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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裸官 贰臣与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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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官 贰臣与遗民

翻看《清史列传》,看到《贰臣传》,联想到了当下的“裸官”问题。“贰臣”当然不同于“裸官”,但二者还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贰臣是亡国之后不忠于旧朝,投靠新朝,是所谓的“两截人”。“裸官”是国家还没事就做好两手准备,有贰心。相比之下,裸官比贰臣更可怕。古代没有裸官,只有贰臣;现在国家太平安定,但有那么多的裸官,一旦国家有事,毫无疑问这些裸官大都会成为贰臣。有很多裸官在被双规审查前提早得到消息,跑到了国外,因为早就偷偷办好了绿卡蓝卡之类的,也就成了外国人。这些人实际上也算是“贰臣”,是和平年代的贰臣。从历史上看,贰臣极少有好结局。数千年王朝更迭中,每一次改朝换代都造就一大批贰臣。贰臣因不能临危授命,未能挽救旧朝之覆灭,贪生怕死不能殉国,归降新朝,在道德上大节有亏。在历代王朝中,贰臣都始于荣而终于耻,一开始可能风光一时,但后来后世总会受到政治道德上的贬斥诅咒。尽管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道德标准可能有所变化,但朝三暮四、贪生畏死在任何当政者眼中都会被视为污点。在政权兴起初期,当权者会不遗余力地延揽先朝旧臣,但当江山稳固之后,必然大力强调忠诚不二,贰臣们就往往成为反面道德典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招纳蒙元降臣时声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者三:易乱而治者,上也;保民达变,知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但政权稳固之后,他对仕明的前元旧臣危素很不客气,抓住他事二主的污点加以羞辱。

实际上,早在上古夏商周时代即已出现所谓贰臣,但当时的人尚并不以转事他主为耻。由商入周的箕子、微子是贰臣,但还不是最早的贰臣。最早的有史料可查的贰臣是商初的伊尹,但孟子对伊尹评价很高,将他与伯夷、柳下惠并提,认为伊尹与洁身自好的伯夷、不辞小官的柳下惠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仁”的表现。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质疑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反而为旧主的政敌齐桓公效力,孔子却认为,为旧主死节、以身相殉不过是匹夫匹妇的小节,真正的圣人当以弘道为己任,出则以利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战国时也讲忠,也讲“不贰”,不过春秋战国时“贰”和后世有一定区别。那时身事二主尚未被看成多么严重的事。比如晋文公重耳出亡时,寺人披曾受晋献公之命追杀他,重耳文公回国即位后,寺人披求见,重耳记恨旧怨,拒绝见他,寺人披振振有词地说,无论是当年受献公之命追杀文公,还是今日欲为文公效力,都是忠君不贰的表现。当年他是献公之臣,受君之令,除君之恶,理所当然。现在献公己死,文公即位,便是名正言顺的新君,他也将尽心尽力地忠心事奉之。忠并不是从一而终,而是“临患不忘国”,忠臣的标准不是至死不换门庭,而是对所事奉的君主能克尽臣道。对“忠”的这种理解是由春秋战国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那个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政权易主、侯国灭亡频仍,时人习以为常,士人一生只事一主在客观条件上亦不可能。士人在志不获展时出奔他邦,楚材晋用,乃至如战国纵横家那般朝秦暮楚,凭借个人才智辗转于多国之间,被时人认可。连孔子都周游列国,寻找机会,有“吾岂鲍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表白。孟子也曾游说魏齐等国。春秋战国时所说的“贰”指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弃乃至出卖故主以讨好新主。春秋时郑厉公侵郑,俘获了傅瑕,傅瑕为求生而出卖、残杀故主,郑厉公后来杀了傅瑕,称傅瑕为“贰”。战国后期,燕军侵齐,知王蠋贤而欲用之为将,王蠋回答:“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遂自缢殉国。

王蠋终属个别现象,真正意义上的贰臣出现在君权高度集中、臣节观念形成的汉代,但汉代仍有很多贰臣并不认为自己身仕两朝甚至异族有道德问题。汉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臧衍、韩王信、陈豨、卢绾等重要人物纷纷投靠匈奴。汉武帝时,李绪、管敢、卫律、李陵和李广利等人投降匈奴。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之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纠集吏卒数百人杀害戊己校尉刀护,自称废汉大将军,带领二千余人投奔匈奴。投降匈奴的官员大多受到匈奴单于的器重,如卢绾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李陵被立为右校王,卫律被封为丁灵王。赵信娶单于之姊为妻,李陵和李广利都娶单于之女为妻。投降匈奴的官员亲属受到牵连,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陵。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原任骑都尉。汉武帝时,汉朝与匈奴发生战争,李陵被匈奴俘虏后投降。汉武帝十分恼怒,杀害了其母及其妻子儿女。群臣都附和汉武帝,谴责李陵,只有司马迁出面为他说话,结果遭到了宫刑。李陵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李陵见到了苏武,面对友人,李陵很是愧悔,但不是因为投降匈奴而愧悔,他始终认为,他在战争中尽了全力,朝廷不发救兵,他死战至绝境,不得已才投降,并没有辜负汉朝,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反而是汉朝待他不公,他宁愿老死异域也不肯重归故国,声称“丈夫不能再辱”。

