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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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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九)

曹征路

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结束,由此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

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同看法,82年来从未间断。

近年来的主要言论有“共党渔利说”、“张杨后悔说”、“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等等,当然这些言论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的,是标准的英雄史观。

先看蒋介石日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他说后退三年还算保守的,另一个著名民国人物胡适认为“至少要倒退二十年”。

蒋介石如果不是被胡适一类人物包围导致视听失聪,也是一个沉浸于幻想的人。事变前中国都发生些什么事,他真的不知道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同年1月山海关失守, 3月,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在国内屡遭痛骂。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几次战役中,三个团被歼,109师大败溃逃。

1936年年11月19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78师一个多旅,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他跟共产党不是没交过手,这才过去一个月,他已经忘记了。此前在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失败他也忘记了,在南昌行营的发誓赌咒他全忘了,如果不是共产党内的路线错误,第五次围剿他也未必能占便宜。

所谓“共党渔利说”就是建立在这种虚妄假设上的,意思是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就被消灭了。红军经过长征已经陷入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来说,红军必遭歼灭。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损失了约4万;向西:2万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向东:红军东征失败,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向北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这样虽然可能保证红军的暂时生存。但是,只要红军一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

这种论调虽然不提两个星期消灭红军,基本上还是“人多枪多”就能打胜仗的逻辑,既不看以前的事实也不顾以后的结果。

共产党如果靠的是“人多枪多”它就不叫穷人的党了。

事实上此时的共产党并不想打,再打下去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不答应,共产党自身也不能站在道义立场获得现代性。

所以共产党一年前就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发动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全民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浪潮,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才发动西安事变。

所以,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全面破产的结果,而不是破产的原因。

“张杨后悔说”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一个叫杨奎松的人为此大为不满,因为张学良居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也不学胡适的腔调说话,他叹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也是大致相同的逻辑。前者是说蒋介石虽然暂时受了委屈,但其实中共和红军在这一极其有利的事变中不仅未得到任何政治利益,反而损失了事变前已经形成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在这个期间又被“马家军”消灭了红军的一部分,在事变后的政治博弈和军事博弈中全面输给了蒋介石。后者则是认为张学良被赤化了,同时也完全否认中共有独立能力,夸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的影响。

这些论调在网络上不断接力传播,确实一度制造了混乱,仿佛历史真的无法捉摸,民心向背真的无用,人民群众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在共产党内,突如其来的事变确实引起了巨大震动。

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以来,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多达几十万。蒋介石这三个字在每个共产党员心灵上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就是基于这个记忆的正义冲动,无数热血青年前赴后继投入共产党的事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记忆。当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在共产党高层,自然也同这些情绪反应大体一致,也都经历过由激进到冷静、由权衡利弊到制定政策的过程。

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确实部分影响了中共对事件的看法,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苏联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固然有维持亚太平衡以自保的因素,但基本是务实可取的。对于指责张学良部队里有亲日派活动,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与“中东路事件”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相联系的言论,中共并没有采纳。

事变的第二天,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等人奔赴西安。15日发出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此次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周恩来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已经比较清楚了,认识也已完全统一。随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口头承诺“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郑重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以上就是事变的大体过程。

应该说,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多重力量角逐的结果。

除了共产党和张杨二人拥戴蒋介石成为抗日领袖的态度坚决外,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重要因素。代表英美利益的宋家兄妹是主张列强在中国的均衡态势的,日本打破了这个均衡,他们自然要抗争。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是主张地方自保的,他们抗衡中央势力的法宝也是要举起抗日大旗,在其管辖的区域范围内也多有进步措施。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用心险恶,在事变中不但要讨伐,而且要直接轰炸西安,灭掉蒋介石本人。这些都是促使蒋介石痛下决心的理由。所以他对张杨二人表示,回去要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所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反映,事变是偶然的,但决定历史走向的却依然是那些基本的历史条件和规律。那些不负责任的如凤凰网之类无非还是重复英雄创造历史的陈腐观念,似乎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少数人的一念之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还是多有反复。其间仅国共两党比较重要的谈判,就进行了五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即使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在重大决策上也不是一个人说了能算的。

首先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翻脸了。

本来在西安的承诺就没有文字记录,即使有记录也可以不认账,这点张学良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能扣押他一辈子。

12月27日,蒋介石日记中说“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也就是说要送他上军事法庭,走过场后还会放他回去。当天晚上,张学良写给杨虎城的信中表达了不满但还报有希望。

直到12月31日被判处徒刑十年,他还不相信蒋介石会反悔。他给毛泽东去信称:“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其实蒋介石与党内众多干部的决定是,下决心不放他回西安。

蒋介石29日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

所以在30日,蒋已令东西两线中央军向陕西推进,进据陕甘两省。31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当时共产党方面还将信将疑。

1937年1月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杨领导,分电蒋、宋,促张速回。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到了深夜,周恩来报告延安中央:张学良负责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已失去自由,蒋介石、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中央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至此,中共中央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红军应当准备作战。

其次是蒋介石对西北善后的策略是“政治分化,军事施压”,奉行软硬两手。

对西安三方,他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既不是东北军,也不是红军,反而是杨虎城及其所部。因为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最主要祸首就是杨虎城。杨之所以必欲与南京对抗,是因为南京必欲控制杨及其十七路军看家之本的西安及潼(关)宝(鸡)铁路沿线地区。只要解决了杨的问题,中央军进入西安,西北善后也就基本上成功了。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张学良1月7日已决心放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关系,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求彻底解决西北军事善后问题。他希望能就此将东北军调离陕甘,以免在西北乱局中被南京和中共分化瓦解。同时,这也可以减少蒋对他与中共关系的怀疑。

13日,蒋介石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必须做出选择。18日蒋介石下令称:“一旦东北军按约定从潼关撤退,中央军即准备于23日、24日开始轰炸杨虎城部,然后即开始进攻西安。”

西北善后明显地进入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状况:西北三位一体面临瓦解,以及中央军对西安城的大举进攻,都一触即发,而中共方面对这些还不知情。

这时,又一个偶然性情况发生: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于1月2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愤激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数人。结果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少壮派军官的通电,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受抗日同志会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

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介石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但仍交军委管束,再无恢复自由的可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国共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所以十分艰难。

在中共方面,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中共会谈的书面提纲。提纲列出18个问题,主要有:商议民族统一纲领;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派人到南方苏区联络改编红军游击队;发表边区政府委员会名单,委员为林伯渠、张国焘等;改编红军,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等等。

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针对中共的方案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不能设总部;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等。蒋介石还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双方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和行动,等。

国共两党的几次谈判,内容丰富,交锋激烈,互有进退。尽管双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平等,但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体现了国共坚持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中共对蒋介石的诸多限制予以争论反驳,同时作出不少让步,如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进行改制改编。同样,蒋介石也一度不满,在他的日记中还出现“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的记载。

这时,历史的必然性再次出现,“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再次战胜了两党政治的现实考量,并成为双方互相让步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本来蒋介石在红军指挥权上坚持己见,拒不让步,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蒋介石虽未接受周的意见,在6月17日还想要“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要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关于是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着红军的指挥权,因此成为谈判的核心问题。

到了6月26日,顾祝同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出对中共意见实难同意,要求体念其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是大问题,而不是“区区小枝节”,蒋介石如此坚持,也正说明该问题的极端重要。

在蒋坚不退让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

直到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介石才最终接受中共主张,红军的指挥机关、军队序列和统帅人选等都得到了圆满落实。9月,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1991年5月29日上午,曾经担任张学良秘书的吕正操到美国会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久久不能平静。

在谈话中,张学良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

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

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这指的是当年吕正操在冀中和军民一起运用“地道战”等形式,开展游击战争的故事。

吕正操说:“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

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心者昌!”

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不都是靠的人民群众!”

延伸阅读: 天下第一兵 鸦片 高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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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2 9: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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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2018/2/22 10: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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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文中提到的杨奎松还有研究老蒋的杨天石,都不是什么好鸟,惯以标新立异,以几句当事人的言语作研究根据,哗众取宠,显示自己有新发现,实际史实置之不理,还总以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了不得,实际除了想翻历史铁案的险恶用心外,一文不值!

      2018/2/24 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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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的是,一,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也未必能够消灭红军。因为在红军长征时对国民党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没有后方基地,长途奔袭,兵力疲惫,还有不服从中央的内讧。即使如此,蒋介石及国军都没做到,那么到红军有了根据地就更不可能了,尽管这块土地很贫瘠,没法和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比,但总好于长征时期。为此,国民党军确实没把握消灭红军,两星期两个月都明显是吹牛。二、当时日军侵华已经是发生的事实了,并且危害一日甚是一日。这样,中日的主要敌对关系核战争状态是确定的,有没有西安事变,卢沟桥事件、南京大屠杀都会发生。若没有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羁縻及游击战的成果,只怕日军进攻会更顺利。而且民国政府在被侵略的前提下,一味退缩避战,只会让自己更加失去民心。甚至可能会出现美国、苏联的援助还没到,红军也没消灭,国民政府已经垮台,中国也已亡国的局面。或者地方军阀势力会进一步做大,最终让国家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混战当中。那对中国明显不是一个好的结局。至于胡适等一些文人的说法,且不论其所具备的政治标签。即使单而论之,也明显可归于书生文儒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真要胡适这样的人在民国时当政,只怕还不如老蒋。

      2018/2/23 13:25:26

      网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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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楼 lsd199581209
      回复大兵susu: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没人否定,但并不是你所说的西安事变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要讲挽救,西安事变挽救了蒋介石,把他从卖国的边缘拉了回来。一是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照样消灭不了红军,失民心失天下,腐朽的蒋介石政权迟早要被中国人民推翻,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人间正道!二是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共同抗日一致对外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在这种大趋势下,国共必然合作共同抗日,尽管蒋介石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情愿,尽管蒋介石的本质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他也无法阻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西安事变正好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你不要讲什么“即使”的关联词。讨论历史重大转折性的事件不存在“即使”一说。我还会说呢:“即使没有会议,中国红军最终还会胜利”。“即使陕北红军打光了,中国革命也一定会胜利”;“即使没有林彪的四野,东三省照样能够解放”。还要列举没有?

