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脆弱的,走在路上可能被汽车撞死,呆在家里可能被假药、假酒毒死,甚至住进刚装修的新房也可能迅速得癌症而死。但是我仍然无法想象,看黄碟居然也能要了人的命!

据《京华时报》2004年11月29日报道,本月27日晚8时,在北京顺义一家小录像厅内,五六十名正在看黄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检查,逃离时有二十余人慌乱中跌进化粪池,其中两人死亡。一个叫韩喜财,另一个在报道中连姓名也没有。

由于互连网的缘故,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再也无法掩盖了。于是我们知道,哪里坠了机,哪里的公共汽车翻车了,哪里出了矿难,哪里出现了大规模中毒事件……动不动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死亡,已经使得我们的神经变得麻木;以至于一两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除了孙志刚之死和李思怡之死这样可直接归罪于警察的个别案件,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普通人,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友,我们可还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姓名?何况这两个民工死得并不光彩,警察也并没有什么过头的行为,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把看黄碟的人带走——尽管是因为事故的发生。

我久已麻木的神经被这两个民工悲惨的死亡深深地刺痛了。我忽然觉得这两个民工死得更冤,因为他们做了鬼也不知道找谁算账。本案中的警察,并没有滥用职权。

我被刺痛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也看过黄碟。据我所知,看过黄碟或浏览过黄色网页的可不仅仅是民工,青壮年男人从来没看过黄碟也没浏览过黄色网页倒是不多。只是我们用自己的电脑看,通常不必担心警察来抓(例外也是有的,陕西不就有过夫妻看黄碟被抓的么?),从而逃脱了民工上录像厅看黄碟可能遇到的危险。拿我自己和这两个民工比较,我感到他们的死与其说是看黄碟导致的,不如说是贫穷导致的。如果不是二十多年前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天知道掉进化粪池里淹死的是不是我呢?

但贫穷是不可能短期内消除的,贫穷和看黄碟加起来也不是掉进化粪池里淹死的充分条件。民工们不过是在看黄碟而已,并不是在杀人、强奸、贩毒,法律上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然而他们居然数十人破墙而出,在听到水响、闻到臭味后前赴后继往化粪池里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惧呀!如果没有对警察的极端恐惧,看黄碟的民工们是不会撞倒录像厅的石棉瓦墙疯狂外逃的,当然也就不会掉进化粪池里了。想到这一层,我就不能不联想到上中学时读的滚瓜烂熟的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无意中刻画了“民国六年”的警察和警民关系的一个片段:有轻微违法行为的车夫并不害怕警察,警察也没有忘记车上还有乘客。有这样的警察和警民关系,当然也就不会有孙志刚之死和李思怡之死了,韩喜财和他的同伴们大概也就不会掉进化粪池里了。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大陆的警民关系居然变成了猫跟耗子的关系。我们读书人不是民工,少有被警察抓去的机会,我们很难确切地想象民工对被警察抓住的恐惧。但是我们许多人都见过工商或城管人员到来时沿街摊贩四散奔逃的场面。工商或城管人员没有抓人的权力,他们对摊贩的处罚往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的,仅仅因为没收财物与罚款的力度往往超过小本经营的摊贩们的承受能力,以及执法过程的粗暴(如把摊贩的水果车掀翻弄得满街水果乱滚),就把那些摊贩吓成那样。民工通常身处异乡,经济上比摊贩更为窘迫,警察对被他们抓去的人的处置又不是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再加上类似孙志刚和李思怡母亲的遭遇,叫民工们如何不害怕!9DangerCode;11恐怖袭击毁灭的远远不只两座大楼、两架飞机和其中的死难者,孙志刚和李思怡案毁灭的也远远不只是两条生命。韩喜财们与其说是被大粪淹死的,不如说是被警察吓死了。

然而端正警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使警风基本端正了要让底层百姓克服对警察的恐惧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解决警风问题以前要避免同样的悲剧重演,也并非没有办法。黄碟的危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定论的是对未成年人的危害。成年人看黄碟的结果因人而异,虽然不能排除有人因为看了黄碟而从事性犯罪,但同样不能排除有人因为沉迷于黄碟反而避免了本来可能发生的性犯罪。大多数人看黄碟不过是猎奇,看多了也就腻了,其行为几乎不受黄碟影响。允许成年人看黄碟的国家,未必就比禁止所有人看黄碟的国家性关系混乱、性犯罪猖獗。如果多数国民不赞成成年人看黄碟合法化,至少应该考虑把“治黄”的范围限制为以赢利为目的录制、贩卖、播放黄碟的行为和引诱未成年人看黄碟的行为,对于成年人不以赢利为目的制作、消费黄碟的一律不抓、不罚。如果这一宽免广为人知,不但像民工因为看黄遇警掉进化粪池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像夫妻看黄碟被抓这样的经典笑话就更不会发生了,因为警察少了许多利用“治黄”滥用职权的借口。

