显的有校长的黄埔系,李白黄的桂系,冯大帅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而内部还有各个派别,比如同属于黄埔系的何应钦的南派和原属保定的陆派,还有其他派系。而国民党党内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他政治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势同水火,相防如盗贼。

      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北伐,要继续和衷共济是不可能的,张作霖表面上退缩,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作为中国军阀的老油条,张老疙瘩就是要等国民党内部分裂甚至火并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后来汉卿也是执行了类似的路线,只不过汉卿昏了头,居然先发动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人,在东北的两大外国阵营都被他得罪光了,汉卿又为了征讨石友三的蝇头小利而将东北军主力倾巢而出,当然给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27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这些,虽然我没有去仔细调阅相关资料,但想来应该是差不远的。但是,这完全不应该成为蒋公公发动屠杀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地位来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比如劝解地主减租减息,建立保障体制要求资本家不要过度剥削工人等等,蒋公公应该要做的是调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遇到你所举的例子,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来加强管理,处罚具体的人和事,当然,对于地主资本家一方违法的,同样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罚。但蒋公公最后的结果是将屁股完全彻底地坐到地主、资本家一方,举起了屠刀,不但杀了犯法的个人,也处罚了犯法个人所属的团体,这就是他自己丢掉了调解人的资格,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和解,这自然应该把板子打在公公的头上,而由此造成的军阀混战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公公来负责了,再然后造成国力衰败,外寇内侵的责任,也自然必须算到公公的头上了。
      30楼 wm198223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时间。

      如果没有奉系军阀咄咄逼人,没有列强蠢蠢欲动,那么校长有时间。

      但是当时奉系军阀还是和日本保持了基本的和睦状态,表面上后顾无忧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将主力再次出关,强袭革命军。

      当年中原大战之后,汉卿打石友三还不算是主力尽出,坦克大炮飞机都在沈阳,军舰用不上。

      可是10天时间,石友三手下7万主力全军覆没。

      再有,军阀的产生早于校长上台,甚至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成型。当年东南互保的时候,其实中国军阀割据已经形成,老佛爷和皇帝差点被洋人点天灯,这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还在和洋人吃西餐、看歌剧、抽雪茄、喝洋酒,完全不管中央。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又有山东地利优势,却首鼠两端,居中调节,老佛爷死有死的玩法,活有活的玩法。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割据,两湖地区首义成功何尝不是另一种割据。至于清末各省宣布独立,更是割据。

      在这种情况下,自身内部就是派系林立的校长必须采取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但是在这其中,校长本人也有私心,他借着当时反过火的势头,打击自己的政敌,这其实是政治家常用的政治手段。但是从整体结果来说,当时快速完成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校长下野之后再次上台,形成对奉系军阀压倒性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完全是大杂烩,如果战场上没有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有可能像二次革命一样被奉系军阀一波带走,在整编的军队面前,我党的工农武装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可以参看秋收起义打长沙。如果让奉系军阀占据全国——那么就是日本的势力起来,这个时候张老疙瘩就算是再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让步,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没有桂冠的皇帝,这个可是袁世凯都拒绝不来的。

      蒋公公在面对割据的军阀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是军事、政治力量,而他要获得这些力量,必须从他自己所在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手中获取,而不是相反,砍掉自己在党内的兄弟和党外的盟友,却舍本逐末去寻找苏浙一带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没错,这些人也应该成为蒋公公的力量的来源,但应该是在稳固自身基本盘的前提下,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的前提下,再通过适当的让利,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哪有自毁长城而能得天下的道理?自从公公举起屠刀,挥向自己的兄弟和盟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公公在1949年的失败——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可能是1948还是1950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在1935年前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的话,例如“AB团”“反托肃反”杀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许根本不需要等到1949年才将公公赶到台湾,以当年共产党在几个主要苏区的发展势头来看,也许从1927年到1937年间,就会发生推翻蒋的统治,建立共和。

      总而言之,公公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自残根本,将自己力量的根基自己给铲除了,使得自身成为了无根的浮萍,最终的灭亡,在那一刻已经注定。