西汉末期,政治上封建大一统,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臣节成为判断士人行为的重要标准,君臣之义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政治义务。两汉之际,王莽篡权,不少人誓死效忠汉室,不肯接受新莽任职。但投靠新莽政权的士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崔篆曾拒绝王莽党羽甄丰的推荐,王莽打击政治异己,崔篆亲属又依附新莽,在此情况下他被迫出仕,在任期间平反冤狱,多有政绩。东汉建立后,有人荐举他出仕,他深以曾仕新莽为耻,觉得有愧汉朝,坚决不肯再仕东汉,并作《慰志赋》表达愧悔之情。光武帝刘秀复汉之后,大讲君臣之道,大力宣扬表彰臣节,“事君无二”成为臣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东汉末桓帝时起,朝政混乱,兼以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摧折,东汉初建立起来的士风臣节趋于瓦解。此后朝代更迭频繁,常常是臣子篡位夺权,本身合法性就颇成问题,当然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向臣下强调忠君之道。在以力相争的时代,各个政权都采用实用主义用人方略,对节操的要求放得相当宽,失节贰臣反而得到重用,对于忠君观念是强烈的冲击。禅让丑剧不断上演,政权的神圣意味被消解,帝位更迭频繁,没有多少人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系在不断更迭的政权上,官绅士族大多身事两朝乃至多朝,且不以此为耻。在他们看来,家族的利益、个人的政治理想和功名欲望的实现才是重要的。比如褚渊家族世代与刘宋宗室联姻,褚渊又受知于宋明帝,领吏部尚书,荣宠备至,明帝死后顾命辅佐幼主,却很快即倒向萧道成,助其篡宋而自立。

魏晋至唐末,王朝更迭时,转事新朝的大臣太多,但官方史籍只以“先朝旧臣”称之,不称“贰臣”,并无道德上的指责。但像唐代“安史之乱”中投降叛军的官员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文官武将有的跟随唐玄宗出逃,有的追随太子到了灵武,有的积极抗击叛军,很大一部分投降了安史叛军。仅广平王李俶率军进东京时,就有300余名曾投降叛军的官员素服悲泣请罪。主动投降叛军的文官武将大都门第显赫,如张均、张垍、哥舒翰、陈希烈等,他们投降后大都出任安史政权的高官,他们的主动投降助长了安史叛军的气焰。他们的最后下场大致相同,或被杀头,或被流放。

五代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有相似之处。因为政权更迭频繁,每任开国之君所接收的几乎都是前朝的原任班底。为君者不以任用前朝旧臣为忌讳,士人官僚更是普遍视改朝易姓为正常现象,政权易帜则立刻转事新主,无臣节可言。从朱温代唐到赵匡胤建宋,走马灯般更迭了五个王朝,在这样的时代,士人想“从一而终”很难。连对五代士风批评最严苛的欧阳修也承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能对士人的节操要求太高。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死节传》仅收录三人,仕两朝乃至多朝者比比皆是。最有名的是冯道,他一生为相二十余年,历事唐晋汉周四朝,加上契丹,共五个政权十位皇帝,他自号“长乐老”,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欧阳修痛斥他“可谓无廉耻者矣”。但冯道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名声却很好,他的声誉来自政治事功实绩和为人处事的道德品行。冯道虽历事多主,臣节有亏,但他确实有实际才干和胆略。他虽不讲究从一而终的君臣之道,但在其他方面笃行传统儒者准则,他在《长乐老自叙》中夸耀说:“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如不谈臣节的话,冯道的《自叙》说得还是对的。另一个例子是郑韬光,七十年事十一君,虽历事多主,却仍保持着儒者风范,在为政与人格方面值得称道。《旧五代史》的编撰者主要是五代旧臣,多数人也有事二主乃至多主的经历,他们更能理解冯道这样的贰臣的道德窘境。在《旧五代史》冯道本传中,撰史者认为他“事四朝,相六帝”的行径与忠德相悖,但明显是同情理解多过谴责,叹息云:“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到了宋代,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有感于士人廉耻扫地,君臣伦理沦丧,特设《死节传》记录死节之臣,至于历事多朝的大臣则入《杂传》,以此区分而示褒贬。五代时世道混乱,臣视君如佣保事主,主易则改役,习以为常,君臣伦理规范遭到严重破坏,政权的统治基础受到威胁,所以欧阳修疾呼礼义廉耻,张扬臣节,甚至援引因手臂被男子牵引而挥斧断臂的节烈之妇的极端事例,来激励习惯于忍耻偷生的士人们爱惜名节。司马光以夫妇比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这是人道之大伦,一旦废弃,天下就会大乱。欧阳修认为,作为臣子,如果大节有亏,政治才干和事功实绩都可以略而不论,就好比女人,如果不守妇德,长得再美,女红再巧,也不值一提。在宋代学者看来,不事二主的大节是君臣伦理中最重要的内容。欧阳修未经五代乱世,对当时的贰臣缺乏理解,为针贬乱臣、表彰忠节,对五代时的贰臣群体大加挞伐,对其事迹进行大规模删削。欧阳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如清人魏禧所说:“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恕生出。”欧阳修的《杂传》可以说是清中期乾隆帝设《贰臣传》的先声。虽然欧阳修试图将易主改节者列入《杂传》令其遗臭万年,但北宋时普遍的社会舆论对身事二主的行为还没有多少谴责,士大夫也普遍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如王安石、曾巩、司马光等对曾仕新莽的扬雄评价很高。反复强调臣节的是理学家,比如程颐就认为扬雄只知求生,不知君父,品行无足观。程颐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南宋的理学家朱熹更认为君臣、父子之理亘古亘今不可移易,贰臣行为违背了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天理”。