民工看黄碟竟招来杀身之祸,对这一悲剧的反思还可进一步扩展。民工招祸并不需要以看黄碟这样的轻微违法行为为条件,而完全可能是无端招祸。我的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朋友曾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

一个银行行长晚上快十点回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黑影从家里跑出来,回去一看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抽屉里五千多元现金不见了。他立即给附近的派出所打电话,十分钟后接到值班人员的电话的三个警察赶到了派出所,立即骑上摩托朝行长指示的方向追去,追了五、六分钟发现黑暗中有个人往前狂奔,就把他抓回了派出所。这个在黑暗中狂奔的人就是个外地民工。刚被移送到检察院时他手上和身上都有伤痕,问他怎么受伤的他不肯说。案卷本身也有问题,行长对窃贼并无具体描述只说是“一个黑影”,怎么证明一刻钟后被抓住的“黑影”跟行长所说的是同一个?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被抓住的“黑影”身上搜出行长家被窃的钱,但事实上从该民工身上只搜出几元钱。尽管被捕民工在公安局预审时承认他听到摩托生后因为害怕把钱扔在了路旁,然而警察并没有在民工承认扔钱的地方找到哪怕是一分钱。黑灯瞎火的地方,怎么刚扔下的钱就找不着了呢?如果是被别的“黑影”捡去了,那就说明那晚那条路上还有别的黑影,可这又对认定被抓住的“黑影”是行长所说的“黑影”构成障碍。朋友综合这些情况后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因此对这个民工特别和蔼。提审过几次取得嫌疑犯的好感后,朋友告诉他可能要判三年,并严厉地责备嫌犯对老婆、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民工终于大哭起来,说他是被冤枉的,是被打得受不了才承认的。据民工讲,派出所的警察还说预审警官、检察员、法官都是他们的朋友,他如果翻供就会再次招打。在预审时民工试图翻供,果然招了打。虽然这次打得并不厉害,但民工已确信派出所警察所言不假,因此到检察院时他就不说话了。朋友因为业务上的联系跟预审警官本来就很熟,因此打电话问他为什么没看出这个案子的破绽。预审警官说他早看出来了,之所以睁只眼闭只眼是因为:第一派出所所长跟行长是好朋友,他的兄弟们(指抓捕嫌犯派的出所警察)要向顶头上司交差;第二这个民工黑灯瞎火在路上走,看到警察就逃跑,肯定不是好人。朋友只好说这个案子他不能起诉,万一被法院判决无罪要影响他的奖金和升迁,请求预审警官谅解。于是朋友把预审警官、派出所警察和嫌犯找到一起,让警察答应不再找嫌犯麻烦,让嫌犯答应不起诉警察也不找公安局索赔,以证据不充分不起诉结案。这个民工无端被关了两个多月,还受了几次毒打,被有条件释放时居然欢天喜地!朋友也问过民工为什么黑灯瞎火在路上走,民工说他们农村晚上没月亮时都是黑灯瞎火的,早就习惯了,穷人怕什么黑灯瞎火?他工作的地方老板人很坏,动辄找借口扣民工的工资,那晚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回家算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黑灯瞎火的地方;听到警察的摩托来了,他害怕,于是就跑。朋友问他以后见了警察还跑不跑,他说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跑得不够快。朋友问他如何快得过摩托,他说那就往摩托没路走的地方跑。

这次看黄碟的民工,倒真是往摩托没路走的地方辟路逃跑了,然而结果更加悲惨。

朋友说的民工逃跑惹祸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这个朋友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检察官日记,虽未出版但我看过,多数是他自己办的案子,少量是他的同事办的案子,这些案子的嫌疑犯大多是民工。虽然多数案子不见得是冤案,但确有许多案子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案。而嫌犯被刑讯逼供的,绝大多数是外地民工。与外地民工比起来,党政官员、企业官员和知识分子犯案后被刑讯逼供的比例要低得多。朋友本是性情中人,也是农家出身,对于有限的司法资源被过多地用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很不满,对民工在看守所里的遭遇很同情,终于鼓起勇气,离开检察院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百姓,尤其是外来民工,恐惧的也并不仅仅是警察,还包括其他政府机关如城管、计生委、工商、税务等机关的官员,警察不过是百姓所恐惧众多政府官员中比较突出的一群罢了。因此对民工看黄碟悲剧的进一步反思,必然延伸到整个官民关系。理顺官民关系是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涉及到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民主制度、官员的服务意识与法治观念、民众的觉悟和结社状况等多方面的问题,不是本文所能探讨清楚的。在这里我只想建议,在官民关系理顺以前,缩减政府干预私人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范围,尤其是取消不必要的处罚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官员们滥用职权的机会。

原载2005年04月10日香港文汇报

100089北京西三环北路25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杨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