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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语牺牲了部分中国人的机会,还是中国人牺牲了英语这门语言

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的刘瑞,来北京没几个月,但已经感到了进入职场的艰难。因为想进知名外企,刘瑞在努力提高自己专业能力的同时,还拼命地过了六级,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真正面对主考官提问时,他整个人就木了。

“没想到从头到尾都是用英语面试,当时脑子里空荡荡的,完全没有听懂,想说的话一时之间怎么也表达不出来。”

刘瑞有些愤愤,“真烂,这就是我学了10年的英文!考再高的分,拿再多的证,都没有真正顶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他毫无意外地被淘汰了。

英语考试不切实用

就在刘瑞为自己的英文水平感到无奈的同时,许多外企的HR以及对英文有着高要求的公司也感到同样头痛。“太难招到合适人选了”, 泛华传播有限公司的CEO潘杰客回忆起当初招聘时的情景说,“如果想找到专业素养和英文能力同时优秀的人,那简直是千里挑一。”据潘介绍,几乎许多专业英语通过八级,雅思达到7分的人都难以通过要求。泛华传播有限公司因为面向国际客户,要求员工除了专业技能外必须要有熟练的英文沟通能力。

来自佳能亚洲营销集团、佳能中国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代表柳弦也表示,“在较高级别的职位上,我们不仅要求对方有流利的口语,还要求他在所学专业上有较高的英文水平,能够在专业领域上与上级进行沟通。但这样的人非常难得。”正因为如此,曾经有两位具备十年销售经历,但只会简单英文的应聘者,最终与“销售经理”这一职位无缘。

在职场中,类似的尴尬情形屡见不鲜。今年10月11日,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于上海发报研究报告称:在其所研究九类职业中 (工程师、财务人员、会计师、定量分析师、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员、医生、护士和支持人员),只有10%的中国求职者适合在外企工作,而较差的英文能力则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报告称这一状况将严重影响到那些在中国开展运营的跨国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立志进行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

“目前的情况是,只有30%的求职者在英文面试中勉强合格。” LG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张红巍感慨道,“大多数人一听说是英文面试,立刻就丧失了自信,非常紧张。”“很明显,四六级成绩已经不足以成为考察英文能力的标准,因为有不少分数很高的学生并不具备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佳能的人力资源代表柳弦补充道。

英语教育的成本之痛

根据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计算,与1982年相比,到2000年11月为止,中国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增加了3.7亿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接受过英语教育(考虑到小语种学习者的存在)。而事实上从1977年开始,除了在初中开始设置英语课程外,部分小学都开始了英语教学,再加上从1964年到1982年间,中国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增加了2亿,这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接受过英语教育(在“文革”开始之前,中国人以俄语教育为主)。考虑到2001年以后,《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试验稿)把英语课的设置提前到小学三年级(北京地区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因此估计中国应该有4亿人接受过英语教育,超过英美两国人口总数。

而对中国目前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口数量,据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人员及语言教育培训机构人员估计,不会超过2000万。我们如果以2000万作为参考,以英语交流作为标准的话,这意味中国有95%的英语学习者的时间、精力及经济投入,没有收到成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通过学英语浅层地了解到了西方文化),现有中国英语教育的低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周燕教授认为,英语教学效绩无法令人满意的原因非常复杂,“外语环境、学习的目标、考核方式、比较功利的大气氛等都是影响因素。”

“学英语不像骑自行车,语言如果你不用,那就会退回去。”周燕告诉本刊,中国的外语环境很差,“这不是指我们接触不到外国人,而是我们缺少经常使用英语的环境。”周燕表示在这一点上大学英语教育体现最为突出,学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学习英语,但因为没有使用环境,“一些优秀的学生入学不久就通过了四六级,之后就全力学习专业课,等到毕业想到外企工作时,外语已经退回去了。”

周燕认为,考试本身没有过错,但具有指挥棒作用的检测手段会引导学生的关注方向,“如果(考试)指向使用能力,学生们自然就会天天去听、去说英语,而一直以来我们更注重检测知识点、结构、语法,也就是在考语言知识。”这种考试导向直接导致学生们学习目标不是为了应用,更谈不上培养学习兴趣。

但周燕同时指出,由于目前中国的考生众多,注重口语能力的考试,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想在题型和考试方法上有所改变并非轻而易举。

与考试相配套的,是在英语教学和学习中,把学英语等同于学它的知识结构,“我们现在英语教学中,更愿意抓词汇、语法、结构,使学生以为学英语就是学英语知识,但实际上英语知识和英语能力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需要不断地使用才能弥补的。”周燕说,几十年来中国的英语教育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跟中国早期受“语法翻译法”的影响有关(把语言作为一种知识来理解和教授的语言流派)。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英语教师大都是在这样的教学方法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英语的“科举”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纪霖对这种以应试英语为核心的英语教学的改变,不抱乐观态度。

