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原创]沉没的龙旗——北洋海军史略（血狼原创） [博客帖] 文章提交者：诗思飘花 加贴在 海军论坛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_31.html 西元1840年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史的开端。一个与天朝上国相隔万里的国家用为数寥寥的40余艘船舰（其中半数为运输船）居然从广州湾到渤海湾横行无阻，控制了数万里海岸线，更打败了全球GDP产值第二的庞大却已经老朽的帝国，并迫使这个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帝国有海无防的虚弱在西方强盗的眼中一览无余。 战争其实并不突然，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从广州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直至朝鲜、琉球探索航道时，就将其对中国水师的观感汇报，称“有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1艘（英国）战舰”（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1835年，林赛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更是肆无忌惮的表示：侵略中国只需要1艘主力舰，2艘大型巡洋舰，6艘护航舰，34艘武装轮船就足够了（英国舰艇在“费希尔时代”以前，舰艇上常备陆战部队），这支舰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至于我们的掌握之下”（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尽管今天看来，也许这句话是有些言过其实，但在飘花对比当年的清朝水师来说，恐怕不无道理。1685年康熙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以上违反制式船只者，无论官民，均发边治罪。这固然是当时为进剿台湾郑氏集团所需，但在收台之后一直没有开禁。而当时的大清水师在施琅指挥下虽然依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但较之百年前的明帝国由陈璘指挥的那只参与了壬戊之役，实力足以傲世全球的广东水师，在质量上、技术上已经有所退步，而在此后150余年间，清统治者由于完全没有海上的威胁，水师几乎无用武之地，从装备到人员都已经不堪使用，在这个世界航海事业急速发展的年代，被彻底的甩下了。 当1840年的炮声在虎门外口响起，且不用说朝中老朽的士大夫们，即便是林则徐也认为水师技不如人，根本无法与战，只能退守陆防。 然而，林则徐也认识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须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也不得不先事筹维”（《密陈办理鸦片不能歇手片》），并委托魏源编写出版了《海国图志》，首次明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然而遗憾的事，当时的整个帝国除了这极少数的有识之士以外，依然沉浸在古老的迷梦中，尽管道光帝曾经下令东南各省赶造战船，但整顿海军的尝试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停滞了。 历史在无言中前行到了1853年，当太平天国武装力量攻占了武汉，大军水陆并进，一举攻占江宁的时候，长江上百舸千帆尽是太平军战船，大清帝国水师兵败如山倒，迫使曾国藩重新组建了湘军水师。然而这支水师在当时的中国虽堪称精良悍勇，当放在抵御外侮的地位上恐怕较之原有的水师也未必有什么质的不同。飘花从前看《湘军记》的时候，曾见过曾国藩亲撰的《水师得胜歌》，当时出于好玩，记了下来，今天放到这里，却是另一种滋味……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齐整，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桨柱，打湿水絮封药箱……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需严谨；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若是好汉打得近，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连曾国藩识见上不过如此，其余人等又能有怎样的见识！ 倒是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1861年与曾国藩并为时人所重的胡林翼在统大军合围安庆后，策马登山，观察地势时，“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于是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不数月，薨于军中。”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不过，太平天国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燎原烈火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海军变革。李泰国建议清廷“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怡良等奏英怂恿中国买其炮船并允助战已予批驳》），尽管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计划延后数年，但也让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原有的绿营水师也好，改为长江水师的湘军水师也好，镇压太平军尚勉强可用，但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根本无法对抗。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指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1861年，发生了几件后来对中国海军建设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是在这里必须予以纪录的。 其一是咸丰之死、同治登基和北京政变，顾命八臣被两宫垂帘贺恭亲王议政所取代。 其次就是李秀成大军攻克宁波、杭州，兵锋直逼上海。 恭亲王的上台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重大意义在以后会有比较详细地阐述，作为洋务运动在清廷中央的的总代表和曾、李等人在中央的总后台，其意义和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李秀成大军的胜利对于清廷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西方列强普遍观望中国大地的这场内战，并都想从中渔利，清廷不能不考虑到太平军与西方列强合作的可能。而李秀成兵指上海的目的，在清廷得到的情报中其中一条就是借此向外国购买一批炮船。这不能不使得恭亲王等清廷中枢震惊。因此，1862年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两天之内，恭亲王即以总理衙门名义致信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令其迅速筹款购舰。3月14日，继任海关总监的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其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舰队，并迅速开往中国，已备战事。 李泰国迅速筹备，通过外交大臣罗素，很快就购买了6艘炮舰（“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另有供应船1艘、快艇1艘）。舰队由阿思本指挥。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李——阿舰队”。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李泰国在1863年1月与阿思本签订了13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4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2、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3、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4、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杨石砌好。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是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以上引自《清末海军史料》） 之所以特别把这一段加入，不仅仅因为这是英国试图全面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也不仅仅因为李泰国所签订的这份合同完全没有经过总理衙门的批准和授权，更重要的是其后来的影响。对此在后文将有阐述，此处特意列出，以作对比参照之用。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这一舰队极其反感。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蔡国祥为湘军水师悍将，届时在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反复交涉达成一个协定后被任命为舰队的汉总统）（此处引自《曾国藩全集》）。 今天飘花看来，李泰国所设想的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军事力量的企图，也包含了另外一种观念——中央集权观念。舰队不听从各省督抚大员，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皇帝的命令，类似湘军、淮军这样的由地方编练、对地方负责的武装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这是英国法权观念的一种另类体现。然而，晚清时期内外困顿，中枢积弱，实权更多的分掌在各地方汉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赫德《至金登干》） 其结果是后人皆知的：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对此，飘花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新败之后，清廷如此迅速的给出了强硬的外交抵抗，不能不认为是一次重要的值得分析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方面首次开始计划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装备，应当是洋务运动的先声。但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西方列强企图控制的严峻挑战，不仅给后来的一系列洋务运动中与外国人的合作打下了阴影，而且把完全可能重新组建，归自己学习、掌握的的船队“变价出售”，不惜巨大的损失，仅仅是为了“折对手骄气”，今天看来并非完全妥善，更多的是一种不成熟的致气心态，不能说不是错过了第一个机会。 转载请注明出自铁血tiexue.net, 本贴地址: http://bbs.tiexue.net/post_1260113_1.html [点击查看灌水过滤后的回复] 本帖已赚工分: 1838 本帖已赚金币: ---------------------------------------------- 血狼军职：总政宣传处 血狼军人证编号：HXL-Z-0084 荣誉！责任！国家！