      2018/3/15 0: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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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楼 WSQS7118773
      这位网友,请首先搞清楚我的发言即沒针对楼主也没针对任何人。咱只是对楼上两位战友好言劝和而己。人家都己能善意接受,这有什么不好吗?至于你如果喜欢那种 出口伤人,自视天高的方式来评别人的话与我无关我也不会接你什么话。但前题是只要不站在果粉、蒋粉、美日粉的立场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咱另当别论。
      82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还木有看出此人的果粉面目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3楼 WSQS7118773
      我看过他以前的争论发言 他不算什么果粉。这铁血上的主要铁杆果粉蒋粉咱都市基本上记住了。对他们咱绝不客气,同样你对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咱两都支持你。谢谢你的提醒。
      84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也看过,他不是果粉,就木有敢当果粉的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就是拉偏架的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5楼 WSQS7118773
      哈哈哈我沒拉偏架,我刚刚还看了他在别的贴子里的发言,是他有些观点与咱们不同,也没有你我对果粉那样的恨意。但我认为他与二李、狼军们不同,我看他最起码还有爱我大中华为之心。咱们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与咱们一样去同果粉们战斗吧。我到是开始喜欢上你了。怎么样四川老乡、我也算是四川人,只不过咱己游历在外四十多年了。咱交过朋友吧。我正准备写一篇贴我从理论上反击一下那些果粉蒋粉们。到时候老乡抬不抬桩呀。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准备等着你的好文章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但不要被猪油蒙住了双眼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3 19: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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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如果那都叫谩骂了,也醉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比人说的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屁话,这叫谩骂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假如你的我的作文写得不好,老师说句这篇文章是狗屁文章,是在谩骂我吗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1楼 WSQS7118773
      这位网友,请首先搞清楚我的发言即沒针对楼主也没针对任何人。咱只是对楼上两位战友好言劝和而己。人家都己能善意接受,这有什么不好吗?至于你如果喜欢那种 出口伤人,自视天高的方式来评别人的话与我无关我也不会接你什么话。但前题是只要不站在果粉、蒋粉、美日粉的立场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咱另当别论。
      82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还木有看出此人的果粉面目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3楼 WSQS7118773
      我看过他以前的争论发言 他不算什么果粉。这铁血上的主要铁杆果粉蒋粉咱都市基本上记住了。对他们咱绝不客气,同样你对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咱两都支持你。谢谢你的提醒。
      84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也看过,他不是果粉,就木有敢当果粉的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就是拉偏架的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哈哈哈我沒拉偏架,我刚刚还看了他在别的贴子里的发言,是他有些观点与咱们不同,也没有你我对果粉那样的恨意。但我认为他与二李、狼军们不同,我看他最起码还有爱我大中华为之心。咱们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与咱们一样去同果粉们战斗吧。我到是开始喜欢上你了。怎么样四川老乡、我也算是四川人,只不过咱己游历在外四十多年了。咱交过朋友吧。我正准备写一篇贴我从理论上反击一下那些果粉蒋粉们。到时候老乡抬不抬桩呀。

      2018/3/13 16: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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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楼 WSQS7118773
      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应用这样的心态去研读咱们大中国的历史,以实现大中华的中国梦。
      74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如果那都叫谩骂了,也醉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比人说的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屁话,这叫谩骂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假如你的我的作文写得不好,老师说句这篇文章是狗屁文章,是在谩骂我吗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1楼 WSQS7118773
      这位网友,请首先搞清楚我的发言即沒针对楼主也没针对任何人。咱只是对楼上两位战友好言劝和而己。人家都己能善意接受,这有什么不好吗?至于你如果喜欢那种 出口伤人,自视天高的方式来评别人的话与我无关我也不会接你什么话。但前题是只要不站在果粉、蒋粉、美日粉的立场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咱另当别论。
      82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还木有看出此人的果粉面目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3楼 WSQS7118773
      我看过他以前的争论发言 他不算什么果粉。这铁血上的主要铁杆果粉蒋粉咱都市基本上记住了。对他们咱绝不客气,同样你对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咱两都支持你。谢谢你的提醒。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也看过,他不是果粉,就木有敢当果粉的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就是拉偏架的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3 16: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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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8楼 大兵susu
      谢谢67楼褒奖!追求历史的真相,反思历史的教训,然后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心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铁友之心中“中国梦”永恒的情节。
      70楼 WSQS7118773
      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应用这样的心态去研读咱们大中国的历史,以实现大中华的中国梦。
      74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如果那都叫谩骂了,也醉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比人说的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屁话,这叫谩骂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假如你的我的作文写得不好,老师说句这篇文章是狗屁文章,是在谩骂我吗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1楼 WSQS7118773
      这位网友,请首先搞清楚我的发言即沒针对楼主也没针对任何人。咱只是对楼上两位战友好言劝和而己。人家都己能善意接受,这有什么不好吗?至于你如果喜欢那种 出口伤人,自视天高的方式来评别人的话与我无关我也不会接你什么话。但前题是只要不站在果粉、蒋粉、美日粉的立场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咱另当别论。
      82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还木有看出此人的果粉面目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我看过他以前的争论发言 他不算什么果粉。这铁血上的主要铁杆果粉蒋粉咱都市基本上记住了。对他们咱绝不客气,同样你对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咱两都支持你。谢谢你的提醒。

      2018/3/13 1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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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楼 WSQS7118773
      回复大兵及太阳星两位铁血战友:这篇贴子的讨论主要是二位战友在争取论,有争论是好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贴子没什么错,他批驳了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某种假设。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没什么假设。他也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其二就是你们二人应该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我经常看二人的贴子及讨论发言。二位都是敢于同果粉、蒋粉们争论斗争的战友也是我所关注人 。如果二位去掉那些相互辱骂互相看不起的语言不是很好吗。改为相争重商讨不更好吗。我说过这铁血上没什么历史大家、专家。有的只是谁的历史知识丰富一些而已。所以只要不像“二李、浪军、”等铁杆果粉蒋粉那样编造史事,谁的话都不是绝对正确。以前呀人们总是给人扣冒子,现在改为一动嘴就辱骂这可不大好哟。这不是让那些果粉、蒋粉们看笑话嘛。其实咱也骂人,不过只争对那些个粉们,对战友从来都是尊重。二位看到咱的回复可别反过来都来骂我哟。如果是那样我只能选择不回话了,绝不会与二位对骂,因为咱把二位看成是战友。
      68楼 大兵susu
      谢谢67楼褒奖!追求历史的真相,反思历史的教训,然后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心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铁友之心中“中国梦”永恒的情节。
      70楼 WSQS7118773
      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应用这样的心态去研读咱们大中国的历史,以实现大中华的中国梦。
      74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如果那都叫谩骂了,也醉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比人说的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屁话,这叫谩骂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假如你的我的作文写得不好,老师说句这篇文章是狗屁文章,是在谩骂我吗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81楼 WSQS7118773
      这位网友,请首先搞清楚我的发言即沒针对楼主也没针对任何人。咱只是对楼上两位战友好言劝和而己。人家都己能善意接受,这有什么不好吗?至于你如果喜欢那种 出口伤人,自视天高的方式来评别人的话与我无关我也不会接你什么话。但前题是只要不站在果粉、蒋粉、美日粉的立场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咱另当别论。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还木有看出此人的果粉面目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2 18: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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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楼 WSQS7118773
      回复大兵及太阳星两位铁血战友:这篇贴子的讨论主要是二位战友在争取论,有争论是好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贴子没什么错,他批驳了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某种假设。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没什么假设。他也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其二就是你们二人应该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我经常看二人的贴子及讨论发言。二位都是敢于同果粉、蒋粉们争论斗争的战友也是我所关注人 。如果二位去掉那些相互辱骂互相看不起的语言不是很好吗。改为相争重商讨不更好吗。我说过这铁血上没什么历史大家、专家。有的只是谁的历史知识丰富一些而已。所以只要不像“二李、浪军、”等铁杆果粉蒋粉那样编造史事,谁的话都不是绝对正确。以前呀人们总是给人扣冒子,现在改为一动嘴就辱骂这可不大好哟。这不是让那些果粉、蒋粉们看笑话嘛。其实咱也骂人,不过只争对那些个粉们,对战友从来都是尊重。二位看到咱的回复可别反过来都来骂我哟。如果是那样我只能选择不回话了,绝不会与二位对骂,因为咱把二位看成是战友。
      68楼 大兵susu
      谢谢67楼褒奖!追求历史的真相,反思历史的教训,然后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心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铁友之心中“中国梦”永恒的情节。
      70楼 WSQS7118773
      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应用这样的心态去研读咱们大中国的历史,以实现大中华的中国梦。
      74楼 四川好人1479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如果那都叫谩骂了,也醉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比人说的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屁话,这叫谩骂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假如你的我的作文写得不好,老师说句这篇文章是狗屁文章,是在谩骂我吗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这位网友,请首先搞清楚我的发言即沒针对楼主也没针对任何人。咱只是对楼上两位战友好言劝和而己。人家都己能善意接受,这有什么不好吗?至于你如果喜欢那种 出口伤人,自视天高的方式来评别人的话与我无关我也不会接你什么话。但前题是只要不站在果粉、蒋粉、美日粉的立场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咱另当别论。

      2018/3/12 17: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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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云客我心
      以西安事变以前国共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共产党那里确实凶多吉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如果全力进攻,红军恐怕确实很难抵抗住,西路军就是例子
      8楼 冬蛇
      以西安事变以前国共双方战斗力对比来看,国民党那里确实凶多吉少,国军一打就垮,长征之后的红军已经能整师整师地歼灭国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如果全力进攻,红军就会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缴获武器,一步步发展壮大,最后几大战役,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解放战争就是例子。

      国民党军的弱点就是战斗力差,乌合之众,一打就垮。不论多少兵去打仗,都是运输大队,给人送武器送兵源。抗日战争,获得了美械装备,在武器上提升了一些,但是在战力上还是老一套。淞沪会战,那么多军队,被日军打个稀里哗啦,豫湘桂会战,见日军的影子就逃。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而且苏军的军事装备也可能拿给中共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反观西安事变后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未获得苏军的军援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步枪、弹药、飞机、坦克、无线电通讯设备等等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2 17: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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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45楼 我们的信念
      什么玩意还妄称居士,连基本的中文语法都不懂,连小学生都不如,还装什么呀?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们成都人爱说居士婆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2 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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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41楼 我是太阳星
      你说这些都没用,有理走遍天下,你这种无理只能寸步难行!
      42楼 秋云雁影
      毛泽东的话连小学生都能听懂其中幽默反讽的含义,这个流云居士居然不懂,你和他再说也白搭。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给他两个说不清楚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别人的幽默语句他还当真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2 17: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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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你连中国人有时用语的意境,很多,反话也是一种,这种反话有时还能起到幽默的效果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老人家还感谢过运输大队长呢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2 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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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5楼 我是太阳星
      不学无术的恰恰是你这种人,《学习和时局》里提的4万多的军队,是指正式红军,不包括红军东征扩招的1.3万红军,也不包括非正式红军和地方部队!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他的逻辑混乱,这四万多红军都是党员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2 16: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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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60楼 我是太阳星
      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恰恰是你这种无知无聊之人。关于陕北红军人数,本论坛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你可以查阅!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如何,中共早已有定论,根本没提什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之类的狗屁话, !按现在揭密的史料,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促成西北抗日联盟、进而促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不以你的胡言乱语为转移的。
      64楼 大兵susu
      你用虚无主义的混帐逻辑来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等于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像你这样混帐造句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即便没有,,领导,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即便没有八一南昌起义,照样什么什么;即便没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照样会飞越大渡河;即便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得逞,它照样会失败,红军照样会团结强大的;还有恩个“即便”不举例了,为了你的论点正确,毛著里的话都可以不算数,再有历史意义具有重大转折的事件,你用个“即便”就可以轻易否定掉了。严肃客观的历史机遇是可以用一两个现在臆想的“即便”和“假设”抹杀掉的吗?过了这个村还有会无数的“店”等你来住的吗?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善于创造和抓住能够促成革命胜利历史转折的重大机遇,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他领导中国革命这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中,没有任何“即便”的重大机遇被放过,而导致重来,这就伟人的气质!你们这些人祭出那么多的荒谬“即便”那不是十分可笑吗?

