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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原创]三大问题确定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的主责在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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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大问题确定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的主责在于蒋介石

918事变的历史事实本来很清楚,丢失东北的主责是蒋介石,张学良负次责。虽然是张学良直接下令不抵抗日军,但他实际上是在执行蒋介石一惯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而作出的误判行为,他不过是个替罪羊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已经不了解那段历史,现在有人趁机替蒋介石洗白,混淆黑白,把丢失东北的主责推到张学良的头上,以此颠覆那段历史,以证明大陆党史、教科书是错误的。其实,要搞清蒋介石、张学良谁负主责谁负次责,翻翻历史资料,用心仔细分析一下,并不难搞清那段历史情况。我用几个问题,就可以揭晓某些疑或,解开当时那段并不算太复杂的历史,搞清谁是负丢失东北的主责,消除某些别有用心者散布的谎言。

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与张学良,谁是掌控对日本战与和的主角? 众所周知,日本觊觎东北地区由来已久,1929年底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田中奏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警惕。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略东北,既是东北当局与日本关东军的斗争,更是中日两国间的博弈。当时张学良主管东北内政,有对外交涉的自主权力,但主要外交权力由国民政府负责。因为在1930年11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此后国民政府控制了东北的外交机构并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到九一八事变前夜的万宝山事件时,南京政府外交部称,万宝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处理。但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对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对外交涉是双重管辖和参与,无论是做为东北地区的封疆大吏张学良,还是做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对于东北的得失和前途,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不过张学良的着眼点放在东北的局部利益,却又牵涉到中央;蒋介石的着眼点放在中央和全国利益,却又牵涉到东北局部。这是张、蒋介石既有分歧又有一致的地方。 在蒋介石、张学良或是南京政府眼里,与日本关东军打交道,始终就是在与日本这个国家打交道,绝不仅仅是定位与日本关东军打交道那么简单。在人少强悍的关东军背后,是一个虎视眈眈、实力雄厚的日本帝国,不要说20万东北军对1万多关东军不敢打,就是后来全国200万国军面对咄咄逼人的6000名日本华北驻屯军,也是照样按兵不动,多年虚与委蛇。这就是蒋介石、张学良为什么在面对日本关东军的百般挑衅下,始终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认为,张学良搞外交上无能,或是无所作为。其实这个说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张学良通过与苏联交战失败的中东路事件,及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深知仅靠东北一方的实力,根本抗衡不了苏联、日本两国中的任何一国,所以他在1930年9月中旬确定拥蒋归顺南京政府后,很快就把外交大权交出去了。这是张学良识大体顾大局的爱国义举,也是不堪忍受苏、日两国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此举也表明,年少资浅且无野心的张学良,提不出重大而有影响的外交国事主张。如果勉强说他有什么主张的话,也就是紧靠中央政府,确保东北的利益不受损害,不被苏、日两个强国分裂出中国。反观蒋介石,早于1929年中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又在1931年7月23日正式发布《告全国同胞书》: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显而易见,蒋介石已经把这个主张作为当时对内对外的一项国策了。据此,瞎子都能看出来,在制定对外方针政策上,在处理中日两国前途命运的大局上,在决定对日战与和的国事上,只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具备这个资格、这个能力和水平,拍板定论者必然是蒋介石,主角必然是蒋介石!服从执行者必然是张学良,配角必然是张学良,张学良只能靠边站了,顶多具有批评、建议的份!颠倒这个因果关系,就是颠倒历史事实。口说无凭,举例为证:1931年7月初,在医院的张学良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得知东北形势严重,大有开战之势,十分焦虑,但他认为东北军如单独与日本作战,后果不堪设想,故于6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于是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1931年7月12日,蒋在其复电中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再有,1931年8月下旬,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研究了日方一连串的军事活动后,发觉关东军即将发动战争,即写成报告,赴北平面呈张学良,请求回师御敌。张学良一方面难以忍受日本的种种挑衅和污辱,另一方面也感到和平方式难以制止战争,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但蒋认为张学良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显然,张学良有抗日之心,蒋介石无御敌之意,且能否定张学良对日请战的提议,敢做张学良的主。