      2018/5/29 1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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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楼 3q
      那么多人是多少,在日寇那里不多啊。

      鬼子在南京应该屠杀了不少于30万人,几乎都是手里没有枪的百姓和溃兵。1万人国军阵地,小日本500人就敢冲锋,竟然可以得逞,然后缴获汉阳造等2000支。手里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在鬼子面前尚且那么不堪一击。你让吓的两股颤颤的南京百姓去反抗?我没有否定他们的反抗精神,事实上“反正是死,豁出去的人”每天都有。

      如果委员长提前5年准备和倭寇决战,不会像淞沪会战那样,用整个国运去作秀。

      一国之主,丢下首都,先于百姓逃跑,委员长举世无双,文明世界,对百姓赶尽杀绝,小鬼子空前绝后了。所以,最后,一个吃双黄蛋也是报应,到现在都没有站直,另一个被日杂到处斩首,既不能入土为安,也不能魂归故里。

      苍天放过谁!

      22楼 wm198223
      提前5年??

      1930年,中国还在打中原大战,整个中原大战,校长最后是胜利了,但是只能说是惨胜。

      而且还是以东北军入关为前提下的。

      整个华北都在东北军的环伺之下,这种情况下,校长要首先防着汉卿反水,别忘了,中原大战的时候,校长三请汉卿,汉卿才在最后时刻磨磨蹭蹭出关,汉卿的东北完全是国中之国,全国都有国民党党部和统计部门,东北没有,全国重要机构负责人任命都在中央过一遍手续,东北没有,全国各省大事至少事后知会中央,汉卿制裁了杨宇霆这样天大的事情,校长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看报纸知道的。而且汉卿出关并不是帮助校长收人头干掉阎老西、冯大帅,而是以所谓调停的面目出现,礼送阎老西和冯大帅离开。如果不是冯大帅手下的韩复渠和石友三反水投校长,冯大帅完全有可能回到西北,伺机再起。就算是被打败了的阎老西,也不过是蛰伏山西,伺机而动。

      还有呢,西北三马一直蠢蠢欲动,南方呢,川军刘湘所部取得了重大胜利,金木水火土五家归水的局面基本形成,如果不是校长支持其他四家,刘湘就成了新的四川王;江浙何健对于中央表面上支持,实则面和心不和,一直想着长沙王的感觉,贵州的王家烈算是被收拾了,可是旁边的龙云还是半个云南王的感觉,两广更是化外之地,南天王陈济棠一直想着自立,桂系的李白黄三人更是整日想着桂系再次崛起。就算是韩复渠和石友三,对于校长也是礼貌接受但是不完全受领导。

      当时全国处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盘太少,国军的力量还要分兵防御这些国家以内的敌人。

      23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确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抗战初期的失败,确实有力量对比的问题,中国之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方面确实落后很多,这个无需否认。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北伐”高歌猛进的关头,却把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和自己的兄弟——国民党左派——活活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却也是蒋公公一手制造出来的。

      至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势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蒋公公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杀友屠兄,才会造成这些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历史上本就存在的军阀,但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军阀在北伐中不是被做掉很多了吗?假以时日,何愁军阀不灭?

      我也做一个历史假设:如果蒋公公不将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和兄弟,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适当调解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过度尖锐,则“北伐”应该可以在1928年或者最迟1929年上半年结束,实现中原地区和东北的统一,然后北望蒙疆,西收藏青,此时蒋公公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势必如日中天,则1931年的日本岂敢发动“东北事变”?没有了“东北事变”,而国家复兴可期啊!