      66楼 我是太阳星6
      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恰恰是你,夸大西安事变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作用,就是歪曲史实、否定和诬蔑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69楼 大兵susu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后,中央致电正和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要其劝国民党方面“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与中共一起反日救国;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要求“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 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主要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等 ;提醒张学良要把“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并告周恩来拟前去协商大计 。核心是要审判蒋介石、尽力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对西安事变长期打算主要反映在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即准备半月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军队一起组织抗日联军,以南京政权中的抗日派暂时主持南京局面,“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争取蒋军全部”等。 在这里,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不再存在。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进行讨论。当时会上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周恩来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认为西安“将来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指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毛泽东总结:“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称颂“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并请派飞机接周恩来前去西安。 同日,《红色中华》报开始大力宣传“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公开要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初多次强调只要蒋放弃过去错误主张、同意抗日,就绝对拥护;但发动西安事变的本身就是因为对蒋“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谏,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12月14日张学良公开指出:这次事变“一切办法,决诸公论”。 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后致中共电报中第一句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还称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之革命”,这都是明显反对蒋介石,把其归类于应被镇压的反革命。

      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因负责看守蒋介石,见证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的谈话:“张将军又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说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 这也印证了蒋介石的回忆。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虽然仍不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强调“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仍提出要召集救国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但同时几次强调“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可见,中共中央采纳了 “保蒋安全”策略,开始放弃对外宣传审蒋罪行,并公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西安事变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 一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而会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 在此,中共大幅度地公开改变了原来的决策:不再要求召集“救国会议”,而改为“和平会议”;不再要求会议在西安召开,而改为由南京方面召集;不再要求蒋介石交由人民审判,而改为由各方共同讨论。

      二是中共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阐述了中共力争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在此,在党内不再认为西安事变是“起义”、“革命行动”等,而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结果,甚至还第一次指出了西安事变的危害,即“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造成新内战的可能;不再认为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与红军联合”,而改为“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并明确党的方针是“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中共在12月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12月16日发出的对于西安事变的电报。共产国际在电报中认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这句话不顾事实地否认了西安事变存在的任何积极意义。同时,共产国际也提出中共要在改组政府、保障人民权利、联合抗日等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和中共后来采取的方针基本一致。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疑对中共有很大影响。当然,中共中共并非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否定。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周与张、杨商量“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讨伐西安、保障民主权利、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等条件,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甚至“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中共此前明知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是“企图利用此事变”,却在这个电报中表示“可以考虑”,由此可见中共当时想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心情。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在西安事变中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第一次提出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并围绕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一根本问题列出具体谈判条件。这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重大变化,完成了由审蒋罪行到保蒋安全、再由保蒋安全最终到释蒋抗日的根本转变,从而也使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这一决策的转变,直接保证了此后谈判的进行,有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23日,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出席,中共方面由周恩来出席,三方开始正式谈判。由于此时蒋介石态度的转变,谈判很顺利,三方立场迅速接近。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述了谈判的情况:周恩来指出“共产党已在给国民党的声明书中同意放弃宣扬共产主义;原则上同意废除苏维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一致抗日”, “如果委员长同意抗日,共产党将不会要求参与政府改组”, 要求“共产党将保有自己的军事系统”,参加国民大会,并“想见委员长”,强调“当共产党和张、杨人马辛苦的想帮忙了结西安事变,南京方面确有大官员营党结派欲乘机夺权,不希望委员长平安归来”。 可见,周恩来在尽力实现中共谈判条件的同时,并在谈判中进行了晓以利害的说服争取工作。

      谈判至此遇到一个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即谈判达成协议的执行到底是在释放蒋介石之前还是之后,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如何确保蒋介石会执行谈判协议的问题。面对众多要求谈判协议要有保证的意见,张学良答复:“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张学良还进一步提出了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回答:“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 可见,张学良对于释放蒋介石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顾虑提出谈判协议的保证会损害蒋的威信或使蒋不满,从而影响整个谈判协议的执行。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的中共,则在这场争辩中态度极为平和。但张学良和中共的态度并没有说服众多的反对者,尤其是杨虎城,从而事情陷入僵局。同时,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直指蒋介石个人的诚信与诚意,使蒋介石也没法再保持“他本人不出头”的条件了。

      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全部结束,达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预期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功,也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决策,而是服从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西安事变后,审蒋罪行的决策是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是团结抗日。刘少奇就批评:西安事变时“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不能超过法西<斯>派的讨伐运动,又因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及一些幼稚的冲动,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这是我们的缺点。” 依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调整决策之后,中共才在实际上取得西安事变的领导地位,并促成整个局势的转变。

      第二,不依照自己单方主张来决策,而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协调各方主张。在西安事变中,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等几方面的力量,并互为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是这几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例如,张学良想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和行动、杨虎城对蒋介石不能抗日和日后报复的顾虑、蒋方对在释放蒋介石后执行谈判条件的坚持、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的内战威胁等等,都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决策的成功之处,就是协调各方的力量,审时度势地在协调中灵活地贯彻中共自身的基本原则。

      第三,不僵化地制定决策,而是密切注视决策后的反馈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情况,依据实情不断调整决策。在西安事变中,中共逐渐依照各方反馈和事态发展调整了决策,经历了审蒋罪行、保蒋安全、释蒋抗日等三个阶段,使其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得到较理想的结果。当然,在西安事变后期,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又有些乐观,认为“估计到蒋及蒋系欲恢复其已经丧失之威信与权利,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势力才能裁判已经膨胀之亲日派势力” ,对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艰巨性一度认识不足。

      第四,不遥控凭空决策,而是派出专人协调决策过程。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直抵事变现场,不断反馈西安各方实情,及时提出决策调整,促进中共中央决策的转变。周恩来还在西安与各方的接触、谈判中,很好地体现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变通灵活执行,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实现。

      2018/3/12 16: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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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楼 WSQS7118773
      回复大兵及太阳星两位铁血战友:这篇贴子的讨论主要是二位战友在争取论,有争论是好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贴子没什么错,他批驳了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某种假设。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没什么假设。他也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其二就是你们二人应该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我经常看二人的贴子及讨论发言。二位都是敢于同果粉、蒋粉们争论斗争的战友也是我所关注人 。如果二位去掉那些相互辱骂互相看不起的语言不是很好吗。改为相争重商讨不更好吗。我说过这铁血上没什么历史大家、专家。有的只是谁的历史知识丰富一些而已。所以只要不像“二李、浪军、”等铁杆果粉蒋粉那样编造史事,谁的话都不是绝对正确。以前呀人们总是给人扣冒子,现在改为一动嘴就辱骂这可不大好哟。这不是让那些果粉、蒋粉们看笑话嘛。其实咱也骂人,不过只争对那些个粉们,对战友从来都是尊重。二位看到咱的回复可别反过来都来骂我哟。如果是那样我只能选择不回话了,绝不会与二位对骂,因为咱把二位看成是战友。
      68楼 大兵susu
      谢谢67楼褒奖!追求历史的真相,反思历史的教训,然后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心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铁友之心中“中国梦”永恒的情节。
      70楼 WSQS7118773
      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应用这样的心态去研读咱们大中国的历史,以实现大中华的中国梦。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如果那都叫谩骂了,也醉了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比人说的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屁话,这叫谩骂啊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假如你的我的作文写得不好,老师说句这篇文章是狗屁文章,是在谩骂我吗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3/12 16: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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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60楼 我是太阳星
      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恰恰是你这种无知无聊之人。关于陕北红军人数,本论坛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你可以查阅!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如何,中共早已有定论,根本没提什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之类的狗屁话, !按现在揭密的史料,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促成西北抗日联盟、进而促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不以你的胡言乱语为转移的。
      64楼 大兵susu
      你用虚无主义的混帐逻辑来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等于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像你这样混帐造句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即便没有,,领导,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即便没有八一南昌起义,照样什么什么;即便没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照样会飞越大渡河;即便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得逞,它照样会失败,红军照样会团结强大的;还有恩个“即便”不举例了,为了你的论点正确,毛著里的话都可以不算数,再有历史意义具有重大转折的事件,你用个“即便”就可以轻易否定掉了。严肃客观的历史机遇是可以用一两个现在臆想的“即便”和“假设”抹杀掉的吗?过了这个村还有会无数的“店”等你来住的吗?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善于创造和抓住能够促成革命胜利历史转折的重大机遇,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他领导中国革命这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中,没有任何“即便”的重大机遇被放过,而导致重来,这就伟人的气质!你们这些人祭出那么多的荒谬“即便”那不是十分可笑吗?