到南宋灭亡,不少士人心怀故国,借诗词抒发遗民情怀,形成了一个遗民群体。但投降蒙元的文武大臣数量更多。有的在战败后投降,如崖山战败,陆秀夫部将翟国秀、刘俊、凌震等缴械投降。有的是因为亲属被元军挟持而投降,有的被部下挟持而投降,有的因主将死亡而投降,有的是跟随主将投降。但大多数是主动投降。南宋灭亡前夕,很多将领将自己手中的军队当作筹码,与元军将领和先已投降的南宋将领谈条件要好处。元军屯驻寿昌,黄州守臣陈奕派手下到寿昌请降,向元军提出授予自己高官显爵的要求,伯颜答应给他沿江大都督的头衔,他大喜过望。那些位高爵重、久沐皇恩的将领本应为王朝殉节,却抢先投降,其他将领跟风而降,几乎没有多少顾虑和心理压力。有的将领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找出种种借口。其中一种常用的借口是,投降了可使城中百姓免于杀戮,因为蒙元对坚决抵抗的城池常常实行屠城政策。龙州守将王德新向元军表示:“能活一郡生灵,即当效顺。”大获山守将杨大渊在投降前“遣子乞活数万人命”。有的降将为自己投降找的借口是,贾似道当国,南宋政府轻视武人,所以投降蒙元。大多数降臣只求保全性命和富贵利禄,内心深处甚至不存在道德与功利选择的矛盾,为了获得更多好处,有的想尽办法向元军将领献媚,如吕师夔设宴招待伯颜,安抚钱真卿竟选了两个赵氏宗室女子献给伯颜,遭到了伯颜拒绝。南宋将领投降后,充当蒙元的马前卒,在蒙元夺占江南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或进言献策,或东征西战,或劝降亲友。在战争中,南宋降将对付宋朝的所作所为,比起蒙古军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战争中对自己同胞进行疯狂屠杀,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降将管如德拜见忽必烈,拿出忽必烈赏赐给他的宝刀说:“陛下向所赐刀,从军以来,刀缺如是矣。”刀之所以缺,是因为杀的南宋同胞太多了。这些降将贪婪无耻,凶狠残暴,禽兽不如,根本不算是人类。比如蒲寿庚尽杀南外宗室,追杀南宋皇帝端宗和末帝,投降蒙元,被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终元代一朝蒲氏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蒲氏深恶痛绝,下令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为奴,永不得登仕籍。又诏令另一南宋降将黄万石的子孙永不得仕宦。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没有高尚的信念支撑,生命保全、利禄诱惑会促使臣子选择投降。即使是那些遗民,新朝利禄的诱惑也是很大的考验。不少南宋遗民经受不住利禄的诱惑,不能忍耐清寒,不久投靠了蒙元政权。一个例子是叶李,叶李在宋亡后归隐富春山,元世祖下命搜求遗逸,地方推荐了叶李,叶李一开始拒绝了,但第二次征召时,叶李出山了,到了京师被封为集贤大学士。叶李本有利禄之心,一开始不好意思,怕遗民群体指责,到后来终于经受不住利禄诱惑。另一个例子是赵孟頫。赵孟頫是宋太祖之子秦王德芳之后,一开始与遗民群体交往,但到了至元二十三年,经不起蒙元利禄的再三诱惑,入朝仕元,当时很多遗民都深为叹惜,有的与他绝交,如郑思肖拒见赵孟頫,赵孟頫去看望从弟赵孟坚,赵孟坚关在门外。至元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蒙元政权大规模搜求有名望的儒士。面对着蒙元政权的屡屡辟召,有的遗民守节不移,如谢枋得被强行征召,就以绝食殉节。但更多的遗民还是应聘踏上了仕途,南宋遗民群体很快瓦解。自元仁宗皇庆二年后,在继续遣使搜访儒士的同时,又恢复了科举制度。很多士人经受不住科举的诱惑,连曾协助文天祥抗元、时年七十五岁的赵文听说开科举也动心了。更多的遗民让儿孙去参加科举。方凤八十一岁时亲手写诗一章介绍其孙婿吴莱去大都参加进士考试,请其在京做国子助教的弟子柳贯多多关照。

产生贰臣数量最多的是明清之际。在明亡清兴沧桑陵谷骤变的时代,成为贰臣的士人官绅数量惊人。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政权官员中死节者寥寥,仅有范景文等二十余人,绝大多数官员归降李自成大顺政权,据《甲申传信录》载,三月二十一日文武官员入朝者达三千余人。据《赤眉寇略》载,各官入朝争投授职名单,场面拥挤,混乱不堪,自晨至暮忍饥以待命者达数千人。《燕都日记》认为归降李自成大顺政权者多达四千余人,实受大顺政权官职的明朝官员也有二百多人。到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前明官员照旧录用,在京的明朝官员除部分南逃外,大多数接受了清政权的委任,投诚接受满清官职的明朝官员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降于大顺政权的经历。顺治二年四月,豫亲王多铎率军大举南下,弘光帝连夜逃离南京,马士英亦奉太后逃往杭州,留在南京城内的南明文武官员包括钱谦益在内数百人出城迎降。《爝火录》记载,南明政权文武数百员,马步兵二十余万,死节者寥寥无几。《南疆绎史》载,户部郎中刘成治看见南明官员列队前往清军兵营投降,愤而大呼:“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国恩?”于是自经殉国。南明政权灭亡后,各地由明宗室建立的奉明正朔的地方政权纷纷而起。清军与这些地方政权作战的过程中,俘获招降了不少明朝官员。清初贰臣的第三个来源是举荐。顺治二年开始征召山林隐逸及前明文武举人进士,其后令督抚每年荐举一次,后改为两年荐举一次,直到康熙二年方停。那些率先降清的明朝官员举荐尤为出力。顺治元年清军入京即首先迎降受职的贰臣宋权、金之俊、沈惟炳、曹溶、王鳌永等荐举了陈名夏、成克巩、王永吉、党崇雅等。顺治九年至十一年间,吴伟业、方拱乾等人多次被举荐。王士祯《池北偶谈》统计清世祖顺治帝在位期间拜相的汉大学士共18人,其中以明臣仕清者多达15人。顺治五年七月,清朝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即所谓“七卿”,清廷首任汉尚书七人全为贰臣,除徐起元外,均是顺治元年五月清军进京城时投诚的。