      25楼 wm198223
      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让国家进入新的内战边缘了。

      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

      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1927年2月6日)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36~237页。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59页。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汉阳机器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年2月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2页。

      武汉还有国民政府存在,还有一整套制衡过火革命的措施,其他地方,则完全处于过火状态。

      而且北伐过程中看似顺风顺水,所谓的三大军阀,只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张作霖幸存,不是没有原因的。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军队都是一小部分关键少数控制的一帮乌合之众,很多地方所谓的望风披靡其实是换了一个东家。很多地方比如福建、比如湖南,都是原来的军阀继续掌权,这次干脆连用竹竿挑掉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都免了。

      而且就算是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比较明显的有校长的黄埔系,李白黄的桂系,冯大帅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而内部还有各个派别,比如同属于黄埔系的何应钦的南派和原属保定的陆派,还有其他派系。而国民党党内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他政治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势同水火,相防如盗贼。

      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北伐,要继续和衷共济是不可能的,张作霖表面上退缩,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作为中国军阀的老油条,张老疙瘩就是要等国民党内部分裂甚至火并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后来汉卿也是执行了类似的路线,只不过汉卿昏了头,居然先发动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人,在东北的两大外国阵营都被他得罪光了,汉卿又为了征讨石友三的蝇头小利而将东北军主力倾巢而出,当然给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27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这些,虽然我没有去仔细调阅相关资料,但想来应该是差不远的。但是,这完全不应该成为蒋公公发动屠杀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地位来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比如劝解地主减租减息,建立保障体制要求资本家不要过度剥削工人等等,蒋公公应该要做的是调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遇到你所举的例子,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来加强管理,处罚具体的人和事,当然,对于地主资本家一方违法的,同样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罚。但蒋公公最后的结果是将屁股完全彻底地坐到地主、资本家一方,举起了屠刀,不但杀了犯法的个人,也处罚了犯法个人所属的团体,这就是他自己丢掉了调解人的资格,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和解,这自然应该把板子打在公公的头上,而由此造成的军阀混战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公公来负责了,再然后造成国力衰败,外寇内侵的责任,也自然必须算到公公的头上了。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时间。

      如果没有奉系军阀咄咄逼人,没有列强蠢蠢欲动,那么校长有时间。

      但是当时奉系军阀还是和日本保持了基本的和睦状态,表面上后顾无忧的奉系军阀完全可以将主力再次出关,强袭革命军。

      当年中原大战之后,汉卿打石友三还不算是主力尽出,坦克大炮飞机都在沈阳,军舰用不上。

      可是10天时间,石友三手下7万主力全军覆没。

      再有,军阀的产生早于校长上台,甚至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成型。当年东南互保的时候,其实中国军阀割据已经形成,老佛爷和皇帝差点被洋人点天灯,这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还在和洋人吃西餐、看歌剧、抽雪茄、喝洋酒,完全不管中央。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又有山东地利优势,却首鼠两端,居中调节,老佛爷死有死的玩法,活有活的玩法。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割据,两湖地区首义成功何尝不是另一种割据。至于清末各省宣布独立,更是割据。

      在这种情况下,自身内部就是派系林立的校长必须采取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但是在这其中,校长本人也有私心,他借着当时反过火的势头,打击自己的政敌,这其实是政治家常用的政治手段。但是从整体结果来说,当时快速完成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校长下野之后再次上台,形成对奉系军阀压倒性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完全是大杂烩,如果战场上没有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有可能像二次革命一样被奉系军阀一波带走,在整编的军队面前,我党的工农武装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可以参看秋收起义打长沙。如果让奉系军阀占据全国——那么就是日本的势力起来,这个时候张老疙瘩就算是再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让步,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没有桂冠的皇帝,这个可是袁世凯都拒绝不来的。

      2018/5/28 1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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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看过南京大屠杀电影的 举手

      2018/5/25 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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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眼睛雪亮的群众
      哎,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哎,痛心啊!
      11楼 3q
      那么多人是多少,在日寇那里不多啊。

      鬼子在南京应该屠杀了不少于30万人,几乎都是手里没有枪的百姓和溃兵。1万人国军阵地,小日本500人就敢冲锋,竟然可以得逞,然后缴获汉阳造等2000支。手里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在鬼子面前尚且那么不堪一击。你让吓的两股颤颤的南京百姓去反抗?我没有否定他们的反抗精神,事实上“反正是死,豁出去的人”每天都有。

      如果委员长提前5年准备和倭寇决战,不会像淞沪会战那样,用整个国运去作秀。

      一国之主,丢下首都,先于百姓逃跑,委员长举世无双,文明世界,对百姓赶尽杀绝,小鬼子空前绝后了。所以,最后,一个吃双黄蛋也是报应,到现在都没有站直,另一个被日杂到处斩首,既不能入土为安,也不能魂归故里。

      苍天放过谁!