      66楼 我是太阳星6
      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恰恰是你,夸大西安事变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作用,就是歪曲史实、否定和诬蔑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69楼 大兵susu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你所说的这个中共评价,是史学界的评价,根本不是党内文件上的。党的文件上只是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任何拔高、夸张的表述,都是学者或蒋粪们的个人杜撰。

      西安事变后,27日,中共中央了《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要“继续督促并逼迫其兑现他自己承诺的条件”。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歪曲西安

      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反驳,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的原因,戳穿了蒋介石所谓的“伟大人格”,要求蒋介石兑现其诺言,并警告他“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为便于全国人民的监督,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将蒋介石在西安时所允诺的条件公之于众。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他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它打破了蒋介石控制中国政局的局面,有积极意义,他估计事变的发展有三种前途:一是日本拉南京政府使之成为亲日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是蒋的部下转到西安方面来;三是日本操之过急,使中国革命起来。基于这种估计,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拥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影响全国,召集救国大会,成立实质上的政府,名义上叫做抗日援绥委员会的机构”。会议对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作了充分肯定,并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基础做出决定,形成西安抗日中心。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从停止内战,和平解决事变的大局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支持张杨,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始终以人民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优秀品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像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作用,但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突发事件沉着应对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一能力也得到了历史的检验。经过西安事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熟起来,这为中国共产党地位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进而促进了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到来,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

      2018/3/12 16: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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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大兵susu: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没人否定,但并不是你所说的西安事变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要讲挽救,西安事变挽救了蒋介石,把他从卖国的边缘拉了回来。一是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照样消灭不了红军,失民心失天下,腐朽的蒋介石政权迟早要被中国人民推翻,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人间正道!二是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共同抗日一致对外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在这种大趋势下,国共必然合作共同抗日,尽管蒋介石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情愿,尽管蒋介石的本质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他也无法阻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西安事变正好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2018/3/12 14: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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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没人否定,但并不是你所说的西安事变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一是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照样消灭不了红军,失民心失天下,腐朽的蒋介石政权迟早要被中国人民推翻,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人间正道!二是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共同抗日一致对外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在这种大趋势下,必然会促成国共合作,尽管蒋介石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情愿,尽管蒋介石的本质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他也无法阻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西安事变正好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2018/3/9 1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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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楼 WSQS7118773
      回复大兵及太阳星两位铁血战友:这篇贴子的讨论主要是二位战友在争取论,有争论是好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贴子没什么错,他批驳了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某种假设。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没什么假设。他也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其二就是你们二人应该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我经常看二人的贴子及讨论发言。二位都是敢于同果粉、蒋粉们争论斗争的战友也是我所关注人 。如果二位去掉那些相互辱骂互相看不起的语言不是很好吗。改为相争重商讨不更好吗。我说过这铁血上没什么历史大家、专家。有的只是谁的历史知识丰富一些而已。所以只要不像“二李、浪军、”等铁杆果粉蒋粉那样编造史事,谁的话都不是绝对正确。以前呀人们总是给人扣冒子,现在改为一动嘴就辱骂这可不大好哟。这不是让那些果粉、蒋粉们看笑话嘛。其实咱也骂人,不过只争对那些个粉们,对战友从来都是尊重。二位看到咱的回复可别反过来都来骂我哟。如果是那样我只能选择不回话了,绝不会与二位对骂,因为咱把二位看成是战友。
      68楼 大兵susu
      谢谢67楼褒奖!追求历史的真相,反思历史的教训,然后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心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铁友之心中“中国梦”永恒的情节。
      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应用这样的心态去研读咱们大中国的历史,以实现大中华的中国梦。

      2018/3/8 19: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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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楼 我是太阳星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60楼 我是太阳星
      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恰恰是你这种无知无聊之人。关于陕北红军人数,本论坛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你可以查阅!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如何,中共早已有定论,根本没提什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之类的狗屁话, !按现在揭密的史料,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促成西北抗日联盟、进而促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不以你的胡言乱语为转移的。
      64楼 大兵susu
      你用虚无主义的混帐逻辑来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等于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像你这样混帐造句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即便没有,,领导,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即便没有八一南昌起义,照样什么什么;即便没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照样会飞越大渡河;即便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得逞,它照样会失败,红军照样会团结强大的;还有恩个“即便”不举例了,为了你的论点正确,毛著里的话都可以不算数,再有历史意义具有重大转折的事件,你用个“即便”就可以轻易否定掉了。严肃客观的历史机遇是可以用一两个现在臆想的“即便”和“假设”抹杀掉的吗?过了这个村还有会无数的“店”等你来住的吗?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善于创造和抓住能够促成革命胜利历史转折的重大机遇,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他领导中国革命这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中,没有任何“即便”的重大机遇被放过,而导致重来,这就伟人的气质!你们这些人祭出那么多的荒谬“即便”那不是十分可笑吗?

      66楼 我是太阳星6
      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恰恰是你,夸大西安事变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作用,就是歪曲史实、否定和诬蔑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2018/3/7 2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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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楼 WSQS7118773
      回复大兵及太阳星两位铁血战友:这篇贴子的讨论主要是二位战友在争取论,有争论是好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贴子没什么错,他批驳了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某种假设。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没什么假设。他也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其二就是你们二人应该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我经常看二人的贴子及讨论发言。二位都是敢于同果粉、蒋粉们争论斗争的战友也是我所关注人 。如果二位去掉那些相互辱骂互相看不起的语言不是很好吗。改为相争重商讨不更好吗。我说过这铁血上没什么历史大家、专家。有的只是谁的历史知识丰富一些而已。所以只要不像“二李、浪军、”等铁杆果粉蒋粉那样编造史事,谁的话都不是绝对正确。以前呀人们总是给人扣冒子,现在改为一动嘴就辱骂这可不大好哟。这不是让那些果粉、蒋粉们看笑话嘛。其实咱也骂人,不过只争对那些个粉们,对战友从来都是尊重。二位看到咱的回复可别反过来都来骂我哟。如果是那样我只能选择不回话了,绝不会与二位对骂,因为咱把二位看成是战友。
      谢谢67楼褒奖!追求历史的真相,反思历史的教训,然后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心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铁友之心中“中国梦”永恒的情节。

      2018/3/7 2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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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大兵及太阳星两位铁血战友:这篇贴子的讨论主要是二位战友在争取论,有争论是好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贴子没什么错,他批驳了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某种假设。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没什么假设。他也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其二就是你们二人应该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我经常看二人的贴子及讨论发言。二位都是敢于同果粉、蒋粉们争论斗争的战友也是我所关注人 。如果二位去掉那些相互辱骂互相看不起的语言不是很好吗。改为相争重商讨不更好吗。我说过这铁血上没什么历史大家、专家。有的只是谁的历史知识丰富一些而已。所以只要不像“二李、浪军、”等铁杆果粉蒋粉那样编造史事,谁的话都不是绝对正确。以前呀人们总是给人扣冒子,现在改为一动嘴就辱骂这可不大好哟。这不是让那些果粉、蒋粉们看笑话嘛。其实咱也骂人,不过只争对那些个粉们,对战友从来都是尊重。二位看到咱的回复可别反过来都来骂我哟。如果是那样我只能选择不回话了,绝不会与二位对骂,因为咱把二位看成是战友。

      2018/3/7 18: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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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7楼 我是太阳星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60楼 我是太阳星
      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恰恰是你这种无知无聊之人。关于陕北红军人数,本论坛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你可以查阅!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如何,中共早已有定论,根本没提什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之类的狗屁话, !按现在揭密的史料,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促成西北抗日联盟、进而促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不以你的胡言乱语为转移的。
      64楼 大兵susu
      你用虚无主义的混帐逻辑来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等于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像你这样混帐造句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即便没有,,领导,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即便没有八一南昌起义,照样什么什么;即便没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照样会飞越大渡河;即便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得逞,它照样会失败,红军照样会团结强大的;还有恩个“即便”不举例了,为了你的论点正确,毛著里的话都可以不算数,再有历史意义具有重大转折的事件,你用个“即便”就可以轻易否定掉了。严肃客观的历史机遇是可以用一两个现在臆想的“即便”和“假设”抹杀掉的吗?过了这个村还有会无数的“店”等你来住的吗?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善于创造和抓住能够促成革命胜利历史转折的重大机遇,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他领导中国革命这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中,没有任何“即便”的重大机遇被放过,而导致重来,这就伟人的气质!你们这些人祭出那么多的荒谬“即便”那不是十分可笑吗?

      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恰恰是你,夸大西安事变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作用,就是歪曲史实、否定和诬蔑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2018/3/5 10: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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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楼 xinjing
      楼主文中提到的杨奎松还有研究老蒋的杨天石,都不是什么好鸟,惯以标新立异,以几句当事人的言语作研究根据,哗众取宠,显示自己有新发现,实际史实置之不理,还总以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了不得,实际除了想翻历史铁案的险恶用心外,一文不值!
      扬天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代表人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公知“”人物。是他首先将老蒋的日记抬了出来。二李们所转贴的老蒋的日记及所谓老蒋、宋美玲的赞美贴多数都来自于此人及类似人物。此人前些年经常利用自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身份到各大学寅讲,毒害了不少年轻人。但这几 年他的言论受到了社科院同行们的批驳及席总就任后对历史虚无主义说不也 就没怎么见他的东西了。对张扬后悔论则来自那位所谓视频名人高晓松。这人毒害年轻人更利害。这铁血上好些国粉、蒋粉都是受他及还有一位叫梁什么的影响。我儿子就是受他们的影响成了国粉。去年光明网曾发文号招要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说不,这几年就很少见他们的身影了其影响也就小多了。

      2018/3/4 19: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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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7楼 我是太阳星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60楼 我是太阳星
      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恰恰是你这种无知无聊之人。关于陕北红军人数,本论坛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你可以查阅!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如何,中共早已有定论,根本没提什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之类的狗屁话, !按现在揭密的史料,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促成西北抗日联盟、进而促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不以你的胡言乱语为转移的。
      你用虚无主义的混帐逻辑来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等于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像你这样混帐造句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即便没有,,领导,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即便没有八一南昌起义,照样什么什么;即便没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照样会飞越大渡河;即便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得逞,它照样会失败,红军照样会团结强大的;还有恩个“即便”不举例了,为了你的论点正确,毛著里的话都可以不算数,再有历史意义具有重大转折的事件,你用个“即便”就可以轻易否定掉了。严肃客观的历史机遇是可以用一两个现在臆想的“即便”和“假设”抹杀掉的吗?过了这个村还有会无数的“店”等你来住的吗?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善于创造和抓住能够促成革命胜利历史转折的重大机遇,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他领导中国革命这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中,没有任何“即便”的重大机遇被放过,而导致重来,这就伟人的气质!你们这些人祭出那么多的荒谬“即便”那不是十分可笑吗?

