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和道义该如何选择:名人的良知和无耻

事情从高尔基说起。

1920年代,劳改犯马尔扎科夫从苏联的索洛维茨岛劳改营越狱潜逃,在英国出版了《地狱岛上》一书,轰动欧洲。

为了消除影响,苏联政府谋求派遣政治上可靠、又具有广泛的国际声誉的高尔基前往索洛维茨岛实地考察,然后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来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

1926年6月20日,在国家保卫局官员的陪同下,高尔基来到索洛维茨岛。

此时的索洛维茨岛已经打扮得焕然一新,非复旧时面目。那些衣不蔽体的犯人都被集中起来,用帆布包住,远远看去,如同一堆堆垃圾。但是,观察敏锐的高尔基还是发现了真相:坐在长椅上看似悠闲地在看报的犯人都把报纸拿倒了。他们企图以此来暗示岛上现在的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毫无表情,默默的走上前去,把他们的报纸一一正过来。

这时,一个14岁的孩子高声说:“高尔基,我告诉你真相。”

高尔基屏退跟从者,和孩子密谈了一个半小时。离开的时候,他泪流满面。

看到这里,我们会想,作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列宁语),知道了真相,一定会维护真相。可是,结局急转直下。第二天,苏联和欧洲的重要的报纸都刊登了高尔基的采访。文章里,高尔基“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告,拿索洛维茨岛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犯人们生活得非常好。”

高尔基也应该知道,文章发表之时,向这只“雄鹰”、“海燕”吐露真相的孩子被枪毙。

孩子死了,但高尔基还活着,他用墨写的谎言玷污着自己的良知。

浮名常常思量,那以后的高尔基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世界,面对人们。

时间在往上推一点,是发生在中国的事。

1870年6月(清同治九年),天津的法国教堂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孩三、四十个,同时附近又不断发生幼孩被拐事件,拐犯供称‘系天主堂主使’。

6月21日午后,群众包围教堂。法领事持枪闯入北洋通商衙门斥责崇厚。返途中,又开枪打死天津知县刘杰之侍从高升。群众当即将法领事殴毙,随后焚毁法领事署、教堂、育婴堂,死伤法传教土、修女、教民数十人,又误杀俄商3人,殃及英美讲堂各一所。法英俄等驻华公使联合抗议,并以军事威胁。清朝派曾国藩往天津查办,判群众20人死刑,25人充军,知府、知县革职,赔款50万两。

事后,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为什么疚?为什么惭?在于他还有良知,还有是非观念。知道自己作的是错事而又要违背良心去作,是他痛苦的总根源。

回过头来说高尔基。写采访报告之前,他的思想肯定有激烈的斗争,否则,采访之时,他完全可以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他不会把犯人拿倒的报纸正过来,更不会听了孩子的话后泪流满面。可是,他最终屈服了。

设想一下,他当时把真相发表出来,会有什么结果?

那被枪毙的孩子就是样板。

在道义和生命之间,要完成一道单选题,高尔基选择了后者,曾国藩选择了后者,我们能有什么话说?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樵夫过桥时铁斧掉水里了。正彷徨之际,水神出现了,拿着一把金斧子,一把银斧子,一把铁斧子,让樵夫辨认。樵夫领回了自己的铁斧子。

我们赞扬这个樵夫,见重利而不动心,是个响当当的好男子!

可是漫画大师萧言中很幽默的更改了结尾:水神出现了,不是拿着金银铁斧让樵夫辨认,而是让铁斧插在头上,厉声高叫:“这是谁的斧子?”樵夫吓得战战兢兢,连说“不是我的”。

由此看来,让人们在利和义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人们还能选择义;可是,在生与义之间做选择时,很少有人能选择道义而舍弃生命。

此时,我们能谴责樵夫的无耻吗?

再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物:郭沫若。

解放后,无论有怎样的大风大浪,郭沫若都能稳坐钓鱼台,属于不倒翁的类型。秘诀何在?就在于他能随时俯仰。需要扬李抑杜之时,他积极响应号召,把杜甫批得体无完肤。四人帮倒台,他立即做诗填词:“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我们觉得他很卑劣无耻。是的,他确实卑劣,确实无耻。不过,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卑劣无耻,他又如何生存?反面的例子是老舍,只能自沉湖底。

据说,老舍被打捞上来的时候,还是直直地站立着。直直的站立的代价是什么呢?是生命!

扪心自问,我们做得到么?

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古往今来,贫贱不能移的多,而威武不能屈的少之又少,这正是人性的弱点。

能克服人性的弱点的,该是大圣人了。默默间,浮名想。

即使大圣人又能怎样呢?孔夫子是公认的大圣人,可是,他也宣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就因为有生命危险。

生命和道义,我们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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