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发端
诞生于1838年5月8日的《人民宪章》，其宗旨在于对政治的完美性和纯洁性提出了重要的诉求，具体归结于六项针对当时英国下议院选举程序的改革措施：
1.扩大男子选举权至21岁；
2.使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确保选举人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威胁利诱；
3.建立“年度选举制度”，督促议员们在任期内提高效率；
4.废除对参选人的财产资格审核，废除必须征集100个乃至更多选民签名的参选资格审核；
5.主张议员薪俸化（500镑/年），避免草根出身的议员们为生计之忧受到来自富裕阶层的金钱控制；
6.设置人口等分的选区，使寡头们以把持选区的手段无所施其技。
六项主张的目的，对下院议员的构成情况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从理论上排除了选举之中的不平等现象，为草根阶级在政治领域开拓了一片堪称宽广的天地，同时对富裕阶级造成了不可小觑地冲击。然而，包裹这个严厉核心思想的外壳却是宪章的温和措词，进而奠定了运动以温和的性质展开的基调。虽然在整个运动中也时有尖锐抨击的情况发生，但富裕阶层占据主导地位的上议院却近乎奇迹般的被忽略掉了。同时，皇权也被人们所原谅，哪怕激进如普莱斯·弗朗西斯那样的人物，也在皇权是否还有存在意义的问题上表现出讳莫如深的态度。由此可见，宪章派内的共和派们是如何缺乏信心和行动。另外，妇女选举权也被忽视了。从1832年的《改革方案》后，这一在当时遭到否定的诉求就再未曾出现于任何口头和笔端。这是一种典型的为措词而限制主张的行为，宪章派们未能达到他们的初衷，即“每个人都普遍享有政治权力”。因此，反对派们抓住宪章之中的诸多不完整性和退缩的态度对宪章派大加讽刺，把他们形容为“缺乏理智”且“感情用事”的“荒唐而危险”的人群。
然而，宪章派们真的忘记了那些无法享受自由的人群了吗？事实上，在宪章派们的构想之中，谋求改革的成功后，新的议会将重新关注这一切。《宪章》的起草者们坚信，只要在下议院里取得多数地位，就可以建树“正确性”的，充满“强大道德力量”的政治成效，从而对宪法施加重要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有着过多的一相情愿的乐观成分，完全忽略了大众因1832年事件所产生的对上院乃至国王的不满情绪。宪章派们忘记了当年9月伯明翰的失业者们的呼声；也忘记了翌年4月全国工联（1831年成立）发出过同样的呼声；更忘记了1个月后，兰开夏郡纺织工们的集会和1835年利兹人的集会。在当时，整个英格兰的激进呼声此起彼伏，人们竖起了神圣的民主旗帜，向上院和国王发出挑战，一度迫使国王不得不批准《新济贫法》（1834年）来加以缓和。可是，这种热潮并未被伦敦的工匠阶层所注意。他们在提出《宪章》的时候保持着单枪匹马的姿态，和各地的风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甚至在某种时候表现出针锋相对的姿态。
威廉·洛维特和伦敦激进派代表普莱斯·弗朗西斯为了《宪章》最终文本的确定吵得天翻地覆；议会内，爱尔兰派的领袖丹尼尔·奥康内尔在为岛民们“申命”的同时，却无视于工会的宣言——后来他成了亚当·斯密的信徒，新济贫法的拥趸。从这些互相敌对又不得不偶尔合作的人们手中诞生的《宪章》，其最终依然能够得到全国草根们的欢迎，这与伦敦派和伯明翰联盟之间的结合是分不开的。于是，一场旨在要求得到男子普选权的请愿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被开展了起来。
伯明翰的政治联盟从根本上说，是在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的理论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改革派。在与伦敦的宪章派联手之前，他们的诉求仅限于对货币供需问题的置疑。他们要求国王的政府增加市场货币的投放，为普通民众的购买力负责。无疑，这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主张，直到《宪章》被广泛接受后，才被暂时束之高阁。随后，利兹人、兰开夏人和约克郡人也加入进来，一个松散的联盟在1838年4月的大会上形成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这次大会召开于利兹郊区的亨斯利特莫尔，该联盟史称“大北方联盟”。