第2楼

李——阿舰队计划虽然失败，但是触动了清廷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一个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故1844年李鸿章中举之后即投入曾国藩幕下，1847年中进士，其八股为世人所重，文采飞扬。其同年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张之万、沈葆桢、何璟、郭嵩焘、马新贻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国藩幕下参赞军机，1862年根据曾国藩命令，组建7000淮勇东奔上海，并署江苏巡抚，自此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支武装力量中，李鸿章的淮军与诸军不同，远不像湘军一般重视义理纲常的教育，部下能战之将、能文之臣也远远不及湘军集团（这里请注意对比后来北洋海军将领的特点），但李鸿章非常重视“西法”。部下淮军基本装备西式枪炮，按照西方操典训练，因而实际战斗力更在湘军之上。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协同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为了满足己方的后勤需要，不至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李鸿章特别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抵沪主持制造事宜。这就是江南制造局的先声！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亡，太平天国覆灭指日可待。清廷从中枢到地方一致将目光开始转向国外。2日，总理衙门即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另附有李鸿章至总理衙门的信件，在当时更是“不可思议”之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雪；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今天的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中国海军的真正发展，也就伴随着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中国最早尝试建造近代轮船的，是徐寿和华蘅芳。1862年，两人在曾国藩的要求下，在安庆军械所开始尝试依照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建造轮船。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在南京建造成功（安庆军械所随着湘军攻克天京迁往南京）。同年，丁日昌在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原安庆军械所大批技术骨干随即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开始了江南制造总局至今150年与中国海军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艰辛历程。 最初的江南制造局主要是制造军火，以供清廷围剿捻军所需。但1867年5月16日，清廷即批准了曾国藩提留部分海关税款造船的请求。徐寿和华蘅芳等人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试制。1868年7月，“恬吉”下水，其技术性能大大超过了“黄鹄”，令中国官民激动非常。曾国藩首次鼓舞，再次提请增加造船经费。受此激励，1869年5月，“操江”完工，10月，“测海”下水，次年10月，“威靖”竣工。到1872年5月，排水量达2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的“镇安”舰下水之际，江南制造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技术学习阶段。 然而这一阶段造船，依然体现了近代中国技术落后的严重问题。除了“镇安”及后来的同型舰“驭远”与国外同级别军舰尚有可较之处外，其余船只不过是炮艇罢了。且由于国内经济、技术贫弱，大批原材料只能从国外进口，且主持建造的也依旧是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建一船所耗费的财力，往往超过外购军舰的一倍还多。从经济帐上算，这是不合适的。而且整个清军陆军正在全面换装，加之围剿捻军余部的压力，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于大量的军火。因此，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人全力支持，也没有能够继续开工。中国国产舰船的建造转到了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上书清廷，提请建设福州船政局。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更清醒地认识到拥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重要作用。而以恭亲王为首的清廷虽然担心李——阿舰队的教训，但对于练兵制器的重要意义也同样认识深刻。因而痛快的答复了左宗棠的计划。鉴于李——阿舰队的教训，左宗棠十分重视保证中国方面掌握权力，与法国方面所定的条约规定相当细致。但不久，左宗棠就因为受命西征而必须离开闽浙总督的位置。临行前，左宗棠唯恐船政局半途而废，乃推举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接替自己主管船政局的全面工作。 沈葆桢接掌船政局后，船政局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开始走向正轨。至同治十二年（1874年），船政局已经先后制造了“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15艘舰船。但同江南制造局一样，存在着自制舰船成本费用过高，仍需要进口外国原材料、主要产品仍需要外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等一系列问题。然而，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制造业基础，也完全没有技术储备，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依然应该说是给中国的海军装备建设打开了一个艰难但却还算不坏的开局。

第3楼

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机器开始轰鸣运转之际，一个在中国海军史上甚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更为重要的事情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它就是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与福州船政局几乎是同时开办的，创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根据其行军治政的经验，意识到舰船易造，人才难求。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出一批能够驾驶近代舰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同制造、技术一样，国内毫无根基，只能从现在开始着手培养因此，在与法国方面签订的条约中，专门规定了创办学堂，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招收了严宗光（严复）、罗丰禄、林泰增、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圭，邱宝仁、何心川等数十人，年龄均在12-15岁之间。后又招入张成、吕翰、邓世昌、林国祥等。从首届学生的地域看，主要以福建省人士居多，其他省皆少，这主要是由于习惯、传统及路途等原因，但也因此导致了后来海军中几乎成了福建人的天下，福建人相互援引、支持，对非闽籍将领排挤，逐渐形成了后来所称的“闽党”，似乎正是由此开端的……但不管怎么说，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海军第一批指挥官，解决了近代战舰无人可以操作、指挥的严峻问题，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根基。 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必须非常重视的事件——日本侵台。 1868年日本倒幕派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即迅速开始组建了新型的海军。1874年，日本即派出其当时并不强大的海陆军力量威逼琉球、入侵台湾。 清政府一开始一无所知。直至日军5月7日在台湾登陆后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即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狱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的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 但综观来看，飘花认为，这次日本进犯是在其羽翼未丰的情况下的一次冒险。清廷没有能够借此机会倾力进击日本，确实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依照当时的清廷实力，并非没有力量将战争转移到日本本土，迫使日本签订城下之盟。而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时的艰难局面，甚至可能导致日后中日局面的全面变化。然而清廷之所以如此缺乏决战的决心。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内、国际局势的交困。陆军精锐开赴西北平叛，其背后有沙俄的阴影；西南则与法国争夺日趋激烈，不得不遣军以防。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战屡战屡败，也确实极大的挫伤了清廷从中枢到地方各级决策者的自信心。没有开战，也实在是出于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清廷面临的困局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中日签署《北京专条》之后，总理衙门立即上疏，明确指出台湾事件被迫签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防力量的严重不足，原拟定的各项国防政策在“清流”们的严重阻力下多未能实行，导致面对多方危机时没有足够可靠的依仗力量。明确指出：当务之急乃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急待办的事宜。并将该疏发往各地讨论。 与此同时，丁日昌也向清廷提出了《海洋水师章程》，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三洋新式水师，以近代军舰完全取代旧式师船的构想。这一设想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赞同，尤其是得到了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的鼎力支持。总理衙门的清廷中枢们明确意识到，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国防的主要敌人了。然而，晚清的官僚们毕竟都是旧式文人出身，真正了解洋务的官僚仕宦非常少有，对于19世纪的世界重大变革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目标上虽然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而且显然判断也相当准确，但在具体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中，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台湾事变迅速平息，“清流”们也根本没有身在中枢和东南沿海的官僚们的切身感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变的意义何在，“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从舆论上反而对革新依旧百般擎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陈腐性展露无疑。 1875年，同治驾崩，然而这对于中国的海防建设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为稳定时局，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代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其中又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积极支持海军建设的文祥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海军建设由此得到了中枢的全力支持。此时远在揭阳丁忧的丁日昌在李鸿章等人的要求下，再次呈递了复奏，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路。他认为清廷在外交上应暂时努力确保和平环境，迅速加强陆海军建设。尤其在海防建设上，鉴于海岸线绵长，海域辽阔，必须建设一支庞大的近代舰队，尽管目前由于本国技术、工业都相当落后，但如果不努力保证自己拥有建造能力，则“终受人把持，终无自强之日”。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在国内大力开发经济，尤其对当时强大的“清流”复古反洋思潮予以了猛烈的批判： “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书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 这份6000余言的奏折其实可以看作是早期洋务派官僚的总目标与总规划，不仅翔实具体的提出了练兵、造船、工业等方面的具体计划与措施，更是把思路展开，从国防推及到国家发展的全局战略规划，如果当时清廷能够完全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恐怕日后必定是另一个局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奏折虽然得到了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人的大力支持，却几乎万全未能实现。其原因就是以“清流”自居的汉族士大夫群体和保守的京官们的全力阻挠。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通政使于凌辰上书攻击说：“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他认为，李、丁等人讲求洋学，延用洋器，就必定已精修洋业洋学为取士标准，则仁义廉耻必定会被弃置敝履，危难之时无人可共国家缓急。因此，他声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更是一折五片，抨击丁日昌“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对大力兴建海军，自行建造、购买近代战舰更是嗤之以鼻，声称：“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舳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之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及附片》）两人的背后，其实是一大批对洋务变法坚决抵制的士大夫官僚，其直接目的是阻止丁日昌出任两江总督，更深层次的是对洋务运动的全面否定。 由此，飘花不得不慨叹，在这个纷乱复杂的年代，在这个整个世界都在飞速进步的年代，新兴的洋务派官僚们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孜孜以求，探索着复兴国家的道路，而正统的士大夫们却依旧死死抱住旧儒家的陈腐观念不放，其固执迂腐几乎不可理喻。他们依旧坚定地认为，只要重人心、重教化，必定能够用夏变夷。即便是满清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归顺于汉民族的礼义教化。因此，他们视洋务派为汉奸，却忘记了历史上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之所以归化于汉民族，正是因为汉民族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谓“礼义”，其实仅仅是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文化上的体现，自古至今的所有胜利者都不是用什么空头的“礼义”制胜的。可悲、可叹、可恨、可笑、可怜的是，他们还自以为得计，并为自己维护了所谓的“尊严”而洋洋自得。而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世俗道德阻碍了近代中华民族最后逃脱灾难的机会，带来了百年的悲剧。而今天更为可悲、可叹、可恨、可笑、可怜的是，居然依旧有着一大批为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世俗道德招魂的人们，将这种种都推诿于某个民族、某个个人，而根本无视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民族百年悲剧的根源。