      22楼 wm198223
      提前5年??

      1930年,中国还在打中原大战,整个中原大战,校长最后是胜利了,但是只能说是惨胜。

      而且还是以东北军入关为前提下的。

      整个华北都在东北军的环伺之下,这种情况下,校长要首先防着汉卿反水,别忘了,中原大战的时候,校长三请汉卿,汉卿才在最后时刻磨磨蹭蹭出关,汉卿的东北完全是国中之国,全国都有国民党党部和统计部门,东北没有,全国重要机构负责人任命都在中央过一遍手续,东北没有,全国各省大事至少事后知会中央,汉卿制裁了杨宇霆这样天大的事情,校长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看报纸知道的。而且汉卿出关并不是帮助校长收人头干掉阎老西、冯大帅,而是以所谓调停的面目出现,礼送阎老西和冯大帅离开。如果不是冯大帅手下的韩复渠和石友三反水投校长,冯大帅完全有可能回到西北,伺机再起。就算是被打败了的阎老西,也不过是蛰伏山西,伺机而动。

      还有呢,西北三马一直蠢蠢欲动,南方呢,川军刘湘所部取得了重大胜利,金木水火土五家归水的局面基本形成,如果不是校长支持其他四家,刘湘就成了新的四川王;江浙何健对于中央表面上支持,实则面和心不和,一直想着长沙王的感觉,贵州的王家烈算是被收拾了,可是旁边的龙云还是半个云南王的感觉,两广更是化外之地,南天王陈济棠一直想着自立,桂系的李白黄三人更是整日想着桂系再次崛起。就算是韩复渠和石友三,对于校长也是礼貌接受但是不完全受领导。

      当时全国处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盘太少,国军的力量还要分兵防御这些国家以内的敌人。

      23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确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抗战初期的失败,确实有力量对比的问题,中国之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方面确实落后很多,这个无需否认。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北伐”高歌猛进的关头,却把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和自己的兄弟——国民党左派——活活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却也是蒋公公一手制造出来的。

      至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势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蒋公公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杀友屠兄,才会造成这些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历史上本就存在的军阀,但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军阀在北伐中不是被做掉很多了吗?假以时日,何愁军阀不灭?

      我也做一个历史假设:如果蒋公公不将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和兄弟,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适当调解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过度尖锐,则“北伐”应该可以在1928年或者最迟1929年上半年结束,实现中原地区和东北的统一,然后北望蒙疆,西收藏青,此时蒋公公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势必如日中天,则1931年的日本岂敢发动“东北事变”?没有了“东北事变”,而国家复兴可期啊!

      25楼 wm198223
      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让国家进入新的内战边缘了。

      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

      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1927年2月6日)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36~237页。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59页。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汉阳机器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年2月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2页。

      武汉还有国民政府存在,还有一整套制衡过火革命的措施,其他地方,则完全处于过火状态。

      而且北伐过程中看似顺风顺水,所谓的三大军阀,只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张作霖幸存,不是没有原因的。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军队都是一小部分关键少数控制的一帮乌合之众,很多地方所谓的望风披靡其实是换了一个东家。很多地方比如福建、比如湖南,都是原来的军阀继续掌权,这次干脆连用竹竿挑掉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都免了。

      而且就算是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比较明显的有校长的黄埔系,李白黄的桂系,冯大帅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而内部还有各个派别,比如同属于黄埔系的何应钦的南派和原属保定的陆派,还有其他派系。而国民党党内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他政治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势同水火,相防如盗贼。