单是，正如这个联盟的松散性质一样，其内部的矛盾并未消解，反而在经过思想的碰撞后被再度扩大了。伦敦派们，尤其是玛丽勒本恩激进协会内的伦敦派们开始抱怨起《宪章》制定人和辉格党内改革派过从甚密。在伦敦派的眼中，这些辉格党人是1832年事件的叛徒，是给大家抹黑的马尔萨斯的同情者。必须注意的是，凡是在这个松散联盟内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都是各地运动之中的领头人，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阶级内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而地域和阶级的差别促使各位代言人在认识到必须寻求共同点以组成强大的目标来实现全国范围的政治改革，却又难免为鸡毛蒜皮的地区、党派利益争吵不休。于是，一个将由来已久的个人好恶、地区之间的嫉妒和偏见、党派之间不可思议的摩擦煮成一锅大杂烩的松散组织就象行将散架的老爷车般蹒跚齐步了。
同一时期的稍早（1837年11月），奥康纳在利兹创办的《北极星报》已经有意识地开始借评论工厂改革和《新济贫法》的谬误来宣传近似于《宪章》的思想，因此学者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提出，将“宪章运动”的起源时间前推至《北极星报》创刊的年代。这份在北方各郡畅销的报纸一枝独秀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838年后，各种宪章派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依旧是北方地区最为宏亮的声音。另一方面，伦敦的演讲家们也在利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鼓动大众的热情，事务家和作家们则为前者输送炮弹。伦敦派应该感谢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就出现在他们的中间，例如木匠出身的威廉·洛维特和来自金斯敦的亨利·文森特这一对身材相貌有着巨大反差的搭挡。亨利无疑依靠他那美男子的外形和富于激情的便给言词打动了大众的心，威廉的文字通过亨利那铿锵顿错的声调被扩大出去，直到中部地区的考文垂、诺丁汉等地。
诚然，在这样一种热闹非凡的状态下，任何人都难免被吸引并焕发出热情，怀着对现实的各种各样不满情绪的组织和普通人，都毫无例外得参与到一场改革的酝酿过程之中。其直接产物就是1839年2月召开的工业阶级总代表大会。虽然在前一年的年底，英国官方宣布加强对类似集会的管制，但在各种潜在矛盾所形成的新的洪流面前，禁令的苍白与单薄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了。在这其间的演讲行动已经具备了煽动的性质，夜晚的火炬集会明显带有准暴力的色彩。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一场由各路人马出席的大会已是箭在弦上了。
参加大会的代表是在秋、夏两季的群众大会上被推举出来的。同时，各地的宪章派们都在积极征收活动经费，大会的组织机构和财务保障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当然，人们吸取了引发1819年大屠杀的彼得卢集会的教训，一切行动都是在躲开了官方监视的情况下半公开的进行着。
1839年2月4日，各界代表陆续出现在伦敦的街头，虽然他们的行动因为军警的严厉而变得鬼鬼祟祟，但一个有尊严的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63位代表各个行业、各种组织和宗教性质的与会人中，多有家财万贯的企业主和工商业人士，甚至还有国教的教士和一位上帝一位论者，因此不难理解这次会议是由中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并颇具宗教色彩。这与松散联盟的大杂烩本质又是不谋而合。
显然，伯明翰人在大会上取得了核心地位，商人和制造业者完全压倒了被称为“中间阶级”的工人，但是工人之中也不乏如德累斯顿纺织工人理查德·马斯登。因为唯恐被发现而遭到雇主解雇，后者只有很少的人敢于出现在大会上，但参与签名者却超过了50万。
在激进的工商业者们的影响下，会议的主题很快就偏移了，出现了许多唇枪舌剑的辩论。这其中围绕着是否需要公开向当局递交一份请愿书的问题则是最为敏感的核心问题。工商业人士担心请愿书会遭到下议院的否决，因此提出限制组织请愿活动的要求并在表决中以36票反对，6票赞成而被否决，最终形成了对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宣言”，迫使政府妥协让步的决议。
同年5月，这个宣言的草稿被公诸于众， 其中“穷人终将战胜他们的压迫者”的名言被流传至今。其中，又提出了在和平手段无法取得成效的前提下，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原则。所谓武力，不仅仅是指流血斗争，也包括抽离银行资金、全国总罢工、拒绝购买政府课税的商品等等经济措施。最后，形成这些文件的地方已经从伦敦转移到了伯明翰，因为那里是“群众的城市”，在得到广泛支持的同时还有军事武器制造中心来做为后盾。“暴力斗争”首次被摆上了桌面。最后，会议宣布休会到7月1日。这期间的一切行动都将由在假日举行的圣灵降临周的各个群众大会去决定。