第4楼

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官员们决心不惜一切把改革推进，提请按照原拟定的六条参考各地意见开始着手办理。海防建造近代舰队一事，囿于财力，先设北洋一军，拱卫京畿，待财力逐渐充实，则当继续建设其他两支水师。并要选派人才留洋加强制造学习，对于凌、王等人的批评，应当“毋庸置议”。 然而，宫中发出的《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却是：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兼诸施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唯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曷可胜言。计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各该省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陆军需归并训练，方能得力……江防与海防表里，着彭玉麟、杨岳斌会同李成谋勤加操练，俟海防船炮购成，应则要添设兵轮船若干只……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着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拨应用，即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 这道上谕确定了今后十年海军发展的基本方针。然而，恭亲王等人原计划的建设三洋海军，其中先建北洋的计划被改为南北洋分洋、分任的并进格局。其权术之微妙无可殆言，唯可惜了大半载集筹议精华的建军方针的改变。自此以后，三洋水师的计划虽然又曾一再被李鸿章等人提起，但由于晚清官场内部的权力之争，这一本来相当符合中还实际情况的计划再也未能实现。南北洋水师自此分道而行。 李鸿章对此结果是相当不满意的，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明确指出：“海防一节，虽奉简派，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次则无人，又无激励之法。衰暮负此重寄，瞬见颠蹶，如何可支？”然而，他依旧决心在这一职务上尽自己所能，“甘为众矢之的，无所疑惧。即有于、王等十辈，亦不敢竟避其锋！唯此次总署为群议所持，复陈数条，大都模棱敷衍，而由必强我辈万做不到万办不好之事，只有挺身而出，不予强拉旁人。”这段自白其实也可以说是他在整个晚清史中活动的真实写照！ 在朝廷决定组建两洋新式水师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历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开近代化历程的，却是南洋水师。其原因就在于南洋水师有两个强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沈葆桢和丁日昌。此时的南洋不仅近代舰船较多，而且率先实现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但由于沈葆桢于1879年即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离职，南洋水师失去了领导人物，北洋水师却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旋即超过南洋，成为了清朝的国家海军。 （注：《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内容为：1、海防会办应阅历深厚，精通海防；2、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宜选深谙外海水师之大员统领，延请熟谙水师之西员会同操练；3、请调李成谋去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4、船政局经费必须保证；5、船政局轮船当预储管理人才；6、江防仅长龙、舢板不能御外侮，宜辅以浅水轮船及水雷；7、日本废琉球，我此时海防未备周齐，只能予以谴责，俟我防务沛然，再兴问罪之师；8、对日需俟其先发，分投牵制；9、日本即便二三年不犯台湾，也必北图朝鲜，我须预作准备；10、朝鲜须与泰西各国立约，以防日本并吞；11、英、美、法、德中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12、请速购铁甲船、水雷，并整顿营制、饷制、行政、用人；13、筹办海防，须整顿吏治，团结民心；14、严整军队卖缺；15、沈葆桢宜来金陵、上海两处；16、健康好转，再上北京。若不能愈，也随时接受朝廷查询。） 恭亲王、李鸿章等强调先行建设北洋水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攻击大沽炮台，并进而攻破京津的教训。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等七国军舰云集天津、烟台一带威慑，更令清廷统治者记忆犹新。李鸿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后，利用职权和其统辖的淮军系统，将山东、奉天各地海防权力统归于己手，使得北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而这种优越条件是沈葆桢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5楼