“应试教育的深层原因是我们的选拔制度有问题。”许纪霖认为中国教育承担许多非教育非学术使命,“它解决着社会流动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国家也需要一种选拔方式让底层青年往上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应试英语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而对于政府行政管理来说,这种可量化的、一刀切的管理是最直观最有效的社会控制管理方式,它可以剔除很多人为考量因素。而“英语正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示范,这个示范就是托福考试,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绝对客观题示范。”许纪霖说,这种绝对客观题使人为的弹性因素得到剔除,从而达到形式上的最大公平。正是在托福考试的影响下,“应试英语成为国家控制考试腐败的最后杀手锏”,相对而言,“国家觉得那些由学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考试容易产生考试腐败,唯独英语考试,你想泄题、搞腐败就比较困难。”

许纪霖表示,尽管这种选拔方式表面看起来非常合理、可计量、直观性强,但在背后,抹杀了专业标准,抹杀了不同专业的独立性,不管是学中药的还是搞古汉语的,不论你是找工作还是评职称,都要过这一道关卡,接受英语的“一票否决”。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英语消耗了中国人的大量元气,而是英语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牺牲。“除非用别的学科来替代它,否则应试英语这个教学核心很难改变”,许纪霖认为只看到英语教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你说我们选择谁来替代英语作牺牲?”

英语教育全民运动 英语歧途:实用水平还是高分数 英语教育成为了全民运动,并产生大量浪费——多数人学英语派不上用场。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这个国家的人民渐趋理性, 学英语的热潮开始回归了它本来的意义,区别于刚“改革开放”出国热背景下的英语狂,而变得“实用至上”。

于是,怀揣英语实用主义的人,挣扎在应试教育的旧体制中,在提高英语实用水平后,还得拼命考出高分数,或者,在考了高分数后,还得重新提高实用水平。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英语歧途。

尽管美国和英国人口加在一起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宣称,海外学习汉语人数已达3000万,并乐观预计这一数字将在2007年达到一亿,但以英语为母语者起码在目前来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们的语言势力被汉语撼动,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正在倾全民族之力投入到英语学习的洪流中去,并且把学好英语视为带有民族意义的事业。无数极具才智的中国人每天都会耗用大量的精力来钻研虚拟语气和不定式这些精深的语言知识,他们在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和GMAT(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这些令美国学生望而生畏的考试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英语造就“馒头神”

在中国,清华大学是个藏龙卧虎之地,“馒头神”即是其之一。

“馒头神”是清华学生对张立勇的称呼,这位29岁的年轻人来自江西偏远农村,1996年以临时工身份到清华大学食堂卖馒头,在工作期间他自学英语,先后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托福成绩达到630分(总分677分)。

这个略显消瘦的青年说着一口带有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裹在一件单薄的黑风衣里显得朴实低调,“当代青年应该懂一门外语,这意味着机会和信息。”一谈到英语,张立勇却判若两人。

“语言就是信息”,这是张立勇在南方闯荡时获得的认识。因为家境原因而没有读完高中的张立勇1993年到广州去打工,但他很快发现,在这个中国南方最发达的城市里,很多用英文写的招聘启事连看都看不懂,这促使他决心学好英语。为达成心愿,他潜伏在清华大学食堂当临时工——卖馒头。

张立勇的时间表是这样的——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上班,在路上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背英语;中午休息时间是从下午1点半到3点,用一个小时进行学习;晚上将近8点下班后他便到自习教室看书,直到午夜11点才回到位于清华大学一角的5平方米出租屋中继续学习;在12点45分他开始收听英语新闻广播,1点15分上床休息。三个多小时后,他会重复这个时间表,年复一年。

“英文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块磁铁,一种诱惑,吃了那么多苦头还是舍不得放弃。”张立勇笑着说。在生活中,他执着于一切跟英文有关的东西:地铁上的英文广告、泡面调料包上的英文说明、盥洗室的英文指示牌……

在张立勇通过大学英语考试、并在TOELF中取得了630分的高分后,“馒头神”成了名人。如今的他有了自己的网站——张立勇英语工作室,并且出了一本名为《英语神厨》的书。经常去学校和工地讲演的他还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时,被邀请作为代表参加“市民说英语一千句”的启动仪式。

“馒头神”现在已经不再卖馒头,在“清华后勤部门作行政工作”,工资和住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了”。他说他今年想再写一本书,记录他这十年来的城市生活,他还想办个培训班,教别人学英语。

“英语,心底永远的痛”