      2018/3/2 10: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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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7楼 我是太阳星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62楼 老五毛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谁也不会否认。但是,由此得出,内战不停止红军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的结论也不科学,这和没有事变红军又能怎样的假设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是否可以这样说,内战的停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红军走上了加速发展之路(要知道,即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还是千方百计的限制共产党的发展)。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就说过,内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抗战期间如此,抗战胜利后也是这样。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屠杀抗日民众数万人,在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国民党军队几乎与伪军等同,被称为“顽军”,新四军的很大任务就是反顽。所以,抗战期间,我党的政策就是对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反对妥协、反对投降。

      2018/3/2 9: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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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7楼 我是太阳星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谁也不会否认。但是,由此得出,内战不停止红军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的结论也不科学,这和没有事变红军又能怎样的假设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是否可以这样说,内战的停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红军走上了加速发展之路(要知道,即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还是千方百计的限制共产党的发展)。

      2018/3/2 8: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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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6楼 我是太阳星
      毛泽东的原话意思是说共产党领导的绕过长征后的正式红军,不包括东征扩招的一万多人,而且也不包括陕北原有的红军及长征后扩招的非正式红军,如河南等地的近万名红军游击队。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讲话,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他老人家的话也不是圣旨!而且作为最高领袖,对这些实际数字也有出错的时候。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说白50多岁了,你查查白多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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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军网上的两篇文章,比你胡言乱语的要有力得多!

      59楼 大兵susu
      你要否定毛著写明的事实,就说老人家的话不算数,太滑稽了吧!毛主席是军事领袖,他对自己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会讲得错?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吧!而且,出版毛著的时候,都要经过反复核实订正的,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你还有一件让人看不起的事情,就是拿白求恩的岁数来证明伟人的笔误,那更是无知到了极点。关于白求恩的岁数,已经有说明,毛主席看白求恩先生是估计他有五十多岁了,和白求恩实际年近五十岁也不差上下,而且这岁数笔误对于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没有任何影响,故才没有修正。这怎么能和军事上的数字相提并论呢?关于陕北红军的数字统计,当然是是统计到西安事变停止内战的这个时间段,西路军已经覆灭也就没统计加进来,那时候陕北就是毛主席说的只有三四万红军。西安事变后,内战停止了,红军在此期间扩充的队伍这是不能算进来的,你把内战停止后扩军的人数也算进来,那才是胡言乱语呢!试想,西安事变没发生之前,国共内战没有停止,中共会顺利地以抗战的名义扩充壮大自已的武装吗?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提到红军长征到陕北,最困难的时候也只剩下三四万人马,这是为什么?你不读原著,不去研究党史,就搞不清楚其中的缘由。毛主席就是要告诉全党,只要路线对头,革命就能够从低潮走出境。毛主席为什么老是拿红军长征到陕北内战停止的前夜红军打剩下的三四万人数举例说明呢?这就反映出在西安事变发生停止内战前,中国革命就是处于低潮阶段。你来个反其道而行之,连毛主席的话都要不信,这不是无知又是什么呢?
      而且我军从不以人数多少取胜,在井冈山时期,只有800红军,国民党军队围剿人数动辄就是数万人,一样取胜。只有你这种无知无聊之人以人数多少定胜负。第四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10万、20万、30万、50万,而红军人数1万、2万、3万、6万,一样打得国民党大败!陕北红军7万余人,蒋介石的嫡系能用于围剿红军的不到30万,没有西安事变,结局一样是失败!

      2018/3/2 8: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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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7楼 我是太阳星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58楼 大兵susu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恰恰是你这种无知无聊之人。关于陕北红军人数,本论坛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你可以查阅!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如何,中共早已有定论,根本没提什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之类的狗屁话, !按现在揭密的史料,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促成西北抗日联盟、进而促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不以你的胡言乱语为转移的。

      2018/3/2 8: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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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6楼 我是太阳星
      毛泽东的原话意思是说共产党领导的绕过长征后的正式红军,不包括东征扩招的一万多人,而且也不包括陕北原有的红军及长征后扩招的非正式红军,如河南等地的近万名红军游击队。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讲话,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他老人家的话也不是圣旨!而且作为最高领袖,对这些实际数字也有出错的时候。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说白50多岁了,你查查白多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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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军网上的两篇文章,比你胡言乱语的要有力得多!

      你要否定毛著写明的事实,就说老人家的话不算数,太滑稽了吧!毛主席是军事领袖,他对自己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会讲得错?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吧!而且,出版毛著的时候,都要经过反复核实订正的,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你还有一件让人看不起的事情,就是拿白求恩的岁数来证明伟人的笔误,那更是无知到了极点。关于白求恩的岁数,已经有说明,毛主席看白求恩先生是估计他有五十多岁了,和白求恩实际年近五十岁也不差上下,而且这岁数笔误对于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没有任何影响,故才没有修正。这怎么能和军事上的数字相提并论呢?关于陕北红军的数字统计,当然是是统计到西安事变停止内战的这个时间段,西路军已经覆灭也就没统计加进来,那时候陕北就是毛主席说的只有三四万红军。西安事变后,内战停止了,红军在此期间扩充的队伍这是不能算进来的,你把内战停止后扩军的人数也算进来,那才是胡言乱语呢!试想,西安事变没发生之前,国共内战没有停止,中共会顺利地以抗战的名义扩充壮大自已的武装吗?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提到红军长征到陕北,最困难的时候也只剩下三四万人马,这是为什么?你不读原著,不去研究党史,就搞不清楚其中的缘由。毛主席就是要告诉全党,只要路线对头,革命就能够从低潮走出境。毛主席为什么老是拿红军长征到陕北内战停止的前夜红军打剩下的三四万人数举例说明呢?这就反映出在西安事变发生停止内战前,中国革命就是处于低潮阶段。你来个反其道而行之,连毛主席的话都要不信,这不是无知又是什么呢?

      2018/3/2 0: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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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57楼 我是太阳星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你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说那些有什么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就有定论。什么叫做中国革命的转折?什么叫做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叫做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的地位,得以放手壮大革命的力量?什么叫做改变了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在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就不会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到底是谁要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对西安事变恨之入骨,没有哪个会这样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

      我们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不能即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又能怎么这么样的假设来否定西安事变,而且这些所有的假设都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内战不停止,红军就很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难道不是吗?

      2018/3/1 23: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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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你这种不学无术、机械照条者,无视历史和现实,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和革命,你这是在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从揭密的历史史料来看,中共早已做好了几套应对方案,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也会按最佳方案行事,结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1936年下半年,中共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38页。) ,“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3页。)可见,此时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参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参见《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9月24日,蒋介石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毛泽东指出: “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96页。)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参见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月,共产国际已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22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0—602页。)

      10月26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2。)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4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月4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200多个团,40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月8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7—608页。)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页。)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页。)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11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10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53页。)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12月初前出动。(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03页。)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71页。)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9页。)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3页。)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参见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到22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11月20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77页。)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5页。)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后,绥远抗战爆发,11月15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2页。)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页。)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卷,第617页。)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12月11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任弼时年谱》,第309页。)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参见《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参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9—620页。)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9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对于阎锡山,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11月30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吴殿尧:《刘鼎传》,第271页。) ,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日晚24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03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参见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修订版),841页。)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23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2018/3/1 9: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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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毛泽东的原话意思是说共产党领导的绕过长征后的正式红军,不包括东征扩招的一万多人,而且也不包括陕北原有的红军及长征后扩招的非正式红军,如河南等地的近万名红军游击队。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讲话,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他老人家的话也不是圣旨!而且作为最高领袖,对这些实际数字也有出错的时候。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说白50多岁了,你查查白多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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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军网上的两篇文章,比你胡言乱语的要有力得多!

      2018/3/1 9: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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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54楼 大兵susu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不学无术的恰恰是你这种人,《学习和时局》里提的4万多的军队,是指正式红军,不包括红军东征扩招的1.3万红军,也不包括非正式红军和地方部队!

      2018/3/1 8: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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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53楼 我是太阳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对于这样无学之徒不是想要与你争个输赢,而是不能让你的谬误误导世人。 对于这样的记载,(你不曾去读过毛著)毛主席在1944年4月12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明确写明:共产党在1937年内战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四万多人的军队。之后,毛主席在1962年,1971年几次谈到那时红军的人数,都是三万多或者四万人。历史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这里,看你还怎么辩解!

      2018/2/28 23: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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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编制4.55万人。中共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数额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

      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士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2018/2/28 15:53:02
      左箭头-小图标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周跟国民党谈判时提出过编4个军12个师,难道仅有3.8万人,他来个狮子大开口?你把那4万多红军给吃了?

      2018/2/28 15: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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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49楼 大兵susu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当时在陕北的红军7.2万人。你把那4万红军给吃了?

      西安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革命史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依据后来的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杀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加快! 谁跟你说的陕北是弹丸之地?陕北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而且红军东征扩大了不少地盘。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也是要往外发展的。红军东征就是往外拓展生存地域的尝试。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只有800余人,到29年时,2年时间已经打下了20几个县,红军扩展到8万余人。如果不是博古李德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轻松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和政权可能早在1935年左右就被中共消灭。

      2018/2/28 15: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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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养3万红军,已经是极限。 所以47年陕北,不是调兵进来保卫延安,而是放弃延安打游击。

      2018/2/28 14: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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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48楼 我是太阳星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对于这种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帖子一般我是不屑一顾的。你连不知道它说点什么?

      第一,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人数就是三万八千多人,你又去哪里找出三万红军来。

      第二,否定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这就我所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铁血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以妄称“没有你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红军照样打天下”。它们根本就不明白西安事变是统一战线的结果,只要我们党是毛泽东领导,在这样危机关头就会有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促成颠覆性的历史转折。如: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打破第五次围剿,壮大红军最好的机遇,结果被红军当时的领导集团放弃了。

      第三,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险恶的,绝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乐观。六七万红军打到改编八路军时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还不是跟战斗意志极强的中央军作战,谁告诉你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红军会越打越多?陕北人少地贫,弹丸之地,根本就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而且极易封锁,谁都知道,一旦东北军撤离,红军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谁告诉你东北军不会调走?哪个告诉你会出现三位一体的抗战政权,这不是在痴人说梦话吗?