建设一支近代海军，首要的事情是要选择好海军统帅。李鸿章选择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的部下，后随程部投降了曾国藩。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书，丁随即归属淮军体系。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进剿捻军中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为李鸿章所赏识。然而丁为人喑弱，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李鸿章当年组建淮军时，手下能干将吏原本就甚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鸿章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的学生统领海军，但李最终选择他的根本因素还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海军。这实际上给后来北洋海军内部的纷争和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建设近代海军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装备的保障。 前面已经提到，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已经自行开工建造了数十艘旧式炮舰，李鸿章为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先后调拨“操江”、“湄云”、“镇海”、“泰安”4艘入驻北洋，成为北洋海军最早的海上机动打击力量。但李鸿章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和自造舰船确实成本大大超过外购，质量也确有缺欠，因而过于偏重外购舰船。在他的推动和恭亲王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了首次大规模外购军舰。 最先进入北洋序列的是四艘“镇”字号蚊子船。蚊子船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天才设计师伦道尔设计的一种装有巨炮的浅水炮舰，其排水量仅仅300-400吨，而装有一门装载于2000吨以上军舰的大型火炮，因火炮炮口前出于船身，类似蚊子尖嘴，故名之为“蚊子船”。该型船只攻击力较强，但因为火炮不能转动，完全依靠船身调整来瞄准，因此机动性大受限制。且航速有限，基本上没有什么海上作战的能力，主要是作为水上机动炮台配合陆地固定的岸炮防御海岸线之用。从性能及设计思想来看，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相当先进且性价比优良的海军武器。但坦率的说，这仅仅是海防力量，而于李鸿章等人需要的构建海上机动打击力量的目标相去甚远，李鸿章从此也认识到，想组建近代海军，还是必须依靠大型铁甲战舰，单纯的轻型船只是没有争夺制海权的可能的。（此处飘花特意的介绍，是希望各位能够与今天的海防建设作以对比）究其原因，还是洋务官僚们缺乏近代舰艇知识，不了解战术、技术性能而造成的。不过，后来的许多史家称这是外国人欺骗中国人的证据却显然是因为其对近代海军技术发展的不了解，不能以此为凭的。 随即，李鸿章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超勇”、“扬威”2艘巡洋舰，当时又称为“快碰船”。1880年，鉴于西北中俄伊犁交涉甚为紧张，李鸿章等人终于决心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了后来著名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此二舰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属于第一流水准，在远东更是无有对手。而这两艘战舰耗银高达340万两，对于当时年支出不过7000万两左右的清廷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李鸿章为此屡屡致信在德国监造的李凤苞等人，叮嘱其一定认真考校。随后，又在德国订造了1艘穹甲巡洋舰“济远”。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查阅晚清户部档案，其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羡、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银达5230万两之多。朝廷左支右绌，深感财力维艰。而近代海军更是一个费银子的事业。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后，最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为此专折上奏：“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错，展布何从？”（《督办北洋海防谢折》） 尽管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困难，恭亲王等人加强海防、购买近代大型军舰的决心不变，为此，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海关税）和厘金（工商业税）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合计约达400万两。尽管由于各地财政拮据，且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地方军阀兴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而导致每年实际解送款数达不到这一标准，但对于日益艰困的晚清财政来说，也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了。由是也可见晚清的户部官员们虽然在历史上籍籍无名，却为洋务运动和近代海军的缔造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也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功臣。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建设近代海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员的选拔。 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学堂，给近代中国海军打下了最坚实的一块基础。在沈葆桢的严格督促下，其培训的前几届学生无疑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海军人才。为进一步提高这些优秀学员的海军素质，1873年12月2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连衔上奏，请选派船政学堂优秀学员赴英法留学，恭亲王和李鸿章对此极力支持。1875年，刘步蟾、林泰曾等几名学员赴英法留学。1877年，第二批多达30人的公派留学人员抵英。在一期学员中，除邓世昌因成绩优异率先带舰而未能留学外，其余绝大部分学生都赴英法深造，使得这批学生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的骨干。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军事留学生，与容闳所带出的赴美留学生遥相呼应，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留学高潮。 随着沈葆桢的辞世和丁日昌的去职，以及李鸿章筹办天津船政学堂，从福州船政学堂抽调了大批骨干后，福州船政学堂学风日下，学生素质明显降低。而天津船政学堂则在李鸿章的重视下，办学质量逐渐上升，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后备力量的骨干。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1881年，由于朝野强大的顽固保守的旧式士大夫势力的反对声浪，所有的留学计划都被迫取消，一大批仍在海外进修学业的留学生被迫提前返国，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半被分配给北洋水师和福州船政局。尽管这些学员的返回对充实海军力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用，但较之初衷，实在难说没有空留余恨！ 李鸿章的购舰计划确实比较迅速地实现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然而，李鸿章对于自造战舰不屑一顾，却成为了北洋水师的致命伤。当时有造船经验和能力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经费均源于朝廷每年的定额拨款，舰船建造完成后即被朝廷和沿海各地免费选取调拨，而无需另外付费。船厂虽然有心设计建造更新更大的军舰，却无法保证经费的来源。即便负债造出新型大舰，朝廷也绝不会予以弥补亏空，且各厂又不能私自接造民船盈利。这就从制度上制约了船厂的自我更新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显然不及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考虑更为长远。对于中国近代海军而言，这也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6楼