在张立勇的家里,堆放了厚厚的一堆信件,绝大多数是向他请教英语学习方法的。在中国,同张立勇一样刻苦学习外语的人数量庞大,但能像张立勇这样成为典型的却是吉光片羽。

在中国矿业大学读大四的郝露现在很郁闷,对几年来的英语学习,她用一句话总结:“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苦不堪言,会是我永远的痛。”

郝露的男朋友林旭东比她大一届,已经毕业的他正在等着11月22日的到来,这一天是GRE成绩揭晓的日子。“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考GRE了,已经耽误了一年,如果今年还申请不下来,不知道他会怎么办。”郝露说林旭东一心要去美国深造,但因为英语不是很强所以迟迟未申请成功。

从大二开始,林旭东就开始了英语的强化学习,他先后上过《新概念三》、六级、TOEFL、GRE等辅导班,“我们交往快三年了,却没有一起去北京以外的地方玩过一次!”在她的印象中,无论寒假、暑假,即便是五一、十一那有限的假期里,林旭东都是在学英语。但即便如此,林旭东在大四第一次考GRE时,仍然考得一塌糊涂,为了不给以后申请出国留下不良记录,在考试结束时他在电脑上选择了“cancel”——等于没参加考试,搭进去对他来说数目不菲的报名费。

对于林旭东的出国申请,郝露忧心忡忡,“即便他这次GRE考过了,也不一定能申请成功。”郝露告诉记者,在大学里,林旭东把大部分学习时间分配给了外语,所以他其它课程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而成绩单对他申请学校有直接影响,“本来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结果因为这些事都快秃顶了。”

郝露自己的英语学习经历也不平坦,直到现在她还没有通过四级考试。高中时读法文的她在上大学时改学英语,“但大学跟中学不一样,英语老师基本上不管,全靠自学。”郝露觉得她在大学里英语学得极其痛苦,试题看不懂,定的目标总是达不到,连续受挫后,一提到英语,她不仅自卑,甚至有些战栗,“高中时我法语学得非常好,一直以为自己是那种有语言天分的人,但真没想到英语会学成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只有22岁的郝露说这话时神色黯然,她觉得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环境。她觉得自己高中时法语的流利可能跟她的妈妈是学法语的有关,她在中学时候也曾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但我也经常给自己创造英文环境,比如看一些美国的大片、电视剧,但它们对考试毫无用处,没法给我任何信心。”

现在的郝露已经不再看这些影像资料了,每天早7点离开寝室,晚上11点才回寝室,两本厚厚的词汇书和语法书伴随着她这期间的每一刻,她的目标是今年底一定要把四级考过。

与郝露类似,江南,这个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大二的清秀女孩,因为立志要到国外学习“音乐管理”和“音乐制作”,几乎放弃了正常的大学生活。13天前,她来到新东方英语学校住宿部,选择开始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生活。

新东方住宿部位于偏远的北京海淀区小西山风景区,在一栋已近有50年历史的楼宇中,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他们和江南一样,满心满意的都是“7分、7分,雅思7分”。每天7点10分起床,和其他学员们一样,江南先在宿舍楼后读英语,然后去上课。一天中除了中午吃饭去食堂外,几乎都待在课室里,一点也没有“下山去玩耍”的愿望。“上山修炼”——新东方住宿部的学员就这样戏称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没有退路了呀,如果考不到7分就申请不到好学校,既学不成音乐管理,而且会很丢人。”江南坦言自己现在俨然背水一战。但也正因为此,她反倒动力十足,和从前在大学里的懒散、麻木相比,自己的心就像是演奏着的激进的“轻金属摇滚乐”。

在中国,有他们这种遭遇的人为数众多。有人估算,现在中国的学生在不同教育阶段花在英语上的学习时间,小学为四分之一,中学为三分之一,大学为二分之一。“没有办法啊,现在大学生毕业后的任何一条路都和英语有关,无论出国、考研、工作,都对你的英语有要求,你想生存、想在工作上得到更大提升就得拼命去拿证。”郝露告诉记者,不但她这个“半路”学英语的为英语头痛,她的很多已经学了近十年英语的同学比她还要烦,“学了十年了,现在还张不了口,他们非常郁闷,都知道这么学不对,但谁也没有办法。”

英语带来的无奈不是大学生的专利,郝露告诉记者,她亲属家的一个女孩在清华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平时英语测验时,老师用的都是TOEFL的试卷,目的是为了他们更好地应对高考,结果因为看不懂试卷,考场上甚至急得哭了出来。

俞敏洪谈学英语:让鲇鱼效应激活“应试沉局”

应用英语在中国汇聚成一股潮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开始一点点地触动

据有关媒体报道,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经过“新东方”培训。而俞敏洪——北京新东方学校的创始人,也被人称之为“英语学习世界里的教父级人物”。如今,以出国英语考试培训起步的北京新东方学校已经发展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12年前的11月16日,正式注册的北京新东方学校只能靠俞敏洪到街上粘贴小广告来招揽学生,而在刚刚过去的11月16日,俞敏洪带着他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正式入驻新东方大厦,这座被媒体誉之为“中国民办教育第一楼”的瑰丽建筑耗资三亿元,坐落于北京寸土寸金的中关村。

新东方英语教学培训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的英语学习潮流似乎有一丝微妙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说,英语能力不过关是目前阻碍中国大学生进入外企的主要原因之一,你怎么看中国大学生的普遍英语水平?

