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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后人寻找受害人:想去中国替父亲谢罪

侵华日军后人寻找受害人:想去中国替父亲谢罪

侵华日军后人寻找受害人:想去中国替父亲谢罪

去年以来,本报日本分社多次收到一位名叫臼井芳雄的日本老人的传真,说是想在中国媒体上刊登寻人启事。70多年前,他父亲所在的侵华日军在湖南驻扎时,曾经拷问过一名中国村民,并致其伤残。他希望找到这位受害者,替父辈赎罪。

战争的记忆如何在两代人之间传递?一声迟来的道歉又为何选在70年后?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在东京杉并区一幢略显破旧的民宅中,找到了臼井芳雄。

今年63岁的臼井芳雄翻开封面已经脱落的家庭相册,向记者讲述了父亲臼井英雄的战争回忆。1939年,当臼井英雄被征召入伍时,还只是个18岁的高中生,刚刚订婚。他跟随的部队从中国上海登陆后,整编加入“上海警备第一部队”,驻屯在浦东及崇明等地。之后,这支部队几经扩充变更,先后辗转于江浙赣鄂等地与八路军等抗日队伍作战,最后在湖南省华容、岳州附近驻扎,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在臼井芳雄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愿提起当年的事情,但每每说起总离不了“残酷”两字。父亲曾说,所在部队的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学生、农民,只接受过非正规的军事训练。为了“练胆”,上级军官就把中国俘虏拉来当活靶。新兵不敢动手,军官就以天皇的名义强行命令。由于手法不熟练,活靶往往被砍得面目全非才求得一死。部队还经常到当地村民家里掳掠年轻女性。年迈的中国母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日本兵架走,跟在后面一路嚎哭。

有一件事在臼井英雄心中留下深刻记忆。不记得因为什么事,部队抓来一名20岁左右的男性村民拷问。军官用枪击落了村口的大钟,令这名男子跪在地上,将双手反绑在钟上进行拷问。仲夏的烈日将金属大钟晒得滚烫,看得出他非常痛苦。这是日军当年拷问中国普通村民惯用的手法。大约一年后,臼井英雄在街头偶然遇见了这位村民,发现他双手连一个手指都没有了。

日军不仅对中国军民非常残酷,就是对自己的士兵也缺乏人性。上级军官常常要下级士兵把妻子和恋人寄来的家信当众朗读,以此取乐。臼井英雄对这些做法非常痛恨,就当着上级的面把未婚妻的信撕碎,结果遭到殴打。在部队移防途中,有些士兵水土不服感染疾病,按规定应该抬上担架。但是为了保证运送弹药粮草,不少病号被就地遗弃,自生自灭。

日本战败投降后,臼井英雄回到东京,从事气象仪器设备的开发工作,并与等待了6年的未婚妻成婚。

臼井芳雄说,父亲1987年去世后,他接手了父亲的研究所,对政治不太关心。但最近两年来,他感觉日本社会的气氛越来越像战前,政府不顾民意强行推行新安保法案,战犯甚至被某些政治势力当成英雄,而不少年轻人对侵略历史一无所知。

为了贴补家用,臼井芳雄在业余兼职开出租车。有时候,他和乘客聊起修宪等话题,表达对日本重新走向战争的担心,换来的常常是对方的无动于衷。看到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否认战争的言论,他就公开真实姓名,把父亲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这也促使他更多关注70多年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日本对战争至今没有彻底反省,这是日本社会今天走向右倾的原因之一。

中学时代,一位名叫安藤的教师告诉臼井,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邻居,要好好研究和中国有关的历史。2014年8月,他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开始学习中文。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他对侵略战争有了更多了解,也为两国政治家开创的中日友好事业折服。为了日本能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了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能够持续,他产生了寻找受害人替父亲谢罪的念头。

年代久远,加上父亲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他只知道那位受害者可能生活在湖南临湘县长安、华容县北景港或者岳州一带。根据父亲的讲述,臼井芳雄手绘了中国村民被缚拷问的场景。为了表示诚恳,他还在提供给记者的每份证言材料上都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他表示:“如果那位受害者还在人世,我想去中国替父亲谢罪。”他要以证人的身份,对那些企图掩盖罪行的声音给予有力的回击:历史不容篡改,战争不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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