      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北伐,要继续和衷共济是不可能的,张作霖表面上退缩,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作为中国军阀的老油条,张老疙瘩就是要等国民党内部分裂甚至火并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后来汉卿也是执行了类似的路线,只不过汉卿昏了头,居然先发动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人,在东北的两大外国阵营都被他得罪光了,汉卿又为了征讨石友三的蝇头小利而将东北军主力倾巢而出,当然给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你说的这些,虽然我没有去仔细调阅相关资料,但想来应该是差不远的。但是,这完全不应该成为蒋公公发动屠杀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地位来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比如劝解地主减租减息,建立保障体制要求资本家不要过度剥削工人等等,蒋公公应该要做的是调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遇到你所举的例子,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来加强管理,处罚具体的人和事,当然,对于地主资本家一方违法的,同样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罚。但蒋公公最后的结果是将屁股完全彻底地坐到地主、资本家一方,举起了屠刀,不但杀了犯法的个人,也处罚了犯法个人所属的团体,这就是他自己丢掉了调解人的资格,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和解,这自然应该把板子打在公公的头上,而由此造成的军阀混战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公公来负责了,再然后造成国力衰败,外寇内侵的责任,也自然必须算到公公的头上了。

      2018/5/22 10: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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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眼睛雪亮的群众
      哎,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哎,痛心啊!
      11楼 3q
      那么多人是多少,在日寇那里不多啊。

      鬼子在南京应该屠杀了不少于30万人,几乎都是手里没有枪的百姓和溃兵。1万人国军阵地,小日本500人就敢冲锋,竟然可以得逞,然后缴获汉阳造等2000支。手里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在鬼子面前尚且那么不堪一击。你让吓的两股颤颤的南京百姓去反抗?我没有否定他们的反抗精神,事实上“反正是死,豁出去的人”每天都有。

      如果委员长提前5年准备和倭寇决战,不会像淞沪会战那样,用整个国运去作秀。

      一国之主,丢下首都,先于百姓逃跑,委员长举世无双,文明世界,对百姓赶尽杀绝,小鬼子空前绝后了。所以,最后,一个吃双黄蛋也是报应,到现在都没有站直,另一个被日杂到处斩首,既不能入土为安,也不能魂归故里。

      苍天放过谁!

      22楼 wm198223
      提前5年??

      1930年,中国还在打中原大战,整个中原大战,校长最后是胜利了,但是只能说是惨胜。

      而且还是以东北军入关为前提下的。

      整个华北都在东北军的环伺之下,这种情况下,校长要首先防着汉卿反水,别忘了,中原大战的时候,校长三请汉卿,汉卿才在最后时刻磨磨蹭蹭出关,汉卿的东北完全是国中之国,全国都有国民党党部和统计部门,东北没有,全国重要机构负责人任命都在中央过一遍手续,东北没有,全国各省大事至少事后知会中央,汉卿制裁了杨宇霆这样天大的事情,校长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看报纸知道的。而且汉卿出关并不是帮助校长收人头干掉阎老西、冯大帅,而是以所谓调停的面目出现,礼送阎老西和冯大帅离开。如果不是冯大帅手下的韩复渠和石友三反水投校长,冯大帅完全有可能回到西北,伺机再起。就算是被打败了的阎老西,也不过是蛰伏山西,伺机而动。

      还有呢,西北三马一直蠢蠢欲动,南方呢,川军刘湘所部取得了重大胜利,金木水火土五家归水的局面基本形成,如果不是校长支持其他四家,刘湘就成了新的四川王;江浙何健对于中央表面上支持,实则面和心不和,一直想着长沙王的感觉,贵州的王家烈算是被收拾了,可是旁边的龙云还是半个云南王的感觉,两广更是化外之地,南天王陈济棠一直想着自立,桂系的李白黄三人更是整日想着桂系再次崛起。就算是韩复渠和石友三,对于校长也是礼貌接受但是不完全受领导。

      当时全国处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盘太少,国军的力量还要分兵防御这些国家以内的敌人。

      23楼 午夜寒风
      你说的确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抗战初期的失败,确实有力量对比的问题,中国之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方面确实落后很多,这个无需否认。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北伐”高歌猛进的关头,却把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和自己的兄弟——国民党左派——活活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却也是蒋公公一手制造出来的。

      至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势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蒋公公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杀友屠兄,才会造成这些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历史上本就存在的军阀,但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军阀在北伐中不是被做掉很多了吗?假以时日,何愁军阀不灭?