俞敏洪:我在北大教过两年书,在新东方教了12年,我觉得自己的听说写作水平肯定要低于我的词汇和语法水平,因为我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以阅读为主的一种教学。现在的学生面对的状况跟我一样,比如说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如果完成考试要求水平,那他的阅读能力就达到美国高中生的水平了,可以得十分,但他的听力可能是两分,说可能是一分,写也可能是一分,学生考过四六级但嘴巴张不开的很普遍。

我们估算全国能达到英语应用能力水平的人数大约在1000万左右,我指的英语应用能力还是指普通水平,比如说平时能读文章、与外国人进行简单交流、能处理英文信件、可以看懂英文电影等——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不一定准确。

中国新闻周刊:据估算,曾经和正在接受英语教育的人不低于4亿?

俞敏洪:数量的确很大,我从“文革”时上初中就开始学习英语课文,而早在这之前,中国与前苏联彻底断绝交往后就开始改学英语(之前是俄语),我还记得那时大家要学的第一句话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就是“毛主席万岁”。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在学习基数这么大的情况下,能达到应用能力水平的人如此之少?

俞敏洪:这怪学生吗?不怪。怪整个中国外语教学机制!比如说,中国的高考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考听说,那学生凭什么要学听说啊。

这种应试教育的教学机制谈起来一点都不用回避,尽管全世界都是一个应试的世界,其实美国的考试比中国的还要多。但中国有些考试比较荒谬,比如不管从事什么职业,要评职称就必须考英语。所以有人提出“大学四级和学位脱钩”我特别赞成,因为它并不是学生水平的标志。

当然并不是说英语考试不重要,比如你到美国留学你就必须要通过TOEFL或GRE,否则去了后学不下去还得回来,因为跟不上,连课都听不懂。国内的大学生毕业以后,英语并不一定会成为生存语言,但我觉得,他们应该学英语,因为这是信息社会的需要。当然,不要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联系到一起,否则目前这种现象还会持续。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有英语教学机制下,你们的教育方式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俞敏洪:你可能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渔民打上来一桶鱼,他发现鱼一会儿就都死了,但偶然一次渔民放了一条鲇鱼进去,结果那桶里的鱼活了很久,因为鲇鱼在里边总是不停地翻滚,我希望新东方能起这个作用。

很多人都知道新东方是以出国英语考试起步,在那个时候英语培训市场的听说需求还不是很多,社会上也没有认识到听说水平高的人就能找到更好工作的认识,现在社会发展迅速,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听说写作更重要了,因为需要跟外面交流,但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没有对这个做好准备,所以问题显得严峻起来。

但即便如此,新东方在1996年时就开始重视听说方面培训力量的加强,像那时从国外回来的王强、周成刚等人——王强是专门受过美语发音训练的,美语讲得极其流畅;周成刚则在BBC当过播音员——他们进入新东方后带动了一批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生们会想他们能学到这个地步我为什么不能啊?所以新东方应用英语领域就起来了,后来更多认识到应用英语重要的人又在中国汇聚成一股潮流,从而对传统教学方式一点点地触动,我觉得这就是新东方的鲇鱼效应。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社会上对英语能力培训的要求,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俞敏洪:在2002年以前,新东方的非考试类培训只占报名人数的10%,而现在非考试类培训无论在报名人数上还是收入上都已达到50%的比例。这说明人们对应用英语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而目前的趋势是,这部分比例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中国英语教育的状况过于悲观,因为社会潮流会推着它向前走,任何人都挡不住。社会的发展就像大江奔流,肯定有泥沙俱下的时候,只有达到一定阶段,它才能沉淀下来。

况且目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所在,一种新型的文化正渐渐产生,人们在面对这种化融合的时候,不能不学好汉语,但也需要学好英语,因为它是西方文化的最主要载体。

所以无论是因为找工作、出国旅游,还是因为父母的敦促,学英语都是一种社会趋势,这种社会趋势是被文明和文化驱动的,而不是考试机制和教育体系可以阻拦的。现在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很多来新东方进行英语能力培训的,就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和交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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