明代士人待遇优厚。不要说国子监学生,郡县之学的生员都由国家供养,给钱给米给鱼肉,还免赋役。一旦中了科举,进入仕途,待遇更为优厚。然而正是这些熟知道德教义、享受朝廷供养的士人,在国破家亡之际的表现令人齿冷,毫无气节。明代科举制度高度完备,士人队伍庞大异常,到了晚明,天下生员数量不下五十万人。士人数量激增,难免泥沙混杂,总体素质下降。士人的身份不再意味着弘毅和兼济天下,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来源。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仕进,仕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禄。仅有士的身份,却没有士的心胸精神,国家危难尚未临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士人在精神上迷失和堕落了。明代科举试的考察范围虽然以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为主,但纯粹为文字游戏,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儒家反复强调的道德修养被置之不顾。考生争相猜题押题,最后连对儒家经典本身都少有真正熟习者,考生奔竞躁进,依靠不正当手段骗取功名,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祯帝自缢,谋士宋献策与李岩散步偕行,见有僧人设案供养崇祯灵位,诵经礼忏,而前明降臣绣衣乘马而过,全无惨戚之意,两人很是感慨。李岩说:“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核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说:“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此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己所致,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漠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在竞争激烈的科举选拔制度下,士人寒窗辛苦,功名到手不易,高官厚禄在他们心目中根本就不是朝廷和君主的恩赐,而是全凭个人努力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既然如此,国破家亡之际,也就谈不上以肉体生命或政治生命为君主陪葬,士人争相弃旧事新、改节易主而不以为耻,也就可以理解了。

晚明士人而后改节仕清的宋征舆在《报曹鲁元书》一文中说:“盖出处之道,士之不讲也久矣,非可尽责士也,时为之也。”上古时代君主求贤若渴,士人地位高且身份自由,隋唐设科举后,“不曰求士,而曰取士”,“相沿日久,其法日密,于是尽驱天下之乐功名怀利禄者,罗而试之,窘之辱之”,出而为谋生、为功名利禄己成为士人不得不然的选择,出处之道只能是一句空话:“当此之时,而欲仰首伸眉,高论出处之节,谁信之哉?”他坦率承认:“至如仆者,先朝之末,三应省试,为子衿十五年,一旦国亡,谓圣朝从东北来,制科当遂废罢,怅然望绝。不意崇德之世,先已举行,乙酉遂遵故事。当时自喜见收,贸贸而出。”国家覆亡,异族入主,宋征舆首先担忧的是满清政权可能会废弃制科,担忧的是自己的未来前途,得悉清政权效法明制开科取士,喜出望外,立即欣然报名,全然不觉得自己应试于清,有什么辜负明王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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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20 2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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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了半天都没有搞清楚贰臣与裸官的区别——什么是贰臣?国共两党争斗,起义将领能说是贰臣?

      满清代明,改朝换代而已,华夏内部的换主子鄂锐,贰臣又如何?

      裸官则不同,是彻底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因为它们手握公权,所以才可耻!

      2017/9/24 17: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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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时期的社会思潮对原有的理与欲、义与利、君臣名节等原有儒家道德规范产生强力冲击,对晚明士风颓败、士人道德滑坡以至亡国后再仕失节等现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受奢靡享乐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士人的安贫乐道精神被消磨剥蚀,士人公开表露对物质财富的迷恋,疯狂追求感官肉体欲望的满足。对富贵生活的贪恋是相当部分晚明士人包括某些名重一时的士林领袖投降满清的原因。比较典型的是东林党魁兼文坛宗匠钱谦益,他的失节一方面源于狂热功名心,另一方面也与他贪图物质享乐分不开。既贪恋着高官和权势,又难以忘怀美酒佳人的世俗享受。杀身成仁以死殉国或不食周粟忍苦度日,他都无法接受。龚鼎孳与钱谦益相似,他青年时代裘马清狂,为秦淮烟花常客,与江南名妓顾媚相好。当时流传说,有人责备龚鼎孳失节,他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他未将殉国一事看得如何神圣,也没有舍弃现世生命的打算。除了对美色的贪恋之外,他对其他世俗生活享受如华筵歌酒等也相当爱好,这种放纵享乐的生活态度一直延续到仕清以后。被后世称为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公开宣扬私欲。特别是李贽,王夫之甚至认为晚明士节不修、降官如潮的可耻现象大半是李贽“歪理邪说”流毒天下的结果。王夫之痛诋李贽,是因为李贽在著作中为历史上有名的失节贰臣谯周、冯道翻案,给那些屈膝改节仕清而不以为耻的贰臣行为找到了借口。李贽认为,即使是圣人孔孟,其行事原则也离不开一个“利”字。圣人做了官也要满足口体之欲。士人读书应举和农夫治田积仓等谋生行为没有任何区别,前者并不比后者更高贵神圣。为官者若无高爵厚禄刺激,必然没有出仕做官的积极性,物质私欲远远比图报君恩、兼济天下之类的道德成就感更有诱惑力。士人是芸芸众生谋食者的一员,读书应举和出仕为官的本质都不是为了弘道,仅仅是为了提高个人生存质量。这种去神圣、反崇高的倾向在晚明时期对士人群体的影响弊大于利。正如顾炎武所说,士人“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读书做官既然成了谋利方式,君臣纲常也就仅仅是利益合作关系,士人内心的道德责任感荡然无存。士人阶层中一切以物质利益刺激为先、私利至上的风气蔓延,后果不堪设想,在和平时期赃私横行,无官不贪,官场腐败,在国难当头之际,士人更将基本道德原则、人格气节弃若敝帚,首先考虑的不是朝廷国家安危,而是个人功名得来之不易。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晚明士风中的追名与逐利两种倾向,相比之下,追名比逐利要好一些,官员沽名买直的风气虽有其弊端,总强过毫无廉耻的个人私利至上,置道义与气节不顾,乃至于在国家危亡之际上演集体变节的丑剧。晚明党争激烈,而党争是非混淆,特别是阉祸摧折酷烈,也给士人留下了严重精神创伤,士人道德底线一再失守。东林创始人顾宪成本人也承认,朝野争斗实际上是利益之争,连所谓清流人士,他们的道德理想在党争中也逐渐变味,邪正是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天启阉祸时代士风急剧败坏。权阉之祸实际上是朝臣助纣为虐所致,连崇祯帝都说:“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大多数朝臣谄媚魏阉,不堪入目。士人诱于利益,不仅失去了不畏强权、道义至上的人格精神,连作为儒生的最后一点信仰也弃之不顾,士人的道义标准早己丧失,如顾炎武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道德底线失守,鼎革之际变节就很自然。

