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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闲话“军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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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军统”(四)

按:蒋介石的这篇演讲,可渭义正辞严——“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何等悲壮!

特附录如下: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GMD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GMD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GMD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延伸阅读: j20 f22 杨向彬 袁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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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3 15: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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