      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西安事变才能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才是红军发展壮大唯一的结局,才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出现。

      2018/2/28 13: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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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大兵susu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首先,你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是错误的,在陕北的红军不是3万人,是6万人,而且一半是经过长征能征善战、以一当十的精锐。

      其次,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围剿红军的最佳机会,自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蒋介石就已经均可奈何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更是如鱼得水。已经没有丁点机会消灭红军了。先前张学良的3个师武器装备与中央军比并不差,结果被红军给消灭了。红军东征,9000人打得阎老西20余万人到处逃窜,消灭了1.3万余人,扩红3000余人。

      第三,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结果极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出国,逼迫西北军到福建与反蒋派作战。张学良不可能出国,杨虎城也不可能去福建,西北极可能出现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政府,阎老西也可能加入其内。这个政权拥有20余万精锐部队,如果打回东北,师出有名,得道多助。蒋介石如果围剿,丧失民心,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也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会出现拥护西北政权抗战的大好局面。那极可能在43年左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5年左右消灭蒋介石反动势力。

      第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出现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政权,也是统一战线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解决,只能使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2018/2/28 8: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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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41楼 我是太阳星
      你说这些都没用,有理走遍天下,你这种无理只能寸步难行!
      它的本意就是无理取闹,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本性问题。

      2018/2/28 8: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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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什么玩意还妄称居士,连基本的中文语法都不懂,连小学生都不如,还装什么呀?

      2018/2/28 8: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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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都没有否认西安事变的对中国革命起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任何否认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的说辞都属于“历史的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西安事变先不说救了还是没救红军,客观形势就是国共停止了内战,而红军是属于十分弱小的一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再晚一些时间发生,陕北那三万红军很难说会陷入什么样的险境,全军覆灭的结果也不是没有。我们评论历史,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中共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生存,最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比较好,如果老蒋安然从西安脱身,调来了坚决反共的中央军,红军肯定是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这难道不是吗?在红军生存命悬一线之际,西安事变客观上是挽救了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误区,特别是在铁网里。它们老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张学良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怎么会促成西安事变发生?如果不毛泽东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革命如何在危机中又一次绝处逢生,获得踹息再次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呢?所以说,西安事变应该归于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正确指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列在首位。

      2018/2/27 11: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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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41楼 我是太阳星
      你说这些都没用,有理走遍天下,你这种无理只能寸步难行!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呵呵呵!和权势站在一起,但凡有反对之声,只管动用暴力机器“杀杀杀”、“删删删”或“禁禁禁”的1路铲除过去,实在是最容易不过的事,连智商都未必需要有,就能显得似乎是“伟大”“光辉”“正确”的。

      无论有理无理,有权走遍天下;无论有理无理,无权寸步难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2018/2/27 10: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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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41楼 我是太阳星
      你说这些都没用,有理走遍天下,你这种无理只能寸步难行!
      毛泽东的话连小学生都能听懂其中幽默反讽的含义,这个流云居士居然不懂,你和他再说也白搭。

      2018/2/27 10: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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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38楼 流云居士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你说这些都没用,有理走遍天下,你这种无理只能寸步难行!

      2018/2/27 9: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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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样的大山里,有英勇的红军战士,有能争善战的毛泽东们老蒋能消灭红军?先看看基地组织被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围攻,阿富汗被前苏联进攻尚且不能被消灭,就凭国民党那种不堪入目的战斗力能消灭红军?做梦吧?

      2018/2/26 2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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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救了蒋介石。不管是谁抓中国人民做奴隶,由将领亲卫押起来攻打毛主席,结局都是裹挟稍一放松,奴隶们就争先恐后起义投诚和平改编和投降,跑去效忠毛主席了。连党国五大主力这类嫡系中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

      2018/2/26 20: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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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记忆不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37楼 我是太阳星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如果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有河蟹大钳删帖,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辩个分晓,让你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在大家面前。

      2018/2/26 19: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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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记忆不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36楼 流云居士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你举的例子与本帖的主题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中日战争的发生,是日本几十年来早就谋划好的,而如何对待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国共态度迥然不同,蒋介石国民党是退让妥协、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屡战屡败,而共产党的态度恰恰相反,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介石会继续内战,剿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认识到如果不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着共产党,与日军拼命,就只有死路一条。抗争才可能图存,这是人民在战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毛主席说要感谢蒋介石,说他用刺刀和机关枪教育了人民,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和基本生存权,就得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你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工农群众,毛主席还说要感谢他!是不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连正反都听不出来?连讽刺与幽默都听不出来?

      毛主席说过,要感谢杜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他还说过,要感谢赫鲁晓夫, 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呢!

      2018/2/26 16:40:37
      • 军衔:海军上校
      • 军号:59523
      • 头衔:北府军团 双头死神
      • 工分:200852 / 排名: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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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记忆不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34楼 我是太阳星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你除了会扣大帽子污蔑别人,还会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我的质疑。

      2018/2/26 16: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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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楼 克尔白的石头
      老话说得好:自助者天助之。

      作为当时最有抱负,最能沉下心来思考并试图解决中国问题的共产党,历史上的成功有些偶然事件推波助澜,但也有其必然性。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长征已经彻底结束快半年了,中央红军在陕北原有红军的帮助下,不但在陕甘宁立稳了脚跟,而且还组织了东征和西征,恢复元气和重新壮大发展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了。

      就国军和日军的战场纪录来看,日军的战斗力,尤其在抗战初期,是远高于国军的。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的中央红军各部挺进华北华东敌后战场,能在日军占据的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没理由在国军面前必然一败涂地。仅从军力对比说西安事变前西北国军有击败,歼灭红军主力机会,不足以服众。

      东北军和西北军不会卖力,所有军阀都不会出力打中共,中共没了下一家就轮到他了,在说了当时日军全面侵华,中国都要亡国了,军阀也都积极抗战,不像蒋光光,要别人逼着才不打内战被日抗。

      2018/2/26 9: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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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记忆不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主席感谢的人多去了,蒋介石是他感谢最多的,还有杜鲁门、日本侵略者。还有失国体,你可真是无知到极点了。当时是日本代表团有人说,要把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主席才有了这个话。

      2018/2/26 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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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话说得好:自助者天助之。

      作为当时最有抱负,最能沉下心来思考并试图解决中国问题的共产党,历史上的成功有些偶然事件推波助澜,但也有其必然性。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长征已经彻底结束快半年了,中央红军在陕北原有红军的帮助下,不但在陕甘宁立稳了脚跟,而且还组织了东征和西征,恢复元气和重新壮大发展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了。

      就国军和日军的战场纪录来看,日军的战斗力,尤其在抗战初期,是远高于国军的。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的中央红军各部挺进华北华东敌后战场,能在日军占据的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没理由在国军面前必然一败涂地。仅从军力对比说西安事变前西北国军有击败,歼灭红军主力机会,不足以服众。

      2018/2/25 0: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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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记忆不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31楼 流云居士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我觉得你对汉语的理解可能有点偏于肤浅。

      2018/2/24 22:41:28
      • 军衔:海军上校
      • 军号:59523
      • 头衔:北府军团 双头死神
      • 工分:200852 / 排名:7103
      左箭头-小图标

      3楼 记忆不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回复: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说出“感谢日本”的话。毛泽东说出这话,是有失国体之嫌。

      我举个类比的例子:1个东北人,1个浙江人,1个是男人,1个是女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都流亡到了四川,他们因此而得以相遇、相识、相处、相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1辈子都是相距千里的陌生人,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那么,这样1对人的子女,他们是否应该感谢日本侵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出生呢?

      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大家不认为这样产生的“战争产儿”不应该感谢日本,那么毛泽东的那些感谢日本的话,是否得当就值得商酌了。

      2018/2/24 22: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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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 跳跃攻击
      没错!

      这是一条颠补不破的真理!!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22楼 我是太阳星
      一些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

      一些 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这是毫无常识的梦呓。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可以根据现在、过去,推测出将来的发展走向。假如没有西安事变,根据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及形势判断,共产党极可能在43年左右驱逐日寇出中国、在45年左右夺取全国政权。

      自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蒋该死已经对共产党无可奈何了。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陕北红军总人数已达4.5万人,那可是经历过长征、艰苦征战的精锐,可以说以一当十。加上南方八省游击队1万多人。共产党军队已有6万人左右。而张学良的东北军20万人,被红军消灭了近3个师,家乡沦陷而在他乡内战,军无斗志,战斗力极弱。杨虎城十七路军6万余人,更不是红军对手。且杨夫人及部属好多是共产党员,杨本人也倾向于共产党,剿共根本不积极。当时,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早已暗中订立协定。而蒋无能的中央军主力在华东七省一市,约12个师左右,对付各地方实力派,能够抽出围剿红军的只有胡宗南、卫立煌部。因蒋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所以对张杨下的是死命令,如果不剿陕北共军,则张杨出国,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继续与红军游击队为敌。张杨肯定不愿意,张可能自侍与蒋是结拜兄弟、与宋关系极好,不会与蒋撕破脸而投共,会选择下野出国,但他的部下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在张出国后,极可能部分投共,部分被蒋收买。西北军最大可能是投共,或与共结盟,组建以中共为主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军队人数约20万人,共产党会派大量军政干部对军队进行改造、培训。

      联合政府占据陕西全境及甘肃部分地区,宣布东进抗日,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20万人根本不是红军对手,在东征中被1万余红军打垮30多个团、歼灭1.3万人。阎老西迫于日本、蒋该死压力,为避免被歼灭结局,极可能与联军合作,或允许联军过境抗日。 日本还是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平津、华北、热河、河北、河南等地。蒋该死此刻肯定还在围剿共产党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蒋该死可能会撤兵,坐山观虎斗。

      1937年8-9月,侵华日军达到20万、关东军20万。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抗日联军在巩固陕晋全境及甘宁部分地区、建立坚强的后方后,会士气大振、战力大增,加上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尤其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指挥,37年底-38年3月,30万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悬殊不大的联军,有很大把握收复平津河北河南热河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队伍不断壮大,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38年5月后,日军可能从东北、山东沿海增兵,山东韩复猪20万军队望风而逃,日军占领山东,并向蒋该死嫡系韩德勤占据的江苏进军。日本关东军会再次进犯热河、平津,西北联军会在苏联帮助下,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5万抗联部队会趁关东军调至关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动西征、北征战役,西北联军亦可能以主力配合东北抗联作战,收复辽宁省失地。

      38年底,西北联军5万兵力入鲁,与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联合,夺取临沂、淄博、烟台等中小城市及乡村,建立山东根据地。 同时,联军派兵5万入江苏。此时,蒋军与日军搏战,双方互有伤亡,予敌一定杀伤后蒋军败逃。联军与南方八省游击队一起,击败日军,占领江苏、安徽大部地区,建立苏皖根据地。

      39年10月,历经一年多的奋战,西北联军与东北抗联收复东北全部失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与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山西、陕西等地根据地一起,组建中国人民抗日联合政府。

      日军鉴于与中共军队作战屡屡失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屡战屡胜的事实,确立先消灭蒋介石南京政府、再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标。遂从广州、福建登陆,占领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上海等地,各地军阀为自保,不得不抗战,蒋匪军逃窜至四川等地。

      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合政府己占据东北、华北全境及西北、华东部分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大力支持中国抗战,援助中共大量武器装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入两线作战,半数兵力调往太平洋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南方八省游击队配合下,在人民大力支持下,收复华东、华南、华中等失地,将侵华日军大部消灭。 1943年左右,日军残余兵力进攻四川,蒋军一败涂地,退往西藏。抗日联军兵进四川,歼灭日军。劝降蒋该死未果,发兵,蒋军窜至青海、新疆。联军遂趁胜追击,1945年8月全部歼灭蒋匪军,蒋该死逃往印度。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共派军进驻日本。

      28楼 记忆不好
      备不住光头早就降日了
      汪院长抢先1步,光头无奈,只得硬着头皮抵抗

      2018/2/24 20: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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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 跳跃攻击
      没错!