第二个问题,张学良为何放弃抵抗日本的侵略? 要说张学良不想抵抗日本,谁也不信。张学良怀有国恨家仇,自言对日本恨之入骨,但在抗日问题上却身不由己,有心无力。其实张学良已和蒋介石有了一个共识: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差距很大,不要说东北四省,就是倾全中国之力都难以战胜日本。因此,与其明知不敌而战,不如保存实力以图将来。再有,做为蒋介石的副手和地方长官,又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服从对他不薄、并有心把他栽培为国民政府接班人的蒋介石。张学良既然服从的蒋介石所代表国家、中央政府,当然要服从蒋介石既定的一个国策,何况这个国策与他的东北地区利益密切相关。蒋介石不仅在多个场合叮嘱过,还以密电的形式发给他,可见蒋介石对实施这个国策的高度重视,及对日关系的紧密关注。据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据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不过,有人质疑这两个回忆是否可靠,说法暂且存疑。但细思蒋介石力主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明显有个重大的缺陷,日军不是来挑衅,而是真来侵略,该怎么办?显然,没有阐述如何防范、如何应对日寇侵略的具体说法!就连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也没有任何对敌应战的准备和措施!当九一八事变突发时,张学良既无准备之策,又无防范之招,就剩下自古华山一条路,走蒋介石事先指定好的力避冲突的一条黑道了。就像奥运会指定使用的唯一产品,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除非奋起抗旨。张学良确实有条件、有能力、有实力违反蒋介石的国策进行抵抗反击。但他之所以选择放弃抵抗的做法,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当时是属于严重误判,以为这次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像以往一样,又是一次重复以前无数次的挑衅行为,没认识到日寇的侵略行动是来真的。若给部队下达力避冲突的指示,会让官兵无法理解也难以执行,产生认知上的混乱:面对日寇的枪炮,怎么做才能力避冲突?开国际玩笑!所以,紧急时刻不用废话解释,直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官兵立刻明白执行。也就是说,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避免冲突”的模糊指示,在执行过程中用“不予抵抗”给予明确化处理了。另外,张学良认为,抗日是全国军队的事情,非东北军一家所为,如果蒋介石肯率全国军队抗日,东北军当然责无旁贷,非战不可;若蒋介石不战,他当然选择遵守力避冲突的主张,保存自己的实力了。否则,违犯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贸然出战必败无疑,战败了割地赔款,蒋介石又追责的话,他张学良担不起这个罪责。一些人不理解张学良的这个私心,认为拥有几十万人马竟不敢打一万关东军,殊不知关东军的背后是强悍精良的日军,人家一个反攻过来,你是让南京国民政府割地赔款呢?还是让中央的蒋主席举手投降呢?那样的话,张学良则真是历史的罪人了。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事变中还是事变后,抗日绝不是蒋介石的选项,避而不战才是蒋介石的最佳方案。因此,当日军攻占沈阳的时候,张学良急忙请示南京政府是战是和,毫无疑问,蒋介石当然是选择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了。

