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两宋经济史论(暂停)

我想,我这次又要说些令某类人物不快的话题了。其实,绝对这个命题之前,我的眼前就已经浮现出一些貌似愤慨的目光,似乎我又冒了什么大不韪一样。然而,当我一边看着手头收集的诸般史料,另一边看到此起彼伏的不知所以者们信口开河,就难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

毫无疑问,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个高峰究竟有多高,高峰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是无限风光还是万种荒凉呢?不妨据可见的史书来一探其真相吧。

 

(一)

 

在分析经济环境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足以左右它的社会环境。要正确认识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特点,就必须将宋代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不仅瞻前顾后地做纵向分析,更要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做横向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认知。

鉴于东西方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两者的封建制度建立、巩固和具体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然则,却未尝不能互相引证发明,究其真髓。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灭六国以来,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就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流,尽管在这片土地上还时而有其他政权与之相伴,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从汉末至隋唐之间,经历了300余年的南北分裂与动荡,但主流依旧趋于统一。宋朝,这个从唐末50年军阀割据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等国并列而行,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的。

与西欧各国相比,宋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中央集权色彩,而其具体化的表现就是行政方面的郡县制度。在中央朝廷之下,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知事,都是由中央进行统一任免,绝无世袭的可能。这与欧洲的采邑制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两种制度的全面优劣,因为与本文内容无关,因此不做比较。

宋朝吸取唐因长久的藩镇割据而终至灭亡的教训,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十分严格,尤其是刻意弱化“路”一级的权力,不设总长,而是设立了几个平级的称为“监司”的机构分掌权力,即管理民政的安抚司、财政的转运司、司法的提刑司和商业交通的提举常平司。互无统属,各自向朝廷有司负责。各州知事,则直接对朝廷负责。全国的军权和财权由国家统一调派,明文规定:地方财政以州为基本核算单位,每年的赋税除保留本地行政经费之外,余者必须毫无保留的如数上缴。保留下来作为地方经费的那一部分财赋也必须造登帐籍,定期上报朝廷核准。路的转运司虽然拥有居中调配之权,但没有截流储存的权限,亦不得擅自调配超越自身权限数量以上的财赋。在军事上,国家正规军队(北宋称禁军,南宋称御前军)隶属中央,地方无权干涉调动。各路、州、县只有负责治安和杂役的厢军,战斗力极弱,不会对中央政府构成任何威胁。纵观宋朝前后之历代,皆未有如宋这般对地方采取过如此严格而近乎苛刻的控制。宋的一统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到底了。而自周以来所存在的“分茅裂土”,封国土,建诸侯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在此时完全彻底的寿终正寝了,也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从根本上分道扬镳了。自秦始皇以来历代君主极力推行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政治改革也是在宋代才宣告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之结论:宋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对于宋朝最基本的生产力——农民而言,这种变化所带给他们的角色转换幅度也是相当巨大的。他们现在无需通过中间的封建主而与朝廷发生间接接触,而是一直直接的经济依附,与地主之间也从彻底的从属性质转变为带有契约性质的雇用关系了。从紧密变得松散起来,并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监督。

反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则完全不同,正如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巨大差异一样。从前文看,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一个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欧洲却正相反,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内完全统一了西欧,而当其崩溃之后,整个欧洲的西部就彻底分裂开来,形成了许多国家与政权,分裂状况之严重,即使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难以比拟的。尽管后来英、法、德等国家脱颖而出,渐趋强大,但依旧无法形成象中国这样彻底统一的国家形式,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内,也是标准的“封”与“建”,自国王以下,次第分封,形成松散的统属关系,上位封建主对下级封建主的要求,除了定期的兵役和贡赋之外,基本上不会干涉其领地内部事务,也不会直接去管理下级属下的臣民。正如一句很有名的话所说的那样,“我的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

现在,返回宋朝的政治与社会,来看看这样一种情况下,作为最基本的国家组成部分和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农民们受到了怎样一种影响。作为没有封建却依旧保持着绝对强制力的国家,中央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强制关系主要体现在赋税制度的超经济管理。无论是“租调庸”还是两税制,都无法摆脱这种建立于强权基础之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利弊互现,则往往要视国家统治者的施政态度而定。因此获得最大利益的阶层也从一般地主身上转移到站在社会结果金字塔顶端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通过国家制定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进行选拔,选拔范围则以普通地主阶层为主。士大夫阶层通过国家强制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占有大量的财富与土地,主导着社会经济的沉浮起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宋朝的经济是国家形式的经济,掌控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手中。在西方,领主往往代表个人;而在中国的宋朝,士大夫们通过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模式的掠夺。之所以称之为掠夺,是因为这种手段已经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模式和税收,其沉重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阶级压迫,也正是在宋代完全形成的。

对于宋代的政治而言,它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而不同于欧洲同时期的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那么激烈。在欧洲,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权制度拥有强大的势力,几乎没有哪个国王可以与之相匹敌。教会势力经常介入欧洲诸国的政治生活,并不断与渴望扩大王权的世俗君主们发生冲突。冲突之中,教会往往凭借强大的信仰力量来压迫那些不安分的国王们,甚至不惜组织十字军来讨伐敢于反抗的国王或者以开除教籍的威胁来剥夺国王们的权力。这种激烈的冲突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与三代教皇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为最高潮。随着这位有“颇具现代意识”(《大英百科全书·德国史》语)的国王精疲力竭地死去后其家族被教会斩尽杀绝的悲剧落幕,欧洲神权对王权的冲突以神权胜利而告终。从此,各位国王心惊胆战地臣服于教会,直至文艺复兴到来之前,没有哪个再敢出头了。同时,教会内部也存在林林总总的派系,不同教会与教派之间也往往会因各种利益而发生冲突,教皇自身的命令也难以在基督教世界内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世俗权力者们虽然对教廷不得不唯命是听,却又在内部彼此冲突,国王与领主,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也是矛盾丛生,世俗王者的权力也远远不如宋朝统治者那样有效,政令不出国门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身并非世袭,而是通过诸侯门在七个选帝侯之间进行推举而产生的,其权威如何,不言自明。而这种情况也正是教皇所乐观的。

相对于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欧洲君主们的而言,宋朝的皇帝们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佛教与道教,却并非主流,充其量不过是强大的儒教势力的补充部分罢了。而强悍的儒教却早已通过士大夫们的改造而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根缰绳,牢牢地套在全国百姓的脖子上。由于没有宗教势力的掣肘,宋朝的世俗统治者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甚至可以得心应手得将宗教变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因此,宋朝的一统模式可以在外部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对国内的绝对控制,而不会造成垮台的局面。因此,两宋的灭亡也都是因为自身难以抵抗外部巨大压力,而非一场内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改朝换代的。

宋朝的一体化政治和欧洲的多元化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自然也是截然不同的,对社会与生产方面的影响究竟哪一个更大,或者更不适合其发展,也是见仁见智的,此处不再进行深层探讨。因为我们主要研究的还是宋朝的经济情况。那么,在下一章之中,我们将着重就宋朝的历史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来进行探讨。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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