正当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经营下日趋红火之时，南洋水师却由于经费、精锐舰船几乎尽归北洋反而萎缩。福州船政局所造的大批旧式炮舰中，鉴于技术、性能等原因，各地调拨走的只是一部分，剩余部分单独组成了福建船政水师。其舰艇性能甚至更远不及南洋水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中国近代海军迎来了第一个考验，也是第一次悲剧。 早在日本侵台期间，导致清政府在优势情况下最后决定妥协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国人对西南的窥伺——正是在1874年，法越签署了《第二次西贡条约》，宣称越南完全独立，从法理上初步切断了中越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到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殖民者得寸进尺，企图全部并吞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窥云桂。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批判法国殖民者的同时，也不可以忘记的是，越南阮氏王朝虽然是被入侵的受害者，但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说，阮氏王朝是引狼入室，自食其果。在初始，阮氏王朝寄希望于托庇法国，摆脱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建立独立的封建王国，因而在事实上与法国殖民者合作；但想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借助于清朝的巨大影响力。直至发觉法国殖民者的并吞意图之后，才忙不迭的向清朝求救。 尽管当时朝野内部对于是否援越分歧很大，但总理衙门明确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法人欲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现拟预筹办法折》），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明确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直隶总督张树声奏请岑毓英经理越南南（北）圻片》），最终，清廷决定出兵援越抗法。 1883年，法国茹弗里第二次组阁，增加军费550万法郎，派出援军侵越。清军陆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击，先后在纸桥、谅山等役中获胜，并导致了茹弗里内阁的倒台。 然而就在陆战炽烈的同时，海上却是另一番情形。 在纸桥战役胜利后，中法开始了和谈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妥协，与此同时，为配合法军陆军在越南的侵略行动，法国海军派出了以孤拔为统帅的远东分舰队赶赴越南。然而，在双方和谈期间，孤拔突然率军进攻台湾，试图给予清廷以军事压力。但这次突袭被早已严阵以待的刘铭传所挫败。然法国攫取台湾之心不死，孤拔于是率舰队进入闽江，试图进攻福建船政水师，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以利再次进攻台湾。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法既然已经在谅山开战，即便正在和谈，也不可能允许敌对国家舰艇深入己方军事要地。而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张佩纶急电北京请求战和指示，北京竟然回复规劝法国领事彼此遵守条约。张于次日复急电北京，请求先发制人，朝廷竟依然逶迤。至8月5日，张再次急电军机处，请求攻击，而军机处至17日和谈失败才向各地传旨：“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张大悲，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严厉批评说：“旨云‘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怯战者即可藉口，无专权，无斗将，虽欲先发，能乎？愤懑！……恐必偾事也。”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8月23日，孤拔率法国舰队发起了突袭。法舰队拥有舰船9艘（二级木壳巡洋舰“窝而达”、“费勒斯”、“德斯丹”，二级铁肋木壳巡洋舰“杜居士卢因”，炮舰“野猫”、“蝮蛇”、“益士毕”，鱼雷艇45、46），另有二级巡洋舰“梭尼”、通讯舰“雷诺堡”驻扎在金牌附近江面，其吨位较大，火力较强，战斗中更得到了装甲巡洋舰“凯旋”的支援。中国舰队拥有各型舰船11艘（“福星”、“扬武”、“伏波”、“建胜”、“艺新”、 “福胜” 、“琛航”、“永保”、“济安”、“飞云”、“振威”），另有旧式师船等志愿舰船若干艘，相对法舰火力、吨位略有落后，但有多个炮台支援，应该说，双方实力差距并不算很大。但法舰的突袭充分利用了潮水的特点。当时中国舰船的设计是依照世界潮流的“船头对敌”设计的，首部火力较强。而法舰发动攻击的时间恰恰利用了潮水差，针对中国舰船火力较弱的舰艉进攻。其突袭获得了重大成功。福建船政水师毁沉战舰9艘和一批旧式师船，仅2舰负伤逃脱，官兵牺牲700余人，船厂也遭受了严重破坏。法舰仅亡6人，伤27人，数舰轻伤。福建船政水师管带、水手多为船政学堂学生，战斗极其英勇壮烈，各舰几乎都拼死抵抗到最后一刻。“振威”在即将沉没之前向“德斯丹”发起冲击，其壮烈堪与后来的“致远”相媲美，“扬武”遭受多舰围攻，舰体漫身大火，但就在其即将沉没之际，一位不知名的水兵爬上桅顶，高扬起崭新的龙旗，炮手向法舰反击了最后一炮……舰虽亡，旗犹在，躯已没，魂长存！ 马尾之败，后人多委责于张佩纶等人，但在飘花看来，这对于这位未曾一展大志即被迫下野的福建船政大臣委实颇为不公。真正的败因是在北京，而不是福州。 自恭亲王、李鸿藻等一班原军机大臣在1884年4月被全班开缺后，新上任的醇亲王等人能力较前一班人马相差很大。其主持的北京中枢先是对战和犹豫不决，对于违反国际法（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不得超过2艘，时间不得超过2周）的孤拔舰队不知所措，居然让其深入到本国军事要地40余天，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其次，在危机已然到来之时，福州方面屡屡要求先发制人的情况下，居然还下令“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实际上彻底限制了福州方面的战争决定权；张佩纶在21日闻知谈判破裂后立即请求速派南北洋新式兵船4-5艘于4日内抵达马尾才能阻止法国开战，而如此紧要的军情，军机处竟然在23日才向南北洋转寄求援电报。如此的昏聩，如此的迟疑，不败，可能么！！！！！ 而此后更为可耻的，是次年2月南洋舰队与法国分舰队的交战。5艘新式战舰对6艘敌舰，吨位几乎相当，火力尚略略超过的南洋舰队在遭遇法国舰队后竟然立即转舵而逃，其“驭远”、“澄庆”速度较慢，被围困于石铺湾后，未发一炮即放水自沉，其怯战之心着实令人无法容忍。结果导致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切断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而清军虽然在3月24日取得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茹弗里内阁倒台，也无法利用这一战果获得更多外交成果。 4月4日，双方停战，6月9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这里顺带说一句。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以往的教科书中习惯称之为“不败而败”，其实是带了太过有色的眼镜。事实上，法军攻占澎湖，切断了台湾的全部支援，并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制海权，若果战争旷日持久，攻占台湾是必定的事情。而在越南，也绝不是许多人所以为的清军占据绝对优势。法军在镇南关损失不过1000余人，虽然溃退，但迅速完成了新的集结。至4月下旬，法军在北圻已经集结了25000人，加上配属的越南士兵多达37000人，而南下追击的清军不过15000人左右，全部在越的清军也不超过20000人，实际上在兵力、兵器上全都处于严重劣势。且中越边境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后勤补给压力相当繁重。因此，综合判断，李鸿章主持和局固然是因为一开始就不愿开战，也应该说是为中国争取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和局，事实上，这一和约更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外交胜利而绝非失败。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其实，晚清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博弈困局。在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的情形下，面对强敌入侵，是不惜一败再败拼死抗争维护国家尊严？还是适度妥协，以一定的损失回避全面战争或者危机升级？晚清政权都做过，结果如何，熟悉历史的也都会有自己的评价。飘花在这里所感叹的只是主战者往往被后世尊为道德楷模，主和者却常被后人骂为“卖国”，其中滋味，可有何人知晓？ 太沉重了，再提一件或许能轻松心情的小事：因马江海战失败被革职流放的清流名士张佩纶后来娶了李鸿章的爱女鞠耦，其孙女就是后来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