第三个问题,蒋介石为何有意放弃东北四省? 有些人包括杨天石在内,不知道是装傻还是充楞,是有意还是无意,总在纠缠九一八事变当天蒋介石的动向。说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事态,企图以此证明蒋介石与不抵抗的命令无关。其实,看一件事的发生发展,不但要看当时事态的发展变化,还要看事前和事后的发展和变化。实际上,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的结果,东北四省丢失的命运,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所决定、所注定了!确切地说,从1928年蒋介石处理日寇制造的五卅惨案的态度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1928年5月3日,日军按照预谋向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驻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面对日军的凶残罪恶,蒋介石命令北伐军忍辱负重,禁止冲突,各军立回原地。后来干脆采取了留两团守济南,其余各军绕道北伐的逃避行为。温故而知新,蒋介石三年前怯日,三年后九一八事变时就更怯弱了,因为日寇比以前更强大了。当然,也可以说蒋介石当年是忙于北伐而无心和日军避战;九一八事变时,他仍是忙于第三次围剿红军而无暇他顾。如果说918、919两天蒋介石不能及时掌握事变情况,那么920、921、922一直到930,蒋介石总该掌握事变的全部情况了吧。难道过了九一八事变的当天,中国就错过了抵抗的机会?蒋介石就不能下达抵抗的命令了?难道日寇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就把东北侵吞了?翻看历史资料,我没查见过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给谁下达过抵抗日本侵略的命令。相反,只看见9月22日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说,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又看见他在1931年9月下旬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还看见他在1931年10月12日总理纪念周演讲说,日本此次无故占领我国土地,必自恃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以为中国必非其敌,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藉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我国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种心理,深怕得此結果,欲图恢复,非数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种心理,在我国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适用的,現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国人現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敗的。我们現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爭的時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有人认为,避战是蒋介石的长期战略,而避战的表现就是明显不抵抗。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避战行为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并且是明目张胆,甚至在1935年中日签订《何梅协议》后说,奢言抗日者,杀无赦!正因为蒋介石的一味避战,才把本应是14年的全民抗战,硬生生的拖成8年的全民抗战。从以上信息看,我没看到蒋介石有抵抗的意思,只看到了一味忍辱负重、和谈避战的态度。说实话,我可以理解在敌强我弱、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蒋介石这些的勇于内战、怯避外战的言行。说穿了,一个弱国的领袖也只能如此这般:丢失东北是一种丢车保帅的时空换算,是一种外赔内赚的政治生意,是一种老谋深算的委曲求全,是一种软弱无奈的忍辱负重。但若把这个黑锅扣到别人的头上,自己却躲到一边逍遥自在,让人洗白,则令人不耻,也完全不符历史事实。这种事只有蒋介石能干得出来,胸无城府又有东北人仗义性情的张学良根本做不到,他只能替蒋介石背黑锅,当替罪羊。 对比蒋介石1931年丢失东北后与1949年丢失大陆后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蒋介石在丢失大陆逃到台湾后,念念不忘的是反攻大陆,演讲也好,题词也好,做梦都在反攻大陆。但从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把东北丢失给日本人后,却是另一种情怀。还是让历史事实说话吧:1931年10月蒋介石给赴日谈判的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的口信: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还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线在哪里?我们不妨翻翻历史资料。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1939年1月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另外,蒋介石通过密使与日本的三次秘密谈判,其中一项内容每次都能认可,那就是承认满洲独立! 通过以上蒋介石的种种言行表现,都说明在其内心,早已把东北视为一块无足轻重的弃地。东北丢失,给蒋介石带来的损失是什么?一是国家主权和利益受到损害,二是使他这个国民政府主席蒙受屈辱,三是给他的领导统治带来一定的困扰。但是,他也能从中得到些益处。一是大大延迟了对日作战的时间;二是削弱了一个政敌的实力;三是有利于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掌控和分化。至于东北人民受到的痛苦和伤害,与他无关。这样看来,往好里说,蒋介石牺牲掉东北四省的局部利益,能换来全国十八个省暂时安稳的大局利益。往坏里说,蒋介石丢掉东北竟然是有利有弊,甚至有一箭双雕的功效。难怪他能忍受满洲国独立的屈辱,不积极提倡收复东北呢!站在蒋介石的个人角度看,在地理上东北是属于中国的,但在心理上东北是属于张学良这个地方军阀的。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命脉是上海和江浙地区,与东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梳理蒋介石1929年至1940年对东北的言行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脉络,九一八事变前,内战要紧,力避外战;九一八事变时,依靠国联,和谈解决;九一八事变后,忍辱负重,抛弃东北。贯穿这个脉络的主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别看蒋介石在日记里,连篇累牍的大刷耻辱感,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无情出卖东北,抛弃东北!明白了这点,就会明白蒋介石无失东北之痛,张学良有丢故乡之殇。蒋介石放得下东北,张学良舍不得故土。我猜想,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兵变,固然有抗日浪潮的冲击,洗涮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收复失地的雄心,找回自家利益的驱使,或许情理上也掺杂着一份对蒋介石暗算的报复呢?分析蒋介石抛弃东北的动机和原因,我认为应该有这样几条:1、敌强我弱,难以收复。2、先打内战,拖后外战。3、东北非蒋氏及南京政府利益攸关之地,丢不足惜。4、借刀杀人,趁机削弱和掌控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免除后患。5、丢车保帅,稳住日寇,以空间换取时间。

最后我要说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2000年版的教科书,都一致认定,九一八事变东北不战而失,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政策所致,这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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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13 16: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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