      廉耻未丧尽的士人,在变节归附新朝之后,则为其变节找出种种借口。一种借口是为生活所迫,不出仕新朝就要饿死。比如李雯,他出身于松江望族,为“云间五子”之一,又是几社创始人之一,他后来改节仕清,据李雯的至交好友宋征舆说,李雯当时濒临饿死,仕清是不得已。实际上,国变时李雯在京城生活虽困难,但绝不到贫饿将死的地步。李雯仕清的真正原因是强烈的功名欲望。替他辩护的宋征舆也有和李雯相似的改节仕清经历,他在《寄李舒章》一诗中更对昔日社友李雯的仕清表示出毫不掩饰的艳羡,在他看来,仕清是飞黄腾达的良机,他露骨地表示,希图李雯予以提携。第二种借口是满清入关赶走李自成,是为崇祯帝报仇,所以投降满清也就不应该谴责。钱谦益降清后,与王铎一起,以南明朝廷名义草拟了一份公开声明,称清军“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是为明复仇之师。贰臣中以满清“为明复仇”来为自己降清辩护的有很多。顺治三年为英王阿济格荐举而出仕的彭而述,降清后不觉得自己行为可耻,还以大义凛然的姿态批判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吏,满清是为大明复仇的“义师”,降清也就是投靠“义师”,名正言顺。另一种借口是保全百姓。钱谦益为自己降清辩护称:“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钱谦益曾致书江南各地抚按乡绅劝降,并让其门客招降苏松常淮四郡。他后来在一封书信中解释说,清军兵临城下,自己见大事已去, 挺身入营,“拼身舍命,为保全万姓之计”,而招抚四郡,是为援救江南生灵而甘冒天下大不韪,宁愿牺牲名节。钱谦益在一篇文章中借节妇以自辩:“其不死也,以有为也,以有待也。其视夫引刀雉经,以一死为能事者,孰难孰易,亦顾所自矢者而己矣。”实际上这些都是吹嘘,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最主要原因还是贪生怕死,希图富贵。“孝”是贰臣变节的另一个借口,很多贰臣以孝道作为贪恋生命的挡箭牌。甲申国变时。翰林院检讨赵玉森到同乡王孙蕙的寓所,为殉节还是投降而举棋不定,王孙蕙说:“百行孝为先,君家有太公在,且全个孝罢。”两人于是到大顺政权报了名。苟活己成事实,大节己失,无可挽回,于是就以孝亲来排解内心的负罪感。还是那个李雯,他在一首诗中说:“君子有明训,忠孝义所敦。岂曰无君父,背之苟自存。念我亲遗骸,不能返丘园。偷食在人世,庶以奉魂归。”意思是,他之所以降清,是为了归葬父亲的遗骨。据说李雯与陈子龙重逢,很是羞愧,陈子龙宽解他说:“子不官则不得食必死,死则父骨不归矣。《语》有之:观过知仁。子之官,孝也,复何恨?”再如吴伟业,据他说,他仕清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双亲惧祸而强迫他出仕,为了孝道不得不舍弃臣节。

      如得不到汉人支持,满清要想在中原地区站住脚是几乎不可能的。满清初创时期大量收买、拉拢明朝官员。清太祖努尔哈赤极力笼络归降的汉人官员,甚至允诺让他们的子孙世袭。满清入关进京,仍采取笼络政策。顺治帝下令,凡明朝官员都照旧录用。后来的乾隆帝在诏令编写《贰臣传》的谕旨里也承认:“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清前期的顺康时代,朝中汉臣多为前明旧臣,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满清统治者不可能公开排斥贰臣。但满清政权汉臣特别是前明旧臣还是不太信任,贰臣举步维艰,动辄得咎。陈名夏身为满清首位南籍汉大学士,只因倡“留发复衣冠”,即死于非命。陈之遴也是大学士,因南北党争而几起几落,最后远戍辽东,身死异乡。龚鼎孽只因处理案件时“分别满汉”,从左都御史骤降十三级为上林苑小吏。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了汉臣入朝时受到满洲贵族家奴羞辱的难堪场面。即使是对汉族文化颇有兴趣的顺治帝本人对改节屈膝的贰臣也多少有些轻蔑。