      我也做一个历史假设:如果蒋公公不将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和兄弟,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适当调解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过度尖锐,则“北伐”应该可以在1928年或者最迟1929年上半年结束,实现中原地区和东北的统一,然后北望蒙疆,西收藏青,此时蒋公公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势必如日中天,则1931年的日本岂敢发动“东北事变”?没有了“东北事变”,而国家复兴可期啊!

      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让国家进入新的内战边缘了。

      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

      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1927年2月6日)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36~237页。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59页。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汉阳机器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年2月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2页。

      武汉还有国民政府存在,还有一整套制衡过火革命的措施,其他地方,则完全处于过火状态。

      而且北伐过程中看似顺风顺水,所谓的三大军阀,只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张作霖幸存,不是没有原因的。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军队都是一小部分关键少数控制的一帮乌合之众,很多地方所谓的望风披靡其实是换了一个东家。很多地方比如福建、比如湖南,都是原来的军阀继续掌权,这次干脆连用竹竿挑掉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都免了。

      而且就算是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比较明显的有校长的黄埔系,李白黄的桂系,冯大帅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而内部还有各个派别,比如同属于黄埔系的何应钦的南派和原属保定的陆派,还有其他派系。而国民党党内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他政治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势同水火,相防如盗贼。

      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北伐,要继续和衷共济是不可能的,张作霖表面上退缩,其实是在等待时机,作为中国军阀的老油条,张老疙瘩就是要等国民党内部分裂甚至火并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后来汉卿也是执行了类似的路线,只不过汉卿昏了头,居然先发动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人,在东北的两大外国阵营都被他得罪光了,汉卿又为了征讨石友三的蝇头小利而将东北军主力倾巢而出,当然给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2018/5/22 8: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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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人家能拍出这种片子、而我们 不能、却能拍 神剧、、、、、、、、、、

      2018/5/21 22: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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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眼睛雪亮的群众
      哎,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哎,痛心啊!
      11楼 3q
      那么多人是多少,在日寇那里不多啊。

      鬼子在南京应该屠杀了不少于30万人,几乎都是手里没有枪的百姓和溃兵。1万人国军阵地,小日本500人就敢冲锋,竟然可以得逞,然后缴获汉阳造等2000支。手里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在鬼子面前尚且那么不堪一击。你让吓的两股颤颤的南京百姓去反抗?我没有否定他们的反抗精神,事实上“反正是死,豁出去的人”每天都有。

      如果委员长提前5年准备和倭寇决战,不会像淞沪会战那样,用整个国运去作秀。

      一国之主,丢下首都,先于百姓逃跑,委员长举世无双,文明世界,对百姓赶尽杀绝,小鬼子空前绝后了。所以,最后,一个吃双黄蛋也是报应,到现在都没有站直,另一个被日杂到处斩首,既不能入土为安,也不能魂归故里。

      苍天放过谁!

      22楼 wm198223
      提前5年??

      1930年,中国还在打中原大战,整个中原大战,校长最后是胜利了,但是只能说是惨胜。

      而且还是以东北军入关为前提下的。

      整个华北都在东北军的环伺之下,这种情况下,校长要首先防着汉卿反水,别忘了,中原大战的时候,校长三请汉卿,汉卿才在最后时刻磨磨蹭蹭出关,汉卿的东北完全是国中之国,全国都有国民党党部和统计部门,东北没有,全国重要机构负责人任命都在中央过一遍手续,东北没有,全国各省大事至少事后知会中央,汉卿制裁了杨宇霆这样天大的事情,校长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看报纸知道的。而且汉卿出关并不是帮助校长收人头干掉阎老西、冯大帅,而是以所谓调停的面目出现,礼送阎老西和冯大帅离开。如果不是冯大帅手下的韩复渠和石友三反水投校长,冯大帅完全有可能回到西北,伺机再起。就算是被打败了的阎老西,也不过是蛰伏山西,伺机而动。