      这是一条颠补不破的真理!!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22楼 我是太阳星
      一些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

      一些 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这是毫无常识的梦呓。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可以根据现在、过去,推测出将来的发展走向。假如没有西安事变,根据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及形势判断,共产党极可能在43年左右驱逐日寇出中国、在45年左右夺取全国政权。

      自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蒋该死已经对共产党无可奈何了。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陕北红军总人数已达4.5万人,那可是经历过长征、艰苦征战的精锐,可以说以一当十。加上南方八省游击队1万多人。共产党军队已有6万人左右。而张学良的东北军20万人,被红军消灭了近3个师,家乡沦陷而在他乡内战,军无斗志,战斗力极弱。杨虎城十七路军6万余人,更不是红军对手。且杨夫人及部属好多是共产党员,杨本人也倾向于共产党,剿共根本不积极。当时,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早已暗中订立协定。而蒋无能的中央军主力在华东七省一市,约12个师左右,对付各地方实力派,能够抽出围剿红军的只有胡宗南、卫立煌部。因蒋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所以对张杨下的是死命令,如果不剿陕北共军,则张杨出国,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继续与红军游击队为敌。张杨肯定不愿意,张可能自侍与蒋是结拜兄弟、与宋关系极好,不会与蒋撕破脸而投共,会选择下野出国,但他的部下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在张出国后,极可能部分投共,部分被蒋收买。西北军最大可能是投共,或与共结盟,组建以中共为主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军队人数约20万人,共产党会派大量军政干部对军队进行改造、培训。

      联合政府占据陕西全境及甘肃部分地区,宣布东进抗日,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20万人根本不是红军对手,在东征中被1万余红军打垮30多个团、歼灭1.3万人。阎老西迫于日本、蒋该死压力,为避免被歼灭结局,极可能与联军合作,或允许联军过境抗日。 日本还是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平津、华北、热河、河北、河南等地。蒋该死此刻肯定还在围剿共产党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蒋该死可能会撤兵,坐山观虎斗。

      1937年8-9月,侵华日军达到20万、关东军20万。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抗日联军在巩固陕晋全境及甘宁部分地区、建立坚强的后方后,会士气大振、战力大增,加上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尤其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指挥,37年底-38年3月,30万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悬殊不大的联军,有很大把握收复平津河北河南热河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队伍不断壮大,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38年5月后,日军可能从东北、山东沿海增兵,山东韩复猪20万军队望风而逃,日军占领山东,并向蒋该死嫡系韩德勤占据的江苏进军。日本关东军会再次进犯热河、平津,西北联军会在苏联帮助下,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5万抗联部队会趁关东军调至关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动西征、北征战役,西北联军亦可能以主力配合东北抗联作战,收复辽宁省失地。

      38年底,西北联军5万兵力入鲁,与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联合,夺取临沂、淄博、烟台等中小城市及乡村,建立山东根据地。 同时,联军派兵5万入江苏。此时,蒋军与日军搏战,双方互有伤亡,予敌一定杀伤后蒋军败逃。联军与南方八省游击队一起,击败日军,占领江苏、安徽大部地区,建立苏皖根据地。

      39年10月,历经一年多的奋战,西北联军与东北抗联收复东北全部失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与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山西、陕西等地根据地一起,组建中国人民抗日联合政府。

      日军鉴于与中共军队作战屡屡失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屡战屡胜的事实,确立先消灭蒋介石南京政府、再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标。遂从广州、福建登陆,占领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上海等地,各地军阀为自保,不得不抗战,蒋匪军逃窜至四川等地。

      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合政府己占据东北、华北全境及西北、华东部分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大力支持中国抗战,援助中共大量武器装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入两线作战,半数兵力调往太平洋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南方八省游击队配合下,在人民大力支持下,收复华东、华南、华中等失地,将侵华日军大部消灭。 1943年左右,日军残余兵力进攻四川,蒋军一败涂地,退往西藏。抗日联军兵进四川,歼灭日军。劝降蒋该死未果,发兵,蒋军窜至青海、新疆。联军遂趁胜追击,1945年8月全部歼灭蒋匪军,蒋该死逃往印度。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共派军进驻日本。

      28楼 记忆不好
      备不住光头早就降日了
      是有这种可能的,蒋光头有很深的舔日情节。

      2018/2/24 16: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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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 跳跃攻击
      没错!

      这是一条颠补不破的真理!!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22楼 我是太阳星
      一些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

      一些 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这是毫无常识的梦呓。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可以根据现在、过去,推测出将来的发展走向。假如没有西安事变,根据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及形势判断,共产党极可能在43年左右驱逐日寇出中国、在45年左右夺取全国政权。

      自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蒋该死已经对共产党无可奈何了。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陕北红军总人数已达4.5万人,那可是经历过长征、艰苦征战的精锐,可以说以一当十。加上南方八省游击队1万多人。共产党军队已有6万人左右。而张学良的东北军20万人,被红军消灭了近3个师,家乡沦陷而在他乡内战,军无斗志,战斗力极弱。杨虎城十七路军6万余人,更不是红军对手。且杨夫人及部属好多是共产党员,杨本人也倾向于共产党,剿共根本不积极。当时,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早已暗中订立协定。而蒋无能的中央军主力在华东七省一市,约12个师左右,对付各地方实力派,能够抽出围剿红军的只有胡宗南、卫立煌部。因蒋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所以对张杨下的是死命令,如果不剿陕北共军,则张杨出国,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继续与红军游击队为敌。张杨肯定不愿意,张可能自侍与蒋是结拜兄弟、与宋关系极好,不会与蒋撕破脸而投共,会选择下野出国,但他的部下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在张出国后,极可能部分投共,部分被蒋收买。西北军最大可能是投共,或与共结盟,组建以中共为主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军队人数约20万人,共产党会派大量军政干部对军队进行改造、培训。

      联合政府占据陕西全境及甘肃部分地区,宣布东进抗日,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20万人根本不是红军对手,在东征中被1万余红军打垮30多个团、歼灭1.3万人。阎老西迫于日本、蒋该死压力,为避免被歼灭结局,极可能与联军合作,或允许联军过境抗日。 日本还是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平津、华北、热河、河北、河南等地。蒋该死此刻肯定还在围剿共产党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蒋该死可能会撤兵,坐山观虎斗。

      1937年8-9月,侵华日军达到20万、关东军20万。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抗日联军在巩固陕晋全境及甘宁部分地区、建立坚强的后方后,会士气大振、战力大增,加上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尤其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指挥,37年底-38年3月,30万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悬殊不大的联军,有很大把握收复平津河北河南热河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队伍不断壮大,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38年5月后,日军可能从东北、山东沿海增兵,山东韩复猪20万军队望风而逃,日军占领山东,并向蒋该死嫡系韩德勤占据的江苏进军。日本关东军会再次进犯热河、平津,西北联军会在苏联帮助下,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5万抗联部队会趁关东军调至关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动西征、北征战役,西北联军亦可能以主力配合东北抗联作战,收复辽宁省失地。

      38年底,西北联军5万兵力入鲁,与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联合,夺取临沂、淄博、烟台等中小城市及乡村,建立山东根据地。 同时,联军派兵5万入江苏。此时,蒋军与日军搏战,双方互有伤亡,予敌一定杀伤后蒋军败逃。联军与南方八省游击队一起,击败日军,占领江苏、安徽大部地区,建立苏皖根据地。

      39年10月,历经一年多的奋战,西北联军与东北抗联收复东北全部失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与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山西、陕西等地根据地一起,组建中国人民抗日联合政府。

      日军鉴于与中共军队作战屡屡失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屡战屡胜的事实,确立先消灭蒋介石南京政府、再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标。遂从广州、福建登陆,占领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上海等地,各地军阀为自保,不得不抗战,蒋匪军逃窜至四川等地。

      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合政府己占据东北、华北全境及西北、华东部分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大力支持中国抗战,援助中共大量武器装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入两线作战,半数兵力调往太平洋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南方八省游击队配合下,在人民大力支持下,收复华东、华南、华中等失地,将侵华日军大部消灭。 1943年左右,日军残余兵力进攻四川,蒋军一败涂地,退往西藏。抗日联军兵进四川,歼灭日军。劝降蒋该死未果,发兵,蒋军窜至青海、新疆。联军遂趁胜追击,1945年8月全部歼灭蒋匪军,蒋该死逃往印度。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共派军进驻日本。

      备不住光头早就降日了

      2018/2/24 16:05:32
      • 军衔:陆军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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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前,国军陆军170个万属于蒋嫡系的只有37.5万,大部分在长江以南。另有40万没有地盘,没有所属的孤魂野鬼,只能依附于蒋。蒋讨伐红军,也只能以少量的嫡系军队,裹挟大量的孤魂野鬼进行讨伐。红军只需要击败少量监军的嫡系,其余的孤魂野鬼一哄而散,不会和红军拼命。假如,嫡系损失太多,其它各派系都会挑战蒋的地位。就像1949年的桂系一样。

      2018/2/24 1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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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楼 我们_china66
      如果当年张学良不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沟会怎么样?
      23楼 角落怒吼
      没什么后果。张杨人枪在手,老蒋根本不可能怎么样。老将若变卦、以张扬红军的战力和陕西的地盘,说不好老蒋还会翻盘子
      张太高看蒋的人品了,如果他知道蒋是那样的无耻小人,他肯定不会去南京送他。凭他的十几万大军,加上杨虎城的近十万大军,还有共产党的7、8万精锐之师,在陕西地盘上,蒋介石还真拿他们无可奈何。

      2018/2/24 14: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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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实说。

      2018/2/24 13: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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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以后,就没有红军了好不好!好多红军都是含着眼泪换帽子的!