      对于贰臣的大清算大批判是在清中期乾隆时。清初顺康时,在政权基本稳定后,开始重新强调事君不贰的臣节,对甲申国变时的殉国诸臣乃至后来参与抗清活动的殉节者进行表彰,给贰臣们造成了一定道德压力。对贰臣群体的直接批判来自民间的舆论谴责,特别是来自固守节操、坚不仕清的遗民群体。顺治至康熙朝初期,相当多的贰臣还在朝为官,还有着较大的政治影响,直到雍正帝时,仍盛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到了乾隆时,朝中已无贰臣在位当政,因为要宣扬臣节,于是将贰臣作为反面例子。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进《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乾隆帝见沈德潜将钱谦益置于国朝诗人之首,非常不高兴,命重加校定。三十四年下诏毁钱谦益的诗文集。乾隆帝痛恨钱谦益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的降清,而是他在降清失节后的反复。四十一年,乾隆帝诏命国史馆编《贰臣传》,四十三年又谕国史馆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二编,以区别贰臣事迹人品之异,列洪承畴、李永芳等全力效忠于清、功勋卓著者入甲编,钱谦益一类“阴行诋毁本朝”,进退失据者,及龚鼎孽等先降“流贼”再降清的双料失节者,列入乙编。到了乾隆五十年,又在官修《续通志》一书中增加《贰臣传》,把唐至明初的降臣列传集中编在一起,目的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乾隆对贰臣严加贬斥:“不能为其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颂扬为明朝死节的史可法是“一代完人”,因为这个时候的满清需要像史可法那样忠于一主的忠臣。乾隆帝立《贰臣传》的做法有点过河拆桥、掩饰历史的味道。到了乾隆时,清朝已达鼎盛,政权已经巩固,贰臣已经没啥用处了。为了长治久安,需要提倡不仕二朝的气节,自然要极力褒扬忠于一主的大臣。

      《贰臣传》收录了贰臣200余人,这只是清初贰臣的一小部分。按“身事两朝”即“在明己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标准来衡量,清初的贰臣数量很大。曾在明代获得功名但未被授予官职的士人,出仕于清或参加清的科举考试,一般不被认为是贰臣,但仍然有失节之嫌。比如侯方域本为明朝举人,但在明朝没有获得官职,顺治八年他应举于清,中副榜,此后便不再进取,没有在清政权内任职。《清史稿?文苑传》仍然把他和前朝隐逸如魏禧等列在一起。吴伟业认为侯方域是完名全节的,但后人也有讥讽他“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认为他的“两朝应举”在个人节操上仍是污点。崇祯十六年癸未科中进士者,甫得功名而明朝己亡,这些癸未新科进士少数己经授官,如陈名夏一甲第三名,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后又授给事中。大部分人尚未授职,仅有见习身份。但未经授官的进士由朝廷给以相应的出身和待遇,是准官员,他们出仕于清,也应算作对明王朝的背叛,有庶吉士身份的进士更是如此,庶吉士是高级官员的职前培训,有“储相”之称。

      对普通百姓来说,改朝换代为天命所归,是正常现象,见怪不怪,在心理上几乎没有任何冲击影响。清军接管北方,几乎没遇到地方百姓抵抗,平定江南时,多数州县也是望风而降。大规模的反抗活动是在清政权强制推行剃发令之后,而反抗活动的发起者也多为士人。改朝换代对士人阶层来说意义完全不同。士人在经济政治各方面享受着国家供养,有着各种特权,在国家危难时就应该承担起道德责任,对国家和君主负有更多义务,屈膝降敌是不可原谅的堕落羞耻。抗清志士吴钟峦评价清初贰臣:“高爵厚禄,徒以豢养庸碌贪鄙之辈,相与招权纳贿,阻塞贤路,天下之事,日就败坏,而不为补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窜,反颜事仇。”

      但对贰臣的过于严厉的斥责又是有问题的。清初方文在一首诗中说:“五伦最假是君臣。”《左传》中说:“臣之禄,君实有之。”所谓的君臣名分,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关系,臣以才力事君,君以名位利禄报臣,臣下所受恩惠的多少决定了对君主负有的义务。士人官僚在前代获得的功名地位越高,出仕新朝也就遭受更多的责难,背负更沉重的道德枷锁。可以举吴伟业的例子。吴伟业受崇祯帝赏识重用,崇祯帝自缢后他非常悲痛。入清后,吴伟业被举荐入清廷为官,虽然是被迫,虽然不久就辞职了,但他心里一直愧悔,直到临死前还是耿耿于怀,其《临终诗》嗟叹:“受恩欠债应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相反的例子是李雯。甲申国变前夕,李雯曾有过一次授官机会,但授官之事并未成为事实,他后来说:“幸未授官,得全其生。”他认为死节的义务与受君恩多少相称,没有授官,未受君恩,便没有死节的义务,他竟然为此感到庆幸。还有宋征舆。宋征舆系明诸生,顺治四年中进士,历官至左副都御史。他在一封信中中把自己和殉国全节的陈子龙、夏允彝对比:“两君仕于先朝,故卒死;仆未仕其生,且仕,无害于义。”既然自己在明朝没有做过官,做清朝的官就不算贰臣。在李雯、宋征舆等人看来,君臣关系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在明朝功名身份较低、未授官的士人,出仕或应试于满清,所承受的道德债务就不是很重,没有心理包袱和负罪感。但像李雯、宋征舆之类士人心里并非全无压力、愧悔。李雯仕清为中书舍人,当时清廷诏告多出其手,他后来未被收入《贰臣传》,但一直有着巨大的心理负担,以为自己大节有亏,无颜面对旧日复社友人。对他的仕清,一部分遗民友人表示同情、谅解,但也有批评,如复社成员方文称赞夏允彝、陈子龙,讽刺李雯“无耻负良朋”,在后来所作《云间五子诗》中索性将李雯删去。至于宋征舆,他身为松江望族后代,又是云间诸子领袖,其仕清实际上影响相当恶劣,遗民对他的批判很严厉。据说宋征舆改节仕清后终身不敢上父之墓。