      还有呢,西北三马一直蠢蠢欲动,南方呢,川军刘湘所部取得了重大胜利,金木水火土五家归水的局面基本形成,如果不是校长支持其他四家,刘湘就成了新的四川王;江浙何健对于中央表面上支持,实则面和心不和,一直想着长沙王的感觉,贵州的王家烈算是被收拾了,可是旁边的龙云还是半个云南王的感觉,两广更是化外之地,南天王陈济棠一直想着自立,桂系的李白黄三人更是整日想着桂系再次崛起。就算是韩复渠和石友三,对于校长也是礼貌接受但是不完全受领导。

      当时全国处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盘太少,国军的力量还要分兵防御这些国家以内的敌人。

      你说的确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抗战初期的失败,确实有力量对比的问题,中国之于日本,在军事、经济方面确实落后很多,这个无需否认。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北伐”高歌猛进的关头,却把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和自己的兄弟——国民党左派——活活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却也是蒋公公一手制造出来的。

      至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势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蒋公公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杀友屠兄,才会造成这些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历史上本就存在的军阀,但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军阀在北伐中不是被做掉很多了吗?假以时日,何愁军阀不灭?

      我也做一个历史假设:如果蒋公公不将屠刀砍向自己的盟友和兄弟,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适当调解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过度尖锐,则“北伐”应该可以在1928年或者最迟1929年上半年结束,实现中原地区和东北的统一,然后北望蒙疆,西收藏青,此时蒋公公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势必如日中天,则1931年的日本岂敢发动“东北事变”?没有了“东北事变”,而国家复兴可期啊!

      2018/5/21 18: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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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眼睛雪亮的群众
      哎,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哎,痛心啊!
      11楼 3q
      那么多人是多少,在日寇那里不多啊。

      鬼子在南京应该屠杀了不少于30万人,几乎都是手里没有枪的百姓和溃兵。1万人国军阵地,小日本500人就敢冲锋,竟然可以得逞,然后缴获汉阳造等2000支。手里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在鬼子面前尚且那么不堪一击。你让吓的两股颤颤的南京百姓去反抗?我没有否定他们的反抗精神,事实上“反正是死,豁出去的人”每天都有。

      如果委员长提前5年准备和倭寇决战,不会像淞沪会战那样,用整个国运去作秀。

      一国之主,丢下首都,先于百姓逃跑,委员长举世无双,文明世界,对百姓赶尽杀绝,小鬼子空前绝后了。所以,最后,一个吃双黄蛋也是报应,到现在都没有站直,另一个被日杂到处斩首,既不能入土为安,也不能魂归故里。

      苍天放过谁!

      提前5年??

      1930年,中国还在打中原大战,整个中原大战,校长最后是胜利了,但是只能说是惨胜。

      而且还是以东北军入关为前提下的。

      整个华北都在东北军的环伺之下,这种情况下,校长要首先防着汉卿反水,别忘了,中原大战的时候,校长三请汉卿,汉卿才在最后时刻磨磨蹭蹭出关,汉卿的东北完全是国中之国,全国都有国民党党部和统计部门,东北没有,全国重要机构负责人任命都在中央过一遍手续,东北没有,全国各省大事至少事后知会中央,汉卿制裁了杨宇霆这样天大的事情,校长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看报纸知道的。而且汉卿出关并不是帮助校长收人头干掉阎老西、冯大帅,而是以所谓调停的面目出现,礼送阎老西和冯大帅离开。如果不是冯大帅手下的韩复渠和石友三反水投校长,冯大帅完全有可能回到西北,伺机再起。就算是被打败了的阎老西,也不过是蛰伏山西,伺机而动。

      还有呢,西北三马一直蠢蠢欲动,南方呢,川军刘湘所部取得了重大胜利,金木水火土五家归水的局面基本形成,如果不是校长支持其他四家,刘湘就成了新的四川王;江浙何健对于中央表面上支持,实则面和心不和,一直想着长沙王的感觉,贵州的王家烈算是被收拾了,可是旁边的龙云还是半个云南王的感觉,两广更是化外之地,南天王陈济棠一直想着自立,桂系的李白黄三人更是整日想着桂系再次崛起。就算是韩复渠和石友三,对于校长也是礼貌接受但是不完全受领导。