第7楼

在南方中法交战的同时，北方的朝鲜此时的政局也是暗流汹涌。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刺杀多名亲华的事大党官员，史称“甲申政变”。尔后，开化党伪称清军作乱，邀请日军开进汉城“保护”，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织新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6日，清驻朝军由袁世凯率领，应朝鲜议政府右议政沈舜泽的请求，发兵攻入王宫，逐退日军，将朝鲜国王迎入清军营中，甲申政变失败。日本公使竹添放火烧毁日本使馆逃亡回国。日本随即利用此事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政前大臣西乡从道在御前会议上提请对华宣战，借助中法战争的机会从北方进攻清军。一时间战云密布。 清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北洋舰队调回原南下开往台湾战区的“超勇”、“扬威”二舰，并增派“威远”载运方正祥军一营赴朝增援。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日本国内虽然非常希望“干涉朝鲜内政，务必予以并吞”，更藉此发动战争击败中国，从而“永为东邦之盟主”。但政府主要阁员认为，两国在朝鲜发生战争，鉴于朝鲜对于中国更加重要和直接，必然导致清军主力北上驰援朝鲜，客观上为法国人侵占台湾火中取栗，而台湾则恰恰是日本在南方的战略目标，这是相当不合算的。而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方也明确表示，战争准备远远没有做好，开战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政府最终派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朝谈判。尽管清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汉城的局势，并派出了吴大澂为钦差大臣，但最终还是默认了《朝日汉城条约》，没有追究日本责任，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这显然是中法战争的影响造成的。 次年2月，日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双方签定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李鸿章本以为这样就使得日本没有再次驻军朝鲜的借口，却没有想到这恰恰成为了甲午战争的根源。 也许应该把双方天津会晤后各自对对方的评价记载于此： 李鸿章：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至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 伊藤博文：“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 双方的评价都留在这里，此后的史实也是都有所了解的，不必多说，只是不知道十年后这两人在马关重逢，心中又当是怎样的一番感慨……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中法战争结束后，慈禧太后召见了中越边界广西段划界大臣邓承修，说：“此番立约，实系草草了事，朝廷吃亏在无水师。”邓回答说：“无水师难决胜，不独马江之败为然，去岁刘永福之败，亦系江水暴涨，不能立脚，该国轮船驶入，遂败也。且基隆澎湖已失，声息不易通，军械不易运，危在旦夕，不得不作此收场。”6月，签订和议后，上谕再次奇警的指出“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驰”，中法战争之败的教训正是“……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终于导致了海军建设的再一次发展。9月，慈禧太后下旨再次开展海防讨论，史称第二次海防大筹议。此次讨论影响深远，范围广阔，不仅研究了建立海军衙门、发展海军的重点、落实海军军费、加强海军教育、强化军火、舰船的保养制造，更涉及到了近代工商业建设的大局。鉴于经费有限，总理衙门最后决定：“……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为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自此，实现了恭亲王、李鸿章等先练北洋水师的夙愿，奠定了北洋水师改建为北洋海军，成为国家海军的根基。 10月24日，海军衙门正式建立，由醇亲王主理，奕劻、李鸿章会办，善庆、曾纪泽帮办。 海军衙门刚刚建立即出现了一个不大和谐的插曲。1886年1月20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上奏，指责李鸿章事务繁多，又拥兵自重，独擅海军大权。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改由熟悉西洋事务的曾纪泽归国主持训练海军。黄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翰林四谏”，文笔老辣，词锋犀利，其“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以御敌则不足，挟之以自重则有余”（《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等语，更在士大夫中流传一时。黄虽然因此被连降两级，但也足以反映出朝廷内外各派系对李鸿章的仇视和警惕了。 然而，海军衙门虽然在名义上掌握着海军的军政军令大权，但事实上一直也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有二，一是始终没有能够明晰权责的分派，二是其实际权限仅限于军政，军令大权实际仍掌握在宫廷和军机处。集中资源的期望在现实运作中显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第8楼

但无论怎样，这次筹议和海军衙门的建立对于近代海军的建设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首先即是海军教育的大发展。 1887年，中国近代第三所海军院校——昆明湖水操学堂开学。这一学堂的开学有两个目的，一是掩饰颐和园工程，二是造就满族海军人才。醇亲王校阅北洋海军后，深有感触，归来即大力推动军校建设，明确提出：“昆明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其目的明确要造就满族海军人才，为更好的控制海军做人才上的准备。水操学堂全仿天津水师学堂，但因各种原因，学员不多，而甲午败后，水操学堂就停办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随着水操学堂的兴办，广东、江苏等地先后兴办了海军学校，也培养了不少近代人才，如鲁迅就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过。但究其佼佼者，还应属天津水师学堂，而福州船政学堂进一步衰落，这与马江之败和清廷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北洋海军应当是有决定关系的。天津水师学堂不仅成为各海军学校魁首和仿效的对象，更开办了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大沽鱼雷学堂和北洋医学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办学体系和规章制度，培养出了许多近代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黎元洪就是1888年毕业的管轮班第一届毕业生。除此之外，丁汝昌在1889年于刘公岛又兴建了威海行营海军学堂，后并入天津水师学堂。自此，中国近代海军教育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此时科举制度的根基依然牢固，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甚至是出洋留学的“海归”，依然被视为杂途出身受到歧视，以至于不少学生依旧转投科举。然查晚清进士，似从未见有此类生员。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后来一直被认为是甲午战败根源之一的事情——修造颐和园。 声称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修造的说法首出于梁启超，而挪用的数字则多少不一，多则8000万两，少则300万两。实为一大迷案。这也是飘花写作本文前最大的困惑。就此，飘花查阅了不少资料，综合了一些比较权威的观点，暂列如下（以下均为专家论著，飘花只是有所取舍的转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原来的京西林苑被毁，因此，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计划重修圆明园，但因恭亲王的激烈反对而告停，甚至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政治风波。 1885年，慈禧太后决定重新修建三海。三海工程包括殿宇、房屋、河流、池泊、假山、花园、堤坝等等，工程百余处，整个工程大修经费约600万两（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513万辆。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税及海军衙门和甚机营的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借拨银2294329两，海军衙门又借拨欠发厂商实银66万两左右，后在正常维修和太后祝寿中又挪借海军衙门141.5万两。十年兴建（1885-1895）共挪借海军经费约437万两左右。但这笔款项并非无偿占用，所借款项后来都制定专款归还（同上）。事实上，从财政角度讲，海军衙门在这里面起到的是一个调拨、调剂资金来源的作用，并非一般人所想慈禧太后是想如何使用就如何使用的。然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显然既不能保证新财源的开辟，也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海军的购舰、训练计划，显然是不利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但如果说修建三海还只是挪垫的话，那修建颐和园就确确实实是挪用了。前面提到昆明水操学院的建立，实际上部分目的就是要掩饰重修颐和园的工程。重修颐和园仪式尚是秘密进行，但毕竟如此工程不可能不为人所知，一时间朝野清议沸扬。因此，1888年上谕索性公开进行，但1889年的火灾被清流充分利用，称为天意示警。加之朝野的普遍批评，工程规模大为萎缩。但其总造价目前尚未考证清楚。根据颐和园管理处的《颐和园》所记载，佛香阁等56处工程估价为318万两左右，而其他的工程似乎较之三海工程尚有简少，加之1886年以重修水操学堂名义的68万两拨款，飘花个人估计总造价不会超过1200万两白银。而此时朝廷财政非常困难，黄河连续水灾，光绪又要大婚，其困难相当之多。单纯的户部财政已无太多余力，因此挪用海军经费几乎是必然的。但各地督抚为讨好慈禧太后，以“海军经费”名义另外集款260余万两报效。此款所名为海军经费，却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因此，这笔款项是要扣除的。因此，实际挪用款额大概并非想象中那么多。不过，在肖一山的《清代通史》中，认为大约应是3000万两，但其考据在飘花看来未必完全可靠。罗尔刚则明确认为：“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清季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此后学者大多也估计在1000-1400万两之间。 飘花在此方面并不擅长，不敢断定何人观点更为精确，但毫无疑问的是，海军经费确实被挪用了，对于晚清近代海军的发展肯定是要造成不良的影响的。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镇”购后，海军一直希望再购入2艘铁甲舰，就是因为经费无法筹措而被迫取消。对比近代日本，明治天皇在宫中尚且尽力减少用度以筹款购买战舰，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悲哀的对比！