      问题的另一面是,臣子所受之禄,实际上是天下百姓所供给,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君主要求臣子忠诚可以,要求臣子殉国殉难就有点过分了。黄宗羲在《原君》中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乾隆帝对贰臣的清算更有问题。关于《贰臣传》编纂,清末谭嗣同一针见血地说:“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乃为死节者,或数万而未已也。本末倒置,宁有加于此者?伯夷叔齐之死,非死纣也,固自言以暴易暴矣,则亦不忍复睹君主之祸,遂一嗅而万世不视耳。且夫彼之为前主死也,固后主之所深恶也,而事甫定,则又祷之祠之,俎豆之,尸祝之,岂不亦欲后之人之为我死,犹古之娶妻者,取其为我詈人也。若夫山林幽贞之士,固犹在室之处女也,而必胁之出仕,不出仕则诛,是挟兵刃搂处女而乱之也。既乱之,又诟其不贞,暴其失节,至为贰臣传以辱之,是岂惟辱其人哉,实阴以吓天下后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贞而失节于人也,淫凶无赖子之于娼妓,则有然矣。始则强奸之,继又防其奸于人也,而幽锢之,终知奸之不胜防,则标著其不当从己之罪,以威其余。夫在弱女子,亦诚无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为耳,奈何四万万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于心,益且诩诩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谓忠乃尔愚乎?”

      与贰臣相对的是遗民。在明清易代之际,明遗民有的投笔从戎,组织或参与反清复明行动。易代之后,他们或徜徉江湖,啸傲山林,或卜居土穴,柴门自封,或潜迹伽蓝,逃于方外,都怀亡国之痛,抱禾黍之戚,遁世而无闷,困厄穷饿而不悔。他们要在异族统治下保存和复兴文化。顾炎武认为,“亡国”是“易姓改号”,“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乃“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是“匹夫之责”。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认为,“天下所重而不可窃者二”,即“治统”与“道统”,“治统”已为满族窃去,儒者当力争而保者在“道统”。但遗民数量并不是很多。卓尔堪多方搜索明代遗老诗作,辑为《胜国逸民诗》,也就是后来的《明遗民诗》,收录者不过五百余人。清末孙静庵作《明遗民录》,也只收录八百余人。宋遗民谢翱、郑思肖、文天祥、王炎午等为明遗民所效仿。黄宗羲爱读谢翱《晞发集》,顾炎武以王炎午之名为自称,方文作《宋遗民咏》。在清初,《宋遗民录》和郑思肖的《心史》广为流传。《心史》沉埋350余年后,于崇祯年间被从枯井中发现,适逢明清易代,遂风靡于遗民社会。但与宋元之际相比,明清之际的遗民真正以死相抗的更少。值得一提的是刘宗周师徒。甲申北都之变,刘宗周已是“削籍之身”,可以死,亦可以不死;乙酉南都之变是“主上自弃其社稷而逃”,更是可以死,亦可以不死;杭州监国的潞王投降了,“普天无君臣之义矣”,“身不在位”的刘宗周更没有必要去死。但刘宗周还是选择了殉难。他的弟子王毓蓍也很有气节,《明史南略》卷五记载:“乙酉六月,清兵破杭州。时诸生无赖者群议犒师,毓蓍愤甚,榜其门曰:‘不降者会稽王毓蓍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却在他们身上。”事实证明,那班“念书人”并非多么难缠,因为他们同样经受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大局一定,包括大儒遗民在内的士人不得不考虑未来出路。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记载:“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明遗民录》卷九《黄宗羲》记载,黄宗羲拒绝清廷征召,但为了儿子黄百家与弟子万斯同的前途,允许他们出去参与修订《明史》。黄宗羲在给徐元文的信中说:“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怀。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同样的,顾炎武没有阻止自己的外甥徐乾学做满清的官。顾炎武认为,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然可嘉,但从“出处”来考虑未免“失之过峻”,一般人难以做到,“虽圣人所许,亦圣人所不为也”,所以他更欣赏“不耻立于其朝”的柳下惠。

      所以博学鸿儒科一开,一大批遗民文人应荐而出山。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意不在粉饰太平,也不在揽才。遗民具有很大的人格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其存在对清廷的统治构成潜在威胁,将他们网罗加以利用非常有必要,而博学鸿儒科开设和《明史》馆重开对吸引笼络遗民文人很有效。清廷对参加“博学鸿儒”特科者优礼备至,发给旅费、衣食费、柴炭银、俸银及银米。考试氛围轻松,康熙帝派太宰掌院学士反复说明,参试者都是硕博之士,本来不必考试,之所以考试,只是为了给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考试之前先赐宴聚餐,考试时不限时间,试题也很简单,只须作诗两首,试后阅卷也多迁就,凡是必取之人,不论所作是否合韵律,是否语涉违碍,有无错别字,一律曲加通融,所以体仁阁之试不过是形式而已。203名被荐举者最后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从优以翰林用,分别授予职衔,入史馆纂修《明史》。正因为鸿博之征只是象征性举措,所以清廷对那些抗拒荐举征召的遗民也不在意,没有追究。博学鸿儒科从揽才来说效果不理想,但从揽心的效果看,确然取得了相当成功,消弭了遗民的反清意志。以博学鸿儒科之诏举和《明史》馆之重开为契机,遗民社会发生明显蜕变,许多原来抱有对立情绪的遗民士人态度软化,立场转变,甚或俯首称臣。数年后,即使是那些铁杆遗民,他们的后人也参加了满清的科举考试。康熙帝南巡的时候,有的遗民让儿孙去迎驾,或将自己写的著作献给康熙帝,实际上是妥协了,承认了满清政权。