      当时全国处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盘太少,国军的力量还要分兵防御这些国家以内的敌人。

      2018/5/21 1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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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战场上要么得胜荣归,要么与对手血战到底直至同归于尽,束手就擒绝对是军人的耻辱!当俘虏不遭人待见就是这个道理。

      2018/5/20 2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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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受害的国土竟然还存在“精日”余孽。

      2018/5/19 1: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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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受害的国土竟然还存在“精日”余孽。

      2018/5/19 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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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2018/5/18 17: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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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2018/5/18 16: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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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日本人是充满正义的。不会被右翼势力所要挟。因为他们是人类,有人类的良知!这是我认可的地方。

      2018/5/18 16: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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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心!该死的倭寇!

      2018/5/18 12: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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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日本能正视历史的行为是值得鼓励的。 没必要仇恨今天的普通日本人,但是历史不能忘,坚持右翼的日本人不能放过!

      2018/5/18 10: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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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有世代血仇,永世不忘。

      2018/5/17 2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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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眼睛雪亮的群众
      哎,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哎,痛心啊!
      那么多人是多少,在日寇那里不多啊。

      鬼子在南京应该屠杀了不少于30万人,几乎都是手里没有枪的百姓和溃兵。1万人国军阵地,小日本500人就敢冲锋,竟然可以得逞,然后缴获汉阳造等2000支。手里有武器的国军军人,在鬼子面前尚且那么不堪一击。你让吓的两股颤颤的南京百姓去反抗?我没有否定他们的反抗精神,事实上“反正是死,豁出去的人”每天都有。

      如果委员长提前5年准备和倭寇决战,不会像淞沪会战那样,用整个国运去作秀。

      一国之主,丢下首都,先于百姓逃跑,委员长举世无双,文明世界,对百姓赶尽杀绝,小鬼子空前绝后了。所以,最后,一个吃双黄蛋也是报应,到现在都没有站直,另一个被日杂到处斩首,既不能入土为安,也不能魂归故里。

      苍天放过谁!

      2018/5/17 20: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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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民国公民,国民总桶还在和冈村战犯拥抱呢!

      2018/5/17 16: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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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能有有识之士拍这样的片子而且还放出来了,这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智慧的。

      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类似“灾难”实在太多了,既有内部的争斗也有外族的入侵,饿死的,被杀的,举不胜举。但我们的历史把这些都无保留的纪录下来了,为的不是什么“清算”和“报仇”,而是让后人能记住惨痛的教训,找到原因今后积极避免。

      日本能有今天,靠的也不是当年的殖民侵略国策,而是和平发展下的科技兴国策略对头,我想大部分今天的日本人都不会把当年在邻国的烧杀抢掠当做了不起的功绩和体面的事情。但是刻意歪曲,美化甚至湮灭当年的历史只会给后世的日本人造成很大的困惑,他们只知道美国人轰炸了东京,在广岛和长崎扔了原子弹,输掉了战争,但并不清楚战争的由来和对别国造成的伤害,再过三百年日本人会不会认为当年是美国侵略了日本?那时又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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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17 15: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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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不是 发抖 是气愤!

      2018/5/17 14: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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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这场屠杀,下一场屠杀将把我们埋葬!是的,我们已挺过五千年,可是,那这一个千年呢?居安思危啊,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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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17 13: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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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历史,日本人可以不记得,但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

      2018/5/17 1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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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奴还敢提南京大屠杀,是不是想在在鬼岛沉下去前。先亡国灭种,死得痛快点。豪华氢弹套餐了解一下回复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

      2018/5/17 1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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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给果党洗白,我都会教育我的下一代,果党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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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17 11: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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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哎,痛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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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17 11: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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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媒用动画还原南京大屠杀现场 网友:看得浑身发抖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