这个包含暴力色彩的决议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部分坚持单纯请愿的人宣布退出；接着，伯明翰人也打起了退堂鼓。中产阶级不想通过暴力来刺激当局，更不想失去现在的生活，因此他们必须在大会内让位于纯粹的工人。于是，大会不可避免的需要增补候选出一些代表，这些新代表完全来自纯而又纯的草根阶级。手艺人在占据主导地位后，整个大会的基调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暴力层面。他们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为偶像，一言一行无不极尽模仿之能事，大肆鼓吹武装起义。有人甚至穿戴起那时的服装，把自己扮演成杀人如麻的马拉。
这样一种激进的姿态是极举煽惑力的。尤其在北方和中部地区，许多人摩拳擦掌，准备来一场1789年式的革命。而根据威廉的说法，这是在受到威胁之后的必然表现。就这样，对暴力的渴望逐渐占据了宪章派的主导地位，而春季国会休会导致递交请愿书的日期被延后，工人们的情绪也就变得愈发躁动起来。最为激进的是兰开夏和约克郡西区的工人们，他们从1839年初开始已经在制造并分发武器，许多纺织工人被武装了起来。加之代表大会上，不断有代表宣传官方已经准备动手镇压支持《宪章》者，许多关于警察、侦探乃至军队在频繁调动的消息纷至沓来，即使是头脑最为冷静的人，也难以分辨其中的真伪。于是，宪章派的核心人物开始在和平与暴力之间左右摇摆，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鉴于没有一个声音能够安慰混乱的人心，在圣灵降临周到来的时候，这种骚动愈演愈烈，各地声讨政府的集会此起彼伏，使宪章派们无法再坚持最初的非暴力主张了。他们一方面恐惧地注意到局面的失控。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到自身的安危而默许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无论是否要发动一场武装暴动，他们召开大会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官方的禁令，而官方迟早会因此来向他们情算。除非他们能够在情算到来之前掌握足够的权力，不如控制下院。
事实上，军队确实在调动，但面对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集会，他们显得一筹莫展。这样的情况又使宪章派萌发了一丝侥幸之心。认为可以凭借众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保护宪章。然而，事态发展到1839年7月的时候，伯明翰的集会被官方的军队所取缔。60名警察奉市长的命令冲入会场，与聚会者发生了武力冲突，一些警察受伤，聚会者也有数人被捕。这一受到当地商人鼓动的镇压行为在4日引发了大规模动乱，官方动用了军队，逮捕了4名大会代表。同时，伯明翰地区其他的几次集会也遭到了取缔，更多的人被捕。在高压威胁下，工人们怒不可遏，纵火焚烧了沿街店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各地的宪章派和他们的拥护者也站出来捍卫自己的集会权力，一系列连锁反应式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宪章派都在头脑发热。就在最早发生冲突的伯明翰地区，托马斯·阿特伍德找到了托德莫登的工厂改革派领袖约翰·菲尔登，联合对议会下院展开游说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下院终于展开了对请愿书的审核工作。可是，工作的进展是缓慢的，态度是敷掩的。即使有128万人的签名的文件被呈递上去后，却杳无音信。直到7月12日，议会突然举行了一次表决，结果是以235票对46票的巨大悬殊否决了宪章。这样，最后一道和平请愿的门缝也被关死了，大会的代表们只得再次讨论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那么，一场武装暴力行动真的无可避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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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跟着党走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