第9楼

以上是当时的基本时代背景。而之下的一部分，则就是进入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北洋海军的舰船购入和海防的建设。 前面已经说过，江南制造局在1885年建成“保民”后，即全力制造枪炮弹药军火等，不再造船。此后继续建造舰船的，仅有福州船政局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马江之战时的船政局正是鼎盛时期，其时铁胁船“横海”、“镜清”、“寰泰”三舰同造，船台上十分繁忙。尽管马江之战船厂损失颇重，但3舰还是于1885-1886年先后下水，并均调往南洋。 1887年，船政局决定建造第6艘铁胁船，并计划试造钢甲快船。然而此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经费成为了制约新舰建造的决定性因素。船政局负责人裴荫森四处联络，最终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达成协议，为两广建造二级巡洋舰1艘，穹甲快船3艘，中等浅水兵轮4艘，并为8舰建造拨款48万两。裴认为此费用虽仅足造价半数，但“粤济闽厂经费之不足，闽协粤省工力所有余，制造、用船均属公家，自毋庸两相计较。”不久，第6号铁胁船“广甲”下水拨付广东。之后，三艘穹甲快船先后完成，其中“广乙”、“广丙”拨付，“广丁”因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对海军建设另有想法，故自留并更名为“福靖”，4艘浅水兵轮只有“广庚”完成并拨付。整个19世纪80年代船政局之所以红红火火，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各省海防需要大大促进了舰船的建造，更因为此时一大批留学归来的学生已经成为船政局的技术中间，已经能够独立的担负起军舰设计、施工指导和监制的任务。 船政局最重要的尝试是试图建造装甲快船。1885年，裴荫森与左宗棠、穆图善等人连衔上“《恳请拨款试造钢甲兵船折》”，总结马江的教训，认为法国的装甲巡洋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证明沈葆桢当年“无铁甲而兵船恐致失所恃”的判断无疑是有先见之明的。奏折说，德国最新建造了数艘钢甲舰，较北洋新订造的“定远”船身略小，较“济远”功率略低，但费用较省，每舰工料估计40万两，如果福建当时有这样的大型舰只数艘，孤拔肯定不敢轻易开战。 李鸿章接到这一奏疏的副本后，与回国述职的李凤苞讨论，随即对此计划进行驳斥。李鸿章认为，裴“所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马力速率亦小，钢甲亦薄，犹不若钢面铁甲之坚。估价虽略少于‘济远’，然欲以此敌西国之铁甲舰，恐万不能……”（《议驳船政局请造兵船折》）随即将此钢甲舰的性能与“济远”进行了全面比较。然而，慈禧太后却在裴折上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懿旨：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着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当实力督促，毋得草率偷减，乃至有名无实。（《光绪朝朱批折奏》） 这样的语言在整个洋务运动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可见中法战争失败对于清廷中枢的冲击……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886年，裴派员出国选购钢甲舰原材料，并于年底开工，1888年1月29日，钢甲舰下水，定名“龙威”。“龙威”舰前段装甲厚5吋，后段装甲厚6吋，机舱、弹药舱外的防护装甲宽5呎，厚8吋。舱面甲板厚2吋，炮台甲板厚8吋，2100吨排水量，2400马力！时速22千米/时，武备包括260毫米前主炮1门，120毫米辅炮1门，120毫米后主炮1门，连珠炮4门，鱼雷发射管前后各1具。 “龙威”属于装甲快船，较之铁甲舰要差一等。李鸿章抓住裴用“钢甲舰”偷换“铁甲船”概念的问题，今天看来，恐怕是抓得很准确的。用今天的现代属于翻译过来，就是：装甲巡洋舰和战列舰有着本质的区别。装甲巡洋舰比较战列舰防护差、火力不足，是不能以至于战列舰同等对抗的。用装甲巡洋舰取代战列舰的地位和战术使用，是根本不现实的事情。而且，“龙威”的设计也有明显问题。“龙威”的设计是仿自法国设计师白劳伊的“冥河”级装甲蚊子船，其设计理念其实是将蚊子船的概念扩大化，以小型军舰搭载大口径火炮对抗大型铁甲舰。为了克服蚊子船吨位过小，适航性过差无法胜任远海作战的问题，加大吨位，增强装甲，提高航海性能。其主炮口径虽大，性能也属不错，却是难以有效转动，依然延续了蚊子船主要依靠船身方位角改变保证炮口指向的问题。对于小型、角度改变灵活的蚊子船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大，但对于2000多吨的军舰来说，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何况火炮仅仅是有限转动，其后坐力也严重影响军舰的稳性，如果是在恶劣海况中，则主炮根本不能转动，否则即为可能导致军舰倾覆。而且为了降低重心，火炮甲板低矮，上浪严重，进一步影响了军舰的是航行和火炮的应用。在实战中很可能根本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经历过购买蚊子船失败的李鸿章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龙威”的建成毕竟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重大进步，也表明了福建船厂完全有能力建造比较先进的近代化战舰。不久，“龙威”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海军，并更名“平远”。李鸿章在校验后认为质量尚可，造价也比较低廉，但是速度较慢，“尚未可专任海战”。然其文中颇多曲笔，对船政局自造舰船之不屑油然纸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民族造船工业实力有限，国内制造业基础太过落后，熟练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均感缺乏，以至于大量的原材料不得不从外国购入，导致成本明显上扬。另一方面则与船政局是湘系传统产业，与江南制造局并为一时瑜亮，涉及到了湘系淮系之争。正如当年的左李之争虽为政坛之争，其实背后也是胡雪岩与盛宣怀的商业、金融之争一样，派系之见严重影响了李鸿章的判断与选择（而这种争夺不仅存在于海军建设，甚至贯穿了晚清的整个历史，在后面飘花还会有更具体的介绍）。这无疑是李鸿章的责任。其实，即便仅仅只是按照李鸿章所要求的向外买船，也经历了普通轮船——蚊子船——快碰船——早期穹甲巡洋舰——铁甲舰的历程，其中曲折，李鸿章应当是感受最为深刻的。作为造船业，在仅仅20年不到的时间内，就能够做到制造中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自主设计、自行建造，尽管仍然属于仿制，但已经不能不说是飞速的进步了。在考虑到晚清政局的特点，有此成就，更显难能可贵。 飘花就此特别在多说几句：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实现近代工业化的重大努力，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主持这一运动的当事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许多身在其中，力主推动的人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也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运动队与近代中国的重大意义。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明确赞扬了奕欣、文祥等人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而萧一山先生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在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时，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后世对此褒贬颇多，但就飘花看来，非正即反，基本不脱离两先生之观点。飘花私下以为：两先生之论或有不尽不然，但总体的论述颇值得我辈深思，就李鸿章而言，明明知道自己一手操办的江南制造局也同样经历了起步的艰辛和发展的艰难，更不会不理解自己拥有制造能力作为保障的重要，却一再因“造船不如买船”而苛求、打压船政局，使船政局在“龙威”后因经费经常了无着落，最终因裴荫森调离而逐渐没落，再未能建造如此精良的新式军舰。比照日本方面不屈不挠进行自行建设的努力，在甲午战争中多艘舰船均为自行建造的成就，不能不为此深感痛惜。