      2018/2/24 12: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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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楼 我们_china66
      如果当年张学良不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沟会怎么样?
      没什么后果。张杨人枪在手,老蒋根本不可能怎么样。老将若变卦、以张扬红军的战力和陕西的地盘,说不好老蒋还会翻盘子

      2018/2/24 12: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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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 跳跃攻击
      没错!

      这是一条颠补不破的真理!!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一些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

      一些 喷子总是美化、吹嘘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厉害,胡说什么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会被蒋该死灭了。这是毫无常识的梦呓。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可以根据现在、过去,推测出将来的发展走向。假如没有西安事变,根据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及形势判断,共产党极可能在43年左右驱逐日寇出中国、在45年左右夺取全国政权。

      自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蒋该死已经对共产党无可奈何了。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陕北红军总人数已达4.5万人,那可是经历过长征、艰苦征战的精锐,可以说以一当十。加上南方八省游击队1万多人。共产党军队已有6万人左右。而张学良的东北军20万人,被红军消灭了近3个师,家乡沦陷而在他乡内战,军无斗志,战斗力极弱。杨虎城十七路军6万余人,更不是红军对手。且杨夫人及部属好多是共产党员,杨本人也倾向于共产党,剿共根本不积极。当时,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早已暗中订立协定。而蒋无能的中央军主力在华东七省一市,约12个师左右,对付各地方实力派,能够抽出围剿红军的只有胡宗南、卫立煌部。因蒋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所以对张杨下的是死命令,如果不剿陕北共军,则张杨出国,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继续与红军游击队为敌。张杨肯定不愿意,张可能自侍与蒋是结拜兄弟、与宋关系极好,不会与蒋撕破脸而投共,会选择下野出国,但他的部下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在张出国后,极可能部分投共,部分被蒋收买。西北军最大可能是投共,或与共结盟,组建以中共为主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军队人数约20万人,共产党会派大量军政干部对军队进行改造、培训。

      联合政府占据陕西全境及甘肃部分地区,宣布东进抗日,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20万人根本不是红军对手,在东征中被1万余红军打垮30多个团、歼灭1.3万人。阎老西迫于日本、蒋该死压力,为避免被歼灭结局,极可能与联军合作,或允许联军过境抗日。 日本还是会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平津、华北、热河、河北、河南等地。蒋该死此刻肯定还在围剿共产党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蒋该死可能会撤兵,坐山观虎斗。

      1937年8-9月,侵华日军达到20万、关东军20万。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抗日联军在巩固陕晋全境及甘宁部分地区、建立坚强的后方后,会士气大振、战力大增,加上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尤其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指挥,37年底-38年3月,30万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悬殊不大的联军,有很大把握收复平津河北河南热河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队伍不断壮大,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38年5月后,日军可能从东北、山东沿海增兵,山东韩复猪20万军队望风而逃,日军占领山东,并向蒋该死嫡系韩德勤占据的江苏进军。日本关东军会再次进犯热河、平津,西北联军会在苏联帮助下,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5万抗联部队会趁关东军调至关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动西征、北征战役,西北联军亦可能以主力配合东北抗联作战,收复辽宁省失地。

      38年底,西北联军5万兵力入鲁,与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联合,夺取临沂、淄博、烟台等中小城市及乡村,建立山东根据地。 同时,联军派兵5万入江苏。此时,蒋军与日军搏战,双方互有伤亡,予敌一定杀伤后蒋军败逃。联军与南方八省游击队一起,击败日军,占领江苏、安徽大部地区,建立苏皖根据地。

      39年10月,历经一年多的奋战,西北联军与东北抗联收复东北全部失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与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山西、陕西等地根据地一起,组建中国人民抗日联合政府。

      日军鉴于与中共军队作战屡屡失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屡战屡胜的事实,确立先消灭蒋介石南京政府、再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标。遂从广州、福建登陆,占领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上海等地,各地军阀为自保,不得不抗战,蒋匪军逃窜至四川等地。

      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合政府己占据东北、华北全境及西北、华东部分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大力支持中国抗战,援助中共大量武器装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入两线作战,半数兵力调往太平洋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南方八省游击队配合下,在人民大力支持下,收复华东、华南、华中等失地,将侵华日军大部消灭。 1943年左右,日军残余兵力进攻四川,蒋军一败涂地,退往西藏。抗日联军兵进四川,歼灭日军。劝降蒋该死未果,发兵,蒋军窜至青海、新疆。联军遂趁胜追击,1945年8月全部歼灭蒋匪军,蒋该死逃往印度。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共派军进驻日本。

      2018/2/24 11: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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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解放战争,胡宗南22个旅进攻不过二万人的解放军,被打得满地找牙,37年的蒋军又能好到哪里去?

      陕北沟壑纵横,大兵团作战相当困难,很容易被包围消灭,胡宗南的第一师就在山城堡被消灭了一个旅,吓得胡宗南赶紧撤退。

      2018/2/24 11: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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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 跳跃攻击
      没错!

      这是一条颠补不破的真理!!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西安事变不是挽救了革命,是挽救了蒋介石。

      2018/2/24 11: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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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楼 我们_china66
      如果当年张学良不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果会怎么样?
      如果不护送蒋回南京,西北三角联盟就不可能破裂,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就可能形成极大的抗日政治力量,张杨也不可能落那个悲惨下场。

      2018/2/24 1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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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年张学良不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果会怎么样?

      2018/2/24 10: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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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年张学良不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沟会怎么样?

      2018/2/24 1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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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文中提到的杨奎松还有研究老蒋的杨天石,都不是什么好鸟,惯以标新立异,以几句当事人的言语作研究根据,哗众取宠,显示自己有新发现,实际史实置之不理,还总以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了不得,实际除了想翻历史铁案的险恶用心外,一文不值!

      2018/2/24 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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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3 14: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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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这种地大民多的国家,最终成功正统者向来是靠政治,靠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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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3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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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的是,一,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也未必能够消灭红军。因为在红军长征时对国民党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没有后方基地,长途奔袭,兵力疲惫,还有不服从中央的内讧。即使如此,蒋介石及国军都没做到,那么到红军有了根据地就更不可能了,尽管这块土地很贫瘠,没法和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比,但总好于长征时期。为此,国民党军确实没把握消灭红军,两星期两个月都明显是吹牛。二、当时日军侵华已经是发生的事实了,并且危害一日甚是一日。这样,中日的主要敌对关系核战争状态是确定的,有没有西安事变,卢沟桥事件、南京大屠杀都会发生。若没有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羁縻及游击战的成果,只怕日军进攻会更顺利。而且民国政府在被侵略的前提下,一味退缩避战,只会让自己更加失去民心。甚至可能会出现美国、苏联的援助还没到,红军也没消灭,国民政府已经垮台,中国也已亡国的局面。或者地方军阀势力会进一步做大,最终让国家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混战当中。那对中国明显不是一个好的结局。至于胡适等一些文人的说法,且不论其所具备的政治标签。即使单而论之,也明显可归于书生文儒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真要胡适这样的人在民国时当政,只怕还不如老蒋。

      2018/2/23 1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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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记忆不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呵呵有人就只看感谢两个字,而不看到底感谢的是什么

      2018/2/23 12: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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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迷信,信人民” 。此话说得有哲理。

      2018/2/23 11: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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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这是一条颠补不破的真理!!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2018/2/23 10: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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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的看待西安事变,当时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而蒋介石的作法却与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发生了西安事变,当时的事变主持者在事变成功后才发现蒋介石是个烫手的山芋,不好处理,当时主张杀蒋介石的人可以部是占了上风的,包括国民党南京方面当时也有不顾蒋介石的死活要对西安动兵的,比如何应钦,此人也因此,再没有受到过蒋介石的重用,而在些关键时刻,张学良应该说还是比较冷静也是比较明智的,那就是把共产党引入其中,这才有了西安事变由一次单纯的军事兵谏的行动,演化成了促蒋抗日的谈判,应该说是共产党人的参与救了蒋介石的命,蒋介石在大势所趋之下,只好违心的答应了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的主张,从此形成奠定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基础,换言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也不可能达到其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的,西北较之原中央苏区地域更加广阔,运动空间的纵深更大,更适于共产党的作战风格,况且经过长征后的红军,经过修整,虽然数量上较原来少了,但是其战斗力比原来更强,以陕北苏区能够生存下来的情况下,西北地区更加适合于红军的发展。因此,西安事变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的一个变故,而这个变故也是当时形势下的必然,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因素就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没有东北和华北的沦陷,没有蒋介石多次的镇压学生抗日的请愿,没有蒋介石对抗日的压制,就不可能有西安事变了。

      2018/2/23 9: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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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云客我心
      以西安事变以前国共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共产党那里确实凶多吉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如果全力进攻,红军恐怕确实很难抵抗住,西路军就是例子
      以西安事变以前国共双方战斗力对比来看,国民党那里确实凶多吉少,国军一打就垮,长征之后的红军已经能整师整师地歼灭国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如果全力进攻,红军就会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缴获武器,一步步发展壮大,最后几大战役,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解放战争就是例子。

      国民党军的弱点就是战斗力差,乌合之众,一打就垮。不论多少兵去打仗,都是运输大队,给人送武器送兵源。抗日战争,获得了美械装备,在武器上提升了一些,但是在战力上还是老一套。淞沪会战,那么多军队,被日军打个稀里哗啦,豫湘桂会战,见日军的影子就逃。

      2018/2/23 9:19:13
      • 军衔:陆军中尉
      • 军号:7542602
      • 工分:1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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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就是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反映,得民心者昌!更加证明蒋氏对外退让、对日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罪恶。

      2018/2/23 8: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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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云客我心
      以西安事变以前国共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共产党那里确实凶多吉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如果全力进攻,红军恐怕确实很难抵抗住,西路军就是例子
      五次围剿,国军的实力也是远胜红军,长征途中更别说了,也没看见国军能把红军灭了。西路军的失败原因很多,军事实力不济不是主要的因素。

      2018/2/23 8: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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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安事变以前国共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共产党那里确实凶多吉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如果全力进攻,红军恐怕确实很难抵抗住,西路军就是例子

      2018/2/23 4:29:10
      • 军衔:陆军列兵
      • 军号:7842635
      • 工分: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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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光头,一下就成了真的领秀,一呼百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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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2 14: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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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主席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篡改,断章取义。其手段卑劣,其目的险恶

      2018/2/22 10: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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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前,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实际处于实际停火的状态,“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而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则说明杀蒋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说,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最好的方案

      2018/2/22 10: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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