      由宋遗民、明遗民想到了遗民之祖伯夷、叔齐。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首阳山上饿死。综合《论语》、《孟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的有关材料,可知伯夷、叔齐是商末贤士,因避纷乱,避居孤竹国,听说西伯善养老,于是二人离开孤竹国,西行到周地,到了岐阳,当时周文王已殁,周武王正封官授爵,听说伯夷叔齐二老光临,就派叔旦前往招待,许诺封他们大大的官,伯夷叔齐认为周是“以人之坏自成”,“以人之卑自高”,是“遭时自利”,“以乱易暴”,所以决定“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到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在《史记》中,《伯夷列传》居七十列传之首,新增兄弟让国、叩马而谏、采薇而歌等情节。《伯夷列传》本身有不少矛盾,司马迁撰《伯夷列传》的目的是“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明己述作之旨”,可见司马迁写作本传的目的是对现实中的争利之风予以批判,他并不是客观地给伯夷、叔齐写传记,而是借伯夷、叔齐表现自已的政治观点。伯夷叔齐的品德节操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春秋时各家各派学者众口一词地赞美伯夷叔齐的美德节操,特别是他们的“仁”。孔子尊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孟子称伯夷、叔齐为圣人,为圣之清者,奉为“百世之师”:“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

      有意思的是,历代王朝都推崇伯夷叔齐,但很多士人往往不以为然。金、元王朝的统治者居然也对伯夷表示敬重和仰慕。脱脱修《宋史》时,大力彰据文天祥,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日‘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日:‘求仁而得仁。’”朱元璋以伐殷的周武王自命,却没有否定叩马而谏的伯夷。据祝允明《前闻纪》载:“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后,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为舒徐。上隔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语复雍缓。上低声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野记》云,太祖闻危素履声笑曰:“我只道是文天祥。”危素曾经任元朝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纂修宋、辽、金三史。据《明史》本传,明师将抵燕,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起危素为承旨如故,甫至而师人,乃趋所居报恩寺,人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这就为危素未能死节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素归诚后受到的忽冷忽热的遭遇,实与洪武帝对他的鄙夷有关。

      后世士人对伯夷叔齐持怀疑态度,因为很少有人能如此坚忍,很少有人能抵抗利禄的诱惑,他们不相信。汉昭帝始元六年,诏令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讨论财政方针,桓宽据记录整理为《盐铁论》,其中就提到了伯夷。掌权的大夫认为:“伯夷以廉饥,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亏大体,匹夫匹妇之为谅也,经于沟读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俱,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与谋,而权不能举当世,民斯为下也。”唐代的李德裕在《夷齐论》中说:“昔夷齐不食周粟,饿于首阳之下,仲尼称其仁,孟柯美其德,盖以取其节而激贪也。所谓周粟者,周王所赋之禄是也,谏而不从,不食其禄可矣。至于闻淑媛之言,辍飨薇蕨,斯可谓不智矣。”李德裕认为宣扬伯夷的“节”只是为了“激贪”,他更欣赏“仁智兼矣”的商洛四友。晚唐皮日休说:“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汤不当事茱,文王不当事封也。以非民乎,莱民不赴殷,封士不归周矣。故伯夷之道过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看起来,伯夷之高,确为功利在心之常人所难企及。到了宋代,王安石从根本上否定伯夷事迹。王安石认为伯夷不会阻挡武王伐纣,因为武王伐纣是正确的、正义的。清初的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中对对伯夷叔齐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写叔齐乘伯夷到后山采薇,偷偷下了山。叔齐见市镇人家门首都写贴“顺民”二字,路上行人往西方朝见新天子:“或是写了几款条陈去献策的,或是叙着先朝旧职求起用的,或是将著几篇歪文求徵聘的,或是营求保举贤良方正的,纷纷奔走,络绎不绝。”叔齐见了这般热闹,不觉动了念头:“这些纷纷纭纭走动的,都是意气昂昂,望著新朝扬眉吐气,思量做那致君泽民的事业,只怕没些凭据,没些根脚,也便做不出来。我乃商朝世臣,眼见投诚的官儿都是我们十亲九戚,虽然前日同家兄冲突了几句闲话,料那做皇帝的人决不把我们锱铢计较。况且家兄居于北海之滨,曾受文王养老之典,我若在朝,也是一个民之重望,比那些没名目小家子骗官骗禄的,大不相同矣!”于是叔齐变了节。清代褚人获在《坚瓠五集》卷三中描写:“皇朝初定鼎,诸生有养高行遯者,顺治丙戌再行乡试,其告病观望诸生,悉列名与考,滑稽者作诗刺之曰:‘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闻者绝倒。”

      纵览历史,铁杆遗民往往是下层文人,在旧朝没有做过官,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最不可靠的往往是那些官员,在前朝获得的好处越多,反而更有可能投靠新政权,成为贰臣,因为他们享受惯了,作威作福惯了,不要说殉国,就是让他们隐逸避世,他们也受不了那个苦。只要给他们好处,给他们高官厚禄,即使是投靠异族,被世人后人唾骂,他们也不很在意。相比富贵荣华,道德上的污点根本不算什么。官员有文化,往往更可怕,因为有文化的官员总能给自己当贰臣找到借口,把自己的叛国投降说得大义凛然的。有文化的官员之所以不可靠,还因为他们将事情看得很开,看得很明白,他们知道所谓的君臣大义、君臣大伦都是假的,都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只有利益是真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一姓的,所以改朝换代很正常,是谁代替旧朝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在新朝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君臣关系本就是利益交易,利尽则散,也就很正常。归根到底,最爱国的总是普通百姓。按道理说,改朝换代与老百姓无关,既然帝王将相高官显贵在平时享有特权享受荣华富贵,国家有难时他们就有责任挽救危亡,挽救不了就应该殉国殉难。问题是,老百姓只有那二亩三分地,只有这一个家,没有别的选择,一旦国家有难,抗击入侵外敌最坚决的总是老百姓,因为对他们来说,保家就是卫国,卫国就是保家。所以国家的真正基础是老百姓,国家有难时用血肉筑成长城的也是老百姓,不是所谓的精英,更不是那些朝三暮四,平时作威作福,一旦有事就贪生畏死的官员。历史上一直是如此。

      2017/3/20 21: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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