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要办“国学院”,引来骂声一片。不但国内的学者们迅速站队,分列“挺派”与“反派”,连远在美国的学问家,都专门撰文表达愤怒。

     因为学识浅陋,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国学”的确切内涵。而以常识性的印象而言,所谓“国学”,大致不过“中国”而又“传统”的“学问”而已。至于因专注于研究典籍而使“国学”成了专门学问的历史,我还大概知道。而有学问家在美国所做的“国学”源于日本的学问,一定要专门做过大量检索才行,于我就是比“国学”还陌生的“新闻”了。而在我看来,无论“国学”何等深奥,为研究这样一种学问而设立一所学院,也和文学院、数学院、法学院,应该没有什么区别——由“系”改“院”,已经是这几年“大学建设”的常规戏码——何以至于“挺”、“反”双方,都那么针锋相对而又剑拔弩张呢?
      看过他们的争论,才知道“国学”竟是如此了得,可以一“学”兴邦或一“学”丧邦。区别在于“挺派”看到兴邦而“反派”看到丧邦,于是双方的争论,就有了前途命运的大义,来不得半点含糊。可是他们谁都没有回答一个小小的疑问:“国学”是兴也兴过、亡也亡过,却没见“国运”跟着“学运”或兴或亡。一“学”兴邦的想象或一“学”丧邦的担忧,其实都缺乏实证的支撑。
     当然,俏皮归俏皮,做人还是要厚道,所以对争论双方的心思,也不能佯作不知。浏览“挺”、“反”双方的驳辩,仿佛重温百年前的那场文化争论:旧或新、中或西、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说句老套点的话,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世界上的民族多矣,唯我中华民族可怜,不但多难多舛,还时时被人逼着做非此即彼的生死抉择,招谁惹谁了呢?
     而在我这个没有什么原则的人看来,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当然不容忽视,在足够长的时段内,文化决定论也自有其依据:至少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资本主义和其精神,是被“新教伦理”所决定了的;而受他老人家的鼓舞,新儒家们也一直在不甘寂寞地试图在“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某种神秘的联系。但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以亲历的经验中,文化的力量却远没有这么伟大:邓小平的一次南巡,就决定了中国20年的走向和10几亿人的命运,往小里说可以归于领袖的英明,往大里说则是时势使然,唯与文化没有看得见的直接关系。至于以陈独秀的绝顶聪明,却说出“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的昏话——后来只见孔庙尽毁,却也没见共和招牌长久——可见被现实挤兑得已经失了常识。文化没能“决定”什么,却是不断被时势所“决定”着的。
     因此我对人大开办“国学院”,抱极宽容而稀松的态度:重建作为学问的“国学”当然挺好,借此“呼唤”一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有必要。否则身为中国人,却连仁义二字都不能解,岂不是愧对祖先?但如果试图以重振“国学”而重建道统,却又分明是妄谈,WTO都签了,难道还要我们重义轻利不成?至于“反派”的愤怒,则分明是借题发挥。他们是只盼着在“世界”的轨道上一路狂奔,一点羁绊都难以容忍,更遑论“国学院”这样的石头。这种自认为已经领了“新教伦理”的圣徒,传起“教”来的那种不容置疑又急赤白脸的劲头,倒让人对他们的“福音”起疑。
     至于如果一定要在中、西传统中做一非此即彼的表态,则我宁愿认为把我们的未来系于中华传统还更靠谱一些——让俺们这十几亿人都皈依“新教伦理”,这工程不会太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