第10楼

中法战后，购舰成为当务之急，得到了清政府从上到下普遍关注的事宜。新任出使法、德、意、奥、荷五国钦差大臣许景澄紧急受命察看铁甲舰建造进度和建造质量。 许不敢怠慢，立即认真研究订造合同，随即上舰勘验。在监工陈兆翱、协同管驾刘步蟾的陪同下，很快即完成了对“定远”、“镇远”的勘验工作，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两舰甲厚炮巨，定制颇为妥善。”（《至朱亮生观察》）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定远”、“镇远”属同级舰，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军舰，铁甲舰也就是后来战列舰的前身，是海军中的绝对主力和中坚。二舰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巨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144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动力为两部水平式三汽缸往复式蒸汽机，8座圆式燃煤锅炉，功率6200匹马力，航速14.5节(“镇远”为7200匹马力，航速15.4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装甲总重为1461吨、铁甲堡水线上装甲厚14英寸(355.6mm)、水线下装甲厚12英寸(304.8mm)、305炮座装甲厚304mm，司令塔装甲厚203mm，煤柜载煤量700吨、最大载煤量1000吨、编制329-363人，管带为总兵衔。 　　主要武器为：主炮为305mm克虏伯火炮4门(分左右2座双联装炮塔，水压动力，每门炮重31.5吨，25倍口径)、克虏伯150mm后膛副炮2门(首尾各一门，每门炮重4.75吨，35倍口径)、75mm克虏伯炮4门、37mm哈乞开斯5管回转炮8门、47mm、57mm哈乞开斯速射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两舷各一具、舰尾一具，备有21枚鱼雷)。此外两舰各装备舰载鱼雷艇2艘(一说3艘)，分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排水量16吨，艇长19.5米，110匹马力，航速15节，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炮、2具14吋鱼雷发射管(艇艏左右各一)。该级舰设计时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英国“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二舰的优点，为“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济远”身上。济远”舰订购时计划为“定远”级的第3艘舰，后应经费短缺而缩水改为订造穹甲快船。该舰回国时原有三根桅杆(2根木质为加装风帆而临时增设、1根铁质，长18米)，并备有风帆索具，后撤除只留1根铁桅杆(这根桅杆现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舰长71.93米、宽10.36米、吃水5.18米、排水量2440吨(回国时数据为2300吨)，正常载煤230吨，最大载煤400吨，动力为2座蒸气机，4座圆式燃煤锅炉，双轴推进，主机功率2800匹马力，航速15节(一说是16.5节)。装甲甲板(穹甲)由25.4mm钢质和50.8mm铁质装甲层复合而成，可抵御大口径火炮的轰击，炮座装甲254mm，炮盾及司令塔装甲厚38.1mm。 其主要武备为：双联装210mm克虏伯前主炮1座(每门炮重10吨，35倍口径，现存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克虏伯150mm后主炮1门(现存旅顺博物馆)、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2门炮现均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37mm哈乞开斯单管炮9门、金陵机器局造铜炮4门、15吋鱼雷发射管4具、舰载鱼雷艇2艘(疑为“中甲”、“中乙”)。 该舰是德国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穹甲快船），主要是仿效英国的“爱斯美拉达”级穹甲巡洋舰，主要特征是装甲覆盖于舰体中层水平面，为中央拱起，两侧斜插至水下的弧形装甲，主要保护主机舱。因为强调快速性，因而水线带不敷设装甲。但“济远”与“爱斯美拉达”还有不同。英舰穹甲顶部高出水线不少，而“济远”穹甲顶部尚且低于水线。英国天才设计师，接替伦道尔的怀特批评学得走了形的“济远”主要缺陷竟达8处之多。尤其批评穹甲过低，很可能导致实战中军舰水线下被击穿，水进入穹甲之上，虽穹甲没有受损，但船只仍会沉没。其“机舱逼窄，绝无空袭，只身侧行，尚虑误触。……水管纡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且“炮房之药气闷人，令台之布置不密，尤其弊之小者。”（王咏霓《与重黎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船利病书》）尽管有“外洋匠师务求相胜，亦犹古之文人之相轻。虽有佳文，欲指其瑕不患无词”（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的嫌疑，但这如许多意见确有其道理，随即引发了国内的重视，不仅导致对新式巡洋舰的重新选定，甚至导致了前任出使五国钦差大臣，“济远”订造的直接责任人李凤苞被革职。 正在“定远”3舰驶向中国的时候，李鸿章收到了一份电传而来的上谕。在海军筹议中，因为原本负责台澎一带制海权的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因此几乎一致认为应当加强台澎海区的防务。李鸿章当时提出，由于海军经费紧张（挪用、挪垫过多），暂时无力购买新式大型铁甲舰，建议订购“济远”式的巡洋舰部署于闽台。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在电报的结尾有一句：“船价户部有款可拨”，将全由中央财政负责。按照上谕，李鸿章指令在德国的许景澄和在英国的曾纪泽在所在国各订购2艘类似“济远”的装甲甲板巡洋舰。其中给许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完全沿用“济远”设计，在给曾的电报中则也同样要求采用德国设计，甚至火炮、鱼雷等武器装备也必须在德国订购和验收，“以取一律”。显然由于与赫德关系恶化，李鸿章对英国产生了连带的恶感，因而完全拒绝采用任何英国设计。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曾、许二人对他的这个命令其实都各有想法。许景澄尚且不敢直接抗命，曾纪泽却没有这个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